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林肯在信封背面写下《葛底斯堡演说》

    1863年，美国内战期间爆发了葛底斯堡之战。4个月后，人们为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将士们举行了葬礼。马萨诸塞州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应邀出席发表演说。直到最后一刻，美国总统林肯才得到邀请。让大家惊讶的是，总统不仅同意出席，还主动提出要说几句。

    有这么一种说法，林肯在去葬礼的途中，在一个信封背面潦草地写下他的演讲稿。《牛津美国历史指南》一书认为这是大家“虚构出来的故事”，而大家之所以相信这一说法，是因为“在林肯简短的演讲（为时三分钟）之前，埃弗里特已经讲了两小时”。

    大卫·J.艾彻（David J.Eicher）在《葛底斯堡战场》（Gettysburg Battlefeld）一书中也认为，林肯的演讲稿“不是在路上写的，也不是在一个信封上写的”。的确，艾彻表示“林肯手上共有5份副本”，但没有一份是写在信封背面的。他说林肯“在华盛顿就拟好了演讲稿的初稿”。

    有人说，林肯的演讲是在事后才被认为是一次伟大的演讲的。诺曼·哈普古德（Norman Hapgood）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一书中表示，在林肯发表完演说后，掌声稀稀拉拉，林肯因此很失望。他对一位同伴说：“这是一次彻底失败的演讲，听众们很失望。”但是，《美国历史指南》（Companion to United States History）则写道，“林肯的演讲被掌声打断了5次”。

    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在其著作《美国历任国务卿的外交历史》（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一书中写道，埃弗里特事后致信林肯，赞扬总统说，“我也想在两分钟内写下我花了两个小时写出的演讲稿，事实是我做不到”。约翰·海伊（John Hay）是林肯的私人秘书。威廉·罗斯科·赛耶（William Roscoe Thayer）在《约翰·海伊生平及信件集》（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一书中写道，“总统比平常更为高雅，他神色放松地说着自己借用的钦定本《圣经》的6个单词。在音乐的哀诉声中，我们穿过喧闹的拥挤人群回家”[1]。席下的听众刚刚听完埃弗里特两小时的演讲（哈普古德指出其演讲内容已无人记得），有可能无法相信林肯在3分钟之内就结束了自己的演讲。也就是说，听众们因为拿不准总统是否演讲完毕，所以不知道是否要鼓掌。

    在这一情况下，简明扼要的确是林肯的加分项，但是还不至于短到可以让他在信封背面就拟好稿子。

    贝尼托·墨索里尼让火车准点发车到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困难重重的意大利铁路系统获得了新的投资。传记作家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在《墨索里尼》（Mussolini）一书中写道，20世纪20年代，“全欧洲人都羡慕意大利的铁路系统”，因为“墨索里尼不遗余力地优化意大利的列车运行服务，让其成为法西斯主义快速高效的象征”。西班牙尤拉莉亚公主（Infanta Eulalia of Spain）也注意到了意大利所谓的铁路系统升级。她在1925年写成的作品《一战后的宫廷与国家》（Courts and Countries after the War）中写道，“墨索里尼的领导给意大利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在人们穿越意大利边境，听到‘Il treno arriva all' orario’（火车准点到达）的叫喊声时，就会感受到。”的确，《牛津当代名言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Modern Quotations）一书中就收录了墨索里尼说的一句很出名的话。他在给一位车站站长下达指令时说道，“我们必须准时出发……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完美运行起来”。

    上级的理想虽然远大，但下级在执行过程中，总会有面子工程出现，这也是政界的通病。根据彼得·内维尔（Peter Neville）所写的《墨索里尼》（Mussolini）一书，“事实上，1922年之前，意大利就开始修建轨道地基了”，而墨索里尼于1922年才掌权。尽管据说铁路系统得到了优化，但是麦克·史密斯表示，“一些旅行者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火车总是准点出发到达的这个出名说法只是一个信口编造的谎言罢了”。亚历山大·考克布恩（Alexander Cockburn）在其著作《我们这个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Is In Us）一书中转引了美国调查记者乔治·塞尔迪斯（George Seldes）的话：“大部分大型特快列车可以准点到达（尽管其他一些旅行者对此也存有异议），但地方列车会晚点很长时间。”

    考克布恩认为，“世界各地上百万的通勤者会记住墨索里尼”，不过是因为“墨索里尼的公关人员对这一说法添油加醋地宣传了一番”。麦克·史密斯也同意墨索里尼的“宣传十分成功”，内维尔认为铁路系统效率的提高是“天花乱坠地宣传墨索里尼的一个成功例子”。

    考克布恩认为，“墨索里尼甚至会亲自出手，查禁所有关于铁路事故和列车晚点的报道”。当说到改善意大利铁路系统的时候，墨索里尼似乎最后只成功骗到了西班牙公主。

    出生在女厕之中的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母亲则是美国社交名媛珍妮·杰罗姆（Jennie Jerome）。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在其著作《丘吉尔传》（Churchill：A Biography）中说道，“1873年8月12日，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考斯帆船赛期间举行的船上舞会上结识了珍妮·杰罗姆，两人一见钟情，三天之后就订了婚”。次年的4月15日，两人在巴黎的英国大使馆完婚。7个半月后的11月30日，丘吉尔出生了。不出意外，丘吉尔的出生引起了人们的猜测，认为丘吉尔的父母是奉子成婚的。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丘吉尔提前出生了6周。

    伊丽莎白·凯赫（Elisabeth Kehoe）在《美国贵族》（The Titled Americans）一书中转引了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写给岳母克拉拉（Clara）——根据《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一书，克拉拉的祖先是易洛魁人[2]——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勋爵写道，珍妮“没有打麻醉”，而且希望购买的“婴儿用品”能尽快到货，因为他们现在只能向“伍德斯托克律师的妻子”借这些东西。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感受到夫妇二人有点儿焦急，这表明丘吉尔的出生对其母亲来讲是一个意外。

    有人说，丘吉尔的出生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说法。不过，这两种说法只不过是从不同方面描述的同一件事情。所有传记作家都同意丘吉尔出生于牛津郡的布莱尼姆宫（Blenheim Palace），这里是伦道夫勋爵的家族府邸。（二人当时在布莱尼姆宫小住。为了迎接婴儿降生，二人在伦敦的公寓正在装修。）那么问题来了：丘吉尔是在哪间房间里出生的呢？

    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珍妮当时正在出席一场舞会，然后在女厕里生下了早产的婴儿。（珍妮绝对会热烈欢迎如此顺利快速的生产的，实际上，她分娩了约24小时，已然筋疲力尽了。）

    第二个说法是基于伦道夫勋爵写给其岳母的信件。詹金斯在其书中引用了这封信的内容。信中写道，“周二，珍妮在射猎会上不小心滑倒了。周六晚上的时候，珍妮没有仔细考虑，就乘坐一架马车在颠簸的路面上行驶，随后就疼得更厉害了。我们想方设法止痛，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詹金斯补充道，“伦敦来的产科医生和牛津郡的助产士都无法及时到达，珍妮在疼痛中度过了24个多小时。当时在场的只有伍德斯托克的乡村医生，周一一大早，婴儿出生了”。这封信从没有说珍妮是在什么女厕快速生出孩子的。

    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在其作品《最后的雄狮》（The Last Lion）中将这两个说法串了起来。他写道，周二时，珍妮滑倒；周六晚上，如伦道夫勋爵所说，珍妮坚持要参加“在布莱尼姆宫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圣安德鲁舞会”。（伦道夫勋爵有可能在给岳母写信时，狡猾地隐瞒了珍妮参加舞会的事情，而骗她说珍妮乘坐了一架马车。）

    曼彻斯特说，珍妮当时正在“舞池里踮着脚尖旋转着，然后突然感到了疼痛”。他说珍妮急忙赶回自己的卧室，但是在途中“晕倒了”，别人只能“把她抬到布伦海姆大厅附近的一个小房间内”。根据《牛津郡历史：卷12》（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Oxford，Volume 12）的描述，这个“小房间”被称为“琼斯教长房（Dean Jones room）”，是大厅西首的一个小房间。当晚，这间房间是“女士衣帽间”，用来放女宾的“天鹅绒披风和羽毛披肩”。衣帽间一词最初指的是放外套的房间，而现在则是一个委婉语，指代有洗手间的房间。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么一个小房间是如何先变成女士衣帽间，后又变成女厕的过程。

    事实上，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出生于一个周一的清晨，其母亲分娩的地点是布莱尼姆宫内一间设施完善齐全的房间，并且当地的医生全程看护。每当别人打趣丘吉尔的出生环境时，丘吉尔就会这样回答：“尽管当时我在场，但是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我都记不清楚了。”

    特拉法尔加海战时，纳尔逊主动求死

    据说，1805年，在对抗法军的特拉法尔加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中，英国海军司令霍雷肖·纳尔逊子爵（Viscount Horatio Nelson）决意与自己的“胜利号”战舰共存亡。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是因为海战爆发的当天早晨，纳尔逊身穿双排扣长礼服，礼服左胸口位置缝有“朝此开炮”的星状图案。随船军医威廉·比蒂医生（Dr. William Beatty）正要劝阻纳尔逊时，纳尔逊就下令让他和其他岗位不在甲板上的军官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据说，纳尔逊之后在甲板上来回走动，有可能是希望敌方的狙击手可以射死自己。

    战舰舰长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在《海军中将纳尔逊子爵快件及信件》（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一书中说，“自船从朴茨茅斯港出发后，纳尔逊就一直穿着同一件外套。那是一件纯蓝的外套，按照惯例绣有巴斯勋章（Star of the Bath）图样”。比蒂在同一本书中也说，纳尔逊子爵“和往常一样，身穿海军上将的双排扣长礼服，左胸口有四枚不同的星状勋章，他平常一直会佩戴这四枚勋章”。我们推测，因为纳尔逊的死法和这个说法里说的一模一样（被法军狙击手射杀），人们便很容易认为纳尔逊一直有求死的心态。

    根据A.M.罗杰（A.M.Rodger）在《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撰写的词条内容，“没有证据表明纳尔逊是有意求死或因为鲁莽而被射杀的”。汤姆·波科克（Tom Pocock）在《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一书中也补充说，可以确定的是，纳尔逊是期盼回家的，在两天之前写给女儿的信中，他说，“感谢你的祈祷，我会确保自己安全回家……快快回到亲爱的默顿”。

    科波克解释说，“朝此开炮”的星状图案是“绣在纳尔逊衣服上的图案，代表自己获得过的勋章”。当时的爵士们都会时刻佩戴着自己获得的勋章。纳尔逊在外套上绣上这四颗星状图案是为了节省时间：这样衣服上就一直有代表勋章的图案，不用老是佩戴真的勋章了。

    身材矮小的拿破仑·波拿巴

    一说到18世纪晚期法国皇帝拿破仑的矮小身材，人们总会有很多不同说法。根据许多传记的描述，拿破仑只有5.2英尺（约1.58米）。法国传记作家克劳德·弗朗索瓦·梅尼瓦尔（Claude François Méneval）在其1910年的作品《拿破仑·波拿巴回忆录》（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中说，“拿破仑中等身高（大概5.2英尺），身强力壮”。

    德斯蒙德·格雷戈里（Desmond Gregory）的《非一般将军》（No Ordinary General）一书中转引了与拿破仑同一时代的英国人亨利·班伯里爵士（Sir Henry Bunbury）描述拿破仑的话。亨利·班伯里爵士说拿破仑晚年有“5.6英尺（约1.7米）”。英国观察员约瑟夫·法明顿（Joseph Farington）在其写于1802年的《法明顿日记》（The Farington Diary）中写道，拿破仑是“中等身高以下”。尽管法明顿的一位同事认为拿破仑有5.7英尺（约1.73米），但是法明顿认为拿破仑“不到5.6英尺”。让·迪阿梅尔（Jean Duhamel）在其著作《拿破仑在英国的五十日》（The Fifty Days：Napoleon in England）一书中称，拿破仑身高“约5.6英尺，并且……体格健壮”。

    为什么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拿破仑身高一事上会有不同的说法呢？我们可以从拿破仑私人秘书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伯利恩（Louis Antoine Fauvelet de Bourrienne）编撰的一本书的脚注中得到答案。根据这一脚注，一份1784年（拿破仑15岁）的学生成绩报告单如是写道：“即，波拿巴先生（拿破仑）1769年8月15日出生，身高4英尺10英寸10英分（约1.5米）。这一高度的实际单位是法国尺寸，而自19世纪初开始，法国尺寸指代的长度要比英国尺寸长。坎贝尔·墨菲特在其1847年的著作《肥皂蜡烛生产应用化学》（Chemistry Applied to the Manufacture of Soap and Candles）中写道，1法尺（French foot）等于1.066英尺，1法寸（French inch）也等于1.066英寸。（1英寸等于12英分，1法分等于0.0888英分。）这样说来，以英国尺寸计算，15岁的拿破仑的身高为5.3英尺（约1.61米），这一高度比有些人说的成年时拿破仑的身高还高1英寸。

    1821年，拿破仑去世。之后，官方认定他的身高为5.2法尺，即5.6英尺。当时法国男性的平均身高为5.5英尺（约1.67米），英国男性的身高稍高。所以，这位法国皇帝的身高是稍高于平均身高的。拿破仑并不是特别高的人，但他也不是特别矮的人。正如梅尼瓦尔所说，拿破仑是“中等身高”，除非已经去世的拿破仑是在英国治下死去的，他的身高才会以英国尺寸计算。

    阿道夫·希特勒做过油漆匠

    希特勒在自传《我的奋斗》（My Struggle）一书中提到了自己的一个夙愿：“我愿成为一名画家——是那种艺术家类型的画家。”他要澄清这一点大概是怕读者认为自己只想当个油漆匠。他补充说，“我在绘画上的天赋是人所共知的”。他并没有说是被谁人所知，但至少不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对艺术不甚热情，大声喊道：“艺术家！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

    希特勒不为所动，深信自己是所在绘画班上“迄今为止最好的学生”，并且会“大获成功”，于是他前往维也纳美术学院（Academy of Fine Arts in Vienna）求学。但是，年轻的希特勒虽然希望在艺术上大展宏图，但是他接连两次都未能通过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他的艺术道路遇到了阻碍。希特勒写道，当他质问学院院长为什么做出这么无情的决定时，得知“他们看过我带来的素描作品后，认为我显然不是绘画人才”。

    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希特勒仍靠出售手绘明信片勉强维持着生活。有少数史料认为，一所涂装装潢公司根据希特勒的绘画才能，曾和他签订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工作的临时合同。没能走上艺术道路的希特勒后来成为了狂妄自大的独裁者。他宣称为了能同群众打成一片，自己曾做过许多卑贱的工作，包括铲雪工、行李员和拍打地毯工。但是，希特勒貌似从未承认自己做过油漆匠。

    1939年10月4日，法国报纸《玛丽安周报》（Marianne）在头版刊登了丹麦摄影师雅各布·柯德加（Jacob Kjeldgaard）合成的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上，希特勒的照片与一张店面的照片合在一起，看起来就好像是希特勒正在粉刷这个商店的门面。图片下方写着这样一行说明：要是每一个人都安分守己，做着自己工作的话，那如今这个世界依然还是和平一片。自此，关于希特勒曾做过油漆匠的这一说法就流传开来了。

    注释：

    [1]这里说的6个单词指的是《葛底斯堡演讲》开篇的“Four scores and seven years ago（87年前）”。

    [2]易洛魁人为北美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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