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时起，斯特拉福德已被自己打败了。他努力调动士兵们的热情，却都毫无效果；他勉强向军官们讨好，却遮掩不住自己的轻视和愤怒；他的严厉手段激怒了官兵，却没能吓倒他们。不久就有几郡的呈文到来，请求国王议和。沃顿和霍华德两位勋爵，以自己的名义呈请议和，斯特拉福德下令拘捕他们，交付军事法庭，要将二人以协助叛乱的罪名论处。法庭一言不发，最后汉密尔顿对斯特拉福德说：“我的爵士，你宣布这个判决的时候对士兵们有把握么？”斯特拉福德好像忽然惊觉，浑身发抖，掉过头去默不作答。但是此人十分自傲，仍然不甘心放弃希望，他写信给劳德说：“只要国王肯下命令，我就有本事叫苏格兰人用比他们过来时还要快的速度滚回去。”其实查理已经有意回避他，就是害怕他建议时的那股劲头。
现在这位国王深陷绝望之中，每天都在发生一些事情证实他的懦弱。国库空虚，以前的筹款方法已不灵验，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哗变逃亡，各地人民都生活在不安之中。在国王的身边，又有许多人同苏格兰人暗通消息。苏格兰人行动谨慎，说话谦恭，对入侵之地秋毫无犯，对待俘虏更是仁慈。他们坚持说自己忠于国王，确实希望能够换来和平的胜利。9月24日，贵族们集会，查理说他快要召开议会，想听听他们对付苏格兰人的意见。谈判开始了。十六个倾向于民党的贵族，奉命负责和敌方谈判条款。首先一条就是规定两军停在原地不动，国王应该为两方发军饷，因此要求伦敦市借款二十万镑，贵族和国王共同保证不挪作他用。10月23日，双方在里彭草签订初步条款之后，查理急于回去陪王后，于是下令谈判改在伦敦进行。此时议会也快要在伦敦召开，苏格兰的委员们也赶来伦敦，他们知道那里有很多同盟者。英格兰此时正在进行全国选举，民情激昂。宫廷虽然很想操纵这次选举，但徒劳无功，他们所挑的候选人没有得到多少人支持。国王想让托马斯·加德纳爵士充当下议院的议长，但是加德纳连议员也没选上。议会定于11月3日开幕。有人曾力劝劳德另定开会日期，因为这一天是个不祥的日子，亨利八世曾于11月3日召开议会，结果开会时死了红衣大主教沃尔西，闭会时许多寺院被毁。劳德没有理会这些预言，因为他已感到疲惫，所以和国王一样，轻率地将未来交给机运。当时，胜利者与失败者都不曾猜到后来的结果。
【第三章 冲锋号的吹响——议会的恢复与斗争（1640～1642）】
国王读过议会提出的条件后，两眼冒出怒火，满脸通红，说道：“若批准这些条件，我或许还保有国王的名号，但早已被权力拒之门外。我不过空有国王的虚名，徒有国王的象征而已。”从此，国王中止了一切谈判。
议会对改革政治与宗教制度的尝试
国王在指定的日期召开议会。他没有采用盛大的排场，只乘一条普通的船由泰晤士河前去威斯敏斯特，以避人耳目。他的讲话空洞、态度扭捏。他答应缓解民间一切疾苦，却坚称苏格兰人为反叛，还竭力要求把苏格兰人驱逐出境，好像战事仍在进行似的。下议院代表冷冰冰地听他讲话，态度还算恭敬。议会开幕式的出席人数前所未有的多，而他们在国王面前表现这样的傲慢神情，也是破天荒第一次。
国王刚走出议会，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就从人们的谈话中明显觉察到公众的愤怒，这种愤怒甚至超过了他们所担心的程度。上次解散议会，就连最温和的议员也发了火。如今没有人谈到和解或谨慎，他们说，时机到了，要运用议会的全部力量来铲除所有滥用权利的事，要斩草除根，不留一点剩余。尽管议员们的力量各有大小，却都具有崇高的思想，大家团结一致，同国王对垒。国王和教会在这十一年间，千方百计地强迫国人服从他们的统治，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他们发现自身软弱无力，就想求助于议会。可议会却相信他们有能力行使自己的主权，不必受国王牵制。
他们先毫不含糊地宣布了所了解到的全部疾苦。各议员把他们所代表的地方请愿书读给众人听，建议在议会能够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前，至少也要先投票议决他们申诉的内容是否合法。几天之中，国内各地都提出了各自的意见，议会把所有的苛政行为——专卖、船捐、滥捕、主教们的擅权横行、非常法庭的胡作非为，一一加以揭发和谴责。没有人反对这些议案，院内的意见是如此一致，有几个议案还是不久之后就成为国王亲信的人[17]提出来的。
议员们认为这样好像还不足以暴露全部真相，于是派出四十多个委员调查弊病，接受市民的疾苦申诉。每天都有商人和农民成群结队地来议会呈递当地的申诉书。无论以什么形式，无论是从哪里送来的，都有人热情地接收；无论是泛泛地控告整个政府，还是指名道姓专门针对某人，议员们全都相信确有其事。委员们权力无限，没人可以拒绝他们，即使沉默地拒绝也不行。枢密顾问官们若被传证，也得直言汇报他们当日商议的是什么事。
凡是替国王办事的人，不问级别高低，只要参加执行过议会所斥责的措施，就被称为“失职者”。每郡都列出了本郡中失职者的姓名。议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立刻传失职者来，勒令他缴纳罚款，或监禁他，或将他的财产充公。
议会在审查议员们的选举时，宣称曾被授予专卖权的人都没有担任议员的资格（1640年11月9日）。1641年1月21日，有四个议员因此被除名，也有因为选举不符合规定而被除名的议员。其实这些都没有合法的根据，只是因为人们不信任他们的意见。有两个声名狼藉的专卖者亨利·迈尔德梅爵士和惠特克先生，却因为投靠了占统治地位的一派，而毫无阻碍地当上议员。
国王的臣仆们看见下议院拥有如此大权，又有如此坚定的决心，无不感到危机四伏，防卫无方。国王企图掩饰自己的忧虑不安，而将自己隐藏在无所作为的帷幕之下；法官们害怕得发抖，不敢保护一个罪人；主教们看到新制度、新仪式处处被人抵制，也不敢阻止。牛津主教约翰·班克罗夫特，因为不堪骚扰再加上恐惧，突然去世了。长老会的牧师们，未经任何合法步骤，就恢复了他们原来的教职和讲坛；所有不奉国教的教派又公然聚会起来；各式各样的小册子可以随便流通。国王和主教们的专制表面上仍然存在，但全都无法行使，毫无实权。
斯特拉福德已预料到这样的形势。他曾苦劝国王，免除他出席下议院的任务。他告诉国王，如果自己在议会里，不但不能替国王效劳，反而会妨碍国王事务的正常进行。但是国王急于要斯特拉福德前来，就下了命令，并保证能够使他免受任何危险。斯特拉福德还是犹疑不决，国王再次请他，他只好冒着危险启程。他决心根据最近搜集到的证据，亲自到上议院控告下议院的几个主要议员，控告他们煽动与协助苏格兰人入侵英国。皮姆和他的朋友们得知斯特拉福德快要动手，就决定先发制人。斯特拉福德于11月9日到伦敦。10日，他因劳累而发烧，养病在床。11日，下议院紧闭院门，皮姆突然提议以叛逆的罪名弹劾他。只有福尔克兰勋爵一人虽是斯特拉福德的仇人，却敢说句公道话，认为本案应调查后再进行。皮姆说道：“稍微迟缓，也许就全盘失败；如果伯爵与国王谈一次话，议院也许就要被解散；况且，本院不过是弹劾，又不是当裁判官。”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立刻将弹劾案送到上议院。
斯特拉福德此时正和国王在一起，他一得到消息，就立刻赶去上议院，而皮姆已先到了。他看见院门紧闭，门官迟疑地拒绝他入院，他就很生气地怪罪门官。他向会议厅走去，打算入座，却被人请出。一小时之后，才传他进来，上议院告诉他，贵族们接受了弹劾他的陈诉，并根据下议院的要求，决定将他监禁到伦敦塔。他想说话，但议院不许，命令立即执行。
接下来，下议院又弹劾了劳德和国王的其他几位大臣。其中有个叫芬奇的，在议院低声下气地忏悔，请求议员们原谅（12月21日）。党人们听了很高兴，这是国王的大臣第一次拜倒在议会的威权之下，于是准许他在限期内出国。有几个议员看到这样不公平，就很诧异，但那两个巧妙的领袖皮姆与汉普登却乐于鼓励反对党的卑劣行为。后来又着手弹劾了两个主教、几个神学家、六个法官。他们拼命抓住不放的，只有弹劾斯特拉福德一案，于是指派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负责详细调查他的生平，要在他的言语和行动中寻找叛国的证据；在爱尔兰也成立了一个同样的委员会，协助议会调查；苏格兰人发表了一篇刻毒的声明，表示如不对他们最残酷的仇人加以严惩，军队就绝不撤出境外。三个国家居然联合起来反对斯特拉福德这么一个犯人，大众却并不觉得这么做过分。
下议院议员们已从敌人手中得到解放，下一步就是把政权夺过来。他们议决供应的只是零星小额款项，仅够维持很短一段时间。他们选派几个委员拨发这笔款子。关税也是每两个月议决一次，以后再随时议决重拨。众议员们以自己的名义向本市的同党和本院的议院们借款，以他们的允诺还款作为唯一的担保，这就是公债的起源。国王想要遣散两支军队，尤其是苏格兰军队，国王说他们继续驻扎在英格兰境内是加重北方几郡的负担。下议院却需要这两支兵，而且觉得人民能够忍受这种负担。不仅如此，他们在颁发军费时甚至还优待苏格兰军队。他们还说，苏格兰人曾给予英吉利人以兄弟般的支援，因此议决送给苏格兰三十万镑的补贴款。同苏格兰谈判议和的是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而不是国王的内阁。现在大权全归下议院，国王的枢密顾问官们甚至不能决定最细微的事，他们无事不请示下议院。法庭已经宣布过的判决，国王及宫廷的私事，都要归平民代表们处理。他们说当初惩办普林、伯顿、巴斯特威克、莱顿以及利尔伯恩等人不合法，命令恢复他们的自由（11月7日）。一听说他们回来，就有五千人前往欢迎他们，大街上到处张挂着旗帜，男人们的大帽上都插着迷迭香和桂叶。人民的狂欢和国王的懦弱，促使平民代表们独揽国家大权，各种力量汇集起来，拥戴他们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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