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大灾难也似乎被当成了日常的期待视野的一个部分，这造成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激烈情绪，而这种情绪正在损害我们的现实感和人性。不过，特定的可怕疾病似乎成了日常疾病，这又非常可取。甚至连那种充斥极多意义的疾病也被当作只是一种疾病罢了。这种情形已经发生在麻风病上，尽管世界上仍有大约一千万的人患有这种现在被称为“汉森病”的疾病（自那位挪威医生一个世纪以前发现了麻风杆菌后，人们就以他的名字称呼麻风病，以此作为对这种疾病非戏剧化的一个部分），而且因为他们几乎全都生活在非洲和南亚次大陆而容易被人忽视。当人们对艾滋病有了更多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治疗方法以后，这种情形也势必会发生在艾滋病上。就目前而言，在个人体验和社会政策方面，主要依靠夺取该疾病的修辞所有权，考察它是怎样被纳入论点和陈词滥调之中的，又是怎样被同化于其中的。使疾病获得意义（以疾病去象征最深处的恐惧）并使其蒙受耻辱的那个过程，相沿已久，似乎不可遏制，但挑战它总还是值得的，而且，在现代世界，在那些愿意成为现代人的人们中间，它的可信性似乎越来越有限了——这一过程现已处于审视之下。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羞耻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及其治疗的隐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是军事隐喻。它的反面，即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就其影响而言或许更危险，也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相当于对政体的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科切除或药物控制）的必要性。然而，军事意象对有关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方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蒙受污名方面出力甚巨。
不，“总体”医学就如同“总体”战争一样不可取。艾滋病导致的危机也非“总体”危机。我们眼下并没有遭受侵犯。身体不是战场。艾滋病患者既不是在劫难逃的牺牲品，也不是敌人。我们——医学和社会——并没有被授予什么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进行反击……对军事隐喻，我有一言相送，套用卢克莱修的话来说是：把它交还给战争的制造者吧。
注释
[1]此处的“第一四五七页”（原文为“1457b”），非《诗学》标准单行本对应页码，而是德国学者伊玛纽尔·贝克于一八三〇年整理出版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标准本的对应页码，此标准本也是通用本。《诗学》收于贝克校编本的第二卷，第一四四七页到第一四六二页。贝克本在页面上分左右栏，分别标作a和b。“1457b”是右栏编码。由于贝克本是标准通行本，所以学者引用时，一般只注明带a和b的页码，读者就知道所引的版本。参阅陈中梅译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二年新版）之“引言”。陈译依据的是贝克版希腊文原文，桑塔格文中所引《诗学》第二十一章的那句话，陈译为：“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桑塔格依据的虽也是贝克版，但她在文中引用这句话时，使用的却是英译，为忠实桑塔格原文故，译者依照英译译出。——译者
[2]所谓“强制性的坦诚”，是指公民有知情权，即有权了解与己有关的事务，既然国家领导人是国家事务的操纵者，那么他们就不该享有一般普通公民的那种隐私权，因为他们的任何隐私（例如疾病）都有可能造成国家事务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的私人领域其实也是公共领域。此外，就普通公民而言，也有权了解关乎自己利益的那些信息。由于知情权意味着获得真实的信息，这给医生们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很多时候，即便是那些非常杰出的医生，也很难对疾病作出确切的诊断，提供有效的治疗手段，而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医生缺乏才能），在最糟糕的情形下，这导致了医生对诊断和治疗责任的回避（即不作出确切的诊断或不进行可能有效的治疗），以避免医患维权方面的官司，而这实际上拖延了患者的治疗（当医生现在接待一个病因难以确诊的病人时，首先考虑的或许是避免日后可能引起法律纠纷，而不是疾病本身，所以他倾向于作出一些抽象的诊断，并对病人进行一些不会带来严重后果的辅助治疗，如开具一些于身体无害、却也可能于该疾病治疗无关的药物，因为真正的治疗总是要冒风险的，如中医常说的“凡药三分毒”）。医学本来是带风险的一门探索科学，其目的是救死扶伤，尽管要冒风险，但现在医院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企业，为此就必须以合同法来调节。医生和患者之间当初的互信关系现在暗中变成了签约的甲方和乙方之间的关系，往往最终在民事法庭或仲裁机构上了结纠纷。另一方面，知情权与美国公民所珍视的隐私权也经常发生冲突。既然国家领导人也是公民中的一员，就应该享有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隐私权。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现状来看，有一种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逐渐转化或私人领域公共化的趋势。——译者
[3]艾滋病最初被发现，是在一九八一年，当时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先后报告了一些年轻的同性恋者因罕见的卡氏肺囊虫肺炎和卡波济氏肉瘤而死亡，患者免疫功能都极度低下，尤其是CD4+T辅助细胞严重缺损。这很快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当时研究这种未知的流行传染病的病原的医学研究团体，主要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肿瘤研究所的盖洛研究小组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格尼研究小组。到一九八三年五月，即离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约两年多时间，两个小组同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它们的研究论文，标志着这种新发现的流行传染病的病毒（HIV，即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正式被确定。但两个小组的发现有所不同：蒙塔格尼小组最先发现这种病毒，却没有将它与艾滋病联系起来，甚至据说没有对其命名，这一后续工作是由盖洛小组利用蒙塔格尼小组的成果于次年完成的，因此这两个团体以及它们各自所属的国家之间为艾滋病病毒的首先发现权而经历了不愉快的一段时间，直到一九八七年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出面协调，双方达成协议，才停止法律争执，共享专利使用权（参阅谢蜀生：“发现艾滋病病原之争”，载《中华读书报》，二〇〇三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一版）。——译者
[4]RNA指核糖核酸，为英语Ribonucleic Acid的缩写，是核酸的一种，分子中含有核糖，存在于一切细胞的细胞质和细胞核中，也存在于多数植物病毒与部分动物病毒以及一些噬菌体中。DNA指脱氧核糖核酸，为英语Deoxyribonucleic Acid的缩写，也是核酸的一种，分子中含有脱氧核糖，分子极为庞大，存在于细胞核、线粒体、叶绿体中，也可游离于某些细胞的细胞质中，在大多数噬菌体、部分动物病毒和少数植物病毒中也含有脱氧核糖核酸，它是储存、复制和传递遗传信息的主要物质基础。（参阅《辞海》第一三〇二页“核糖核酸”条及第一五一七页“脱氧核糖核酸”条，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译者
[5]赋予巨噬细胞的更大作用是“充当艾滋病毒的寄生地，因为艾滋病毒在巨噬细胞内不断繁殖，却不杀死巨噬细胞，但艾滋病毒却杀死T-4细胞”——据说这能解释何以能比较容易发现病人体内受感染的T-4淋巴细胞，而淋巴细胞拥有抵抗艾滋病毒和症状的抗体（人们仍然认为，当艾滋病毒扩散到这些所谓“关键目标”的细胞时，抗体将随之大量产生）。关于新近被艾滋病毒感染的细胞的数目的证据，就像人类社会中被艾滋病毒感染的人数的证据一样，要么令人不解地奇缺，要么残缺不齐——这的确令人费解，因为艾滋病被认为是一种无所不在、且有扩散之势的疾病。“据医生们估计，每一百万个T-4细胞里只有不到一个被感染，这使人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艾滋病毒到底潜伏在哪里……”同篇报道（《纽约时代周刊》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引述的另一种共鸣性观点认为，“被感染的巨噬细胞能把艾滋病毒传给其他细胞，其传播方式也许是相互间的接触。”
[6]梅毒，旧称“杨梅疮”，或俗称“杨梅大疮”。《辞海》（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三〇五页“梅毒”词条云：“性病一种。病原为梅素螺旋体。一般在感染后三周左右，在外生殖器部位发生硬下疳（一期梅毒）；约两个月后全身皮肤发疹（二期梅毒）。一、二期梅毒统称为早期梅毒，此时传染性大，应从速用青霉素治疗。如不治愈，以后可发生心血管梅毒，神经梅毒或其他组织脏器的梅毒。本病亦可潜伏多年而无任何征象（隐性梅毒）。”尽管梅毒也有可能经由母体、血液等传染，但在中国一直被归于所谓“花柳病”（性病），于是，“杨梅大疮”和“花柳病”就成了一种道德评判。——译者
[7]同时代的波德莱尔也有一句相似的话：“要从两个方面来感受革命！我们所有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有一种民主的传染病和一种梅毒的传染病。”（转引自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等人自己患有梅毒，因而乐于把梅毒当作一种时代病，这样就可以缓解梅毒给自己带来的道德压力；既然“谁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它”，那谁也不必为此感到羞耻。但波德莱尔还不止于此，他一定要把它与共和政治联系起来（他本人在政治上就有共和倾向），甚至暗示梅毒也是一种反叛的政治激情，因而获得了某种道德性。梅毒若要卸除道德压力，就一定先要政治化，或者说一定要凭藉某种幻想的政治意义来驱散其当初幻想的道德意义，使其由一个道德问题转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梅毒于是就从一种性病，变成了一种时代流行病，再变成了一种政治病。但福楼拜和波德莱尔言过其实了，并非每个人都携带有梅毒。对梅毒的这种隐喻化，使梅毒获得了某种政治升华，至少使梅毒患者变得比较心安理得。——译者
[8]以弹簧门取代带球形把手的普通门，可能考虑到了传染病的因素，但弹簧门并非不进行身体接触的门（仍需用手推）。从对传染病的恐惧和夸张性预防上看，顶部装有红外线装置的自动门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它是一种不进行身体接触的门。另一方面，弹簧门的主要作用，是缓和门的开合速度，使门不至于激烈摆动，危及随后进出门的人的安全。从这种意义上说，弹簧门的人性意义大于其对传染病进行防范的意义。不是预防传染病，而是预防外伤。——译者
[9]对每一种流行病的潜在的易感染者与“普通人口”之间的划定，并不相同，各有不同的“版本”。例如十九世纪，结核病被认为是有着超敏感性的、罗曼蒂克的、才华横溢的人（艺术家与罗曼蒂克的妇女）容易感染的疾病，而“普通人口”则是那些心宽体胖、毫无艺术信仰和浪漫情感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们，但就艾滋病这种被认为是性放纵、性反常导致的充满邪恶色彩的传染病而言，“普通人口”的版本发生了变化。——译者
[10]“完全成熟的”和“已充分发展的”这两个形容词，原文为“full-blown”和“full-fledged”，前一个词本来是形容花朵的盛开，后一个词本来是形容鸟雀羽翼丰满，但它们都有一个转义，即“完全成熟的”或“已充分发展的”。正因为这两个形容词暗含了植物和动物的色彩，所以桑塔格才在后面的句子中说“植物学或动物学隐喻”。——译者
[11]据哈里森《内科原理》第十一版（一九八七），标准定义将患有“符合艾滋病监测定义的标准”的疾病或综合征的人与人数更多的感染了HIV以及“不符合已完全发展的疾病的经验标准的症状的人区分开来。HIV语境中的这些表征和征兆被定义为‘艾滋病相关综合征（ARC）’”。随后给出了必要的百分比：“据估计，有近百分之二十五的患有ARC的人将在三年内发展成艾滋病。”见该书第一三九四页。
艾滋病是头一种以首字母缩拼而成的疾病，所谓AIDS的状况，似乎并没有自然的限定。它是这么一种病，其身份是为检查目的而设，方便医生和官员制表和监控。因而，在医学教科书中，经验的东西就与监测的东西无意识地等同起来了，而这两个概念实则出自不同的理解模式（艾滋病既符合“监测定义的标准”，又符合“经验标准”：HIV感染加上一种或一种以上榜上有名的疾病，这些疾病是由美国对艾滋病进行定义的主要行政管理机构，即设在亚特兰大的联邦疾病控制中心所开列的）。这一带有“成熟疾病”隐喻的、纯粹约定的定义极大地影响了对艾滋病的理解。
[12]一九八八年由总统任命的流行病调查委员会提议“不再强调”ARC一词的使用，因为它“倾向于模糊艾滋病这一阶段对生命的危害性”。也有人提议废止AIDS一词。该委员会建议把“监控疾病”转变为“监控感染”，作为转变的一部分，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明白地使用HIV这个首字母缩拼词来表示艾滋病本身。而这样做的理由是认为现存的术语掩盖了艾滋病威胁的严重性（“这种对艾滋病的临床显示而不是HIV感染所有阶段［例如从最初感染到血清转化，再到阳性抗体的无症状阶段，最终到完全成熟的艾滋病］的长久的关注，无意间误导了普通大众，竟至看不到所有人口中艾滋病感染的程度……”）。似乎很有可能，艾滋病将最终被重新命名。术语上的这种变化为那种把虽已感染但无症状的人归入艾滋病患者的政策提供了堂而皇之的正当性。
[13]霍乱之所以比天花引起更大的恐慌，恐怕还不在于其美学方面（在这一点上，天花也不见得比霍乱占什么优势，甚至糟得多），而是其迅速传播和在短时间里置人于死地。《辞海》（一九七九年版）第二〇〇〇页“霍乱”词条云：“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通常［由］被病菌污染的水或食物传播，多见于夏秋。本疾传播迅速，曾几度造成世界性大流行。主要症状为剧烈吐泻，呕出物和粪便呈米泔水样，在短时间内因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大量损失而进入虚脱状态。病死率高。”第一二二四页“天花”词条则云：“中医称痘疮。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通过接触或飞沫传播。早期症状有高热、头痛、全身酸痛、呕吐等，继而依次成批地出现斑疹、丘疹、疱疹，最后结痂，脱痂后留有痘疤（俗称‘麻子’）。得病恢复后有终身免疫力。”有意思的是，“天花”词条几乎有一半文字涉及了美学，而“霍乱”则几乎没有。此外，例如，在中国大众话语中，“麻子”是一个经常听到的称谓，仿佛一种疾病在某个人脸部留下的痕迹就等于这个人。这正如法国十九世纪作家莫泊桑对“麻子”的描绘，“像迎面被打了一枪霰弹”。这都是天花在美学上地位极低的体现。与此不同，“霍乱”则很少进入大众日常话语，但有时进入政治话语。——译者
[14]小儿麻痹症，亦称“脊髓灰质炎”。《辞海》（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五一一页“脊髓灰质炎”词条云：“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多见于小儿。轻症仅有低热而无瘫痪；重症发热较高，肢体疼痛，数天内出现瘫痪，以下肢见多，偶可发生吞咽和呼吸困难而危及生命。病人应卧床休息，严格隔离至少四十天。”——译者
[15]四福音书（又称“同观福音”）关于“耶稣之死”的记载不尽相同。其中《马泰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五节）和《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三节）较为相近，都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前最后发出的那句显示人的软弱性的呼唤：“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您为什么遗弃我？”《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四十四节：“耶稣高喊道：‘天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到您手里了！’说到此，他便停住了呼吸。”）和《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耶稣说道：‘一切都结束了。’然后，他垂下头，死去了。”）的记载却把这种一时的软弱性给去掉了。——译者
[16]除了某些有限的俏皮话外，对脸部的高贵性，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反对观点。贡布罗维奇的小说《费迪杜克》死死抓住脸部与身体的分离的虚假性，对该书来说这颇为关键，该书反复提出这么一种看法，即身体只不过由部分组成而已，每一部分有其独立的生活，而脸部则仅仅是另一个身体部分。贡布罗维奇据以展开他对爱欲和社会阶层进行后拉伯雷式嘲讽的观点，是一种有关被迫地、屈辱地回归童年的观点，而不是一种有关疾病被迫遭受屈辱的观点。这就是说，贡布罗维奇的这部小说是喜剧，而不是悲剧。
[17]麻风病，《辞海》第二〇五九页的词条又作“麻风”：“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由长期密切接触而传染。主要有两大类型：（1）瘤型，传染性较大，皮肤损害为边缘不清的红斑、结节或片状肿块。（2）结核样型，一般无传染性，损害主要为边界清楚的红斑或浅色斑，有显著感觉障碍及神经粗大。预防：将有传染病的病人隔离治疗，对接触者接种卡介苗，并定期检察。”与天花一样，麻风病对人的面部损害较大。——译者
[18]瘟疫，并非一种具体的疾病的名称，而通指大规模流行性急性传染病。中医称之为“瘟疫”、“瘟”或“疫”。但在英语中，它也可指鼠疫（腺鼠疫、肺鼠疫等），如一六六五年伦敦爆发的流行性腺鼠疫，又被称为“the Great Plague”（伦敦大瘟疫）。正因为瘟疫不是特指某一种具体的流行性传染病，而是泛指那种大规模的可怕的流行性传染病，因此它在各种语言中都几乎成了一个繁殖力和适应性很强的隐喻，可用来指天罚、祸患、烦恼等一切令人受折磨的灾难，所以蝗灾也可以被称为“a plague of war”，战争可以被称作“a plague of burglaries”，而当一位中国奶奶拿她调皮的小孙子没办法时，也常常把他唤作“小瘟神”。至于鼠疫这种有具体所指的疾病，则是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辞海》第二〇七三页“鼠疫”词条云：“一般先在家鼠和其他噬齿类动物中流行，由鼠蚤叮咬而传染给人。常先引起淋巴结炎，轻症局限于此；重者病原体侵入血液，引起败血症或肺炎，分别称为腺型、败血型和肺型鼠疫。后者亦可经呼吸道传播而得。主要症状有高热、出血倾向、极度衰竭等严重中毒现象。此外，由于临床类型的不同，尚有各自的局部特征。”——译者
[19]正如有关这次流行性梅毒的最早描述所云：“该病从受感染的不同的人那里获得了不同的名称。”吉奥瓦尼·第·维戈在一五一四年写道。像更早时候用拉丁语写的那些有关梅毒的论文——如尼古拉·里奥尼瑟罗（一四九七）和胡安·阿尔麦纳（一五〇二）所写的论文——一样，第·维戈的文章称梅毒为“法国病”（有关这篇文章以及这一时期其他记述文字的节录，包括《梅毒》以及杜撰了后来流行使用的“梅毒”一词的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一五三〇年所著的《法国病之诗化史》，参见拉尔夫·H·梅杰一九三二年编选的《疾病的古典描绘》）。从一开始，道德化的解释就充斥于有关梅毒的文字中。在一四九五年，即那次流行性梅毒爆发一年后，马克西米连皇帝颁布诏书，宣布梅毒为上帝对人类所犯罪行降下的惩罚。
在十六世纪，人们接受了有关梅毒来源的另一番解释，时至今日对这一观点仍深信不疑的也大有人在，即认为梅毒来自甚至比欧洲邻国更远的地方，对欧洲来说梅毒是一种全新的疾病，是哥伦布的水手们在美洲被感染后从新大陆带回到旧大陆的疾病。值得注意的是，最早谈论梅毒的医学作家并不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里奥尼瑟罗《传染病管窥：法国病如何传播》一书一开篇就提出“法国病是否以别的名称常见于我们的祖先身上”这一问题，他说他自己坚信是这样。
[20]“外国来源”（foreign origin）中的“外国”，不同于“异域”（exotic），例如法国和意大利互为外国，却不是“异域”（但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在十九世纪法国的文学想象中经常被当作“异域”，如梅里美的小说《高龙巴》和《卡门》中的情形）。“异域”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当一个欧洲人说“exotic”时，通常是指不同于欧洲文化或文明的那些地域，如阿拉伯、“东方”（oriental）等，是“异国情调”，因此从这个词又派生出另外一些意义，如“奇异”、“奇特”、“怪异”，等等。十九世纪上半叶是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欧洲浪漫派兴起与衰落的时期，两者形成了对“异域”的不同的想象形式，前者视“异域”为未开发的野蛮世界，是征服和奴役的对象，而后者却发现了“异域”的魅力（“异国情调”），把它奉为一种艺术风格或者情调。桑塔格在行文中还使用了另外一个词义与“foreign”和“exotic”有重叠之处的词——“alien”（外国的，外侨的，异己的，另类的，等等）。但在当今这个“政治上正确”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这些词用起来都很谨慎，因为它们都含有“排斥”的含义，例如，在美国官方文件上，谈到“外国留学生”时，不用“foreign students”，而以“international students”取而代之。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到中国留学或旅行的美国人听到中国人称他们为“老外”（其实这并没有丝毫恶意）时，会感到受了侮辱。——译者
[21]桑塔格女士以斜体字标示“热带的忧郁”（tristes tropiques），既暗示以《热带的忧郁》为书名的那本书，又指这本书中所描写的热带地区的气质，这当然是一个欧洲人类学家对“热带”气质的一种想象。《热带的忧郁》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桑塔格曾撰文对这部著作以及作为人类学家的列维–斯特劳斯进行过评论，见《作为英雄的人类学家》，初载于《纽约书评》，后收入桑塔格一九六六年出版的文集《反对阐释》。——译者
[22]该谣言不大可能是克格勃支持的“假情报”运动所制造的，但苏联的宣传行家们大力传播了这一谣言。苏联周报《文学报》一九八五年十月刊登文章说，艾滋病病毒系由美国政府在马里兰州德里克堡的生物战实验研究期间一手策划的，后由作为实验品的那些美国军人带到海外。该文章引述的消息来源为印度报纸《爱国者》上的一篇文章。消息经莫斯科英语电台“和平与发展之声”再次播送后，就被全世界的报纸和杂志所采纳。一年后，这则消息以显著的位置出现在发行量很大的伦敦保守派报纸《周日快报》的头版（“艾滋病病毒杀手系由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的实验中人为制造出来的，但该实验灾难性地失控了——为向世人掩盖这个秘密，至今仍讳莫如深。”）。尽管该消息为多数美国报纸所忽略，但《周日快报》的报道几乎为所有其他国家的报纸所转载。就在最近，一九八七年夏，该消息又出现在肯尼亚、秘鲁、苏丹、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墨西哥的报纸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政治机构随即发表一篇官方声明，否认这一说法，该声明由苏联科学院两位著名人物撰写，载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底的《消息报》。但这一传闻仍屡见报端——从墨西哥到扎伊尔，从澳大利亚到希腊。
[23]“黑死病”（the Black Death）为一三四五到一三五五年肆虐于欧亚两洲的鼠疫，最初由黑鼠携带病毒。此次瘟疫导致西欧和南欧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亚洲缺乏此类统计）。正如桑塔格在前文所说，欧洲人习惯于把欧洲当作一个理所当然地免于瘟疫的特别之地。这种幻象甚至影响了一些严肃的学者，他们把“黑死病”当作亚洲的一场疾病入侵，例如以研究“黑死病”为课题的一些欧洲历史学家把这场瘟疫的发源地看作是“亚洲腹地”、“中亚”或者“中国东北”，是商人和鞑靼士兵沿丝绸之路带到西方的（参阅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甚至，拉迪里还为这种“欧洲豁免说”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解释：“爆发瘟疫所需要的复杂条件依然主要存在于中非和中亚地区；欧洲只是偶尔出现了这样的条件，而且不是很持久，瘟疫只光顾过那里两次（六到七世纪和十四到十七世纪），但都从来没有持续到两三百年以上。”此外，“在导致瘟疫的三种‘自然的’细菌中”，第一类源自“中国东北和中国东海岸”，第二类源自“非洲”，第三类源自“中亚”。“英国豁免说”作为这种“欧洲豁免说”的一种更为偏激的地区版本，见于施鲁斯伯里的《英伦诸岛淋巴腺鼠疫史》，其中说到那种携带着造成十四世纪“黑死病”的鼠疫病毒的黑鼠“并不是欧洲土生土长的”，到公元一〇〇〇年左右，英伦诸岛依然很难见到这种黑鼠，但到了十三世纪，黑鼠在英国就司空见惯了，然后他作出结论：老鼠在中世纪进入英国并为流行性疾病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为一三四八到一三四九年的瘟疫和后来爆发的瘟疫打下了基础。——译者
[24]据一项为现世主义改良派们所看重的更全面的诊断，霍乱是因饮食不良和“沉溺于不正常的生活习惯”所引起的。伦敦中央卫生署的官员们警告说，尚无任何具体治疗方法来对付霍乱，并建议居民注意呼吸新鲜空气和保持清洁，尽管“真正能阻挡霍乱的东西是健康的身体和愉快、悠闲的心情。”转引自R·J·莫里斯《一八三二年霍乱》（一九七六）。
[25]转引自查尔斯·E·罗森贝格：《大霍乱年：一八三二、一八四九、一八六六诸年的美国》（一九六二）。
[26]“即决审判”（summary judgement）为法律用语，指未经陪审团听审而作的判决。——译者
[27]时至一九八三年，《瘟疫与人》的作者、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在评论一部有关黑死病历史的新作时，一落笔就断言道：“使我们不同于我们的祖先并使当代体验全然有别于其他时代的那些事物之一，是传染病不再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因素。”（《纽约书评》，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这种说法以及其他许多类似说法所显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自以为是一目了然。
[28]里根以此等陈词滥调表达出来的对他人疾病可怕现实的承认，与他最初对自身疾病的现实的否认形成对比。当被问及癌症手术后感觉如何时，里根答道：“我没有患癌症。我体内有一异物，癌症在此异物内，而该异物已经被取出了。”
[29]疫苗之所以被视作对付病毒的效果最佳的应对手段，与使病毒变得“原始”的那些东西有关。细菌与哺乳动物细胞有许多形变方面的差异，它们可以在其寄居细胞外繁殖，这就有可能找到专门对付这些细菌的物质。而对于与寄居细胞连为一体的病毒来说，却极不容易将病毒功能与正常细胞功能区分开。因而，控制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一直是发展疫苗，疫苗不会直接“攻击”病毒（不像青霉素攻击感染细菌那样），而是通过事先刺激免疫系统来“预先阻止”感染。
[30]“两千万人”——原文如此。在《作为隐喻的疾病》的第八节的末尾，桑塔格也提到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的这场大流感，说它导致的死亡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间死去的人还要多”。据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提供的数字（见其《大国的兴衰》第六章）以及其他一些历史学家的统计，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为期四年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死亡人数约为八百万（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莫鲁瓦在《美国史》中提到的数字是八百五十万），除俄国以外的欧洲其他地区的平民伤亡可能超过五百万。肯尼迪继续写道：“这些受到战争削弱的地区哪一个也没有逃脱掉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那场可怕的流感的传播，这一灾祸又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桑塔格依据的肯定不是这个统计数字，而是类似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提供的那一类数字，在《现代》一书中，约翰逊谈到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的大流感时，说：“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一场全球流行的流感病毒瘟疫爆发仅限于战争区域。尽管这一地区蒙难最深，但这场瘟疫也使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四千万人丧生。”（该书第一章）我只翻阅了有限的几本著作，就得到了几个大有差别的数字，从数百万，到两千万，再到四千万。考虑到那个时代统计学的落后和统计手段的原始（更不用说亚洲的统计），那么这些数字显然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至少，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统计网络。此外，这些统计数字还有一个缺陷，即统计的地理范围的问题：谈到“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地理概念非常清楚，是指欧洲（因而也就没有把这期间其他地区的战争死亡计算进去，因为所谓“世界大战”，就是欧洲战争），而谈到“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的大流感”时，地区概念却变得模糊不定，有时是指欧洲和美洲，有时是指“全球”（因为把亚洲包括进去了）。如果说两种统计针对的对象不一样，那就很难进行孰多孰少的比较了。有意思的是（而且令人深思的是），似乎离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大流感时间越远，统计数字就越大，从“数百万”，到“两千万”，再到“四千万”。到底是越来越精确了，还是越来越模糊了？此外，似乎存在着一种对历史中的大灾难的夸张的想象力，倾向于越来越放大灾难的死亡人数，以获得一种历史恐怖感。——译者
[31]对不那么有冒险性的性行为拒绝予以指导，背后的原因是这么一种情感，即如果让一个人的性生活服从于安全和谨慎的条条框框，那就不够男子气概了。据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一九三二）中显示的幻象：“梅毒是中世纪东征的十字军战士们的疾病。它想必是十字军战士们带到欧洲来的，它是一切不顾后果地生活的人的疾病。它是那些过着不正常性生活、而且出于心理习惯宁可抓住享乐机会而不采取预防措施的人容易得的疾病，此外，它还是所有那些执迷不悟的通奸者的生涯的终点或结局。”
[32]“爵士时代”（the Jazz Age）指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更宽泛的时代分期来说，是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九一八年到经济大萧条来临前的一九二九年。把这个时代称为“爵士时代”的，是被认为是该时代“编年史家”、“桂冠诗人”的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他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将大有可写。”不过，另一方面，二十年代也是美国保守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颇为得意的时代，因为他们至少推动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即《禁酒法案》（一九一九年通过，一九三三年被废除），从而以联邦法律的形式短暂地将“节制”（不饮酒）的道德规则强加于整个社会。——译者
[33]Bouguereau Adolphe William（1825—1905），法国学院派画家，维护正统艺术，对当时新出现的印象派绘画持排斥态度，而他自己的绘画作品则主要是人体画、田园画、历史画和宗教题材画，风格细腻严谨，在十九世纪颇受欢迎。——译者
[34]桑塔格此文写于一九八八年，即最初的艾滋病病例被发现（尽管直到一九八三年才确认艾滋病病毒）后第七年。自中国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发现头几例艾滋病病例以来，十五年间，感染者已逾百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河南农村的农民（卖血时医院使用被污染针头所致），另一些则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省份以及北京、上海等社会流动性大的大城市，感染的渠道主要是同性恋性行为、共用毒品注射器、接触被污染之血液制品，等等。“AIDS”一词最初出现在中国报刊上（最初被译作“爱滋病”）的时间大约在一九八四年以后，当时人们把它视作西方社会的一种流行病，认为是西方性解放导致的恶果。尽管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已经不太容易见到诸如“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之类的表述，但“爱滋病”被当作与己无关的一种外部疾病。因此，当中国出现艾滋病病例以后，艾滋病一时被当作了来自西方的疾病“侵入”。但随着艾滋病很快席卷全球，也相应成了中国社会必须严肃以待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时，“外来说”也就随之沉寂下来。但这时在普通民众与官方及公共媒体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和使用的话语上出现了某种短暂的脱节现象：与普通大众的依然带有强烈道德评判色彩的态度和日常话语迥然不同，官方和公共媒体对艾滋病的态度以及使用的话语似乎一夜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转变，显得明智、客观、冷静，甚至呼吁“理解和尊重爱滋病患者”。这甚至表现在“AIDS”这个名称的音译的变化上，由半带幽默、半含讽刺色彩的“爱滋病”（大众的诙谐表述是“由爱滋生的病”）很快改译成纯粹中性色彩的“艾滋病”，因而也就部分地使其与“性爱”的联想和幻象脱节。“艾滋病”这个名称在译法上的抽象化，有利于尽量防止不必要的意义自动联想。一九七九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修订出版的《辞海》当然不可能有“爱滋病”的词条，但一九八九年该出版社修订出版的《辞海》则收录了“艾滋病”（该词条开头部分为“艾滋病，又称爱滋病”，仍保留了两种译法，但“爱滋病”已退居其次），一九九九年该出版社再次修订出版的《辞海》则在译法上仍同时保持两个译名，只增加了几行有关预防的文字。后两个修订本都有一句含混的描述：“病情恶劣。”奇怪的是，一九九六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则没有“艾滋病”或“爱滋病”词条，却有“计算机病毒”。——译者
[35]“除非艾滋病在所有国家被阻止，它才能在每个国家被阻止，”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行将卸任的总干事哈弗丹·马勒博士在第四届国际艾滋病会议（一九八八年六月，斯德哥尔摩）上称，而该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艾滋病的全球性危机。“艾滋病这种流行病是世界性的，任何大陆都不例外，”法国艾滋病专家威利·罗森鲍姆博士说，“除非艾滋病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被征服，否则它就不能在西方被征服。”与全球责任的修辞不同，有关艾滋病的这些国际会议有一个特点，即艾滋病被看作是检验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生存能力的达尔文式的标准，那些不能自我防卫的国家势必遭到淘汰。这种看法越来越为人们所知。德国艾滋病专家艾克·布里吉特·赫尔曼博士指出：“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艾滋病将极大地改变人口构成，这一点已然显示出来，尤其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不管怎样，一个社会若不能阻止艾滋病的扩散，那它的前景就不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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