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世康

    1945年3月28日，在重庆发生了一件满城风雨的黄金加价舞弊案。那时正值孔祥熙跟宋美龄一起到美国，他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都由俞鸿钧代理。在此案爆发后两个多月，孔祥熙回到重庆，适逢其会，成为众矢之的，参政会向他猛烈攻击，他便因此而垮台，由宋子文接替行政院长，政学系的俞鸿钧因有张群、吴铁城、熊式辉为靠山，从此青云直上，官运亨通，一跃而为首要的官僚资本家，正式做了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

    CC系眼见政学系从孔祥熙手里抢去了财政金融大权，这块肥肉落在人家手里，自己分不到赃物，便改变策略，反过来勾结孔祥熙。最后由孔将中国农民银行让给CC系，由陈果夫接替董事长。

    至于黄金案争执的焦点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数十两黄金，案中牵涉到的也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官僚资本集团从所谓“黄金政策”中捞得腰缠万贯的首要分子却优哉游哉，置身事外。那时财政部采用这种“黄金政策”的目的，在名义上是出售黄金，收缩通货。出售黄金的方式计分黄金期货和黄金存款两种。在3月28日那天，由中国国货银行售出的黄金期货30余两，四行两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售出黄金存款34000余两，其中重庆市占21447两，外埠占10000余两。在重庆售出的21447两中，中央银行占5514两，交通银行占6259两，中信局占4994两，中国银行占2186两，农民银行占1655两，邮政储金汇业局占839两。外埠在那天售出黄金的数字大致与平时相同。黄金的价格在那天晚上由财政部宣布由每两20000元加到35000元，就在无形中将法币的币值贬低了75%，但外埠的行局却并未在事前得到加价的消息，因而出售黄金的数字无什么变动。可是重庆的各行局因近水楼台，信息灵通，事前得到财政部决议加价的消息，在28日那天黄金出售的数字上突然增加了1万两左右（26日售出12044两，27日售出10815两）。这显然是走漏消息，即内部主管舞弊的结果，从而构成了轰动一时的黄金加价舞弊案。

    在这件舞弊案爆发以后，不论CC系的《中央日报》和政学系的《大公报》乃至其他大小报纸都纷纷传载，成为全国万目睽睽的重大案件。财政部不得不装模作样，会同四联总处到经售黄金的各行局去查账，最初有人主张将28日购存的黄金全部作废，后来有人反对，认为购存黄金是一种商业契约行为，不能像封建时代的县太爷问案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对罪人各打30棍。因此，将黄金存款的单据一张张地加以审查，结果查出有两种舞弊嫌疑的存单，其一是转账申请书购存的，其二是以一张支票或本票化作几个户名存储的。用这种标准剔出来的存户计有黄金11085两。这个数目恰恰与28日那天突然增加的数目大致相符，这就有了蛛丝马迹可寻。因为所谓转账申请书是各银行在每天下午3时票据交换结束后划拨头寸的工具，不准在参加交换的行庄以外流通，也不准作为购买货物或储蓄之用。个人使用转账申请书去买黄金储蓄当然违法，应当予以取消。至于用一张巨额支票化作几个户名的大户，躲躲闪闪，显然另有蹊跷。尤其是从这类大户中查出有大业公司的李祖永等集中在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两家购买。当时财政部虽查出嫌疑户名，仅仅退款了事，并不追究走漏消息的人。

    当时向法院提起公诉，纠缠在黄金舞弊案中的人却是一些渺小的人物。除了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景琨牵连辞职以外，案中的主角是一个30余岁的青年戴仁文，不过是一个中央信托局储蓄处建储科经办黄金储蓄的主任。在3月28日财政部宣布黄金加价以后，适值29日是黄花岗纪念日，不办手续，戴仁文利欲熏心，见有机可乘，在30日早晨一到办公处，便向他的助手朱治廉询问有无暂记存款，当时在账上查出28日有一笔社会局存入的乡镇公益储蓄一百万元。戴仁文拿过传票用李子琦等7个户名存了50两黄金，嘱咐朱治廉另外写一张新的传票，戴仁文自己动手造了表报，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在一转瞬之间白白赚了75万元。

    想不到黄金案闹得很大，在财政部和四联总处查账以后，监察院审计部也到中央信托局去查账。不打老虎，只拍苍蝇的监察院居然将戴仁文张冠李戴的毛病查出来，并且在朱治廉的抽屉内发现了一个小纸团，打开一看正是戴仁文改动过的传票。铁证如山，事情就此败露。没有靠山而妄想发财的戴仁文便做了官僚资本的替死鬼，被送进法院中去了。戴仁文和朱治廉在法院互相推诿，一审再审，纠缠在主犯和从犯问题上面。到了后来，法院开庭时竟不准旁听。此案闹了几个月，对走漏加价消息的责任始终是一个谜。对化名购存3300两的大户李祖永根本不去追查线索，只以退款取消了事。对事先知情并于28日参加抢购黄金的王绍斋也不追究责任。[79]因为那天李祖永一个人购存黄金3300两时，还有大业公司的经理张星联也购存了很多。而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张悦联就是张星联的弟弟。可是李祖永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军火商，平时在汇丰银行的存款数以亿计，同时他又是大业公司的大股东，多财善贾，经常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人“官商合作”。购买几千两黄金，在李祖永看来并不是稀奇的事。至于王绍斋，虽经法院一度传讯，但是他的来头也不小。他是流氓头子杜月笙的徒弟，财政部长俞鸿钧的亲信秘书；在俞鸿钧兼任中央信托局理事长时，他以理事长秘书的名义主持全局事务；财政部会议讨论黄金加价时他也列席参加。法院看见这些人来头大，当然“刑不上大夫”，只可用秘密审讯方式来开脱，为官僚资本遮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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