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书福的装潢材料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摩托车生意也是异彩纷呈，但是他对既有的成功并不感到满足。因为，在他心里，还有更加远大的理想——造出自己的汽车。
1996年的时候，李书福联合家中的四兄弟，将黄岩吉利集团更名为浙江吉利集团公司。虽说只是在名字上改了几个字，但是从黄岩到浙江，很明显地反映了李书福有意将自己的公司做得更大更强的心思。为了明确四兄弟各自的职责，李书福让大哥李书芳负责发动机的生产，一直与他并肩作战的李胥兵严把技术关，四弟李书通负责摩托车总装厂的经营，而自己则担任董事长，对公司负总责。为了更明确地划分四兄弟的股权，李书福更是立了一份股份说明书。在这份说明书中，李书福与二哥李胥兵共占70%的份额，而大哥占10%，四弟占20%。尽管有这份说明书，但是当时公司并没有请专业的评估公司对公司资本进行评估，四兄弟只是想着兄弟同心，一心将吉利做大。
如何将吉利做大，一直困扰着李书福。直到有一天，他花6万元钱买了一辆中华牌汽车，才在前行的道路上发现了一丝光芒。汽车的价格比摩托车要高出很多，如果吉利能生产出汽车，就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李书福的心里这样想。
这一年，李书福去美国做考察。穿行在美国的街道上，李书福发现在那里满街跑的都是四个轮子的汽车，而不是两个轮子的摩托车。这与中国当时的情况截然不同。李书福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肯定会不断提高，风里来雨里去的摩托车远远没有小汽车舒服。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今后的中国肯定会需要更多的小汽车，人们也会越来越青睐汽车而不是摩托车，中国的汽车市场亟待开发。
谁先去开发中国汽车市场，谁就将率先分得一杯羹。当然，李书福是不会让这样的大好机会从自己身边溜走的。一回国，他就将自己新买的那辆中华汽车拆开。
拆开与组装对李书福来说不是难事，他早已在之前的创业经历中将这门手艺练得炉火纯青。拆开中华汽车之后，李书福甚至叫道：“汽车也不过如此嘛，我还以为有什么高深的东西。”没什么高深的东西，也就是说李书福有信心仿制成功。之前花6万元买了这辆中华汽车，他想如果自己真的能够仿制出属于自己的汽车，那区区6万元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这样，李书福向大家宣布他将要造汽车。因为之前李书福不仅造出了自己的摩托车，而且造得很好，所以这一次，不仅没有人对他指手画脚，反而都支持他的决定。
但是在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之后，问题还是不断地涌现出来。首先就是技术的难关，两个轮子的摩托车与四个轮子的小汽车光在外形上就有着很大的区别，更别提内部构造了。对此，李书福依然想用先仿制后融入自己创新的老办法。
之前生产摩托车，李书福是仿制了高端的“本田”摩托，这一次生产小汽车，李书福同样将眼光投向了高端小汽车——奔驰。
李书福花高价一次买了两辆奔驰汽车，又从香港买回奔驰汽车专用的零部件。他将价格昂贵的奔驰车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拆下来，然后又一个接一个地安装上去。就这样一遍遍地重复，李书福拆了装，装了拆，终于能够熟练地组装起“奔驰”车了。
但是李书福知道，如果将组装起来的奔驰开上街道，虽然会引来很多人的关注，但他们不是关注他的组装车，而是关注“奔驰”。换句话说，自己组装出来的汽车，根本就不会有人过问，大家都去关注名牌了。
于是，李书福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奔驰车上套上自己制作的外壳！李书福加上的这个外壳是用玻璃钢制作的，但从外观上看，很难区分它与奔驰使用的钢制外壳的不同。但是，这好歹是李书福自己的东西，不管出现任何问题，都与奔驰没有一点关系。
没过几天，李书福就将自己“造”的汽车开上了台州街头。不仅如此，李书福还在电视上打了广告，意欲出售这款汽车。
然而，李书福忽视了一个问题。奔驰用的钢制外壳与自己采用的玻璃钢外壳，差距很大。他发现在用过一段时间之后，玻璃钢外壳不是这里凸起就是那里凹进，原本漂亮的外壳变得丑陋不堪。当然，这也导致在办理相关生产销售许可证的时候，工作人员因为安全性问题拒绝了他的申请。
汽车不就是比摩托车多两个轮子吗？李书福心中好像总有这样一股傲气。也正是凭借这股傲气，李书福终于做出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尽管它并没有进入市场，但仍然算得上李书福的成功之举。
2.迂回下线的“吉利豪情”
李书福看到了汽车产业背后的巨额利润，但在当时，他低估了汽车产业需要的雄厚资金、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成熟的管理经验。他去相关部门声称自己坐拥5亿资财，想要生产汽车。然而不仅仅是审批人员不认同他的想法，就连他找到的工程师也觉得他是在痴人说梦。更有甚者，有人还说李书福想要造出汽车无异于跳楼自杀。其实也难怪有人会不赞同李书福造汽车，因为在1996年，国家才投资十多亿生产桑塔纳轿车，而且它的主制造厂——上海汽车制造厂拥有大量的研发人才和数十年的经营管理经验。
接连受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工程师的打击之后，李书福也暗自流下了眼泪。他为自己没有得到他人的理解流泪，也为自己十几年坎坎坷坷的创业经历流泪。然而，泪流过了，他的心也更坚定了。他不仅不愿意放弃汽车梦想，而且要做成功给那些不相信他的人看。
1997年，李书福来到四川省德阳市考察。在一个饭局中，李书福听到了一个令自己振奋的消息：德阳市某监狱有一家下属汽车厂可以生产汽车。
李书福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立即想到之前生产摩托车时用过的老办法——“协作生产”，即“借鸡生蛋”。李书福连忙给刚才说出那句话的朋友倒酒，并先干为敬，说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人说自己是监狱长的朋友，而且那个监狱长还兼管汽车厂的事务。此时，一心想要生产汽车的李书福连忙答谢那位朋友，并让他代为引见。
李书福在那位朋友的引见下，很快就见了那个监狱长。两人相谈甚欢，随后李书福又在监狱长的指导下找到了司法局领导。事实上，监狱下属的汽车厂之前一直困难重重，几乎走到了关停的边缘。监狱长和司法局领导看到突然来了个想要生产汽车的人，当然都乐得合不拢嘴。李书福和他们一拍即合。
很快，李书福就与监狱下属的四川德阳汽车厂签订了合资协议，协议规定由李书福和四川德阳汽车厂合资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车有限公司”，其中李书福占70%的股份。然而，这个合资公司的运营并不是很令李书福满意。即使监狱可以提供十分便宜的人力资源，但是监狱的生产效率极为低下，而且因为监狱的戒备，李书福无法更便利地带领外人进去参观，也就少了很多客源。生产效率本来就不高，经营起来也是麻烦不断，李书福虽然开始生产汽车，但这并不让他感到快乐。
然而，事情在监狱长不幸去世后发生了转折。那时候，德阳监狱留有30%的股权。李书福早就看出了在监狱生产、销售汽车的弊端，于是他通过关系花高价从德阳监狱那里买到了所有股权。这样，李书福就拿到了公司完整的股权，也就拥有了生产汽车的资格。
既然拥有了生产汽车的资格，他当然不想继续留在与家乡台州远隔千里的四川发展自己的事业。于是，他就带着四川吉利的“汽车生产名录”回到了浙江台州，开始了钣金工造车的时代。
李书福回到台州，当时他们兄弟四人都很看好生产汽车的前景，但是又都不想因为生意失败而赔光所有的资产，于是决定让李书福先拿出一亿元单独做一年汽车业务，摸清楚状况后再做下一步打算。很快李书福就花高价拿下了一块800亩的土地，他对外宣称这片土地是用来扩大自己的摩托车制造厂的，其实是在里面秘密生产自己的汽车。尽管李书福拿着“汽车生产名录”，但是因为在异地造车，李书福还是不敢声张。
当然，决定生产汽车之后，李书福便开始在公司内部选拔能够生产汽车的人才。因为之前吉利集团有生产摩托车的业务经验，所以他首先在制造摩托车的工人中选拔。他仔仔细细地翻看员工们的档案，想从中找到几个有可能懂汽车的人。果然，他在员工档案中发现有三个之前在汽车厂做过钣金工的工人。
李书福看到他们的档案，如获至宝。他欣喜地将那三名员工叫到办公室，并请他们坐下来喝茶。李书福的这一举动让那三名钣金工受宠若惊，他们在董事长面前战战兢兢。李书福看到他们的不安，安慰他们说：“别担心，我今天找你们不是要辞掉你们。你们的工作干得很出色，我一直都对你们很满意。”听到这话，他们才稍微安定了一些。其中一名员工问道：“老板找我们有什么事？”李书福笑着说道：“我之前看过你们的档案，发现你们三个在汽车厂做过钣金工。我想你们应该对汽车有一定的了解吧，想不想在我这里生产汽车？”
一听到说生产汽车，那几名员工都惊呆了，纷纷表示自己只是普通的钣金工，并不会生产汽车。李书福对他们的反应早有准备，于是宽慰他们道：“你们也别多想。其实生产汽车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不用你们负责，只需要你们能够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即使是失败了，我也肯定不会让你们倒贴钱。你们就放心地照我的意思做吧！”听到李书福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那几名员工当然也就不好拒绝，一一答应了李书福。
当年那家监狱下属的四川德阳汽车厂虽然有生产汽车的资格，但是它在汽车生产名录上的代码是6字打头的，因此并没有轿车的生产资格，只有客车生产资格。但是，李书福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与德阳汽车厂的合作。李书福或许是太想生产汽车了，不管是客车还是轿车，只要是汽车就行。于是，李书福让手下的钣金工们制造起两厢式的轻客。
之前，李书福已经带领着手下成功组装过“奔驰”。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书福想要仿制高档车确实有难度。于是，李书福将目光瞄向了中低档车。他还曾壮志满怀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要造中国人都买得起的汽车。”
李书福之所以愿意放弃高端汽车市场，从中低档的汽车做起，其实还是受到之前去美国考察时所见所闻的启发。在那里，大街上行驶的汽车档次有高有低，但是这丝毫影响不了汽车的最基本职能——交通。所以，李书福相信，只要自己造出来的汽车能够安全地在道路上疾驰，只要能够吸引很多人来买，即使每一辆汽车的单价远远低于奔驰等高端品牌，但因为销量更多，也仍然会有巨大的收益。
将目光扫向中低端汽车市场后，李书福很快就发现了当时很流行的天津夏利汽车。于是，李书福召来之前已经谈好的那几位钣金工，让他们依据夏利的模样生产吉利自己的汽车。钣金工当然不会绘制设计图纸，他们只能边观察夏利，边用手敲打那些面板。或许，当时李书福带着这几名钣金工造车的经历是过于寒酸了些，但是要想成就大事业，哪有不经历磨难的呢？
果然，经过八个多月的艰苦探索之后，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吉利汽车——“吉利豪情”终于在1998年8月8日成功下线。之所以选择赶在这个日子完成吉利汽车，也是为了大吉大利。而将第一代吉利车取名为“豪情”，既表示了李书福决意造车的满怀豪情，又是对那几名与他奋斗在一线的钣金工的嘉奖。
那么，为什么李书福非要进入汽车这个行业不可呢？他明明知道即使是造出了“吉利豪情”，也仍然得不到生产、销售许可，他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事实上，李书福认为1996年到1998年是最适合进入汽车行业的黄金时段，而1997年是最关键的一年，一旦错失良机，就可能很难再挽回局面了。
李书福很清楚自己经营民营企业，无法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当时，民营企业不像现在这样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尤其像汽车、银行、邮政等领域，政策甚至对民营企业有所限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了神州大地，国有企业也在纷纷转型。李书福知道小小的民营企业，在资金雄厚、人才充裕的国有企业面前几乎没有优势，一旦国有企业能够转型成功，民营企业仅有的灵活机动的优势也将化为乌有。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外汽车制造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它们一旦找到合适的大型国有汽车制造厂合作，民营汽车企业的发展就会更加步履维艰。
李书福想赶在国有企业和外资联合占据中国汽车市场之前，率先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教授所说的那样：“虽然不符合规范的设计程序，但生产出来的车还是不错的。”李书福就是要赶“早”，即使自己生产汽车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也仍然豪情万丈地顶住各方压力，让“吉利豪情”顺利下线。
3.苦涩而充满希望的“豪情”下线仪式
1998年8月8日，李书福特地选择这个吉利的日子让他造出的第一款车——“豪情”下线。然而，好日子并不能给李书福带来他所期盼的成功。他特地为“豪情”下线举办的仪式，充满着尴尬。这些状况甚至一度让他对“豪情”的前途心生怀疑，脸上不禁流露出绝望的神情。然而，李书福经历过大风大浪，他没有被这次挫折打倒，最后他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希望之光。
在“豪情”顺利下线之前，李书福已经向700多位领导嘉宾发去了邀请函，他原本寄希望于他们在看到“豪情”的真面目之后，能够批准吉利生产、销售小汽车。然而，这一次他太乐观了，他把当时的汽车产业环境想得过于宽松了。当时李书福手上拿着的是四川吉利的生产许可证，但是他却回到家乡台州的临海市造起了自己的吉利汽车。李书福异地生产汽车很难得到地区管理者的认可，甚至有违当时政策，没有嘉宾愿意到场庆祝也是理所当然的。
8月8日这天，李书福在临海市街头挂满了宣传横幅。这些横幅上有的写着“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这一类的口号，有的写着“热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吉利视察”这一类的欢迎语，李书福搞得小小的临海市热闹异常。然而，与这些热闹恰恰相反的是，李书福的内心正在经历着由于冷清而引起的尴尬。
尽管李书福给他的“豪情”车戴上了鲜艳的大红花，尽管他在“豪情”车身上喷了“敬业创造，质量报国”这几个鲜红的大字，但是仍然没有人愿意去给李书福捧场。有的人认为他的车质量有问题，有的人认为他只是为了一夜暴富，并不是真的为老百姓造车……总之，种种原因让李书福为领导嘉宾们准备的100桌酒席空空如也。此时，李书福觉得身上特意穿着的那套西服和打的领带，像是小小的讽刺。他觉得很难过，但是他并没有将之表现出来，任何一个人过来，他都面带微笑地致谢。
其实，李书福已经想过了自己举办这个下线仪式可能会面对的尴尬。生产汽车与之前生产过的冰箱、装潢材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与生产摩托车也是两码事。因为汽车的生产要受诸多部门的管理，交通、运输管理和公安部门等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向吉利说“不”，那吉利造车就真的没戏了。其实现在看来，当时台州当地政府没有人愿意出面给李书福捧场造势，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没人到场，当然也就不会砸场，不失为一种默许的态度。
只是这种默许让李书福很难受。精心准备的仪式，认真布置的会场，却遭遇到了门可罗雀的尴尬。他原本想通过官员的出面，当场就签订几宗大的订单，可官员们无一到场，与会的经销商们当然也没有一个敢签单。
既然台州当地政府因为政策原因不愿意出来支持李书福的吉利汽车，那么就只能向上请示浙江省政府。一直以来，浙江省都不能得到充分的国家投资，于是民营经济在浙江省内十分发达。而且，浙江省政府一向重视民间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李书福心想，汽车工业毕竟是一个大的产业链，而台州却是一个小小的地级市，政府官员或许是怕担责任才集体回避了这次仪式。于是，李书福给当时的副省长叶荣宝发了一份传真，邀请她到临海来参加“豪情”汽车的下线仪式。让李书福惊喜的是，叶荣宝竟然给了他一个期望已久的回复——副省长会参加“豪情”下线仪式。叶荣宝回的这一通电话，让心灰意冷的李书福顿时充满了希望。
李书福静静地等着，从8点等到9点，始终没有多少嘉宾到场。已经离既定的下线仪式开始时间10点不远了，李书福心里也真正感受到了冷清的凄凉。
李书福大喊一声：“开始！”他的喊声高亢而洪亮。这一声意味着吉利豪情的正式下线，这一声蕴涵着李书福心中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虽然“豪情”成功下线了，但是能不能顺利销售，李书福心里始终没有十足的把握。
正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李书福的耳畔掠过：“书福，我来了！”李书福听到这个声音，心中顿时一喜，他知道这是之前答应要参加仪式的浙江省副省长叶荣宝的声音。此时此刻，李书福激动而兴奋地流下了两行热泪。
这两行热泪，其中充满着苦涩，也充满着幸福。想当初，李书福提出想要自己造汽车，被人笑称是“疯子”。因为没有设计汽车的人才，他无奈之下只能买回整车然后拆卸再组装。因为拿不到汽车的“准生证”，他只好远赴四川德阳，与监狱下属的汽车厂合作。因为监狱生产环境不如人意，他又将汽车厂搬回台州偷偷地搞异地生产。因为缺乏专业的造车人才，他只能带领几名钣金工，敲敲打打地仿造名牌汽车。好不容易下线的汽车，却又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这一切，都曾让李书福痛苦过。然而，这种种痛苦都不能击垮李书福这个“疯子”。他将四川吉利搬迁到台州临海，提出“中国不能没有自己造的汽车”和“浙江不能没有整车厂”的口号，打动了当时的副省长叶荣宝，使她从300多公里以外的杭州驱车几个小时赶到会场，为李书福刚刚下线的吉利“豪情”捧场。之后，叶荣宝又为李书福的吉利汽车在浙江顺利落地生根、不断发展壮大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万润龙是《文汇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见证过吉利“豪情”下线仪式的人。他曾回忆说：“在举行第一辆吉利汽车下线仪式前夕，因为吉利汽车是黑户口，众多的领导居然没有人敢接受吉利集团的邀请。想想看，如果你办了100桌酒席，却没有来宾，这是什么滋味？”
好在李书福想起了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叶荣宝，就试着给这位从未打过交道的女副省长发了一份传真，邀请她参加吉利汽车的下线仪式。当时传真发出不到1小时，叶荣宝就给李书福打来电话，表示将参加仪式……
见面时，叶副省长问李书福：“你怎么会想到给我发传真？”李书福：“我听朋友说起过，叶省长有一次组织汽车配件企业的厂长到外地取经，希望能为这些企业增加一些业务量，却空手而归。叶省长在归途中发下狠心说：浙江要有自己的汽车整车厂。”吉利的造车，应该是实现了叶省长的意愿。
叶荣宝后来为吉利汽车取得合法身份上下奔走，成为吉利车的护法天使。
4.追寻汽车梦想的同路人
由于叶荣宝的积极支持，李书福的吉利“豪情”终于在浙江省内成功进入市场。但是想要在蓬勃兴起的汽车行业做大做强，李书福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吉利汽车成长的道路上，李书福遇到了同样对汽车抱有梦想的詹夏来和尹同耀，他们既是李书福事业上的对手，也是生意上的朋友。
吉利“豪情”虽然被允许进入市场销售，但是在1998年，它的销售状况并不是很好。可以说，1998年，“豪情”根本就没有卖出去几辆。当初李书福从吉利集团划拨了一亿元用来造汽车，本来就不是很充裕。李书福拿到钱后，立马就开始研究如何造汽车，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汽车造出来之后应该怎么办。吉利集团内部的各项业务也是相当繁忙，那段时间摩托车销售还处于持续井喷的状况，根本就分配不出人手来提前计划吉利汽车的相关事宜。而且原本就没有多少人会想到李书福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造出汽车，还能让它走进市场。于是，销售的事宜也只能由李书福亲历亲为。
李书福深知汽车工业是一个很赚钱的生意，但同时也很容易毁掉一家企业。在当时“豪情”下线仪式上，李书福就特地在“豪情”的车身上涂上“质量报国”这几个字样，可见，他对“豪情”的质量把关是很看重的。李书福虽然想过多卖出一辆车将会带来更大的利润，但是他并没有急于向外推销自己的“豪情”汽车，而是在“豪情”的生产车间监督工人对每一辆下线的汽车进行质量检测。对于那些质量不稳定的汽车，李书福坚决地让工人们仔细检查问题，重新上线。而对于一些质量实在太差的汽车，他甚至会将之直接推至压路车底报废。如此这般不计成本，只是因为李书福要求每一辆“豪情”都能保证质量，以免造成事故后遭致毁灭性的打击。
有了质量的保证，李书福仍然无法为“豪情”打开销路。因为当时国家政策主要扶持三大合资汽车公司，留给李书福的空间却相当狭小。李书福深知自己的吉利汽车初来乍到，无论是在信誉还是形象上，都无法与早已扎根的三大国有汽车公司相比，更无法与国外进口车相提并论。
于是，李书福再一次响亮地喊出了自己的口号：“造中国老百姓买得起的汽车。”李书福打起了价格低廉这张王牌。汽车毕竟是一种相对高端的商品，汽车广告也总是有意渲染那些合资企业的高贵血统、良好的安全信誉、经典的设计等等。但是这一切对李书福来说都太遥远，他的吉利在当时无法向人们承诺这些东西。李书福将吉利“豪情”的售价定于5万元，这样的价格在当时的汽车市场是绝对的低价。
李书福原本期望能够通过低价位吸引到足够多的消费者购买“豪情”，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除了李书福抱有汽车梦想，还有另外两个人也对汽车产业可能带来的利益心驰神往，他们也打起了低价售车的招牌。他们就是詹夏来和尹同耀。
1993年，詹夏来在芜湖市当市长助理，主管的就是芜湖的汽车工业。但是这所谓的汽车工业，其实就是一家村办工厂，一年就只生产几百辆汽车，总产值也就一亿元。因此，詹夏来敏锐地意识到需要振兴芜湖的汽车工业。于是他开始到处寻找合适的人才，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汽车梦想。
1996年，詹夏来去长春一汽调研，听说有一个名叫尹同耀的安徽老乡在一汽相当有名气，于是他积极游说尹同耀回安徽与自己共同开启崭新的奇瑞汽车梦想。最后，詹夏来成功了，他不仅带回了尹同耀，同时还挖到了其他七位汽车能手。
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詹夏来和尹同耀一回到芜湖，就确立了一个名叫“951秘密工程”的奇瑞汽车建设规划。因为詹夏来和尹同耀都是汽车方面的专家，所以他们很快就聚集了一个50多人的团队，购进了英国福特公司的发动机产品技术和生产线，由安徽省和芜湖市下属的五家公司投资，在芜湖经济开发区一块面积达8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开始了奇瑞汽车的生产。
因为奇瑞从一开始就得到国有资本注资，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而且尹同耀原本就是汽车方面的专家，所以奇瑞的汽车生产顺风顺水。然而，事情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奇瑞也遇到了自己的难题——与李书福的吉利汽车一样，奇瑞也没能登上汽车目录。关于这一点，詹夏来和尹同耀同样无法回避，此时的他们，也正经历着李书福曾经历过的痛苦。
但是奇瑞毕竟不是吉利，它利用国企的身份，与上汽集团进行了一宗谈判。最终，奇瑞借用上汽的名义出售汽车，条件只不过是付给上汽三亿元的资产。也就是说，奇瑞仅仅花了三亿元就买到了上牌的权利。可见，相较于吉利，奇瑞还是颇为顺当的。
李书福的吉利“豪情”和詹夏来、尹同耀的奇瑞“风云”同时打出了价格战。而仅仅凭借较为低廉的价格并不能将汽车销售出去，还需要完善的销售网络。
当时，没有人愿意与“疯子”李书福一起疯狂。没有一个汽车经销商愿意从李书福那里签下哪怕一辆“豪情”汽车去卖，因为他们都觉得李书福的汽车根本就卖不出去，也就赚不了钱。即使是个纯粹的外行人，看到李书福的汽车车身上那不平滑的油漆，也都知道是人工反复漆上去的，更别提精明的经销商了。然而经过一番努力，李书福将“豪情”汽车弄到遍布江浙的吉利摩托车经销网里去销售。这样一来，也就真的有人购买了吉利汽车。而且，在第一批购买“豪情”的人当中，很少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这无疑让吉利的信誉有了一定的积累。当然，这还是得感谢当时李书福不计成本地反复检查，确保了出厂的“豪情”车都能有较好的质量，保证了消费者的驾驶安全。
奇瑞当时也是与吉利一样的情况，它虽说有国有企业的背景，但是它甚至不能像吉利那样跨越浙江省，将战线拉到江苏省。奇瑞只能在当时经济状况远差于江苏和浙江的安徽省内销售。
可以说，吉利和奇瑞当时的营销策略都十分低调。吉利“豪情”自始至终走的都是模仿的老路。有人戏称“豪情”的前脸长得像奔驰，车身像夏利，而商标更是山寨了丰田汽车。李书福当然是想利用国际知名品牌为“豪情”吸引更多的人气，但是他并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以免人们将“豪情”看成那些大品牌的附属品。而奇瑞的状况则主要是因为人员构成造成的。上到尹同耀，下到每一名员工，他们都与一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奇瑞在技术上很容易与一汽雷同，因此高调宣传只会让包括尹同耀在内的众多人尴尬。
李书福在追寻汽车梦想的道路上经历了众多的不理解甚至是嘲讽，而詹夏来和尹同耀在追寻汽车梦想的道路上也放弃了众多他人梦寐以求的东西，甚至睡冰冷的地板、去大排档吃廉价的盒饭等。他们三个，一个是浙江民营企业家中的翘楚，一个是安徽芜湖市的政府官员，一个是一汽里的核心骨干，但是因为有共同的造中国车的梦想，都承受了太多的苦楚和外界的不解。如果当初李书福老老实实地在吉利集团做自己的摩托车生意，那么吉利摩托肯定会称霸浙江、亮剑全国；如果詹夏来安安分分地在芜湖市政府任职，说不定他早已升迁了，更不会发生“红顶商人”这种事；如果尹同耀能够在一汽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说不定早已成了国企里的高级领导了。
然而，他们都坚决地选择了坚持自己的汽车梦想，即使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吉利和奇瑞也在所不惜。尽管他们早期的模仿痕迹很重，但他们都想造出完完全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汽车，而不是像那些大型合资企业那样，将外商的车进口到国内然后安上几只轮胎就算作是自己的。
吉利和奇瑞，是中国人制造汽车历史上闪闪发光的双子星，如果不是它们，恐怕造出拥有中国自己的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还要再往后推几年。正是因为有了“疯子”李书福和“狂人”尹同耀，以及跟随着他们的那些愿意开山劈路的人，才让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工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高度密集的汽车工业领域走上腾飞的快车道。尽管这条道路还很长，但是总算有人开始了向前的征程。
詹夏来和尹同耀这种有背景的人在开创汽车事业的时候都经历了如此多的困难和挫折，也就可以想象，没有任何背景的纯民营企业家李书福走在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所经受过的痛苦了。可以说，李书福的造车梦想比詹夏来和尹同耀要难以实现得多。
1998年，吉利只生产出了100多辆汽车，而奇瑞也不过是2000辆。但正是因为有了吉利“豪情”和奇瑞“风云”，中国的汽车工业才书写出了新的篇章。李书福和尹同耀，分别率领着吉利和奇瑞给风起云涌的中国汽车市场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他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是事业上相互竞争的对手，但是，经受过创业初期同样苦楚的洗礼之后，二人不得不由衷地向对方致以最真诚的敬意。
5.出征宁波，开创“美日”
成功制造出吉利“豪情”这款车之后，李书福将它定价为5万元左右，几乎是全国最廉价的小汽车。这样一来，“豪情”便通过低廉的价格，逐渐地打开了销路。但是，李书福并不满足于“豪情”所取得的成功。他要继续创新，推动吉利汽车做得更大更强。于是，他选择了离开自己的家乡台州，去往大城市——宁波。李书福的这一选择，在日后又被证明是极为正确的。在那里，他为吉利开创了又一个美好的时代。
当年吉利的第一款车——“豪情”下线时，如果不是浙江省副省长叶荣宝的鼎力支持，李书福的造车生涯可能在那一天就宣告结束了。由于是异地造车，李书福的吉利汽车一直都没能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甚至很多政府主管部门不允许他制造汽车。李书福曾直言：“很多人来找过我们。”可见，李书福这个民营企业家当时是顶着多么巨大的压力。因为吉利集团当时在台州已经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公司，所以李书福才敢于顶着压力造自己的汽车。
吉利汽车本来就是李书福从四川迁回老家台州的，他之所以敢于将吉利汽车继续迁移到宁波，是因为他看准了国家汽车工业发展的趋势。
1999年，当时主管国家工业部门的副总理曾培炎来吉利公司内部视察。李书福当然要对他好生接待，并且就他的梦想与曾副总理进行交流。那天，曾培炎走进吉利豪情的汽车生产流水线，看着豪情车的生产过程，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嘴里也对李书福颇多赞许。
李书福知道自己的生产线获得了曾副总理的认可，于是他鼓足勇气对曾副总理说：“总理，正如您看到的那样，我们的汽车生产线是严格按要求建设的，完全符合安全生产的规范。请您允许像我们这样有实力、有资金的大型民营企业做一个大胆的尝试吧。我知道，跟我一样的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有一个汽车梦。”曾副总理没有立即作答，只是面露微笑地静静聆听着李书福的意见。李书福看到这个状况，又接着说：“据我所知，大众汽车在上海的投资累计46亿元，而据我测算，投资26亿元，吉利就可以制造出很好的汽车。而且，这几十亿的投资里，不需要国家财政投资给我们一分钱，全部的钱都由我们民营企业自己筹措。如果出现什么问题，责任全部由我们自行承担。”曾副总理看着眼前这个干劲儿十足的年轻人，仍然一言不发。李书福接着说道：“我们不怕失败，只是怕我们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总理，请您给我们一个能够尝试的机会吧。”此刻，李书福请求的正是那张关乎到自己造车命运的“准生证”。这一次，他终于从曾副总理那里获得了一个让他稍觉安定的答复：“关于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汽车生产领域，其实我们早有研究。这次深入你们吉利来调查，就是想更为充分地论证民营企业涉足汽车整体生产的可行性。看到你们的生产线，我认为你们已经有了整车生产的条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营企业一定能够和国有企业一样造汽车。”曾副总理给了李书福一个肯定的答复，这个答复就像一颗定心丸，让李书福一直忐忑的心镇定了下来。
已经收到工业部门最高层的肯定答复，李书福当然要加大投入，更“疯狂”地践行自己的汽车梦想。李书福迫切地想要将吉利汽车做得更大、更好，于是他又开始了新的抉择。
还是在1999年，李书福的造车之路又遇到了贵人相助。这个人就是时任宁波市委书记的黄兴国。他原本是台州第一任市委书记，与李书福早就有比较深的交情，他知道李书福的造车梦想，也很相信吉利集团。那时候，由于宁波的一家日资企业破产，正好空出来300亩地，黄兴国想给这300亩地重新找到买家。于是，他想到了李书福。一天，他找到李书福，对他说：“书福，我知道你一直有造车的梦想。但是，据我观察，要想在台州那样的小城市造出自己的汽车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建议你到宁波来投资办厂，绝对不会比台州差！”
李书福听到黄兴国的这番话，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台州是他的家乡，他一直想在这片故土上成就自己的事业。当初将四川吉利迁移到台州，在这儿开辟第一块生产基地确确实实是一个明智之举。台州是浙江摩托车和汽车配件的制造业中心，有众多大大小小的汽车、摩托车配件企业聚集于此，它们能为李书福的汽车生产提供配套的服务。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的集聚，也使得生产效率比其他地方要高出不少，而且这里出产的配件种类齐全，价格低廉。有数据表明，这里出产的汽车配件的普遍价格是进口配件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而汽车空调的价格只是其他国产企业的一半，这项成本优势对吉利汽车的发展极为有利。
然而，当时吉利汽车已经生产出了第一款汽车——豪情，再留在台州无疑会局限吉利汽车的发展。李书福知道，仅仅凭借制造成本低廉绝对不能满足汽车工业的发展。他要生产属于自己的汽车，而台州地处偏远，很难吸引到高素质的人才，这对汽车生产的创新极为不利。而临近的宁波却是大城市，与上海、杭州，乃至与全国的往来都要比台州便利很多，并且那里还聚集着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于是，李书福决定听取黄兴国的建议，出征宁波。
只要李书福做出了决定，他行动的迅捷程度就会让绝大多数人震惊。这次在决定进军宁波之后，他也很快开启了宁波吉利生产基地的建设。而针对吉利当时汽车业人才匮乏的现状，他也开始了行动。
最经济也最简单的寻找到最适合的人才的方式，就是去同类型企业中挖人。而如果能够从最大的竞争者手中挖到有用之才，那将是事半功倍。李书福当时就是在吉利的最大竞争对手天汽那里挖到了大批人才。有了新近加盟的这一大批可用之才，李书福造汽车就再也不用完全拘泥于仿制了。
其实，李书福早就不想一味地走廉价和山寨的路线。一方面，廉价虽然能够让更多的人买得起小汽车，但带来的企业效益毕竟有限，这与李书福赚更多钱的商人本性不符。另一方面，虽然很多日韩汽车都是从山寨做起，而且越做越好，但是李书福认为，只会跟随他人脚步做出来的产品肯定不会获得良好的口碑，只会山寨的企业无疑没有多强的生命力。
令李书福印象深刻的是，在台州的时候，自己使出浑身解数挖人，虽然挖来了人，但因为这些人总是嫌弃台州是个小地方，他们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不断地流走；但是在宁波，作为全国商业氛围最为浓厚的城市之一，李书福很快就在那里吸引到愿意留在吉利的人才，而且很多人还是自己找上门的。
然而，李书福挖人不愿意一个个地挖，他一动手就是大手笔。1999年，李书福首先从天汽挖到了一个技术部的部长。这个部长的榜样力量也确实如李书福所猜想的，随后，天汽里一大批不同工种的技术工人像追随蜂王的蜜蜂一样，从天津向宁波吉利奔来。到2001年为止，天汽的各个技术部门里转投到吉利的不下百人。至此，吉利终于在宁波成立了自己的技术中心。
这时候，李书福率领着不断壮大的吉利汽车，在宁波开始了第二个车型的研发与生产。李书福将这一款车型命名为“美日”，意为“拥有美日汽车，开创美好的日子”。当时，李书福很想开发出一款新型的小汽车，但是他在认真考虑当时吉利的技术条件之后，还是决定继续生产类似于“豪情”的微型客车。虽然在技术上没有很大的突破，但是李书福却将美日做成了两厢半车，使其与两厢车的“豪情”区分开来。
就这样，“美日”很快就展现在了李书福眼前。美日整车造型紧凑、时尚、富有动感，线条明快。尤其是尾部设计精巧细致、棱角分明。较之于“淳朴”的“豪情”，“美日”显得更为赏心悦目。
在宁波设立吉利汽车的研发生产基地，让李书福尝到了甜头。但是，李书福绝对不会就此满足，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全国。
6.进军全国，民营企业博人眼球
2000年，是“豪情”问世后的第三年，同时也是美日刚刚开发出来的第一年，吉利汽车通过低廉的价格走进了市场，走进了消费者的家中，也在消费者当中赢得了不错的口碑。看到街道上的吉利车越来越多，之前对吉利“豪情”嗤之以鼻的汽车经销商也纷纷向李书福投来橄榄枝。李书福当然是欣然相对，逐步建立起吉利汽车的经销网络。这时候，李书福已经逐渐地打破了此前一直局限在依托吉利摩托车建立起来的江浙地区的销售网络，吉利汽车的销售触角开始伸向更远的地方。山东、江西，甚至边远的宁夏的经销商也都纷纷走进吉利，希望寻求合作。
李书福看到越来越多的经销商对吉利汽车产生了兴趣，知道自己的机会已经来了。他明白汽车经销商们的心思，他们远道而来，不外乎是因为吉利汽车有利可图。李书福也不是不想给经销商们回扣，只是他想夺取与经销商之间交易的主动权。之前，李书福求着经销商卖自己的吉利车都没人愿意；而现在，众多的经销商主动找上门来，就是因为吉利汽车的名气越来越大，从不知名的小汽车变成了随处可见的“亲民车”。
李书福想，如果想要吸引更多的经销商，绝对不能将眼光只放在江浙地区，这里虽然经济较为发达，但毕竟市场有限。李书福开始观察全国的汽车消费市场，认为广东地区经济极为活跃，那里廉价车的市场最为广阔。然而，如何才能将吉利推广到广东呢？
李书福与几个兄弟商议将吉利向广东扩展，几个兄弟对他的建议不仅十分赞同，而且还提出将吉利摩托车也向广东推广。经过几番讨论，李书福决定用“造势”的方法，先提高吉利的知名度，赚取消费者的眼球。
有了初步构想之后，李书福就开始了自己在广东的“疯狂”造势之举。2000年1月6日，一个规模庞大的观光团吸引了广州广大市民的眼球。这个观光团是李书福特意组织的，它由1300多名团员组合而成，他们专门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由吉利集团组织的“全国销售商会议暨摩托车、汽车新品展示会”。这个庞大的观光团将广州当地的几家四星级宾馆挤得满当当的，从而引起了广东当地媒体的高度关注。看到广东媒体纷纷报道这件事情，李书福更是信心满满，他说：“我们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从前知道我们的人实在是太少了。经过这次活动之后，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吉利集团。”为了让这次活动取得更大的成功，李书福特地从北京请来了30多名新闻媒体记者，专门从浙江带来了20多名记者。
当时的吉利在广州确实不知名，根本就没有多少广东人了解吉利这家企业，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吉利汽车。当时的新品展示会上，李书福将几十种不同型号的摩托车和“豪情”、“美日”一起放在会场中央。很多人面对这家浙江来的民营企业露出惊讶的神情，他们之前怎么都不可能想象得到，像台州这种弹丸之地竟然可以涌现出实力如此雄厚的民营企业。他们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吉利能够造出那么多不同种类的摩托车和小汽车。人们纷纷上前仔细查看和询问，而最后又无不被吉利所折服。很多人还建议试车，李书福当然也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体验者一个接着一个地进去一探究竟，“前面和里面看起来都很像夏利，后面看起来更像富康”，他们觉得吉利汽车确实是那么回事。
当时国家的汽车政策已经开始了关于是否禁止采用化油器车的小汽车上路的讨论，在这次展销会上，李书福一再强调不管是“豪情”还是“美日”，使用的都是化油器车的替代产品电喷车。李书福的这一表态让有意购买吉利汽车的人对它更有兴趣了，都表示不敢相信它们只卖5.8万元的低价。
李书福看到当时展销会会场的情况，觉得十分满意。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能够参与到展销会会场的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人，要想让更多广东人知道吉利汽车的新品发布的消息，就不得不寻求与当地媒体的合作。
当时，《粤港信息报》在关于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报道中这样写道：“李氏兄弟试图通过吉利集团成功的历史来表明他们的自信。专门负责吉利集团汽车项目的李书通不无自豪地表示，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已被国家机械工业局和浙江省列为重点扶持的建设项目，同时也是唯一一家经国家批准、列入行业管理的民营轿车试点企业。按照他们的投资计划，30亿元的总投资一期所需的10亿元已经到位。从1999年8月起动工兴建，预计在春节前后，20多万平方米的办公楼、专家楼、生活楼和10多万平方米的钢架结构厂房将在宁波北仑经济开发区完工。”
与事实一经对比，不难发现李氏兄弟在与媒体的合作中是多么精明。他们故意给吉利汽车扣上一顶大帽子，让吉利汽车的新品发布会拥有更多的噱头。比如，“投资10亿元”及“已经经过国家批准，列入行业管理的民营轿车试点企业”，这些都是李书福通过故意夸大的说辞。他们之所以要这样故意夸大吉利集团的实力，正是因为汽车工业很依赖国家的巨额投资，而像吉利这样的民营企业，在没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只能夸海口，让普通大众尽可能地相信吉利有那么大的能力。这在某些方面来说，当然对吉利的推广有些益处。
而李书福相对于李书通来说，要更为谨慎一些。他没有忘记吉利汽车用的仍然是四川“吉利波音”的汽车生产牌照，他反复地叮嘱记者不要将“客车”说成是“轿车”。这让记者们一头雾水，他们也只好对吉利汽车将信将疑。李书福也顾不得媒体记者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他们只要能够对这次新品发布会连篇累牍地报道就行了。
其实，李书福应该像李书通那样更为大胆一些，毕竟之前他已经得到了曾副总理的答复，只是因为手续问题，才让吉利异地生产小汽车变得有些尴尬而已。
当年广东的另一家媒体这样评论吉利：“我们搞汽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早两三年我们没有能力，晚两三年机会就不再属于我们。”李书福说，“此时进入，我们一方面会利用好‘入世’缓冲期所提供的保护，另一方面我们还将利用国际技术转移带来的机会。”
在吉利人眼中，他们已经完全有可能把生产汽车这个看起来始终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举变为像生产彩电那样“简单”的事情。曾几何时，彩电生产几乎是“高技术生产”的代名词，而如今，谁还会同意这种看法呢？只要有足够的钱用于引进技术，国际跨国公司等待转移的技术便俯拾皆是，他们的谈判人员甚至正等着买家上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吉利人要在自己的企业里实现汽车生产的“全球大配套”。
尽管广东的媒体对吉利充满了溢美之词，但是李书福并没有骄傲自满。在他看来，造最好的汽车的心愿绝对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要想获得最终的胜利，吉利汽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看到之前在广东召开的新品发布会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李书福又将目光投向了祖国的心脏——北京。2000年6月，李书福在北京也召开了一个新品发布会。
这个发布会让李书福和吉利汽车再一次赚足了人气，经销商们对吉利汽车普遍表示看好。有经销商用数据证明吉利极有可能成为畅销车：“这次推出的吉利JL6360B在北京很有市场，它是一款环保型两厢四缸电喷微型客车，配置天津丰田8A，86马力16气门发动机，排量为1.342L，百公里耗油为5.5L，售价仅为65800元。”然而，北京的媒体却对吉利的前景不是很看好，这主要是由于吉利的最大优势——经济性并不适合北京车市。
这次吉利北上京城，李书福虽然没有赢得媒体们的呼声，但是最起码在经销商的眼中还是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而且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浙江有吉利这样一家民营造车企业，这对于吉利汽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得不到经销商们的认同，哪怕媒体将吉利汽车吹捧得再好，也很难销售出一辆汽车。而且媒体过分地指责吉利的经济性，实际上仍然是在用汽车是地位的象征这种思维分析吉利的前途，这显然从一开始就与吉利汽车的定位背道而驰。
注重吉利汽车的经济适用性，这是李书福一贯坚持的。在受到北京媒体指责后，他不仅没有对这一原则心生怀疑，而且下决心做得更好。面对人们的惯性思维——“一分钱一分货”，吉利汽车之所以卖得那么廉价，是因为它的质量不好——李书福在开发新车型时，更加注重汽车的安全性。李书福对吉利汽车的设计师说：“只有安全性提高了，质量上去了，消费者才会对吉利汽车有信心。”
几年前，李书福决定生产汽车，而且从廉价汽车做起，就是看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将需要大量的汽车，看到了政府将会对民营企业造汽车放宽政策的态度，看到了更多的消费者是为了实用而非炫富。现在，随着一款款吉利汽车的生产，李书福通过几次大动作，将物美价廉的吉利汽车推出了江浙地区，走向广东、北京，走向了全国汽车消费市场。
7.突破家族企业模式——吉利勇于蜕变
2000年，随着吉利集团的飞速发展，家族企业的本质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壮大。如何顺利实现企业结构的转型，对吉利集团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吉利集团必须认真对待转型带来的挑战，李书福不得不承受企业转型带来的痛楚。
在民营企业大发展的浪潮中，有的企业壮大了，有的企业沦落了，造成这些企业不同命运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民营企业老板的个人因素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要素。一名优秀的民营企业老板肯定是具有企业家品格的人，也只有具备这种品格，才能够真正引导企业转型和承受转型之痛。在很大程度上，企业转型就是企业家对企业的改造。
通常，民营企业的改造都要从企业主开始改造，如果企业主不能充分改造自身，改造企业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新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并不是很长，第一批民营企业创业者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据统计，早期的中国民企创业者中，类似于柳传志、张瑞敏等科班出身的企业家非常稀少，绝大多数都是像李书福这样出身于农民阶层的普通百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教育并不注重培养企业家精神，创业在当时的高校校园里并不流行。
事实上，最早一批创业者也是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春风的先行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因为家庭环境或者自身处境不好，才被迫下海的。没想到，他们在体制之外摸爬滚打，竟然成了改革开放后率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
可想而知，李书福很幸运地成了这批人中的一员。但是，这批人不得不继续面对一个尴尬的处境。即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具备雄厚的知识，见识也不甚开阔，即使偶有掌握一门技术者，也很难开发出新的产品。很多人由于自身的局限，始终跳不出发家的行业。然而，李书福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同。
从开始创业，李书福就通过不断学习，从照相到生产冰箱、建材、摩托车及开拓汽车市场，他的商业嗅觉远比常人灵敏。不仅如此，李书福还经常担当行业先锋。
为什么与李书福同时涌现出的众多民营企业老板逐渐被时代淘汰，而他却始终屹立不倒？主要原因就是，李书福身上具备很多老板都不具备的企业家品格。这种企业家品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主善于学习，能够通过不断学习而成为所经营业务领域的行家；二是企业主能够任人唯贤，相信自己选拔出来的人才会为企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书福具备的这种企业家品格之所以成为他的闪光点，是因为作为农民出身的草根企业家，往往不能拥有这种企业家品格的任何一个方面。农民出身的企业老板，不论是知识储备还是学习新东西的能力都不够，在发家致富后又会被奢华的生活所淹没，根本没有进一步学习的动力。而且，每一个企业老板都会格外珍惜每一分财富，绝不希望有人打他的财富的主意。这就导致这种老板很难从心里信任其他人，即使是自己亲手提拔的员工。
李书福的企业家品格让他主动花费大力气去刻苦学习、钻研。在他所经营过的诸多行当中，他都努力通过学习成为这些领域的技术能手。李书福说：“学习就是要能吃苦，敢于动手。”从照相生意开始，李书福就练就了从拆装机械的过程中学习的本领，在看起来很机械乏味的重复中不断琢磨机器构造的工作原理。
当然，并非任何事物的工作和设计原理都能被李书福以这样简单的方式完全掌握。与他一样勤劳肯吃苦的企业老板也并不在少数，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埋头苦干根本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如果李书福当时仅仅依靠仿制奔驰造汽车，那么他造出来的汽车很可能会马上被淘汰，甚至根本就不可能真正进入消费市场。
虽然李书福能够成为汽车领域的一个行家，但是现代汽车企业只依靠一个行家是不能发展起来的。汽车行业是一个现代高科技技术集中展示的平台，需要机械、电子、能源和工艺等多领域的密切合作。所以李书福为吉利汽车请来了众多技术上的能手。
因为制造汽车需要一个团队的密切合作，李书福精力再怎么充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他需要请很多管理上的人才，辅助自己管理人员复杂的汽车开发团队。这种请人管理企业的做法在很多农民出身的老板那里绝对不可能发生，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样做就是将自己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企业拱手交给他人。但是李书福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不仅能够任人唯贤，而且对他们高度信任。
引进技术人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李书福敢于学习，而引进管理人才则反映出李书福愿意信任他人。但是，即使爱才惜才的李书福，也不得不经历几次人才“大换血”。
李书福之所以会适时地更换管理团队，主要是因为他对当时国内的企业环境心存芥蒂。因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各个企业都有过挖人和被挖人的经历。李书福认为一旦企业高管被人突然挖走，对企业无疑会造成巨大打击，而且因为当时国内诚信体系建设不够完善，造成国内职业经理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虽然职业经理人从企业出走会有各种理由，但最终无法掩饰他们的出走对企业的伤害。
李书福主动更换吉利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从内心抵制突如其来的变化对吉利造成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李书福就畏惧任何变化。应该说，从最初创业到生产吉利汽车，李书福正是因为灵活变化才始终屹立于民营企业的潮头。
李书福造汽车，是从仿制奔驰开始的。当时因为“豪情”的前脸与奔驰极为相似，奔驰公司的负责人曾给李书福写过很多封信，要求他不断地改动“豪情”。当时李书福讲了几句很有深意的话：“奔驰那个老板老是给我写信，一会儿说这个像奔驰，一会儿说那个像奔驰。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说像的我们都积极改，我希望你们能够每天都提醒我，我们一定老老实实地改。但是你一定不要因为今天是老大就可以对我们的产品横加指责，因为世界在变，汽车市场也在变，或许有一天奔驰就不是老大了也说不定。”
李书福不仅不畏惧变化，而且主动求变。只有变化才能促进发展。当时“豪情”本身就是仿制奔驰而造的，李书福也想让它变得不那么山寨，但是无奈最后实在不知道怎么改了，此时请教“汽车业老大”奔驰无疑是最好的办法。这无疑又是李书福在变相地向“奔驰”求教，他无时无刻不想着学习他人优秀的技术和经验。
李书福吩咐技术工人一点一点地对“豪情”加以改动。但是终于有一天，李书福发现虽然变化十分重要，但是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同样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李书福认为，稳定是一家好企业的重要标志。李书福虽然可以在公众面前为吉利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但是频繁更换的管理层会让外界对吉利产生猜疑，从而破坏吉利的形象。
李书福急切地想为自己寻找到一个完全信得过的经理人，辅助自己经营吉利集团。然而，此时的吉利却并不平静，李书福正在面临着家族企业转型的痛楚。
从当初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的“野照相”到投身冰箱厂，再到决意造汽车，李书福做出的种种选择让他成为异类，也注定了周围的人始终无法追赶上他的脚步。此前，李家四兄弟合伙创业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然而在2002年，四兄弟终于走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而这个过程也是吉利集团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蜕变的过程。
在最初创业的时候，家族企业的种种优势，诸如迅速的决策、强大的凝聚力、低廉的代理成本和良好的激励机制等都得到了明显的发挥。然而，随着吉利集团的不断壮大，企业的产权、内部管理、人力资源及资金瓶颈等问题也逐渐凸显了出来。家庭成员握有集团股份不是一件坏事，但凡事由家庭成员讨论决定的管理模式，绝对不是企业应该采取的最佳办法。吉利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与壮大之后，迫切需要过渡成为一家现代企业。现代企业讲求职业经理人高效专业的管理，而依赖李家四兄弟合伙的管理将会严重影响吉利的转型。
1997年，李书芳离开吉利集团；1999年，李书通因要不要打价格战与李书福意见相左，被解除职务；2002年，李胥兵另起炉灶，也离开了吉利集团。李书福虽然在面对亲人与自己分离的时候也有痛苦，但想到这些都是为了吉利集团的发展，他又获得了些许安慰。李书福说：“虽然集团在进入汽车行业初期，我们四兄弟齐心协力，但这只是表面的，是不会持久的。”他早就预想到了四兄弟分家是不可避免的。
本来四兄弟分家对吉利这种家族企业来说是极为平常的事情，但还是因为李书通的关系，让李书福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2002年，李书通建立的杰士达汽车公司生产的美鹿汽车上市，这无疑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揣测吉利集团分家的内幕。而极力造势的李书通，也开始公开回应媒体的揣测。这让李书福按捺不住，不得不在媒体上针锋相对地回应李书通。二人的矛盾集中在是谁对吉利集团贡献最大——是李书通坚守的摩托业还是李书福新开辟的汽车业？
当时《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了李书通的说法：“1995年，华田公司摩托车产量突破8万辆，1996年上升至30多万辆，1998年产量最高达65万辆。据估算，公司的产值连续几年高达20亿到30亿元，为公司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按照媒体报道的这个说法，如果没有摩托车的资本积累，李书福根本就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投入到汽车领域。
而与此同时，《中国经营报》报道了李书福的老员工张桂明的一席言论：“1993年底，李书福发现了国内的摩托车轮毂质量不好，去美国短期考察之后，于1994年春节前后，注册了一家摩托车厂——黄岩市华田摩托车总厂，自任法人代表。而李书通到摩托车厂是1994年6月以后的事了。”并且，还报道了他们的表兄陈奶春对李书福和李书通二人的看法：“李书通是在摩托车厂办起来以后才过来的，他当时在办铝合金型材厂，规模和效益无法和书福的比。他到摩托车厂后担任分管总装厂生产的老总。他管生产还是管得不错，对集团的贡献也是有的。”
这两则报道矛盾尖锐，虽然李书福并没有言辞激烈地回应李书通，但通过张桂明和陈奶春的言论，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李书福还是为媒体的言论苦恼不已。他也明确地说过：“我现在不想纠缠陈年烂账，不想把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争论上。有些报纸迫于生存，制造些耸人听闻的假新闻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我弟弟有没有说过那些话，我不知道，也不想搞清楚。”可见，李书福执拗地不对那些针对他的声音予以正面还击。
兄弟分家当然是一场悲剧，但对于吉利的发展来说，这段经历未尝没有好处。李书福在经历了兄弟分家之后，更加注重任用“外才”而非“亲兵”，这让吉利真正走上了现代企业的腾飞之路。
李家四兄弟分道扬镳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李书福也只好坦然接受。而在接受这个事实之后，让李书福更为头疼的是如何才能请到一个能够相互信任的职业经理人，因为之前总裁一职都是由李胥兵担任的。
职业经理人与董事会之间最需要的就是相互信任，而这种相互的信任不可能凭空产生，需要长时间的磨合。对于李书福来说，他要交给职业经理人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家由李书福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规模庞大的民营企业。在选择吉利总裁的这个问题上，李书福可谓是煞费苦心。
由于地处浙东南山区，李书福的企业一直很难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即使已经在宁波开设了新的汽车生产基地，但是毕竟时间有限，新近加盟的员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博得李书福的信任。与李书福一样同在浙东的一位民营企业家评价浙东民营企业间的人才争夺战时，这样说道：“好不容易从外地请来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但是刚在厂里踏踏实实地工作不到半年，就有好几家同类型的公司或明或暗地前来挖人。很多公司甚至是愿意开出数倍的工资。而即使一家公司利用高昂的薪水成功挖到想要的人才，老板也绝不是高枕无忧。因为还有很多家竞争对手在外面观望，他们同时对挖到优秀人才蠢蠢欲动。这样，人才在多家公司间反反复复地跳槽，不仅降低了公司的生产效益，而且生产水平也得不到提高，甚至离行业的流行款式越来越远。”
李书福深知浙东的商业环境，与其加入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不如主动出击，在吉利内部寻找到对吉利最忠心的可用之才。这时候，李书福发掘到了从当初办冰箱厂就踏踏实实地跟着李家兄弟干事业的缪雪中。
缪雪中在17岁时，由于家庭贫困而高中辍学。而那年李书福的冰箱厂正是用人之际，因而在家乡广招人才。当李书福听说缪雪中不幸辍学之后，或许是出于对同乡的同情，或许是看到缪雪中的高中学历，竟然主动找到缪家，表示愿意让缪雪中到冰箱厂上班。看到李书福亲自跑到家里来请缪雪中，他的父母当然十分欣喜，不仅满口答应李书福的请求，而且在缪雪中第一天去冰箱厂上班的时候，就认真地叮嘱他：“雪中，你今天能去李厂长那里上班，是别人对我们家的恩惠，一定要在那里踏踏实实地工作，争取能够报答李厂长啊！”缪雪中答应了父母，表示一定会在冰箱厂勤奋工作。
很快，缪雪中就来到冰箱厂报到。李书福看到他还是个小伙子，就没有安排他做体力活，而是将他分配到吉利下属的一家冰箱零部件厂做销售。缪雪中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在吉利是从销售开始干起的，那时候我只会些书本上的东西，其他的根本什么都不会，当时是书福手把手一点一点地教会我跑业务的。”从主动进缪家请缪雪中到吉利上班，到手把手地教他跑业务，李书福早就觉得缪雪中是一个可塑之才。一段时间之后，李书福看到缪雪中能够独自去跑业务，就放开手来，让他独自去摸索了。“他培养人的方法很好，他在对我稍加指点之后，也没有过问太多，就让我自己去闯，他完全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看到我在厂里干得很认真，也对我很放心，即使我犯了些错误，他也没有对我大加责骂。”可以说，从很早的时候，李书福就已经对缪雪中很放心了。
缪雪中对吉利的忠心自不必多说，他的能力很快就通过了李书福的考核。缪雪中在冰箱厂里，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供销员晋升到了供销部部长。他的业务能力在吉利内部是有目共睹的，他也总是被评立为业务标兵。
1993年，李书福转而生产铝塑板，缪雪中也投身建材市场。缪雪中的建材业务迅速扩大，在全国开了十多家店。即使是分开做生意，李书福仍然对缪雪中有特殊的优待。李书福特别嘱咐，只要是缪雪中提出先供货后付款，吉利一定满足他的需求。这说明李书福对缪雪中的为人十分信任。
1997年，李书福看到摩托车生意越做越红火，就邀请缪雪中重新返回吉利，与人合伙开办摩托车厂。如此一来，李书福与缪雪中的感情越来越深。
1999年，李书福已经奋不顾身地投身到汽车的生产之中，他迫切需要他人的协助。而正是这个时候，缪雪中毅然决然地关闭了摩托车厂，成了吉利豪情汽车公司总经理，与李书福一起干起了造汽车的事业。可以说，他们二人的情谊绝不是老板与员工那么简单。
他们相识十几年，李书福见证了缪雪中一步一步地成长的过程，而缪雪中也见证了吉利集团一点一点地壮大的历程，他们二人早已成了追逐事业与财富梦想道路上的良师益友。2001年，李书福正式任命缪雪中为吉利汽车的总裁。
因为缪雪中自己有过开办工厂做实业的经验，所以他经常能在与李书福的交流中提出一些对吉利发展极为有利的建议，这无疑是促使吉利不断成长壮大的关键因素。吉利汽车的董事长和总裁的关系十分和睦，当然会优化吉利集团的内部环境，改善公司的工作氛围，提高企业效率，从而促使吉利不断地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8.六亲不认的“李国顺案”
随着决策层的日益稳定，李书福开始对吉利集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这一年，他开始改造之前引进吉利集团内部的众多台州本地企业，其目的是将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
当年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李书福开启了“老板工程”。这个名称听起来十分玄乎，实际上就是李书福将自己为吉利征下的800亩地分租给了众多企业的老板，这样才在财务上和对外的称号上实现了统一。虽然对外宣称这些企业是加入了吉利集团，但是吉利下属的各个分厂的所有权实际上还是归属于各个企业主。李书福这样解释“老板工程”：请资金持有者加盟吉利，与吉利合伙创办子公司或者开办分厂，让他们成为各个子公司或者分厂的老板。
李书福当初实行这样的管理体制，无疑给吉利吸引到了大量的可用资金，让他可以通过低价格与同行们竞争。但是到1999年，吉利汽车迟迟不能赢利，货款结算方面也是频频出现问题，各个加盟的企业主不断对所投资金的安全性产生疑虑。此时，吉利集团内部弥漫起忧心忡忡的情绪。
李书福当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怀疑，对此他在集团内部特意评论道：“我已经干了十几年的事业，其间还换着做过好几种不同的生意。这些年里，我见过的人太多了，与我合作过的人也不在少数。有的人在我的手下干得很好，很快就能够赚到很多的钱。但是有的人却先要在我的厂里干简单的体力活，每天还要被主管监督工作完成的质量。这其实是人生必须经历的阶段，而在这不同的阶段里，人的看法也会不一样。我与各位企业主的合作有三年、五年，甚至长达十多年，我们都签订了简单的契约来约束我们的合作关系。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总是会有人对之前所定下的契约不满。于是，他就做一些违背契约原则的事情。殊不知，这些事情既侮辱了自己的道德规范，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人和人在不同的阶段所想的问题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并不是说这种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就是违反最初契约的借口。”
李书福觉察到了自己与吉利集团内部各个企业主之间在认识上相互矛盾的地方：李书福认为这些企业主当初愿意进入吉利集团，毫无疑问就必须听从集团董事会的安排，沿着既定的安排办事；而那些企业主却认为自己拥有所属分厂的所有权，为什么还要听从吉利集团的命令呢？
李书福当时为了能够造出自己的汽车，几乎将自己的一切都投了进去，不管是资金、信誉、兄弟情义，还是个人权力，这些是所有人都可以看见的事实。为了能够得到自己该得的回报，他没有理由不对自己的公司进行改造。而且，从2000年开始，吉利的低价车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购买吉利的小汽车，这也给李书福对吉利进行改造增添了更强的信心。另外，更多受过专业教育的学生加入到吉利汽车中，也厚实了吉利的基础。
这时候，李书福更希望整合起原来比较松散的企业联合体，将整个汽车公司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当时恰逢其他几个兄弟陆陆续续退出吉利集团，李书福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个改造“老板工程”的机会。
李书福改造“老板工程”，其实就是将吉利下属各家公司的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上的过程。吉利集团发展的速度不断地加快，在推动它继续前进时需要的是巨大的合力，而不是来自各个方向的作用力，即它只需要听从一个声音的指挥，而不是各自为政。在改造“老板工程”的过程中，李书福可谓“六亲不认”，只要有阻碍他集中权力的障碍出现，他都不顾一切地将之排除出吉利集团。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李国顺案”的爆发与解决。
2001年，几乎全国的主流媒体都收到一个名为李国顺的企业主的投诉。李国顺发出的投诉书千篇一律：吉利“接管”了吉利。这个投诉听起来很滑稽，既然都是一个企业，怎么会有“接管”这回事呢？其实这些都是因为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改造“老板工程”。
李国顺是李书福的族叔。在台州的民营企业中，家族内部的合作司空见惯。早在1979年，李国顺就曾经帮助李书福做过生意。而后来，叔侄俩也互有合作。1994年，李书福拉拢李国顺做起了摩托车生意。由于吉利摩托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李国顺当然也成功地赚取了巨额财富。
其实，李书福当初要投身汽车工业，手上可用的钱并不是很多。于是，鉴于之前合作的成功经验，李书福找到了族叔李国顺。
“1997年，李书福跟我谈投资造汽车，算我两分利。最后我投了1500万进去。”李国顺回忆说。当时，李国顺称一分厂和国通都是他个人投资兴办的企业。《南风窗》曾报道过叔侄间复杂的利益关系：
李国顺称，当初投资建立一分厂的时候，吉利曾投入900万资金，后来吉利把这笔投资变成了借款，李国顺把利息算给了吉利，但是这笔钱并没有还给吉利，这显然造成了初始双方产权的模糊！而记者随后却发现一份“豪情”和李国顺于2000年8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这份协议试图重新界定双方的产权和经营权关系，只是有多项需要吉利集团付出大笔现金的条件。李国顺称，吉利没有投入一分钱。实际上，双方都没有让协议书算数。
那么，双方的合作关系到底处在什么状态？一个知情人一语道破：“李书福在台州建汽车城，然后把汽车制造分成若干个厂，你做车架，你做车身，这些投资由你完成，总装车间也是承包出去的，你用吉利的牌子，财务统一打到吉利的账上，然后按权资比例和各个分厂分别核算。李国顺看到李书福有政府支持，就投了钱，但却对外宣称整个产业是李书福的，当然工商营业登记和企业的年检报表也都是李书福的。虽然各分厂都是由老板自己出资，但它们都挂在零部件公司名下。”
在一分厂工商注册登记记录上，记者看到企业名称一栏是“吉利集团台州汽车零部件联合有限公司车身一厂”，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李国顺。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企业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这就是说对于分厂厂长来说，分厂虽然是自己投资设立，但就法律关系而言却不属自己所有，一旦发生产权纠纷，立刻会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
1999年，李国顺已经意识到自己投资建设的一分厂的地位很不明确。于是，他特意开办了国通公司，试图通过国通公司向吉利供货来改善自己的不利局面。李国顺称：“成立国通也是当初吉利的要求，因为一分厂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纳税上比较麻烦，而且买材料订合同也必须走吉利这条线，耽误时间。”但是针对李国顺的这一说法，集团内部有不同的声音：“李书福拿李国顺开刀，是因为他知道，李国顺想通过成立国通，把产权合法化了，再和李书福分家算钱。”
李书福当然也听到了这样两种矛盾的声音，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要让这两种声音销声匿迹。否则，它们只会阻碍吉利汽车的发展。
于是，李书福很快就对他的族叔李国顺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击，他将一份合同在《南风窗》上公之于众：
记者曾看到了一份国通（甲方）和豪情（乙方）签订的整合协议书，内容大致是双方因业务发展需要，甲方同意整合并入乙方，成为乙方辖属分支机构，甲方自2000年11月20日起纳入乙方管理体系，待办理企业整合相关法律手续后，取消法人资格。协议落款日期是2000年11月19日。
从这则协议可以看出，李书福很清楚吉利是以低价位切入经济型轿车领域的，“只有走低端产品，才有可能把这件事做成”，这是它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法宝”。但与此同时，低价也意味着低利润，因此格外要求配套生产厂家严格控制成本。
然而低价格与高品质总是存在着某种矛盾。李书福为了能够降低造车的成本，只能吸引其他企业主开办分厂投资。然而，正如一名知情人士所说：“汽车必须保障质量。但分厂是别人投资的，李书福对这块资本的控制权是没有的。李书福要保障产品质量，就必须由自己来控制。但是要变为股权控制，李书福拿不出钱来。”可见，李书福既想吸引外部投资，又想控制分厂的质量，同时还要保证低廉的价格。
此时此刻，李书福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老板工程”引起的矛盾已经严重阻碍了吉利集团的发展壮大。于是，为了化解这个矛盾，李书福提出吉利集团内部要进行“四化”建设：知识化、年轻化、决策科学化和管理民主化。接着李书福就派人到各个达不到这“四化”要求的分厂中参与管理。可想而知，当时很多加盟的分厂厂长都只是投入了巨额资金，根本达不到“四化”的要求。于是一大批分厂不得不接受李书福派来的专人的管理，这也就基本上达到了李书福的目的——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
很多与李国顺的处境类似的分厂老板都对李书福的这一做法愤愤不平，认为李书福是在“夺权”。为什么自己投资了却连个小老板都做不成？这是当时很多人的固有想法，很少有人站在李书福的立场，站在吉利的角度，为集团的整体利益着想。他们都只顾着考虑各自分厂的利益，甚至以分厂停产来要挟李书福归还他们的权力。李书福为了吉利汽车的质量能够得到保证，当然不会将收回来的权力下放给各个分厂，哪怕必要时返还之前各分厂厂长投入的本金和利息也在所不惜。
其中，事态最严重的就是“李国顺案”。2000年，李国顺率先将吉利告上台州法庭，要求其归还5000多万元资金。接着“豪情”将李国顺和第三方临海国通公司告上法庭，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利润，返还原告多付的车身价款”。一时间，李国顺和李书福叔侄二人的关系乱成了一团。由于台州法庭未受理李国顺的诉讼，于是他又将诉状递交到了浙江省法院，同样没有收到满意的答复。
台州市中院表示，国通公司诉称的汽车车身和配件实际为吉利集团台州汽车零部件联合有限公司车身一厂生产，而车身一厂由李国顺负责，因此以国通公司车身厂的名义要求豪情公司支付贷款及利息不合情理。
李书福和李国顺毕竟有20多年的合作，本身也是亲戚关系，他们之间除了之前在媒体上公布的书面协议之外，肯定还有一些口头协议。而这些凭借商人信誉缔结的协议，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在对簿公堂的时候，李国顺之前声称的2800万元货款从他的账单中消失了。最终这场关于产权问题的纠纷案，变成了一桩无尾官司。
“李国顺案”的顺利解决，实际上标志着李书福顺利解决了当初因推行“老板工程”造成吉利与内部各分厂之间模糊不清的产权问题。在这之后，整个吉利集团才完完全全地掌控在了李书福手中，他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造车梦想中。
与族叔李国顺打官司绝不是李书福的初衷，但是它的实际效果却是促成李书福顺利完成了对吉利现代企业的改造。虽然有些人会觉得李书福不近人情，但实际上李书福早就声明过，他绝不会因为谁是他的亲戚就对其特别照顾。他对所有人都严格要求、一视同仁，这是一个现代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当然，这也体现了他对造车的痴迷程度，也正是这种痴迷让他造出了质量和价格都让人满意的小汽车。
9.价格战弥漫全国汽车市场
一直以来，李书福都将自己造出来的小汽车视为普通民众能够用得起、用着好的“代步车”。从钣金工一下下的敲击中走出来的豪情，到拥有一定研发技术的美日，李书福都不愿意将它们标榜为高级轿车，“它就是中国人买得起的小汽车”。很显然，李书福就是通过打廉价牌才占据了中国汽车消费市场的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越来越多的小汽车出现在城市的街头。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家就出台一系列的政策鼓励私人购买小汽车，但却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就是汽车的高昂价格让绝大多数守着工资生活的百姓望而却步。直到20世纪末，我国的小汽车仍然是以公车为主，很少有家庭能够买得起小汽车。即使当时第一批下海成功的商人有意购买小汽车，但是由于汽车的价格普遍高昂，买车对他们这些人来说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那个时候，跑在中国街道上的大多是日产汽车，价格大抵都在30万元以上，即使是仿制苏氏的汽车，如伏尔加、上海等，价格也是不菲。汽车产业蕴藏的巨大利润，让政府也下定决心快速推行汽车生产国有化。随后，桑塔纳、捷达和夏利三款相对经济型的轿车让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的购车欲望变成了现实。随着经济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商人愿意购买小汽车，然而当时的汽车市场却只能为其中最成功的一部分人提供“精英待遇”，而不能为那些急需小汽车的商人提供物美价廉的小汽车。
当时，汽车市场中的生产者，主要是国家控制的大型汽车制造厂。它们以一汽、二汽、上汽等三大汽车公司为首，以天汽、武汉神龙、广汽等国有汽车公司为骨干。这些大型汽车制造厂纷纷向国外著名汽车制造商取经，寻求合作，导致汽车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又因为国有企业效率普遍低下，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企业，制定了诸多限令，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汽车业地方豪强林立、互不侵犯的局面。在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荫庇下，随着汽车需求的不断旺盛，各地汽车公司根本不担心价高无人问津，因而汽车的价格始终居于高位。直到后来因为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像捷达、夏利和桑塔纳这些经济型轿车才开始让利于民。
然而，李书福造汽车的环境与那些国有大厂极为不同。他敢于在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将“豪情”定价在5万元。这是因为他相信吉利汽车的管理水平、组织能力、工资成本和原材料采购都要优于那些规模庞大的国企。李书福当然也预见到可能自己将价格定得过低，会导致吉利汽车的利润跟着下降，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会对吉利汽车造成不良影响。他相信只要吉利汽车能够销售出去，利润就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成倍增加。据统计，吉利汽车在1998年只生产出了几百辆汽车，即使将这些车都销售出去，相对于巨额投资和生产成本来说，这一年李书福确实没有赚到多少钱。
直到1999年，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李书福为“豪情”定下的5万元的低廉价格极大地吸引了商人的眼球，他们纷纷掏钱购买“豪情”。“豪情”的生产线也得到完善，这一年，“豪情”下线1000余辆，到2000年的时候，吉利汽车的年销量已经达到10000辆的高位。这宣告了李书福的吉利汽车获得了初步的成功。
李书福以超低的价格为吉利汽车开拓市场，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与一大批浙江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的残酷价格战争所累积的竞争力。由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充斥在各个产业里，造成国内很多同类型的企业间相互竞争，诸多产品都能够比国外的同质产品便宜不少。在纷乱的价格战中，浙江民企一直是神话一样的代表，他们往往会以全国最低廉的价格将产品销售出去。他们经常可以将价格压缩到一半，甚至更低都能获得利润。李书福也是出自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他善于开发和利用富余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更善于对吉利内部大量劳动力进行精细化的管理。李书福是浙江民营企业家中的杰出代表，他当然可以将这两种竞争力转化为豪情汽车的价格优势。
然而，吉利造车的成本具体是多少，也只有李书福本人清楚。他通过推行“老板工程”，当然会结识一大批制造相关产品的企业老板，这些人脉就是李书福降低造车成本的优势。据路风教授称，吉利汽车的配件采购价要比市场价低20%。可见，李书福控制造车成本的手段极为有效。在“李国顺案”中，也牵涉出了某些李书福造车成本的秘密。当初，李国顺与李书福签订了一个书面协议。根据这个协定，李书福从李国顺那里买一个车身只需要6200元，而达到一定量之后价格还会继续下降。可以想象，李书福应该还会与其他分厂长签订类似的协议。
不可否认，在吉利刚开始造车的1998年，生产成本还是相当高的。尽管最早将吉利定价为5万元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李书福仍然坚信浙商一贯秉承的低价策略在汽车市场同样会战无不胜。果然如李书福料想的那样，从1999年开始，吉利在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下线车数量之后，造车成本也随之下降了不少。
2003年，时任吉利首席执行官的徐刚在《财经时报》说过这样一番话：“李书福起家时没钱没技术，在浙江临海建起第一个轿车厂，模仿夏利车型开发吉利豪情轿车。只有等销售部门的回款收回后才能进行小规模的技术改造。由于长期拖欠当地供应商货款，企业信誉受到影响，所以吉利汽车在创业之初的几年里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就连李书福自我滚动资金发展到后来的吉利美日轿车，也是相当吃力。”
从徐刚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时十分困难的局面下，仍然坚持低价入市的策略，李书福需要付出多大的决心和努力。也正是因为李书福的坚持，吉利汽车低价入市，让更多对小汽车有需求但是经济上又不甚宽裕的家庭提早走进了汽车时代。他们在体验了吉利的“豪情”之后，对它的性价比赞不绝口，这也是吉利汽车品牌形象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而李书福则成了这些人心目中的英雄，是他推出了这款“中国最便宜的汽车”。当然，李书福作为浙江民营企业家也在“豪情”获得普遍欢迎之后越来越受人关注。
“豪情”入市之后，吉利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夏利、英特尔与奥拓。由于“豪情”的外观在很大程度上仿造夏利，所以吉利与夏利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
当时在大中型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市民倾向于购买普通级轿车，从而使普通级轿车的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其实，普通级轿车由于自身特点，本身就比其他类型的小汽车的市场更为广阔。因为普通级轿车不仅可以挤占部分的中级轿车市场，而且可以在出租车和私人用车领域同微型轿车展开激烈的竞争，所以普通级轿车被业内人士称为“黄金级轿车”。有数据表明，普通级轿车的用户结构不仅越来越明显地集中在私人和出租车消费市场，而且在公务和商务车消费市场也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
为什么私人用车会选择那些价格较为高昂的普通级轿车呢？有专家分析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国内市场上的经济型轿车偏少。当时在同一价位、同一排量的车型只有一二种，形不成明显的对比。尤其是当消费者想购买1.0升排量、10万元以下的汽车时，只能买夏利和奥拓。市场上的品种不够丰富，导致消费者在购买时也别无选择。于是，夏利成了这一层级消费者的最佳选择。
当时有消费者对这一状况表示不满，也有专家呼吁汽车制造厂商要注重设计适合中国城市特点的新车型，其实也就是在大型、中型、轻型和微型之外设立一种售价在10万元以下的经济型轿车。另外，专家们还倡导这种经济型轿车应该具有美观、实用、价格低廉的特点。就这些优势而言，天汽的夏利无疑是独占鳌头的。
李书福当然也瞄准了这个市场空隙。或许从一开始，李书福就将夏利视作自己的竞争对手。“夏利”，意为华夏得利；“吉利”，意为大吉大利。这二者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种竞争。夏利先于吉利命名，那么吉利就要在价格上战胜夏利。“豪情”虽然只有微型客车的生产执照，但在销售时，其实与经济型轿车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一开始，李书福将“豪情”定价四万多，虽然它长时间地占据着“中国最便宜轿车”的宝座，但是其实并没有引起夏利过多的注意，因为它只是局限在江浙地区销售。
夏利与吉利第一次在价格上过招，可以追溯到2000年。这一年，李书福终于将“豪情”带出了江浙地区。“豪情”开始侵蚀夏利此前一家独大的经济型轿车市场，这引起了夏利的不满。于是，夏利果断降价3000元，企图夺回市场的绝对占有率。然而，吉利并没有束手就擒，在原本就已经低到让人不敢相信的五万元以下的价格的基础上再降3000元。这次降价让夏利清楚地看到了李书福对经济型轿车市场的企图。
直到2001年国家宣布放开汽车企业对产品的定价权之前，我国经济型轿车市场的大局就已经定下来了：夏利资历最老、价格最高，吉利资历最浅、价格最低，中间夹的是奥拓和英特尔。
吉利越来越多地瓜分了夏利的市场，这让天汽极为恼火。因为早在李书福提出“造中国人都开得起的汽车”这个口号之前，天汽就已经提出要“让轿车走入家庭”。然而，此时的夏利却不得不面对吉利的强势攻击，市场占有率逐渐下降。夏利期望通过降价的方式挽回不断流失的消费者，它借助处理化油器车库存的名义一举降价6000元。但即使是这样，夏利仍然无法立即振作。
2001年5月22日，定价权正式开放。夏利竟然在推出升级产品夏利2000的同时，让经济型夏利车经历了一次价格大跳水，降价幅度达到1.5万元。经过连续几次的降价促销之后，夏利的价格一度低到3.18万元，比吉利还要便宜。
面对来势汹汹的夏利，吉利也做出了迅捷而强势的回应。通过两次降价，吉利的一款轿车甚至突破了3万元关口，卖到了2.99万元。
其实，李书福并不是想通过低廉的价格与资历更老的天汽搏命，而是想更多地让利于民。2.99万元就能开走一辆小汽车这种事并没有大规模地发生在所有城市，只是出现在李书福的家乡浙江。金华的一名汽车代理商说：“吉利降到2.99万元后，销售真是火得不得了。几乎每天都有三四辆吉利车从库房开出去，一度造成‘豪情’脱销的火爆景象。”
2.99万的低价，引起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密切关注，因为这个价格涉嫌恶性竞争。但是李书福却解释说：“我们能够承受如此低廉的价格，是因为我们采取了控制成本和买断经销的方式。”吉利从一开始投资办厂就摒弃“一步登天”的思想，李书福称刚开始的生产量只不过2.5万辆，投进去的资金也相对较少，即使后来宁波美日公司年产15万辆，实际投资额仅仅是10亿元，这是某些大型企业的十分之一。在销售上，吉利采取“捆绑式”销售法。吉利将车交付给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只与他们发生支付关系，而免去了向消费者直接营销的环节。
看到了吉利在浙江市场的良好表现，李书福将这一模式推广到了全国范围。2.99万元，吉利再次从夏利手中夺回了全国汽车最低价的称号。李书福对这次降价并不满意，因为天汽比吉利更主动，“我们是被逼无奈”。夏利当时已经降到了很低的程度，而且在降价之后，天汽主推的已经是夏利的升级版夏利2000。然而，即使如此，李书福也不能让刚刚有了销路的吉利因为价格比夏利要高而被市场淘汰，即使降价会导致吉利汽车不仅毫无利润可言，而且会面对亏损的窘境，他也不得不做出降价的抉择。他必须将“低价”这种武器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在后来更换了自主开发的发动机之后，李书福仍然将“豪情”的价格定格在3.18万元，可以看出他仍然不忘与主打经济型轿车的天汽竞争，他总是希望以最低廉的价格吸引到最多的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
在吉利汽车发展的最初阶段，李书福凭借着超低的价格，让根基不稳的民营汽车企业在汹涌澎湃的汽车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不断地发展壮大。李书福凭借着吉利汽车的低廉价格，亲近了大批普通市民，让汽车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而且他还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让吉利给中国的汽车消费市场树立了一根价格标杆。后来，世界级名车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挤占了一定的汽车消费市场。但是，李书福和吉利，并没有被淘汰出局。李书福率领着吉利集团不断进取，坚守物美价廉的理念，牢牢地把持着经济型轿车市场不小的份额。
10.自主办学，为吉利造车输送人才
宁波与台州都是浙江东部沿海城市，地理位置相当，往来较为便利。李书福最早萌生办学校的想法，就是受到宁波大学的启发。他想既然宁波能办一所地方性大学，为什么台州就不能办一所自己的大学呢？
1986年，宁波大学由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率先捐资创办，并于1992年全部建设竣工。当时，刚刚兴建的宁波大学就因为包玉刚而声名鹊起，在当时高校教育并不发达的浙江省传为佳话。同为浙江民营企业家，李书福在对包玉刚心生敬佩的同时，也暗自下决心要在自己的家乡建一所同样受人欢迎的学校。
李书福做生意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要想办好学校，还必须向包玉刚取经。1978年，大陆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出生于宁波的包玉刚立马回到家乡投资办厂，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1984年，包玉刚意识到宁波这座城市竟然没有一所大学，于是立马与当地政府商定，捐资办学。包玉刚的想法不仅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首肯，而且征得了邓小平的亲笔题名。这一年的12月2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包玉刚，当包玉刚谈到有意在家乡建一所大学时，邓小平满口称赞：“你真热心，好！好！这是件好事。”
就这样，在1992年宁波大学顺利竣工，并在浙江迅速崛起。而与此同时，它的成功也给李书福一个启示。当时李书福已经在摩托车行业赚到了不少钱，但是他认为摩托车市场总有一天会走向饱和，不可能永远繁荣发展下去，而办学校则是一个可以永恒发展的事业。
于是在1994年，李书福向台州政府提出了在当地办大学的申请。然而，政府官员们借口办学校是公家的事，包玉刚能够办起宁波大学也是因为领导人的批准，而台州市毕竟只是浙东一个普普通通的地级市，无法吸引到优秀的师资和充足的生源，所以拒绝了李书福作为民营企业家提出的办台州大学的请求。这也严重挫伤了李书福在家乡创办学校的满腔热情。
李书福在遭到台州当地政府的拒绝之后，感到很无奈很委屈。因为在他心目中，学校的好坏与公办或民办完全没有关系。虽然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好学校都是公办学校，但是其中也不乏类似于宁波大学这种由民营企业家捐资建立起来的大学。如果放眼世界，优秀的民办学校比比皆是，世界最著名的哈佛大学就是一所不折不扣的民办学校。李书福有点想不通为什么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没有道理的惯性思维：民办学校肯定没有公办学校好。
然而，李书福创办学校的决心并没有因为台州当地政府的冷言冷语而消退，反而更加迫切。1993年，李书福从北大、人大等著名高校中招聘到86名学生，让他们下到基层第一线。但是这些“天之骄子”却纷纷表示：“我是来当将军的，不是来当士兵的。”因此，他们一批接一批地离开了吉利。这让李书福第一次意识到培养吉利人才的重要性，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创办学校的决心。
既然台州当地政府不允许办学，那么李书福只好在1996年找到浙江省内的一所高校，向它提出联合办学的申请。起初，这所高校对李书福的建议相当满意。然而，由于当时联合办学在国内教育界并不像现在这样流行，迫于各方压力，这所高校不得不否决了联合办学计划。
李书福除了投资房地产项目经受过一些失败之外，做其他生意都是十分成功。然而，这次捐资办学却再一次让李书福受挫，屡次尝试都是无功而返。
如果说此前李书福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包玉刚捐资办的宁波大学的启发，想要回馈家乡台州的话，那么到1997年的时候，李书福办学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1997年，李书福已经决心造吉利汽车。然而，造汽车除了需要巨额资金以外，最需要的就是人才。当时，吉利的状况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李书福的工厂里虽然拥有众多普通工人，但是技术工人却十分缺乏。很多工人甚至连工程师画的图纸都看不懂，他们除了对自己常年从事的工种较为熟悉以外，对其他相互关联的工种几乎一窍不通。可以说，造汽车是一个崭新的项目，而工厂里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从事过汽车相关产品的生产，因此，李书福很难在吉利中找到造汽车的可用之才。
即使李书福后来找到了三名对造汽车有用的钣金工，但是他们也只是一知半解，同样只会操作自己熟知的业务。李书福深感人才匮乏对发展事业的严重障碍，不得不再次直面自己办学培养人才的挑战。但是与之前要办与宁波大学类似的台州大学不同，这一次，李书福要办的是适用于吉利发展的高级技术学校。浙江虽然是东部沿海制造业发展最好的几个省之一，但是一直以来都是依靠家庭手工作坊式的传承经验技术，当时甚至连一所专门培养普通工人学习技术的学校都没有，更谈不上有能够培养造汽车所需要的高级技工的学校。
李书福抓准了浙江省职业技术教育的软肋，他的办学梦想再一次扬帆起航。在当初为造车征用的位于临海的800亩土地上，李书福在暗自规划着自己将要办起的第一所学校。他要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兴建起一所学校，然后才是吉利的造车工厂和工人的生活区。
李书福的行动力一向比他人更为敏捷，在完成初步的构想后，他迅速建造起了自己的第一所学校。1997年8月，6栋教学楼拔地而起，建筑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李书福将其命名为吉利工商学校。然而让李书福感到意外的是，新建的这所学校在第一年就成功招收到了500多名学生。其实在正式招生之前，李书福虽然信心满满，但毕竟是私立学校，他还是对能否顺利招收到足够数量的学生而心存疑虑。谁料，最后竟能够成功吸引500多人入学，这让李书福备感欣慰。
有了第一所学校成功的经验，李书福当然会继续扩大自己的办学规模。后来，他相继创办了浙江吉利技工学校和浙江吉利中等专业学校。之后，吉利工商学校、浙江吉利技工学校和浙江吉利中等专业学校三校联合成立吉利教育中心。李书福的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办学热情也在不断地高涨。
而事实上，李书福深知教育事业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小工程，它需要持久地、连续不断地经营和管理。虽然自主办学是自己一个人提出来的想法，但仅仅凭借自己的实力和精力绝不可能实现这个梦想。于是，他找到了与自己有共同的教育梦想并愿意践履这一梦想的同路人——罗晓明。
罗晓明是李书福为厚实吉利人才库引进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罗晓明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台州新桥中学高中部，从事一线教学及管理工作。然而，罗晓明并不完全满足于日常的教学工作，他在出色地教授学生们知识的同时，一直在寻求能够丰富自己阅历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文化事业蓬勃兴起，浙江省广电厅公开招聘记者。罗晓明抱着尝试的心态参加了考试，没想到这一次尝试让他放弃了人民教师这个铁饭碗。
后来，罗晓明看到李书福在招聘人才，又一次抱着尝试的心态参加了吉利的面试。他很快就通过了面试，顺利进入了吉利集团。李书福看到罗晓明是个人才，敢想敢做，就特意提拔他为吉利集团的行政部部长。罗晓明为了感谢李书福对自己的重视，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十分出色。罗晓明出色的业绩博得了李书福的多次赞许，也获得了李书福的信任。
在1993年的那次大规模引才行动中，李书福让罗晓明全权负责新加入的大学生的培训和管理工作。但是这次罗晓明并没能将那些大学生成功地留下来，“我告诉他们，做不了好士兵就永远没有可能当将军，但他们还是离开了”，罗晓明有些沮丧。虽然罗晓明没有完成好这个任务，但李书福仍然对他十分信任。这让罗晓明更加坚定了与李书福一起为吉利的发展壮大共同奋斗的决心。
1994年，李书福让罗晓明起草了一份向台州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办台州大学的文案，这份文案将台州和吉利的关系剖析得相当清晰。尽管最后李书福办台州大学的梦想被无情地终结了，但是他们二人毕竟通过编写这份文案培养了办学的默契和共识。1996年，罗晓明又凭借之前学习和教书积累下来的人脉，为李书福给浙江一所大学牵线，申请联合办学。无奈的是，这次尝试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几次努力让罗晓明积累了经验，最后终于在1997年创办了吉利工商学校。
无论是李书福，还是罗晓明，都知道当时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国家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对于各方面人才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加大，市场经济的兴盛必然导致教育事业的多元化发展。
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关于民办教育的种种限令终于被放开了。罗晓明和李书福早就期盼着这一天。很快，李书福在吉利内部组建了一个“教育考察团”，罗晓明当然也身在其中。到美国后，吉利教育考察团分成了两批，一批由罗晓明率领深入到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一一了解它们的构建；一路由李书福率领参观了美国几家驰名数百年而不衰的大型企业。最后，两路人马会合，总结出哈佛大学等学校常常与知名企业合作，而大型企业也往往会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学院或者技校。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常青藤大学和大型企业屹立百年而生机勃发的秘诀。
回国之后，李书福和罗晓明便开始商讨借助美国的成功经验，办一所兼具职业性和综合性的大学。起初，李书福想在距离浙江十分近的经济之都——上海办学校。罗晓明也认为在上海办学校更有利于学生回流吉利集团，对李书福的想法十分赞同。但是后来，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市教委主任的徐锡安和副主任耿学超多次来到吉利，与李书福和罗晓明会谈将学校办在北京。由于北京方面提出了较为优厚的条件，而且因为北京是全国教育中心，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李书福觉得将学校办在北京既利于吸收经验，又能吸引更多的学生。于是李书福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同意将学校办在北京。
因为吉利集团总部位于浙江，如果将学校办在上海，李书福还能够亲自管理。但是决定将学校办在北京，李书福不得不寻找一个自己信得过而又有能力的帮手去北京代替自己管理。这时候罗晓明挺身而出，他表示愿意只身前往北京，安排新学校的筹划工作。李书福原本就打算派时任吉利集团副总裁的罗晓明亲赴北京督办新学校，现在看到他毛遂自荐，当然欣然应允。
于是，已经在吉利集团兢兢业业工作了七年的罗晓明立即动身，孤身北上。这次北上，他不仅肩负着李书福创办一所吉利人自己的大学这一重任，而且也是对自己长久以来挥之不去的教育梦想的实践。
1999年11月，吉利集团与北京市正式签订创办北京吉利大学的协议，校址选在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位于钟灵毓秀的北京西山山麓北侧，依山傍水、景色宜人。因为之前北京市教育局特地去台州请李书福到北京办学校，所以北京吉利大学的前期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很快，占地1600余亩的北京吉利大学建设项目正式启动。2000年3月，北京吉利大学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奠基仪式。仅仅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北京吉利大学的主体教学楼就宣告圆满落成。随即在2000年9月，北京吉利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入校就读的500多名学生。
李书福虽然给罗晓明设定的目标是“二十年，二十强”，但是评判一所学校的好坏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也没有人能真正评选出让所有人信服的中国大学二十强。李书福说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北京吉利大学就专门培养这种类型的人才。为此，李书福特别提出了一个十六字箴言，这也是李书福的教育理念：理论够用，实践为重，科技创新，人格本位。这种教育理念得到了罗晓明的强烈共鸣，他将李书福的十六字箴言丰富地诠释为：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培养既有一定理论知识，又有扎实基本功，综合素质好，创新意识强，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李书福教育理念的提出可以引导吉利办学的方向，但是这种引导毕竟只是抽象的意识上的引导，而非具体的实际操作上的引导。为了践行这十六字箴言，李书福又动了一番脑筋。
李书福提倡北京吉利大学首先要破除“知识本位”的教育观念。从开始创业到创办北京吉利大学，李书福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光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跟他并肩奋斗的员工或者同事很多都是应用型或实用型人才。他们不仅具有一定的学历，更重要的是具有很强的业务操作能力。虽然当年李书福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进入大学学习，但是后来他仍然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无法取得的成绩。李书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告诫北京吉利大学的学生们：“名牌大学的学生虽然有某些优势，但是只要在座的各位同学勤奋好学，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相信各位同学在毕业后的实际工作能力绝不会亚于那些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你们同样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甚至比他们服务得更直接、更优秀、更有效，从而更好地实现你们的人生价值。”
想到很多学校是以考试成绩评定学生的综合能力，李书福提出北京吉利大学要改变这种以考试分数严格划线的选拔方式，摒弃“严进宽出”的固有教育模式，采取“宽进严出”、“教考分离”的方法培养人才。除了招收国家计划内的考生外，李书福还注重吸收高考落榜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社会知识青年走进学校，他希望北京吉利大学能够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求学条件。在北京吉利大学校园内，随处可见“走进校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走向社会”的标语，这反映了李书福注重培养学生树立学有所用的良好意识，着力使学生成长为具有“求真求实、敬业报国”的精神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
此外，李书福还提出“人格本位”的教育理念，即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北京吉利大学提倡的“人格本位”教育内容十分丰富。这种教育致力于让学生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引导学生适应社会发展。这种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挑战自卑心理、重新树立自信心的教育。不论是李书福还是罗晓明，每当他们与新生接触，第一件事就是帮助这些学生摒弃以往“差等生”的自卑心理。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北京吉利大学开设的专业几乎都是为学生“量身定制”的。北京吉利大学依托吉利集团，深入全国数百家知名企业进行人才需求调研，准确把握了人才需求趋势，并适度超前地开设将要出现人才短缺的专业。在学生入学之后，学校教务处会根据学生的特点设置相应的课程。另外，北京吉利大学还设立了教学专家督导团，以加强教学计划管理、教学运行管理及教学质量监控，定期开展教学质量评估及学生满意度调查。而且，社团和校园文化、体育、科技创新活动丰富多彩，北京吉利大学多方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独立操作实践的能力。
除此之外，北京吉利大学还建立了独特的“311”人才培养模式，李书福甚至还亲自编写了《做人之道》，以作为学校的教材，指引学生们在学校里培养完善的人格，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李书福提出的十六字教育理念，经过校长罗晓明等人的完美执行，终于让北京吉利大学这枝新世纪的花朵迎着朝阳越开越灿烂。
然而，不管是最早开办的吉利工商学校、浙江吉利技工学校和浙江吉利中等专业学校，还是后来创办的北京吉利大学，都很明显地体现了李书福办学的本来目的。这四所学校的第一要务都是“理论够用，实际为重”，着重培养应用型人才。
2001年之前，吉利一直都是在曲折中发展，而影响吉利进步的正是人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当时，吉利迫切需要的是受过正规技术教育的蓝领工人和基层技术人员。然而，吉利作为一家在成长中的民营企业，在当时的环境中，不具备国有公司的吸引力。由于国家对民营企业造汽车的政策几经修改，吉利在很多人眼里都是前途未卜的，因此，在国有汽车企业大繁荣的时代，更多汽车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都倾向于进国有汽车企业而不是吉利集团。
面对这种不对等的局面，吉利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而且这些人才要能稳定下来，长时间甚至毕生扎根吉利集团。幸运的是，李书福的“吉利系”学校为他完成了这一既定任务。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教育扩张也在不断地加速，但是对于人才的需求仍然旺盛。之前一大批初高中生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然而到了新世纪，更多的初高中生选择了继续进修，吉利大学的生源越来越充足。1998年大学扩招之后，公办职业教育逐步出现空缺，而“吉利系”学校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短缺。公办和民办学校学费的差额在不断地缩小，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走进民办学校。
随着吉利集团的实业基础迅速扩展，“吉利系”学校的办学资金来源日趋稳定，更能为学校里的毕业生提供就业保障，这使得“吉利系”学校的声望越来越高。一名合格的北京吉利大学的毕业生，手中会拿到两张证书。一张是经过普通考试后，由国家颁发给民办学校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一张是经过学校内部考试后，由吉利集团颁发给本校学生的毕业证书，俗称“绿卡”。毕业生手中一旦有了“绿卡”，就能轻松地进入吉利集团。
李书福说：“企业要敢于当‘教书先生’。”乍一看这句话，感觉不伦不类，但是仔细一想，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2000年之后，随着“入世”日益临近，我国大量的企业都正在面临或者将要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然而，在这次转型的浪潮中，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的企业却少之又少，大量转型失败的企业不得不面对被淘汰的命运。
吉利集团之所以能够顺利闯过这次转型升级难关，就是因为李书福能够将吉利集团的发展与“吉利系”学校紧密联系起来。李书福说：“很多企业转型失败，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缺乏与其自身产业转型升级相协调的高素质人才。”为什么李书福敢于说这句话？就是因为“吉利系”学校，尤其是北京吉利大学，为吉利集团输送了大量符合吉利发展的人才。而很多企业却只能去人才市场招人，殊不知人才市场上的很多人都不具备实际业务能力。
事实证明，不论是国家、产业还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转型升级始终都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和观念的创新。作为浙商中的代表，李书福总是告诫浙江的企业老板：“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就像越长越大的孩子，而教育方式却如同一成不变的衣裳，二者没有协调发展。所以我们这些老板必须要通过自己的手段寻求最合适的人才。”
实际上，让李书福更为欣慰的是，现在的北京吉利大学，已经不只是一所小小的职业学校了，它已经蜕变成为汽车业学术交流的平台。在吉利，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创意的高科技技术相互交流、碰撞，最终转化为实际的汽车产品。
在各种因素的相互推动下，“吉利系”学校已经跳出了李书福的初始预期，它们不仅能够为吉利提供大量急需的蓝领工人、技术工人，而且还培养出为数众多的高级管理人才。“吉利系”学校不断壮大，终于成为中国民办教育领域的翘楚，这与吉利集团及李书福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北京吉利大学，以当前迅猛发展的态势，一部分学生按照职业化要求培养，一部分学生按照普通本科生培养，将来还会发展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生教育等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显然这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当初李书福设立的“为吉利培养人才”的目标。
现在的北京吉利大学，正在向着世界级名校发展；现在的吉利集团，也正在逐步向世界级企业迈进。随着民办教育的不断兴盛，北京吉利大学真正成为了李书福造汽车的强大动力。
在李书福眼里，北京吉利大学仿佛不是一座学校，而是圣诞老人的背袋，他和吉利一旦需要，就能从中找到需要的人才。他曾多次自豪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吉利汽车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民营轿车生产企业，主要原因就在于北京吉利大学等我们自主创办的学校能够源源不断地将各种类型的优秀毕业生输送回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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