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统治一个国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一段时期内，公民们只注意自己的个人利益：乡绅们在郡中议事，商人们在市政厅内，水手们在岸边，学徒们在店里，都没有什么议论或者愤激的举动。但这并不表示，全国人民会一直这样麻木不仁地活下去。他们只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向，好像在辛苦劳动中忘记了自由的失败。查理的专制手段虽然充满压迫，却并不那么强烈。他没有筹划什么雄图大业，也不追求那些富有风险的荣耀，只满足于有尊严地享受他的权利与地位。战争既然已经停止，他便觉得没必要再要求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人民致力于耕种、贸易与读书，此时没有野心勃勃、无休无止的专制来阻止他们的努力，或妨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国家发展迅速，一片繁荣景象。这样的平静与兴旺发达，给当权者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他是明智的，而全国人民对一切都乐于接受。
政府面临的麻烦从国王身边的近臣与仆人那里再度萌发。人民的抗争刚告一段落，国王身边的两派很快争夺起了权利，以王后与政府为一方，宫廷与内阁为另一方，双方都想左右这个重获新生的专制政权。
王后一到英国，就毫不掩饰她对新国家的反感。英吉利的宗教、政治制度、风俗、语言，全都令她感到不快，甚至在他们婚后不久，她就幼稚无礼地对待丈夫。她远离故乡，只有权利的乐趣才能使她聊以自慰。在可怕的议会解散后，她才体验到统治的全部快乐。她凭借自己的和蔼活泼，没多久就操纵了这位拥有高度原则性的青年国王。查理对此还心存感激，为王后能屈尊与他为伴而感到受宠若惊。查理是个拘谨传统的人，很看重家庭生活的幸福，却难以使活泼好动、性格强悍的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满意。她想要的是举世公认、不可一世的王国——让她可以炫耀手中的一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她身边聚集着天主教士、追逐财富与权势的纨绔子弟、卑劣的阴谋家以及年轻的大臣，这些人声称，他们的荣华富贵与政治上的胜利只有依仗她才能得到，只有她才能解救他们信奉的宗教。本地的天主教领导人、罗马教皇的使者们，在王宫里大肆卖弄欧洲大陆的见解、习俗和时髦风尚。王后的宫殿里全是外国的礼仪和制度，而且无不触犯英国原有的信仰与风俗。她还要求国王，要让人民看到国王对她的敬重，让人民知道他凡事都会征求她的意见，如果未经她认可，国王就不能行事；若国王拒绝她的要求，她就大发脾气。查理也喜欢王后有求于自己，因此只是一味地想着如何为她分忧，消减她的怒气，此外就别无他念了。
对于国王这样的喜怒无常，纵使是最有奴性的枢密顾问官也不可能无条件服从。查理有两个顾问官，他们不是无头脑无气魄的人，他们虽然对国王的事业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却不愿因一个女人的幻想或宫廷的要求来为国王效劳。
斯特拉福德抛弃同伴依附国王，其实并没有牺牲什么值得深思的原则，也不用勉为其难地违背自己的良心。他原本就是野心勃勃、性格强烈的人，只是由于痛恨白金汉，才变为一个爱国者。他向往荣华，只想充分地炫耀他的才华与精力，而不是出于怀有正直的信念。现在他替国王办事，正像他以前为自由出力一样，热情丝毫不减。只是他要做一个严肃、高傲、有能力、不肯屈尊的阁臣，而不是一个专门巴结上司的轻浮幸臣而已。他心胸广阔，因此不愿意沉溺于宫廷卑劣的阴谋之中；他性格高傲又急躁，因此不肯迁就宫廷的礼节与见解。他工作热情高涨，不怕任何敌人，排除一切抵制。他热衷于扩大和加强国王的权利（如今国王的权利就是他自己的权利），又忙着重建秩序，革除弊端，取缔非法的私人利益，推进不会危害君权的公众利益。他是一个热烈如火的专制者，但他仍然拥有一颗爱国之心，一直努力追求国家的繁荣富强。他的目标，他的行事特点，都努力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个专制而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可信赖的，勤奋的；它不重视民权，但关心人民的幸福；它讨厌一切卑劣的陋习，一切轻微的渎职行为；它要求各方面不分大小上下，不分宫廷民间，统统听命于它的意志和观点。
斯特拉福德的朋友劳德大主教，对世俗事务不大关心，但拥有更多无私的热心。他为人严苛，生活简单，狂热地崇拜权力，无论是他为之效劳的权力，还是他自己手中握有的权力。在他看来，对人民的行为进行限制和惩罚，就等于建立秩序，而秩序永远等于正义。他不知疲倦地活动，但视野狭隘，粗暴苛刻。他既不能调和两种对立的利益关系，又不肯尊重人民的权利。他以严格的正义感来反对滥权，又以狂热的憎恨来反对自由。在对待大臣与市民上，他同样行事鲁莽，而且毫不讲究方式方法。他深信只要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那么大权在握就所向披靡。他常被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所控制，这种成见以狂热的激情和权威左右着他。
这样的枢密顾问官正符合查理的新形势。这两个人不在宫廷之内，就不需要讨好宫廷，而会始终效忠于国王，既没有幸臣们的傲慢无礼，也没有他们的贪欲。这两个人凡事持之以恒，不辞辛劳，有胆有为，认真办事。爱尔兰一向是国王的麻烦，耗费国王许多钱财，但斯特拉福德掌管不久，这里就变成国王的财富来源。爱尔兰的公债还清了，以前捐税收支混乱，现在则很有条理，不久就有了盈余。如今贵族不能再肆无忌惮地压榨平民，贵族派系与宗教派系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时常争斗了。斯特拉福德到任时，军队疲弱，无组织无纪律，甚至没有整齐的军服；在他重新整顿后，军队变得纪律良好，粮饷充足，不再抢劫居民。治安有人维持后，贸易就开始发达，制造业兴旺了，农业也有进步。简单来说，爱尔兰现在应用专制手段，依靠严刑治理，有时甚至会使用不名誉的粗暴手段，不过相比从前人民受税官剥削、贵族欺压的情况，现在已文明多了，也有利于君权。
劳德在英格兰掌管民政，不像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那样权力巨大而集中，他的才能也不及他这位朋友，但他遵循同样的路线施政。他受命管理国库，不仅禁止一切非法侵吞与支出，还尽力明确各项税收系统，使征税不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税官为了榨取私利，致使征税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弊端。劳德与商人们会谈后，废除许多对贸易有害也对国库无益的条款。1636年3月间，他推荐伦敦主教贾克森做财政大臣。贾克森是一个勤奋温和的人，扫除了许多对国王和人民都不利的弊政。劳德将国王与教会的利益放到第一位，但遇到与国王或教会都无关的问题时，他也会以善良和真理为目标，毫无畏惧，也丝毫不顾及其他的利益。
斯特拉福德与劳德的行为虽然有益于国王，也不损害人民的利益，却大大影响到宫廷人士的利益。幸臣们结党营私，共同反对他们，比人民反对得更强烈，而且手段也更多。当斯特拉福德第一次出现在白厅的时候，大家就嗤笑他是个暴发户、粗鄙的乡绅，因为他们听惯了斯特拉福德在议会上反对宫廷的说法。他们也不喜欢劳德的严肃态度以及他语言的直率，讥笑他是个只会讲神学的书呆子。这两人都有几分傲气，对别人的话漫不经心，态度又一点不讨人喜欢，两人都看不起阴谋或钻营，主张节约，好谈公务与国家需要，而这都不是宫廷所喜闻乐见的。王后对他们渐生反感，因为他们阻挠了她对国王施加的影响，而高等贵族则嫉恨他们的权利。所以没过多久，宫廷和人民便联合起来攻击他们，大声疾呼反对他们的专制。
查理却没有抛弃他们，他完全信任他们的忠诚与才干。他们的见解与他个人的看法十分一致，他尤其敬重劳德的奉教虔诚。不过，尽管国王本人可以不理睬宫廷的看法继续重用两人，却无法令宫廷接受他们二人的管理。查理的行为举止与感情都很严肃，但思想深度不够，不能洞悉绝对专制的难以贯彻，没想到实行专制必须牺牲一切。在他看来，国王的权力就是这样，好像无论什么事，都不用他操心费力便能办到。他经常在内阁专注公众事务，但是尽了责任之后，就不再操心。他极少关注自己的统治真正贯彻下去需要什么，更多的是考虑统治的乐趣。在他看来，王后的喜怒、宫廷的惯例、宫内职官们的权利，都是必须考虑的要事。政治利益要求他不能忘记那些事，因此就导致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国王让斯特拉福德和劳德饱受这些折磨，他以为只要把他们留在位子上就行了。国王命他们实施专制，却不知一旦要宫廷做出牺牲，或与白厅的条规相反，他们的权利就行不通了。当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办事的时候，他常奉命进行解释与道歉。有人说他言语中藐视王后，又有贵族说他高傲，他不得不在都柏林作出回答来驳斥这些无根据的控诉。他从未得到国王保证他平安无事的承诺，以及一些此类可以使他安心办事而不必提防各种突如其来危险的承诺。
因此，尽管国王的顾问官们有精力、有热情，尽管国内太平无事，国王的行为还算良好，但政府仍然软弱无力，不受人们敬重。政府受到国内纷争的打击，轮流被两个相敌对的势力所支配，它们有时不顾一切地摆脱法律的束缚，有时却又在极其微弱的困难面前让步。政府已在大陆抛弃了基督教事业，甚至禁止驻巴黎大使斯丘达莫尔勋爵在基督新教教堂做礼拜，因为它的仪式与英吉利教堂的仪式不一样。1631年，政府任命汉密尔顿侯爵为统领，在苏格兰招募六千人前去打仗，没想到他竟然吸收了清教徒派的宗旨和信条，而那正是英吉利国教所严禁的。查理诚心信仰前辈们所创造的革新宗教，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总是会给天主教徒许多特殊的优待。大主教劳德和他的君主一样真诚地反对罗马教廷，甚至在讲经中竭力反对王后教堂所举行的礼拜仪式。但是，他却很赞成罗马天主教式的制度，教皇还因此送给他一顶红衣大主教的帽子（1633年8月）。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政府也经常出现缺乏决断、自相矛盾的情况。英国在大肆炫耀专制主义，却不知道建立专制的基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需要持之以恒。时间一长，专制主义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致专制的抽象要求日益超越了它所采用的手段。如今财政有了秩序，很公正，国王又并不穷奢极欲，但款项仍然十分缺乏，就像以前国王极其浪费、官吏普遍贪污时的情况一样。查理高傲地不肯向议会让步，于是想出削减自己花费的办法来平衡收支。在他看来，富丽堂皇的排场、豪华的宫廷宴会都是君主应有的权利，甚至是应尽的责任。他以前不知道大臣们在筹备这些排场和宴会时从中获取了多少好处，当他知道后，却又没有勇气去改革。所以，国王虽然通过和平的方式省去了许多额外支出，还是无法满足政府的需求。英国贸易发达，商船的数量及其活动日益增多，这就更加需要海军的保护。查理很自信地答应给予保护，并努力实现自己的诺言，但是效果并不太好，因为国王的舰船年久失修，水手们又很久没有领到饷银。巴巴里[11]的海盗竟然来到英吉利海峡，到达多佛海湾。海盗骚扰大不列颠海岸，登岸劫掠乡村，掳去几千人（1637年）。后来，雷恩斯巴勒船长奉命赴摩洛哥捣毁了一个海盗的大巢穴，发现三百七十个奴隶，其中包括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由于政府懦弱无能、苟且偷安，斯特拉福德不得不自己出资为一艘船装备军械，以保护都柏林的港口免遭海盗蹂躏。
这样的昏聩无能及其不可避免的危险，当然逃不过经验丰富的人们的观察。各国驻伦敦代表已写信将这里的情况告诉自己的君主，英格兰徒有繁荣之名，被欧洲大陆认为是脆弱无能、鲁莽轻率、岌岌可危的。英格兰驻巴黎、马德里、海牙等处的大使，不止一次被人蔑视，甚至遭到侮辱[12]。斯特拉福德、劳德和其他阁员们都知道这样不妙的情形，也曾想方设法补救，其中最为勇敢最具才能的就是斯特拉福德。他奋力反对一切阻碍，迫切期望国王能以勤劳和远见治国，确保国家拥有稳定的国币收入、充实的武器军火、堡垒森严的要塞以及一支陆军。1634年，他毫不迟疑地召集爱尔兰议会。爱尔兰议会最听话，又乐于供他驱使，这也许是由于议员们怕他，也许因为他有功于爱尔兰。但是查理不许他再召开议会，因为国王与王后最怕听到议会这个词。尽管他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却不得不受懦弱的人束缚。他具有远见，却无济于事，因为他一直在与盲人对话。内阁有几个大臣的想法与他相同，却更加自私，每当需要有人支持他的见解时，他们都退缩不前，只剩下他和劳德两个人去承受宫廷的阴谋与仇恨。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