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侠

    一

    黄金、黄金，在解放前不知有多少人为它所颠倒。黄金在解放前本来是一种商品，但是在抗日战争以后，由于法币无限制发行，通货膨胀，币值猛烈下降，黄金就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一种最可靠的价值标准，官僚、军阀及投机者靠着买卖黄金发财致富，少数市民借购买黄金保持财产，广大人民在国民党政府对黄金忽而禁止，忽而抛售，忽而宣布国有，忽而自由买卖的反复无常政策之下，受着金价与物价双重压迫，过着悲惨的生活。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所谓法币政策，宣布白银及银币收归国有，但黄金仍允许自由买卖。及至抗战发生，金价逐步上涨，才在1939年9月宣布了第一次禁售黄金令，禁止黄金自由买卖。并在四联总处下设立了收兑金银处，委托中、中、交、农四行总分支行及各地银楼收兑黄金。到1943年5月止，总共收兑黄金69.8万余两。

    1943年6月4日，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财政部公布，前颁取缔黄金买卖各项法令暂时停止施行，准许人民自由买卖。同时，中央银行将其所存黄金，暗地委托官僚资本的中国农民及中国国货两银行在市场抛售，这是中央银行在市场抛售黄金的开始。从这时起，在重庆后方就引起了一阵黄金投机的热潮。除了物资投机以外，又增加了一项黄金投机。

    到过重庆的人，大概还记得在抗战后期，围绕着黄金所引起的一系列的明争暗斗。没有到过重庆的人，不妨看看小说家张恨水所写的“黄金梦”，也可以领略到一些滋味。最初，因为中央银行掌握的黄金极其有限，通过中农和国货两银行抛售现货，不久即告断档。后来不得不采用期货的办法，即购买黄金的人，先按中央银行牌价向两行交款订货，按交款次序陆续交货，限期长短不定。1944年9月又开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因为牌价经常调整，而每次调整都是由财政部决定后，通知中央银行执行。所以事前总有一些人知道消息，从中套购，其中最轰动一时的就是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套购黄金案件。

    这件事情发生在1945年3月29日。当时，黄金牌价由每市两22000一下调整为35000元，提高了75%五。王绍斋事前知道了这个消息，在前一天挪用公款订购了一批黄金。当然知道这项消息的不止王绍斋一个，可是王绍斋的手脚不高明，露了马脚，吃了官司，还判了徒刑。

    当时，国民党在黄金上动了很多脑筋。首先是搭发乡镇公益储蓄券，就是黄金价格表面不动，但购买一两黄金就要搭发乡镇公益储蓄一成到两成，这是变相的涨价。其次是公开调整价格，从1943年11月每市两12000元，逐步调整到1945年7月的17.5万元。最后宋子文上台，下了一记棘手，在胜利消息宣布的前夕，通过了一项规定，凡购买黄金一两以上的人要献金四成，实际上是期货兑现打了一个六折。原来期货共售出二百零几万两，打了六折，又捞进了82万余两。

    为什么中央银行在黄金现货售空后敢于出售期货呢？这里就要提到美国5亿借款和从中拨出2亿元购买黄金的事了。日本在1941年底偷袭了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开始日本军队气焰很高，所向无敌，美国人骇破了胆，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抗战上，认为只有中国才能牵制日本的力量。所以1943年初就主动向蒋介石提出，由美国借款5亿美元支持中国的抗战。这对蒋介石说来，是喜出望外的。当时，中央银行正在黄金现货抛售殆尽的时候，所以趁机提出要求从5亿美元借款中转拨2亿元在美购买黄金，并且很快得到了同意。

    按照美国官价，美金35元可购买黄金1盎司。2亿美元共可购买黄金570万盎司，约合市两568.7万千两。这批黄金从1944年就陆续由印度加尔各答空运重庆，这就是中央银行在重庆出售期货的资本，也就是胜利以后，在上海抛售黄金的来源，并由此造成了比重庆那一次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刻的一次黄金风潮。

    二

    1945年7月，宋子文在重庆当上了行政院长，他上台后第一项“德政”，就是强迫购买黄金的人捐献黄金四成。不久日本投降了。这是蒋介石、宋子文最得意的时代，一跃而为世界上所谓五大强国之一。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账上，有7亿多元美汇、五百多万两黄金，还有根据“中美互助协定”为美军所垫付的账款，真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对这些黄金美汇，蒋介石、宋子文从没有想到为人民做一点好事，只是想用它作为打内战的本钱。胜利以后，本来全国的物价都大幅度下降，可是因为蒋介石坚持内战，物价在一度下降后又大幅度上升。这些家伙看不到物价上升的真正原因，以为物价猛烈上涨主要是由于外汇与黄金的刺激，梦想运用开放外汇市场、管理进出口贸易及抛售黄金的办法，谋求物价的稳定。

    1946年3月4日起，开放了外汇市场，中央银行挂牌，美金电汇2020元卖出，1980元买进。并将进口货划分为三类：甲类物品可以自由输入，乙类物品经申请许可后可以输入，丙类物品禁止输入。此外，为了配合外汇市场，从3月8日起，中央银行在沪随市买卖黄金，这是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第三阶段。

    买卖黄金办法并无明文规定，一切由央行业务局秉承总裁贝祖贻和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意旨进行。当时业务局长为林凤苞，主管黄金业务的副局长是杨安仁。黄金政策的具体执行虽然由林凤苞、杨安仁负责，但办法与手续及对象的安排都是宋子文、贝祖贻决定的。

    上海经营黄金的行业有两类：一类是金号，主要是经营条金，组织有金业同业公会；另一类是银楼，主要经营饰金，组织有银楼业同业公会。大户投机买卖，大部分集中在金号。过去上海有金业交易所，金号实际上就是过去金业交易所的经纪人。中央银行买卖黄金的对象，既然不是面对市民，而是通过金号与银楼的代表，所以实际上是恢复了金业交易所的组织和作用，中央银行自居为大老板而已。

    当时抛售黄金的办法，分为明配与暗售两种。明配方法系由金号与银楼两公会代表，在前一日将各会员申请单送交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在当日上午10时将核定条数及售价通知两公会代表转告申请单位，在下午开出支票购领。暗售方法系于10时以后，由两公会五家代表随时将市价上落情况，以对讲电话报告央行业务局，由业务局在电话上委托对方抛售。业务局掌握对讲电话的是杨安仁，决定价格的是杨安仁及林凤苞，遇有重大变化，当然还得请示贝祖贻和宋子文。

    代表金业公会的是同丰余、太康润、大丰恒三金号，代表银楼业公会的是方九霞昌记及杨庆和发记两银楼。这五家代表中有一个总代表，就是同丰余金号的股东詹莲生。事实上除同丰余以外，其他四家都是经过詹莲生的介绍；而央行所有黄金，原为从美国运来的四百盎司一块的金砖，把这些金砖熔化为十两一根的金条，也是委托同丰余负责分配与大丰恒、宏丰永、生源永、久成永、杨庆和发记、裕发永及祥和等金号与银楼，中央银行并给予每十两以三分之火耗，由同丰余和上列各号订立合同。

    从1946年3月8日开始抛售，到1947年2月8日停止抛售，前后不过11个月，匡计共抛售370余万两黄金。单单1946年12月一个月，就售出78.3万两，其中12月23日这一天，就抛售10万两，“气魄”好像不小，但起了啥个作用呢？金价在抛售以后，一直是直线上涨，它不但没有起抑制物价作用，而且由于金价、汇价与物价相互刺激，反而促进物价的上涨，除了浪费国家资产，把人民的财富转入到私人手里，帮助极少数人投机发财以外，是什么意义都没有的。

    在1947年初，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抛售得差不多了，当时上海市场出现了由重庆运来的渝厂厂条，投机者看准了中央银行的底牌，拼命地抢购黄金，国民党政府支持不住了，在2月8日前几天，就逐渐减少了暗抛的数目。2月9日是星期日，2月10日就宣布停止配售，包括明配与暗售全部停止。金价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由2月6日售价每两491万，到2月11日一跃而为960万。各种商品全面狂涨，人心惶惶，造成了当时最大的一次黄金风潮。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赶紧制订了所谓经济紧急方案，公布了所谓取缔黄金投机办法，禁止黄金条块及金饰的买卖，这是国民党第二次禁售黄金令，也是中央银行经历的一次最大黄金风潮。

    三

    在黄金风潮掀起以后，国民党政府手忙脚乱，各派系钩心斗角，都想从中讨一些便宜，捞一把油水。各部门先后派到上海的调查团，不计其数，其中公开的有所谓监察院与审计部调查团、财政部调查团、国防部调查团，还有上海地区的市政府、警备司令部的经济监察团等等，都是来调查黄金风潮的，调查对象也都是针对中央银行一个单位。

    这时候，贝祖贻也吓坏了。这位十足的洋奴买办，平时以为有了宋子文作靠山，一向是有恃无恐，这时吓慌之余，问计于副总裁陈行，陈行是有名的老滑头，他出了一个主意，叫贝祖贻先下令中央银行稽核处彻查，把责任推开一下，有什么事情可以拿稽核处检查报告来搪塞。

    我是当时稽核处长，照向例总裁布置工作是打电话通知到他办公室去的（总裁办公室在外滩十五号，稽核处办公室在外滩二十四号），可是这次他破例到我办公室来，和我谈这件事情。他谈得很委婉，欲言又止，只是说他实在太忙，对于黄金业务照顾不周，他说他信任林凤苞，全部交给他办，谁知道林凤苞也不管，又交给杨安仁，杨安仁他原来是不认识的，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请稽核处先派几个得力的人查一查。

    他讲话的意思我当然是懂的。第一，说明他没有直接管理黄金业务。第二，也说明了林凤苞也没有管，那么，要有责任的话，归杨安仁负责。我随后去找陈行谈了一谈，陈行讲得很妙，说现在是在风头上，好像闹得很凶，过两天也就没事了，叫我考虑着办。我后来派了稽核王衡与袁杰查这件事情，这两人是稳健派，处事谨慎，不会出什么乱子。那些调查团大老爷们住在旅馆里，实际上是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最后把稽核处报告摘录一些，也就可去销差了。

    稽核处的报告也是空空洞洞，完全从业务角度出发，关键的问题一概没谈，但从检查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或者是明知故昧，或者是不了了之。

    第一，谁是购买黄金的大主顾？抛售黄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从金价与物价对照来看，1946年2月金价每两售141万，12月份为316万，上升了150%，而同一时期的物价上升了百分之二百多，说明由于抛售黄金，使黄金价格远低于物价。购买黄金比囤货更为有利，为投机者大开方便之门。

    谁是购买黄金的大主顾呢？很清楚，首先是军阀与官僚。当时，机关部队有的由南京国库领款后运到上海来购金，有的在沪领款就地购买。特别是军队后勤部以及各省驻沪办事处，购买黄金的最多。很多单位并不驻沪，也以种种理由胁迫中央银行在上海取现。当时，中央银行也曾把这些单位提现的笔数和金额，抄送给监察院、财政部及国防部调查团，事后毫无下文。

    其中有一笔湟中公司案，也是由稽核处派员会同监察院调查团调查的。湟中公司是青海军阀马步芳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商业机构。1946年底青海省政府向财政部领到所谓改善甘青、青藏两公路工程费10亿元，转存上海中国通商银行，由通商银行划转湟中公司，由湟中公司委托同丰余金号大量购进黄金。湟中公司平时以买卖纱布为主。总经理冶成荣也就是当时青海省政府的建设厅长。根据湟中公司的账目及该公司驻沪负责人的谈话，情节非常清楚。但是，马步芳兵权在手，独霸一方，蒋介石还要利用他，尽管他明目张胆地运用大量公款买卖纱布、黄金，谁也莫可如何。

    除了军阀、官僚以外，还有官商勾结利用所谓生产贷款购买黄金的案件也很多。在1947年底，上海民族工商业由于美国货大量输入，受到极大压迫，有很多工厂都开不下去。宋子文打起支持生产的招牌，叫四联总处临时成立一个生产贷款委员会，举办生产贷款。在一个多月中，就贷出了655亿的巨大数字。当然和生产贷款审核委员会没有勾结的厂商，谁也莫想借得贷款。借得贷款的人，由于购买黄金远比生产有利，去购买黄金的就不在少数。

    第二，上海经营黄金的金号、银楼很多，殷实的也不少，为什么贝祖贻单单选定了同丰余的股东詹莲生为总代表，不仅委托他明配与暗售，而且连熔金的任务也交给他？其中内幕虽不得而知，但据说当时上海经营黄金实力最大的是徐补荪，贝祖贻也和他接洽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选中徐补荪，而选中了詹莲生。关于熔金问题，贝祖贻说因为中央造币厂熔金设备不够，所以才委托金号、银楼代熔。单是熔金的火耗，中央银行前后就付给了金号、银楼一万两左右的黄金。是不是中央造币厂真的不能熔金呢？当时我曾问过造币厂厂长，据这位厂长讲，中央造币厂无论设备如何简陋，总不至于比金号还差，这当然也是事实，因为后来的熔金工作，是委托造币厂进行的。

    总的来看，这一次黄金风潮，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与无能。单单宋子文、贝祖贻掌握中央银行这一阶段，从开放外汇市场、抛售黄金到管理外汇、禁售黄金，前后不过11个月，他们总共花费了4亿多美元外汇和370多万两黄金。这都是人民的财产，而在他们巧取豪夺之下，转入了四大家族、豪门、官僚、巨商的私囊。这一次黄金风潮，造成了宋子文与贝祖贻的下台，也动摇了蒋介石统治的基础。后来，在1948年底和1949年初，中央银行虽然第三次抛售过黄金，但黔驴之技已穷，规模和范围也比较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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