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院议决致谢国王，就马上进行改革工作。接下来议决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教会法庭等所有非常法庭。没有人反对这几个议案，甚至连辩论也没有，有的只是关于民间疾苦的申述。这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政治改革的具体后果和影响程度，人人都赞成政治改革，可是没人思考自己的意向和动机。但有一群目光远大的人，例如汉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普尔顿等，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将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权利从国王手中夺过来，移交给议会。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民的权利，是人民唯一可靠的保证，他们不得不走这一步。许多人跟着他们走，其中有激烈的信奉异端的人，也有极其活跃但还不知名的议员。克伦威尔和亨利·马丁，曾多次发言反对国王或政体，但他们在议会中还无足轻重。大多数议员以为取缔种种弊政之后，他们就可以恢复到所谓古老英国的情形，国王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是要接受两院的约束，把它限制在法律范围以内而已。这就是大家都同样向往的政治改革，尽管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希望，如今却正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逐渐完成。
宗教方面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从一开始，人们的见解和愿望就并不相同。1640年12月11日，伦敦市递上一份有一万五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完全废除主教制。几乎同时，有七百名教士只要求废止主教们干预政治之权和教堂里的专制。不久，又有各郡递来的十九份请愿书，据说有十几万人签名，呈请保留主教制。议会中也有各种不同看法。伦敦市的请愿书差点被下议院拒绝，经过一番很激烈的辩论后才被接受。1641年3月9日，有人提出一个议案：凡是教士都不能担任官职，主教们不许参加贵族院；11日，为了劝导下议院议员们通过此议案，长老会答应不再提进一步的议案。不料这个议案竟遭到贵族院否决。长老会非常愤怒，就要求取消主教职权、教长职权以及牧师会，同样遭到反对。有段时间，两院好像一致同意制止各地公众礼拜中的混乱问题，不料过了几天，他们又出现了争议。下议院议员们未通知贵族院，就派委员们前往各郡，从教堂里取出神像、神坛、十字架等偶像崇拜的遗留物品。贵族们听说独立派人士公然再开会议，就召集他们的领袖来听审，还责备了他们。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全国并没有占绝对优势的意见。一些人因为信仰或个人利益，坚持主教们拥有神赋之权；也有人把主教制看作一种世俗制度，认为它是君主制中不可缺少的；许多人主张不许主教干预公众事务，却愿意保留主教们做教会的首脑；那些最开明的人则认为，无论哪种教会体制都没有神赋的权利，也不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因此议会永远有权更改它，而公共利益才是决定主教制存留与否的唯一根据；长老会觉得主教制就是福音书中所谴责的偶像崇拜，他们反对天主教的礼拜形式，要求恢复被主教们夺走的神权。
政治改革初步成功后的一段时期，这些不同意见阻碍了议会的进展。每当讨论宗教问题时，宫廷的反对者们就从本来一致的立场转入分裂。情况变化不定，没有哪一派能够占主导地位。皮姆、汉普登等政党领袖们，刻意容忍长老会派，支持他们最大胆的议案，但人们都知道他们心里只想削减主教们的干政之权，并不想改变教会的根本体制。在最为众望所归的贵族之中，却有许多拥护主教制的人。有几个精明的人就此劝国王利用议会的分歧，大胆地将宫廷大事拿来和政治改革家们商讨，以便阻止政治改革家与宗教改革家的联合。
谈判就是这么开始的。汉密尔顿侯爵对此出力最多，他常常很热心地在各派中居间调停。贝德福德伯爵是个温和的人，在上议院颇有影响，为公众所敬重，他也参与了磋商。国王同意先成立一个新的枢密院，贝德福德、埃塞克斯、沃里克、赛伊、金布尔顿等勋爵奉召进入。他们全是民党，其中还有人很热心地在反对派中办事，地位都很高。新的枢密顾问官们不肯同他们的朋友分离，他们反复向国王说明，他所痛恨的那些下议院领袖是如何重要的人物。这几个人并不拒绝国王的主动表示，但也并不热心。如果他们接受这个表示，就能达成他们全部努力的主要目标，可以取得合法权利，强迫国王承认他们成立的内阁，使国王接受议会的意见；但国王的条件是挽救斯特拉福德并保全教会，换句话说，就是要议会恢复他们最可怕仇敌的自由，和他们最亲密的朋友绝交。双方彼此互不信任，但最终还是提出了明确建议。贝德福德被委以财政大臣之职，皮姆为管库大臣，霍利斯为国务大臣，圣约翰升为总检察长，汉普登做威尔士亲王的老师。
但是双方在谈判的时候，其实都不抱多大希望，也许甚至并不期望能成功。不满情绪逐渐在军队中传播，有几个军官——也是下议院议员——当众表示不满。威尔莫特委员在议会中说道：“倘若苏格兰人要钱，只需一开口要求就可以到手，那么英吉利的士兵就会学他们。”不久，就有人把这种情绪告诉王后，她便积极通过宠臣亨利·杰明在白厅接待英国军人，对他们的处境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王后态度客气，情绪活跃，不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他们，使他们相信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于是双方多次秘密开会，提出各式各样的计划。有人提议立刻将陆军开往伦敦，将国王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其他较为冷静明智的人只是建议军队递一份请愿书给议会，表明效忠国王和教会；也曾讨论过寻求外国援助，如在葡萄牙、法兰西招兵。这都是一些轻率的想法，并无什么效果可言。和这些宫廷阴谋有关的，是一些陆军军人。他们也在陆军内部进行一些活动，但都徒劳无功。许多心怀不满的人来往于军营与伦敦之间，小册子在军队营盘中到处流传。不久后，国王召见珀西，他是诺森伯兰伯爵的兄弟，也是阴谋者之一。国王看到一份请愿书的副本，其中有许多威吓议会的话。国王同意了这份请愿书，并违心地签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以便增加和此事有关的领袖们的威望。
请愿书并未递上去，但这件事没能瞒过不信任宫廷的全国人民。一旦他们的不安情绪被激起，他们就会把言辞当作计划，把计划当作行动。大批自告奋勇的侦探，在公众场所收集军官们的不慎言语，然后汇报给皮姆。计划并未付诸实践，可国王竟听信了许多将会招致最可怕灾祸的建议。下议院的领袖们已得知这项建议，却秘而不宣，要等待合适时机。他们甚至不曾中断用国王名义进行的谈判，其内容是委派他们担任官职。但从此以后，他们不再犹豫不决了，他们和狂热的长老会密切联合。他们只信任这派人，认为他们是无限忠诚的，有坚定不移的原则，他们要求完成一项革命，且拥有完成这项革命所必需的群众力量。与此同时，下议院已下定决心要杀死斯特拉福德了。
斯特拉福德的受审与死亡
3月22日，对斯特拉福德的审讯开始了。下议院全体议员都坚持要出席法庭，以支持这个弹劾案，和他们一起出席的，还有专程为此案前来的苏格兰及爱尔兰委员们。八十位贵族充当法官。下议院议员们希望主教们也到庭，但他们辞谢了。国王与王后坐在贵族席位上面的一处厢座里，他们急于看清全场的动静，国王要掩饰他的痛苦，王后则要掩饰她的好奇心。看热闹的人成群结队，有男有女，多属上等阶级，他们都是被这轰动一时的场面、审判案情的重大以及受审人的众所皆知吸引来的。
斯特拉福德经过水路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他从拥挤的人群中走过，既没有发生混乱也没有人侮辱他。他因有病在身已经驼背了，但眼睛还是和年轻时一样炯炯有神、傲然自若。群众见他来，脱帽让路，他也对他们还礼。他认为人民如此多礼是一个吉兆。他并没有断绝希望，他曾细心研究过他们的控词，毫不怀疑自己能够洗刷大逆不道的罪名。只有爱尔兰的控词令他惊骇，他不能理解，一直对他唯命是从的爱尔兰，怎么突然间改变了态度？
第二天，一个偶然事件让他知道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当时他说：“我预料我将轻而易举地驳倒那些心怀恶意的仇敌们的诋毁。”办理这件重案的皮姆很生气地训斥他说：“你的这番侮辱性言辞是针对下议院的，你说他们是心怀恶意的仇敌，我宣布，这就构成你的罪行。”斯特拉福德听了一惊，双膝跪地，道歉求饶。从此以后，他完全镇静地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流露出丝毫的怒意和不耐烦，也不再说一句招人反对的话。
有十三个人轮番控告他，他单枪匹马地进行辩驳，没有人协助他。很多条控诉无可辩驳地证实他犯了不公正与暴虐之罪，还有很多不符事实，都很容易地被他驳回了。事实上，没有一条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叛国罪。斯特拉福德拼尽全力洗刷叛国的指控，他很雅量地批评自己的短处、弱点，他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猛烈攻击，以不带一丝侮辱的语言证明对方采取的审讯过程都是感情用事，而且于法不合。他的对手们使用种种不名誉的方法为他的辩护设置障碍。他克服了下议院的百般阻挠，才找到几个律师来帮助他，但对方既不许律师摆事实，又不许他们询问证人；被告方面要传自己的证人，对方也不许。期特拉福德只要有机会，就要求他的权利。法官们若同意，他就感谢他们；法官们若拒不承认，他也没有怨言。他的仇敌们看到他能干的自我辩护所造成的拖延，就十分生气，他不过回答道：“我认为，既然你们有这么多的权利对我作致命的打击，我也有同样多的权利来保护我的性命。”
由于他的成功辩护，原告们狼狈不堪，弹劾委员会甚至觉得败局已定，至少叛国的罪名已难以成立。对此下议院议员们十分不安：这个伟大的罪犯，法律条文竟有利于他，他快要胜利了；改革的事业还未成功，又要遭受最危险仇敌的攻击了。于是他们决定采取最大胆的突然一击。1641年4月10日，残酷卑鄙的阿瑟·海斯勒利格爵士提议宣布斯特拉福德有罪，并以议会决议的形式判刑。这种程序并非没有先例，但所有先例都发生在暴政时代，而且统统被谴责为罪恶行为。下议院找到几张字条作为补充证据，证明斯特拉福德犯了叛国罪。这些字条说他曾在公开会议上，劝国王用爱尔兰军队弹压英吉利，尽管那些话本身不用做那么恶毒的解释，而且已被几个枢密顾问官和阁员的证词所否定。这个议案立刻通过了第一读。有人认为他们为公道而牺牲法律，也有人说他们为需要而牺牲公道。
这些都是在审判进行的时候做的。4月13日，斯特拉福德又开始为自己进行辩护。他的发言很长，他以卓越的雄辩才能表明，无论根据什么法律都不能证明他犯了叛国之罪。在法官们的心中，对被告人发言的信服程度日益增加。在场的听众听完他的辩白，也开始可怜他、称赞他。皮姆正要回答，斯特拉福德看着他，露出极端轻蔑的神情。皮姆为之不安，两手发抖。他眼前放着一张纸，纸上写着他已准备好的答话，却找来找去找不到合适的内容。最后终于把这段话匆匆念完，却没有人听，答话和议员的感情也格格不入。
激情过去了，但愤怒还在！皮姆与他的朋友们愤怒到极点，4月14日，他们匆匆通过了剥夺犯人公权的议案。一些有声望的人反对这个议案，但都归于枉然。现在他们只能采用这个办法了，因为他们清楚，法官们不会定斯特拉福德有罪。他们甚至打算立刻停止审讯，不听取斯特拉福德律师的发言。贵族们坚持听取律师们的陈诉，可众议员不作答复，甚至不听他们讲话。四天之后，尽管迪格比勋爵（他原本一向最反对斯特拉福德）竭力反对，那个剥夺公权的议案仍然通过了第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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