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长听他说到这里，忽然站起来，含泪说道：“我奉命阻止大家说毁坏大臣名誉的话。”埃利奥特听到这话就坐下了。
达德利·迪格斯爵士接着说道：“除非我们能在议会里对这些问题畅所欲言，否则，还不如站起来离开，不然，就坐着什么也不做。”全院于是再次寂静无声。
后来还是纳撒利尔·里奇爵士打破了沉寂，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讲话，不然就永远不要开口了。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而且，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保持沉默，就能得到安全吗？我知道沉默对我们自己来说比较安全，但我们所服务的人民却不安全。我们应该为他们设想一下。有些施政工具需要改革，我们担心陛下和国家的安全。难道我们就这样坐着不动，然后各自分手么？让我们到上议院去，说明我们的危险处境，以便带着我们的请求，一同去见国王。”
下议院突然从目瞪口呆变成一片狂怒。议员们全部站了起来，秩序混乱到极点，大家同时发言。柯顿先生说道：“国王原本是个很好的国王，是国家公敌把他变成这样。我们要将这些仇敌找出来，我相信上帝将帮助我们杀尽他与我们其他的仇敌。”年老的科克回答道：“我们不许你们干预国政，也不许你们干预大臣。这句话不是国王说的，是公爵说的。”（全场听了这句话，都大声喊道：“是他，是他。”）议长离开位置，现场一片混乱，没人想让大家安静下来，因为最谨慎小心的人也无话可说。即使那些从来不曾动怒的人，也认为此时真该发火了。
当沸腾的议院正要议决最激烈的议案时，议长偷偷走出去，将国王即将面临危险的消息传达上去。恐惧从议会传到宫廷。翌日，有人来议会传达一些温和的信息，以解释昨天激怒议员们的那番话。但是空言不足以平息众怒，议员们仍然很激动。他们讨论白金汉招募日耳曼兵的问题，说公爵不久就要登舟出发了。有一个议员证实前天晚上有十二个日耳曼军官到达伦敦，又说还有两条英国船奉命运兵。国王需要的款项仍然没有着落。查理和他的宠臣们害怕再次激怒势力渐长的反对派，他们深信批准《权利请愿书》便可以平息一切。国王到达贵族院，下议院议员们也聚集在那里。国王说，他们猜想他的第一次答复有别的意思，他们想错了，他现在愿意提供一个没有任何怀疑的答复。于是国王重新宣读《权利请愿书》，用习惯的形式答道——“如大家所愿，定此为法律”。（6月7日）
下议院议员们得胜归来，他们终于取得国王对英吉利人民权利的庄严承诺。议会决定，将《权利请愿书》连同国王最后的答复刊印出来，散发全国；不仅在上下两院备案，还要在威斯敏斯特诸法庭备案。之后供给款项的议案也明确通过了。查理以为他的苦难终于过去，他说：“我已尽了我本分，这个议会若是得不出好的结果，那是你们的问题，与我无关。”
不过，仅仅通过权利法案显然是不够的。现在只是确定了改革的原则，如果不同时进行实际改革，有了改革的原则也没有用。要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对国王的内阁或枢密院进行改革。现在白金汉仍然保持着他的地位，国王接二连三地不经议会认可就抽取关税。众议员们经历过拖延的危险，明白他们不能被激情所蒙蔽，于是决定尽快做出最后的反击。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内起草了两篇抗议书，一篇反对公爵；一篇声明吨税、磅税与其他捐税一样，只有依照法律，才允许征收（6月13日、21日）。
国王很不耐烦，为了使自己得到一点喘息的时间，于是他宣布议会休会。
两个月后（8月23日），白金汉被人暗杀了。刺客名叫费尔顿，在他的帽子里缝着一张纸片，上面提到上议院之前的抗议。费尔顿行凶后既不逃走，也不为自己辩护，只说他认为公爵是王国的敌人，最终泰然自若地接受了死亡。
查理见公爵被刺，大为震动，并因群众对此事表现出的欢乐而大发雷霆。在议会闭幕的时候，他曾努力博取公众的欢心，具体办法就是约束消极服从的教士们，尤其是天主教徒。国王与人民的每一次和解，天主教徒总是被当作替罪羊。刺杀白金汉公爵，人民认为得到了解救，却使国王再次采取暴虐手段。他又重新宠幸起议会的对头们：遭到议会控诉的蒙塔古博士被提升为奇切斯特主教；贵族院曾经谴责过的梅因沃林博士得到一个肥缺；劳德主教[8]曾因狂热崇拜君权和教权而闻名，现在已升任为伦敦主教。国王的行为基本与当时宫廷的利益相符合：雷厉风行地征收吨税和磅税，不合法的法庭继续使法律脱离正轨。查理不动声色地回到暴政的老路上，而且现在又比从前更多了一些成功的希望：他从民党中分离出他们最杰出的领袖、最超群的雄辩家——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不顾以前朋友的责备甚至威吓，受封为男爵，参加枢密院。皮姆最后一次和他以朋友身份相见的时候，说道：“我将和你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相见！”温特沃思雄心勃勃，趾高气昂，拼命往上爬，一心追求荣耀，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将来有一天，他会变成遗臭万年、阻碍民权自由的历史罪人。其他变节的人也纷纷出现[9]。查理现在有一班新的顾问环绕左右，这些人比白金汉更稳重，更有才干，又不像白金汉那样被人鄙视。因此，查理对议会第二次召开（1629年1月20日）充满信心。
下议院议员们一开会就查证《权利法案》产生了什么效果（1月21日）。他们这才知道，附加在《权利法案》后面的，并不是国王的第二次答复，而是那条因规避问题被议员们拒绝的第一次答复。国王的印刷官诺顿承认，就在议会休会的第二天，他就奉命改换了法案的文字，印有真正答复的印刷件被全数压下。查理对于这个真正的答复曾夸口说“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别的我就不管了”。
下议院索取印刷的文稿，证实了偷换事件。他们没有说什么，或许觉得要把这样严重背信弃义的事公布天下，实在太难为情了。但是他们不声不响，却并不表示一切已经平静下来。
议员们重新开始反对政府对天主教徒的容忍，反对纵容错误的教义，反对道德沦丧，反对用人与授勋不公，反对非正规法庭的枉法行为，反对对人民权利的藐视。
下议院情绪十分激动。不过有一天，他们却很安静地听取了一个新人物的演说。这个人衣冠欠整，仪容普通，也是第一次对他们讲话。他用愤慨激昂却满不在乎的语调痛斥一个主教过于纵容一个无名教士，他称之为“一个臭不可闻的天主教徒”。这个新人物就是克伦威尔。
查理尝试从下议院手中取得对吨税及磅税的让步，他召集下议院原本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眼下却毫无进展。他就开始新的劝说，他承认所有的捐税都是人民对他的惠赐，他还承认只有议会才有权合法征收，不过，他再三坚持这几种捐税应该让他终身享用，就像以前的大多数国王一样。但下议院议员们寸步不让，他们手里只剩下这一项抵抗专制权利的武器了。他们一再以种种借口拖延，每天申诉民间疾苦，却没有明确目的，不像以前开会一定会提出确切的议案。此时他们都被一种强烈又说不出来的惊惶所困扰，觉得好像将大祸临头，却又无法阻止，于是心神不定。国王不耐烦了，他们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却不要求他做什么。若是议会提出要求，他还可以拒绝或批准，此时他觉得议会里的气氛是一片恶意，存心要阻挠政府的工作。有人提到他想使议会休会。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立刻提议（3月2日）做出一项抗议，反对抽收吨税及磅税。议长借口奉国王命令，对提案不交付议决，而议会则力主交付表决。议长离了席，议员霍利斯、瓦伦丁等人又强迫议长回到主席位子。霍利斯说道：“你得坐下，等到本院同意你离开，你才能走。”议长喊道：“我不想说我不肯坐下，但是我不敢坐下。”议员们怒不可遏，逼他坐回位子上。国王听说议院喧闹，下令弹压官从议院取出权杖。按照习惯，这样就会使全体议员停止讨论。议员们逼弹压官坐在椅子上不准动，就像逼迫议长时一样。他们把会议厅的钥匙也取来，交给议员迈尔斯·霍巴特爵士掌管。国王第二次派人去宣布解散议会，这个人发现几处的门都从里面锁上了，他无法进入。查理暴跳如雷，立即命侍卫去攻门。但是当侍卫到达时，下议院议员们已经离开，而且在离开以前作出决定：宣布吨税及磅税是违法的，无论征收者还是交纳者都将以叛国论罪。
无论什么妥协此时都已经不可能了。4月10日，国王到达贵族院，他说道：“我曾多次到这里来，但这次是最不愉快的。我今天来这里目的是解散议会，下议院不听话，这就是解散的唯一原因。他们若以为我是归罪于下议院的所有议员，那也大错特错了。我知道，在平民代表中有很多忠义之人，他们不过受到几个阴险的人的蛊惑，以致引起不和。那些受邪恶影响的人虽难逃罪责，但我也会对上议院的忠诚贵族们予以保护和优待。”之后，宫廷发布一篇宣言书，称：“国王屡次与人民相见，表示国王喜欢议会的作用。尽管如此，近期议会权力的滥用，暴露了一些不良目的，迫使国王不得不解散议会。因此无论什么人，若胆敢要求国王召集议会，就将以擅权论处。”
查理果然说话算数，现在他终于要实行独裁了。
【第二章 黎明前的黑暗——查理一世专制时期（1629～1640）】
议会定于11月3日开幕。有人曾力劝劳德另定开会日期，因为这一天是个不祥的日子，亨利八世曾于11月3日召开议会，结果开会时死了红衣大主教沃尔西，闭会时许多寺院被毁。劳德没有理会这些预言，因为他已感到疲惫，所以和国王一样，轻率地将未来交给机运。当时，胜利者与失败者都不曾猜到后来的结果。
政治与宗教的双重专制
将政府机构看作试验品，认为可以随时更换，是世上最危险的事情。查理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曾试图和议会同心协力地治理国家，却又深信：如果议会不听话，他也完全能够抛开议会，自己把国家治理好。他鲁莽地当起专制君主，宣布要坚持专制统治，同时又充满信心，如果将来有必要，他随时可以再回头利用议会。
他身边最有才干的枢密顾问官和大臣都抱有同样的看法。此时，无论是查理，还是他的左右，都并不打算永久性废除英国的旧法律和伟大的枢密院。他们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傲慢无礼，却并非不怀好意。他们所说的话，甚至所做的事，都没有心中所想的那么大胆。他们说，国王曾对人民表现出公道仁慈，做过许多让步，但下议院太难满足。他们要求国王成为他们的附属品，这一点国王办不到，他若迁就便不再是国王了。当国王与议会无法取得一致的时候，议会理应让步，因为国王才是国家唯一的统治者。既然下议院不肯让步，国王就只能抛开议会，自己治理国家。人民迟早会明白这件事情的必要性；然后议会也能明白过来，并变得更加明智。到了有需要的时候，国王自然会再召开议会，谁也无法左右他的决定。
宫廷比内阁更缺少远见，只以为解散议会便等于扫除了他们的阻碍。当议会开会的时候，大臣们坐立不安，谁也不敢大胆敛财，尽情享受他们的特权。权力遇到障碍，阴谋不易施展，白厅的游宴上笼罩着不愉快的阴影。国王思绪万千，王后也惴惴不安。现在议会解散了，所有的不安与拘束随之消失，往日的浮华又重新呈现。宫廷没有想到，当他们一味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时，也在帮助本国政治进行一场变革。
人民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解散议会是一个经过深谋远虑的计划，有人想要毁掉上下议院。下议院刚刚解散，汉普顿宫、白厅，凡是国王巡幸之处，天主教徒、宣教士及其信徒、阴谋家以及寻欢作乐的人们，都在为他们的胜利弹冠相庆。与此同时，在伦敦塔里，在伦敦市及外省的重要监狱里，监禁着许多公共权利的守护者。议会原是神圣不可侵犯且言论行动自由的地方，这些人却因此被弹劾[10]。他们要求享受议员特权，取保释放，法官们却迟疑地不知该如何答复。1629年9月，国王与法官们互通信息，犯人们的要求被全部拒绝。他们受审时勇气不减，大多数不肯承认自己犯罪或有任何错误，也不肯交付罚款，他们宁愿坐牢。
当国王迫害议员的时候，群众的愤怒与日俱增，并毫不掩饰地公开表现出来。尽管议会失败被迫解散，但它的精神仍然存在，议会领导人仍坚持在全国的审判官面前努力。受到指控的议员们坚决不屈，这使人民更加斗志昂扬。人民常看见犯人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受审完又从威斯敏斯特回到伦敦塔，人民的高呼和祈祷一路陪伴着他们。法官们流露出焦急的态度，这使人民得到一线希望；但也有人认为毫无希望。群众如同在战场上一样，一会儿看到希望，一会儿又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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