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起手来，我看了看手表，此刻是1996年12月13日凌晨1点35分，我站在武汉同济医院临近高干病房不远处的太平间里，站在徐迟先生的遗体前。先生安然地躺着，一脸安详，白布裹着他的躯体，暗红的灯光映着他宽阔饱满、苍劲而壑智的额头……
我瞪大着眼睛。
这是几天前病房握别的徐迟吗，这是一个多月前我采访的徐迟吗，这是半年前打电话邀我家中小叙的徐迟吗，这是一年前给我签名题《徐迟文集》的徐迟吗，这是几年前和我促膝讨论论文的徐迟吗，这是十几年前在我们支部大会上讨论他入党时神采飞扬的徐迟吗？！
我朝先生的遗体三鞠躬，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泪水不禁大滴大滴涌出，浸着泪水的往事也不由一一浮现眼前……
1
我第一次见到徐迟先生是1979年1月14日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上。当时，我正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帮助工作，诗人李瑛要我也去参加这个会，我便跟着他一起参加了这个规模空前的诗歌座谈会。我在名单上发现湖北来了徐迟、管用和、黄声孝，便去拜望我熟识的管用和、黄声孝，和他们坐在一起参加会议。
轮到徐迟上台发言，当他从座位上走向前台时，我看到不少我熟识的和不熟识的诗人上前和他握手。见到这个情形，黄声孝低声问我认识徐迟么，我说读过他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以前只在报纸、杂志上见过他的照片，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他。
“那我介绍介绍你认识他。”黄声孝说。我知道黄声孝与徐迟的关系，当年引起诗坛一阵不小震动的黄声孝的长诗《站起来的长江主人》，就是在徐迟指导帮助甚至动笔反复修改完成的。听他这么一说，我忙点了点头，这才摊开手中的笔记本。
徐迟发言的题目是《新诗与现代化》，我一边聆听着一边记录着：我体会到，生活终究是创作的出发点，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今天我们必须走出自己的家，走出编辑部，走出作家协会机关，重新建立生活根据地，投身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线去……
徐迟是我景仰的一位大作家，在这次会上，我没敢走近他。谁知山不转路转，1982年，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铁道兵部队建制，我转业来到湖北省文联主办的《长江》文学丛刊，作了一名小说编辑。大约是1983年3月，有关同志通知我参加党支部大会讨论与通过徐迟入党，我这才近距离坐在他的身边，聆听这位老作家对党深情地倾诉。
徐迟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走着大致相似的路，即从追求民主、自由、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士到自觉地为人民大众为祖国而奋斗的战士的人生道路。他没有讲有幸见到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当年在重庆曾挥毫为他题赠“诗言志”；他也没有讲与周恩来一同探讨“人类共同的永久的美学”，而是谈起他结识乔冠华、杨刚、龚澎等一批杰出的才华横溢的共产党人，是他们的言行使他深刻地认识了共产党人。他说：高山抑止，心向往之。几十年来，我把这个愿望一直埋在心里，是因为我与我认识的很多共产党人比，无论从那一方面都差得很远很远，做得很不够、很不够。我已年近七十，之所以今天才提出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想了却我的一个心愿，也为了今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更好地改造自己。”
支部大会全票通过，接纳徐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然而，令我刻骨铭心的是徐迟严于解剖自己与壮心不已的大家风范。
2
真正与徐迟熟识起来还是1991年，当时，他早已拥有一台电脑，正忙着整理他的十四卷本《徐迟文集》。在编选他的诗千元审干，他突发奇想要骗一个试验本：将他自己六十年来写的约七千行诗，每一首不分行地连在一起。后来这部别具一格的“试验版”诗选，收入由柯蓝、洪洋主骗而实际由我具体操作的“追求散文诗丛书”第一辑里。这套丛书的书稿送到出版社后，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但条件是必须交纳书号管理费、印刷费和征订费等，说明白了就等于自费出版。
“《徐迟诗选》也须交费出版吗？”我向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讨价还价：“我们可以交费，但像徐迟这样的大作家出书也要交费，这就说不过去了。我以为，不公不应交费，而且还应该付稿酬。”
“既然是一套丛书，那当然得统一交费，不然不好办呀！”出版社负责同志摊了摊手，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后来，我在几个场合说起这件事，又与出版社几次交涉，在责任编辑的支持下，这套八部散文诗集的丛书顺利出版。出版社并按规定给徐迟付酬。当我捧着新出版的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徐迟诗选》和2500元稿费递给他时，他略带诙谐地说：“我的那些诗，还值这么多钱。”
我听了真不是滋味，这部诗选凝聚着他几十年的心血呵！
不久，我去看望他时，他将这部“试验版”《徐迟诗选》送我，并在扉页上写上：“赠谢克强 感谢你这本诗集的编辑出版帮了忙 徐迟”，写完，他还郑重地盖上他的印章。后来，他的四卷本《徐迟文集》出版了，我发现文集的第一卷就是这部“试验版”诗选，便问他为何艳情起编这样一部别具一格的诗选。他说，诗分行太占版面，我将分行的诗连在一起，大大节约了版面，读者可以化很少的钱读到我的作品。他指着新近出版的四卷本《徐迟文集》说，作家的作品要有读者，不是摆在书架上的装饰品。印成这种豪华精装本，是摆在书架上看还是任人读？我不主张印豪华精装本，这样定价太高，读者负担过重，读者也就自然少了。他说：《诗刊》创刊时，就出了两种版本。一种是送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读的竖排本，一种是邮局发行的大众读本。如果都是印成竖排本，恐怕就不会有人在王府井大街排着长队争购《诗刊》了。所以我的文集，如果今后有机会再版，我希望印普及本就行了，那样读者会多些。
啊，原来是这样！他不仅呕心沥血创伤，还为自己的作品出版处处想着读者。一个处处想着读者的作家，他的作品能不进入读者心中吗？
徐迟有两句话：诗崇毛主席，文拜马克思。他说：“我写文章就是学马克思的，学他的文笔学他的那些方法，连语言都学。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很美丽的形象思维和文学语言。”他甚至说：“我的《哥德巴赫猜想》里善于‘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就来源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抄马克思的，从思想到语言都是马克思的。”
然而，在我与他的交谈中，谈得最多的还是诗。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突然问起我与谢冰心是否同一个宗族，我说我的祖先是明洪武年间从江西洪都府迁到湖北来的，没考证过。说起谢冰心，他便谈起他年轻时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情形，谈起谢冰心教授他们诗学课的情形，并动情地说，是冰心老师的那些繁星一样的诗引导他走向文学。有一次，我向他问起他三十年代创办《新诗》的情况，自然说起徐志摩、戴望舒。说起徐志摩、戴望舒来，他问我喜欢他们的那几首诗，我答自然是《再别康桥》和《雨巷》，并说我在大学进修时的毕业论文就是《<再别康桥>的诗意美》。他点了点头，略为沉思了一下说道：“不仅是诗意美，是情真，情真才动人。如果诗人自己不动真情，又何以感动别人。现在的新诗，之所以缺乏读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诗里缺乏真情。”
“您老的这个意见，与曾卓先生的意见不谋而合。”我说。
“曾卓有几首好诗，那是动了真情写的。我没有写什么好诗，没有写什么能留得下来的好诗。严格地说，这不是个诗人，也从不敢称自己是诗人。诗人，是人类灵魂的牧师，那是个很高贵的称号。”
“您的《哥德巴赫猜想》，以诗的激情和诗的语言，这迎接新时期的到来而歌，实在是一首震撼人心的好诗。”
“我能够留下来的，恐怕也就是这么一、两篇东西。”
徐迟先生是真诚的。我为他的真诚和对自己几近苛求而感动、而汗颜。记得我的诗集《孤旅》出版后，我有几分得意将这本诗集送他，想请他批评批评。后来，他直率地说：“你以前送我的诗集，我都没读。《孤旅》我翻了翻，还有些东西，诗也写得还质朴，诗句也算凝练。摒弃一切浮艳矫饰，无论对于诗人的心灵本身还是诗歌写作，都是必要的。因为浮艳矫饰，是诗人与诗歌共同的敌人。”他还说：“孤独，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一个诗人，他只应爱艺术之神的主宰，否则他就是一个匠人。”
相形之下，我知道了自己的浅薄，恨与老人相见恨晚。而这些飞溅着智慧火花的独到的新鲜见解，这些闪烁哲理之思又富于情感色彩的诗的语言，不仅使我入迷，也使我受益匪浅。现在每每想起与先生谈诗论文的谈话，他那溢于言表的神情，他那略带浙江乡音的声调，依然历历在目、声声在耳。
3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以诗与科学结合的充沛激情，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深刻独到的哲理思考和新颖精妙的文学语言，打动了千千万万个读者。这总产生广泛深远影响的作品，理所当然为他赢得巨大声誉。一时间，鲜花和掌声簇拥着他、照相机与摄像机注目着他、讲台与宴会期待着他，同时他还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和第六届湖北省人在常务委员会委员，参政议政。
徐迟是清醒的，他毕竟是位卓尔不群的大作家。很快，他辞去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湖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之职，闭门谢客。他想摆脱外界所有的干扰，也想从内心祛除一切分散他精力的东西，好让自己的灵感和才能得以充分发挥，默默从事自己钟爱的文学创伤。他在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对人说过：一个真正的作家，如果没有一两部甚至几部长篇巨著，就像一座大厦没有基石一样，是立不起来的。他说，等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
好在电脑汉字输入变成了现实。1989年，在当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支持下，徐迟先生获得了一台电脑。这年，他已75岁了，开始用电脑写作长篇回忆录《江南小镇》，重新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然而，闭门谢客，埋头写作，也只表明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但距一个作家和人格都达到完美的造诣还有一段距离。何况离群索居、洁身自好，其中又孕育着另外的危机：孤傲、偏激，甚至孤芳自赏，以至漠视外界人群的生活，这将意味着创伤热情的逐渐冷却和艺术生命的日趋枯萎。
这不是徐迟。闭门谢客后，他依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生活：车船兼程，他应邀深入贵州乌江流域考察；顶风冒雨，他又来到葛洲坝和三峡工地；武汉长江二桥刚刚建成，他来到桥上，以他那支生花妙笔礼赞新生的长桥；其间，他还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希腊和香港……
不仅如此，他还关心诸如省作家协会换届事宜、住房改革和公费医疗改革等等问题。1994年夏，由于机关人员的变动，腾出一套高知别墅小楼，当时有几位作家申请换房，徐迟先生也曾向我表示过此意。当年省文联是以徐迟、碧野等著名老作家、老艺术家的名义修建的几栋别墅小楼，如今他想住，理所当然。我去征询他的意见，也劝他搬进文联作协院子里住，一来那里冬天有暖气，二是徐健和我们都住在院子里，也好照应。他听我这么一说，便动心了，同意搬家。听他答应搬进院子里，我即叫办公室有关同志将别墅小楼重新修饰一新，并很快作好调房方案。过了几天，待我将调房方案向他汇报时，他面露难色，说是不想折腾了。我便问他：几天前你不是答应搬吗，怎么又突然不想搬呢？我知道，遇事犹豫不决，是他近年里一种常有的情态，便进一步将搬到院子里去的好处细说了一遍。
“在这里住久了，住习惯了，不想动了。”
“怕是另外的原因吧？”我说。
他嘿嘿地笑了，露出一种诡秘的神情：“住在院子里，一是怕烦。住在这里，有人来访，我可以闭门不见，住在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也多，熟人也多，就不一样了。再说，那地方是非也多，我也见不得一些人的那些做派。”
原来如此。后来经我了解，他不想搬家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一天，他打电话找我，说是想了解一下房改有关政策，我便去了。我走进门刚刚坐下，他就单刀直入：“听说机关的小别墅楼只租不售？”
我点了点头：“目前是这样的，这是省里房改政策规定的。”
“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我目前可不可以买呢？”
“这是市里房管所的直管房，按有关政策，您可以买！”
“这就对了！”他脸上露出笑容，便扳着指头对我说：“徐律我不用管了，徐延在深圳买了房子，徐健在文联院子里也有房子，只有小音没有房子。鹰飞得最高再远，也得有个巢哇，这房子今后能买，我就买下留给小音。”
我知道，徐迟晚年最挂念酷似他的妻子的小女儿。徐迟自1985年失去爱妻后，他便和他最宠爱的小女儿生活在一起，小音从武汉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对父亲的饮食起居悉心照料。自从徐迟有一第二次婚姻后，小音因不满父亲再婚负气去了法国，一边打工一边求学，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有一次，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出访法国，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坐下要了一杯咖啡，不想端盘子送咖啡的正是小音。赵致真是老作家李蕤之子，与徐迟之女小音早就熟识，在异国他乡巧遇，自然相知道她目前的境况。几天后，赵致真去了小音住处，才知她为了糊口和求学，不得不来咖啡馆打工。赵致真回国后，专程来探望徐迟，并转交了小音带给父亲的一包法国咖啡。
可怜天下父母心。徐迟知道女儿的近况后，心里不是个滋味，立即给女儿汇去1000美元。
4
徐迟先生的性格既有温、良、恭、俭、让，非常随和的一面，也有刚正不阿、执拗倔强的一面。这后一面虽说平日深藏于内，并不外露，但一遇他不满意的事就会显现出来。毫不含糊，也绝无情面。
1985年夏，湖北省作家协会从省文联分出单独建制，《长江文艺》和《长江》文学丛刊自然划归省作家协会，有人建议将《今古传奇》也划归省作家协会，因为《今古传奇》是通俗文学刊物，毕竟是文学刊物而不是艺术刊物。徐迟知道后，断然反对这个建议，并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省作家协会就是要坚守严肃文学阵地。现在不少通俗文学刊物，格调低下，有的甚至堕落到以色情和暴力来吸引读者，实际上是借通俗之名行庸俗之实。1987年，由于有关部门停止拨给《长江》文学丛刊办刊经费，《长江》生存面临困境，不得不降格以求适应市场。徐迟看了改版后的几期《长江》后，直率地提出批评，希望《长江》坚守严肃文学阵地，不要降格以求市场。当时有人听了他的批评后说：“徐迟先生科索沃在他自己的王国里，应该设法把他舞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这就是徐迟，有话就说，毫不掩饰，毫不遮掩，尽管人有些话未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他的直率和率真常常令我感动。
大约是1994年夏的一天，我捧着几本《徐迟文集》第一卷敲开了他的门。他见我捧着《徐迟文集》，知道我又要找他签名送人，便把我迎进他的书房。自从《徐迟文集》、《碧野文集》、《曾卓文集》出版后，这几部文集便成了我们作家协会送人的礼品，尤其是作家的签名本。
我将应送书的名单递给他，他看了名单，逐一在《徐迟文集》第一卷的扉页上签名，签名后羿又郑重其事地盖上他的印章。等这一切做完后，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这其中有的人是应该由我赠送的，人家给我帮了忙呀！”我知道他指的帮他更新电脑的事。大约一年前，我和外地一家杂志社的朋友去看望他，临别时，他把我留下，说是他的旧电脑已无法正常工作，想更换一台新电脑。根据他的意见，我即向有关部门写报告，不久，1500元专款到账，立即给他更新了电脑和打印机。我这次送书，其中就有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您老也给我们帮了忙，每次请您老签名送书，您总是有求必应。”
“你在帮我推销我的文集嘛，我何乐而不为！”说着他示意我坐下：“你别忙着走，我想听听机关近来的情况。”
“那一方面的？”我向他问道。
“最近善于作家协会换届的事传得沸沸扬扬，你能说得详细点吗？”
听他一说，我便介绍了各方面的情况，以及传沸沸扬扬的一些细节。
“你对主席人选的看法呢？你是党组成员。”徐迟先生问我。
我没有立即表明我的看法，而是想知道他的态度，便反问道：“您老的看法呢？”
他尖锐地批评了近年来作协的工作，指出作协缺少活力。班子缺少凝聚力和战斗力，然后说：“主席团现在这个班子，应该换。这次换届，人要选准；要选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班子。我对此很关注，请你向党组负责人转达我的意见。”
“这不是作协党组能定得下来的事，这要看省委的意见，或者说要看省委某位领导人的意见。”我说。
“这位领导人不是写过诗吗，他应该是懂行的。”他像是回忆什么似的，“我已好久没见到他，他不找我，我找他去。”
我不便说什么，捧起《徐迟文集》准备告辞。徐迟先生将我送到门口，对我说：“回去告诉富道一声，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一个作家，怎么不写作呢？他再不写小说，他那点机智和幽默都快被时间的流水部冲光了！”
“我一定将您老的意见转告富道。”我说。
5
夏去春来，转眼又是冬天了。
这天，我一早上班，办公室的同志就告诉我已派车去机场接徐老去了，是不是先联系一个有暖气的地方住下。我说，那就安排翠柳村客舍住下。听说徐迟先生回汉，我有些不解。近几年他都是在南方过冬，今年怎么回武汉过冬呢？一问，才知先生是回武汉办理离婚事宜的。
真是诗人的浪漫，78岁结婚，80岁离婚。我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两年前，我和富道去先生府上祝贺他喜结良缘的情景依然清晰地浮现眼前——
门铃响过，一位年约五十出头的女士迎了出来，笑容可掬，端庄秀雅。我不觉一怔：以前我按这只门铃时，都是徐迟先生开门，如今这房间总算有了位女主人。
女士将我们迎进书房，徐迟先生忙起身，示意我们坐下。我没有坐，而是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说：“这是好事，祝贺你老喜结良缘，晚来有个好伴。”
“都这个年纪了，这事我本不想张扬，谁知大家都知道了。”说着，他习惯地耸了耸肩，摊开了双手，只见饱满额头上细密的皱纹堆满 了喜悦，灵动的眼睛了显得极有神采。
刚一落座，徐迟先生郑重地介绍：“陈某某，爱知大学副教授……”
陈女士微笑地朝我们点了点头，忙不迭地给我们撒喜糖、泡咖啡。我接过咖啡放在茶几上，这才打量书柜壁立的书房比以前整洁干净了许多，卧室的门上张贴着大红的“ ”字似给这间书房增添了不少喜色。
富道与徐迟先生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似在探讨生命与爱情。陈女士忙打开影集，向我们讲述照片以及照片后的故事……
“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合景照片。”顺着陈女士翻开的相册望去，只见徐迟与她怡然并肩坐在沙发上，照片一角烙上时间是89.3.17.。“那是我刚从日本回国，在深圳西丽湖的作家创作之家与徐迟相识。”翻过一页，又翻过一页，当一张张照片随着时间流逝到1992年7月，陈女士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这是徐迟故乡的老屋，78年前徐迟就出生在这间花 已敞旧的木板房里，这张照片就摄在他家的老屋前。”我见照片徐迟端然而坐，她立在身后，背景就是徐迟家的老屋。徐迟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而她却是从天外走到这里寻觅徐迟的世界。他与她仿佛沉浸在“青春做伴”还乡的眷恋与怀念中……
两个孤独走到一起，也许不再孤独。爱可以使人丰富、使人崇高，如果劳燕双飞，那曾经的爱，是不是也蚕食着人性的善良呢？这天下午，我正准备出门，想去看望客住在翠柳村客舍的徐迟先生，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我一怔，这不是陈女士吗？我忙上前将她迎进门来，请她坐下。
“陈老师，你找我有什么事？”
“谢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你。”
“没关系，你说。”我给她递过一杯茶。
“他们将门上的锁换了，我进不了屋。我现在无处可栖，我想见徐迟，他却躲着不见。”
我还没理会她的意思，正欲问她进不了那里的屋，陈女士却伤心地器了起来：“从法律上讲，我现在还是徐迟合法的妻子，他们没有权力不让我回家。他们这样对待我……”说着，她越哭越伤心，一把鼻涕一把泪，一边数落着徐迟。一边还骂着徐迟。
眼前的陈女士，与我两年多前见到的陈女士判若两人。我耐着性子听她一边数落一边哭骂，又耐着性子对她说：“我马上给安排住处，相信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
听我这么一说，她渐渐止住了哭声，但仍很激动：“你告诉徐迟，他要离婚，就拿八万元赔偿我的青春损失费，他找我要‘同心日记’，没门！”
所谓‘同心日记’，就是徐迟和她在一起时同在一本日记本上两人同时写的日记，在我向他们祝福新婚时，陈女士曾给我讲起过这本‘同心日记’，说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陈老师，你的这些意见，我会转告徐迟先生，但你要冷静处理好这个问题，不然双方都会受到伤害。”
“我已受到伤害。”她提高嗓门，冲着我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好言艰难困苦走了她，并请办公室的同志给她安排住处。
送走陈女士后，我回家草草吃了晚饭，便邀富道一起去翠柳村客舍看望徐迟先生。
时值隆冬，客舍内开放了暖气，我们推开门时只见徐迟和从深圳陪伴他回汉的大儿子徐延正说着什么。我人上前向他问好，他习惯地耸了耸肩：“不好呵，都闹成这样，你们也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们了。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坚决、果断处理这件事，一刀两断。”他用手向下一劈。
我将下午陈女士找我诉说的情况捡要点告之徐迟先生，他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刚才还是微红的双颊血色顿时浓了起来：“我不见她，没什么好说的，要见法庭上见；她找我要钱，别说八万，我一分钱也不给；我们两人的照片、日记和来往信件，她必须交出来，由法庭当众烧毁。”
富道见徐迟先生激动起来，便劝道：“您老别动气，好合好散。”
“你们不知道，不仅是性格不合、文学趣味悬殊，她还不诚实，隐瞒了许多婚前的事，也爱出风头，这两年给我的身心造成多大的伤害……”
不宜再说什么，我们安慰了徐迟先生几句，劝他息怒，多多保重身体，便起身告辞了。
孤独是情感的，也是思想的。孤独者需要交流、需要新的生活内容充实自己。徐迟先生是位智者，我们都希望他走出孤独，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在黄昏恋中寻求心灵的平静，然而，他失败了。1995年1月9日，法庭开庭，当庭宣告两人达成调解协议离婚。徐迟先生没有出庭，委托律师办理，最后徐迟同意付给女方8000元，当问及照片、日记和来往信件处理问题时，陈女士在法庭上当众说：“我已烧毁了！”
两天后，武汉下了一场大雪，徐迟迎着风雪，踏 上新的征途。
6
远远地，我看见徐迟先生朝机场候机厅的出口处走来，同行的还有女作家方方。他们是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归来。
一走出出口，方方见我站在出口处迎接，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快言快语地说：“我这次访问香港，体会最深的是当作家还是在大陆好啊。你看，我们一个电话，你就驱车接我们来了。”
“你们访问香港，没人接送？”我问道。
方方说：“你问徐老吧，这回访问可累坏他老了。”
我接过徐迟先生的手提箱，搀扶着他走出候机大厅。他走路显得很吃力，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也不想说话，似比去香港之前衰老了许多。
徐迟先生坐在车上，默默不语。我知道，抗战时期，他在香港，同乔木、夏衍等从事文化工作，参加编辑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中国作家》，也曾亲眼目睹了英国士兵“打着白旗向侵略者交出香港”的那耻辱的一幕。如今，他重返香港，定然感慨不少。要是往日，他会神采飞扬又充满激情地给我描述访问的情况，今天他疲倦得连话也不想说，也许真的是太累了。
在车上，方方给我介绍了访问的情况，“主要是日程安排太紧，日程安排衔接也不好，大多参观活动都是走路步行，我都感到累，何况徐老这样八十多岁的老人呢？”
徐迟从香港访问回汉不久就住院了，住在离家不远的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一天，天近黄昏，我和省作协一位负责人去看望他。我们走进病房，只见他坐在窗前的小桌旁低头津津有味地吃着什么。
我们没敢惊动他，缓缓走上前去，眼前的景况令我一怔：半碟白菜、半碟豆皮炒芹菜，先生正将米饭往口里送……
“徐老，这医院的伙食怎么这样差呀？”同来的负责人有些惊讶。
“也有好吃的，我没有买。”先生嘿嘿地笑着，忙着收拾碗碟。
“您老怎么不买好一点吃呢？”我忙接过先生手中的碗碟，将它们放在窗台上。
“中午买了个红烧肉，化去了五元，吃超支了。”
“怎么，您老每天的伙食费还定额？”我不解地问道。
“我给自己规定每天八元伙食费，今天中午化去了五元，晚上只剩下两元，就买了这样两个菜。再说，人老了，吃好了也是个浪费。”
我听了，心里不由一酸。这位蜚声中外的大作家，几十年呕心沥血，给社会奉献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而对自己吃的伙食竟如此克扣，我真后悔今天不该买篮鲜花和水果看望他。
大约两个多月后，徐迟先生出院多日了，我因年终琐事缠身，还没来得及去看望他。1995年12月22日上午，我买了些他喜欢吃的肉松、奶粉、麦片之类的东西去看他。
门开了，先生见我拎了些食品，批评我不该破费。当他将我迎进门里，一坐下，他便问我：“怎么，作协代表大会今年不开了？”
“今年怕是开不成了，年里没日子了。”
“去年不开，今年不开，明年一定要开！”
“开不开也无所谓，就那么一回事。”先生听我这么一说，脸沉了下来：“开不开怎么无所谓呢，这是作家协会自己的事，我们不管谁管？！”
我没有同他较真，心想，这事我们自己管得着吗？我不想就这个问题谈下去，若他老生气，便问起他出院后的身体状况。
“经过这次住院修理修理，我现在感觉身体状况好多了，只有还没有恢复到去香港之前的状况，怕是难以恢复罗！”
“您老多注意休息，听说您住在医院里，有时还偷偷跑回来敲电脑。”
他诡秘地笑了笑，神态天真可爱，仿佛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被老师揭了短似的，又替自己辩护：“前两年，那位女士 误了我太多的时间，你知道《伊利亚特》”译了四千行，只译了四分之一就中断了，《江南小镇》下半部只写了十几万字，我得抓紧时间早点写完。”
我隐隐感到他勃发的激情和不知疲倦的写作和他日渐衰老的躯体不相适应，可这又是没有办法的事。
突然，他似想起什么，突然问我：“听说我的医疗费每年只有8000元，我住院化了两三万，那不占用了别人的医疗费？”他显得有些不安。
“您老误会了。”我说，“前几天，洪洋同志为您的住院医疗费问题特地给我打电话，我跟他简单地介绍了公费医疗管理的情况，今天我就是特地给您老介绍这个情况的。接着，我将鄂公医委（1992）2号文件《省直机关改进公费医疗管理的若干规定》和省财政厅、卫生厅（1995）704号文件善于公费医疗预算按‘分挡定额、单位管理、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精神给他作了说明：分挡定额，不是包干到人，而是机关集中使用，以保证危重病人的医疗费。像您老住院治疗的情况，党组非常重视，我们会想方设法解决。您老放心好了，有病就治，该住院就住院。”
徐迟先生点了点头，没说什么。接着，我们又谈起了诗，谈起《伊利亚特》，先生将打印在一种有齿孔的打印纸上的《伊利亚特》译稿拿给我看，并指着译句旁边铅笔注的字说：“译的不算满意，我读后又用铅笔作了修改。”
先生曾说诗人是人类灵魂的牧师，读着先生译的《伊得亚特》译稿和他反复修改的诗句，一种庄严而敬慕的情感从心头浮起……
7
“徐老，旅美台湾诗人彭邦桢回乡省亲，他想拜会您。”我打电话给徐迟先生，他一听，忙说：“在哪？还有那些人？”一反常态。往日，听说有人要拜会他，他大多婉言谢绝推辞。
“有曾卓、田野和……”没等我说完，他打断我的话：“你派车来，我马上去。”
徐迟先生匆匆地来了，他的精神显然不如从前那样。彭邦桢先生迎上前去，他将手伸向徐迟。徐迟握住彭邦桢的手后，又拥抱着他，一会儿，两双手松开后，徐迟建议说：“咱们再拥抱一次。”
两位老人又拥在一起。我看在眼里，为先生不寻常的热情而感动，但又有些不解。过去，他很少这样。徐迟向彭邦桢问起痖弦的近况，听了彭邦桢介绍了痖弦的近况，徐迟略带伤感地说：“分别几十年了，怕是再也见不到这位老朋友了。”
曾卓听了，忙说：“下次开国际华人诗人笔会，邀请痖弦来，你们不就见着了。”
徐迟若有所思，又问起聂华铃的近况。
那天刚好是端阳节。席间，我举起杯来说，今天是端阳节，也是诗人节我很荣幸地和几位前辈诗人相聚，祝你们诗心如火，青春永在！
徐迟、彭邦桢先生都对自己年事已高发出浩叹，又对自己的身体渐渐衰弱感到伤感。
听说今天是端阳节、诗人节，大家不由谈起屈原，说起闻一多，又提起艾青。说到这里，曾卓先生提议请大家起立举杯，祭奠不久前逝世的伟大诗人艾青。
默默，大家站了起来，低垂着头，将酒洒在地上……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多月，徐迟先生托机关工作人员给我捎来话，说是有什么事需要他出面跑的，赶快说。他说，我的时间不我了。
大约是五月初，徐迟先生从北京回汉，我去看望他，他曾对我说过这类话，我没往心里去，以为他要离开武汉去别的地方。一天，我因去省政府参加一个会议要车，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一辆旧车已送厂大修，一辆送一位老领导去汉口同济医院看病。
我只好打的去开会，心想，何不请徐老、碧老出面向省里要求更新一辆车呢？凡天后，我们以徐老、碧老的名义，并请徐老、碧老亲笔签名给省长蒋祝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蒋祝平 省长很快作了指示，指示有关部门“作一个特例先配一辆车。”
听徐迟先生捎信来，我即去看望他，向他汇报了给省长写信的结果。他点了点头说：“我过去屑出面做这些事，现在人老了，需要别人帮帮忙，也力所能及地帮帮别人。”
也是，徐迟先生晚年因患支气管炎，常引起气喘，畏冷怕寒。年初，先生居住的水果湖地区停电频繁，且有时时间很长，过冬取暖受困。几经联系，南下过冬受阻，北上北京，他又不忍打扰年迈的姐姐，而我们又爱莫能助，便向他建议，写信给领导求助。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给有关领导写信，并托我转呈。我拿着先生的信，即向有关方面转呈。不久，有关方面拨来两万专款，以解决徐迟先生过冬取暖问题。后来，用这笔钱给先生家中安装了一台韩国奥林匹亚锅炉。遗憾的是，这台锅炉刚安装好，他却匆匆地走了。
我与徐迟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1996年12月5日下午，我和洪洋同志去汉口同济医院看望他。
走进他的病房，只见他蜷宿着身子坐在床边的沙发上，双眼紧闭，低垂着头，陷于寂寞的沉默。住院，对于这位勤于耕耘的老作家，也许是人生最大的寂寞、沉思和难耐。他的生命需要熬过这个冬天才会在下一个季节返青。
洪洋同志和我上前喊了几声徐老，他这才睁开眼睛，扬手给我们打招呼。
我坐在他对面的床上，洪洋拿过一张木椅紧挨着他坐下。我向他问候后，即从衣袋里抽出“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召开第四届理事会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双手递给他。他接过两个通知看了看，又递给我说：“你留下，作个纪念吧！”
我没有说什么，便把通知装进信袋里，便告诉他说：“您老的《谈夸克》，昨天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配发了一张您老的照片，民时还配发了一篇短评《赞文学家的科学感情》。”
先生听了，点了点头。不言不语，表情漠然。我有些奇怪，要是往日，说起夸克，他会兴奋地给你谈夸克的来龙去脉，津津乐道。该不是疾病折磨得如此吧，我想到这里便问起他的病况，他这才说经过治疗后感觉好多了，然后小声对坐在身边的洪洋同志说：“我昨天又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的病情基本治好了，那意思不是说工可以出院了，家里的取暖锅炉还没有安装好，他们会不会赶我出院。”
从心理素质上说，徐迟先生是个很敏感的人，遇事有点多愁善感。听他这么一说，洪洋和我我了起来，对他说：“您老放心吧，这是绝对不会的。医院就是为病人服务，您老是我们作家协会重点保护对象，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都成文物了，需要重点保护。”说着，他自己也笑了。
正说着，刚巧主管这间病房的主治医生来查房，这是位年轻的女医生，我们即向她问起徐迟先生的病况。她将徐迟先生住院后的治疗情况给我们做了介绍，洪洋听后，便问：“徐老的支气管炎完全治愈了吗？”
女医生说：“还不能说完全治愈，他这是老毛病，一时还不可能完全治好，但已经控制住了，再巩固巩固。”
我听了，便对徐迟先生说：“既来之，则安之。再住些是时日，巩固巩固，免得又犯。再说，家里的暖气设备也没有安装好，等家里可以供暧了再出院也还不迟。”
徐迟听我这么一说，习惯地耸了耸肩，脸上堆满了无可奈何：“…….我现在是什么也不能干，枯坐终日，无所用心，这样活着干什么？”
是的，他的身体已不允许他超负荷运行了。由于他长期面对电脑打字，双肩疼痛得抬不起手来，迫使他不得不停止敲击电脑。然而，他的心灵依然年轻，且充满激情，有那么多的创作计划，这使他陷于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中。
我知道徐迟先生耳背，便提高了嗓门说：“您老一生写了那么多的好作品，现在年纪大了，理应休息休息一下，轻松一下，有张有弛，这怎么能说是无所用心呢？”
他示意我声音小一些，便说：“我也没有写多少她作品，现在想写也写不成了。”接着，他点评了我省一些重要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然后说：“我的悲剧，实际上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这是徐迟先生与我最后的谈话，我不知道，这些话与他几天后跳楼身亡有没有某种联系。
8
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冬夜的静寂，惊醒了我的梦。我下意识地意识到凭这几年的经验，此时来电话，凶多吉少。果然，富道在电话里告诉我：“徐迟刚才跳楼身亡，请速去汉口同济医院。”
“什么，你说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连反问了几声。
“来不及给你细说，你快去吧！”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呆滞的手机械地放下电话，以当年军营参加紧急集合的速度穿好衣服，奔下楼去。
显然，省文联副主席李传锋先我知道消息，他已站在车库旁，汽车正发动着。我朝他打了声招呼，就坐他的车出发了。
车过长江二桥，大约二十多分钟，我们就赶到汉口同济医院高干病房前。我们跳下车，医院负责人和医生已站在大楼前，握过手后，一位医生指着大门西侧的冬青篱笆丛说：徐老的躯体就坠落在这里，据分析是臂部落地，落在冬青篱笆里的草坪里，头部及上身被冬青树丛托住，只是右肋轻伤骨折，其他部位都没有伤着，遗体完整。
还真是这样，冬青篱笆丛被冲击分开一个豁口，篱笆丛里的草坪上有一个 陷的土坑。
我提出看看徐迟先生的遗体， 一位医生便将我们带到离大楼不远处的太平间，待我们瞻仰完徐迟先生的遗体，走进一楼的医疗办公室，只见徐迟的爱子徐健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低垂着头，一脸凄伤。
我走上前去，紧握着徐健的手，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想为他分担一点悲痛与哀伤。
这时，作协党组其他几同志也都来了，和张副院长握过手后，便请他介绍事件发生的经过。
张副院长约四十多岁，着一身白大褂，见大家落座后，他介绍说：“……大约昨晚11点，值班护士交班前例行查房，无异常发现。12点交班时，接班护士例行查房，发现病床空着，以为病人在洗手间，推开洗手间半掩的门，也不见人；再往病房封闭着的阳台上看，仍不见人，只见一扇窗户开着。护士有些奇怪，冬天室内开放暖气时窗户一般都是关着。她走到窗前探出头去，用手电光往楼下一照，只见地上有一白色物体。值班护士立即打电话给一楼值班护士，请她们出去看看，一看正是徐老穿着白色条纹住院服仰躺在冬青树丛里的草地上……”
在病房清理徐迟先生的遗物时，发现他写在一页病历的一则随感：“将军死于战场，书生死于书斋。他不知因书斋的路，误入医院，恐怕就出不去了。”然后又写道：“死亡是一种幸福、解脱，未来如日之升。”
后来，徐迟的亲人们在他工作的电脑里，发现他写于1995年12月12日的遗嘱。这遗嘱，除了给儿女们交代几件后事外，他还忏悔地陈述了这辈子犯了三个错误：不该搞文学，不该到武汉定居，晚年不该第二次婚姻。
一年后的十二月十二日，徐迟先生跳楼身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刻意的选择，他以他诗人特有的方式走了，这也许是徐迟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个猜想……
1999.12.12.匆草
1999.12.18.改定
我是潜江人
——曹禺印象
要见曹禺，我似有些胆怯，他是一代戏剧大师呵，而现在他因病重住在医院里。
我打电话找万方，万方是曹禺先生的女儿，接电话的人告诉我说万方出国访问去了。我打电话给张光年先生，他说：“曹禺同志是位很重感情的人，你去医院看望他吧！”
放下电话，我捧着一束鲜花，朝北京医院走去。
1
他坐在病房宽大的沙发上，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子照在他的头顶上，稀疏、灰白的头发在阳光里显得干枯而脆弱，而他脸上的神色却是那样沉静安详。
一眼望去，曹禺先生显得有些老态了。
我迎上前去，向先生问好。先生站起身来，李玉茹女士上前扶着先生，向先生说：“你们老家来人看你”。听李玉茹女士这么一说，我忙递上一张名片，将先生扶坐在沙发上。
“啊，你叫谢克强，黄克强的小老弟，是吧！”
我望着先生傻笑着，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但先生的幽默使我的怯意与拘束少了许多。
“《长江文艺》我知道，那是个很老的文学刊物呵，李季在那里当过主编，对不？”
我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回答了先生的提问，又讲了讲《长江文艺》的近况以及这次拜访先生的目的。
“就说我们湖北话吧，你是那个县的？”
我一听先生说着武汉话，乡音乡韵，倍感亲切。想不到刚才先生还是京腔京韵，这会儿说起武汉话还那么地道，便用我的黄冈方言与先生对话。
“黄冈，杜牧当太守的黄冈，王禹 写《黄冈竹楼记》的黄冈，苏东坡被贬当团练副使而后写出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的黄冈，对不？”
一时间气氛活跃起来，于是，我趁机将一张刊有曹禺先生文章的报纸递给他，征求他的意见。
“既然你们要配发照片，那就发这篇吧！”先生接过报纸，读了起来：我是潜江人！
多少年来，我像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走过不少地方，没有一处使我感到这是
我的故乡，是我的父母之邦。我像一只南来北往的飞鸟，山山水水，高山平原，我
认识很多人，听过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声音，但是没有一处使我感到如此亲切，如
此动心，你“潜江人”，这三个字，使我从心里觉得温暖、明亮。人问我，“你贵
处那里？”我答：“潜江。”我从来没有到过潜江，但是近八十年了，我认为我是
潜江人。这种贴心的情感不知怎样造成的，我爱潜江，这不是模模糊糊的两个字，
这是其中有血有肉的联系，大约是从我婴儿起，父母的声音笑貌，我的家乡带来的
食物，或者家庭中那种潜江空气，使我从小到大认为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潜江人。
“月是故乡明”。我真觉得潜江的月亮，比那个地方都圆，都亮。这种乡土的情感
也许有点偏执，但我认为中国人的爱国思想，有一个原因是从乡土来的。一出国门，
人家问我：“先生从何处来？”我便答：“我是中国人！”
我病了一年多，一天也不能出院。这次潜江开一次这么隆重的会，我确实不能
参加。我只感到，我工作一生的成绩不多，也不能令人满意，只有潜江故乡人的深
情才办得这样光彩。老实说，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值得我的众多老乡和许多
朋友如此看重的。我打心里感谢潜江父老、家乡的领导和各位专家学者。
我是十分感谢的。
依依乡情，滴滴情深。李玉茹女士神采飞扬，忙对我说：“先生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你看他，简直像个老孩子。”
是的，他和现实世界已经愈来愈远，疾病和病房给他创造了另一个世界，他体验着与昔日完全不同的生活呵！
2
北京医院，是周恩来总理告别这个世界的地方。坐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见到曹禺先生和他的夫人李玉茹女士，我不由想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想起他们与曹禺先生交往的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据说，曹禺先生与京剧著名演员李玉茹结婚时，邓颖超同志特地挑选了一套精致的茶具作为贺礼，同时还将一张她青年时代演《新闻记者》的剧照，送给这对新婚夫妇，留作纪念。
茶具与照片，依然被曹禺李玉茹夫妇珍藏着，那是友谊的证物呵！
其实，曹禺先生早在1938年便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一次邓颖超看了中国旅行剧团演出的《日出》，那复杂而突出的典型性格、紧张而又错落有致的故事情节，戏剧化而又富有魅力的语言，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爱情、血缘、阶级关系，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和卑劣的灵魂，以及成功地塑造了繁漪、周朴园等人物的鲜明形象，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她，她便拉了周恩来一起去看。以后，曹禺有了新作，只要有机会，她和周恩来都要一起去看。
新中国给了曹禺先生新的机遇，他与周恩来、邓颖超接触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有一次，周恩来、邓颖超又像往日一样，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上演的话剧，休息时邓颖超对曹禺说：“恩来工作很累，他又不肯休息。你找几位文艺界的朋友来我家和他聊聊，让他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不多久，曹禺约了几个演员，一同去 周总理家做客。
家里来了这么多的客人，周恩来非常高兴，拿出一瓶法国名酒，说是拿破仑送给约瑟芬的酒，斯大林又送了他，他现在拿出来和文艺界的朋友分享。
席间，周总理在谈笑风生中，还趁机了解了文艺界的许多情况。
1978年11月，在经过十多年的沉默之后，曹禺发表了他的五幕历史剧《王昭君》，这部在历史题材方面作了新的开拓的历史剧，是先生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创作的，也是粉碎“四人帮”后先生献给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力作。这部历史剧，同历代文人笔下的昭君不同，对已有的传统观念作了大胆的否定，它体现了作家自己的思想见解和审美观念。毫无疑问，写出这样一个王昭君是需要艺术家的胆识和勇气。
说起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曹禺先生显得有些激动，我怕先生沉浸记忆触动往事，忙岔开话题，先生像是按抑自己的情绪，喝了口茶，又给我讲起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一封信。
那还是1990年10月，为表彰曹禺先生在戏剧与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文化部艺术委员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14个单位举办庆祝曹禺先生诞辰80周年暨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的纪念活动，先生收到邓颖超同志的贺信。当时，先生捧着贺信，激动不已。他说：“那热情的鼓励和深切的期待，是他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啊！
后来，我在一篇题为《英灵祭》的文章里读到了那封信》信曰：
“亲爱的老战友，尊敬的曹禺同志：今天是你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我向你你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崇高的获意。这不仅是你的光荣，也是文艺界、戏剧界的光荣。
“你从青年时，就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剧作家。几十年来，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用你心血和勤奋的艺术劳动，写出出了时代的人物，给我和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的创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说明了它具有革命性、人民性和高度的艺术性，是中国文化的珍宝。
“我们相识了几十年。相识是由你的创作为桥梁的。我第一次看你的《日出》，就吸引了我。抗战初期，凡是你的剧本演出，只要有空就去看戏，我是你的忠实观众。几十年的事，还记忆犹新。我在青少年时期同已故的恩来同志，就热爱戏剧并有小小的尝试，这是我们俩共同的爱好。虽然，我现在已经老了，但对戏剧还是热爱和关心的，现在不能观看演出深表遗憾。在祝愿你的艺术成就之际，也祝贺戏剧界能有更好的创作为人民服务。最后祝你健康长寿。邓颖超。一九九0年十月二十五日。”
3
曹禺先生谈兴正浓，也许是我的贸然来访，给他平静的生活荡起了些许涟漪，也许是那篇《我是潜江人》勾起他几多往事的回忆，先生将我递给他的《公共时报》摊在沙发上，问道：“这是我们潜江办的报纸吗？”依然乡音乡韵。
“是的，刚创刊不久，就办得很有特色，仿佛一只报春鸟，报告潜江的春消息。”
先生听我这么一说，又拿起《公共时报》，当他的目光掠过“热烈庆祝湖北省园林青洒厂建厂四十周年”的通栏标题后，又注目着《潜江人士谈搞活企业》的文章，边看边问：“你去过我们潜江吧，能不能谈谈家乡的近况？”
“我常去潜江。”于是，我绘声绘色地描述那竖琴一样竖立在江汉平原上的井架，那血一样从地下流出的滚滚石油，那探明储量惊人的盐矿以及由此而正在积极规划的化工城，那穿过潜江腹地的宜黄高速公路，那处处林带纵横的平原绿海，那饮誉三楚的园林青洒厂，那正在日新月异崛起的潜江新城，末了，我还详细介绍了曹禺纪念馆。
“乡亲们的厚爱，令我不安，只惜我一介书生，不能为家乡建设作点什么。”
听先生这么一说，我眼睛一亮，指着《公共时报》是的一幅图片说：“曹老，这不是您家给家乡的题字么？”
“园林春光，家乡美酿。”入个大字，俊秀隽美。
曹禺先生见我指着他的题字，微微地笑了，那笑象是在说，这也能算对乡亲们厚爱的酬答么？
先生呵，且不说您的《雷雨》的问世，不仅宣告了一个戏剧家的诞生，也宣告了一个戏剧新时期的开始，从此，中国有了足资同世界优秀剧作家媲美的话剧作品，单说您的声名，就是潜江的一笔巨大财富，就是提高潜江知名度最具效应的广告。
我把这个意思说与先生听。先生连连摆手。
不觉间，窗外的阳光暗了下来，我知道打扰先生太久了，忙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张照片，请先生过目。
“你是从那里找来的？”先生问我。
“上午我去 了一趟新华社，从他们的图片资料室里找来的。”
“新华社还有我的照片？”
“有呵，您家各个时期的照片都有，我翻印的这张好像是六十年代的，只是没有您老的近照，这才求助您家。”
“住在医院里，我也帮不了你的忙呵，要不，你到人民艺术剧院找苏德新同志，他正在编辑一部画册，有我的近照。”
正欲起身告辞，先生朝我招了招手：“来，我们合一张影，不就有近照了吗！”说着，先生大声笑了起来。
我将照相机递给李玉茹女士，这才坐在沙发上和曹禺先生坐在一起，就像一条奔腾的小河，朝向一条宽阔奔涌的大江，带着喜悦和欢欣。
告别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先生执意要送我出房门，当他缓步将我送到楼梯口时，紧握着我的手说：“你还年轻，没有什么比年轻再好的东西了。我们老罗，不能再干什么了，你们年轻，要趁年轻时多学点东西，多写出点东西。”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只感到他那只握着我的手似要抓住流逝的时间，又像是在说他多么不想和不习惯衰老呵！
急步走下楼梯，回头一看，先生仍站在楼梯口，用目光注视着我，我忙朝先生近了挥手，口里喊着“再见——”，而心里却在默默地祝愿：
祝愿曹禺先生健康长寿！
一个诗人和他的歌
也许是因为诗的缘故，我曾在几个场合，在北京在武汉见过光年先生，不过，那时我坐在台下，或者站在远处，用景仰的目光注枧着他.；而此刻，我就坐在光年先生家里，和先生侃侃而谈……
1
话题是从光年先生的诗作《江汉行》和日记《江汉日记》谈起的。
1986年10月，光年先生应邀参加了由长江沿江九省市作协分会倡导、作协湖北分会主办的首届长江笔会，回到阔别了四十八年的武汉和鄂北故乡，两年之后的t988年10月，先生又应邀回武汉参加抗敌演剧队建队5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又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重返咸宁向阳湖，那是当年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
光年先生在《江汉日记》《重返向阳湖》一书中这样写道：
“旅访的第亠站选定咸宁，是早就由我提出来的，‘文革’中期，从1969年冬天起，我被遣送到文化部系统设在咸宁的‘干校’，经受了三年严峻的考验。我当然不是作为一般干部去接受劳动缀炼，即使在‘黑帮’中间，我也被列入另册。因为我是被江青、康生之流的‘中央专案组’直接管理，在京‘隔离审查’两年后，交文化部于枚临时代管的。
“我这次重访咸宁向阳湖，不是为了怀旧忆旧，这不必要。当年的日记具在，将来必要的时候找出来整理一下，有的地方翻译一下，补充说明一下，（但略去一些人名），可以留下—份有趣的资料。我这次来，是想着看那时在军宣队领导下，几千劳动大军花了几年心血，使得四方八千亩的绿菱、红莲、鱼虾鹤鹭之乡的美丽富饶的向阳湖，终于在我辈手中遭到了彻底破坏的向阳湖，这些年是怎样拨乱反正、退耕还湖，使它重新获得新生的。”
于是，当光年先生重返向阳湖时，他感觉向阳湖堤变矮了，远不似当初雄伟壮观。登堤远眺湖面，他很吃惊，那湖既不像当年初到咸宁时水平如镜，而且杂以败荷芦丛，连围湖造田后那些阡陌纵横的田间小路，那些往日经农家之手，辛勤开垦的处处棋局般的水田麦场，也都不见了踪影。现在眼前看到的仅是一片风中起伏的荒草，还有在嬉戏的一群群杂色牛羊。
原来，干校停办后，咸宁地区在这里办了一个农场，后改为咸宁地区奶牛场。据说，原文化部副部长赵辛初同志在这里放过牛，后来回湖北任省委书记后，建议在这里办个奶牛场。如今，奶牛场及其附属的牛奶制品广、饲料加工疒、金属制品厂等巳办得有相当规模了，只是向阳湖没有了，稻田，麦田，菜弛也没有了。
走在记忆里，光年先生在寻找。
他在寻找他与谢冰心、张天翼轮流看守的那一片菜地，他在寻找常常借故者看望孟超、楼适夷而默默相坐的田埂，他在寻找陈白尘、侯金镜放鸭子的长渠浅塘，以及遮阳避雨的那一树绿阴，他在寻找与臧克家轮流值班的厨房知与杨匡满住过的那间小屋……
然而，当先生告别向阳湖时，似有些怅然若失。
2
谈了一会儿，我们又转到另一个话题。
光年先生曾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副主席，曾将大量心血倾注在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作和文学新人上。我向先生谈起我青年时读到诗入李瑛的诗集《红柳集》，谈起先生曾为《红柳集》写的序言，那本至今还立在我的书架上的诗集，对刚穿上军装而又拿起笔写诗的我以很大的影响。同时，光年先生在序《红柳集》中的几段话，如“他学会了用革命战士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观察人，用战士的心胸来感受、思考现实生活中许多动人的事物，并且力求作为普通战士中的一员，用健的美的语言，向广大读者倾听自己认真体验过、思考过、激动过的种种画意。”“以战士的笔抒战士之情”等，也给我以深刻的影响。
说到这里，光年先生问起我的情况，当他听说我在那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修筑祖国的钢铁大道又创造着诗的英雄铁道兵部队生活了十五年之后，先生说：
“不同作家的不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拥有不同领域的生活和生活积累优势；而他们不同的气质、师承和修养，又决定了他们的作品的不同艺术风格。一般地说，每一个在在中表现出独创性的作家，他们对如何发挥自己的生活积累优势，开拓自己的色术风格，实现自己的创作计划，都有自己的独立追求和独立见解。就说李瑛的《红柳集》吧，诗人随时都睁大着惊喜的眼睛，在注视、在赞叹、在捕捉新生活中美好的诗料，把自己的思想触角深入到自己熟悉并且受到深深感动的生活素材中去，深入到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力求获得与生活血肉相连的独特发现，并用全部热情加以酿制，使他那些抒情短章在不同程度上显露出革命战士的感情色彩。”
光年先生似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当年，作家出版社为集中展示青年诗人的创作成果，集中推出李瑛、严阵、张永枚、雁翼、梁上泉几位青年诗人的选集，每一位青年诗人的诗集都由一位老诗人作序。先生说：“我因为《红柳集》结识了李瑛，结识了这位而勤奋的诗人”
我说，我也是因读到《红柳集》结识了诗人李瑛，多少年后，当我带着《红柳集》去拜访这位著名诗人时，诗人在《红柳集》的扉页上为我题词：为战斗生活歌唱！
“对，诗应该为战斗生活歌唱！”光年先生说。
3
光年先生1913年11月生于光化县老河口镇。
1927年，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只有14岁的张光年就在家乡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在这一年加入了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先生曾作过商店学徒、书店店员和小学教员。三十年代初期，先生读私立大学时，就积极从事戏剧活动和文学活动，大学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因积欠学校三个学期的学杂费共90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呵，先生四处筹措无门只得被迫退学。正当失学同时失业的时候，经友人介绍，先生在私立武昌安徽中学谋到一个位置。这时，先生结识了董必武同志，开始在董必武同志直接领导下，以国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发表了大量宣传爱国鼓动革命的文章，其中尤以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的歌词《五月的鲜花》影响最大。这首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歌词一经谱曲后，立即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广泛传播。
说起武汉，光年先生充满感情地说：武汉，可以说是我投身革命的起点站。接着，光年先生给我讲起了他1988年重返武汉寻访故地的情形。
政治部第三厅的旧址，现在是武汉第十四中学。
在秋日的阳光里，当先生在友人和学校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当年第三厅的大礼堂前，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如今，这里是学校堆放家具杂物的仓库，外观看去，已被岁月的风雨剥蚀显得破旧，但砖瓦还算结实，依然保持当年的旧观。
先生探过头去，从窗子里，他要看看当年排戏、练歌、演出的舞台。大约是1938年的夏天，一天上午，冼星海、张曙先生就在这个讲台上，正向几百名演剧队、宣传队员教歌，歌是由张光年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保卫大武汉》，当时光年先生是演剧队训练班的教务任，也坐在讲台上，与学员们一起高声唱着。突然礼堂的玻璃窗被震俜沙沙作响，原来，一队敌机掠过低空，冖堂后面的凤凰山遭到扫射，紧邻的华中大学操场被炸，呼啸的飞机声和炸弹的爆破声似要压过礼堂高昂的歌声。
冼星海被激怒了，他把手扬得更高，指挥得更起劲了，而学员们的歌声也唱得更加激昂、更加嘹亮。
先生说，那真是冒着硝烟、穿过炮火呵！
说起“政治部第三厅”，我也曾听叶君健先生讲过他曾在第三厅当过外事干事，但对它的性质和情况有些不解，光年先生告诉我说：那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时，国民党 政府迫于形势被迫让出一个政治部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胡愈之、田汉、冯乃超等任处长，汇集了文化界、艺术界大批著名人物，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武汉掀起了抗石宣传的高潮，使得第三厅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的中心，抗日文化宣传的一个指挥部。
“呵，原来是这样。”我说，“我回武汉后，一定要去十四中学，看看第三厅旧址。”
“武汉像这样的革命旧址还不少呵，那是武汉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光年先生说。
我赞许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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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说起政治部第三厅，说起由光年先生作词、星海先生作曲的《保卫大武汉》，我不由问起《黄河大合唱》的创作经过。
武汉沦陷后，光年先生辗转千奔赴延安，毅然以握笔的手拿起枪加人扰日前线“决死队”，成为以决死信念共赴国难的一员。
1937年2月，抗日决死队在行军中，先生不慎从马上摔下，回到延安治疗。先生受伤的消息被冼星海知道了，他即去医院探望先生。老友重逢，没叙离情别意，倒慷慨陈词谈起前方将土浴血奋战，谈起民族危亡家难国难，谈到激动处，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出第三次合作，写一部反映抗日斗争的歌曲。
这也是战斗呵，躺在病床上的光年先生彻夜难眠，他年轻的血在沸腾，他想起了黄河，这炎黄子孙的母亲河呵，如今，黄河孕育的5000年的文明之邦竟遭劫难，四万万炎黄子孙竟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仿佛感到黄河那呼啸奔腾的涛声正撞击着他年轻的心灵，一刹那间，风雨飘摇的祖国，面临危亡的民族，烽火、硝烟、风吼、马啸……全都随着奔涌的黄河涌上他的心头，涌起心血的狂澜，涌向笔端——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光年先生仅仅用了五天的时间，就写出了这组著名的组诗《黄河大合唱》。毫无疑问，《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战斗的英雄史诗，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悲壮图画，它以气壮山河、激昂磅礴的深沉雄浑的旋律深入人心，激励着抗日军民“扛起那土枪洋枪，背：起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
说起《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光年先生说，这主要靠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天才的音乐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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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从远处说来，这才慢慢说到我此行的目的。当我向先生索要新作时，先生告诉我，他已年近八旬，几十年来在繁杂的工作与生活里永远排遣不完的无尽的矛盾之中，总静不下心来写点什么，现在所剩时间不会很多了，已基本上谢绝各种应酬活动，原则上电不接受采访，其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两个“工程”：一部《文心雕龙》的骈文体白话译本，一部《离骚》《九歌》《九章》的诗体白话译本，再就是一部传记回忆录。
临行时，我双手紧紧握着光年先生的手，这是—只曾经以笔作枪写过《黄河大合唱》的诗人手呵，我想，若是日后要为先生写点什么，就以《一个诗人和他的歌》为题。
如今，我就以此为题，写了这些文字。
最初或最后的拜访
说句老实话，我对姚雪垠先生并不熟悉。他生前曾任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我1982年从铁道兵转业到湖北省文联的机关刊物《长江》文学丛刊作小说编辑时，我只在机关的工资表上见过他的名字，其时他已移住北京多年了。后来，他也曾多次回武汉，我也只是在公众场合见过他几次，因此，严格意义上讲我认识他，他也许并不认识我。即便如此，这也不妨碍我来写写对他的简单印象，因为我曾有机会上京登门拜访过他，并与他有过一次较为深入的谈话。
现在，我把这次拜访他以及与他的谈话内容记述下来，只是想让人们了解一点作为一个文学大师的心灵而已，同时也表示我对这位尊敬的前辈作家的深切怀念。
那是1991年1月12日，是个星期天。因出差日程安排较紧，清晨，我便打电话与姚雪垠先生联系，得到他的应允后，我即匆匆赶到复兴门外木樨土他的住地，待我按照门牌号码轻叩他的家门时，门缓缓地打开了。
“请进！”我通报姓名后，姚老的夫人王彩梅女士即把我迎进门里，姚老闻声从书房里踱到客厅。我忙迎上前去，将我们《长江文艺》主编洪洋同志给他的信递给他。姚老接过信，满脸堆满笑容，连声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呼！”说着，便把我迎进他的书房，一边给我斟上香茗一边对我说：“快坐快坐，讲讲湖北的情况，徐迟、碧野近来身体好吗？”
他向他介绍了徐老碧老的近况，听说徐老碧老创作正忙，他听了，诙谐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小老弟，年轻着哩。”说着，这才将洪洋同志的信从信封里抽了出来，不一会儿就读完了，转身对我说：“你们这个策划不俗，代我向洪洋和编辑部全体同志致谢。我离开湖北这么多年，每个月都收到一期《长江文艺》，我就感到非常亲切，看到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作家的作品，禁不住总要翻一翻，读一读。”
我一听，心里不禁为之一震。我知道，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作家，虽届耄耋，仍老骥伏枥，正加紧完成他的宏扁巨著《李自成》，竟有闲暇读《长江文艺》，令我这个编刊人感慨万千，不禁脱口而出：“您老近期读了那几篇作品，我想听听您的批评。”
“徐迟的那篇小说《楚王妃复苏记》（《长江文艺》1991年10期）我读了，我不赞成徐迟这样写。科幻小说，是从科学出发加以推想，这是有生命力的，因为科幻小说可以给人以启发和想像，但徐迟这篇小说是违背科学的，也就是说不是从科学出发加以推想，而是凭空设想，我个人认为是失败的。当然罗，这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那是极富震撼力，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是一座里程碑，因为那是从科学出发的。”
徐迟先生的这篇《楚王妃复苏记》，写的是二千五百年前的楚王妃出土后经由现代高科技与现代医学抢救复活的故事，我便说：“也许是诗人的幻想吧！”
“诗人可以幻想，但科学不是幻想。这个问题我不作结论，只是一家之言，你若有兴趣，可以找相关医学专家问问就明白了。”
我没有就这个问题再聊下去。我想，也是。记得前些年，我在《散文特写选》（1949——1979）里读过姚老的散文《惠泉吃茶记》，对于无锡惠山的惠泉，这座被茶神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被乾隆皇帝题诗封为“江南称第二，盛名实能副”的江南名泉，他却不以为然，先是品茶，“不但觉不出味道好，甚至远没有南京鸡鸣寺的茶好吃。总之，香、色、味三者都极平常。”后进而提出“如果茶社的工作人员不依赖虚名，忘掉陆羽的品题，稍在茶叶、火候和茶具等方面注意一下，是可以泡出好吃的茶来的。”一篇小文，却可以看出姚老不拘一格的品格。想到这里，也就释然了，便问他还读过那些作家的作品姚老不假思索地说：“读过方方的中篇小说《桃花灿烂》（载《长江文艺》1991年8期）”
《桃花灿烂》是我主持编发的一部作品，也是《长江文艺》创刊以来发表的最长的一部作品，很想听听他老的意见，便接过他的话头：“您老感觉如何？”
姚老略为思索了一下，说道：“方方是位很有潜力的女作家，也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作家。一般地来说，很多女作家常常在小说里宣泄女性心理情绪和个人的内心感受，她不是这样，她从《大篷车》开始，将自己的创作视角涉猎到较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并在充分写实的空间留有理性思索的空白，这篇《桃花灿烂》也不例外，她通过陆粞与星子的爱情悲剧，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部小说也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在表现爱一个人时，只有爱与痛苦而没有欲望，这不真实，是违背现实生活的。”
说起方方，姚老又谈及湖北的中青年作家。他说：湖北作家大多比较表层，作品缺少应有的广度、深度和厚度，如果仅仅满足于能发表、能出书、能得奖，这不行，这样下去，不会产生大作家，我多次向省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过我的意见。你这次回去，也请将我的这个意见转告毕志伦同志。作协党组的工作，就是要抓住出人才、出作品不放，推出新人新作。说到这里，姚老对我说：“我前不久读了《长江文艺》上的一部中篇小说《鱼王》（载《长江文艺》1991年11期），作者的名字很陌生，但作者对当前农村的生活非常熟悉，揭示了农村新生活产生的新矛盾，很有典型性。”我听了，即向姚老介绍了作者蒋杏的创作情况，并就《鱼王》谈了我的看法。姚老听后，没等我说完，他就说：“你说的这些为什么不写成编者按呢？你们编文学刊物的同志，在推出新人新作这个问题上，责任更大。”
我听了连连点头。
姚老呷了一口茶，话锋一转，又说：“湖北的文学批评也不够活跃，似也没有数得着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要倡导正确的创作思想，一方面热情介绍优秀的文学作品，帮助读者提高文学鉴赏水平；另一方面，对有缺点的作品，要秉笔直书，真诚帮助。至于对那些有错误的文艺观点，要敢于批评，以理服人。”
我自知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浅薄，也知道姚老曾与几位文学批评家们的笔墨官司打得火热，不想就这个问题继续与他谈下去，便把话锋一转，向他问起《李自成》四卷、五卷创作的进展情况。
“很多人都关心《李自成》的进展情况，我告诉你，我写得很慢，但天天在写，目前正在写第五卷，今年估计可以完成，但第四卷没写，准备写完五卷后再写四卷，每卷约80多万字。我写得很慢，也写得很苦，目的就是想为今人和后人留下一个高标准的东西。”
“您老为什么先写五卷后写四卷呢？”我有些不解。
“也许李自成从胜利走向失败的悲剧更牵动人心些。”姚老笑了笑说：“我将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待《李自成》五卷完成后，接着就写我早已构思好的反映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天京悲剧》，如果上帝给我的时间还够的话，我还写一部反映辛亥革命的长篇小说。”
姚老说起他的创作计划，而谈，充满自信，说话的声调也铿锵硬朗，完全不像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聆听他的创作计划，不禁使我汗颜，我忙捧起茶杯喝了口茶，以掩饰自己的不安。
姚老谈锋正健，继续说道：“很多作家到了80多岁之后，要么不写，要么写的东西一篇不如一篇，像我这样步步攀高，在当代中国，恐怕独我一人。我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应该说是具备了各种复杂条件，譬如说少年时我的生活经历比较丰富，有的还比较独特；成年后，比较重视马列主义的研究；在史学的某些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和历史，达互我这个程度的恐怕也不多；古典文学造诣也比较深；另外，我很重视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
这就是姚雪垠，说起自己来，虽有某些夸饰，但更多的是自信。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半小时，我不敢多有打扰，这才说起此行的目的，他听后，忙从林立的书橱上拿来一部影集，从中抽出一张他的照片递给我：“选这一张作你们《长江文艺》的封面怎么样？”
我接过照片一看，似觉照片庄严有余，情趣不足，没有立即表态。姚老似看出了我的意思，忙说：“就选这张吧，这是我的标准像。”说着，话里透着得意的神色。我不便再说什么，便收起了照片，藏 在我的公文包里。（后来这张姚老的标准像我带回后，美术编辑和编辑部其他负责人与我的感觉差不多，没有选用这张标准像，而是从朋友处选了姚老的另一张照片刊在1992年第4期《长江文艺》的封面上，这是后话。）本想开口向姚老讨一幅墨宝，恐有交换之嫌，便没有开口，便起身告辞。
姚老起身送我，当他送我送到门口时，便伸出手来：“我准备今年4月回湖北一次，然后去深圳走走，到时我们武汉再见！”
“我们地武汉等候您！”说着，我紧握着姚老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1992.4.18.武昌
初访陈荒煤
走在复外大街上，望着川流不息来来往往的车辆和忙忙碌碌熙熙攘攘的北京人，不，还有外地人和外国人。
今天街头的行人怎么多了起来，多得成了灾。呵，我蓦地起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天。该不该在星期天休息打扰陈荒煤——这位历经劫难且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的老人呢？我有些犹豫，不由皱起了眉头。
“既已到了木樨地，还是去吧！”另一个我在劝道。于是我鼓足了勇气，朝木樨地22号大楼走去。
我一边走，一边搜索着记忆……
荒煤先生，湖北襄阳人，却于1913年12月23日生于上海，小名泸生。先生从未回过襄阳，对自己的籍贯也将信将疑。1986年10月，荒煤先生应邀参加长江九省市作家协会倡导，作协湖北分会主办的首届长江笔会，第一次回到襄阳。一天，他无意中翻阅襄阳人物志，看到他父亲的小传，惊喜得大叫了起来。
荒煤先生的父亲是位军人，参加过革命组织共进会，武昌辛亥革命起义时，任营代表，率部队攻占清督署衙门。之后又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活动，被通缉逃至广东。少年时候的荒煤先生，满脑子里充满“革命党”的形象。
1927年大革命时期，荒煤先生正读高小，只身寄居武汉亲友家，虽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年仅14岁的他并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目标和目的，因而大革命的失败，给少年时代的荒煤先生在思想感情上带来许多迷茫、惶惑、不安和苦闷。由此，他爱上了文艺。
之后，他在省立的二中和商业专科学习了三年，由于1931年武汉发生大水灾，父亲失业，他随即失学，经友人介绍，他参加了武汉反帝大同盟，武汉左翼剧联。不久，被推为剧联代表，参加武汉反帝大同盟代表团，准备去苏区参加全国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到上海后，因去苏区的交通线被封锁，未能如愿，旋即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返汉，此时，因武汉反帝大同盟领导人被捕，他又返回上海参加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活动，两年后又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七·七”事变前夕，他来到北平，事变发生后曾参加北平学生话剧团离开北平到山东、徐州、河南一带活动。不久，他来到延安，先后在鲁迅文艺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并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解放战争期间，他调至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任副理事长，负责日常工作，主编《北方文苑》杂志，兼任北方大学文艺研究室主任。晋察冀鲁豫边区合并后，任华北人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后调石家庄市委任宣传部副部长。接着，他先后参加了天津、武汉军管会文教部工作，先后任中南军区文化部长、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之后，他调至北京，先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剧本及故事片生产管理工作。
客观地说，荒煤先生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是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像《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名作，至今还为不少观众称道。然而厄运和灾难却等待着他。1964年文化部整风时，他因拒绝带头揭批夏衍并与之划清界限而被撤职，调至重庆市当了一名主管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副市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调回北京，旋即被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受尽磨难与摧残。荒煤先生曾写了一篇题为《梦之歌》的散文，就是写自己度过这段囚禁生涯时，内心的沉痛和绝望，情感的凄愁与哀伤，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读完它之后，也许都会掉下眼泪的。走出监狱恢复自由后，荒煤先生竟又回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清理书库，填写卡片。直到1977年冬，夏衍同志主动与他联系，建议他写申请书，要求组织重新审查他的问题。夏衍同志并将他的申请书转交邓小平同志。之后，荒煤先生又回到北京，并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四次文代会后，他又兼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参加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工作，并兼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委员、《文艺报》副主编。1981年3月，又调回文化部任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
荒煤先生是著名的文艺组织工作者，也是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早在1934年秋，他在北平《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三年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歌》和《在长江上》，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中，他深入农村、部队中采访，先后写出《陈赓将军印象让》、《刘伯承将军会见记》、《新的一代》、《模范党员申长林》等报告文学，创作和与人合作了多幕剧《总动员》、独幕剧《我们的团指挥部》、多幕剧《粮食》以及短篇小说集《在教堂歌唱的人》，全国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评论集《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1964年他编造了近40万字的论文集《在电影战线上》已付排终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致使其胎在腹中。但新时期以来，荒煤先生像久贮地底的岩浆遇到突破口后，便以不可遏制的热情喷吐出来，共写了120多万字的评论文章和大约50万字的散文，著有《荒煤短篇小说选》、《荒煤散文选》、散文集《荒野的地火》、《梦之歌》、《荒煤选集》二卷，文学电影评论集《解放集》、《回顾与探索》、《攀登集》、《探索与创新》等，其中散文集中获优秀散文奖。
没等我走出记忆，我已按响了荒煤先生家的门铃。
门开了。开门的正是荒煤先生，当我把目光投向先生时，我看见他宽大的前额闪烁着哲人与思想家的光泽，而棕褐色的脸膛上每一条纹路都仿佛盛满世事的沧桑。
荒煤先生将我让进他的书房，当我带着歉意说明来意打扰先生休息时，他声音朗朗地说：“不碍事，不碍事，今天孩子们都出去玩了，就我在家，正好聊聊。”说着，先生亲手为我泡了一杯果汁，我忙伸手接了过来，甜甜的果汁暖暖的，使我感到几分暖意。
喝了一口果汁，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轻松了许多。初见荒煤先生，不免有些拘谨，而先生的热诚，使我感到亲切，就仿佛回到久别的家里一样。
我把刚出版的《长江文艺》递给先生，先生接过《长江文艺》看见徐迟先生安神地坐在一张古木藤椅上，坐在《长江文艺》封面上，先生笑着对我说：“如今不少期刊杂志的封面都是美女佳丽，你们怎么要把我们这些老头子搬上封面？”
“《长江文艺》今年的封面设计，几种方案经过选择与比较，最后决定以湖北藉和长期在湖北工作生活的著名老作家的艺术照片作封面，除了对这些著名老作家的尊重与热爱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表示我们对文学的忠诚。”我说。
先生听我这么一说，便问起《长江文艺》编辑部的编辑构成情况，稿件来源情况，发行数额以及办刊经费来源等等，先生问得很仔细，我也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详细向先生一一作答。
先生听了我的回答后说：“文学行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这就是说，作家要写，编辑要编，还需要工人印制出书，这样才能使一部文学作品问世。所以，作为参与文学行动本身的编辑人员，除了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鉴赏力外，还应具有敏锐的创新精神和良好的创新意识，才能推动文学创作的深入发展。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作家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空前提高，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获得空前的繁荣与发展，这与一大批编辑辛勤耕耘默默工作分不开，我也作过编辑工作，我对编辑这个职业怀有深深的敬意。”
当我向先生说起目前严肃文学刊物，由于供血不足生存艰难而不能不让出版面发表“广告文学”搞有偿服务时，先生的脸沉了下来，他说：这只能是饮鸩止渴。
是的，荒煤先生说得对。近年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大多文学期刊处境窘迫，有的刊物为维持生计，不得不改变办刊宗旨，改出通俗文学、纪实文学生活类刊物，有的文学期刊，欲抱琵琶半遮面，让出版面发表有偿“广告文学”，致使刊物订数下降而失去应有的读者，使刊物处境生存更加艰难，这不是饮鸩止渴又是什么？！
为了能够在拜访先生时可以对话，临行前我特意找来荒煤先生的散文集《荒野地火》来读，而先生在参加了首届长江笔会后写的散文《长江上永不消逝的彩虹》，使我读后倍感亲切，痴爱深深。先生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在十月灿烂的温暖阳光照耀下，我独自坐在宜昌市滨江公园护堤坡前眺望长江。我似乎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重新回到异常亲切又仿佛有些陌生的长江身边。”
面对浑黄的宽阔的长江急流在脚下静静地流逝，他不能不抚今追昔：他忆起1925年坐在轮船上从上海溯江而上看到南京、芜湖、九江码头上那些扛着比自己身材要高大几倍棉花色的少年码头工人在跳板上闪晃的影子，他忆起1927年经过血的清洗那红旗飘荡下革命歌声漫天飞扬的日子突然沉寂下来后陷于极端的苦闷与忧郁时徘徊在长江岸边，他忆起1931年那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使他父亲失业，继而使他失学在那脆弱的心灵上留下一片片难以忘怀的创伤；长江啊长江，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他静坐在长江边在痛苦的回忆中又不能不咀嚼这几日旅途中的感受：他忘不了站在巍峨的黄鹤楼上眺望武汉三镇繁荣的景象，忘不了夜间车过长江大桥时迎面掠过的一串串灯光，忘不了在参观武钢轧钢厂时看到在眼前翻滚、跳跃的红光闪闪的钢锭，忘不了参观那宏伟的葛洲坝发电站的情景……
荒煤先生说：“这两个小时独自在长江边的静尘、眺望、回忆、展望，的确是我一生中和滔滔长江最亲切、最温柔、最真挚的一瞬间默默的会晤。”
品味着荒煤先生散文的意味，想起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还笔耕不辍，思索不倦，我下意识地打量起先生的书房，临街的窗口安放着一张并不宽大的写字台，桌面上还散乱地摆着几张写满字的稿纸，似在告诉我先生正在写着什么，临壁的几个书柜也不算高大，整齐有序地排满各种版式的书籍，书籍不算多，也不算少，但整个书房的陈设似和先生的学识不大相称。呵，我想起来了，不久前的报纸上曾报道：著名老作家陈荒煤先生将所藏八千多册书籍捐赠他的家乡湖北省襄阳县文化馆。
我问及此事，荒煤先生不经意地说：“我老了，孩子们中间也没有人搞这个行当，留那些书放在家里也没有多少用，我没为家乡做什么事，将这些藏书捐赠家乡文化馆多少也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出一点力，也使这些书发挥一点作用。”
听荒煤先生说到这里，我忙向先生介绍正在修建的湖北省文学资料馆，它的功能就是收藏湖北藉和长期在湖北工作生活的作家的作品，包括作品手稿及相关资料。先生听了，大加赞扬，说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并表示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和现有能找到的手稿献给湖北省文学资料馆收藏。
我听了，当即表示要将先生的好意向省作协负责同志汇报，并对先生对家乡文化事业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看荒煤先生的精神不错，我试探地征询：“可否再回武汉走走，黄鹤楼和东湖山水等待着您老再次光临！”
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决定今年在武汉召开，我和冯牧同志将应邀参加。”
临别时，荒煤先生亲自挑了几张近照给我，我请求先生送我一张近照给我留做纪念，先生爽快地应允了，随即在照片上签名题字。
我起身告辞，先生握拳我的手说：“等到春暖花开时，我们武汉再会。”
我说：“我期待在武汉迎接您！”而握着先生的手却久久不愿松开，我又一次凝视着先生，凝视着先生每一条纹路都仿佛盛满世事沧桑的脸膛，凝视先生那闪烁着哲人与思想家光泽的宽大的前额……
在严文井家里
此刻，我就坐在《诗刊》编辑部，请我的朋友——诗人王燕生给严文井家里打电话。昨天，我按一位朋友给我的地址找到东总布胡同时扑了个空，原来严文井先生乔迁新居了。没法，我只好找朋友帮忙，寻访严文井。
燕生曾在我工作过的铁道貌岸然兵某部工作过，是我不曾共事的首长，也是我因诗而识的多年的朋友。从他介绍文井先生的近，我才知道先生有两男一女，两个儿子一个在日本，一个在加拿大，女儿也早已成家单过，目下先生与老伴康志强住在一起。先生自打离休后，基本上是闭门不出，有时有些场面需请先生光临出席，他一般也是婉言谢绝，不是朋友，一般拒绝来访。
电话拨通了，问过好之后，燕生将我介绍给文井先生，便把话筒递给我。听到文井先生那熟悉而又陌生的乡音，我刚才拿话筒的紧张也渐渐消失了。
“来吧，来吧！欢迎来家里做客。”先生怕我多走冤枉路，还在电话里告诉我从农展馆到红庙北里坐车的路线。
好在距离不远。
严文井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文艺理论家，尤其是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尽管先生在小说、散文、文艺理论等都卓有建树，但论起先生的创作成就，我以为应该主要仍是表现在儿童文学方面。
也许是我对他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喜爱吧，谁叫他是个“九头鸟”呢！
文井先生1915年出生在武昌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里，对于这个最早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父亲疼爱有加，刚刚醒事，父亲就把他引起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长到十来岁，作为长兄的他已不满足将他听来的故事、读到的童话照本宣科地讲给弟弟妹妹们听，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像，编些有趣的故事和迷人童话，逗得饥饿的弟弟妹妹们哈哈大笑。进入中学后，他开始接触新文艺作品，鲁迅、郭沫若、蒋光慈、郁达夫，使他的中学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他已按捺不住胸中涌动的激情，止不住将它倾泻在稿纸上，他开始尝试创作。这年，他还坐在高中二年级的课堂里，便偷偷将一篇散文寄给汉口的一家报馆。不多久，他收到一份铅印的报纸，他的第一篇散文就印在那张报纸上。
一转眼，春花开了，秋叶落了，先生也高中毕业了。生活的困顿，使这个有着七上弟妹的长兄不能如愿走进大学。他已19岁了，他想用自己还不太健壮的肩膀去发担一点父亲肩上的重量，于是，他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一个小职员的职位。
生活，给他洞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他有机会，也有时间博览群书。知识的砥砺，加之刻苦的磨炼，很快便显露出文学才华。1935年，他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吃了一串葡萄》的散文，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1937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山寺暮》出版。
正当先生的笔饱蘸激情流出一篇一篇散文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家仇国耻，使他一腔沸腾的热血再也不能安静地在桌前流淌，他毅然奔赴延安，先后在抗大和鲁艺学习和任教。后来，他又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出任《东北时报》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职；然而，他的文学创作，自他25岁创作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后，他便以主要精力投入到儿童文学创作。
先生先后出版了十多部童话和寓言集，限于目力，我未能读到先生的全部儿童文学作品，但先生的童话《南南和胡子伯》、《三只骄傲的小猫》、《南风的话》、《小溪流的歌》我还是读过的，并饶有兴趣地推荐给我的女儿读。这些长于幻想、富于哲理，给人启迪又语言凝练精美、幽默深刻且充盈着诗情画意的童话和寓言，理所当然地爱到读者们的赞誉和喜爱。怪不得先生的作品，作为使者，被译为英、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出访世界各地哩！
落座之后，我忙递给文井先生一张名片，那小小的一张名片，就仿佛一封介绍信介绍着我自己。
趁先生低头看我的名片的当儿，我细细打量着他，逆光句画着他魁梧的身躯，宽阔的肩膀和袒露明亮、充满智慧的前额。待他抬头来，谦和地笑着将一支烟递给我时，我摆了摆手。
“徐迟忙吗？碧野身体好吗？”文井先生问道。
我向先生介绍了徐迟先生的近况，当他听说徐迟先生正着翻译荷马史诗时，忙要我转达他的敬意和问候。当我介绍碧先生忍着失去爱妻的悲痛，忙着撰写自传体小说，忙着整理自己的文集时，先生听了似有感慨：“碧野的东西多，光散文就出过十几部，出版文集，这个工程度不小呵！”当我向先生介绍徐迟文集、碧野文集出版进展情况时，这位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感慨万千。
好几年前，文井先生应约为四川一家出版社编选自己的文集，计划将自己的著作全部收进去，也算为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小结，当话题由徐迟文集、碧野文集谈起时，我问及先生的文集是否已编辑出齐时，他用手指弹了弹烟灰，深深吸了一口烟，这才告诉我说：“此事搁置好久了，出个人文集，订数都不会很多，出版社也赔不起，我知道出版社的苦衷，也就不想给出版社增添麻烦。”
增添麻烦？！我的思绪随着他吞吐的烟缕缭绕：一位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老作家，一位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为扶植一代一代文学新人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老编辑，而自己用青春、生命与爱撰写的几卷文集却不能出版，我听了，心头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几下，真有说不出的悲哀。
先生问过几位老作家的近况后，又问及湖北近年的创作状况，问及《长江文艺》编辑出版状况以及文联、作家协会的生存发展情况，我都一一作了简要介绍。我们说着说着，一只精壮的花猫从书房里跑了出来，跑到先生脚边蹭了几蹭，咪咪地叫了几声，先生似听懂了叫唤什么似的，忙伸出手来，轻轻抚摸着小花猫。
看来，同猫戏耍，也是先生幽居生活的另一番乐趣了。
这时，康志强女士为我端上绿茶和苹果，我接过茶杯向她表示谢意后，慢慢品着香茗，这才细细打量这间会客室。
会客室略为显得窄一些，陈设也略显简陋些，给我的感觉似和先生的身份不大相称。顺墙摆着一套简易木制沙发，对面是几只略显陈旧的矮柜，上面安放着一蹲瓷制毛泽东主席的雕像，毗邻的是一台十四英寸电视机，柜前摆着一溜枝叶凋零有越冬花卉，和花卉交相辉映的是一些铺展开来的五颜六色的贺年片，使这间略显简陋的会客室鲜亮了许多。
放下茶杯，我站了起来，注目悬挂墙上的一幅字画，边看边默默念着：“岁晚喜不归，扫除市朝陈迹；拣得乱山环处，钓一潭清碧。卖鱼沽酒醉还醒，心事付横笛；家在万里之外，有沙鸥相识。”
先生见我注目，便向我介绍：“录陆游词，朱乃正先生书。字词相得益彰，是件不多得的珍品。”
而我却从这幅字画里，读出先生幽居的心境。
文井先生请我走进他的书房。书房也不大，一张单人行军床占据一角，一排书柜依墙而立，由于书柜时空所限，地板上堆放着不少书报杂志。先生穿行在书报杂志间，从书柜里拿出一本厚厚的影集，顺手递给我。
我就坐在先生的单人行军床上，翻开影集，追寻先生的身影：有与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合影，有与围棋大师吴清源的合影，有与茅盾、夏衍、肖乾的合影，有与冰心先生的合影，有与中央电视台儿童节目主持人鞠萍和《中国少年报》编辑徐国静的合影，还有不少与少年儿童的合影，其中有一张照片把我逗笑了。
“是您老的孙子吗？”我指着照片上的一个孩子问。
“是一位朋友的孩子，挺逗的。”照片上，只见先生头戴一顶孩子们戴的“警察帽”，与这位友人的孩子在一起，仿佛是个老孩子，正开心地笑着。
真是童心不泯呵！
翻着，看着，我的眼睛一亮，这才是我要选的艺术照片啊，且不说那构图错落有致，虚实相间，也不说那光泽浓淡相宜，层次有序，单说先生的头像，就仿佛是一蹲古铜色的雕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从先生那紧抿的嘴唇、那深邃的眼睛、那空阔而又刻满岁月皱纹的额头，不是可以透出先生朴实无华的平凡、轰轰烈烈的伟大、义无反顾的执著、大起大落的悲壮吗？
我欲取出，先生不允。他说这是一个画家朋友留给他的一个纪念，而画家已远走异邦了。他之所以欣赏珍藏这帧照片，除了珍藏那一份情谊，他极欣赏这帧照片所选择的角度。他说，艺术的审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选择角度。
经不住我再三的请求，先生终于应允了。这幅照片后来作了1992年期《长江文艺》的封面。
临别时，我紧握着先生的手，我在想，岂止艺术呵，人生不也是这样吗，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不是总在寻找适合自己生活的角度，去展示自己生命的风采吗？
文井先生，你的生命给了我这样的启示。
1994.11.2.武昌.
满目青山夕照明——叶君健印象
我是在报纸上知道叶君健先生患病住院了，也不知先生患的什么病，前不久我去拜访先生时，先生还红光满面、健健朗朗、谈笑风生，怎么就突然病重住院了呢？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先生的病中杂记，才知道先生病情有了好转，甚是欣慰。
1
那是一个冬日，在温暖的阳光里，我按响了坐落在北海公园后门附近的一座四合院的门铃，门儿“吱呀”一声开了。一位身着中山便装的长者，向我微笑颔首。
哦，这不就是我要拜访的叶君健先生，我差点惊叫起来。只见先生腰板笔直、面颊红润，虽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身材魁梧、结实，看上去似比我在报纸上看先生的照片精神些，就仿佛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是的，这位出生在湖北红安的国际知名人士，不是红安这个孕育出200个将军的将军县的又一个将军么？
“叶老，您老身体好唦？”落座之后，我用我的黄冈方言向先生问好。
“你是黄冈人吧！”先生一听我的口音，问道。先生一口地道的红安腔，使我听了倍感亲切。说不清为什么，远在千里之外，说起故乡，纵是素昧平生的人，也觉得此格外亲近。
话头自然谈起故乡，先生问过我的工作学习情况之后，便询问家乡的情况：从大别山经济开发放的战略到革命老区科技扶贫的具体措施，从红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建立到希望工程的实施情况，从生态环境保护到山区交通邮电基础建设的状况……当我向先生介绍黄州科技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介绍横穿黄冈地区腹地的京九大铁路的动工兴建，介绍装机240万千瓦的黄冈火力发电厂的立项，介绍汉黄微波、鄂东微波、黄浠光缆、黄红光缆等四条干线大通道的架设，介绍黄界、沿江、大别山腹地公路三条主干线的建设等等，先生听了脸上泛出喜色。
“我这个红安人，没为家乡做什么事情。”先生给我讲起这样一件事：前几年，红安县政府想在北京设一个办事处，开一个窗口，推销红安的土特产品，偌大的北京，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一间房子，最后找来找去，找到秦基伟将军，将军立马过问，才使红安驻京办事处有了立足之地。先生不无幽默地说：“将军指挥千军万马，我只能指挥我的笔呵！”
这时，先生的夫人苑茵女士从屋里出来，给我的茶杯和先生的茶杯又沏上开水，先生捧着茶杯呷了一口茶，脸色似有些凝重，给我讲起了一件事。
原来，君健先生最小的儿子，曾在湖北汉川农村插队落户，返回北京后，常有朋友从汉川来。前年，一位与他小儿子要好的朋友又来到家里，请求先生帮忙在北京推销粮食，先生听了乡村卖粮难之后，心情不禁为之一沉，忙写信找北京相识的朋友，请求支援。说到这里，先生又向我询问湖北农村种粮的情况，我一一作答，先生听 ，一缕忧虑掠过眉头：“民以食为天啊！”
我的心不禁为之一切。我为先生身居京华却情系故乡的一片赤子之情所感动。是的，提起阔别的故乡，谁的心头不生出一种乡情和依恋哩！记得君健先生曾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道：
“湖北虽然是我的故省，但我一生在这里的时间并不多，我出生在它东边的一个贫瘠的小县——红安，14岁就离开它远行，18岁时我回到武汉，在那里上了四年大学；一年以后我又回到那里，参加抗战的工作——在当时的政治部第三厅当了一名外事干部，武汉沦陷后又离开了它再没有回去，虽然曾经多次路过，但它对我的影响——就创作活动而言，却是持续了一生，直到现在。”
“至于我出生的那个贫瘠小县，它成了我国最早革命武装斗争的基地之一，它给中国提供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红四方面军。我写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故事的时候，我的视野离不开我的这个故省，我的两个三部曲——《土地》和《寂静的群山》就是以我的这个故省所发生的事件为背景，但所描写的人物和情节却是整个中国人民在受难和在受难中创造出震撼世界的辉煌业绩的一个缩影。”
“所以，湖北是我的情感所寄托的地方，也是我的“灵感”的源泉，我永远忘不了它。”
2
事实也正如叶君健先生所述的那样，故乡不仅是他感情寄托的地方，也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
早在四十年代中期，正在英国剑桥大学作研究学者的叶君健先生，在作文学研究的同时，用英文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村》，这部描写故乡大别山人民苦难命运和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1947年7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出版不久即被英国图书会评为该月“最佳文学作品”，出版不过几个月，纽约普特南又出了美国版，接着瑞典、冰岛、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等20多个国家相继翻译出版了这部作品，大别山大革命时期的故事在欧美大陆不胫而走。近50年来，《山村》以富于传奇而生动新鲜的故事、优美抒情而富于张力的文字深深打动了亿万读者的心，一版再版，经久不衰。1985年，荷兰茂伦霍夫又一次重版此书，1986年，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也将《山村》译出介绍给日本读者，接着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也相继翻译出版了这部作品。难怪1980年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惊叹：“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章节在叶君健身上浮现了。”
君健先生从故乡的山村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他故乡的山村。
“那继《山村》之后的第二部《旷野》、第三部《远程》怎么隔了四十多年之后，您老才续写呢？”我不知个中缘由，好奇地问道。
先生沉默了一会，像是要让思绪凝聚一起，这才打开记忆的闸门：“说起来话就长了。”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48年的8月吧，那里，先生的《山村》刚出版一年，先生声名鹊起。这时，先生接到法国伟大的科学家居里夫人、画家大师毕加索和著名诗人阿拉贡的邀请信，邀请先生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世界知识分子大会。当时会议的主持人是法捷耶夫、爱倫堡和阿拉贡。就是这个会上，先生意外地遇到了新华社记者吴文涛和解放区派去的观察员，他们告诉君健先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身受帝、官、封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人民就要获得彻底解放了。
解放了。天亮了。还有什么消息比这更能振奋远在异国他乡的君健先生呢。他的眼睛湿了，他想起了故乡，想起了那个遥远的山村，想起了那为中国革命胜利、为中国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前仆后继的乡亲们；他的心飞了，他当即决定放弃留在英国永久居住的权利，并立即启程漂洋过海、穿云破雾，终于在开国大典的前几天，赶回到云开雾散的北京，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时，叶君健刚好35岁，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光，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呵，各种工作都亟待人去干，君健先生便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新的文化事业中去，恪尽职守，辛勤耕耘。
这是一个新生的年代，也是一个开拓的年代，新中国要用新的文字书定自己新的一页。
1951年，《中国文学》开始创办，对外介绍中国文学作品。1953年，《中国文学》正式创刊出英、法两种版本。当时，茅盾先生任主编，君健先生任副主编，负责具体工作。那时刊物工作人员也很少，就是四五个人，从编稿、校对到跑印刷厂，什么事都是自己跑，那时候也没有汽车，办什么事都是脚蹬自行车，来来往往，追星赶月，把个刊物办得红红火火，先后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山乡巨变》、《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一大批优秀的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让世界各地的朋友看到了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说到这里，先生说话的节奏慢了下来，他呷了一口茶，说道：
“人生真是难以预料，我这一干，从50年代初一直干到70年代中期，整整25年！35岁时我还是一个黑发大小伙子，25年后我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岁月不饶人呵！”
“最滑稽的是‘文化大革命’时，家抄了，被专政监督劳动，房子也被挤占了，只剩两间小房，好在我有一技之长，没被放到五七干校去，一直留在北京，因为得给他们看校样呀，这也算是不幸中之中的大幸了。”
“你还记得1974年、1975年吧，今天这个运动，明天那个运动，造反派忙着打派仗，把我撇在一边，没有人整天追着屁股后面管着我了。这下我琢磨着该干点事了，于是我就想到写作，开始写《土地》三部曲。好在这个三部曲是我早就想写的，酝酿多少年了，熟烂在心，所以写起来还算顺手。倒是写的时候心里有点紧张，松弛不下来。”
“那是为什么呢？”我插问道。
“你想想，那时候国家的政治生活动荡不安，我个人的身份也不明不白，虽然我已经恢复自由了，但政治上还没有作结论，也不知道会把我定成什么性质的问题，加之我家的院子被别人挤占，住着别办公室，我怕别人发现我在写东西，就格外小心，偷偷地写，还请我的老伴给我放风，就像战争年代搞地下工作似的，每晚写一两千字，到四人帮倒台时，这部三部曲也基本上写完了。观望了半年，我才把这件事跟严文井说了，他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当即拍板出版这部三部曲，书总算出来了。”
“这时，我也办了离休手续，终于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了，就又开始写第一个长篇三部曲《寂静的群山》，你知道，这部三部曲的第一部《山村》我是用英文写的，出版后不久我就回国了，一直没有精力和时间续写第二部和第三部，于是在隔了四十年漫长的空间之后，我又花了两年时间，写完了《旷野》和《远程》。”
呵，原来是这样，我长长叹了口气。
3
令人遗憾的是，我至今不曾读过，甚至不曾见过君健先生的长篇三部曲《寂静的群山》，国内读者和评论界也不曾给这部描写大别山人民苦难命运和英勇斗争的鸿篇巨著给予应有的评价。
我把我的这个感觉告诉先生，先生那张容颜凝视的脸攸地沉了下来，他的话语凝重而又抑扬顿挫。
这是一位有着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老作家啊！
《山村》是先生用英文创作且在英国出版，先生不忍这部作品只漂流在国外，他要将这部书的故事说与父老乡亲听，于是他在几近古稀之年，重振雄风，将《山村》译为中文，198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在国外流浪了三十四年的作品，出版后，评论界似很冷漠，是呀，当时的评论界关注的是“伤痕文学”，谁对当年发生大别山的那个苦难的故事感兴趣呢？
如果说《山村》的出版还算顺利，那《旷野》和《远程》就命运多舛了。由于追逐经济效益、追逐利润，其中《远程》仅为参加一个有规模的书市展览，印了几本样书，就被束之高阁。
先生的心流血了，他为他的《远程》被束之高阁而悲哀。然而，君健先生毕竟是蜚声中外的大作家，他拂去心头不快后，依然坐在灯下，将《旷野》和《远程》译成英文，送它们出国。是的，文学没有国界。
先生说到这里，似有些激动，起身打开一只书柜，整整齐齐排列着各种文字，各种版本书籍，据先生介绍，这都是他的著作。我随意翻看了几本，装帧精美印刷考究，不少版本的封面都是中国水墨画，淡雅、清新且古色古香，其中有一幅画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整个画面是一只紧握的拳头，拳头的指缝里冒着火苗，似在表现被压迫者的愤怒与反抗。
“这是您的《山村》英文版吧？”我问。
“不是，这是挪威文版。”君健先生指了指柜中的书说：“那才是在英国刚出版的《寂静的群山》三部曲。”接着，先生愉快地回忆起偕夫人1988年10月难忘的英国之旅。在《寂静的群山》三部曲首发式和新闻发布会上，当君健先生面对少女献上的花簇和电视记者过来的话筒，他眼里涌动着激动的泪花……
他想起了那个给他昨日灵感今日辉煌的遥远的山村。
4
那真是一个遥远而偏僻的山村。1914年12月，叶君健先生就出生在红安八里湾这个叫叶家河的山村，在这里度过了他贫穷而苦难的童年。1926年，他来到武汉，投靠在商店给人帮工的哥哥，其时，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武汉三镇，十二岁的叶君健也被卷进这场大风暴，一次一次，他高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行进在群众游行队伍中。不久，大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哥哥亡命上海，他不得不又回到那偏僻的故乡山村。
几年后，他又一次走出山村。1933年他考入武汉大学，专攻外国文学。大学二年级时，他就以“马耳”等笔名在武汉《大兴报》上发表翻译作品，并用世界语创作了小说《岁暮》。三年后，他出版了世界语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从此，他踏上了一条用外文直接从事写作的独特道路。
大学毕业后，君健先生在外国友人贤助下负管东瀛，以教授英语和世界语谋生，并结识了日本著名作家秋田雨雀。由于先生积极参加日本左翼运动，遭到日本当局迎客，非法审讯达三个月之久，由于先生在狱中坚持英勇斗争，日本当局强行将先生送回中国。先生又一次回到武汉，不久，他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积极投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救亡运动。
回忆，实在是一杯冰镇了才有风味的啤酒。看到先生在记忆的搜寻飘逝岁月的神情，我仿佛看到先生仍在品味人生的甘醇。
“叶老，我已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您的回忆录，您老这项工程进展还顺利吧？”我问。
“已基本完成，最近《香港文学》已发表我《在香港的时候》那一章。”
“您在武汉生活回忆，能不能在武汉的报刊发表呢？”我当即向先生约稿。
先生高兴的应允了，那神情似在说，他在故乡的故事说与故乡的父老乡亲们听，不是可以慰藉他魂牵梦绕的思乡之情么？
说到这里，我不由仔细打量坐在我眼前的君健先生，打量考生这间起居室和写作间。在我眼里，和先生简朴的中式便装比较起来，这间居室简直就是一座艺术殿堂。除了我坐着的沙发外，那一柜、一台、一椅、盆景坚架，都是如今难得见到的古色古香的雕花工艺品，还有那书柜隔扇上挂的雕塑、手工艺品和奇形怪状的各类小摆设，异彩纷呈，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一列书架从上到下，摆满了来自海内外友人的贺年片，色彩斑斓，仿佛要把先生的斗室装扮成一个童话世界。
话题又从《安徒生童话》说起。
客观地说，在外国人眼里，君健先生是位作家，大师级的作家。先生是英国笔会、美国笔会和国际世界语作家协会的会员，同时还是设在墨西哥城的“世界文化理事会”的“达·芬奇文艺奖”的评议员。但在中国人眼里，先生却是一位大翻译家的形象，先生的名字是和安徒生的童话连在一起的。我告诉先生，从小的时候就喜欢读安徒生的童话，我是认识安徒生童话后才认识先生的。
君健先生听了，哈哈一笑：“那是小儿科，都是给孩子们看的。”
“小儿科不小呵，”我说，“你把安徒生介绍给中国的孩子，就是给了孩子们一个新的世界呵！”
“也不尽然都是孩子们看。”先生说，“安徒生的童话，不是一般意义的童话，有些篇章内涵比较丰厚深刻，象《皇帝的新装》，成年人，老年人也喜欢看。”
正是由于君健先生翻译的这部《安徒生童话》具有经典性，自翻译出版后，一版再版，数十年经久不衰，有鉴于此，1988年丹麦女王玛 ·丽特二世授予君健先生相当于“爵士” 爵位的“丹麦国旗勋章”，以表彰他翻译《安徒生童话全集》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过去了，真不好意思，打扰先生太久了，我只好起身告辞。先生将我送至小院的门口，握着我的手说：“你使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欢迎你有机会再来！”
“您老多保重，有机会我一定再来！”我握着君健先生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走了几步，我回头一望，先生依然站在门口朝我挥手，这时，我看见冬日的阳光依然灿烂地洒满先生高大的身躯，使先生显得更加魁梧健壮，使我不由吟起叶剑英元帅的那句著名的诗：
满目青山夕照明。
风雨知劲节——深切怀念去兆阳先生
惊悉兆阳先生逝世，握着这冰冷的消息，我默立着，遥向北京，深深鞫了三鞠躬，遥祝先生在那宁静的天国里安息！
一连几天，似有什么东西在胸中涌动，是久贮胸中的崇敬之情，是魂系那一方热土的乡情，是那最初的晤面也是最后一见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说不出，哀惋渗着怀念。
我知道秦兆阳这个名字很早，大约是六十年代初期我读中常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我的故乡黄冈县，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很出了几个著名人物的，这其中有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兆阳先生是可以列入这几个著名人物之中的。不过，我初知道先生时，他是和哲学家马哲民一起列入另册的。等我稍稍详细一点知道先生时，时间匆匆流逝了十年。
那是1971年舂，我奉命参加我所在的铁道兵部队文艺创作学习班。在那个学习班里，需要学习一个题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文件，在这份《纪要》里，所谓“黑八论”之一“写真实”论的创始者秦兆阳先生，理所当然地遣到了批判。
当时我想：林彪、秦兆阳两个黄冈人。
那时我没有找到兆阳先生以“何直”为笔名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上题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论文，但我却从有关学习资料中知道由这篇论文所引发的那场关于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大讨论。
不久，我有机会读到这篇著名文章。引起我注意的是先生在文章中的一段话：“文学的现实主义，以无限广阔的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就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探索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
一个作家，基于自己的认识，对当时文艺理论和创作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点自己独到的见解，对文艺界长期以来存在着教条主义，以及简单地把文艺当作某种政治概念的图解等作法，直率尖锐地发表了一点自己的批评意见，这在当时竟触犯了某种天条。为此，先生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遣送到边疆接受劳动改造。
秦兆阳从《人民文学》编辑部消失了，从中国文学界消失了。
然而，我却在寻找着秦兆阳，寻找秦兆阳先生的作品，看看这位从离我家三十多里的枣树店走出的著名作家是如何走上作家之路的，这或许对我有点什么启示。
我的文学情结在作祟。
最早读到兆阳先生的作品是他的短篇小说集《农村散记》，这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生动而鲜活地展示了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农村的新人新事新风貌，使我看到了我的父辈们生活的影子，尤其是那篇著名的《王永淮》，我至今还记得那位在县里当了科长又回到山里故乡当区长的王永淮，笑眯眯，一边捧着碗喝水，一边说：“嘿嘿，干革命哪儿都一样，山里边也得有人干啦”的样子。
后来，我在部队驻地的县文化馆里找到了先生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再后来，先生复出，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文学双月刊主编，先生的作品出版也多了起来，我读先生的作品也多了起来。记得读先生的散文集《风尘漫记》中的《两封信引起的故亭》，我不忍卒读，热泪涟涟；后来读到先生的散文集《黄山失魂记》的第一篇《时间呀，时间》时，先生互勉乏◇肀是先生的呼喊给了我灵感。那我也以《时间》飞题，写了八台散文诗I丽先生用心最深，用力最多的长篇小说《大地》出版后，我找到后通宵达旦地读完了。客观地说，兆阳先生的著作并不是很多，凭他的才气和笔力，
凭他对生活的体验、观察与积累，是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的。人生有什么比创造力被扼杀、被毁灭更痛苦的事呢7然而，先生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版的《秦兆阳》一书的自序里写道：
“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机，战争的洗礼，人民的教育——时代的要求与个人的特点相结合，几十年走了一条艰难的文艺之路。可以说是全身心的投入，探索，耕耘，倒下，起来。遵从历史的使命，天经地义”经受左风右雨，不改初亥。亦云有愧，奉献甚少，亦云无愧，赤子心肠。”
这是一个来自大地儿子的自白。
见见秦兆阳，是我儿时的愿望。几十年过去了，也一直没有机会拜见先生。
机会终于未了。199工年11月，我所工作的《长江文艺》编辑部在讨论1992年《长江文艺》封面设计时，几种方案经过比较和选择，决定以湖北籍和长期在湖北工作生活的著名老作家的艺术照片作封面。不久，我受主编洪洋同志委托，进京组稿。
按照青年作家刘醒龙给我的示意图，我敲响了这座位于北池子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四合院，开门的是一位青年男子，是兆阳先生的小儿子。
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很礼貌地说了声：“请进！”
跟着他我走进院子，只见院子有两进平房，跟着他身后左拐右穿，方位都有点辩不清了，后来才知道里头一层是南屋，是兆阳先生的书房、卧室兼工作间。
“爸爸，家乡来客人了！”
门开了，迎出来的是一位身材颀长的长者，满头白发，颜面清痼，戴一劐秀朗眼镜，着铁灰便装棉祆和黑布鞋，斯文之极，质朴之至，就像我儿时见到的乡下教书老先生。
这就是秦兆阳，这就是我几十年前想见的秦兆阳，我忙迎上前去，向先生问好。
先生听我一口黄冈乡音，便问：“你是黄冈什么地方人？”先生也是一口黄冈乡音，听了倍碗亲切。
“老家在路口钳家小湾，出黄州东门十八里。”
先生“呵”了一声，将一杯沏好的荼递给我，自己也呷了一口热荼。
“常回黄州吗”
我也离开黄冈二十多年了，早年当兵在外，每年探亲还回去一次，后来转业到武汉工作，剖不常回黄州。”
“你能讲讲黄州城现在的挥子吗？”
我丛先生的传略里知道，先生从湖北武昌实验师范毕业后，曾在黄州城内中心小学任教。许是我的乡音撩动了他的乡情，不是么，先生曾在他的《风尘漫记》中写道：“童年啊，丛一片混沌开始，在血光泪影中结束。在穷苦诞生面不知穷苦的滋味，在忧愁里孕育衙不知忧愁的意境，你的每一段情节都是在故乡美丽如薮的背景上映现出来的，你就是我一生几十年的救乡，是美丽、多情、然而又是血和泪所浸染过的救乡，永远忘不了的故乡……”
我也呷了一口茶，坐在先生对面，从先生曾经任教的中心小学讲起，讲昔日支起帐篷举办乡试的考棚街如今已变成了商业街，讲当年黄州城内的青石小路早三不见踪迹，讲东坡赤壁公园、宝塔公园、安国寺等文化旅游景点修葺一新，讲新修的李四光纪念馆，讲陈潭秋敌居，讲《大决战》第一部《辽沈战役》在黄州放映的情景
听说黄冈改市了，称黄州市。◇先生插话道。是的。我答道，便向先生讲起地委、行署以及市委◇开放大黄州，建设中等城n的战略举措，讲黄冈火电厂立项，讲鄂黄长江大桥论证，讲即将动工兴建的京九大铁路。这条横穿黄冈腹地的大铁路，正从先生老家枣树店的门前路过，我便趁机邀先生回故乡看重。
见我热诚相遨，先生忙说=◇要回去的，要回去的，我几十年都没回过老家”。先生的话语有些激动。赶明日坐火牟回去吧！
“我就在黄州火车站迎接您老”！我说。
先生笑了，含笑的眼里闪着泪花。
兆阳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卓越的编辑家。先生早年曾在陕甘边区保安处编印《扪痄厂报》，后又先后任冀中第十地委《黎明报》社社长，冀中军区《前1线报》社劐社长，华北文联主办的《华北文艺》社编辑，工9乓91年4月进北京，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调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1L955年任《文艺报》执行编委，翌年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工979年，先生右派平反二二，兰回北京，工98 O年后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文1学双月刊主编。能有机会见到这样一位资深的编辑家，作为时任《长江文艺》副主编的我，能不当面讨教吗？
先生又呷了一口条，便如数家珍地谈起他的编辑经验。他说：编辑，说白了就是编，就是辑，也就是发现选择，这臀要眼光。他1又说：当编辑，不能只忙于编，忙于辑，更臀要学习，学习书本，学习生活，你才能使自己充实，你才能站褥高，看得远。他还说当编辑，就是要和作家交朋友，着力推出文学新人、文学新作。说1到这里，先生问起了青年作家刘骣龙的近况。先生说：我读过刘鹱龙的小说，这个人应弓1起你们的注意，着力推推。
我向先生介绍了刘醒龙的创作情况，并告诉他湖北三家文学刊物《长江文艺》、《长江》文学丛刊，《芳草》曾联合在武汉召开1了刘舅龙作品讨论会，蹉龙近年的作品，主要都是发表在这几家刊物上。
“他应该走出湖北”。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后说。
“他正在这样做。”我说：“他的近作《村支书》即将由《青年文学》推出，据说冯牧先生还撰文推荐这篇新作。”“待《村支书》出来后，我一定找来读读。兆阳先生充满期待的话语流溢出喜悦，我知道，他是为故乡走出一位肯年作家而高兴e
我抬手看了看表，真快，时间流逝快两个小时，我还没进入正题，便向先生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先生一听，忙说：U要得，要得，我这就给你找，都是朋友和孩子们照的，哪有艺术照片！”
我接过先生递绐我的影集，一页一页，一张一张地翻了起来，最后挑了两张，请先生过目。接着，我又向先生索要近作，按编辑体例，封面发作家照片，同时发一篇该作家的近作。
先生忙摆手：“不成，不成，我好久没动笔写文章了，只是兴趣所至，动笔写个字，画个画，以娱乐消遣。”
“那也成，就选您老的字画吧！”我站了起来，这才分细打量起先生的这间书房、卧室兼工作间。屋子相当宽敞，一列书柜书架，装满了各种种类和各种版本的书籍，排列有序。墙壁四周，悬挂着先生自己的水墨画和书法作品，题材多是竹、荷、老鹰之类，丙酉得最多的是竹。看来先生爱竹，不然，他怎么把竹赢得那些多姿多彩，戒飘逸，或坚韧，或劲节。″
先生又拿出一个影集，递给我。我翻开一看，是先生字画的照片和发表在报刊杂上字画的剪报。我选了两帻竹薮，又指羞墙上挂着先生自己书写的一劐对联，问道：“秦老，有这帻对联的照片吗？
先生翻了两页，从影集里将这副对联的照片抽了出来，递给我。这副对联是这徉的：
靛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岂由之
我知道，这是先生将鲁迅的“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鲁迅七律《悼的前两句）改了两字。仅仅改了两个字，使这两句诗渗透出一股凛然正气，展示了先生的人格，使人读后肃然起敬。不敢再多耽误先生的时间，我该起身告辞了。告辞之前，我诱求先生为我画张小品，留副墨迹。先生欣然应允，走到宽大的写字N襟前，铺开纸，又拿起笔画了起来，掌寥几笔，便成了一刻竹图，然后又在竹图上题字：“风雨知劲节。克强同志存正老芹兆阳（印章）”
好个风雨知劲节，是鼓励，是染待，还是先生自身的生动写照呢？！
我从兆归先生那里拿回的照片和字薮，曾刊登在《长江文艺》工992年7月号面
封二上先生赠我的《风雨知劲节》竹图还挂在我的书房里，可先生却于199青年工0月18日晨和我们永别了，睹物思人，我写了这些文字，以怀念这位卓越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编辑家和优秀的书法家、画家。
1994.10.25.武昌.
又见邹获帆
1
云开口出，阳光似知道我的心思似的，透过玻璃窗，把这间书房兼会客厅辉映得热烈而明亮。
我迎上前去，又一次握着著名诗人邹获帆的手。
获帆先生依然满面红光，当我再仔细打量先生时，依稀发现他头上的白发似比前几年明显地多了起来。当我向他致致以诗的问候时，他把我让座在沙发上，带着亲切的乡音和我聊了起来。
获帆先生是我景仰的诗人之一，早在三十年前读中学时我就读过先生的诗集《祖国抒情诗》和《走向远方》，那礼赞祖国的激情和向往远方的热烈，给少年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熟识先生却是在先生担任《诗刊》副主编、主编之后。那时，他对以诗的忠诚和《诗刊》其他负责人一道，为全国某些因历史的原因受屈的诗人们平反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同时，又为推荐新人新作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记得是在1979年元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庄严宣布：全党工作的重点今后将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诗人如何放声高唱“四化”？诗笔怎样谱写新时期的节奏与旋律？这是当时摆在每一个诗歌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团结诗歌队伍，繁荣诗歌创作，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诗刊》社在北京召开了诗歌创作座谈会。
当时，我正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帮助工作，诗人李瑛、纪鹏要我也去听听这个会，我便跟着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座谈会。在这个会上，我除了幸运的听到胡耀邦同志富于激情的讲话和胡乔木、周扬同志对发展中国新诗所作的精到的发言外，我也有幸见刭了我从小就景仰的一代著名诗人艾青、臧克家、贺敬之等。
会议休息时，诗人叶文福引我去见邹获帆先生。先生如同他的诗一样热情淳朴、豁达豪放，琅琅的天冂乡音使我少了儿分拘谨，多了几分轻松。
这之后，我对先生也熟知起来。这才知道早在1934至1935年，先生还在应城县读初级中学时就开始学写新诗，并给上海的《青年报》和武汉的一些报纸投稿，均被刊用。1935年至1936年，先生在武器实验师范学校读书时，叉以满腔的激愤写了两部长诗《没有翅膀的人们》、《木厂》。这两部反映旧社会劳劝人民的悲惨生活和不幸，对不合理的社会进行了血泪控诉的叙事诗，前一部寄出后几经周折才于1937年初在《中流》上发表，而后一部直到1946年才由巴金为之出版。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写了《在天冂》，揭露了抗战后方的黑暗，巴金又以《烽火小丛书》出版了他的这部报告文学式的长诗。
怪不得后来有机会见到获帆先生，他还告诫我们说：诗歌创作来源于斗争生活。一个诗人，如果没有对崭新生活的实践经验，也就是说你不深入到生活的深处，你就无法深入了解新的现实生活和奋斗在其中的人们的精神风貌，你就无法了解新的生活中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无法倾听他们的呼声，你就不可能创作出无愧于你生活的这个时代和人民大众的瑰丽诗章。
听先生的教诲，我每次都有许多收获，得到许多教益。
2
和获帆先生熟了，自然谈话也就放得开些，这位前《诗刊》主编，和我谈得最多的还是诗。
我请先生谈谈当前诗的生存状况并就此谈一点意见。获帆先生斜躺在沙发上，突然扬起手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就仿佛梳理久贮的思绪一样，显得宁静安详、神情泰然。
“我们的时代需要诗歌。”获帆先生锐，他显得有些激劝。
是的，人没有物质财富的支撑将难以生存下去。同样人没有精神财富的支撑也将难以支持下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为人类筑起了塑造人类精神的圣洁的殿堂，收容人类流矢的灵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为人类创造了与物质世界相辉映的精神世界；如果说物质世界的主宰是能量，那么精神世界的主宰就是美。
“无须讳言，当前的诗坛，客观地说正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缺乏热点，或者说缺乏攫取人们整个心灵的力作，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诗坛以外的外部客观原田，就诗本身而言，它也不是一种孤立的纯艺术现象，时代精神的淡化和社会功能的弱化几乎使诗丧失了存在的价值。”
先生说这到这里，语气显得有些沉缓凝重。
听了先生的话，我也有同感。我说：“ 媚俗的诗歌写作，带来了诗歌的矫情，粗制滥造，而诗歌虚假的繁荣，又使真正优秀的诗歌被掩盖，也使诗歌的自身受到伤害。就说曾经走俏的席慕蓉、汪国真的诗来说吧，不错，他们有一些诗写得还算清新、隽永，也确实能给人一种审美享受，但诗坛更需要有深度有厚庹也有力度的诗作。而另一部分诗人，我以为仍停留在对旧的诗歌的背叛与反动上，标新立异，他们怀着被遗忘的恐惧，凭着年轻气盛，拼命地鼓捣出舶来的玄目的东西抛向诗坛。这些年轻人更像一群伐木者，只带来了锯子，只知道砍伐。我以为，对惰性的旧的诗歌及其审美传统的警醒与破坏巳基本完成，我们的诗歌写作应该上升到建设意义上来，我们的探索与实践应该上升到建设意义上来。
先生听了我一番感慨，点了点头，又说：“当今诗坛，似显得浮躁，盲目地追赶潮流，随意翻翻诗歌报刊便可以看到大批泛滥成灾的“农业诗歌” 、“工业诗歌”、“城市诗歌”、“麦地诗歌”等等，致使大批大批平庸的作品出笼。殊不知，诗人的浮躁往往使他们无法拥有诗的感觉，所以，很多浅薄的诗人比他们的诗还要速朽。
“诗歌的力量，在于生命的力量。”先生从沙发前的茶几上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接着说：“我们有些诗人注意了深入到诗歌之中去感悟生命而忽视了深入到生命中去感悟诗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倒是要感激那些以生命殉诗的诗人。”
“深入到生命中去感悟诗歌”。我默默地听着，默默地念着，更是默默的记着。
说到这里，我问起先生的近况。先生指了指铺在写字台上的稿纸说：“我目前正在写一部描写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的故乡青年人思想、生活的长篇小说，近40万字，初稿已经杀青，正在修改中。”
顺着先生的手指，我看见厚厚的一迭稿纸堆在案头，我想，先生出版的25部诗集、诗论集、散文集，两部长篇小说，以及四部译诗，一部翻译长篇小说，不就是这一页一页稿纸，一迭一迭稿纸叠积起来的吗？！
3
诗人说起诗来，总有说不尽的话题。
获帆先生先是问起老诗人徐迟、曾卓先生的近况，待我一一介绍后，他又叮嘱我回到武汉后见到徐迟、曾卓先生，一定要代他向他们致以诗的问候。接着，先生又问起湖北诗坛的近况。
我说：湖北的文学期刊，除了我供职的《长江文艺》目前给诗还留有一席之地外，其他报刊上诗只是篇尾题头补补白，我的感觉是今日的湖北诗坛，似乎有天地悠悠、苍茫廖廊之感。
先生听我这么一说，抬起头来，略一沉思后说：“新时期以来，湖北诗人应被说为了新诗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可贵的努力，特别值得一提的“乡土持”的创作实绩，令诗坛侧目。
先生十分关心家乡青年诗人们，点着名字问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问他们在思索着什么写做些什么。我向先生介绍了几位青年诗人的创作态势及他们的追求与向往后，又介绍了湖北几位重要诗人的近况：有的北上南下，有的远走异邦，有的改弦更张经营小说，有的下“海”闯荡……正是由于用力不专，持之未久，以至“乡土诗”风流云散，来取得更大成功。现代主义的诗歌实验，也有创作实绩，但缺乏有力的推动终至中道夭折而未能闻达于世，思之，感慨良多。
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后说：诗人应比常人更有甘于寂寞的勇气，尤其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时候，要少一点适应的“聪明”，多一点执著的“笨拙”。
是的，执著于诗的人必将淡漠功利主义对自己的引诱，而现实生活，却只有依赖功利主义的恩惠维持自己的生存，这常引起诗人们的痛苦与烦恼。
接着，获帆先生说：感谢故乡诗人对我的信任，我常收到青年诗人出版的诗集，我有一种感觉，不少人的诗集出版后，似乎未看到批评媒介的响应，限于目光和精力，我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也很少。先生的真诚令我景仰，事实上且不说先生在主持《诗刊》工作期间，曾以极大的热情推出一批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人，推出一批批格调清新的新作，单说他重返故乡参加平原诗会，对家乡的青年诗人们的关心爱护、帮助，就足够我大书一笔的。青年女诗人华姿曾给我说起了这样一件事：华姿将她出版的处女诗集寄给获帆先生时，先生收到后一
口气读完了，并写信给她，称她的诗“是青年人的诗，充满青春的活力，清泉一样的爱之歌。
”但是，作为一个家乡的长辈，我也希望你不要倾尽全力写这样的诗（这里说你在写这类诗时，是要倾全力的），而要有广大的心志，拥抱社会，把精力花在写们，千百万人们的目前的生活斗争上，“他们多么希望他们的儿女，为他们而唱！”这岂是一位长辈诗人给青年诗人的殷殷教诲，我说，这也是一位时代歌手内心的独白。
临别时，获帆先生问起我近年的创作情况，使我惶惑不安。近年来，虽然我心无旁骛不改初衷一如既往的坚持诗歌创作，虽然我挣脱不了柴米油盐的羁绊以及编务工作中的那些琐屑的细节，可一旦我拧亮台灯坐在桌前，我此在清寂、无声、洁净的日子孜孜以求默默创造，用那些惑情的符号记录下我不安的灵魂，我就这样以清贫和孤独来保护我心灵的自由、保持我高贵的良知、保持我深刻的痛苦、保护我一无所求的博大的胸襟淡泊而明杰。
获帆先生听了我介绍了我近年的创作状况后，他赞许了我对诗的执著，同时希望我利用《长江文艺》这块阵地，团结更多的青年诗人振衰起弱，为湖北的新诗发屣作出可能的努力！
我点了点头，当我伸出信心和决心的手和先生握别时，我感到先生手中的力量，那是支持、鞭策和鼓舞呵！
1994.12.8.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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