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的问题是，造火箭得有钱。
航天技术是高投资，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至今，已有58个国家投资发展航天技术，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航天技术成果，总投资高达6000亿美元以上。
近几年来，美国每年的航天投资已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0.5%左右，达到了100～200亿美元；苏联每年的航天投资已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2%，达到了100亿～350亿美元；而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人均收入低，国民经济缺乏实力，几十年来一直是在少于发达国家几十倍投资的艰难条件下从事和发展航天技术的。
进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线，最缺少的也是钱。国家如此之大，困难如此之多，钱又如此之少，不可能拨出专款。因此，上级有关部门在批准“长二捆”方案的同时，有明确态度：“长二捆”数亿元的研制经费由中国火箭研究院自己从银行贷款解决，国家不拨专款。至于资款的巨额本息的偿还，需靠“长二捆”研制、发射成功之后，从发射“澳星”的收入中支付！
本来就一贫如洗的中国航天人，一下要去贷款几个亿的人民币，将意味着什么？
50年代勒紧裤带干，60年代戴着“帽子”干，70年代捧着“宝书”干，80年代又要背着债务干！——中国的航天人哟，几十年来承受的是一种何等的命运！
但不干就没出路，不干命运更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要想摆脱贫困，走向世界，要想开拓宇宙，造福人类，就得付出血的代价！
他们比谁都清楚，在世界航天领域里，中国目前只能屈居“老三”，日本的112大型火箭正火速研制，呼之欲出，印度也安排了研制大型运载火箭的计划，如果中国的“长二捆”不能尽快搞出来，那中国就会落在日本甚至印度的屁股后面，中国在世界的航天地位一下子便会从“老三”跌为“老四”甚至“老五”！
作为中国的火箭专家，他们无法忘记20年前那耻辱的一页：1970年，日本抢先于中国一个多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现在，日本又在暗中紧追，试图抢先于中国推出大型运载火箭。为此，专家们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就绝不让日本抢在中国的前面！”
为此，专家们强烈呼吁：只要让搞“长二捆”，贷款再多也干！欠下的债要是我们这一辈还不清，就让我们下一代接着还！
有的专家和老工人还说“每月的奖金就不要再发了，都拿去搞‘长二捆’吧！”
于是，航天部大胆决定：立即从银行贷款！
于是，中国人民银行、工商行在国家资金相当紧缺的情况下，四处奔波，八方联系，好不容易筹措了数亿人民币的资款。
于是，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临危请缨，出任研制“长二捆”火箭的主帅。于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作为总承包商，承揽了研制任务。
然而，等这些基本条件具备时，离合同规定的第一次试验发射时间，只剩下18个巧了！
中国过去研制一枚新型号的火箭、一般是5至6年。现在研制“长二捆”大型运载火箭，却只有18个月时间。而且，退路已经堵死，没有一点余地。
因为倘若这18个月造不出火箭，或者火箭造出来又不行，那中国的形象，民族的尊严，以及中国的火箭和中国火箭专家的信誉都将受到严重损害，好不容易才刚刚打开的发射外星的大门，就有可能因此而关闭；巨大的经济赔款以及采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就会使中国的航天事业陷入被动而尴尬的境地。而且，中国的两代航天人奋斗了30年才获得的这个优势和机会，也将因此而前功尽弃。用火箭专家们概括的两句话说，就是：“丢不起脸！赔不起款！”
于是，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除此别无选择。
于是，从1989年1月起，研制“长二捆”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全国迅速展开，几乎半个中国都在为“长二捆”兴师动众。它涉及国家外交、电子、铁路、民航、海关、公安、物资、电子、能源、冶金等80个部委和总公司、联系着国内26个省74个市的300多家企事业单位。
最紧迫、最繁忙、最艰难、最沉重的，当然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就在国务院批准研制方案当月的一个上午，在研究院可容纳1000多人的礼堂里，全院紧急动员大会隆重召开，王永志院长在会上发出誓言：
“研制‘长二捆’火箭的决心，我们已经下定了！这是一场硬仗，是我院天字第一号任务，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它！”
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接着，一夜间便拉开了序幕！
但挡在他们面前的，有五个难关：第一是理论关，第二是设计关，第三是生产关，第四是试验关，第五是发射关。
显然了要闯过这五关，对中国的火箭专家和技术人员来说，除了智慧，还得靠苦力。
研制计划总算安排出来了。
可当这计划刚一公布时，无论是研究所的所长，还是工厂的厂长，或者是车间的老师傅，全都大惊失色地使劲榣头：
“这是不讲理的计划！”
计划的确很不讲理：过去设计一枚火箭至少一年半到两年，现在只给3个月，过去生产一枚火箭至少两年半到3年，现在只给14个月！行就行，不行也要行！
捆绑式火箭对设计师们来说，难点在“捆绑”二字上。要在一枚大型火箭上再捆上4个助推小火箭，这种结构他们只在国外的一些画报上见过。到底该怎么弄？还得靠自己琢磨。
一天晚上，主任设计师李福昌等家里的人睡觉后，在一张刚刚搁放过稀饭、馒头、咸菜和花生米的饭桌上，用铁丝和报纸做开了捆绑火箭的小模型。他一边扎着铁丝，一边糊着报纸，一边想着问题：如果传力不可靠，火箭在空中失稳怎么办？四个捆绑小火箭万一有一个出现故障，火箭在空中栽倒又怎么办？
后来，捆绑技术的方案终于解决了，但火箭结构动力学耦合分析又遇到了麻烦。这麻烦倒不是因为中国人笨，而是设计部门没有大型计算机。
说来难以令人置信，类似这种高科技、高精度的火箭导弹的设计生产、研究院里许多仪器设备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产品，甚至个别的还有40年代的产品！
没有办法，只有请美国同行帮忙。美方爽快答应，但按西方人的规矩，需付费30万～260万美元；或者对中方人员进行一下培训，只教给计算，这样可为中方节省一笔费用——只付30万～60万美元！
王德臣总师听后一边表示感谢，一边婉言谢绝：“让我们自己先试试看吧！”而心里却直犯嘀咕：我现在还欠着一屁股账呢，哪有钱给你！
后来计算结果还是有了，是研究员朱礼文和高级工程师鲁昌签等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靠小容量的IBM个人微型计算机捣鼓出来的。
由于这种小计算机无法进行大规模数据计算，他们便只好自己编了1万多条程序，先将整体切割成若干小部分，再进行推导、归纳、综合。整整用了五个月时间，仅演算过的稿纸，堆起来就有一米五高。
过程当然很艰苦，但计算结果连小数点后面的尾数也同美国的大型计算机结果相同。算是安慰。
此外，火箭上某个部件，精度要求极高，按中国现有的设备仪器条件，无法达到要求。只有一位叫徐青松的老师傅怀揣绝技，能拿下这个绝活。可徐青松身患膀胱癌，刚刚做完手术。
徐师傅还是知道了。他打起精神下了病床，拖着虚弱的身子默默来到车间。于是人们看见，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徐师傅总是佝偻着腰身站在工作台前，一边不时取下别在腰间的毛巾擦着头上的汗水，一边挥动着手中的榔头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加工的部件……
18个月里，中国火箭研究院成功地采用新技术21项，突破技术难题20个，新工艺难题！26项；完成设计图纸24套、44万张；完成近84项、数十万个零组部件的加工生产和总装，包括5000套特殊工装的设计和生产了完成地面试验近300项。
时间如此之短，效率如此之高，这在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30多年的历史上，从无先例。在世界航天史上，也算奇迹。
要把“长二捆”火箭发射上天，得有发射场。但当时的中国，没有可以发射“长二捆”这种大型火箭的发射场。于是、在研制“长二捆”火箭的同时，兴建大型发射场的工程也开始在西昌破土动工。
兴建这样一座规模如此之大的现代化发射场，除了设计上的难点之外、遇到的最大问题同样是：经费少，时间紧。
建这样同等规模的发射场，美国用了1.1亿美元，法国用了2.5亿美元，而中国的费用却只有1.4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的经费要少于美国的4倍、法国的9倍。
钱少、办事当然就难。但有什么办法，国家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
再一个问题就是时间。如此同等规模的发射场，美国用了29个月，法国用了29个月，而中国只剩下14个月！如果14个月里发射场不能如期竣工，势必拖延发射，从而导致罚款。
担任发射场设计的，是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究所。到底采用一座什么样的发射塔，设计师们搞了八九个方案。50多人的设计，班子，在武汉熬了40个昼夜，连春节也顾不上过，才总算完成了5000多张设计图纸。
担任建造发射场的，是124团、科工委安装大队和西昌卫星中心工程营、汽车营等单位。同时还动用了西昌五个县的上千民工。
新的发射场地乱石成堆，一片荒丘。破土开工时，正值冬季，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数千名施工者个个冻得瑟瑟发抖。
由于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发射场坪的基础工作就只有靠推土机、拖拉机、大卡车、牛拉车、毛驴车和竹筐、背篓、铁锹、铁镐、钢钎以及大量的人力苦力去完成。
火箭底部喷火时，需有一个导流槽。这个导流槽深30米，长70米，由于地底下全是石头，推土机拱到四五米深，就再也无能为力了。剩下的只得靠人力：用两手抱，用背篓背。
西昌4月是雨季，为了赶在雨季到来前竣工，工地灯火辉煌，昼夜苦干。短短几个月里，共挖掘、回填土石方近15万立方米、浇铸钢筋混凝土25000立方米，砌各种毛石工程4万立方米，完成施工面积17200平方米。
负责兴建这个发射场的副指挥长、原西昌卫星中心主任曲从治，本是一位相当壮实的汉子，可到后来身体也只有靠苦苦支撑了。为了能保证他支撑下去，老伴辞去工作、专门从北京赶到西昌，想给老头子洗上几件衣服，做上几顿饭。行前，老伴知道他胃不好，只能吃面条之类的软食，便什么也没带，只把儿子从日本专门为他买回的压面机背到了西昌。可老头子不分白天晚上，全泡在了工地，有时十来天也不见人影。结果，那专门从日本背到北京、再从北京背到西昌的压面机，成了老伴的“陪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防科工委特种工程技术安装大队。这名字虽然陌生，但或许你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在进行吊装的最后时刻，滑轮上的钢丝绳突然脱槽，原子弹被夹住。值此万分危急之际，负责吊装的王焕荣当机立断，抬腿一脚、拫踢过去。只听“哧哧”一声，钢丝绳竟又神奇般回了原位。原子弹安然徐徐吊起，一场灾难得以幸免。
这个神话般的故事，便诞生于安装大队。
1962年，经周恩来同意，中央军委批准，从工程兵部队和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六级以上工人中挑兵选将，组成了这支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特种工程技术安装大队。近三十年来，无论是人民大会堂那庄严的国徽，军事博物馆那巨大的石星，还是酒泉、太原发射中心那高高的发射塔，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都留有他们创造的业绩。
在兴建发射场的420个日日夜夜里，为了拼命抢时间，为了贫穷的祖国不被罚款，他们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从没休息过一个星期天，写下了令人惊叹的一页页——
在只有45天的时间里，在只有57人的情况下，他们将91000多米的钢管搬运就位，将7万多个扣件一个一个地扣套在钢管上、将万套螺栓用扳手一下一下地拧紧在发射塔上。干完的结果是：57人平均体重下降1.5公斤：
在只有9天的时间里（这9天中有7天还是雨天），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用自己的双手一根一根地绑扎了600吨钢筋，在发射塔上留下了，180万个结点，在只有7天时间里，他们用一副副戴着中尉、上尉、少校，甚至是中校肩章的肩膀，将一袋又一袋的水泥扛起又放下，放下又扛起，从火车站到20公里之外的发射场，共装卸了水泥4700吨，创造了每天每人装卸水泥12吨的最高纪录：
汽车连的汽车兵，靠着4个轱辘，在一年时间里，跑出了这样一组数目：钢材5000吨，木材1900方，水泥44000吨，石子36400方，砂石34000立方米，机砖万块，共计行程153万公里；
支撑活动塔的一对抬车梁是最笨重的庞然大物：长29米，宽2.7米，高3.3米，重120吨。要把这家伙从车上卸到月台上，再运到400米处的安装位置，然后再翻一个身，需要150吨以上的吊车和200吨以上的拖车，但租用别人的拖车和吊车、需要租金40万元。拿不出这笔钱，他们只好土法上马。当1500根枕木在官兵的肩上反复滚动并磨出血茧后，总算完成了任务：
当导流槽挖到了22米深时，坑底积满了70多公分厚的烂泥浆，使浇铸混凝土无法进行。这种泥浆水泵抽不动，机械工具也无能为力。最后，官兵们只好挽起裤腿，用脸盆一盆一盆地往外端。整整五天五夜，他们用脸盆从20多米深的槽底端出烂泥浆1000多立方米！
……
在这420天里，岁月还留下了官兵们许多至今令人难忘的故事——
发射活动塔共有789根主杆件，需要拧上23000套螺栓。要把这些杆件对接起来，必须有人爬进口径只有35厘米的口子里，由里往外穿螺栓。这个任务落在又瘦又小的小战士甘国林身上。他每天爬进离地面74米高的“黑洞”里作业（碰掉了三颗门牙），一个人竟拧了23000个螺栓。
四十刚出头的大队长彭松林，身患颈骨风湿病，在抢建发射场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里，他和战士们风里雨里一起干。工程结朿后，他疲惫不堪地爬上了从成都开往北京的八次特快列车。当他屁股刚一落座时，对面一位小女孩竟亲切地叫了他一声：“爷爷好！”
浇铸导流槽时急需数以百吨的钢筋。这数以百吨的钢筋战士们用肩膀扛了七天七夜。当负责组织这项工作的副队长冯在强见战士们一边抬着钢筋，一边打着瞌睡迈着“醉步”时，实在不忍心了，便下了一道命令：“休息5分钟。”话音刚落，52名战士“呼啦”一声全倒在了一片潮湿的泥地上，只一瞬间便全都呼呼地进入了沉睡状态，副队长一边看着手表，一边看着睡在地上的战士，眼泪忍不住唰唰往外流，他很想让战士们多睡上一会，可一想到十天之内必须完成的任务，五分钟刚一到，他一拫心，又使劲吹响了手中的哨子。战士们呼啦一声又全都爬了起来，迅速将沉重的钢筋重新压在红肿的肩膀上；
王焕岐、侯永祥、赵锡清、任英、尹中田、杨国堂，六位都是安装大队名符其实的老兵——清一色的老八级工，最大的73岁，最小的55岁，已退休在家。在五六十年代，由于机械化设备少，施工条件差，他们干活全拼体力，因此几乎每人部患有骨质增生、腰肌劳损等多种疾病。但为了确保发射塔的安装质量和工程进度，领导希望他们能去现场。当大队参谋长牛三申赶回洛阳向他们讲明来意后，本已安度晚年的六位老师傅什么条件也不讲，当即便从洛阳赶到西昌，他们每天从早上8点干到下午1点，在工地啃上点面包或饼干，然后再接着干到晚上11点。
在抢建发射场的天里，安装大队的937名官兵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每人体重平均下降3公斤，还有17人此期间亲人病故，待他们建好发射场回到家里时，亲人的坟上已长出了嫩绿的青草。
在国内赶造火箭、抢建发射场的同时，中国的对外工作，也在紧紧张张的气氛中默默进行。
商场如战场。这句话对竞争激烈的国际航天发射市场来说，同样十分恰当。
随着各国航天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还在签订合同之前，“长二捆”火箭的研制计划刚向世界透露时，就受到了来自国际上一些火箭商务公司的挤压和排斥。
美国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和麦道公司号称美国“三大巨头”，其“大力神”火箭、“宇宙神”火箭和“德尔塔”火箭，实力雄厚，引人注目，大有一手包揽天下的气概。对一心想挤进国际发射市场的中国来说，自然是深怀戒备。
苏联和日本虽然尚未跨进国际市场的大门，但各自都在暗中加紧准备，寻找时机，向国际卫星市场挺进的脚步声已引起了西方的关注与不安。以至于“阿里安”公司的总裁海登不无感慨地说：“苏联进入国际卫星商业发射市场，只是个时间问题！”
最具竞争分量的，要算以法国为首的欧洲的欧联合企业“阿里安”航天公司。该公司为了想长期垄断国际发射市场，因而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新型火箭的出现，都相当的敏感。
该公司一方面通过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某些火箭商业公司，向美国政府提呈否决美国卫星在中国发射的许可证：另一方面又不惜压低发射价格（将最初约为5000万美元的报价降至3400万美元），竭力充当“第三者”，采用各种办法，拉拢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企图说服“澳星”公司改变初衷，从而达到选用“阿里安”火箭进行发射之目的。
当该公司被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婉言拒绝后，据说还讲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如果到时中国造不出火箭或造出火箭后发射又失败，你要再找我们，价格可就要比现在高三倍！”甚至后来中国在进行“长二捆”火箭的第一次试飞时，该公司还暗自准备好一份合同，等中国火箭一旦失败后，便乘虚而入。
而西方的某些报刊，对中国发射外星一事也大加指责，说“中国违反了中美政府关于中国发射商业卫星的协议，火箭靠国家补贴搞低价倾销”，“提供廉价的发射服务，使国际发射市场陷入混乱”等等。
其实，中国的火箭挤进国际商业市场，既没独霸世界的野心，也无吞并市场的胃口、只不过是为了寻求一条生存的活路，对国际发射市场作一点补充，为卫星的用户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在1988年底到1990年1月间，在国际市场上13个招标的卫星发射服务中，美国中标3颗、阿里安中标9颗，而中国仅中标1颗。这意味着卫星市场上的大部分美元滚进的都是西欧人的腰包。用有人的话来说，中国不过是想出去“找几个零花钱”，何必要过意不去呢？
不过，中国迈向国际发射市场的脚步，并未因竞争的激烈而退却。
为了疏通、理顺国际上有关的各种网络关系，取得美国政府发放“澳星”的出口许可证，外交部、外贸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及海关等对外联络部门，一直坚持对外周旋，四处调解，为此默默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努力。
为了支持中国的“长二捆”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按照国际惯例，在相同的保险条件下对“澳星”发射采取了与国际市场相当的费率承担了保险。这使中国发射“澳星”有了可靠的经济后盾。
此外，为了保证美国卫星的技术安全，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中国无意通过发射外国卫星谋取其任何技术秘密。外国卫星及其辅助设备运抵中国直至发射过程中的技术安全，完全受到保障。并且，外国卫星及其设备在出入中国国境时，还将受到海关免检的优惠待遇。这就使外国的卫星在中国发射时，不再过多地担心自己的技术秘密被人窃取，在心理上有了安全感。
与此同时，中国的“长二捆”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彼此在技术上的协调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1989年3月27日，“长二捆”总师王德臣带队前往美国洛杉矶，与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公司举行了关于“澳星”的第一次技术协调。同年5月15日，澳大利亚卫星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又来到北京，与中方进行了第二次技术协调。
当时、正值“六四”天安门风波前夕，中国的社会秩序混乱，但为了不影响“澳星”发射的进展，中美澳的技术协调照样默默进行，并排除各祌困难和干扰，按计划保证了外宾对有关工厂和西昌发射场的参观考察。
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六四”风波的发生，美国政府下令暂时中止使用已向中国颁发的“澳星”出口许可证。
于是，中美间火箭与卫星的技术协调工作，被迫中断。
后经中美多方共同努力，直到1989年9月29日，美国政府才宣布解除“澳星”许可证暂停令，中美双方可以恢复技术协调，并允许中方前往美国进行火箭与卫星的对接试验。
此后，中美双方又于1989年的11月和1990年的5月了在洛杉矶和北京分别进行了两次技术协调，“长二捆”火箭发射前的各种必要条件，才算基本具备。
1900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长二捆”大型运载火箭，终于竖立在了西昌发射场97米高的发射塔上！
离发射合同规定的时间，仅差一天。
火箭上除搭载了一颗巴基斯坦的科学试验卫星外，还有一颗模拟卫星——与“澳星”重量相等的“铁疙瘩”！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商业性模拟试验发射。不仅受到国内的关注，也受到世界的关注。试验发射若是成功，“长二捆”火箭便可取得发射“澳星”的合格“通行证”要是万一失败，不仅要赔款100万美元，而且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的道路，便因此而被自己堵死。
于是，举国上下，对这次发射极为重视。
江泽民为此作了专门指示；
李鹏、刘华清为此也有重要讲话；
航天部参试的工作队拿出了破釜沉舟的气概；
西昌卫星中心上千名官兵站在发射场上集体宣誓。
可火箭尚未升天，一个年轻的生命便提前结束：“长二捆”火箭转往发射场的前夕，卫星厂旁100多吨重的电动大门突然打不开。大门打不开，“澳星”的整流罩和其他设备便无法运出。被人称为“电总师”的专业军士姜秋江当即爬上了13米高的铁门抢修电机。电机修好了，可就在他准备下地面之时，由于劳累过度，他眼前一花，便从空中重重地摔了下来……
死讯传开，群情激奋。
7月8日，火箭按时加注。
7月9日、火箭即将发射。
发射前夕，由于正值火热的中午、太阳熊熊，温度很高，而火箭体内温度又很低，这样箭体与箭体外形成了很大的温度差，从而引起火箭大量“出汗”。这些“汗水”顺着箭体流入仪器舱，浸湿电缆，很容易导致短路。
发射只好推迟到第二天。
第二天天气照样热，火箭照样“出汗”不止。
于是，一声令下，调来几百条毛巾，立即组织人员爬上塔架，每人手拿一条毛巾，为火箭一点一点地“擦汗”。
可箭体表层的“汗水”刚一擦净，箭体内又不断有新的“汗水”外往泌出。
现场有关专家们采取了多种急救措施，一时仍然不能解决问题。
为稳重起见，指挥部决定：暂时中止发射。
这时的火箭，几百吨燃料已经加注进去，由于燃料加注后火箭未能及时发射出去，停放时间太长，因此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又突然而至：由于燃料的腐蚀，火箭四个助推器上的传感器出现燃料渗漏！
燃料渗漏，危险极大！
专家们当即决定：用胶带堵漏！
结果未能奏效。
再改用扳手拧紧传感器。
结果渗漏依然不止。
指挥部果断决策：立即泄出四个助推器的燃料，更换新的传感器，堵死接管嘴！
于是，火箭总装厂副厂长乔守棣带着30名工人和技术员，立即进行排险！
国防科工委、航天部、基地和研究院几位领导亲临现场指挥。
7月13日上午，魏文举、陆阿宏两位老工人戴着防毒面具，抢先钻进火箭的尾舱，开始卸除传感器。由于烟雾笼罩的舱内，不足5平方米，他俩只能一人举着灯，一人排除故障。可当第一个传感器卸下后，由于贮箱内残存的液体喷流出来，使整个舱内毒气弥漫，一片昏黑，两位老师傅只能凭经验摸索着干。
毒气很快包围了他们。陆阿宏的手当即烧伤。十几分钟后，魏文举又中毒晕倒。
守候在外的人员马上将两位师傅拖出舱口。由于魏文举严重中毒，当即被送到医院抢救。
紧接着，第二梯队又爬进舱里继续排险。
很快，陈立忠师傅又被烧伤中毒，也送进了医院。
又有人接着爬进去。
又有人接着中毒晕倒。
陆阿宏老师傅见状，带着伤痛又再一次冒着生命危险爬进舱内。
这是一位年近60岁的老师傅。解放前他是个做豆腐的小童工。从事航天工作几十年来，小到车间，大到全国，他总当劳动模范，挣来的奖章、证书、奖状足有一大堆。他很想买一个精致的小皮箱把它珍藏起来，可用他的话说，“就是买不起这样一个小皮箱，只好将它们装在一个饼干盒里。”
他先后七进七出，凭着娴熟的技术和拼命的精神，一共八个传感器，他一个人就换下七个。
送进医院的陈立忠，从病床上醒来后，见同事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送进了医院，再也躺不住了，拔下氧气管就冲出医院。他拦住一辆大卡车，又匆匆返回了百里之外的发射场。
排险工作一直进行到当晚的12点，险情才终于得以控制。
可陆阿宏等12位同志，皆因中毒而被送进了医院。其中有四人被发了病危通知。魏文举师傅则由于中毒严重，经全力抢救无效，于当晚7时停止了呼吸。医生说，魏师傅的肺全被四氧化二氮烧烂了，完全失去了呼吸的功能。
噩耗传来，数千名参试行悲痛难抑。几位与魏文举一起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哥们，抱头痛哭不止。
“长二捆”还未点火，两条人命已经祭天。
紧张的发射场上，一片肃穆悲壮。
三天后，即1990年7月16日北京复令时9时40分，凝聚了中国航天人智慧、心血、汗水乃至生命的“长二捆”大型运载火箭，终于拖着八条桔红色的火龙，飞向太空！
那位曾经说中国人“是不是吃了鸦片”的美国“大力神”火箭副总师史密斯先生也应邀观看了这次发射。在当晚庆贺的宴会上，他拉着王德臣总师的手，有些歉意地说：
“王先生，我上次讲的话，真对不起，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便研制、发射了火箭，实在了不起！看来你们中国人是善于创造奇迹的。我从心里为你们而感到高兴！”
“长二捆”大型火箭首次试飞成功，对中国走向世界，的确是相当关键的一步。不过，与其说这是中国航天人的一大胜利，例不如说这是对中国航天人恰如其分的一次安慰。
这次发射，将巴基斯坦搭载的一颗卫星准确地送入了预定轨道。巴基斯坦贝·布托总理专门为此发了贺电，巴基斯坦邮电部为此还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
美国《基督教箴言报》发表评论说：“‘长二捆’可能使中国跻身于载人太空探索的先进国家行列。”
法国《世界报》也评论说：“这是一枚令人生畏的火箭，通过7月16日的成功发射，加强了中国运载火箭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竞争对手的嘲笑，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但多少有些遗憾的是，这次发射，由于装在“长二捆”火箭第二级的某个系统发生故障、未能将模拟的“澳星”送入预定的椭圆轨道。
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和休斯公司对此十分关注，并表示出极大的忧虑。中国火箭研究院很快对故障系统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分析。最后确定，故障原因是由于某电路中一根插座的连线错误所致。
为此，以王德臣总师为首的中方代表团又去洛杉矶，进行了多次技术协调。1991年9月19日，“澳星”公司与休斯公司联合组成了一个有18人参加的庞大代表团来到中国，对中方“长二捆”火箭的总装质量及调装定向系统修改试验情况进行了全面而严格的评审后，表示满意。
于是，中美澳三方决定：1992年2至4月，在西昌发射真正的“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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