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事上，升官有术
曾国藩入仕途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从最初的翰林到侍读、侍讲，到后来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
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迂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颇为洞悉内情的王芋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1782—1856）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甚得道光皇帝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曾国藩与穆彰阿交好，来源于共同的爱好，便是对于古书画的喜爱。在曾国藩初点翰林之时，去穆家谢座师，两人因共同爱好有了良好的关系。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闲暇时专喜好古玩，尤对字画甚爱。为这，他拜湖南翰宝斋老掌柜齐师傅为师，专门学习鉴定古玩的知识。对古字画的用笔、用纸、用绢及装裱逐一研究，硬是练就了一双好眼睛，连搞了一辈子古玩鉴定的齐师傅也不得不夸一句“火眼僧”。翰宝斋是一爿老字号古玩店，齐家三代经营，后堂收藏有上千件的古字画真迹。唐摹本的《兰亭序》，曾国藩就是在这里看到的，唐伯虎及宋徽宗的真迹也各有小幅在案。
曾国藩来京里会试时古玩齐为了鼓励他，特意选了一件宋丞相蔡京的斗方送给他。
点翰林的第二天，他来穆府谢座师。礼毕抬头的时候，他见座师的墙上挂了一幅中堂，古色古香的很像是一幅古字面。在声震寰宇的大学士家里，刚刚入翰林的曾国藩不敢有丝毫的越轨举动，但是又禁不住那画的诱惑，告辞的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对座师道：“恩师，学生有一个请求。但又怕恩师怪罪。”
穆彰阿一愣，问：“曾翰林你讲吧，你是初次来老夫这里，老夫焉有怪罪之理？”曾国藩用手往墙上一指：“学生想好好看一看墙上的这幅画。”
穆彰阿一听这话，惊异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年轻人竟跟自己有相同的嗜好，于是就欣喜地说：“好，你走近前来看吧。”
曾国藩大着胆子走到墙边，这才看清这是一幅唐朝周防的仕女图。从用笔用纸用绢看，都是唐时风格。曾国藩在古玩齐那里见过周叻的摆扇仕女图，而这幅却是鼓琴仕女图。
曾国藩一路看过去，渐渐地也便沉浸在这幅画当中，他边看边道：“快把放大镜拿过来。”
穆彰阿既诧异又惊愕，只得把案上的放大镜递过去。曾国藩接过放大镜，看了许久，才道：“可惜了！”
“什么？”穆彰阿瞪大眼睛问。
曾国藩两眼望定画，边摇头边说：“可惜我看不到落款。”
穆彰阿这时情绪却出奇地好，他竟然拿过画杆，亲自将画摘下来，小心冀翼放到案面上。
曾国藩把放大镜贴在画上反复观瞧，许久才直起身，自言自语：“可惜了这幅赝品！”
“什么？”穆彰阿终于忍无可忍了。
曾国藩一下子清醒过来，知道自己闯祸了。他忙跪倒，边磕头边道：“学生该死！请恩师恕罪！”
穆彰阿喘着粗气说：“你说这幅画是赝品？哼！老夫眼拙了？”
曾国藩早就听说穆中堂是京师八旗子弟中鉴定古字画的高手，所以只管磕头，再也不敢言语。
许久，穆彰阿长出了一口气：“曾翰林，你起来吧，老夫并没有怪罪于你，来来来，你给老夫说说这幅画。”
曾国藩起来后，红着脸道：“谢恩师不怪之恩，学生学识尚浅，再不敢妄言了。恩师就不要再羞臊学生了！”
穆彰阿脸一沉，手抚胡须自言自语：“老夫年近花甲，最见不得有始无终的事情。”
曾国藩迫于无奈，才道：“整个画卷，学生都没有看出什么，只是这落款有些疑问。恩师知道，唐时宣纸较粗糙，而落款处的宣纸纹路却很细腻，这定然是把原款提掉，后补的款。看这宣纸的成色，像是明人所为。请恩师明察。”
穆彰阿拿起放大镜认认真真地看起来。
半晌，穆彰阿抬起头，冲外面喊一声：“来人，快快摆酒，老夫要与曾翰林一醉方休！”
曾国藩的一颗心嗵地落了地。两个人的距离也一下子拉近了。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明清以来，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专决，相权也就不存在了。道光帝嗣位后，“尤虑大权傍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惟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其用人行事一遵其辙”。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无所不用其极。鸦片战争时打击抵抗派，陷害林则徐，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就是施展的这种手法。穆彰阿多年来利用衡文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上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
曾国藩事上绝学
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
推让功劳，巧避嫌疑
永远不做别人的箭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尤其对于位高权贵者而言。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露出锋芒的同时更要小心不割伤自己。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手握军权，但因为明白权力的双面性，所以采取了放权但不全放的办法应对潜在的危机。因为军权适度，从而能够在不被清廷猜忌的前提下，更好地为国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同治元年（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弟弟曾国荃、曾国华也多有人马，还多次拜受皇恩。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十分地清醒冷静，知道自己之所以被重用，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自己很可能会一无所有。清廷不想在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又有湘军谋反。
所以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攻陷武昌后，咸丰皇帝对他的封赏一再延迟，正是考虑到这些。当时，捷报传来，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但与此同时，咸丰也意识到了曾国藩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赏是要赏的，可是权力却不能再给。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矛盾。因为要想做精忠报MY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往今来能做到这的人寥寥无几。曾国藩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五日
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童柄之义。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七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也有类似的隐退表示，大意是说自己辛苦多年没必要留恋什么官职，若从此能远离重要的职位就能保自身安危了。
曾国藩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与权力野心相比他更喜欢平安。也许这就是看尽繁华，历经磨难之后的一种感悟。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
他认为知足的人会觉得心中豁然，生活更加美好。相反贪得无厌的人因为总是不停止欲求，不停地追逐和计较，所以会觉得连宇宙都十分的狭小。追名逐利不知道满足的人，即使达成一个愿望又会生出更多的愿望，因为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整日为此伤神，精神也会越来越不济，灾祸就容易降临了。
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的时候不要“乐极”，遇到患难也不要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个都没有依赖。比自己贫困的人有的是，但只要平安健康地生活还有什么不能忍耐，又有什么值得叹息的呢？对世界少一分索取就多一分快乐。
俗话说：一个不能彻底拔除名利思想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他认为曾氏家族的荣耀背后隐藏着危机，所以应该将“功成身退”的想法灌输给家人。
“功成身退”不是让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而是一种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安全位置上的明智之选。“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认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人生难免会有舍有得。无论名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两年，曾国藩一直在过问军事。虽然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正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却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军队。
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回避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问题。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只有推美让功，才能做到保身有道。
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制自己，使自己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攻破天京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攻破天京后，曾国藩被皇帝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心怀不满。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却容易因此被朝廷误解发生不必要的猜忌。
所以，曾国藩自动解除兵柄，又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就等于给清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多策略，巧避嫌”的一个典型事件。
由此可见，事不在功高，有退路就行。不管做什么事情，投资还是创业，风险都不可避免，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
曾国藩事上绝学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露出锋芒的同时更要小心不割伤自己。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手握军权，但因为明白权力的双面性，所以采取了放权但不全放的办法应对潜在的危机。因为军权适度，从而能够在不被清廷猜忌的前提下，更好地为国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储存能量，厚积薄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明能量的储蓄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就需要持之以恒、厚积薄发，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曾国藩一手打造湘军的过程就是一个积蓄能量的过程。它像休眠的火山，当能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喷薄而出，势不可挡。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凭着强大的势力和夺人的锐气打败太平天国的军队，从而为曾国藩赢得了莫大功勋，一身荣耀。
一个人成败的关键在于个人能力，这也是生存竞争的根本。一个民族兴亡的关键在于强大的军事力量，因为军队素来是维护政权的有力工具，掌握着国家的命脉。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在湘军之后又组建了淮军。
早在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就看出了作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湘军兵力不足，难以抵抗太平军的强大攻势；其次，太平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攻击，湘军兵力过于分散，战线被拉长，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战果一般。
为了解决摆在面前的这些问题，曾国藩有了筹建淮军的念头。第二年，他便奏请皇上，提出编制淮勇的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该建议一直被搁置。
咸丰十一年（1861年），湘军组建了淮扬水师九营，为了能够配合水师作战，曾国藩采纳了胡林翼的建议，开始招募淮勇。
其实在这之前，湘军中已经有三个由淮勇组成的营了，他们分别是震字营、春字营和济字营。震字营是由马从震领导的，马从震的父亲马三俊原是桐城的团练首领，在太平军起义初就被杀害。春字营是李鸿章的旧部张遇春领导的。济字营则由太平军降将李济元领导的。
1861年，李鸿章在曾国藩的督促指点下开始组建淮军，以便援助在上海作战的湘军。李鸿章对庐州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他知道此地的旧有团练所招募的淮勇甚为强悍，于是直接将庐州各地旧有的团练进行改编，很容易就组建了淮军。另外，李鸿章还邀请了张树声来帮助自己组建淮军，张树声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很快，李鸿章便招募了数营淮勇。
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李鸿章坐镇安庆，统一部署管理。以淮勇为主的淮军到达安庆后，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淮军的营伍规定、器械使用规定、士兵待遇与粮饷分配都仿照湘军的相关规程，训练的方法也和湘军一致。1862年春，李鸿章率淮军驻于安庆城北门外。曾国藩前来祝贺并帮其分析利弊，还从湘军中抽调了八个营的兵力扩充到淮军中。到此时，淮军的组建初具规模，它包含13个营，共计6500名淮勇。曾国藩稍后对新组建的淮勇进行了检阅，并给予肯定。
虽然淮军由李鸿章一手操办、组建，但对它的绝对控制权还在曾国藩手中。统而不带，用而不亲领，由曾国藩的属下、弟弟、亲信间接地为他排忧解难。亲兵营的两个营是曾国藩手下直属的标亲兵；开字营是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统率的湘军中调过来的；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和马先槐统带的垣字营都是曾国藩在湖南新招的湘勇。因此，淮军虽不是曾国藩亲自组建，但仍被曾国藩所用。
淮军不仅在规模上发展迅速，在武器装备上发展得同样很迅速，因为当时各地的洋务运动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着。同治三年（1864年）前后，淮军已弃用冷兵器，换上了能够远距离作战且具有很强杀伤力的火器，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在时局动荡的社会中，曾国藩虽位高权重，风险重重，却能够站稳脚跟，这与他手中握有实力强大的军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封建社会里，军权又不能过重，因为军权定会让最高统治者不安，于是，曾国藩采取自保措施，裁湘留淮。曾国藩将手中的军权掌握得恰到好处，既不会因重权而被清廷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也不会因权轻而被人随意宰割。实力不足的时候要懂得借机培养，做事谨慎，而不要夜郎自大，也不用妄自菲薄，只有蓄养实力，等待时机才是最正确最明智的选择。
学习是积蓄能量的一种快捷方法，即使最聪明的人也要不断学习，因为知识的能量是无限的，是会厚积薄发的。
曾国藩注重储才养望，对于自己人格修炼上的缺失，他通过修身弥补。此外，他还意识到自己真才实学的缺失，这是很多人一生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利用在翰林院比较空闲的时间，曾国藩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经世致用的书。
还有就是“养望”，培养自己的声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高知名度。当时没有媒体，没有电视，曾国藩主要靠诗文来提高知名度。他的文章的确写得很有水平，创建了湘乡文派。曾国藩后来在做侍郎的时候，写了很多有名的奏章，都是反映国计民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情民意，一反当时奏折报喜不报忧的局面。尤为可贵的是他还批评刚刚登基的20岁的咸丰皇帝，说他有很多毛病。这些奏折虽然直接上到朝廷，但抄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为曾国藩树立了很高的社会声望。
这些都为曾国藩日后的建功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储存了能量。
曾国藩事上绝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明能量的储蓄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就需要持之以恒、厚积薄发，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曾国藩一手打造湘军的过程就是一个积蓄能量的过程。它像休眠的火山，当能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喷薄而出，势不可挡。
不妒不求，耐心应万事
耐烦是一种境界，唯有不焦躁者能够做到；不忮不求是一种处世观点，唯有无欲者可以做到。正因为无欲，才有心平气和、与世无争的态度。
生活中难免遇到很麻烦的事情，做官也是一样，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承受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麻烦就要以耐得住相对付。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当官之所以会有烦恼，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所以做官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的心态。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服众，服众才能做出有效的指挥，才可能获得成功。不然的话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他认为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一次，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献计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伏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他说“耐”，其意是要让我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耐”靠近。可见，耐心的求教于人和受教都是值得后世学习的。
曾国藩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平常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耐性是一种看起来平实无华，实际上意味深远的特性。它与学问、志向都有关系。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个性爽直却都不免气躁，所缺少的正是一个“耐”字。为此，曾国藩告诫众人，人要自强，但首先应该耐得住日积月累的磨炼。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会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耐心。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妒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妒不求’。所谓‘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实怀惠。’所谓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
“妒”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货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妒忌的心。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
曾国藩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不仅如此，他还提醒弟弟们要想心地干净，也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由此可见，耐得住性情，才可经得起考验，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不骄不躁才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只有不放纵自己的心绪，不嫉妒不贪求，才能有属于自己的获得。
曾国藩事上绝学
曾国藩对“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他认为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妒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妒不求’。”
婉拒命旨，以磨心智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自然明白自己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官场上往往派系纷争，勾心斗角，要混迹其中，与领导、上司关系的处理至关重要。曾国藩有过切身的体会，自己居丧期间向清廷要官，几乎断送了一生的前程。经过这件事后，他对与上司相处有了自己的把握。
对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态度，曾国藩大体有四种：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忠孝；三、无奈的时候，“缓”与“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利用这几招，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站稳脚跟，并能获得实惠，步步高升。尽量减少直言诟病，任何时候都不洋洋自得，婉转而低调是他悟出的保身之道。
当曾国藩对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迂回转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用这种方式，他往往可以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皇室的体面。
1857年，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上《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的奏折。奏折的实际意图是想把借调给别人的军队调回自己的部署，但考虑到军权话题的敏感，怕给人以贪权的印象而未做直接要求。四点陈述中只反复提及被借调部队的优点，句句都是指挥者的口吻，让皇帝自然意识到这两支部队原属于谁麾下。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他的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了江西根据地，曾国藩的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不得不退守南昌。曾国藩孤守危城，一心盼望骆秉章、胡林翼派兵前来，以解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因此，曾国藩请政府将杨、李所部湘军水师拨还给自己。
清政府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将李续宾、杨岳斌部水师拨还给了他。令曾国藩更为欣慰的是，由于胡林翼在湖北长期发展、扩编水陆师，使得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更加强大。
由此可见，在与上方的沟通中，曲线表达意思比直言相告更容易获得好的效果。曾国藩就是采用间接的方式，向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最终如愿以偿。
清政府派遣曾国藩与胡林翼分兵四路进攻太平军，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天京。1858年底至第二年初，在和太平军的战斗中，清军取得了连续性胜利。曾国藩率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的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的青草塥，作为两路策应。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下旨，要求曾国藩领军东援江南大营，曾国藩极不愿意。
曾国藩认为，根据战争经验必须以上游为立脚的根本，攻取安庆是尤为关键的一战，认为这一战关系到淮南地区的整个局势，也是以后收复金陵的前提和根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失败，如果现在离开安庆而去增援苏常就等于重蹈覆辙。同时，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巩固好江楚三省防线，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
因此，曾国藩看来，朝廷要求东援，在战略上是错误的。但是清廷催促很紧，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朝廷的旨意不可违抗，战略错误不能明知故犯，最终打败的话，朝廷还是会怪罪自己，追究自己的责任的。因为与朝廷有不同意见，曾国藩不愿意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朝廷留下不好的印象。
曾国藩采取的方法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照顾到朝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不久后的事实证实了这一方针的正确。虽然这是有点冒险的举措，但是围攻安庆，太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进攻浙江。
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曾国藩认为忠者不必有超过别人的才智，竭尽自己的心思就可以了；殷勤不必有超过别人的精神，竭尽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了；对君王能推心置腹，忠心到了，智慧也随着产生了；能苦劳筋骨，以对付大的困难，勤到了，真也就产生了。曾国藩认为，古代称得上“忠勤”的贤人不乏其人，自己是妄有虚名。如果能出去担负艰巨的任务，应当励行“忠勤”二字弥补自己的缺点与遗憾。“忠”应该积累在于年日，从不妄说开始；“勤”也应该年日积累，从不安逸开始。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朝臣，忠君思想是曾国藩约束自己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重要方面，他不可能超越这一根本性的规范。但在遵从这一规范的前提下，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处世智慧。
由此联想如今，社会竞争的激烈堪比古代战争，每个人都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为立足于社会而努力，但又不能仅仅为了工作，放弃自己的原则。对于领导布置的错误任务，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保全对方的面子，还让事情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和谐的氛围里达到自己的目的。
曾国藩事上绝学
官场上往往派系纷争，勾心斗角，要混迹其中，与领导、上司关系的处理至关重要。曾国藩有过切身的体会，自己居丧期间向清廷要官，几乎断送了一生的前程。经过这件事后，他对与上司相处有了自己的把握。
少树敌手，不结党私
没有人拉一把，是很难脱颖而出的。做不好，则可能有拉帮结派的嫌疑。曾国藩在道光朝依靠穆彰阿，在咸丰朝依靠肃顺，在同治朝依靠恭亲王奕诉。这些人都是当时最大的权臣，但是三人最后都失权丢势，曾国藩却青云直上，官越做越高，权越来越大，居高不危，可见，找靠山也要有技巧。
在封建官场中，“朝中有人好做官”被称为为官之道的首招。对于那些谄媚求官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铁则。但对曾国藩来说，却并非如此。不过他也知道，千里马如果没有伯乐来发现，其命运甚至还不如一般的马匹，作为一个志向远大，不甘平庸的人，固然不能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但是也应当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帮助自己实现目标。在刚开始的时候，更要少树敌，多交友。但是有一条是最忌讳的，千万不能结党营私。权臣之所以成为权臣，主要靠的是结党，而这一点正是最高统治者最担心的。为什么权臣绝大多数没有好下场呢，原因就在于此。
曾国藩在从政初期，不显山不露水，他广泛结交杰出的人才，而这些官员中，却很少有达官贵人。但恰恰是这些人，后来对曾国藩事业的发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要在众多的官员中崛起，引起皇帝的重视，必须得到掌权者的注意。为达到这个目的，曾国藩也采取了“倚人而起”的策略，力争打好人仕以来第一张牌。这张牌就是师生关系。
穆彰阿执掌朝政，道光帝对他言听计从，直到道光朝结束。自嘉庆朝以来，他主持过三次乡试、五次会试。凡是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没有一年不参加评阅文章的。国史馆、玉牒馆、实录馆等馆，都以穆彰阿总裁官。他的门生故吏遍布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大多都受到他的引荐，时人把他们称为“穆党”。
曾国藩早期仕途上所以一帆风顺，与他的老师穆彰阿是大有关系的。
到了咸丰朝，曾国藩已经是二品侍郎的高官，但是这个时候，随着帝位的更替，大臣也发生了变化。穆彰阿由于结党，受到严厉处分，曾经攀附在他门下的官员也都受到不同的处罚，但是曾国藩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这说明，当时无论大臣还是咸丰皇帝，都没有把他当成穆彰阿的同党。这就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了。他借助权臣的力量，但是始终保持着严格的距离，避免加入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在任何一次政治角逐中，都不会成为斗争的牺牲品。
咸丰朝，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重用。因为他和扳倒穆彰阿的肃顺又搭上了关系。肃顺是咸丰最信任的大臣，一时间炙手可热。而不久之后，曾国藩回乡办团练，更要借助这位皇帝的心腹的力量了。但是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找不到曾国藩和肃顺直接交往的证据。
曾国藩没有和肃顺直接交往，并不说明和肃顺没有任何关系。从处理左宗棠一件事来说，就可以推测出二人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
肃顺是满洲贵族中少有的开明人士，在他的倡导下，汉人开始得到重用，曾国藩才逐渐成为晚清政治舞台的主角。肃顺也喜欢和汉人文人交往，王闽运和郭嵩焘都是他非常赏识的人，也是他的心腹幕僚。而这两个人都是湘军系统的成员，与曾国藩更有非同一般的关系。
曾国藩之所以被任命为权大势重的两江总督，也是肃顺起的作用。在咸丰朝以前，两江总督例由满洲贵族担任，但是咸丰朝以后，基本上是由汉人担任，这与肃顺重用汉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兵败被治罪，这个最重要的职位很多人都眼热。湖广总督官文更是视为囊中之物。就连胡林翼也认为，非官文莫属。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成为至交的莫友芝和其他一些官员商议，认为只有曾国藩才能胜任。高心夔此时在肃顺家中，就把这个建议告诉了肃顺。肃顺第二天向咸丰提议，四月，曾国藩就被任命为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实授为两江总督，并且加钦差大臣衔。
从这一年开始，湘军的将领纷纷在仕途上崭露头角。短短一年之间，湘军的势力扩展到江南各个省份，几乎控制了除太平天国以外的所有省份。这固然是曾国藩等人拼命的结果，但也和肃顺的支持分不开。倘若没有这样大规模的任命，曾国藩想控制这么大的地方，恐怕是不可能的。
咸丰后期，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因为得到咸丰帝的信任，权力越来越大。三人结党专权，同干大政。肃顺敢作敢为，尤其热衷于权力的争夺。他主持朝政以后，一方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另一方面，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扩大自己的势力，为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
树高易折，楼高易倒。曾国藩认为，肃顺为人过于跋扈，专权擅政，不是好兆头。因此，他非常注意自己的行为，几乎从来不和他进行直接的交往。由于曾国藩注意与朝廷权臣交往的分寸，再一次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咸丰帝去世不久，慈禧和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摧毁了肃顺集团。在查抄肃顺的家时，抄出许多朝野大吏、文武大臣与肃顺往来的书信，却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多疑的慈禧认识到，尽管曾国藩受到过肃顺的恩惠，却并非肃顺一党，认识到曾国藩是忠臣。为了征服曾国藩的心，她掌权后，很快授予曾国藩更大的权力，任命他节制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四省军政，几乎把半壁江山都托付给了曾国藩，可见对曾国藩的信任。
为什么曾国藩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能游刃有余，不断得到信任，当自己的顶头上级换来换去的时候，自己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越来越得势？其中肯定有很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少树敌，不结党”。
在和上司打交道方面，李鸿章完全遵照曾国藩的遗法。曾国藩生前，李鸿章基本上是在曾国藩的手下，很少直接和朝廷以及其他地方大员交往。曾国藩不但是他的保护人，而且为他打通了“天线”，铺平了向上的道路。曾国藩从在北京任职时起就广交朋友，作为自己和弟子们的奥援。这些关系资源，也是李鸿章后来的资源。同治朝，曾国藩在朝廷最有力的援手是恭亲王奕沂。同治元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并且负责和洋人打交道。他每件事情都要向曾国藩请示。曾国藩为了使他能打开局面，特地指示他，以后凡是洋务的事情，必须向总理衙门请示。当时奕訢兼任总理衙门大臣，靠着曾国藩和他的影响，特别是在曾国藩的引荐和指导下，李鸿章和恭亲王拉上了关系。奕沂在满洲贵族中，是思想最开放，最懂得洋务的一个，有了他的支持，李鸿章在地方办事，减少了许多麻烦。
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必须自己面对朝廷的复杂关系。在这方面，他严格遵照老师的心法，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绝对不参与到纷纭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去。晚清朝廷以李鸿藻为首领，形成了势力很大的“清流派”，他们大多数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官员，专门批评时政，利用舆论制造影响，慈禧太后有意识地加以利用，用来控制一些权势比较大的实权官员。李鸿章也遭受过很多批评，但是他既不曲意迎合，也不与其结怨，反而把清流派的主将张佩纶招为自己的女婿。
后来恭亲王奕訢逐渐失势，醇亲王奕谖得到了慈禧的宠信，李鸿章既保持和前者的关系，同时也争取到了后者的支持。醇亲王是道光帝第七子、光绪帝的生父，具有特殊的地位。他的福晋则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有了这层裙带关系，他才受到重用，成为最重要的势力。李鸿章充分利用了这一点，通过醇亲王，他得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朝廷的决策。在建立北洋海军的过程中，李鸿章争取到了醇亲王的最大支持，这样才冲破了重重阻力，建立了中国的新式海军。但是从任何角度来说，李鸿章也没有结党的意图，这也是慈禧始终信任他的缘故。不过，在少树敌这方面，他做得不如自己的老师。由于他生性傲慢，得罪了不少人，湘淮系不和，与此有很大关系，朝廷之中，从李鸿藻到翁同觫，地方上的张之洞，都和李鸿章不睦，即使淮系内部，也有很多矛盾，这是李鸿章几次战败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事上绝学
在封建官场中，“朝中有人好做官”被称为为官之道的首招。但对曾国藩来说，却并非如此。在刚开始的时候，更要少树敌，多交友。但是有一条是最忌讳的，千万不能结党营私。权臣之所以成为权臣，主要靠的是结党，而这一点正是最高统治者最担心的。为什么权臣绝大多数没有好下场呢，原因就在于此。
刚直倔强，勇敢直言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一入官场仕途，就等于入了“局”，入了最大的“局”。但是，官场积习却常使英雄感到无用武之地。尤其是到了一个朝代的后期，要破官场积习就是很难的事了。更多的人都是随波逐流，俯仰任之。这也是许多人不能建功立业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屈求全作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并不算多，却往往用的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缘故，曹答日：“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在这一世风之下，曾国藩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这是何等的胆量！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弊端、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当他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变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胆识、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抵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曾国藩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亢直之风”。曾国藩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曾国藩所上的这一奏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性，可说是痛下针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是在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于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对曾国藩之敢言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命兼任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階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一些话中已经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国藩之必能成就日后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日：“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贞，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此一奏疏对于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王朝的前途具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秉性并未因此消磨殆尽，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了诚，足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因此，曾国藩未曾明传的处世秘诀是，谦退自抑要有度，过于谦退，则也难于成事。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些“果敢”和“犯颜”，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
曾国藩事上绝学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屈求全作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并不算多，却往往用的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进退有度，适可而止
李鸿章为了坚持正确意见，竟然敢于顶撞自己的老师。墨不恕这也是曾国藩影响的结果，说明在曾国藩的指教下，正在逐步成熟起来。正如吴汝纶后来所总结的：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人士，其能正义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是首屈一指的人才。曾国藩的奏疏，大多是李鸿章起草的，其中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一节，最得曾国藩欣赏。当时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的处置失常，以致激成大变，翁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没有尽到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对此，曾国藩十分愤慨，打算上疏严劾。翁同书是前任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心存的儿子，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加上门生弟子布满朝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弄不好就会激化矛盾。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朝廷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情，实在很费了一番脑筋。李鸿章代拟一稿，曾国藩看后，觉得文意极为周密，字正词严，有理有据，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欣赏，当即采用此稿人奏，不久，翁同书就被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最后死在了外地。
曾国藩认为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诀，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从此对李鸿章更是另眼相看。
李鸿章还经常给老师出谋划策，大多都被采用，但有时也避免不了产生分歧。李鸿章虽然精通圆滑处世的方法，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很敢坚持己见，即使对自己的老师也敢说不。
咸丰十年（1860）五月，清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督办事务，催促曾国藩率领湘军东进，逼近太平天国的都城。
李鸿章提出建议说，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北上淮扬，高屋建瓴，另一条是力克安庆，雄踞上游，两条都是上策。曾国藩生性谨慎，出于自己的考虑，他采取了南进皖南、扎营祁门的下策。北路和中路都是强敌，他不敢碰硬，只好选择皖南，因为这样可以屏护后路江西粮道，进可攻，退可守。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之西，四周山丘环绕，形如锅底。曾国藩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扼守要路，足以自守。李鸿章当即不客气地指出：祁门四周万山环绕，形如釜底，是兵家所忌的“绝地”，一旦被围，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却没有听进去，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将面临一次生死考验。
在进军祁门的时候，曾国藩派李元度任皖南道，领兵驻守徽州。李元度是曾氏最亲信的幕僚和门生之一，从曾国藩创办湘军开始，他一直追随左右，即使最危急的时刻都没有离开。曾国藩在靖港被太平军打得大败，要跳水自尽，幸亏李元度把他救起来。曾国藩称他是自己“三不忘”的恩人。
李元度是典型的读书人，不适合领兵作战，因此，尽管他和曾国藩关系非常密切，曾国藩却没有大力提拔他，这也是为了保护他。但李元度却一直存有梦想，强烈要求独当一面。曾国藩无法，只得答应。在临行前，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要他坚壁自守，不要轻易出战。谁料一到徽州，李元度就把这些告诫扔到脑后，听信部下怂恿，擅自带兵出城击敌，结果惨败，所属六七千人被太平军全部消灭，徽州落入太平军手中。当时曾国藩被围祁门，形势极其危险，对此事一无所知，还指望突出重围，去徽州安身。
徽州失守后，李元度徘徊在浙江边境迟迟不归，没有人知道他的死活。但是，不久他又出现在曾国藩大营中。回来后，又在检讨报告中文过饰非。在对他进行调查之前又径自离营他去。对其兵败失地，曾国藩本来已十分恼怒，而兵败后不等待处分，反而私自回家，更使他火冒三丈。曾国藩一怒之下，上疏奏劾，吩咐李鸿章起草奏章，准备严词参劾，请斩李元度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朝廷处分。
李鸿章和李元度的私交也很不错，认为他“血性足以干事，而知人则不甚明；其才识足以谋事，而带勇则非所长”。这段话有弦外之音，是说给曾国藩听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元度的短处，你兵败时，人家患难相救；而人家初遭挫折，你就严词弹劾，未免不够仗义。
李鸿章不光自己不愿拟稿，还带着其他幕僚前去为李元度说情。最后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生气地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冷冷地答道：“听君之便。”
就这样，李鸿章离开了曾国藩的幕府，前往江西。
九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从曾国藩手书日记原稿看，曾国藩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少荃”两字，他的原意可能要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可见，他对李鸿章的做法很不满意。但李鸿章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曾国藩上书弹劾了李元度，使他后来一直没有崛起的机会，多年以后，曾国藩为此后悔不迭，为了补偿，还同李元度结成了亲家。
李鸿章所以敢于直接顶撞老师，是他羽翼逐渐丰满，逐渐成熟的反映，也是他不甘心做一个幕僚，向曾国藩要权力的一招快棋。他知道，自己在曾国藩身边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文书方面，曾国藩已经离不开自己，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了。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李鸿章所料。这年的八月，太平军占领徽州后，立刻分兵三路，大举进入皖南。太平军杨辅清等部攻克宁国府，击毙了清军提督周天受。李世贤部率四万之众出广德，进逼徽州；驻守广德的太平军攻入丛山关。十月，太平军逼近祁门。李秀成率数万精兵，攻克黟县。曾国藩大本营处于太平军重围之中，几成瓮中之鳖。湘军原由江西供应粮草，此时四面受困，粮草连续三个月运不进祁门。曾国藩只得移驻休宁，并企图突围。此时的曾国藩如同瓮中之鳖，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他甚至给儿子写好了遗嘱，准备一死报国。这时的幕僚都跑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程桓生，曾国藩向他提到李鸿章的时候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后因其弟曾国荃在安庆对太平军发动强大攻势，胡林翼又在太湖策应，陈玉成率部回援安庆，加上鲍超等各部清军拼死抵抗，太平军未能攻克祁门、休宁，曾国藩这才侥幸逃生。
曾国藩后来对弟弟曾国荃说，自己一生有三次危机，有三次差一点自杀，祁门被围，危在旦夕，是最惊险的一次。经过这次，曾国藩更认识到李鸿章的能力。
危机过后，曾国藩立刻把大营搬到宿松，然后主动写信给李鸿章邀请他回来。从咸丰十年（1860）底到第二年中，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封信，多次催促李鸿章回来。
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十五日，曾国藩在信中说：“去冬以来，诸事皆废，惟每日与尚斋（即程桓生）围棋二局，不敢间断。比棋子散落不全，请代买一付，阁下自行带来。去冬托王霞轩买袍褂料十付，除赏玉山诸将外，所存无几，请再买二十付，交委员搭解来营，或线绉江绸，或摹本缎，或大呢，皆须好者。近来营中将领眼眶大，下等衣料不足激发之也。”
他不但认为李鸿章要来，还让他给自己捎来一付围棋，为手下将领买袍褂布料，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李鸿章肯定会很快回来的。
但是李鸿章迟迟不回，曾国藩仍没死心，反而劝他出来任事，帮助处理江西事务。在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十七日的信中，曾国藩写道：“保江西即所以庇湖南，即吾湘人自为室庐丘墓计，亦不能不出死力以保卫江西。更请阁下力劝铺堂竭力支撑。仆又劝阁下亦出而任事，料理江西城守事宜。江西倘有不虞，则令兄筱泉亦为无巢之鸟，尊府亦乏一枝之栖。阁下如见允许，当以公牍奉委，并附片具奏。”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曾国藩又给他写信，让他把有关情况转告鲍超和李瀚章等人。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曾国藩又让他催问粮饷。
此外，还有多封信件，是向李鸿章通告消息情况的，由此可知，尽管李鸿章离开了曾国藩幕府，但是他们的联系并没有断。只不过李鸿章还在摆谱，没有明确表示回来。曾国藩终于忍不住，在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的信中问道：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小岩而外，尚拟添请五、六人，分手办理，庶事无停格，而人得更休。
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幕府已经半年多了，谱也摆得差不多了。这时，沈葆桢劝阻李鸿章到别地任职，郭嵩焘也写信来力劝，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你要想崛起于草茅之中，必然要有所依靠，试想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公还有谁能依靠？你尽管和他闹过不愉快，但最后还是要依赖他建立功名。
就这样，李鸿章在南昌料理了夫人的后事之后，又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有了这一番经历，李鸿章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就提高了许多，而他飞黄腾达的机会，也很快就来到了。
曾国藩事上绝学
曾国藩一向主张进退有度，适可而止，而李鸿章作为曾国藩幕下的人才是最得其法的人。李鸿章为了坚持正确意见，竟然敢于顶撞自己的老师。墨不恕这也是曾国藩影响的结果，说明在曾国藩的指教下，正在逐步成熟起来。正如吴汝纶后来所总结的：“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人士，其能正义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权变事上，谋求发展
对于上级的命令，公开抵制会有很大的危险。曾国藩对其中的情况分别处理。如果是为了朝廷的利益，他选择了直接或者委婉的拒绝，这样上级知道他出于公心，不会过于为难他。既保证了自己的利益，也给足了上级面子。曾国藩正是领悟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才应用自如，有备无患。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维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荡。
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自己，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他们觉得太平天国被消灭了，保存一支自己无法控制的军队，才是最危险的。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已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
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翦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三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洞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弁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宣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八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上司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作为曾国藩最得力的部下和心腹，李鸿章亲身领受到了曾国藩这种权变之术，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也应用得得心应手，一点也不比老师差。
在所有的上级关系中，最微妙，也最难令人捉摸的，是他和慈禧太后的关系。慈禧太后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派，李鸿章则是引领时代潮流的改革派，本来应当势同水火，实际却恰恰相反。其中奥秘，耐人寻味。
对李鸿章来说，他最大的上级就是慈禧太后，如何得到这位野心家和权力狂的信任，是最关键的。同治十三年（1874），两宫皇太后谒祖陵的时候，召李鸿章护送，这就给了慈禧太后一个判断李鸿章的个人品性的机会，也给了李鸿章得到慈禧欣赏的机会。第二年，围绕着同治帝去世和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帝推上帝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慈禧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以验证李鸿章的忠诚和能力。由于朝廷中的一些大臣极力反对慈禧让他的外甥继承帝位的计划，慈禧便向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求援，请他率兵进京支持自己的行动。
李鸿章没有亲自率军进京，而是派了一支淮军，让慈禧的心腹亲信、护军统领荣禄指挥进京，对反对派给予镇压，终于把光绪皇帝推上了帝位。
李鸿章没有亲自前去，是不愿意加入到最高权力的争夺中，成为别人的牺牲品。但当时手握大权的是慈禧，他又不得不服从命令。他把军队交给慈禧的心腹，既表示向慈禧效忠，又避免了深入到权力斗争的核心，即使事情不成，他也可进可退，游刃有余。
政变两个星期之后，李鸿章才从天津到达北京。四天内，他三次觐见慈禧太后，表达了他对慈禧的尊重和服从。这样，他在慈禧太后心里的地位更高了，这也是慈禧一直放心把很多大事交给他办理的原因。
百日维新之后，慈禧企图废了光绪，另立皇帝，想争取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向慈禧太后明确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口头上表示不参与，实际上是不同意慈禧的做法。虽然李鸿章当时已经失势，但在慈禧的心目中，仍然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李鸿章用这种不参与的方式委婉地拒绝了慈禧，在内外强烈反对面前，慈禧也不敢贸然行事，这一废立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慈禧对于维新变法的志士采取了大肆屠杀和打击的对策，对此，李鸿章大胆指出“捕新党之谬”，没有明确支持，而且暗中设法为一些“新党”开脱，对逃往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安危深表关心。但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又不得不对康、梁及其他维新变法的志士故作贬低之词，迂回周旋，以达保护自己的目的。慈禧太后曾经向他询问康梁是什么样的人，李鸿章回答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乃书院之书生，属市井讼师之类人物一无可忧虑。”慈禧太后又问是否有外国人作庇护？李鸿章回答：“外国人不知中国之情况，误以其国家志士以待之，故容留他们，然最终当识破其面目，至其时驱赶他们恐其不解其恨。”一面避免牵连自己，一面委婉缓解慈禧太后对康、梁等人的仇恨，减轻对“新党”的残酷镇压。
权变事上，有很大的风险，给自己留下余地，绝不越雷池一步，其中的分寸最难把握。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才应用自如，有备无患。
曾国藩事上绝学
对于上级的命令，公开抵制会有很大的危险。曾国藩对其中的情况分别处理。如果是为了朝廷的利益，他选择了直接或者委婉的拒绝，这样上级知道他出于公心，不会过于为难他。既保证了自己的利益，也给足了上级面子。曾国藩正是领悟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才应用自如，有备无患。
有求于上，有备而发
多请示，勤汇报，肯定没错。但是伸手就向上司要东西，上司即使答应，心里也一妻恼火。曾国藩有求于上的时候，小事情明说，大事情多绕几个圈子，及让朝廷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给自己留好了台阶。
向上司请示没有风险，要索取一点东西，则如虎口拔牙，不得不小心从事。尤其是利害攸关的事情，更应该仔细斟酌，有备而发。下级的资源和权力都来自于上司，要想办好事情，就要得到相应的权利，因此很多时候，必然有求于上级。在这方面做好文章，会大大减少办事的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曾国藩的权力是自己在枪林弹雨中换来的，但是如果没有较高明的策略，很可能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为了在为朝廷办事的同时确保自己的权益，他在奏折上下足了功夫。当时地方官员和朝廷沟通的主要方式就是上奏折。奏折起源于康熙年间，在雍正朝确立为“密折制度”，成为朝廷控制地方，地方奏报中央的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并不是每个地方官都有直接上奏的权力。一般来说，地方只有督抚等大吏才有这样的权力。其他官员只能通过督抚代奏。曾国藩办团练以后，并不是地方大员，但是他有着兵部侍郎和团练大臣的头衔，拥有直接上折的权利。由于出山之战失败，他差一点失去了专折奏事的权力，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他在地方将是呼天不应，呼地不语，只能受制于人。为此他专门上折，恳切请求，终于保住了。
奏折的文字千篇一律，似乎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却是大有玄机。曾国藩是这方面的大行家。他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也知道什么才能说，什么不能说，而怎样说更是关键。在向朝廷有所请求时，小事情可以直说，这样显得坦诚，皇帝也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轻易驳自己的面子。但是大事情往往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和人际关系，朝廷在选择的时候也会费一番心思。如果直接索要，则显得过于跋扈，甚至还有要挟之嫌，即使本来皇帝可能同意，也可能因此把事情搞黄。所以曾国藩在这种问题上，尽最避免正面提出要求，而是旁敲侧击，让朝廷知道自己的意思，同时也留够了回旋余地。万一朝廷不准，自己不失颜面，朝廷也不会难堪。如果朝廷批准，也是其主动的示恩，而非自己强取？这样对上下双方都有好处。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从困守江西的局面中解脱出来，针对自己的部下大多归属于湖北巡抚胡林翼，他在九江劳师后，就上了《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折。
在奏折中，他反复强调李续宾、杨载福所统率的湘军，本来是自己的部下，因为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就连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他虽然没有明确说，但是言外之意是要求清廷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拨还自己节制。尽管他没有说自己是李续宾、杨载福的上级，但在奏片中却为他们请饷、催饷，实际上仍然是以李、杨所部的直接指挥者自居。湘军后来分出很多支派，归属于不同的人统领。但是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是湘军的实际创始人，即使有的部队已经不归他直接指挥，但是仍然要奉他为精神领袖。
由于湖北省位于中心地带，武汉尤其重要，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不久，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根据地，曾国藩部湘军一度受到重创，但是他仍然顶住了压力，等待胡林翼攻克武昌。罗泽南在战斗中病亡，他的部下就归学生李续宾指挥。后来胡林翼终于攻占武昌，增援的任务已经完成，按理也应该归还曾国藩了。
曾国藩在给朝廷上奏片的时候，也抄送了胡林翼。胡林翼一看就知道曾国藩的意思，他心领神会，命李续宾、杨载福统率的湘军水陆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曾国藩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李、杨，收回了实际的控制权。
尽管曾国藩这个奏折没有明确要求朝廷归还李、杨所部，但是他绕来绕去，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朝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局，也只好同意杨、李所部仍归曾国藩指挥。
曾国藩在保举人的时候，也采取这种办法。对于普通的州县小官，他就明确说应当任命为什么县的知县，什么州的知州，但是对于独当一面的大员，特别是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他从不直接说明，而是非常谨慎。他保举李鸿章的时候，并没有说他应当担任什么，而是称其“堪膺封疆之寄”，也就是具备担任封疆大吏的能力。当时李鸿章的还是一个候补道员，直接推荐他担任巡抚，越过了好几级，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命令李鸿章编练淮军，并且率队东下，救援上海，实际上掌握了江苏地区的大权。这份奏折的实际意思，是让朝廷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处理江苏上海地区的军政事务，实至名归。朝廷也乐得做顺水人情，当即调署理巡抚薛焕回京，正式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
曾国藩的这种做法，最后被李鸿章继承下来。李鸿章主持北洋三十年，推荐的官员不计其数，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因此很少遭到拒绝。
曾国藩事上绝学
多请示，勤汇报，肯定没错。但是伸手就向上司要东西，上司即使答应，心里也一妻恼火。曾国藩有求于上的时候，小事情明说，大事情多绕几个圈子，及让朝廷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给自己留好了台阶。
为公当强，争名当退
俗话说，适者生存。不同的时代对适者的要求也不同，变化多端。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人都不止百种。有坦荡无私的，也有巴结奉承的。前者多是默默无闻，后者却常常是臭名昭著，只因为这样的人危害太大。
曾国藩早早涉入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贪图享乐的庸俗官僚了如指掌，他既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陷入不必要的势力之争中，由于清王朝是满人的天下，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这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深思远虑，以免出现差错。这点从他的日常公务中就可见一二。
左光八是湖南的反清义军，后来被地方官府捕押，当地很多乡绅纷纷出面保举。曾围荃致信曾国藩论及此事。曾国藩同意按乡绅们意见办理，他认为左光八不过是散兵游勇，成不了大气候，也可能与外边义军没有什么过密的联系。但他还是很小心，怕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告诫弟弟，断然不可激化官兵与群众的矛盾，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陷入僵局。
曾国藩认为，身居官场，势力甚多，为官时执行公事，处理公务更需慎重，因为政务之中的牵扯更多，后果难料。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很是密切，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因此担心他会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到自身利益，便群起鼓动、倡仪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
曾国藩在回信中指出，官绅们发出这样的倡议言辞，不过是想名利双收，一旦付诸实践，出钱财的事还是要分摊到老百姓头上。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此事一日实施，就造成了恶劣的先例，以后官府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这种措施，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而且，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然为之。亏空补上也无助于官吏的去留，这显然表明公捐粮饷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的虚招而已。曾国藩对此看得通透。因此，他让自己的家人持一种旁观的中立态度，静等事变，随机而行。曾国藩考虑问题的全面与周密，行事的严谨与条理由此可见一斑。
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人生之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定生祸端；只退不进，无所作为。老子日：“功成身退，天子道。”
同治三年三月间，曾国藩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其实他本可以高枕无忧，一则自己兵霸一方，水陆两部均存旗下；二则自己劳苦功高，战绩威震天下，金陵指日可待；三则自己对皇帝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心直身正；四则曾国荃也厉兵秣马，相与照应。
然而，曾国藩仍然“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音”。一是因为军饷拈据，怕因此而功败垂成；二是户部奏折似乎有意在他与皇上之间设置障碍；三是担心朝廷内外怀疑他擅权专制，兵权太重，这是让他最忧虑的事情。
曾国藩想，自古以来位高权重的人，没有一天不是在忧患之中，现在自己上下难当，左右难处，怎么办呢？江西争厘的事如果小成功，那么就会饷缺兵溃，当然可忧；即使争厘成功，名声更为显著，也是可惧。权衡再三，曾国藩做出决定，解除兵权，称病引退。这样一来可以平息别人的怀疑诽谤；二来可以向朝廷表明自己不敢久握兵权，无任何图谋；三来对自己还有避其重取其轻的意思。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一入仕途人就毫无“自由”。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因此，对官场是进是退，难以决断。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遇见圣明的君主尚保平安，如果遇见猜忌之君，脑袋不搬家就算最好的结局。因此，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曾国藩临终立下遗训：后世子孙可以不做官，但不可废耕读。曾国藩对自己的进退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
曾国藩认为：凡遇事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诺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乐时，应当谦退。他还认为，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在外声名赫赫，另一方面义求田问舍，以图家资厚实，这两方面都有盈满的迹象，完全没有一点谦退的意念，那样的人家断定是不能长久的。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人要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
曾国藩曾作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精神世界的两重性，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坦坦荡荡；一方面悲观主义，一方面乐观主义。这表明他能生不忘死，居安思危，也使他能辱中求荣，挫时思奋斗。
曾国藩事上绝学
曾国藩认为：凡遇事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诺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乐时，应当谦退。他还认为，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在外声名赫赫，另一方面义求田问舍，以图家资厚实，这两方面都有盈满的迹象，完全没有一点谦退的意念，那样的人家断定是不能长久的。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人要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
置身官海，慎字为先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谨慎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是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树的人，在奋斗的过程中都应该具备的思想。
曾国藩的谨慎也是从失败中获得的。如果不谨慎地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造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要求自己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是不公开的。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诉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涉进去。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的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因此，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屏障，没有了湘军，即使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曾国藩遭遇不测，各地的军营必定混乱。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她不想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
曾国藩深知慈禧的打算，所以心中很是矛盾，多次写信给家人发泄情绪。在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自己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又觉得更为不安，反而不如以前舒坦。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的厚待，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慈禧太后的野心在辛酉政变后变得更加明显，她干预朝政，并且不满足于与别人分治。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她施展阴谋逼迫奕诉下台，最终独揽大权。曾国藩见此情景不免胆颤心惊，他分析局势认为：奕诉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一个外族大臣，自己的处境就好比站在了悬崖边上。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踏人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甚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被御史佛尔国反参，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才将曾国荃免过。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的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忽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他在信中强调，为官之人，满汉有别。这一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要学会隐忍，学会适应。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时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彻而真切。
他曾说过：“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声名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衍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在曾国藩去世前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艰难，不畏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是想让兄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毁了自己辛苦创下的基业。
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伟人的崇拜，这与他凡事谨慎有很大的关系。他终日警醒，战战兢兢，而且官越做越大，他就越充满忧惧。
比如，当朝廷下令让曾国藩节制江南、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政的时候，曾国藩写了一个折奏称：“东南寇分，蔓延日久，生灵涂炭深矣！我受命两年了，可无一兵达于苏境，无一旅进攻宁冈。左宗棠苦战瞿、严，独任其难，我不能分兵往助；赵景贤困守湖州，坚贞盖世，我不能设法往援。徒有兼辖之名，并无统筹之实。”因此，他请朝廷收回成命，这样他才能心安，而“尤感圣慈之曲尽矣。”
越是功高，他就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后来朝廷又下达命令：朝廷信用湘军，就因为你曾国藩忠勇发于至诚，你与朝廷推心置腹，朝廷要靠你来挽救东南全局。当时，他以安庆为大本营，居中控驭，广辖数千里，清军十道并出，都由他节制。他的弟弟国荃和贞擀，一路循江北岸至于和州，一路循江南岸于南陵，两路进兵，稳扎稳打，彭玉麟水军中江而下助剿两岸，是为直捣金陵之师。李鸿章领湘、淮陆勇，佐以黄翼升淮扬水军，突过贼境，是为援剿苏、沪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为围攻庐州之师，李续宜为派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为进攻宁国之师，此外，如曹督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师，都兴阿防江北之师，冯子材、魁玉守镇江之师，或不出自楚军，或不归公节制，可都奉旨由他统一指挥。
当然，朝廷的信任总是有限度的。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咸丰帝听说湘军攻下武汉之后，不但不高兴，还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咸丰有这样的想法确实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太平天国已经走了下坡路，而湘军的军威士气却是如日中天，更何况两人同为汉人呢。
所以，官场上的那些名来暗去的手段就再没停过。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照例要客气推辞一番，谁知他写的谦辞信还没有送出大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让他仅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
“曾国荃打下天京，当天晚上就给朝廷报捷，以为会大受赞赏，谁知当头就挨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问，不应立即返回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接下来的日子里清廷步步进逼，大事小事一概揪住不放。数日后，又追查天京金银的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以备拨用。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又提出了严重的警告。接下来又有李秀成的事件，总之，”来自上面的压力始终没有停过，这让曾国藩对官场的险恶有了极深的认识。
在战争的间隙，曾国藩有时会和自己的幕僚们闲谈，来舒缓紧张的神经。幕僚们讲到的一些官场小故事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官场斗争的凶险使他明白，采取行动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方可保住自己的生命。
但政治斗争是风云变幻难以捉摸的，这让曾国藩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更有了一层沧桑的身世之感。
人在官场，确实是需要慎之又慎的，而曾国藩谨慎的为官之道又深深地影响了他身边的很多人，李鸿章更是受益多多。他为人处世也以谨慎为先，当有人指出他的一些不当之处时，他就会欣然笑纳并心存感激。
曾国藩事上绝学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谨慎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是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树的人，在奋斗的过程中都应该具备的思想。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伟人的崇拜，这与他凡事谨慎有很大的关系。他终日警醒，战战兢兢，而且官越做越大，他就越充满忧惧。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