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宗教的反抗

    1790年6月至7月，僧侣们想借议会忙于内部组织工作的时机挑起分裂。他们希望能够恢复信仰的纯正，按照最古老的方式重建教会。为使宗教能够造福国家，提出一个不侵犯教会教义的计划，按照八十三个郡的数目削减主教管区，使两者所辖区域相互一致，主教由行政官和议员的选举人任命，教会参事会同时被取消，其成员由副司铎代替。另外，僧侣们的生活有了充分保证，除了高级僧侣的收入有所减少外，教区司铎们的收入普遍增加，他们占僧侣的大多数。但是，僧侣要利用世俗化这个借口大做文章。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埃克斯的大主教提出，按照教规，行政当局不能任命或撤销主教职位。克莱蒙的主教在投票表决的时候也提出了这样的异议，随后离开了会场。在他的率领下，反对派议员全部离场。不过，法令最终还是通过了。不过自此之后，僧侣开始和反对派贵族勾结在一起，动用他们的所有力量阻挠革命。为了分裂议会和郡，他们在郡的机构刚成立的时候，私下串联选举人，企图用提出新候选人的方式制造混乱。他们的阴谋很快被人在议会讲坛上揭发。事情败露后，他们又打着人民最高主权的幌子，企图推动议会改选，如果达到目的，对他们而言自然利大于弊。夏普利埃发现了他们的意图，说：“全部最高主权的确属于人民，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如今宪法还未完成，仓促改选议会只是破坏宪法和自由；如今有些人，他们妄想消灭宪法和自由，妄想复辟等级和专制，妄想挥霍国家收入。如果真的改选议会，只会给这些妄想带来希望。”议员们纷纷注视着宗教派代表——修道院长莫里。莫里大声喊道：“这些人应该被送到夏特莱裁判所去！不过，假如你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就没必要提他们。”夏普利埃接着说：“宪法不可能由两个议会来制定。更何况，现如今已经没有等级区分了，现在的选举人已不是以前的选举人，原来的选区司法区已经和郡混同了。因此，限制权力的条款已经无效，如果将权限受到条款限制的议员排除在议会外，是不符合宪法原则的。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他们也必须留在议会。”莫里接着又说：“有人巧舌如簧，实际上是和我们诡辩，我们这些代表是从哪天起组成国民议会的？先生们，我们已经完成了宪法，只差宣布全部执行权属于国王了。我们存在的意义，不外乎是保证人民享有立法权，证明人民同意税收，使我们的自由更有保障。因此，任何限制人民代表权的决议，我都坚决反对。全体国民在我们之上，我们限制他们的权力，就相当于限制我们自己的权力。我们缔造了自由，就更应当尊重全体国民的自由。”右边的人们对莫里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米拉波见状立即走上讲坛，他说：“我回答刚才的问题。当士兵们团团围住会场门口，我们只得将会场换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人民代表成为国民议会。这一天，改变了我们的权力。我们千辛万苦使我们的权力合法化了，并得到了国民的拥护。有位为了拯救祖国而违反法律的古代伟人，当敌人质问他没有遵守法律时，他说了一句名言：‘我敢说我拯救了祖国！’”这时，米拉波转身面向平民代表们说：“诸位先生，我敢说，你们拯救了法国！”这时，与会人员自发地站了起来，并宣布，不完成会议的工作决不解散。

    与此同时，议会外面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也从未停止。议会采取措施果断应对，规定军队属于革命力量，宫廷和贵族头衔不限制军阶和晋升，一举击败了敌人瓦解军队的阴谋。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7月14日逃到都灵以后，秘密联系里昂和南方，但由于缺乏国内外支持者，所有的阴谋计划全部失败。在朗格多克，僧侣尝试发动暴动，除引起短时间骚乱外毫无结果。法夫拉斯侯爵计划挟持国王到佩龙讷，由于过于高调，还未来得及执行便东窗事发，被夏特莱裁判所判处死刑。

    宫廷进退两难，它感到对议会的依赖更加明显，而且很多时候自己无能为力。它迫切想改变这种局面，但由于难度过大，又根本不敢去尝试。因此，它只是躲在暗处煽动反革命，却从来不公开露面。在成为改革的主要发起人之后，米拉波想联合所有派别——包括宫廷来稳定改革。他支持立宪，也不想将革命交给宫廷，只是为使宫廷转向革命。但是，他的失误之处在于不应叫别人收买他的这种支持。宫廷先后与拉法耶特、拉梅特之辈和吉伦特派人有过瓜葛，想利用他们终止革命、摧毁革命。由于力量强大、影响广泛，平民领袖米拉波在宫廷中很有威望。尽管面临种种阴谋和奸计，制宪的工作坚持着国民的最高主权的原则，在议会中有条不紊地进行。新司法组织被确立下来，所有新的司法官职都是暂时的。按照君主立宪制度，人民拥有所有权力，可以任命官员。所有权力不归某个人或某个家族所有，所以不像王位一样可以世袭。司法领域也有了新变化，刑事案件中出现了过去一般性的民主组织陪审团，民事案件中有了专门的审判官。所有案件都要在固定法庭中分两级审判，以防止出现错判误判。用于维持法律的保护作用的最高法院开始出现。放在国王时代，这些权力是固定属于国王的。革命以后，这些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不归任何个人所有。在与他国是战是和的问题上，议会把主动权赋予国王，立法机关拥有决定权。

    通过革命，旧有的藩篱被推翻，新的政治、社会秩序被建立起来。革命政府迅速成立，国君、国民议会、行政区域被设立，军队、市政权、行政权、平民法庭、教会和货币建立起来，国债也找到了抵押，一些财产的所有权被合理转移。

    练兵场上的结盟大会

    7月14日是国民解放周年纪念日，人们打算在练兵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由国王、各郡代表、国民议会代表、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为宪法宣誓。节日来临之前，有一些同情平民的贵族议员建议取消贵族爵位，议会随即召开专门会议，于6月20日废除了所有爵位、纹章、徽章和勋爵骑士团。这次会议的召开，消灭了旧社会的不平等，表示职务的爵位、标志家族势力的纹章、封建贵族私人军队佩戴的徽章、立下战功的勋爵骑士团全都不存在了，特权不复存在，一切的权力和荣誉都属于平民。这项针对贵族的决议，像僧侣世俗化引起僧侣的反对一样，引起了贵族的逃亡和反击。贵族们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了反对革命的行动。

    7月14日很快来到，除了天气不太好之外，还算是一个好日子。各郡代表陆续赶来觐见国王，国王以立宪君主的身份接待了他们。布列塔尼代表团团长单膝跪地，把象征忠诚的宝剑献给国王。路易十六高兴地说：“我相信布列塔尼人对我的爱戴和忠诚，宝剑还是交给你们吧！请转告大家，我是所有法国人的父兄，也是他们的朋友。”代表又说，“陛下，您是公民国王，全体法国人永远都爱戴您。”

    紧张筹备了几个星期后，7月14日早上七点，结盟大会拉开序幕。各路代表从巴士底狱旧址开始，沿着既定路线，浩浩荡荡地朝练兵场进发。前进的队伍中，有选举人和各公社代表，也有各县县长和国民议会议员，军队代表、巴黎国民自卫军和各郡的结盟军也在其中。大家身着节日盛装，高举着旗帜和爱国标语，在悦耳的音乐声中穿过城区，跨过塞纳河，从牌楼下进入练兵场。练兵场周围是宽敞的草坡看台，上面聚集了约四十万观众。练兵场上，各郡结盟军、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代表列队站在各自的旗帜下，一个古式祭坛被设置在场中央，国王、宫眷、议会和市政人员在祭坛周围的观礼台上就座。伴随着军乐声，首先由身着祭礼服装的奥顿的主教主持了弥撒。随后，他又为王旗和八十三面郡旗行了祝圣礼。接下来进入宣誓环节，广场上十分肃静，在当天上任的全国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拉法耶特，首先走出来。他代表他自己、军队和结盟军宣誓，将永远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全力维护宪法的神圣和尊严，和全体法国人民永远保持团结。然后，国民议会议长和全体议员也进行了宣誓。路易十六以全体法兰西人国王的名义宣誓，将尽自己的全力来维护宪法。王后举起怀中的王子，激动地说：“我和我的儿子，怀有同样的愿望。”刹那间，各团体的旗帜挥舞起来，和群众的欢呼声一起，将练兵场的欢乐气氛推向高潮。

    14日之后，巴黎市举行了竞技会、灯会和舞会，延续结盟节。在遍布铁栅、刑具和瓦砾的巴士底狱旧址，人民载歌载舞。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监狱旧址，会成为歌舞欢乐的场地。庆祝活动结束后，人们专门制作了纪念章，代表们也随后返回。结盟大会的召开，暂时停息了各党派之间的敌对行为。

    会后的阴谋活动

    结盟大会以后，小规模的阴谋活动又在议会内外开始了。奥尔良公爵结束流放，刚回到巴黎，就有人控告他和米拉波是10月5日和6日事件的主谋。于是，夏特莱裁判所继续调查审理这一已经搁置的案件。不过由于无法证实，宫廷这次急于求成的攻击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愚昧。议会本来就没有打算护短，但由于查无实据，便宣布不应追诉。对这起不成功的诉讼程序，米拉波严厉谴责，对他的控告也不攻自破。

    宫廷又想了别的办法破坏议会。他们收买一些写手，撰写了诋毁议会的文章在议会门口出售。大臣们则出面谴责并反对议会的做法。昔日的权贵内克尔不甘寂寞，希望逐步改革的他与议会的想法也并不一致，不愿意服从议会的命令，便通过向议会递交备忘录的方式表示反对。不过，最终他发现自己的努力毫无用处，便在1790年9月4日辞职，离开巴黎。

    被取消爵位的贵族也对革命怀有敌意，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认识到在国内煽动人民难度很大，便想采用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到国外去，通过联合外部势力干涉法国内政，最终卷土重来。但是逃亡之前，他们也不放弃在国内可以煽动反革命的一切机会。

    军队也已经发生了分裂。新的军事条例规定，把从前授予贵族的军阶改为授予从军时间长的人，这对士兵而言是有利的。大部分军官却不欢迎新的制度，当被迫宣誓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时，有的人选择了逃亡，有的人选择拉拢士兵希望能自成一派。手下兵多将广的布耶侯爵显然属于后者。在不得已同意宣誓之后，他想方设法让军队忠于自己。一方面，他努力减少军队和公民的接触，防止军队染上反抗思想；另一方面，他谨言慎行，努力用自己的德行感化士兵，使他们拥护和爱戴自己。而在别的地方，军官却不是这样。他们不顾士兵的反对和舆论界的反映，克扣军饷，隐瞒军需账目，最终激起了士兵的反抗。1790年8月，南锡有三个团的士兵反抗军官，遭到了布耶的率兵镇压。巴黎人民对士兵十分同情，他们认为士兵是爱国的，而布耶却是一个阴谋家。一时间群情激奋，纷纷集会，要求控诉主张镇压的大臣。好在拉法耶特及时出手，平息了群众的不满。这时的议会，努力化解反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带来的攻势。

    看到国民议会面临困境，反革命团体得意万分。他们认为，无论群众是否支持议会，旧制度都将很快恢复。僧侣也在推波助澜，为了阻挠出售教会财产，他们甚至使售价高出原定的价格。平民摆脱了什一税，也获得了债权保证，自然和主教的政治主张并不相同。于是主教们便改用“教士法”来煽动教会的分裂。实际上，这项法律既不涉及教规，也不涉及信仰，并且已于12月26日获批通过。主教们却不这么认为，声称这项法律侵犯了教权。教皇也极力怂恿主教们反对僧侣世俗化。主教们决定反抗这项法律，不认可未经教皇同意设立的教区，也不认可以世俗方式任命主教的制度。

    “教士法”引发的分裂

    议会不但没挫败反革命联盟，反而使他们更加团结。事实上，如果最开始议会不强制撤换那些反对派神父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议会认为，僧侣们出于自身考虑，一定会赞成宣誓，凡拒绝宣誓的，必须撤换其职位。主教们却以为，所有教士都会和他们一样拒绝宣誓。结果议会和主教们都失算了。主教和教区司铎在宣誓问题上的选择并不一致，而是有的宣誓了，有的拒绝宣誓。拒绝宣誓的自然被换掉，新的继任者走马上任，并接受了奥顿和利达主教的任命。但是，被撤职的僧侣并不甘心，留在原来的教区继续发号施令，煽动人们违反法律。利益和制度之争最终演变成党派之争。僧侣分成反对派和宪政派两个派别，互相攻击对方为叛徒或异教徒。宗教也成为满足私心和私利的工具。

    人民群众没有卷入这些纠纷中，但成为各派团结争取的对象。各派开始利用俱乐部的方式影响群众。俱乐部原本是私人会社，主要用来议论政府措施、国家大事和议会法律。这些讨论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外，没有任何权力。第一个俱乐部产生于凡尔赛宫，是布列塔尼地区的代表成立的，成立初衷只是商讨他们的步调，后来他们在雅各宾修道院里开会，便得名为雅各宾俱乐部。它的规模逐渐发展壮大，会员范围从市政人员扩展到普通公民，并在各省陆续建立了分部。它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除对议会外，对市政府和人民群众也开始产生影响。雅各宾俱乐部逐渐发展成为新兴势力，并开始领导合法势力，左右社会的发展。

    这时的雅各宾俱乐部，已经变为一个群众集会的场所。看到俱乐部性质的改变，一部分元老离开了，创立了一个类似原来俱乐部的协会，称为89年俱乐部。它在议会中占有优势，领导者是西哀耶斯、夏普利埃、拉法耶特、拉罗什富科等人。拥有人民基础的雅各宾俱乐部的领导者则是拉梅特和巴纳夫。看到这两个拥护新制度的俱乐部，反对革命的贵族一派也成立了俱乐部与之抗衡，先是叫作“无党派俱乐部”，后来又更名为“王政俱乐部”。他们想采用分发面包的方式争取群众的支持，但是群众视之为反革命机构，根本就不接受，还多次扰乱俱乐部的会议。1791年1月，这个俱乐部迫于群众的压力被市政当局查封，终于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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