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上海浙江实业银行：《罗斯爵士来华使命之分析》（《东方杂志》32卷20号5-11页）。
[3]杨格为蒋政权的首席财金顾问，曾一身兼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和中国航空公司的顾问。
[4]杨格：《中国建国之努力》341-342页。
[5]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十年来中国金融史略》40-41页。
[6]《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7]《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8]杨格：《中国建国之努力》223-225页。布鲁蒙：《摩根索日记综述，1929-1938危机年代》205页。
[9]赫尔：《赫尔回忆录》279页。
[10]《美国外交文件》1935年第3卷532-533页。
[11]《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12]《美国外交文件》1935年第2卷539页。
[13]布鲁蒙：《摩根索日记综述，1929-1938危机年代》208页。
[14]布鲁蒙：《摩根索日记综述，1929-1938危机年代》211页。
[15]《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16]《美国外交文件》1935年第3卷542页。
[17]杨格：《中国建国之努力》223页。
[18]柯立斯：《汇丰银行——近百年来东亚政治、财政、经济转变的探讨》206页。
[19]杨格：《中国建国之努力》226页。
[20]《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21]杨格：《中国建国之努力》228页。
[22]布鲁蒙：《摩根索日记综述，1929-1938危机年代》209页。
[23]哈巴德：《英国的远东政策》48页。
[24]佛雷德曼：《1931-1937年的中英关系》64页。
[25]《英国外交文件》1935年第3卷604-605页。
[26]《英国外交文件》1935年第3卷632页。
[27]《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28]杨格：《中国建国之努力》230-231页。
[29]《日档》153/391支那币制关系杂纂（五）（日本大使馆）。
[30]杨格：《中国建国之努力》231页。
[31]《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32]《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33]《美国外交文件》1935年第3卷632-633页。
[34]东京《日日新闻》1935年（昭和十年）10月20日。
[35]柯立斯：《汇丰银行——近百年来东亚政治、财政、经济转变的探讨》213页。
[36]《美国外交文件》1935年第3卷637-638页。
[37]《中央银行英文档案》1935年11月15日孔祥熙致施肇基电。
[38]《美国外交文件》1935年第3卷637-638页。
[39]《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40]《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41]《日档》153/391支那币制关系杂纂（五）。
[42]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35年国际事务的回顾》320-322页。
[43]《日档》153/391支那币制关系杂纂（五）。
[44]《日档》153/391支那币制关系杂纂（五）。
[45]《日档》153/391支那币制关系杂纂（五）。
[46]《花旗银行档案》。
[47]布鲁蒙：《摩根索日记综述，1929-1938危机年代》219页。
[48]《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49]《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50]《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51]《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1389页）。
[52]布鲁蒙：《摩根索日记综述，1929-1938危机年代》224页。
[53]《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54]布鲁蒙：《摩根索日记综述，1929-1938危机年代》226页。
[55]《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56]《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57]《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58]《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59]《金融法规汇编》币制类。
[60]《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61]《美国外交文件》1936年第4卷484页。
[62]杨格：《中国建国之努力》附录15，481页。
[63]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82页。
[64]根据钱大章所提意见补正。
[65]根据翁文灏所提意见订正。
[66]我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盟军垫款的折算率”一文，魏德迈总部把它译寄华盛顿，并向作者作过解释。
[67]根据翁文灏所提意见订正。
[68]本文经当事人和有关同志如戴立庵、李立侠、徐国懋、刘念智、覃异之、范绍增、洪葭管、邓葆光等提供资料，经互相核对校正。
[69]根据徐国懋回忆，那次开会的有陈光甫、秦润卿两人。这次再询问当事人戴立庵，据称，他印象中没有上述两人。估计当时情况，后者是可靠的。因为陈光甫在蒋介石心目中是个不同寻常的头面人物，而秦润卿年老，钱业界已有理事长沈日新代表出席了。
[70]这个数字，是我从财政部国库署得来的，在当时是保密数字。
[71]根据1947年财政部国库署提供保密收支统计数字。
[72]根据1947年7月财政部钱币司提供发行保密数字。
[73]根据中央银行《金融周报》所载1947年6月初上海批发物价指数。
[74]载1947年7月29日南京各报。
[75]关金五万圆，即等于法币100万元，为面额最大的大钞。
[76]据翁文灏回忆：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条例草案，从起头便与俞鸿钧磋商，因蒋介石嘱俞对上海方面力守秘密，所以俞这时说他不知道。
[77]陈于德来函说：当时钞票上印的是孙中山像。
[78]根据黄贻谋所提意见订正。
[79]戴立庵所撰《抗战后期重庆的黄金风潮》一文中，谓王绍斋被法院判徒刑，与此说不同；两存待考。
[80]根据钱剑夫所提意见订正。
[81]根据丁裕长（民建会员）、孙煜峰（上海市政协委员）所提意见，上海金业交易所开设于1921年10月，到1937年“八一三”后即闭歇，以后并未复业。但金业同业公会，从“八一三”到上海解放前，一直在活动着，负责人是詹莲生。
[82]根据丁裕长所提意见，上海旧租界开设商店或工厂，并无登记手续。后来，国民党政府发布商业或公司的注册登记办法，除了少数大型的工厂、商店和银行办理这种手续外，旧租界上一般商店并不依法办理而照常营业。抗战胜利后，租界取消，这种情况改变得很少。
[83]根据孙煜峰所提意见，同丰余是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店，并不是在金价波动时成立的。该号挂名经理为詹莲生，实际负责人为徐补荪，他背后有杜月笙撑腰，杜的门客郑松亭经常在同丰余进进出出。
[84]在1946年初，宋子文勾结美籍顾问杨格，进行20亿美援贷款。蒋介石为了想取得这笔巨款，所以任用他为行政院长，同时以贝祖贻充任贷款计划谈判代表。宋上台以后，以为这笔贷款成功无问题，所以又接受杨格的主张，开放外汇市场，实行黄金买卖。结果，造成大量外汇和黄全直接间接流入外商之手，把央行库存的900多万两黄金和10多亿的美元外汇都搞光，而贷款却始终没有实现。
[85]1932年，汪精卫为怀恨监察院不该把弹劾曾仲鸣贪污案移付惩戒的案情在报上披露，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案，凡监察院的弹劾案件，在未经惩戒委员会决定执行以前，一概不准公布。
[86]明配：按上海金业同业公会和银楼同业公会的会员所申请的数量配售，指定金号三家、银楼两家分别负责购领，然后分发各申请户。暗售：于明配后，以当时黄金波动的最高市价为标准，分批由上列的五家在市场上抛售。
[87]上海黄金市价，按“九九烚赤”金条计价，每条重约十市两。
[88]宋子文在行政院召开记者招待会时，记者问“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时，宋称：“物价涨到什么程度，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记者问：“政府对财政经济危机有什么办法？”宋称：“老实说，不和平，什么办法都没有。”
[89]根据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报告：1946年2月底，外汇、金、银等结存总额计合八亿三千三百万美金，1947年2月底结存合计三亿四千七百万美金。
[90]中央银行按纯金记账，以盎司为单位。在上海出售时，将纯金熔铸成上海通行的“九九烚赤”金条，按市两计售。
[91]贝祖贻提出查禁上海黄金投机的意见：1.取缔未核准立案的钱庄。2.开放外汇，恢复黄金买卖，金价已趋稳定，今后继续执行。3.随时检查银行、钱庄业务。
[92]银行收付款项，须填制收入、支付传票，经有关人员盖章后，凭以收付之，并根据传票记账。
[93]上海票据文换所规定，凡参加交换的银行、钱庄收受的同业票据，未能赶上当天交换时间者，可向该票据的付款行、庄相商，调换转账声请书，交换所凭声请书收付转账。
[94]詹、林、杨判刑期限，与何汉文文各异，并存待查证。
[95]宋汉章当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系金融界老前辈，在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以抗拒袁世凯的停兑令而闻名。潘久芬是宋的左右手。
[96]1937年6月法币发行总额14.07亿元，1946年12月发行额37260亿元（根据中央银行造送立法院财政金融委员会的数字，可能经过有意缩小），以后膨胀数字更为惊人。
[97]1944年12月法币发行总额18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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