受刑前一晚，路易十六安然睡了一觉，早晨五点，克莱里唤醒了他。他吃过了临终圣餐，将准许留下的一切和自己的最后几句话委托给克莱里：一枚指环、一块图章、几根头发。鼓声已经响起，远处传来了连续的炮声和人群的嘈杂声。路易十六将遗嘱交给一个市政官吏，戴上帽子，以镇定的口气对等待他的桑泰尔说：“我们走吧！”从丹普尔监狱到革命广场，马车用了一个小时，四千多名士兵武装警戒站立在道路两旁，整个巴黎都显得暗淡阴郁。
观看这次行刑的公民都默默无语，没人赞同也没人表示遗憾。到达刑场后，路易十六以坚定的步伐迈上了断头台，他跪着接受了神父的最后祝福，人们清楚地听到了神父向他说话：“圣徒路易的儿子，升天吧！”虽然不情愿，路易十六还是允许被绑起双手，他转向断头台的左边，向群众说：“我是无罪而死的，我宽恕我的仇人们；而你们，我不幸的百姓们……”此时，击鼓的号令响了起来，鼓声淹没了他的话声。十点十分，路易十六的生命结束。
这个最善良而又最软弱的国王，在进行了十六年半一心谋求幸福的统治之后，在三十九岁时去世。他的祖先留给他一场革命，他本是最适合防止或结束这场革命的，在革命爆发前，他可以成为一个实行改革的国王，在革命爆发后，他仍可以成为一个立宪君主。他可能是法国唯一没有权力野心的国君，唯一具有敬畏上帝和爱护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他自己没有野心，是死于左右的人的野心，而这与他不相干；他是死于群众有野心，而这不是由他引起。像他这样值得推崇的殁后名声，在国王中并不多见，假如他有更坚强的性格，必将成为独一无二的国王。
【第七章 党派的斗争与更替——1793年1月21日到6月2日】
吉伦特派是有过辉煌的，它反对罪行，热爱秩序、正义和自由，加快了共和国的进程。它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始终没有找准位置。对于中产阶级的革命，它是反对的。对于下层阶级的政府，它也并不赞成。由于没有合适的用武之地，它的灭亡，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法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国王的死，使更多的反对势力更加仇视革命，各党派的矛盾在这时也变得更加无法调和。对内，共和派要应付反对势力和阶级的挑战，对外，则要应付反法同盟的入侵。领导群众运动的山岳党把丹东看作自己的领袖，并计划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和丹东是这样打算的：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通过演讲等方式，让群众认识到当前国家面临的危机，激发群众的热情，向他们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启发民智，使他们自发地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另一方面，则继续对敌人实行高压政策，严厉打击各种反动行为。他们的打算，虽然打着群众的旗号，但随着国家危机的日益深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群众专制，偏离了合法的自由。不过，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并不愿意意识到这一层面。
相对于野心勃勃的丹东和山岳党，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则是真正的狂热派，他们的目光自然更为长远。在他们看来，丹东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还很不成熟，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葺和改进，以便建成一个长久而稳定的政府。虽然吉伦特派的政策相对而言似乎更为合理，但是在革命的狂热中，他们这种希望不流血而挽救革命的愿望是得不到群众理解的。由于吉伦特派曾经反对人民的过激行为，企图解救路易十六，并提倡温和的革命方式，结果被视为人们的敌人、暴君的共谋者和共和国的叛徒。吉伦特派的温和主张，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还把自己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山岳党抓住1月21日事变这个机会，利用人民对吉伦特派的不满，在国民公会上连续指责吉伦特派，取得了绝对优势。
在国民公会中，中间派一直支持吉伦特派。中间派和左右两派都有共同的诉求。在反对屠杀和捣乱方面，中间派和右派是持相同意见的。在反抗国外势力拥护救国方面，又和左派是一致的。他们也曾平衡各党派之间的关系，防止山岳党和公社一支独大。但是，国民公会中各党派也不是始终针锋相对的，他们之间也曾有过协调。由于一个叫作帕立斯的旧禁卫军杀死了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议员勒佩尔蒂埃·圣法尔若，感到面临相同危险的国民公会议员便在圣法尔若墓前宣誓不计前嫌，同仇敌忾。但这种合作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又像以前一样分裂了。在莫城，共和派想要惩办9月大屠杀事件的几个凶手，山岳党怕共和派会抓住自己的把柄，利用这次事件追查自己过去的行为，便想方设法摆平了此事，使几个凶手逍遥法外。这种纵容犯罪的行为，使群众领袖更加无所忌惮。马拉先是指控他人囤积粮食，接着就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教唆群众抢劫那些人。他利用各种机会场合，比如报章、雅各宾俱乐部，反对吉伦特派的统治。由于吉伦特派获得了政权，并在各郡打击了雅各宾派的活动，所以从国民公会一开始成立，吉伦特派就被雅各宾派称为阴谋家。雅各宾派俱乐部里，每天都有谴责吉伦特派的声音。雅各宾派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和道德，代表了正义，应该消灭吉伦特派的阴谋家，打击富有者的罪恶和煊赫一时的权势。罗伯斯庇尔采取隐蔽的计谋来反对吉伦特派，而马拉却公开支持一切告发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比罗伯斯庇尔大胆多了。他的所作所为，虽然受到了许多山岳党人的指责，但却得到了雅各宾派群众的完全支持。如果他和罗伯斯庇尔的意见不一致时，群众很少会支持罗伯斯庇尔。
2月，《人民之友报》连续宣传抢劫商人的行为，却没有加以任何批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群众，随后一些抢劫事件接连不断。立刻有人在国民公会揭发了马拉，马拉随后受到控诉。但由于普通法庭的权限不足，马拉并没有受到什么审判。不久以后，由于发生了一些影响重大的事件，导致了吉伦特派的垮台。截止到目前，法国的军事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在阿尔贡纳战役中，迪穆里埃顺利占领比利时，取得了战争的辉煌胜利。随后，迪穆里埃来到巴黎，紧锣密鼓地准备出兵荷兰的事情。当时的荷兰还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1792年10月28日，在迪穆里埃返回军中8天之后，对荷兰的攻击随即开始。迪穆里埃将进攻分为三路，左翼由拉布尔多内将军指挥一万八千人的北路军，从里尔向土尔内推进；右翼约一万六千人，由瓦朗斯将军指挥，从吉维向那慕尔推进；他自己率领比利时方面的四万军队，从瓦朗西安向蒙斯进发。虽然奥军早早地挖好战壕，以逸待劳，但仍吃了败仗。11月7日，法军中路攻克了蒙斯，7天后占领了布鲁塞尔，两周后又占领了列日。右路攻下了那慕尔，左路占领了安特卫普，到12月中旬，在荷兰的进攻已经全面完成。法军将奥军赶到鲁尔河对岸，并建立了冬季营地。实际上，由于马斯河和埃斯考河已在法军的控制之下，法军本来把奥军迫向莱茵河下游。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迪穆里埃开始了对雅各宾派的反对。
9月15日，国民公会决定，在奥地利的占领国宣传民主思想，建立民主的组织，并废除各被占领国的法律。在比利时，雅各宾派派出的人员四处宣讲革命，并建立了一些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都是仿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形式建立的。但是，由于雅各宾派在比利时的横征暴敛，引起了比利时人的反感。占比利时人口55%的佛拉芒人，原本对法国的到来是十分热情的，现在也冷淡了下去。那些原本对法国抱有期望的人，都感到法国的统治过于残酷，后悔将法国军队招来。看到法国在比利时的种种行为，迪穆里埃打算扶持佛拉芒人独立，于是专门回到了巴黎。以前，迪穆里埃从不公开表示自己支持哪个党派，在两党竞争中，都是尽可能地明哲保身。他的手腕十分高明，一般想利用左右两派时，都是分别通过自己的朋友丹东、拉克鲁瓦和让索内，自己很少出面。只有需要向两党施加压力时，他才会以自己的胜利为筹码。不过，当路易十六落难后，他也曾试图制止雅各宾派的活动。由于目的没有达到，内心不满的他就又回到军队，开始第二次战役，希望能以新的胜利为条件，改变革命政府。
反法同盟的进攻
由于法国革命的军事胜利和1月21日事变，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国家也迅速加入到了反法同盟。这时，法国面对的将是整个欧洲列强。随着8月10日事变的发酵，英国政府先是不承认法国驻英国外交使节肖夫兰的身份，而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更是直接强迫肖夫兰离任。英法关系迅速破裂，有鉴于此，国民公会便在1793年2月1日对英王宣战，同时也对荷兰省督宣战。荷兰省是从1780年就完全依附于英国政府的。至此，英国也彻底撕下了和平的面具，成为法国新的敌人。
英国其实早就有了与法国决裂的念头，他们的行动迅速而高效，仅用了六个月时间，便先后分别与汉诺威、俄国、德意志、西班牙等国签订了七项同盟条约和六项援助条约，对奥地利和普鲁士提供大量的援助。英国一跃成为反法同盟的中心，并希望利用法国革命这个时机巩固自己的优势。英国不但出动了海军，还专门拨付了八千万镑的特别拨款，用以巩固本国贵族政权以及东西印度和海上的霸权。
在当时的欧洲，除了威尼斯、瑞士、瑞典、丹麦、土耳其等少数几个中立国外，西班牙、德意志、巴伐利亚、帕拉蒂纳、那不勒斯，到处都是反对法国革命的声音。法国是四面受敌，而且敌人个个都久经沙场，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在阿尔卑斯山区，四万五千人的奥地利—撒丁军队虎视眈眈；在比利牛斯山区，五万西班牙军大兵压境；在莱茵河下游和比利时，七万奥地利和德意志军队蓄势待发，这里面还有三万八千名英国—巴达维亚军队前来增援；在马斯河和摩泽尔河之间，三万三千四百人的奥军气势汹汹；在莱茵河中游和上游，十一万二千六百人的普、奥、德意志军队更是磨刀霍霍。
强敌压境，国民公会不得不慎重对待，内外兼修。先是在国内发布征集令，建立了一支三十万人的队伍保家卫国。为了支持革命，山岳党建议成立一个九人特别法庭，这个法庭不设陪审委员会，而且所有判决一审终结，不允许上诉。这是一种专横、可怕的制度，与自由民主的思想相去甚远，所以受到了吉伦特派的竭力反对。但是，如果反对由法庭来惩办共和国的敌人，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对共和国的敌人的袒护。吉伦特派眼见这个法庭必将成立，便放弃了绝对的抵抗，采取了一些其他的补救措施尽量削弱法庭的势力，比如设置陪审员、调离思想激进的人等。
反法联军的主力终于开始进攻了。从安特卫普和鲁尔蒙特直到于南格的辽阔的边境，反法联军浩浩荡荡地向前推进。奥军在科布尔亲王的指挥下，进攻鲁尔河及马斯河一带的法军，进入比利时；普军则占领了美因兹以后，继续向前入侵。这两支军队都不是孤军作战，他们的背后，是大量反法联军的策应和支援。
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自私的迪穆里埃无视国民的利益和舆论的呼声，竟然准备恢复王权，以便达成自己的野心和企图。布耶在旧君主制度时，拉法耶特在君主立宪制时，也曾有过这种行为，尽管当时他们的有利条件更多，但谁也没有成功。如今，在没有更多的外力支持的条件下，迪穆里埃却希望能够凭借一己之力，使没有任何党派支持的王权复辟，使被推翻的宪法能够重立。这对迪穆里埃来讲，绝对不是最佳的选择，他应该继续保持中立，这样才能有立足之地。但被热情和胜利冲昏头脑的迪穆里埃，希望先在法国境外建立一个党，之后利用巴达维亚共和派的力量进入荷兰，再夺取雅各宾派控制下的比利时，将荷兰和比利时合并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掌握政治保护权。他不再保持中立，同两个党派都决裂了，准备向巴黎进军，封闭群众团体，解散国民公会，恢复1791年的宪法，为法国拥立一位新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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