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节制，甘于恬淡
曾国藩说：“身处大权高位的人，而兼享有盛名，自古以来能有凡人能善始善终呢？总应该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一些，减去几成，那么晚节可以渐渐得以保持。这种方式就是功成身退术。”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真可谓勋威冠时。但他仍然小心翼翼，谨慎操持，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尤其不敢稍见骄满之色。他时时告诫诸弟，世道反复，月有阴晴圆缺，聪明的人应该在灾难到来之前就避免它，因此不可以太盈满，作为跻身官场几十年的老手，为了做到功成身退，曾国藩早已缜密地做好了长远打算。
为了探讨保身进退的策略，曾国藩曾经研究过《易经》的思想，探索过盈虚消长的道理，从而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太阳升到最高点就会向西偏，月亮圆满之后就会亏缺。而且天缺西北，地缺东南。因此曾国藩在手握大权，拥有重兵之时，总是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他指出：一般人只看到身居高位的人处于花团锦簇之中，而没有看到他们正处于荆棘、陷阱和沼泽之中，他们正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稍有不慎，就会遭遇杀身之祸。即使没有杀身之祸，倘若官做得越久，那么他的弱点就暴露得越充分，他被曾国藩告诫他的两个弟弟，在军中打仗要勇往直前，论功行赏时要求他们甘居其后。他深知自我节制才能成功的道理，要求兄弟们不要太骄傲，太自满，做人要清洁廉明，处理问题要谨慎、谦虚，做事要勤劳，不要贪图钱财，以势压人，受到别人的讥讽嘲笑，管好自己身边的仆从随员，重视自身的名声，日日反省得失。
自古以来，不能节制自己的统帅人物都难于善始善终。这是因为统帅因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怀中拥有大名，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寻常的赏识和宠遇时，就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发恭谨。这一点早在春秋时期越国名臣范蠡就做到了。
而曾国藩也从范蠡那里学到了自我节制的重要性，并更加严格地去实施。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全都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穿极为普通，甘于恬淡寡欲，连婚丧嫁娶花费也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训家规代代相传。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怀忧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鸡叫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
曾国藩“克己”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治学治家到个人生活，从治政治军到处事待人，无不自察自省。例如，他年轻时爱抽烟，时常捧着一根水烟袋。他自觉抽烟无益有害，力求戒除，但戒而复吸，前后三次。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感到精神空虚，六神无主。戒烟想不到这么难！看来不挟破釜沉舟之势，就不能成功！”
他终于挟破釜沉舟之势，在严肃的“克己”中戒掉了吸烟恶习。此虽小事，却见其“克己”的力量。同治元年八月和闰八月问，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争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军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死亡相继，士气低沉。正在这个时候，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荃部，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落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到长江，冲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说。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还有，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亡地荒，满目疮痍。
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1862）下半年。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馀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馀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军中粮饷非常匮乏，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行军于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终日不见住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时才了？”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七万人，每月需粮三四百万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饱一顿地过日子，士气何来？
曾国藩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沈葆桢发泄这些愤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强迫下级如何如何。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淡地说：近来，“幸亏军饷来数较多，这在今年还是没有的事，勉强还行。如果像这个月人款，以后就是全停江西漕银的接济也能支持。惟恐以后人款不常像此月一样。万一不行时，我去信尊处相商通融办理。”
这是多么宽厚的长者风度！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不加节制，于第二年（1863）再次截留经朝廷批准解送曾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1864）第三次奏请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最后决裂。曾国藩则截然相反，同治元年（1862）九月于沈葆桢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同治三年沈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于三月十二日上《沈保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五十馀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摸可以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就是以民因而论，皖南及江宁所属各地人吃人，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还没到这地步。”
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分析道：“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日分，日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藩大营各一半。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中写道：“皇上仿佛偏袒巡抚，仍命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考虑到围攻金陵正处于关键时刻，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不明也。”这是曾国藩运用“克己之学”的典型一例。
曾国藩处事绝学
综观曾国藩的一生行谊，他的“克己之学”，使他在困窘潦倒时坚而不拔，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使他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风暴，越过了满汉矛盾的险滩，走出了同僚倾轧的隘巷；使他学识渊博，为人清正，终身廉洁，晚节纯粹。
巧隐锋芒，以假乱真
深藏不露之人，很多时候会被别人视为胸无大志，实则不然，他们只是不愿意在言语和行动上显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懂得，言语锋芒，便会得罪旁人或惹来旁人的妒忌，旁人就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
曾国藩针对“藏锋”有过精辟的论述：“言多招祸，行多有辱；傲者人之殃，慕者退邪兵；为君藏锋，可以及远；为臣藏锋，可以及大；讷于言，慎于行，乃吉凶安危之关，成败存亡之键也！”
同治三年，天京攻破，捷报传来，曾国藩让百官列于疏捷之首，既有谦让之意，又恐功高震主，所以主动裁减湘军，同时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曾国藩位高权重能全身而退，究其根源，在于他深知锋芒太露，则难免为当权者所嫉恨，由此可见他的藏身之术，收益良多。
通过曾国藩的“掩藏锋刃”之术，我们清晰地看到：如果一个人内外皆愚柔，人生必败矣，倘若外表愚柔，而内在则聪慧，那么就一定是一个能成就大事的英雄豪杰。面对人生的是非曲直，即使是再精明的人也很难很好地把握自己，所以曾国藩善用“藏身”、“藏心”之术，目的是“有藏有露再试锋刃”。
曾国藩的藏锋蓄志，伸屈自如，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屈是为了伸，藏锋的本意是为了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梁启超评价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外。”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昆耳。”
曾国藩从不漠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对于他所谓的无才，实质上是谦德的表现。
有道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容易烂。锋芒外露，于交友、处世都不利。自恃满腹经纶，在人前口若悬河，人们难免将你视为狂妄自大之徒，当面对你“洗耳恭听”，转身却对你“嗤之以鼻”。在工作中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时时谦虚，事事谨慎，才能获得人脉与人缘。只有先俯下身去，然后才能昂起头来。
聪明才智之人不足畏，唯沉潜入道、澄心观理者为可畏。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官场是最能成就人，也是最能毁灭人的地方。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在每一个为官者的心里都会有深刻的体会，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辱、恩怨、是非、风险，对于官场的体会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头脑，稳扎稳打，以稳致胜。
咸丰元年三月九日，曾国藩对当时的局势进行了全局性的战略思考后，递上《议汰兵疏》，对当时军队的冗员耗饷进行猛烈抨击。他说：“如今天下大患有两个弊端，一是国用不足，二是兵伍不精。也正是这两种祸端导致了鸦片战争的二千一百万赔款；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盘程序。如今社会穷困，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不可能再刮油水，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唯一的办法只有裁兵减饷。”
尽管曾国藩提出的意见很有道理，尽管咸丰帝也认识到养兵无用，不如不养，但是他并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
曾国藩深知咸丰帝圣意已决，就没有再次上奏，到了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收到母亲逝世的消息，旋即回乡办理丧事。十二月十三日，他接到皇帝的谕旨命其帮办团练。终于，曾国藩又等来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他在北京时未能实现的理想。
曾国藩认为，用团练来对付太平军犹如半空中走钢丝，极其危险，简直就是空想。但是，他即使明知团练无益大局，也不敢公然拒绝。因此他心生一计，他就给皇帝打马虎眼儿，明办团练，暗练新军。明着，他这么说：“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财政困绌，不像嘉庆年间可以“官给练费”，而民间捐款，暂时还是画饼望梅，当不了指望。所以由此造成帮办团练的拖沓，可以获得谅解。暗里，他就不求其名，但择其实，阐述了练新军的办法：“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贵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一般来说，团练都在州县就地办理，省城、重镇的防务还是依靠绿营；他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与办团的宗旨是互相抵触的。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他却把二者混在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日后，湘军的制度几乎照搬戚继光理论，而再没有提过傅鼐一个字。愚钝的皇帝并没有发现他的小把戏，把这份奏折当作跟其他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官样文书，作了草草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一直没有向咸丰提起“新军”一事，他一直在背后稳稳当当地操练着，这一练就是八年，直到后来的局势和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后，曾国藩才得以把这番苦心揭示出来：“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就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
曾国藩就用了瞒天过海这一招，使“湘军”的创意得到了圣谕批准，曾国藩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完成了平乱大业。
曾国藩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不会盲目地服从，更不会一致地敌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自己精心谋划的长远之策。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的社会，作为一个领导也好，一个员工也罢，这种稳中求胜，不浮躁，不盲目，为了达到最后的胜利始终保持清醒，时刻提醒自己不放纵自己，永远比什么都更重要。
形醉而神不醉，不要得意忘形而露出锋芒。在政治风云中，事事难料，一旦风险落到自己头上时，通过以假乱真的方法巧妙隐藏自己，以达到瞒天过海的目的，是非常必要的。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的藏锋蓄志，伸屈自如，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屈是为了伸，藏锋的本意是为了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梁启超评价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外。”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昆耳。”
谨慎行事，巧于用智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再有把握的事情，再简单的过程都应该仔细地面对，不狂喜不深悲才能明白得失，头脑清醒。
曾国藩为官一生，活跃在千变万化的政治舞台上，权倾朝野，位列三公，伴君数十年得以自保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他的官运亨通，但从不以此自傲，还常常告诫家人为人要内敛，不可嚣张。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亲朋故友偶尔会有一些万难之事求助于他，并且是一些实有的冤屈之事。不帮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是一帮就难免落人口实，所谓的“众口铄金”不可不顾及。这就要发挥聪明才智了。
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又倔强的老农。老人一生勤劳俭朴，自食其力，日子过得蛮好，不想有一年清明节去扫墓时，与别人发生了纠纷。一户人家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毫不讲理地硬将一冢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老农哪能让人家这样欺负他，于是跑到衙门去告状，但势单力薄对有钱有势，衙门当然偏袒后者。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没个公道的。倔老头急得直想上吊自杀。
经友人的提醒老头才想起干儿子在南京做官，兴许能帮上忙。主意一定，老头四处筹措去南京的盘缠，凑足钱后，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奔南京。可是衙役不认识他，就是不让他见总督。
正在这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老头儿人老，眼可没花，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老头欣喜万分，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大喊：“宽一！”坐在轿中的曾国藩猛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乳名，忙叫轿夫停轿，下轿后他又惊又喜地说道：“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他赶快把干爹迎到家中。
曾国藩夫妇热情地招待远道而来的干爹，不住地问他家乡的情况。老头儿满腹委屈，见了干儿来不及品尝美酒佳肴，来不及消受干儿的孝心一片，赶忙就说明了来意。曾国藩温和地接过干爹的话头：“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接着曾国藩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对干爹说：“因有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您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老人家根本无心游览，玩了几天，再也忍不住了。一天晚上，他对干媳妇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大的条子。欧阳夫人说：“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老人家听干儿媳一说，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过了几天，曾国藩办完一天公事后，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夫人劝曾国藩：“你就给干爹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大声叹气：“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让他们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干爹是个本分的人，你总不能看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曾国藩思虑片刻：“好！让我再想想。”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城内达官显贵都来庆贺。曾国藩把干爹让到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向大家介绍，并极力推崇干爹为人忠厚，一生勤劳，文武官员一听，都起身致敬。曾国藩拿出一把折扇，说：“干爹执意要返家乡，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留下宝墨，以作纪念。”文武官员听总督大人一说，争相留名，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满了，曾国藩高兴地收好折扇，用红绫包好，双手送给干爹。
回到乡里，老人手执折扇去衙门，他大摇大摆走进公堂，知府想要将他治罪，一看折扇气焰矮了半截。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还热情款待一番，他的官司当然也顺利地了结了。
折扇虽小，但从中看出了曾国藩处事的智。这种事情如自己出面恐会招来闲言闲语，但谨慎行事，借人之力达成所愿，实在高明。
曾国藩为官几十年，深谙官场的险恶，即便是这种小事也要大费周章，谨慎处理，由此可见他做人处事的过人之处。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的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注意这一点。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为官几十年，深谙官场的险恶，即便是这种小事也要大费周章，谨慎处理，由此可见他做人处事的过人之处。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的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注意这一点。
圆通知变，机巧处事
在曾国藩的人生经历中，遇到一件很棘手难的事情。在曾国藩居京期问，有一个叫欧阳兆熊的湘人曾一度与他同寓。有一次，曾国藩得了大病，还多亏了这个人的照料和护理，因此也算得上是个挚友，以后两人的交往也比较密切。这个欧阳兆熊就曾在笔记中说曾国藩“一生三变”，认为他的书法、学问和为官这三个方面都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如果单说为官方面，他在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这个评价可以说是与事实大致相符的。
曾国藩在居京期间，他在“格书”与“检身”方面一度的确是做得如痴如狂，时刻都是按照程、朱理路笃言笃行，誓言要成“内圣外王”之业，做个“天地完人”。
至于说他出山办理“团练”军务后又变为申韩（所谓申韩，是战国时申不害和韩非两人的合称，这两个人都是法家，主张刑名之学），也非虚枉。曾国藩出山办团练时，也的确是执严刑峻法的。他曾以团练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或向上捆送“会匪”、“莠民”，他嫌地方官署对所捕“匪类”惩办不力，自行设立“审案局”，对“案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最轻也要“鞭之千百”，几个月下来，所杀害的人不下数百，曾国藩也因此落了个“曾剃头”、“曾屠户”的骂称。
待到丁父忧回籍之后再出，曾国藩便“一以柔道行之”，这个转变确实是一大变化。
曾国藩的再次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六月。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段时间他表面上安闲，心里边却翻江倒海的一般。
朝廷顺水推舟地允准曾国藩在家守制的请求，使得曾国藩“欲进故退”的计策落空，他也吃了一回哑巴亏，有苦无处言。而且当时的舆论也一点都不怜悯他的处境，甚至大有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架势。朝中官员多以他擅自委军为非，湖南地方上也对他颇有微词。当时，湘阴人氏左宗棠还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别看他成为一大名臣还是后来的事情，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幕客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操纵巡抚的非常权势，他也对曾国藩一番大肆诋毁，犹如火上浇油，致使舆论一时“哗然和之”。
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的这些非议，真可谓是百不遂意，忧郁难解。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时常会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漫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妇，性情显得反常地粗暴起来。
这个时候，他真的表现出了一种病态。欧阳兆熊作为一个旁观者，自然了解他的病因何在，便借推荐医生为之诊病的由头婉言讽之，说是岐黄可以医身病，黄老可以医心病。意思就是说应效黄老“无为”之道，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嫉恨攻讦，从竞争的累身累心之苦中解脱出来。
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于是决意改弦更张，奉行黄老之“柔道”。
在再次出山的问题上，他果然显示出了乖巧。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比较紧急。湖北巡抚胡林翼由于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又是湖南老乡，便乘机奏请朝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见梯即下楼，再也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意思。痛痛快快地就应了命，也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曾国藩再次出山之后，仍是以“剿贼”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恨不能一个早上灭它个根株净尽，决没有丝毫柔让的意思。但是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与前几乎判若两人。
比如与左宗棠的关系，本来“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的他，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特意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这一举动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由此迅速改善了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是他终能成就“巨功”的重要条件，不是没有道理的。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在当年十二月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这样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此后多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他在给当时己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时，就言词谆谆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
自从丁巳、戊午（按指咸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
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也是很僵，处境艰难，心情不佳，又刚好赶上寓所发生火灾，他怀疑这是有人故意报复，但又拿不到真凭实据。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大惊小怪，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为仇家所利用，要“处处泰然，行所无事”。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了上述的一番经验之谈。
原来，丁巳、戊午居家期间，他对自己的官场处事之道进行反思的最大成果，就是悟得了一个“悔”字。也就是要接受以往自负的教训，不要过高地自负，要多检讨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是处，做到“不怨不尤”。但这又绝不是意味着要自暴自弃，甘拜下风，这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是“用”而不是“体”。他明确指出“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他的“悔”字诀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柔包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策略手段。
曾国藩还常喜欢把“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借诸他人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警句、箴言，意在于“隐忍”之中立志发愤，以求一逞，自然也是其“悔”字诀中所能包含的意蕴。
如果文雅一点讲，这是曾国藩所说的“机巧”，如果直白地说，就是一种以笃实做包装的奸诈。曾国藩丁父忧家居期间，他写给当时带兵在外的曾国荃弟的信中就这样说：
“吾自信亦笃实一路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将笃实复还，万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曾国藩在这里是用“去机巧，返笃实”来告诫其弟。其实，世事多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妙境，有时候，真假虚实连当事人自己也要蒙在鼓里。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天之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有一信，信中却这样说道：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曾国藩在这里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这当然也是他忧居期间大悟前非的结论。那么，“文饰”与“机巧”之间是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呢？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了一些，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的一生“三变”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现代人说，人改变不了环境，就要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用到曾国藩的“变”上，可谓恰如其分。
举止要重，发言要慎
曾国藩说：“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诚，勿言；无益于世，勿言；损益相兼，勿言；后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袭言；非吾力所及，勿轻言。”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他年轻时爱多话，且言语刻薄，得罪过一些人。后来他认识到，喜欢多说话的人往往爱吹牛、爱掩丑，易养成骄傲虚伪的毛病，而且祸从口出。他决定谨慎开口，不多嘴多舌。
在一个团体里，对人说话语气轻一点儿、重一点儿，与某人多说几句、少说几句，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一个团体内会有不同的派系，各派势力都会盯着你看，看你倒向谁一方，看你爱与谁交往，看你说话时站在哪一面的立场上……因此，在团体中你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得罪某些人，而你却不知道，稀里糊涂地便卷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斗争旋涡中去了。这对于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说，绝不是一桩好事。
曾国藩门下有众多宾客幕僚效命，他对吸收人入幕很慎重，管理得也较严。曾国藩和同为清代的魏裔介说：“慎言语，养德之大”，“慎言谨行，是修己第一事。”而且，曾国藩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召集幕客们一起吃饭，幕客们都会按时来就餐，从不敢违背。他知道，只要管好身边的人，就能少给自己招惹很多麻烦。
曾国藩把慎言当做自己修炼德行、砥砺操守的关键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要求家人做到慎言。曾国藩在《英雄诫子弟》一文中，特意引证马援训诫子弟的话——马援的子侄好讥议别人，爱和侠客交往，马援告诫子侄们说：
吾欲汝曹（你们）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龙氏始祖）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马援有两个尚未成年的侄子，一个叫马严，另一个叫马敦。马援很关心他们的成长，但身在军营，不能当面教导，就给他们写了这封信，介绍了龙伯高和杜季良。马援希望子侄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自己父母的名讳一样，耳朵可以听，嘴巴有时却说不得。因为好议论别人的长短，妄评法度的是非，最易招惹是非和横祸，所以马援最厌恶信口乱说话的人，宁死不愿子孙有这种行为。
从马援到曾国藩一千八百年间，凡想成大事且终究成大事的人大多都把慎言当成一个必要条件，否则不仅成不了事还会危及身家性命。因此，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说：
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嵘；若能从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功，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自尔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举止要重，发言要切。尔终生要牢记此二语，无一刻可忽也。
并且，曾国藩也要求弟弟慎于言语，并引用孔子的话，让弟弟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情况掌握得不确切时，绝不妄下断语，评头品足。
咸丰十年（1860年）春夏之交，英法两国以“修约”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闰三月二日占领舟山，四月七日侵入大连，十三日侵入烟台，六月十五日占领北塘，七月五日夺得大沽口炮台，八日攻入天津。八月四日攻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七日进至距北京城只有数十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被迫到热河“避暑”，只留下弟弟恭亲王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
这次英法联军攻取北京，完全是由于僧格林沁及胜保所部兵败所致。僧部在天津、通州各役，虽均惨败，但却是“挟全力与逆夷死战”。曾国荃得知兵败的消息后，对僧王很是埋怨，并称僧王已不被皇上重用云云。曾国藩严厉地告诫弟弟不要乱讲，一则这不利于缓和满汉矛盾，二则曾国荃之言确有不对的地方。
多思慎言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诸如“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等至理名言就可知道一二。古语云：“口舌者，祸患之宫，亡灭之府也。语言者，性命之所属，而形骸之所系也。言出患人，语失身亡。身亡不可复存，言出不可复追。其犹射也：悬机未发，则犹可止；矢一离弦，虽欲返之，弗可得也。”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是无法收回的。
饶舌的人常常会吃亏；慎言的人，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有一句话说：“害人的舌头比魔鬼还厉害……上帝仁慈为怀，特地在舌头外面筑起一排牙齿，两片嘴唇，好让人们在开口讲话之前多加考虑。”这是文学家的语言，意思是说我们在说话之前一定要多加考虑。在没有成熟的意见之前，宁可慎言，甚至不言。
感悟曾国藩的进德，“走路要重，说话要钝”，君子慎言，尤为重要。因此，能管住自己的舌头就是做人最大的成功之一。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说：“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诚，勿言；无益于世，勿言；损益相兼，勿言；后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袭言；非吾力所及，勿轻言。”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他年轻时爱多话，且言语刻薄，得罪过一些人。后来他认识到，喜欢多说话的人往往爱吹牛、爱掩丑，易养成骄傲虚伪的毛病，而且祸从口出。他决定谨慎开口，不多嘴多舌。
亦官亦绅，办事必成
人的身份是有多重性，时尚称之为“多面人”。这不是魔术技巧。而是竞争和生存之所需。
曾国藩最初出山办团练，是以丁忧侍郎的身份来“入局”的。丁忧是为他母亲守丧，按儒家的礼制，无论官做多大，必须尽孝道，为父母守丧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朝廷要开去官缺，但仍享有原官品级的待遇，服丧期满，再到中央重新任职。也就是说，曾国藩有的是二品侍郎的虚衔，他这个“官”是虚职。同时，他又有“在籍”的身份，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于原籍，曾国藩在家乡守丧，因而义有了乡绅的身份。但他这个乡绅的身份也是虚的，因为他一旦服丧期满，又要离开湖南重返官场。而那些退休的官员才是真正的乡绅。就此而言，曾国藩的“亦官亦绅”都是虚衔，这就是他经常谈起“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原因。
曾国藩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常说自己是“非官非绅，办事不灵”，而刘蓉却说：“我看这句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亦官亦绅，办事必成”。侍郎公曾经有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而侍郎公如此体贴民情，与我们这些书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当官的人所能做到的。现在这支上万人的队伍，主要还得靠侍郎公。”
曾国藩听了这话，并不表态。他作为湘军统帅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也不用推辞。倒是刘蓉说他“亦官亦绅”，好像让他感悟到自己的身份也有其特定的优势，他今后应该想方设法发挥这种优势。
曾国藩何以有“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感慨呢？原来，曾国藩在长沙初练湘军的时候，由于他本来处于一种非官非绅的地位，可实际上却干着官和绅的事情，这样就必然要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再加上他常自以为是，一切只凭自己的想法去做，根本不知道迁就别人，也使得别人很难与之合作。起初，湖南巡抚张亮基是信任他的，又有左宗棠在中间沟通，所以矛盾还没有显露出来。不久，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也跟着离开了长沙，由潘铎署理湖南巡抚，曾国藩与长沙官场之间的矛盾便公开化了。后来骆秉璋正式出任湖南巡抚，但他对曾国藩一时间同样也很不理解，矛盾并未有大的缓解。
尤其是其间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国藩公馆使他差点被枪伤而地方巡抚骆秉璋却敷衍塞责，不了了之的事，使曾国藩更加狼狈不堪。所以曾国藩感慨“办事不灵”。而这次到衡阳后，听了刘蓉的话，他倒决定利用自己的“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了，变原来的“不是”为“是”，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首先，第一个“有利”条件是，“非官非绅”的身份使曾国藩没有封疆大吏肩负的守土之责，从而“逃避”许多罪责。在太平天国发展前期，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江南几不为清廷所有。而丢弃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都受到革职查办的惩处，甚至有不少钦差大臣为此受到斩首的严惩。曾国藩出山之初，因为无实权，因此叹息“办事艰难”，但他也因为“在籍侍郎”这块挡箭牌使自己免受清廷的惩处。等到太平天国势衰，曾国藩手中又有实权，也就不再慨叹“非官非绅”的身份之苦了。
其次，曾国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场，以博得当地官员的好感及支持。为此，他跟比自己小二级的衡州知府以“兄”相称。衡州知府陆传应在曾国藩到来之前已有巡抚的札文，照例开城相迎。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曾国藩的二品大员低了二级，但曾国藩并不以高压下，照样以“兄”相称，给陆知府的印象颇佳。
经由陆传应的首肯，团练大臣的“署衙”很快有了着落，决定暂设于小西门演武场。这个演武场位于衡州西门外的蒸水滨，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开辟，场面很大，有现成的阅兵台和“行署”，实际上是一处大祠堂。曾国藩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练武场，觉得事情办得比在长沙时顺遂多了。
后来，曾国藩还利用他的名声、出身与人品赋予他的类似“绅”的身份，广招英才贤士，并通过各种方式结交地方乡绅，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军饷”问题，终于练成一支“忠诚”、“血性”之师，也一雪在长沙“非官非绅，办事不灵”之耻。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最初进入官场的时候，经常说自己“非官非绅，办事不灵”，因此在处事上面也经常遇到障碍，但是，到了后来，曾国藩听从了刘蓉的建议，合理地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更好地有利于官场，结交地方官绅，为自己的事业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审时度势，左右逢源
当自己身处迷宫，不知所措的时候要先学会思考和假设，走一步预测下一步，走过的路也记住，这样才能进退有道。曾国藩的一生就像是走一座迷宫，只不过他怎么走都走不出清政府的地盘。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在民族关系上是十分敏感的，作为汉族地主的一员，既要讨得满族主子的喜欢，也要在汉人大臣面前树立自己的威信。从清朝开国之初起，满汉不和就成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永远不能彻底解决的矛盾。清朝皇帝既要利用汉族地主为其服务，又加以严密防范。所以在处理这类关系上面，汉族地主官僚往往十分为难。而曾国藩对此则能左右逢源，应付自如。他对于满族的皇亲贵戚采取敬而不阿、以诚相待的态度，所以得到大多数满清贵族的支持与尊敬。而且在关键的时候，也常常得到他们的帮助。
早在曾国藩担任四川乡试主考官的时候，道光皇帝便派当时任大内侍卫的肃顺和台庄作为他的随行护卫。曾国藩知道肃顺是郑亲王的亲弟弟，台庄的祖上是得过“威猛巴图鲁”的满族皇亲，这两人虽是曾国藩的下属，但曾国藩从其出身、门第和相貌上判断出这两人日后不是等闲之辈。他看到肃顺年纪轻轻，不过二十几岁的样子，却偏偏戴着顶大沿帽子，虽是短打扮下人模样，腰间竟吊了块价值连城的玉佩。手上的玉石扳指纹路细密，图画特别清晰耀眼，绝非市面之物。青衣皂裤，里面都露出雪白的衬子，若是侍候的人少，绝不会有这么干净利落。台庄也是贵族人家出身，两人对曾国藩不亢不卑，尤其是看人的眼睛，似看非看，全不管面前人的反应。曾国藩明白道光皇帝为什么派这两人来给他伴差保护，明显地带有随行监督之意，由此他便明白这两人在道光帝眼中的位置，也可见他们日后的前途非同寻常。所以曾国藩虽然身为上司，对这两人也是倾心结纳，还和他们结成了好朋友。
在赴四川主考的路途中，经过直隶地面时，他深知直隶有拱卫京都之责，总督一职多由满大臣担任，道光以前很少有汉人担任直隶总督的。所以直隶的事情，几乎都是皇上亲自过问。尽管曾国藩在汉人大臣中以敢于任事而著名，也曾以剃头的铁腕手段闻名后世，但他知晓个中利害，所以在直隶除了晚上歇息几乎没有停留，只管一路往前赶。十天后，总算出了直隶，进入山东地面，这才放慢脚程，一路走一路观光。
在这次主考四川途中，曾国藩处理了许多不法的满清亲贵，而且每有大事必和肃顺等商议。曾国藩曾经很仔细地观察过肃顺，感觉此人有位登宰辅之份，也有横尸街头之祸，属于大福大贵大权大祸之相。所以每次和肃顺谈话，曾国藩都很小心应付，以防埋下对以后不利的祸根。
肃顺很早就对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怀有敬佩之意，曾国藩的尊上不媚上、敬下不欺下、崇权贵而不专事权贵的性格就很对肃顺的脾气。肃顺深知在武学方面，满人强于汉人，但在文化义理方面，汉人是属于世界前列的，所以他对曾国藩十分敬重。曾国藩在这次任主考过程中也曾被满清亲贵所诬告下狱，几乎丧了性命，多亏肃顺从中说明斡旋，才得以逢凶化吉。而且此后肃顺果然飞黄腾达，成为权倾朝野的权臣，这也说明了曾国藩有识人之才，能够正确处理与满清贵族的关系，从而为他们所赏识和重用。
除此之外，曾国藩又深知汉族地主与满清贵族之间的矛盾是无时不在的，在结识满族贵戚的同时，又与之巧妙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以清朝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为原则，所以在汉大臣中以敢于触犯权贵而著称。当有汉族大臣说他是满人的一条狗时，他却问心无愧地说：“别人说我是满人的一条狗，太小看我了，我是大清国的一条狗。”曾国藩是想让他人明白他是以悍卫中国的传统道统为己任，他作为一介书生之所以挺身而出为清政府效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主要还是为了维护中国的道统不致沦丧。
他虽然深知没有满亲贵族的支持不能在仕途和事业上有所作为，但也时时注意和满清贵族中的腐朽势力划清界限，所以当权倾一时的穆彰阿倒台时，作为其得意门生并受恩匪浅的他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反而在变幻不定的动荡局面中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人初识洋人的时代，其时鸦片战争刚过去不久，各级官员谈夷色变，都知道夷案最难办。在这次主考四川的过程中，就有人向他问起如何处理涉洋案件的事情，曾国藩也深感头痛，他对于洋人的情况也不甚了解，所以只能以得过且过来应付一时。
他认为洋人不只表面蛮横，内心也狡诈，用鸦片掠夺我大清的金银，以此削弱了国家的人力和实力，正是祸害匪浅。尤其是林则徐被治罪以后，气焰就更加嚣张了。朝中站在洋人那边的人也越发得势了，可是洋人岂是占了便宜就会收手的。长此下去，早晚会出大祸乱。
后来，曾国藩把四川简阳发生的夷案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而且在最后写道：“与夷人交涉最难持平，只能相机决断而已，别无他法。”顿了顿，他又写道：“夷人仗船坚炮利，从无道理可讲。我大清文化发达，文明久远，地广人众，如何就落后耶？深以为怪哉！”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也是进行过深思熟虑的，只不过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时代的局限性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只能以官僚的习惯做法来应付，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说明了曾国藩具有兴洋务图强的想法。他在晚年处理涉洋案件时也是奉行这种办法，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牺牲人民的利益。曾国藩和外国人之间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矛盾和斗争。他反对外国人控制中国军队，对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国士大夫也非常反感。
在对外交涉中，曾国藩则特别强调应以对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准，凡条约上明文规定者信守不移，绝不去争，不管这种条约多么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也不管这种条约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而对于洋人超越不平等条约的一些做法，曾国藩认为应该据理力争，在一般情况下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一旦洋人开动兵船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便立刻软了下来，后来经过几次碰壁，他连力争的勇气也没有了，这都是由当时中国国情与他所受教育及独特经历而决定的。有心无力是他最终的感受。
曾国藩的一生也是多事而局势多变的一生。外有洋夷侵略，内有统治阶级的猜忌，还有诸多的社会问题。他身处在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但他能够审时度势，左右逢源，巧妙地处理好与各种人物、各个方面的关系，这无疑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的一生也是多事而局势多变的一生。外有洋夷侵略，内有统治阶级的猜忌，还有诸多的社会问题。他身处在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但他能够审时度势，左右逢源，巧妙地处理好与各种人物、各个方面的关系，这无疑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刚柔并用，以柔克刚
人生是由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编成的网。面对它的时候，必须能屈能伸才能在空隙间自由穿梭。在面临挫折和挑战的时候，不要意气用事，也无须不知所措，刚柔相济、处世圆融才能使事情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呈上的《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奏折，就体现了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道理。
奏折中的第一点，他反复强调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都是自己的部队，是因为湖北的胡林翼急需用人才去支援的。他并没有直接去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自己节制调遣，而是说，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的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的第三点，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的第四点，是奏折中的要害。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折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处世的高妙、策略的高超。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其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江西省根据地，曾国藩部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他承受了许多风险，经历了很多困难，以至退守南昌，在危急的境地中日夕盼望骆秉章、胡林翼派兵前来，以解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外江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所以，曾国藩认为：清政府应该将杨、李所部湘军水陆师拨还给他。
胡林翼是聪明人，有意命李续宾、杨岳斌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胡林翼把这个球发过去，曾国藩心领神会，立刻把球接了过来，两人心照不宣下了一步明棋。1857年1月15日，曾国藩兴冲冲地从吴城镇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李续宾、杨岳斌。他们对曾国藩的尊重不减当年，这让曾国藩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标志着他在湘军中的核心地位依然存在，强大的凝聚力依然不减。
曾国藩说，这次九江劳师，目睹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强大，感到不胜欣慰。他真正感到宽慰的是胡林翼在湖北长期发展、扩编湘军水陆师，能够始终坚持沿用湘军营制，提拔重用的是曾国藩所欣赏的人物。
纵观曾国藩上述四条，没有一处明确表示他还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曾国藩就是这样向他的上司——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的。这也是以柔克刚之手法，清廷果然准奏，杨、李所部仍旧归曾国藩指挥。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就不能自强，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人孤立，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矫；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刚性事物性坚而易裂，易于进取而难守。柔性东西性钝而有韧，易于守成而难攻。所以太刚易折，太柔则废，刚猛有利于进攻，柔弱有利于守成。各有长短，只有刚柔相济，方能无往而不胜。
在曾国藩看来，刚柔兼济在于：以刚压柔则猛，以柔克刚则巧。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要靠对刚柔尺度的把握。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如果把随波逐流当作是坎坷中的精神自慰和权宜之计，或许还有自立于人的时候，而如果真的把它当作人生信仰、理念，那必将一事无成。一个永远自甘平庸、无进取之心的人，不仅与成功无缘，而且也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最易使人成功的勇敢，当还属于策略性的勇敢，曾国藩“按兵”“抗上”则可属于这一种的勇敢。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不可推辞，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人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人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人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下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曾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唯谨。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曾国藩在这里将刚与柔天衣无缝地柔和在了一起。
曾国藩处事绝学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就不能自强，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人孤立，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在曾国藩看来，刚柔兼济在于：以刚压柔则猛，以柔克刚则巧。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要靠对刚柔尺度的把握。
大智若愚，藏巧于拙
有大谋略的人都懂得以聪明装糊涂。俗话说人生在世，难得糊涂。说明糊涂二字并不是只有贬义，它也有更深的内涵。曾国藩就是一个装得糊涂大智若愚的人。
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阐述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妙在貌似浑然“不知”世态。自古官场风高浪急，一不留神就可能会被打下船头，跌入海底。而时时留神却难免失于疏忽，诚如《红楼梦》里的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家书中可看出来，曾国藩最初的追求正是如此，然而随着年岁渐长，他明白了这条路是一条曲径，而非坦途，真正的坦途在于“妙在全不知世态”。
与人交往的确要有技巧，但更须有真意，官场行事虽然靠的是人脉，但人脉的形成首先要求自己有一颗浑厚的心。为人真诚、性格浑厚、心胸宽广，这些才是一个人牢固立足于世的根本，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心好比一个人成事的器具，只有把心这个器具修炼好了，才能成就不衰的大业。
“难得糊涂”本是清代著名文士郑板桥手书的一条横幅上的四个字，而如今已成为一句几乎家喻户晓的成语。郑板桥在这四个大字后面写有一行小字，是对这四个字的一段绝妙的解释：“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一图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王蒙先生也曾说过：“对待关系宁肯失之糊涂失之疏忽，也不要失之精明失之算盘太精太细。”说的都是为人对世态人情的心态与看法。
人们在交往之中，往往喜欢与心地单纯的人交往，这是因为与之交往放松、随意、自然，在话语与做事上都不必太担忧。其实给人感觉心地单纯的成年人，并不代表看不透人情世故，相反，可能是对此看得太透。这种人往往比那些貌似聪明伶俐、八面玲珑的人具有更高的心智与胸怀，懂得淡泊、清澈的内心世界，不但为人受用，更为己受用。这样的人选择了一种温和浑厚的处世方式，把注意力放在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和更有益身心的事上，这样的人的内心随着岁月的沉淀，已经被雕琢成一块璞玉。
能够拥有一颗如璞玉之心的人，是有福气的；能够结识这样的朋友，也是有福气的；能够在官场之中保持一颗璞玉之心的人，尤为难得。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攻克天京以后，曾国藩手中的权力几乎控制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身居高位的他心里非常明白：自己手掌重权，军事实力过于强大，利则能以此立身，弊则会招致杀身之祸。
于是，曾国藩为了保身之见，亲自下令裁减湘军，削减实力，这项措施使得清政府逐渐消除了对他手握重兵的猜疑。
除此之外，曾国藩也多次在给朋友、家人的书信中流露出“辞荣避位”的想法。他曾写信劝手握重权的弟弟曾国荃说：“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并一再诉说自己的心情“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余决计此后不复做官”。曾国藩这种功成身退的想法在攻克天京以后更根深蒂固，看着周围同僚的荣辱升降，他的想法更加深了一步：“大约凡做大官，处荣安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的担忧。在他的儿子曾纪泽劝他辞去两江总督的官位时，他说：“平世辞荣避世，即为安身良策，乱世仅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以上是曾国藩“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积极想法。曾国藩的一生受后世人敬仰，在朝为官之际他很少受朝廷的弹劾、少受下属参奏，这就是秘密所在。
曾国藩处事绝学
有大谋略的人都懂得以聪明装糊涂。俗话说“人生在世，难得糊涂。”说明“糊涂”二字并不是只有贬义，它也有更深的内涵。曾国藩就是一个装得糊涂大智若愚的人。
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曾国藩很清楚自古以来有大权、有高位而又名声显赫的人物，没有几个人能够善始善终的。所以，他总想方设法将自己的“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少几分，以退来保全自己。
慈禧上台只十八天，便命曾国藩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同时，曾国荃也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对于这种特殊的待遇，曾国藩的心中是既复杂而又矛盾。一方面，他感恩图报，另一方面他又深恐权位过高会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灾，甚至是杀身之祸。
曾国藩为了保全自己，就围攻天京之事上疏说：“臣自受任两江以来，徽州失守，祁门被困”，并且“受命年余，尚无一兵一卒达于苏境，是臣于皖则无功可叙，于功则负疚良深”，“至于安庆之克，悉赖鄂军之功，胡林翼筹划于前，多隆阿苦战于后，并非臣所能为力”。曾国藩把自己无功受禄数落了一顿之后，又把攻克安庆之功完全算在满人多隆阿身上，而绝不提曾国荃，这实在是用心良苦。但是，慈禧等当权者却说曾国藩“谦卑逊顺，具见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着实把他赞扬了一通。
当然，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曾国藩想要的，这并不能使曾国藩放下伴君如伴虎的那颗悬悬之心。所以春节刚过，他又上疏再辞节制四省军务之命。他在奏折中写道：“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惭。”他摆出一副悲天悯世的架势，以防止外重内轻的议论来消除朝廷的疑虑。其实，自咸丰中兴以来，团练四起，权在督抚，清代早已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而湘军在当时尤有举足轻重之势。对于这点，朝廷清楚，曾国藩更加清楚，只是薄薄的窗纸无需捅破，因为一方要利用另一方去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则要利用对方的威势来保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自己谋求进身求利之阶。1月23日的上谕说：“当此江浙军务吃紧”之际，“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甚至加封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但是，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朝廷的这么几句评语，而放松对清廷态度的时时观察。同治元年秋天，湘军中瘟疫流行，曾国藩于8月12日上奏请求朝廷“简派在京亲信大臣，驰赴江南，与臣会办诸务”，“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
他的意思是要挽厄运，而自己退居主持东南大局的次要人物的位置。这显然是因为困难很大，而职责很重，担心月盈则亏，趁早为脱身设计，同时，也是为了再一次试探清廷对自己的态度。所以，8月21日的上谕针对曾国藩的隐情，明确地表示：“此无可如何之事，非该大臣一人之咎。”并且温旨慰留说：“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实难其选。”勉励曾国藩在此“时势艰难”的时候，“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
而当天京城破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使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当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曾国藩的连连上奏无疑是他的以退为进之计。除此之外，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也不断提起进退开合的活兵之法。用兵半活半呆、半轻半重、时活时呆、亦轻亦重、进退开合、变幻莫测方为上策。
“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可以退而谓之退。”这一以退为进的计策，能够更为巧妙地解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关系：看似前进了一步，实则在心中更疏远戒备了一分；看似谦让了一分，而实则在靠近自己的目标方面赢得了可贵的条件；在实际中冒进了一步，其实在思维高下较量中可能就退了一步；而在思考中多周到一分，在实际中就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纷争。所以，应像实干家那样思考，像思考者那样行动，进退开合，收放自如。
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往往进退失据难以拿捏，这就只有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毕竟针对不同的个人、不同的情况，何时为进，何时可退，抓住致命点是一件不容易的选择。
曾国藩却把握得那么恰到好处：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该取的时候取，该舍的时候舍。曾国藩清楚地知道他应该去的方向，但是当他在自己的方向上撞上“南墙”的时候，他不会执著地用头撞“南墙”，他会暂时地“妥协退让”，以便有充分的时间来绕过“南墙”、翻过“南墙”，从“南墙”下边钻一个“地洞”爬过去。他的聪明之处，也是他能够成功的关键之处，他深得“进退之道”。
曾国藩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在消灭了太平天国之后，他位列三公，权倾朝野，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但是，他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道理。面对着如此的位高权重的处境，曾国藩希望能够将权位退让些，责任减轻些，尽量离政治漩涡远一些。
天京平定后不久，朝廷命他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而节制三省，权势不可谓不大，但他自叹“精力日颓而责任弥重，深为悚惧”！因而先后三次请求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他这样恳请的理由，开始只一般地说自己才菲而体弱：“今则精力衰颓，公事废弛，心神则无故惊怖，多言则舌端蹇涩，自问蒲柳之姿，万难再膺巨任”；“不特微臣难胜任，即才力十倍于臣者筹办此贼，似亦不必有节制三省之名”，接着便大谈名实相符的问题：“臣之兵力，只能顾及河南之归、陈，山东之兖、沂、曹、济，其余各府，万难兼顾；直隶则远在黄河北岸，臣力恐不能逮。徒冒虚名，全无实际，寸心懦懦，深抱不安。”这些都是实话，但是，他只有到了两次恳请而不允的情况，才真正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臣博观史册，近阅世情，窃见无才而高于众，则转瞬必致祸灾；无德而权重于人，则群情必生疑忌。”
曾国藩深知“功高震主”一语的内涵，所以他想到了清政府在八旗兵和绿营兵已腐败不堪使用的时候，必定会依靠汉族地主和汉族官僚来对付太平天国。当太平天国已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数十万的湘、淮军的存在，对曾国藩本人来说，当时简直不是福，而是祸，他是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曾国藩的政治敏感性和他的老成练达，不能不让世人佩服。所以，在金陵攻下不到一个月之后，曾国藩便接连采取韬晦之计。
1865年—1866年，曾国藩因剿捻无功，受到严旨诘责七次，被御史参劾五次。这样的急风骤雨，不能不使他胆战心惊，“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于是，他的韬晦之计进而发展为引退的念头。他多次拟奏请开缺回籍，终老林泉，却被亲友所劝阻。他哀叹说：“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唯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他悲观到了极点，甚至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人闭眼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加上他逐渐步入垂暮之年，身患重病，“登阶升降需人扶持”，精力的衰竭，加深了他害怕风浪，但求敷衍平稳的态度。曾国藩晚年的一部分时间正是抱着这种谨慎的心态，在努力平衡各方面的力量。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在大功告成之后巧妙退休。人生恰似一场复杂的牌局，聪明的人要学会在最恰当的时机暂时退让，在最关键的时刻收住场，不要一味地冒进，要适可而止，正所谓“乱闯天下胜者寡”；而在最准确的机遇之处强力猛进，展开自己的局面，猛攻对方主帅；而一旦到了进退维谷的时刻，更要学会在夹缝中求生存，所谓此一时，彼一时，随着节奏调节自己的心态。
中庸之道，高标处事
曾国藩曾提到过的“龙蛇伸曲之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是韬光养晦、以图长远发展的生存之道。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这种坚韧正是中庸之道的核心之秘。
曾国藩长年领兵打仗，他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战争犹如一架天平，而作战双方犹如这架天平两端的砝码。双方都力图使用各种手段增加自己的砝码，减少对方的砝码，使胜利偏向自己。在战争中，交战的重心会偏向优势的一方，并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当双方激烈抗争，交战重心适中，双方保持相对平衡时刻，就是作战达到高潮顶点的时刻。此时，哪怕是很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心的偏移，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曾抱怨说：当时如果再多几十根铁钉，胜利就是我的！可见，把握平衡术，就是善于合理使用自己的力量，在最关键时期打出自己的王牌，使战场重心向己方倾斜，才能赢得战场的主动权。
说到韬光养晦和保存实力，李鸿章也是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当然这里面也有曾国藩的谆谆教导之功。
那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放出话来，答允太平军在一年之内不会进攻上海、吴淞以及附近百里之地。李鸿章得了一个空儿，就抓紧时间操练淮军。到了第二年，李秀成奉洪秀全之命从杭州移师准备进击上海，这时，英法联军出面了，悍然宣布“保卫”上海周围百里以内之地。由于洋人的加入，使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了很多，曾国藩得到这个消息思考了很久，给李鸿章发出指示说：“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出则不可，近而嘉定金山、南汇、远而苏、常、金陵，皆它处也。”
曾国藩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事发突然，英法联军进入内地作战，虽说是替清政府打仗，但这里牵扯的外交方面的事情太多，而且确实也没有得到朝廷明确的指示；再说，英法军队进来易出去难，以后能不能顺利地送走还是未定之数，所以这件事须慎重考虑。
不过，有了曾国藩的“会防不会剿”这五个字的锦囊妙计，李鸿章心里也算有了谱。他下定决心与洋人好好周旋一番，在上海站住脚。
其实李鸿章也面临着重重的压力，他咬着牙一天天挺着，坚决不退缩。他坚持保本自强，反复想着曾国藩送给他的五个字“会防不会剿”，而把手握得紧紧的，专心经营西南线等待时机。5月21日机会来了，那一天，上海大雨倾盆，在西南郊虹桥，忠王大军一部约三千人在撤退中无心恋战，与在该处驻防的淮军程学启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时，李鸿章一刻也没有耽搁，他集中全军六分之五以上的兵力，亲自带队火速前去增援。这一仗打得时间并不长，因为忠王大军已决定全线后撤，只不过是虚放一枪的掩护战而已，他们只是做主动进攻的样子来阻击敌人的追击，是在作战任务完成后就准备匆匆转移，但李鸿章得到的好处可想而知，甚至于经此一战而成名。可见，在时机上处于弱势的时候就要“伏藏”。
曾国藩善于韬晦的故事对我们今日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很有意义。一个人有才干是好事，这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里露出来是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一个人如果时时处处都在展露自己的才华，只会招来嫉恨和打击，他的事业可能会因为这些难以预料的因素而中途夭折，显然这不是智者的制胜之道。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即使你天分再高也应切记含而不露，时时注意保存实力，这样才可能使自己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走得稳健。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具备一体两面，一面是儒家中庸思想，一面是道家的方圆智慧，交相运用，因时而变化，应势而取舍。做事不过分，亦不过犹不及，善于权衡利弊，拿捏分寸；圆融中有刚毅，严厉中有柔情。他相信“天意”，更相信“人力”。做任何事情都“尽其在我”，即锐意进取，成功与否听凭“天意”，那么即使一事成功也是偶然的，绝不会事事成功，所以他“困知勉行”把主观努力放在第一位。
有人会说中庸之道教人变得世故、圆滑、全无棱角，使人变得毫无斗志和闯劲，而曾国藩能以中庸之用，不仅做成了惊天动地、改变历史的大事，而且还成为后世人道德上的标准高度，这就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说法。大凡以中庸之道低调做人者，其处世的标准都很高；而那些张扬的高调做人者，其处世的基调却往往很低。
曾国藩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他都会给人留下一个意蕴丰富的剪影；从任何一个方向去思考，他都会给人留下一个弥足可贵的智慧空间。万世的功业都会付之流水，但曾国藩立德、立业、立言三方面均恢弘博大，至今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跟曾国藩学中庸，就是要学习他高标处世、低调为人的生活哲学，学习他不贪图功名利禄、勇于功成身退的冷静心态，学习他进退自如、大智若愚的雍容气度。愿诸君也能像曾国藩一样的为人处世，或做官，或为民，不管做什么，都能游刃有余，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不争强斗胜，选择一个好的环境展示自己的抱负，从容地对待人与事，虔敬地对待天和地，最终有一个平静祥和的福祉，这是人生最重要的。
曾国藩处事绝学
有人会说中庸之道教人变得世故、圆滑、全无棱角，使人变得毫无斗志和闯劲，而曾国藩能以中庸之用，不仅做成了惊天动地、改变历史的大事，而且还成为后世人道德上的标准高度，这就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说法。大凡以中庸之道低调做人者，其处世的标准都很高；而那些张扬的高调做人者，其处世的基调却往往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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