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不是矮子-扑朔迷离的女性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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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黛娃夫人曾裸体骑马绕行考文垂大街

    盎格鲁-撒克逊的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生活在11世纪的麦西亚(Mercia)——今英格兰中部,是麦西亚伯爵利奥夫里克(Leofric,Earl of Mercia)的妻子。戈黛娃也称歌蒂梵(Godgifu),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名字意为“上帝的礼物”。画家约翰·柯里尔(John Collier)于19世纪晚期以戈黛娃夫人为原型创作了一幅画。在这幅画中,戈黛娃夫人双腿跨在马背上,传说中的长发被放了下来,但几乎没有遮掩住身体。

    《蝴蝶化羽》一书的作者罗伯特·甘博斯(Robert Gambles)说道,“大多数中世纪编年史家只要遇到什么‘轰动新闻’,就会把它记下来”。但是,丹尼尔·多诺霍(Daniel Donoghue)在其信息量很大的作品《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一书中说道,戈黛娃死后的1个多世纪以来(戈黛娃夫人死于1080年),“甚至没有一个书面记录稍稍提及了这场传奇性的骑马绕行,也没有提及与这个事情有关的话题,比如戈黛娃夫人是为了减轻人民赋税而裸体骑在马上的”。《企鹅女性传记词典》(The Pengu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Women)一书称,“戈黛娃夫人裸体骑行这件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也没有与她同时代的证据表明她曾去过考文垂(Coventry)”。

    根据《沃里克郡史》(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Warwick)第八卷内容,戈黛娃夫人的这个传说源自13世纪编年史家温德沃尔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温德沃尔的罗杰曾于1235年撰写书名优美的《历史之花》(Flowers of History)一书。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了利奥夫里克和他虔诚的妻子戈黛娃的善行,并说利奥夫里克于1057年去世,葬礼也于同年举行。但在写到戈黛娃的裸体骑马绕行的故事时,作者似乎忘记了自己在上文说过利奥夫里克已经去世了。罗杰写道,“戈黛娃伯爵夫人”渴望“考文垂居民能摆脱繁重的赋税”,但是刚刚还是仁慈心肠的利奥夫里克(别忘了,原先的段落还说他已经死了)却不同意。所以,“同所有女性一样执拗的戈黛娃总是在丈夫面前提起这件事”,利奥夫里克对妻子不断地求情感到厌烦,就与妻子打赌——妻子“要赤裸身躯骑马走过城中大街,穿过集市,妻子回来后,就会满足妻子的要求”。利奥夫里克自认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没想到“伯爵夫人——上帝虔诚的追随者——放下了自己的秀发,轻纱一般盖住了自己的身体。随后,伯爵夫人坐上马,在两位骑士的护送下,骑马穿过了市集。人们只能看到夫人的一双玉腿,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了”。利奥夫里克信守承诺,“减免了考文垂居民的赋税”。罗伯特·甘博斯认为这一故事的蓝本有可能是一段已经散佚的编年史,其作者是考文垂修道院院长杰弗里(Geoffrey),写作日期为1216年至1235年之间。

    14世纪英国编年史家拉努夫·希格登(Ranulf Higden)修道士在其著作《编年史》(Polychronicon)一书中说道,因为妻子要求,利奥夫里克“免除了考文垂居民的赋税(征收的马税除外)”。戈黛娃赤裸着身体骑在马上,穿过城镇中央,城镇里的居民对她十分敬佩。16世纪编年史家理查德·格拉夫顿(Richard Grafton)在其著作《格拉夫顿编年史》(Grafton's Chronicles)一书中也补充说,“人人都得待在家里,房门紧闭,不能出声”。《沃里克郡史》一书中注解说,一首17世纪的叙事诗歌写道,有人“放下了窗户”,于是戈黛娃的马儿嘶嘶叫了起来。在这一个版本中,除了征收的马税外,考文垂居民都被免除了赋税。

    甘博斯表示,如果故事中的赋税是哈德克努特国王(King Harthacnut)为“军队征收的税”的话,利奥夫里克是无权取消的。另一方面,如果这个赋税是地方税收的话,“考文垂是戈黛娃自己的领地”,“她自己……就可以下令征税……,所以她没有理由像编年史所说的还要向丈夫求情”。《大英百科全书》则进一步说道,“爱德华一世(Edward I)统治时期曾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当时考文垂居民只需交纳马税即可”。也许,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故事,是为了解释让众人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11世纪的考文垂竟会征收马税。

    总之,《沃里克郡史》认为,“戈黛娃夫人故事的起源和演绎不过是一个异教神话和仪式,历史上的戈黛娃伯爵夫人并没有这么做过”。

    俄国安娜塔西亚女大公逃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处决

    安娜塔西亚(Anastasia)是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最小的女儿。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沙皇及其一家被布尔什维克囚禁在了叶卡特琳堡(Yekaterinburg)一所房子的地窖里,之后全家被处决。

    布尔什维克卫兵帕维尔·梅德韦杰夫(Pavel Medvedev)当时就在现场。马克·法罗(Marc Ferro)所写的《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一书中收录了梅德韦杰夫的证词,“午夜时,犹若夫斯基指挥官(Commandant Yurovsky)……叫醒了沙皇全家……犹若夫斯基命令我‘去街上看看有没有人,然后守在门口,听听能不能听到枪声’”。梅德韦杰夫说他“走到了院子里……还没走到街上的时候,就听到了枪声。我立马转身回去(前后只隔了两三分钟),然后……我看到沙皇一家全都倒在了地上,身上有很多伤口”。

    这次处决之后,许多声称自己是安娜塔西亚的人出现了,她们希望可以继承罗曼诺夫王朝的财产。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位是“安娜·安德森(Anna Anderson)”,很多人都相信她的故事。安娜·安德森出现的时候,一位波兰工厂的女工佛朗兹史卡·夏恩兹柯史卡(Franzisca Schanzkowska)却失踪了。因此有人怀疑,这两位其实就是同一人。1938年,关于安娜·安德森身份的听证会开始,一直持续了30多年,但却没有确凿的结果。

    1984年,DNA指纹图谱的出现给这件事情带来了一丝曙光,人们可以利用基因检测的方式调查安娜·安德森的说法是否正确。令人奇怪的是,安娜拒绝进行任何测试。她于同一年去世,死前嘱托他人要火化自己的遗体。这样看来,这一未解之谜可能得不到解答了。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安娜死前进行过一次手术,相关医院还保存着可用的组织标本。20世纪90年代,人们把从安娜的组织标本里提取的DNA、菲利普亲王(Prince Philip)的DNA(菲利普亲王母亲的家族是沙皇的远亲)和从沙皇一家的遗骸中提取的DNA进行了比较。DNA专家彼得·吉尔医生(Dr. Peter Gill)总结说,安娜的标本“与俄国安娜塔西亚女大公的……DNA基因图不匹配”。此外,佛朗兹史卡·夏恩兹柯史卡的甥外孙也提供了自己的DNA。在与安娜的DNA进行了对比之后,吉尔医生宣布说“两对DNA很匹配”。

    大多数权威人士都认为安娜塔西亚和她的家人一起死在了地窖里。但是,仍然有少数人认为安娜塔西亚逃过了一劫。这样说来,尽管这位公主被处决,她仍给后世留下了动人的传说。

    宝嘉康蒂救过约翰·史密斯,并与他成婚

    同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与英俊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的凄美爱情故事一样[1],宝嘉康蒂(Pocahontas)与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爱情故事也广为传颂。《牛津简明美国文学指南》一书说道,宝嘉康蒂是印第安部落联盟的酋长波瓦坦(Powhatan)最宠爱的女儿,本名为玛托阿卡(Matoaka),意为“小雪花羽毛”,而“宝嘉康蒂”只是她的昵称,意为“小淘气”。

    英国探险家约翰·史密斯于1607年到达新大陆。据说,他认为当地土著人民十分“好客”。根据1608年完成的《自殖民地第一次在弗吉尼亚垦荒以来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真实介绍》(A True Relation of Such Occurences and Accidents of Noate as Hath Happened in Virginia)一书中介绍,宝嘉康蒂“当时只有10岁”,但是她的美貌智慧、热情友好“大大超越了其他族人”。两年后,早期殖民者威廉·斯特雷奇(William Strachey)在弗吉尼亚登陆。在1612年出版的《英属弗吉尼亚旅行记》(The Historie of Travaile into Virginia Britannia)一书中,他说宝嘉康蒂“大约十一二岁,是个容貌秀丽、淘气顽皮的小女孩……”,并且她还会“赤着身子侧空翻”。本杰明·伯西(Benjamin Bussey)写于1832年的《印第安传:卷一》(Indian Biography,Volume I)一书中复述了史密斯1617年写给安妮皇后(Queen Anne)的信。史密斯在信中写道,宝嘉康蒂“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我十分尊敬她”。

    史密斯晚年的作品有1624年的《弗吉尼亚、新英格兰与萨默群岛通史》(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New England,and the Summer Isles)和1629年的《约翰·史密斯船长欧亚美非探险记》(The True Travels,Adventures and Observations of Captaine John Smith,in Europe,Asia,Africke and America)。在这两本书中,他写道,印第安人“抓着他,把他的头放平,打算用木棍敲碎他的脑袋”。“随后,酋长最宠爱的女儿宝嘉康蒂出现了。在恳求无效的情况下,她双臂抱住他的头,俯下身来,把她自己的头搁在他的头上面,想要把他从死神手中救出来”。《企鹅女性传记词典》一书认为,“研究表明,史密斯的故事绝大部分是真实的”,但是该书也指出,因为史密斯不懂得阿尔冈琴语(Algonquian language),所以他很有可能误会了整个状况,“波瓦坦有可能只是让史密斯做出臣服的姿态,作为仪式的一部分,表明这个外来者臣服于他这位最高统治者”。

    根据约翰·艾佛雷特-希思(John Everett-Heath)在《简明世界地名词典》一书中所说,史密斯的描述“多半是编造的”,《北美印第安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一书认为,活着的史密斯对酋长的价值更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未有过生命危险”。酋长很有可能只是“收养史密斯做自己的‘儿子’”,而宝嘉康蒂只是“扮演了双方都信任的中间人这个关键角色,在双方之间传递食物、礼物和重要信息”。至于史密斯跟宝嘉康蒂的关系,《牛津美国历史指南》一书表示,“认为他们二人有情爱关系是没有依据的”。

    1614年,宝嘉康蒂改信基督教,更名丽贝卡(Rebecca),并与英国殖民者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成婚。但是,二人结婚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英国人和印第安人的联姻,以便巩固双方关系。两年之后,宝嘉康蒂/丽贝卡在伦敦得到了国王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I)和安妮皇后的接见。根据《企鹅词典》(Penguin Dictionary)一书所写,“为纪念宝嘉康蒂,她在圣保罗教堂附近停留过的酒馆的名字被更名为‘美丽印第安人(Belle Sauvage)’”。悲剧的是,宝嘉康蒂红颜薄命。1617年3月21日,年仅22岁的宝嘉康蒂在离开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即将回到弗吉尼亚的时候死去了。根据《企鹅词典》一书所写,“宝嘉康蒂葬于格雷夫森德的圣乔治教堂(St George's),尽管她的墓碑的具体地点已不可查”,但是教堂的圣坛上放有她的牌位。

    约翰·史密斯在写给安妮皇后的信中怀念了宝嘉康蒂,说这位年轻的女子“在上帝之下……保佑这片殖民地免受死亡、饥荒和混乱之苦”。

    德军间谍玛塔·哈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方指控玛塔·哈里(Mata Hari)为德军间谍,之后玛塔·哈里被行刑队处决。但是,这位声名最为狼藉的女间谍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她至多只是一名上流社会的交际花而已。

    玛嘉蕾莎·吉尔特鲁伊达·泽利(Margaretha Geertruida Zelle)出生于荷兰,曾做过教师(但失败了),还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1905年,玛嘉蕾莎以玛塔·哈里(意为“黎明之眼”)为艺名在巴黎登台献艺,表演有异域风情的舞蹈。玛塔·哈里身材高挑、极富魅力,虽然对东印度群岛的舞蹈并不十分熟悉,但是因为愿意在公众面前几乎全裸表演,玛塔·哈里一夜成名。

    当她的跳舞事业开始没落时,她只能通过向欧洲军官和政客出卖肉体来养活自己。特里·克罗迪(Terry Crowdy)在《内部敌人》(The Enemy Within)一书中说,“尽管玛塔·哈里一直处于监视之中,但法国人并没有找到对她不利的证据”。莫顿·S.弗里曼(Morton S.Freeman)所著的《牛津名祖辞典》(A New Dictionary of Eponyms)一书写道,1917年,“审判玛塔·哈里时,公诉人称因为她进行的间谍活动,导致至少5万法国人死亡”,不过这一控告并没有相应证据支持。最后,尽管玛塔·哈里是荷兰人(荷兰为中立国),她仍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获罪,被判死刑。

    《菲利普世界百科全书》(Philip's World Encyclopedia)也认为“尽管玛塔·哈里行为可疑,但是现在很少有人认为她是法方指控的秘密间谍”。1999年,英国军情五处(MI5)对外公布了她的档案。根据该档案内容,没有证据表明她曾传递过重要的军事情报。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护理过伤兵

    1855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第一次来到克里米亚战场,尝试在这里建立战地医院,也是在这里南丁格尔患上了克里米亚热(Crimean fever)。但是,南丁格尔大部分护理工作是在斯库塔里(Scutari)完成的。斯库塔里临近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距离战争前线约200英里(约322千米)。南丁格尔于1863年写了《医院笔记》(Notes on Hospitals)一书。南丁格尔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医院需要达到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伤害病人,这个要求也许有点奇怪”,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南丁格尔改善了医院的卫生状况,将死亡率从42%大幅削减至2%。南丁格尔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她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也就是说她并没有护理过很多伤兵。

    1845年,当时年轻富有的南丁格尔希望成为一名护士,要求去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一家医院工作。但是南丁格尔的父母不同意,所以她未能成行。南丁格尔于1896年曾致信查尔斯·朗德尔夫人(Mrs Charles Roundell),回忆说自己是如何到处寻找合格的护理培训的。她还抱怨说“英国连一个合格的护理培训学校都没有”。她后来去了德国,在凯泽斯韦特(Kaiserswerth)的基督教女执事研究所(Institution of Protestant Deaconesses)学习了3个月的护理,人们经常说她在那里接受了全面的培训。不过,南丁格尔继续在信中说道,她“参加了那里的所有培训”,却抱怨说虽然菜园子是由一位“很有能力的修女打理……但是几乎没有护理工作,卫生状况也很糟糕”。

    南丁格尔随后前往法国,据露西尔·A.乔尔(Lucille A.Joel)所说,“尽管南丁格尔获准可以巡视医院,但是还是未能和仁爱修女会(Sisters of Charity)一起在巴黎学习”。乔尔说,1853年,南丁格尔在“一所由贵族女士为生病的女家庭教师开办的慈善医院(其实是疗养院)里无偿担任监护长一职”。《牛津英国历史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British History)一书指出,“南丁格尔真正的才干在于管理,她可以把控大局,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南丁格尔立志成为“医院管理方面的专家”。她同军务大臣西德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一家私交甚好。当时,赫伯特建议她组建医疗护士队,前往克里米亚,发挥当地急需的她的“管理才能”,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

    南丁格尔的管理才能在斯库塔里创造了奇迹。1855年,《泰晤士报》通讯员约翰·C.麦克唐纳德(John C.MacDonald)报道说,“夜晚来临,灯火熄灭后,所有医疗官都休息了,一排排躺着的伤兵也安静了下来。有人看到她手提一盏灯,独自一人在病床间来回走动”。诗人亨利·朗费罗则将南丁格尔写入了自己1857年创作的《提灯女郎》(Santa Filomena)一诗中:“看,就在那愁闷的时刻/我看到一位女士手持油灯/穿行在暗淡的微光中/轻盈地从一间房屋走进另一间房屋。”两个描述都没有说南丁格尔做了护理工作,只是说她在病床间走动巡视。

    其实,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涌现出了一位更好的护士榜样——牙买加人玛丽·西戈尔(Mary Seacole)。在其自传《西戈尔夫人的奇妙之旅》(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rs Seacole)一书中,玛丽写到自己乘船来到英国,“应聘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医疗护士队”。但是,她没能亲自见到南丁格尔,一位负责招聘的护士告诉她,她主动表示前往克里米亚做护士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

    所以玛丽另找了一位招聘护士,但是“从她的面部表情中,我发现她们即便有名额空缺,也不会给我”。看到别人觉得自己不能胜任,玛丽感到十分困惑。她纳闷是不是“这些女士觉得我的皮肤颜色比她们深,所以就不接受我的帮助”?

    不屈不挠的玛丽筹措资金,自行来到了克里米亚。《泰晤士报》通讯员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在1856年撰写的《克里米亚战争》(The War)一书中写道,“战斗前线的5英里(约8千米)外,西戈尔夫人在巴拉克拉瓦海湾(Col de Balaklava)和卡德柯伊(Kadikoi)两地之间扎好了帐篷……和医生一道治疗各种伤兵,成效显著”。玛丽也说自己经常“处于炮火之中”。同年,一位副官长写了一封推荐信(玛丽在其自传中引用了其中的话),该信说道,“这位女士照料伤兵尽心尽力,表现十分出色。即便在危险情况下,她也会竭尽所能帮助伤兵”。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毫无疑问是一位出色的医院管理者。但是在人们的脑海中,南丁格尔这个名字总是与在前线亲手照料伤兵的护士形象相连,这是错误的看法,玛丽·西戈尔的所作所为才更符合这一形象。

    成吉思汗之死

    成吉思汗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统一中亚各游牧部落,建立蒙古,随后其势力范围又从亚洲扩张到了欧洲,最终于13世纪建立了元朝。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伐西夏的时候去世。托马斯·J.克劳韦尔(Thomas J.Craughwell)在其著作《历史第二大帝国兴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cond Largest Empire in History)一书中写道,“现世没有留存下关于成吉思汗临死前的相关记录,也没有关于其死亡日期的传统口头记录”。

    这有可能是因为成吉思汗之死最初是一个秘密,所以关于其死因的猜测也很多。杰克·魏泽福(Jack Weatherford)在其著作《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一书中写道,欧洲驻蒙古使臣柏朗嘉宾(Plano di Carpini)说成吉思汗之死非常戏剧,他是被雷电击中而身亡的。后来,马可·波罗记录说,成吉思汗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来的毒箭,最后身亡。有人说,成吉思汗是被敌人毒死的;还有人认为,西夏国王对成吉思汗施了毒咒,导致其死亡。

    但是,魏泽福也写到了其中最为离奇,也流传最久的一个说法,“被掳为人质的西夏王妃在自己的阴道里装了一个精巧装置,所以成吉思汗在奸污她的时候,这个装置撕裂了成吉思汗的生殖器官,导致他在剧痛中死亡”。弗雷德里克·W.莫特(Frederick W.Mote)在其著作《帝制中国:900—1800年》(Imperial China 900-1800)中也写道,据说一位被俘的西夏王妃“在自己的阴道内放入了几片锋利的玻璃或一把钢刀片”。

    保罗·卡恩(Paul Kahn)在其著作《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一书中参考并使用了一手的中文资料。根据该书内容所描述,1225年夏季,已经60多岁的成吉思汗在阿布汗地区(Arbukha region)狩猎野马。“一些士兵把野马从灌木丛中赶出的时候,成吉思汗的汗血宝马受到了惊吓,把他一下摔到了地上”。成吉思汗有可能摔出了内伤,但没有被诊断出来。不久以后,他就发了高烧,得了重病。

    人们一般认为,西夏王妃阉割成吉思汗的这个离奇可怕的故事是这位可汗的诋毁者编造的。莫特怀疑成吉思汗可能“中暑之后,得了重病,所以去世了”。魏泽福认为成吉思汗“在营帐内的床上死去,死时他的家人就在身边”。

    注释:

    [1]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被废黜,其儿孙长期流亡在外,其中就有英俊小王子查理。查理意图复辟王位,但最后几乎全军覆没。他辗转在苏格兰高地藏身,后来结识了麦克唐纳家族的弗洛拉小姐。弗洛拉帮助王子逃脱了追杀,王子之后顺利逃亡国外。但是复国无望的王子再也没有回来,弗洛拉最终香消玉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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