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作者：“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上帝说：天上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陆地上长出了青草，长出了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长出了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我在《圣经》中寻找什么？问题还是答案？哪些问题和哪些答案？人身上有多少人性？有的人相信很多，另外一些人坚信很少。究竟是多少？
我的重要主人公，他可以助我一臂之力。从清晨开始，我就等他来电话，但电话默默无声，一直等到傍晚……
重要主人公：过去所有的事都愚蠢透顶，是吧？莫非情况就是如此？您可知道，这事对于我，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到那边去时，是个正常的苏联小伙子。祖国不会出卖我们，祖国不会欺骗我们……无法禁止丧失理智的人干丧失理智的事……有些人说我们是从炼狱中走出来的，另外一些人说我们是从污水坑里爬出来的……让你们家里都得瘟疫吧！我想活着！我想去爱！我的儿子就要出生了……我给他起的名叫阿廖什卡，这是一位阵亡的朋友的名字。如果生了女儿，我还是会叫她阿廖什卡……
愚蠢透顶，是吧？可是我们没有变成胆小鬼。我们没有欺骗您吧？我再也不会给您打电话了……一个人的眼睛如果长在后脑勺上，他就不能往前走。我把一切都忘了……忘了……忘了……无法禁止丧失理智的人干丧失理智的事……不，我不会开枪自杀……我会有个儿子叫阿廖什卡。我想活着！就讲这些吧，别了！
作者：他放下了话筒。可是我还在跟他久久地交谈，我在倾听……
请在坟头上挂块牌子
现在，很多人都说，当年是多此一举。他们想让我们也接受这种看法。请在坟头上挂块牌子，请在石碑上刻几个字，说一切都是多此一举！
我们还在那边玩命时，这里已经开始对我们进行审判了。飞机把伤员们送回苏联，让他们在偏远的机场降落，生怕老百姓发现。你们说，这已经是昨天的事了。这个“昨天”才刚刚过去不久呀！1986年我回来休假，有人问我：“你们在那边晒太阳，钓鱼，赚大钱吧？”老百姓从何处才能知道真相呢？报纸上只字不提……
那边的空气甚至都是别样的，我经常梦见那种空气……如今报纸上说我们是占领军。如果我们是占领军，那么我们何必供给他们吃的，何必把药品分给他们用？我们进村时他们高兴，我们离村时他们也高兴……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是高兴……
一辆大客车开了过来……我们让车停住检查！砰的一声，手枪响了……我的战士扑倒在沙地上……我们把他的身子翻了过来，子弹击中心脏……我恨不得用火箭筒把他们全部消灭……搜查了一阵，没有发现手枪，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武器……一筐筐水果，准备出售的铜壶……车里全是妇女，可是我的战士扑倒在沙地上了……
请在坟头上挂块牌子，请在石碑上刻几个字，说这一切都是多此一举！
我们像往常一样在行军……走了几分钟，我突然丧失了说话能力……我想喊一声“停步”，却喊不出来。我继续往前走……火光一闪！……我一时丧失了知觉，后来我发现自己躺在炮弹坑里……我爬……没有痛的感觉……我再也没有力量爬行了，大家都爬到我的前头去了……大家爬了四百来米，后来有人第一个开了口：“坐一会儿吧！已经没有危险了。”我想和大家一样坐起来……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没有双腿了……我嗖的一下把自动步枪端了起来，想了此一生！有人把自动步枪从我手中夺走……有人说：“少校没有腿了，我可怜的少校……”我一听“可怜”二字，就浑身疼痛，疼得要命，以至于号叫不止……
从此，我只习惯来往于人行道和沥青路上。我不会踏着羊肠小径去树林，目前我还不敢在草地上行走。春天，我家门口是一片温柔的嫩草，可我一看见就害怕。
军医院里，没有双腿的人要求住在一个病房……我们一共四个人，每张床旁边有一双木腿，一共八条腿……2月23日是苏联建军节，女教师带着几个小学生，捧着鲜花来慰问我们……他们站在那里哭泣……整整两天，病房里的人谁也不想吃东西，谁也不想说话……
有位小亲戚，来看我们中间的一位，他请大家吃蛋糕：“弟兄们，一切都是多此一举呀，多此一举！不过没有关系，会发给你们抚恤金，你们可以整天看电视。”
“滚！”四根拐杖向他飞去。
后来，在厕所里，我们中间的一个想上吊，被人们从带子上松下来……他是用床单勒住脖子，想挂在窗户把手上吊死……他收到一位小姑娘的信：“你知道吗，‘阿富汗人’已经不走运了……”可是他没有了两条腿……
请在坟头上挂块牌子，请在石碑上刻几个字，说一切都是多此一举！
—一位山区步兵连少校连长
为什么我只能想起可怕的事
我是带着这么一种感觉回国的，我会长时间对着镜子梳头。我想生个孩子，我想洗尿布，听婴儿啼哭。可医生们不允许，说：“您的心脏病不能承受。”我艰难地生下了女儿。我做了剖腹产，因为心脏病开始发作了。一位女友来信说：“谁也不会理解，我们是在阿富汗种下这种病根的。他们反而会说，那又不是受伤挂彩……”
大概谁也不会相信，1982年，军委会竟把我这个在大学语言系读三年级课程的函授生找去谈话：“阿富汗需要女护士，您对此事有何看法？您可以得到一倍半的工资，外加兑换券。”
“可是我在读书呀！”
医校毕业后，我当过护士，但是我梦想着当教员。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我第一次找错了。
“您是共青团员吗？”
“是。”
“请您再考虑考虑。”
“我想读书。”
“我们劝您再考虑考虑，否则，我们会给大学打电话，告诉他们您是怎样的一位共青团员。祖国现在需要……”
从塔什干飞往喀布尔的飞机上，我身旁坐着一位休假后又回去的姑娘：“你随身带熨斗了吗？没有？电炉呢？”
“我是上战场。”
“啊，明白了，又一位天真烂漫的傻姑娘。你看的战争小说太多了……”
“我不爱看战争小说。”
“那你去干什么？”
整整两年里，“干什么”这可恶的三个字一直追随着我。
“的确，干什么？”
所谓转运站，只不过是长长的一排帐篷。“食堂”设在帐篷里，提供的是国内稀缺的荞麦和维生素C。
“你是个漂亮姑娘，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一位上了年纪的军官问道。
我哭了。
“有人欺负你？”
“是您欺负了我。”
“我？”
“您已经是今天第五个问我到这里来干什么的人了……”
从喀布尔到昆都士乘的是飞机，从昆都士到法扎巴德乘的是直升机。不论我跟什么人提法扎巴德，对方都会说：“你怎么啦？那儿在打仗，在杀人，总之一句话，到了那儿就拜拜了！”
我从高空观看阿富汗，这是一个土地辽阔、风景美丽的国家，山峦和我国的一样，河流和我国的一样（我到过高加索），旷野也和我国的一样。我爱上了这个国家！
我在法扎巴德当了手术台护士。我管的范围就是小帐篷里的“手术室”，卫生营全体人员都分住在帐篷里。大家开玩笑说：“脚一下了折叠床，人就上了班。”第一次手术抢救一位锁骨下动脉负伤的阿富汗老大娘。止血钳子呢？止血钳子不够用，用手指捏住。取伤口敷料，拿来一卷绷带，又拿来一卷，一下子碎成了粉末。看来这些东西还是1945年那场战争后仓库里剩下的陈货。
不过，我们还是把那位阿富汗老大娘救活了。晚上，我和外科医生到病房去查房，我们想了解一下老大娘的感觉如何。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一见到我们，嘴唇就开始颤动。我以为她有话要说，其实她想唾我们一口……当时我不理解他们有什么仇恨我们的理由。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我们救她的命，可是她却……
伤员们是用直升机运来的。一听到直升机的隆隆声，我们就赶紧跑过去。
温度表上的水银柱停在四十摄氏度上，手术室里热得喘不过气来。外科医生们站在暴露的伤口前，勉强来得及用餐巾纸给他们擦汗。没穿隔离服的医务人员把滴管穿过面罩，让他们喝水。代血浆不够用，叫来一位士兵，他当即躺在手术台上献血。两位外科医生，两张手术台，只有我一个台上护士给内科医生当助手。他们对消毒一窍不通，我在两张手术台之间忙来忙去。一个台上的电灯突然灭了，有人用消过毒的手套把它拧了下来。
“出去！”
“你怎么啦？”
“出去！”
台上躺着一个人……他的胸廓暴露着。
“出去！”
我们在手术台前一站就是一昼夜，有时两昼夜。一会儿从火线上运来伤员，一会儿突然发生自残，有人往自己的膝盖上开了一枪，或者弄伤自己的手指。到处都是血……药棉不够用了……
大家瞧不起自残的人，连我们医务人员也骂他们。我骂道：“兄弟们在流血牺牲，可你想去找你妈？把膝盖打伤了，把手指割破了，以为就会把你送回苏联？为什么不朝太阳穴开枪呢？如果我是你的话，就朝太阳穴开一枪。”
我发誓，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那时，我觉得他们是一群卑鄙可恶的胆小鬼，现在我才明白，他们这么做或许是表示一种反抗，或许是不想杀人，但这些事，我到现在才开始明白。
1984年，我回国了。一位相识的小伙子犹犹豫豫地问我：“你怎么想的？我们应当到那边去吗？”
我很气愤：“如果我们不去，美国人就会去。我们是国际主义者。”
我这么说，好像能说明什么似的。
我们在那边很少考虑这些事，真令人惊讶，我们闭着眼睛在那边生活。我们见过我们的弟兄们疼得抽搐，火把他烧得遍体鳞伤。看见这些惨相，我们就学会了仇恨，但没有学会思考。乘直升机飞到天上，下边是连绵的山峦，开满了红色的罂粟花，或者其他我没有见过的野花，可是我已经不能欣赏这种美景了。我那时更喜欢五月，晒枯万物的五月，那时我怀着得意的复仇心理望着那枯干荒芜的大地，你们活该如此。我们因为你们，才来此地送命、受难。我们恨死你们了！
枪伤，炸伤……一架又一架直升机着陆，一副又一副担架把伤员送来，他们身上盖着床单……
“受伤了还是打死了？”
“不，没受伤……”
“那怎么了？”我掀开床单的一边。
那上面躺着一个人，像一副骨架，瘦得皮包骨头，他是从很远的地方运送过来的。
“他怎么了？”
“把有苍蝇的茶给人喝。”
“给谁？”
“他给‘爷爷兵’上茶，一只苍蝇落到了里面。被揍了两个星期，不让进厨房……”
我的老天爷！这就是发生在血流成河的地方的事……这就是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沙土地上的事……
在昆都斯，两位“爷爷兵”逼迫一个“新兵蛋子”在深夜挖坑……他挖好后，他们命令：站到坑里……他就站到坑里……他们就往里填土，直到没过他的脖子……他扭动着脑袋……他们折磨了他一个晚上……早晨，他被挖出来后，开枪打死了那两个家伙……后来全军都宣读了上级关于这次事件的处理命令……
我一边讲给您听，一边在想：讲的都是这么可怕的事，为什么我只能想起可怕的事呢？不是也有过友谊，有过互救互助，有过英雄行为吗？也许是那位阿富汗老大娘坏了我的事，我们救她的命，可是她却想唾我们……不过，我的话还没有讲完……老大娘是从一个村庄被抬到我们这儿来的，我们的特殊使命部队曾经经过她们的村庄……除了她一个人以外，一个活人也没有留下……如果再往前说，那么这个村庄有人开枪击落了我们两架直升机……他们用木杈把几个烧伤的飞行员给活活捅死了……如果再往前追，再……我们当时没有考虑：谁先动的手，谁后动的手？我们只心疼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这儿派了一位医生到火线上去。第一次回来时，他哭了：“一辈子都教我救死扶伤，可是今天我杀了人……我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过了一个月，他心平气和地分析了自己的感情：“开枪的时候，你就会进入狂热状态：喏，你行的！”
晚上，耗子从帐篷顶上掉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用纱布把床围了起来……苍蝇的个头有茶勺那么大。我们已经习惯于和苍蝇相处了，没有别的动物比人的要求更低了，没有！
姑娘们把一些蝎子晒干了，留作纪念。又肥又大的蝎子，钉在大头针上，或者挂在线上，如同坠饰。我当时从事的是“纺织业”，从飞行员那儿要来降落伞的吊绳，从里面抽出线来，然后进行消毒，以后我们就用这些线缝伤口。休假归来时，我带了一箱子针头、钳子、伤口敷料。有人说我是疯女人！因为我带来了熨斗，免得冬天靠自己的体温来烘干潮湿的罩衣，我还带了电炉。
每天夜里，帐篷里的人都在卷棉球、洗涤和烘干纱布巾，大家像一家人。我们当时已经预感到，等我们回国时，我们便会成为被遗弃的一代，成为多余的人。比方说，我们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派那么多妇女去参加这场战争？”
当此地来了一些妇女—清洁工、图书管理员、旅馆负责人时，最初我们觉得莫名其妙：只有两三个仓室，何必专门用一个清洁女工呢？只有二十几本翻破了的书，何必专门用一个女管理员呢？何必呢？您说呢？……我们都有意避开这些妇女，虽然她们没有干任何对不起我们的事。
我在那边还爱过一个人……我有一个情人，他现在还活着……我干了对不起丈夫的事，我骗他，说我爱的那个人已经被打死了……
“你见过活的‘杜赫’吗？”家里有人问我，“他一定长着一副强盗的嘴脸，用牙咬着匕首？”
“我见过，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毕业于莫斯科工业学院。”
我弟弟觉得，他们的样子应当介乎国内战争时期的巴斯马奇和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哈泽·穆拉特》中的山民之间。
“为什么你一工作就是连着两三个昼夜？干完八小时，就可以去休息嘛。”
“怎么，你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可是我知道，我在任何地方，也不会像在那边那样为别人所需要。你们不明白，我在雨后看到了多么美丽的彩虹：高高的彩带布满了整个天空，我从来都没见到这样的彩虹，也不会再看到了……布满整个天空……
—一位女护士
我梦见的是棺材
我真有福气，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可爱的儿子。他们一天天长大，一个大，一个小。哥哥叫萨沙，准备参军，弟弟尤拉已升入六年级。
“萨沙，派你到哪儿去？”
“祖国命令我去哪儿，我就到哪儿去。”
我对小儿子说：“尤拉，瞧，你哥哥多有出息！”
来了一封军人信笺。尤拉拿着信跑来找我：“是不是派萨沙哥哥去打仗？”
“儿子，打仗就是杀人。”
“妈妈，您不懂。他会佩戴着‘英勇’奖章回来。”
傍晚，他和小朋友们在院子里玩和“杜赫”作战的游戏：“嗒——嗒……嗒——嗒……嗒——嗒……”
小儿子回家问我：“妈妈，我十八岁以前，战争能结束吗？”
“我希望更早些结束。”
“萨沙哥哥真走运，他会成为英雄。您先生我，完了再生他，那该多好。”
有人把萨沙的小皮箱送了回来，箱子里有蓝色的游泳裤、牙刷、一块用过的肥皂和肥皂盒，还有一份识别物件证明书。
“您的儿子是在军医院去世的。”
儿子的话在我脑袋里回响，像播放唱片似的，转了一圈又一圈：“祖国派我到哪儿去，我就到哪儿去……祖国派我到哪儿去，我就到哪儿去……”
他们把箱子抬了进来，又搬了出去，好像其中什么也没有。
儿子们小的时候，我叫一声：“萨沙！”哥儿俩都跑过来，我叫一声：“尤拉！”哥儿俩也都跑过来。这次我叫：“萨沙！”箱子不会说话。
“尤拉，你到哪儿去了？”
“妈妈，当您喊叫的时候，我就想跑到天边上去。”
他从公墓里跑开了，别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找到。
有人送来了表彰萨沙的纪念物：三枚勋章和一枚“英勇”奖章。
“尤拉，你瞧，这是勋章！”
“妈妈，我看见勋章了，可是萨沙哥哥却看不见……”
大儿子已经离去三年了，我一次也没有梦见过他。我把他小时候穿过的小裤子、小背心放在枕头下边：“乖儿子，你到我的梦里来吧！咱们见见面！”
他不来。难道我有什么事对不起他？
从我家的窗户可以望见学校和校园，尤拉和同学们在做与“杜赫”作战的游戏。我只能听到：“嗒—嗒……嗒—嗒……嗒—嗒……”
夜里，我躺在床上恳求：“乖儿子，你到我的梦里来吧！咱们见见面！”
我梦见的是棺材……棺材上有个窗口，窗口很大……我俯身去亲吻，躺在里面的是谁呀？那不是我的儿子，是一个黑黑的人……是个阿富汗孩子，但长得像萨沙……先出现一个念头：是他杀死了我的儿子。一转念：不过他也是死人啊，有人把他也给打死了……我俯下身，透过窗口亲吻……我被吓醒了，我在干什么？我怎么啦？
——一位母亲
朝着地雷前进
够了，两年了……足够了……这事不能再重复，不能再重复，永远不能……不能回忆……要把这场噩梦忘掉！我没有到过那边……没有……
但不管怎么说，我到过那边。
我从军事学院毕业以后，痛痛快快地度过了规定的假期，在1986年夏天去了莫斯科。根据书面通知，我来到一个重要军事单位的参谋部。要想找到那个单位委实不易，我走进“来人登记处”，拨了三位数号码：
“喂，我是萨扎诺夫中校。”电话线另一端传来声音。
“中校同志，祝您健康！根据您的通知，我前来报到。现在在‘来人登记处’。”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您知道派您到什么地方去吗？”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喀布尔。”
“您感到意外吗？”
“没有感到意外，中校同志。”
五年以来，有人天天向我们灌输：“你们早晚会到那边去的。”
所以，我丝毫没有昧着良心，真诚地回答中校：“这一天，我已经等待了整整五年。”
如果谁以为一名军官前往阿富汗，就是在第一声警铃响起后，匆匆打点行装，像一个大丈夫那样，对妻子、孩子略表惜别之情，便趁拂晓的薄雾，登上隆隆叫嚣的飞机，那么他就想错了。踏上战争之路，也必须经过一系列“官僚主义手续”，除了命令、自动步枪、干粮之外，还得具备各种证明文件、鉴定，说明你“正确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还要有公务护照、防疫注射证明、海关申报单、登机卡。
办完这一切手续之后，你才能登上飞机。飞机离开地面时，你会听到某一位喝得醉醺醺的大尉嘶吼：“朝着地雷，前进！”
一些报纸上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政治，处于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形势之中。”军人们认为，撤出第一批的六个团，只应当被视为宣传步骤，至于苏联部队全部撤离的问题，根本谈不上。
“我们这一期足够了。”与我同机的人对此都不怀疑。
“朝着地雷，前进！”酩酊大醉的大尉在梦中呼叫。
我成了一名空降兵。当时就有人开导我，部队分两部分：空降兵和柴油兵。“柴油兵”一词是怎么产生的，无从考证。很多士兵、准尉和一部分军官都在胳膊上刺字，刺的图案与文字没有多大区别，经常是“伊尔-76”，字下边是降落伞的伞顶。也有别的花样，比如说，我见过这么一幅颇带抒情味道的画—云、鸟儿、降落伞和空降兵；还有一句感人的话：“请爱天空。”
空降兵不公开的准则中有一条：“空降兵只在两种情况下下跪。一是面对战友的尸体时，二是在小溪边喝水时。”
我的战争……
“向左看齐！立正！我现在命令你们完成以下行军路程：从兵站到巴格兰县党委会，再到舍瓦尼村。行军速度以排头车的速度为准，距离由速度决定。呼号为‘我是弗列扎’，其他人按车帮上的号码排列。稍息！”这是我们宣传队出发前举行的一般仪式。也可以接着讲下去：“严禁你们脱掉钢盔和装甲坎肩，自动步枪不许离手……”
我跳进自己那辆不大的灵活的空降兵战斗侦察车里。我曾听我们的顾问们称之为“巴里，巴里”。“巴里”是阿富汗语，意为“是”。阿富汗人检查扩音器时，他们除了我们传统的呼叫“一二，一二”之外，还说“巴里，巴里”。作为翻译员，我对与语言有关的一切都感兴趣。
“萨利托，萨利托，我是弗列扎。出发……”
不高的石墙后面是几栋砖砌的平房，表面刷了一层石灰，挂着红色的牌匾—县党委。拉格曼同志在门廊里迎接我们，他身上穿着苏军军服。
“拉格曼同志，萨拉莫，阿莱库莫！”
“萨拉莫，阿莱库莫。契托乌尔，阿斯蒂！胡德，阿斯蒂！周尔，阿斯蒂！海伊尔，海利亚特，阿斯蒂？”
他一连讲了好多表示欢迎的传统的客套话，内容都是对你的健康表示关心。这些问候不必回答，只要重复他的原话即可。
指挥官不放过机会，总要讲两句他爱讲的话：“契托乌尔，阿斯蒂？胡德，阿斯蒂？到阿富汗来就是胡闹的。”
拉格曼同志听不懂后边的话，莫名其妙地望着我。
“他说的是俄罗斯的一句谚语。”我解释道。
他们请我们到办公室里去，有人端着盘子送来用金属茶壶沏的茶水。阿富汗人请喝茶，是表示热情的不可或缺的行为。不喝茶就不能开始任何工作，就不会进行事务性的交谈，拒绝喝茶相当于见面拒绝握手。
进村以后，欢迎我们的是本村的族长和一群孩子。孩子们穿什么的都有，都不洗脸（婴儿根本不洗澡，根据伊斯兰教法典：身上的泥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妖魔侵害）。我既然会讲法利赛语，每个人都认为有必要检验一下我的水平。接着总是那个相同的问题：“现在几点了？”我答对了，引起一片欢腾（我能回答，说明我对法利赛语是真懂而不是装懂）。
“你是穆斯林吗？”
“是穆斯林。”我开玩笑地答道。
他们需要得到证明。
“你知道卡列马吗？”
卡列马是一段特殊的经文，能背诵卡列马就等于你是穆斯林。
“拉，伊拉赫，伊里亚，米阿赫，瓦，穆罕默德，拉苏，阿拉赫。”我背诵道。意思是：“除了安拉以外没有神，穆罕默德是他的代言人。”
“多斯特（朋友）！多斯特！”孩子们叫喊道，他们伸出自己瘦巴巴的手，表示对我的认可。
此后他们还不止一次地让我重复这句话，他们还把自己的朋友带来，并神秘地悄悄地说：“他能背诵卡列马。”
广播里传来了阿富汗民间曲调，阿富汗人把广播设备叫“阿拉·普加乔娃①”。士兵们把国旗、招贴画、标语等形象宣传品悬挂在车上，拉起银幕，准备放映电影。医生们摆开小桌子，桌上摆放着装有药品的纸盒。
①[ 阿拉·普加乔娃，俄罗斯著名女歌星。]
召开群众大会时，身穿长长的白罩衣、头戴白缠头的毛拉走向前，朗诵《可兰经》中的经文。诵完一章以后，便转向真主，祈求保佑信徒免遭人间灾难。他把胳膊弯起来，手掌朝天举起。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重复他的动作。继毛拉之后，拉格曼同志发了言。他的讲话非常长，这是阿富汗人的一个特点，所有人都能讲也爱讲。语言学中有个术语，叫作“带有感情色彩”。阿富汗人发言时，不仅带有感情色彩，还大量运用隐喻、比喻、修饰语。阿富汗军官不止一次对我说，看到我国政工干部讲课时照本宣科，他们感到十分惊讶。我在阿富汗人的党员会议、讨论会、积极分子聚会上，听过我国讲师同样是照本宣科，用同样的语言：“作为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成为永远的表率”，“不断地贯彻”，“有成绩同时也有某些不足”，甚至说“某些同志不理解”。
我到阿富汗之前，像我们国内召开的这一类群众大会，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强制性活动，群众参加大会是为了趁机让医生检查一下身体，或者领一小包面粉。已经没人鼓掌，也听不到大家举着拳头高呼“扎伊多，保德”，即“万岁”的声音了。在人们还相信强制使他们相信的事，四月革命灿烂的顶峰，光明的未来时，当时所有讲演都还能见到那种场面。
孩子根本不听大会发言，他们关心的是演什么电影。我们每次都是演几部英语对白的动画片和两部用法利赛和普什图语作解释的纪录片，这儿喜欢看印度电影和武打、枪击场面多的影片。
电影之后分发礼品。我们带来成袋的面粉和儿童玩具，把这些东西交给村长，请他分给最穷困的人家和军烈属。他当众保证一定照办，与此同时，他和儿子动手往自己家里搬运面粉。
我们的队长关切地问道：“你认为他能分给大家吗？”
“我估计不可能。本地人已经提醒过我们，说村长手脚不干净，这些东西明天都会出现在商店里。”
命令：“排成一列，准备出发。”
“一一二准备完毕，可以出发。”
“三零五准备完毕……”
“三零七准备完毕……”
“三零八准备完毕……”
孩子们用雹子般的飞石欢送我们。有一块石头打在我的身上，我说：“这就是感谢我们的阿富汗人民的礼物。”
我们取道喀布尔，返回部队。有几家商店的橱窗上挂着俄文广告：“最便宜的伏特加酒”，“平价商店”，“‘小兄弟’商店欢迎俄罗斯朋友”。商店用俄语叫卖着“女短衫”，“牛仔裤”，“‘白发伯爵牌’套装餐具，可供六人使用”，“加襻的旅游鞋”，“白蓝条海魂衫”。小铺出售我国的炼乳、豌豆，还有我国产的暖水瓶、电茶炉、垫子、被褥……
我在家里经常梦见喀布尔。山坡上的小土坯房，房里有灯光……远看好像眼前是一座宏伟的摩天大楼。假如我没到过那边，我不会一下子猜出那仅仅是幻觉……
我从那边回来以后，又过了一年就转业了。
您没有见过刺刀在月光下如何闪亮吧？没有见过？您见过这样的照片：苏联军官站在吊死的阿富汗人旁边？有趣的镜头……留个纪念……最可怕的是参加审讯……让俘虏坐在炸弹上：讲还是不讲……还有这样的拷问—“电话机”—把电话线拴到生殖器上……接通电流……
我离开部队，考入了新闻系……我在写书，但是出现了幻觉……
“你知道卡列马？”
“拉，伊拉赫，伊里亚，米阿赫，瓦，穆罕默德……”
“多斯特！多斯特！”
我们的军官站在被吊死的阿富汗人旁边，他在微笑……我到过那边，我见过这个场面，不过这类事可以写出来吗？谁也不写……那就是说，不能写。既然没人写这些事，那么这些事就似乎不曾发生过。那么，究竟是发生过，还是没有发生过？
——一位上尉
活石头
生活中的任何细节我都记不起来了。
我们的飞机上一共有两百人，两百个男人。集体中的人和单独的人，是两种不同的人。我坐在飞机里，一边飞一边想：到了那边以后，我感受最深的应当是什么……
指挥官的临别赠言中有这么一句：“登山，假如失手滑落，不能叫，要无声地摔下去，甘当一块‘活石头’。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战友们的生命。”
当你站在高高的山岩上放眼眺望，太阳显得非常近，仿佛触手可及。
参军前，我读过亚历山大·费斯曼的一本书—《回忆石头》。我记得书中有些话使我惊讶不已：石头的生命，石头的记忆，石头的声音，石头的灵魂，石头的躯体，石头的名字……我当时不理解，谈石头可以像谈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到了那边以后，我发现对石头还可以长时间地观赏，如同观赏水、观赏火。
指挥官对我们的训诫中有一条是：“开枪打野兽要偏前射击，否则野兽会超过你的子弹。开枪射击奔跑的人也是如此……”
害怕过吗？害怕过。当工兵的害怕是头五分钟的事，直升机驾驶员是在他向飞机奔去的那一刻，我们步兵是在第一个人开枪之前。
我们在爬山，从清晨爬到深夜……累得半死不活，恶心，呕吐。先是两条腿如同灌了铅，然后是两个肘关节开始颤抖。
有一个人倒下去了，他央求：“你们把我打死吧！我实在爬不动了……”
三个人抓住他，拖着他走。
“好弟兄们，把我扔在这儿，开枪打死我吧！”
“狗崽子，我们可以把你打死，可是你家里还有母亲……”
“把我打死吧！”
渴得难熬，我们只走了一半路程，背壶已经没有水了。舌头伸在嘴外，吊着，怎么也收不回去。但不知道怎么，我们居然还能吸烟。我们爬到有雪的地方了，到处寻找融雪—喝洼里的水，用牙啃冰。谁也想不起要先吃氯药片了，谁还管高锰酸钾！我爬到有积雪的地方用舌头舔雪……机枪从身后嗒嗒嗒地射来，可我照旧趴在洼前喝水……呛了一口，还在喝，否则没等喝饱就被打死了。死去的战友脸趴在水里，好像还在喝水。
我现在仿佛是个旁观者……如今回顾当年，当年那边是什么样？我还没有答复您的主要问题：我是怎样去阿富汗的？
我自己申请派我去援助阿富汗人民的。那时，电视里放映的、电台里宣讲的、报纸上撰写的都是关于革命……说我们应当援助……我准备投入战争，我学习空手道……我第一次打人的脸，可不是简单的事。要打得粉碎，必须跨过心理某种障碍线，跨过去就行了！
第一个打死的人……阿富汗小孩，七岁左右……他躺在地上，伸着两只胳膊，好像是在睡觉……他身旁是一匹被炸破肚皮的死马……孩子有什么罪？家畜有什么罪？
“阿富汗人”唱的歌里有这么几句：
请你告诉我，他们为了什么，
又为了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排士兵，为什么，
要冒着机枪的扫射，去冲锋？
回国以后，整整有两年时间，我都在梦中埋葬自己……有时一下子吓醒了：因为找不到可以用来自杀的枪！
朋友们感兴趣的是：有奖章吗？负过伤吗？放过枪吗？我想讲一讲我感受最深的事，他们却对此毫无兴趣。于是我开始酗酒，独饮……喝到第三杯，默默为那些牺牲的战友干杯……为尤拉……其实，他可以得到挽救，我和他一起住在喀布尔军医院里，我的肩膀划伤了，还有脑震荡，他丢了两条腿……很多弟兄都没有胳膊，没有腿，他们吸烟，吐烟圈玩，他们在那边还算正常，不愿意回苏联，他们要求把他们留到最后……回国让他们感到可怕，到了苏联就要过另外一种生活……送尤拉去航空港准备让他回国的那天，他在厕所里割断了静脉……
我劝过他（我们每天晚上下国际象棋）：“尤拉，别泄气。你知道阿列克谢·梅列西耶夫吗？读过《真正的人》①那本书吗？”
“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在等我……”
有时我恨所有在街上遇到的人，从窗户里看见的人。我勉强压住心头的怒火……好在过海关时，我们被收缴了武器、手榴弹……我们完成了他们的事业，现在就可以把我们忘记？把尤拉也忘记？
半夜醒来，我常常弄不清我是在这儿还是在那边？我现在过的像是一个旁观者的生活……我有妻子有孩子……过去我爱养鸽子，我爱清晨，如今我像是个旁观者……我什么都可以献出，只要能还给我欢乐……
—一位列兵
①[ 苏联作家鲍·波列伏依的小说，描写了歼击机驾驶员阿列克谢·梅列西耶夫受伤截肢后，经过艰苦训练，带着假肢重返蓝天的故事。]
“快把我妈妈还给我”
女儿放学回来，说：“妈妈，谁也不相信您去过阿富汗。”
“为什么？”
他们觉得奇怪：“谁会派你妈妈到那边去呢？”
我还不习惯于周围安然无事的感觉，我还在享受这种安全的气氛。我还不习惯于没有枪声、不扫射的生活，我还不习惯于拧开水龙头就可以喝一杯水，水里没有氯的味道。在那边，吃大面包有氯味，吃小面包也有氯味，面条、米饭、肉、水果罐头里都有氯味。
我不记得，在家中和女儿怎样度过了两年的时光。我只记得和女儿见面的情景，其余的事在脑子里都没有留下印象。这里的事与我在那边经受的事相比，太渺小，太不为人注意，太不值得一提了。喏，买了一张新桌子，摆在厨房里，买了一台电视机……这儿还发生过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女儿在成长，当年她往阿富汗给我们部队首长写过信：“快把我妈妈还给我，我太想她了……”阿富汗之后，除了女儿，我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了。
那边的河流湛蓝湛蓝，像童话里描写的一般，我从来没有想到水会是天空的颜色。殷红的罂粟花，像我们的野菊花一样遍地开放，罂粟花在山脚，像一堆堆燃烧着的篝火。高大的骆驼什么也不怕，像老人一样不动声色地望着一切。一条毛驴拉着一车橘子去赶集，踩在反坦克地雷上被炸死了。
你真该诅咒啊，阿富汗！
阿富汗之后，我无法平静地生活，无法像大家那样生活。回国以后，邻居们、女友们常常要求到家里来做客：“瓦利娅，我们到你那儿去坐一坐。你给我们讲一讲那边使用的锅碗瓢盆都是什么样子的？那边的地毯是什么样子的？据说各类货物堆成了山，电视机处处可见，这是真的吗？你带回了什么，或者有什么东西可以出让？”
从那边运回来的棺材比录音机多，可惜这事被人们忘记了……
你真该诅咒啊，阿富汗！
女儿越长越高，我的住房小。在那边时他们曾经答应我：回国后，对您的一切都会有所回报。我去找执委会，他们收下了我的申请书。
“您是伤员？”
“不是，我完整地回来了。”外表无损，内心里的损伤却看不见。
“那您就和大家过一样的生活吧！我们并没有派您到那边去。”
我排队买糖：“从那边什么东西都带回来了，到了这儿还要求得到照顾……”
六口棺材同时摆放在一起：一口是亚申科少校，一口是一位中尉，其他四口是士兵……他们被白色褥单裹着，躺在棺材里，看不见头颅……我从来没有想到男子汉也能号啕大哭……我保留着几张照片……在他们牺牲的地方，用大弹片竖立起纪念碑，上边用石头刻出阵亡者的姓名。“杜赫”把他们扔到山涧里，把纪念碑打烂，填平了坟墓，不让我们留下任何痕迹……
你真该诅咒啊，阿富汗！
我不在家的时候，女儿长大了，她在寄宿学校里过了两年。我回来了，女教师抱怨说：她的学习成绩是三分，她已经是大姑娘了。
“妈妈，你们在那边都干什么？”
“妇女在那边帮男人们干事。我认识一位妇女，她对一个男人说：‘你会活下来。’他活下来了。‘你会走路。’他果然能走路了。在这之前，这位妇女把他写给妻子的信拿走了。那封信中写的是：‘我现在没有腿，谁还需要我？！请你们把我忘记吧！’她对那个男人说：“你写：‘你好，亲爱的妻子，亲爱的阿莲卡和阿廖什卡……’”
我怎么去的？指挥官把我叫去的：“应该去！”我们就是被这三个字培养起来的，这已经成了习惯。一个小姑娘在转运站，躺在光秃秃的褥垫上哭鼻子：“我家里什么东西都有：四居室的住房，未婚夫，疼爱我的双亲。”
“你为什么要来？”
“他们说，这儿困难，应该来！”
我从那边什么也没有带回来，只带回了记忆。
你真该诅咒啊，阿富汗！
这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我们的孩子还会接着打下去。女儿昨天又说：“妈妈，谁也不相信您去过阿富汗……”
——一位机要科女科长，准尉
“我想把儿子留在家里”
在我们面前，请您不要说我们是牺牲品，不要说那是一次错误。在我面前，请您不要说这类话，我不允许您这么说。
我们打仗认真，作战英勇，您有什么权利批评我们？我单腿下跪吻过军旗，宣过誓。既然吻了军旗，那么从事的事业就是神圣的，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我们热爱祖国，我们相信祖国，不管祖国怎样，我们都爱它。我还没有离开那场战争，我还没有从战争中回来……窗外排气管砰地响了一声，我的心一跳。一块玻璃打碎的声响，也让我心跳……头脑里空空荡荡……空得嗡嗡直响……长途电话铃一响，觉得像是自动步枪在射击……我不允许把这一切一笔勾销。我不能践踏自己那些不眠之夜，自己经受过的折磨。我忘不掉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里，身上掠过的一阵寒战……
我们坐在输送车上，扯着嗓子唱歌。我们见了姑娘们就呼唤、挑逗，她们坐在载重汽车上，个个花容月貌，我们一路有说有笑。我们中间也有胆小鬼：“我不去……我宁肯蹲监狱也不上前线。”
“好吧，赏给你这个！”说完就拳打脚踢。我们侮辱这类人，他们甚至从部队里逃跑。
第一个被打死的人……他被从舱口拖出来，他说：“我想活……”话音未落就断气了。战斗之后无心观赏美景。那一座一座山，那淡蓝色的峡谷……恨不得用枪把这一切都消灭！有时又会变得安安静静，温柔多情。有一个受伤的小伙子拖了很长时间才死掉，他躺着，像刚刚学会说话的婴儿，眼睛看见什么，就反反复复地叫什么：“山……树……鸟儿……天空……”他这样一直重复到死。
有一位年轻的“查兰多依”①，就是他们的民警，他说：“我死了，真主会把我带进天堂。你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会到什么地方去？
我到了军医院。父亲到塔什干来看望我：“负伤以后，你可以留在苏联。”
“我的哥们儿都在那边，我怎么能留在苏联？”
他是共产党员，但去过教堂，点过蜡烛。
“爸，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总得把自己的信念寄托在什么地方。为了让你回来，我还能求谁呢？”
我身旁躺着一个小伙子。他母亲从杜尚别来看他，带来水果、白兰地：“我想把儿子留在家里，这事得求谁呢？”
“大妈，为了我们的健康，最好把您带来的白兰地给我们喝了。”
“我想把儿子留在家里……”
我们喝光了她的白兰地，整整一箱子。最后一天，听说我们病房里有人患了胃溃疡，把他转到医疗卫生营去了。他是个自私的家伙，我们把他的面孔从自己的记忆中抹掉了。
对于我来说—或是黑，或是白，没有灰，没有任何中间颜色……
有的地方成天下雨，晴天也下雨，让人难以置信。那些大蚊子在水面上嗡嗡叫，被太阳晒枯了的皱巴巴的山，滚烫刺人的沙……我们的士兵们遍体鳞伤地躺在沙地里，如同躺在一条巨大的床单上，他们身上所有的男性器官都被切除了，还有张纸条，上边写着：你们的女人跟你们永远生不出儿子来……
您还说—忘记？！
有人带着日本录音机回来了，有人在用着会发出音乐声的打火机，有人身穿洗得旧而又旧的军服，提着空空的手提箱。
为什么没有关于阿富汗的书？为什么没有诗？为什么没有我们可以唱的歌？我们打仗认真，作战英勇。给我颁发了勋章……听说，我们这些“阿富汗人”，不佩戴勋章也能被认出来，从眼神里就可以认出来：“小伙子，你是从阿富汗回来的吧？”
其实我身上穿的是苏联大衣，脚上穿的是苏联皮鞋……
——一位列兵
①[ 此处指阿富汗内务机构和警察部队。]
也许她还活着
也许她还活着，我的好闺女还活着，活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不管她活在什么地方，只要她活着，我就高兴。我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希望的，非常非常希望她活着！我终于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回家来了……她搬来一把椅子，坐在屋子中间，她的头发很长，很好看，披散在肩上……她用手把头发那么一撩，然后说：“妈，您何必总是叫我。您也知道，叫我我也不能到您这儿来了，我有丈夫，有两个孩子，我有家……”
我在梦中立刻回忆起：安葬她的时间，大概在那之后过了一个月，我想她没有被打死，是他们把她抢走了……过去，我们母女二人走在大街上，行人都回头看她—高高的个子，流水般顺滑的长发……可是谁也不相信我……现在在梦里得到了证实，我的猜测是正确的，她活着……
我是个医务工作者，我一生都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职业。我热爱这个职业，所以让女儿也爱上了医务工作。如今我诅咒自己，如果她不从事这一行，她会留在家里，会活下来。现在只有我和丈夫两个人了，身边再没有别人。空虚啊，空虚得可怕。到了晚上，我们坐下来看电视，坐着，一声不响，有时整个晚上我们也说不上一句话。电视机里一唱歌，我就哭，丈夫就号叫，然后走开。你们想象不出，在这里，在我的心里，发生了什么事……早晨需要上班，怎么也起不来。痛苦极了！有时候我想，我再不起来了，也不上班了。我躺在床上，让别人把我抬到女儿那里去，去找她……
我有一种喜欢幻想的习惯，我总是和女儿在一起，她在我的幻想里，样子从来不会重复。我甚至和她一起读书……不过，我现在读的是关于自然，关于动物，关于星星的书，我不爱读关于人的书了……我以为大自然会对我有所帮助……春天，我们到城外去，紫罗兰正在开放，树枝上长出嫩叶，可是我开始大叫……大自然的美，生物的欢乐，给了我这么大的刺激……我开始惧怕时间的流逝，时间把她从我身边夺走，夺走了对她的记忆……细节渐渐淡化……说过什么话，她是怎样微笑的……我从她的衣服上拣了一些她的发丝，装在小盒里。丈夫问我：“你在干什么？”
“留下她的头发，她已经不在了。”
有时，我在家中坐着想事情，突然清清楚楚地听到：“妈，别哭。”我回头一看，没有人。我接着回忆，她躺着，墓穴已经挖好了，大地准备接受她。可是我跪在她的面前：“我的好闺女呀，亲爱的宝贝儿，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你在哪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还和我在一起，虽然她已经躺在棺材里了。
我还记得那一天，她下班回来说：“今天主任医师找我谈了话。”她没有接着往下说。
“结果呢？”我还没有听到她的回答，可是已经感觉到不对头。
“我们医院收到一份调拨令，派一个人去阿富汗。”
“结果呢？”
“需要一名手术台上的女护士。”她正是外科手术台上的护士。
“结果呢？”我把所有的话都忘记了，翻来覆去问这句话。
“我同意去。”
“结果呢？”
“反正需要有人去，我想到困难的地方去。”
大家都知道，那里正在打仗，人在流血，需要护士，我也知道。我哭了，可是却说不出“不”字来。她用严峻的目光看了看我：“妈，我们俩都向希波克拉底①宣过誓……”
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准备各种材料。她把鉴定带回家来，拿给我看，上边写着：“正确理解党与政府的政策。”到这时我还不太相信。
①[ 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师。苏联人取得医生称号时，必须向希波克拉底宣誓：在工作中应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并成为合乎道德行为的榜样。]
我对您讲这些事……心里觉得轻松一点……好像我还有她……我明天去安葬她，棺材现在在室内，她还和我在一起……也许她住在某处？我只是想知道她现在什么样子了？头发还是长长的吗？穿的是什么样的上衣？我什么都想知道……
如果让我对您说实话，我现在什么人也不想见。我愿意只身一人……那时我就可以和她，和我的斯维托奇卡单独谈心。只要有人一进屋，一切都会乱套。我不愿意让任何人闯进这个世界。我妈有时从农村来看我，我甚至也不愿意与她分享那些时光……只有一次，有个女人来找我，她是我的同事，我不让她走，我们俩一直谈到深夜，谈到怕地铁停运，怕她赶不上最后一班车……她丈夫也着急了……她儿子从阿富汗回来了……回来了，儿子和她送到那边去时截然不同了……“妈，我和您一起烤肉饼……妈，我和您一起去洗衣店……”他怕男人，只和姑娘们交朋友。母亲跑去找医生，医生说：“忍耐着吧，这种现象会过去。”现在我觉得这种人跟我更亲近，我也更能理解他们。我可以和这位妇女交朋友，可是她再没有来找我，她望着斯维托奇卡的相片不停地哭……
我本来想回忆别的事……我想对您讲什么来着？啊，她第一次休假回家的事……不，还有我们怎样为她送行，她是怎样告别的……学校的同学们、医院里的同事都到火车站来了。有一位年老的外科医生弯下腰，吻了吻她的手，说：“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手了。”
她回国休假，又瘦又小。她一连睡了三天，然后起来，吃点东西，又睡。再起来，再吃点东西，再睡。
“斯维托奇卡，你在那边怎么样？”
“妈，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她坐着，不说话，一个人悄悄地发笑。
“斯维托奇卡，你的双手怎么啦？”我认不出她的手来了，那双手变得仿佛是个五十岁人的手。
“妈，那边工作多得很，我能考虑自己的手吗？您设想一下，我们准备手术，用甲酸洗手。医生走到我跟前说：‘您怎么啦，不担心自己的肾脏。’他还在考虑自己的肾脏……身边好几个人都快死了……不过您别胡思乱想……我感到满意，那边需要我……”
她提前三天回去了。
“妈，请您原谅我，我们卫生营里只剩下两个女护士。医生够用，可是护士太少。她俩会累死的，我怎能不回去？！”
她临行前，我俩一起乘车到别墅去看姥姥，姥姥非常疼她。姥姥快九十岁了，站在一大丛玫瑰花前。斯维托奇卡要求姥姥：“你可不许先走，你要等我回来。”姥姥一下子把所有的玫瑰花都剪下来，捧给了她……
早晨5点钟就要起床。我唤她，她说：“妈，我到底还是没有睡足觉。我觉得，我的觉永远睡不够。”在出租汽车上，她打开手提包，惊叫了一声：“我忘带咱们家门的钥匙了。我没有家门钥匙，我一回来，你们万一不在家呢？”后来，我找到了钥匙，在她的旧裙子兜里……我本想趁寄东西时给她捎去，免得她焦虑……得让她手中有开家门的钥匙……
万一她活着呢？……她正在什么地方走路，在笑……她为百花盛开而兴高采烈……她喜欢玫瑰……现在，每当我去她姥姥家，姥姥还健在，就会想起斯维塔说过的话：“你可不许先走，你要等我回来。”……我半夜起来……桌上有一束玫瑰，这是她姥姥昨晚剪下来的，还有两杯茶……
“您怎么不睡觉呀？”
“我和斯维特兰卡（姥姥总叫她‘斯维特兰卡’）在喝茶。”
在梦中见到她，我对自己说：我走过去，亲吻她，如果她有温度，那么她还活着。我走过去，亲吻她……她有温度，她还活着！
万一她在什么地方活着呢？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在公墓里，坐在她的小坟旁……走来两位军人，有一位停住了脚步：“呀，咱们的斯维塔……你瞧……”他看见了我，“您是—母亲吧？”
我向他奔过去：“您认识斯维托奇卡？”
他转身对战友说：“扫射时，她的两条腿被打断了，她就那么死了。”
这时我大叫起来，他吓了一跳：“您一点儿也不知道？请您原谅我。请您原谅。”他匆匆走了。
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个人，我也没有去找过他。
我坐在小坟旁……一个个做母亲的，带着孩子从面前经过……我听到她们在说：“这算什么母亲呀？在咱们这个时代，她怎么能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送上战场？把一个女孩子交出去？”
我女儿的墓碑上刻着“纪念独生女儿”。
她们竟敢这么说，竟能这样讲！她是宣过誓的，她是护士，外科医生吻过她的手。她去那边，是为了救死扶伤，为了拯救她们的儿子……
人们啊，我的心在呼号，不要回避我！和我一起在坟前站一会儿，不要撇下我一个人……
——一位母亲
我以为所有人都能变得善良
我以为所有人都能变得善良……经过流血事件之后，我以为谁也不希望再流血了……可是他拿起报纸读道：“他们从俘虏营中回来了……”接着便破口骂娘。
“你怎么啦？”
“我真想让那些人都贴着墙站好，亲手把他们毙了……”
“难道我们流的血还少吗？你还嫌不够？”
“我不怜悯叛徒。我们的胳膊、大腿被炸掉了，可是他们在欣赏纽约……摩天大楼……”
在那边时，他是我的朋友……一开始我以为我们是分不开的，我不能单独一个人。现在我希望单独一个人……我的生路在于独自生活。
我愿意自言自语：“我恨这个人，恨他！”
“恨谁？”
“恨自己。”
我怕离开家上街，我怕接触女人……还不如当时阵亡，那样我们学校也可以挂上一块纪念碑，会把我当成英雄……我们总是大谈特谈英雄、英雄主义，只谈英雄主义。人人都想当英雄，那时我不想当。部队已经进驻阿富汗，可我还一无所知，我觉得没意思。当时我正在初恋……可是现在我害怕接触女人……早晨无轨电车里乘客拥挤，我也怕接触到女人……我对谁也没有表白过，我跟女人什么也干不成，妻子抛弃我走了……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事发生得很奇怪……我把水壶烧化了，水壶在燃烧，我坐在那儿看它怎么变黑……妻子下班回家：“你烧了什么东西？”
“水壶。”
“这是第三把了……”
“我爱闻着火的味道。”
她锁上门就走了，这是两年前的事，从此我就怕女人，不能对她们说心里话，对她们不能讲自己的任何事。她们当时听你讲，可是以后就会责备你……
“这是一个怎样的早晨啊！你又在喊叫，你整夜又在杀人。”我妻子这么说。
我还没有把直升机驾驶员轰炸时的狂喜告诉她，没有把一个人站在死神旁的狂喜告诉她。
“这是一个怎样的早晨啊！你又在喊叫……”
她不知道我们的中尉是怎样阵亡的。大家发现了水，就停了车：“停！大家站着不要动！”中尉喊了一声，他指了指河沟旁一个肮脏的布包—地雷？
几名工兵先走了过去，拿起“地雷”，“地雷”咿呀叫了起来，是个婴儿。
怎么办？把他留在原地，或者把他带走？没有人下命令，中尉自告奋勇：“不能扔在这里，他会饿死。我把他送到村子里去，村子就在附近。”
我们等了一个小时，他们开车去的，来回一趟其实只要二十分钟。
他们俩躺在地上，中尉和司机，在村庄中间，在广场上，妇女用锄头把他们俩打死了……
“这是一个怎样的早晨啊！你又在喊叫，你整夜在杀人。”
我们的兵负了伤，躺在地上，快要死了，他在呼唤母亲，呼唤自己心爱的姑娘……旁边躺着一个负伤的“杜赫”，他也快死了，他也在呼唤母亲，呼唤自己心爱的姑娘……一会儿是在呼唤阿富汗的名字，一会儿是在呼唤俄罗斯的名字……
有时候我记不得自己的姓名、地址，记不得自己过去的一切。等到清醒过来，又开始重新生活，但是信心不足……走出家门，马上出现了一个念头：我是否锁上了门？是否关闭了天然气？刚躺下睡觉，我又站了起来：我是否上了明天早晨的闹钟？早晨上班，遇见邻居：我是否对他们说了“早安”？
吉卜林写过这样的话：
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它们无法相互理解。
只有在上帝的宝座前，它们才能重新相聚。
但，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
诞生于世界两端的，两个强壮的男子汉，
如果相遇，就会合而为一！
她嫁给我时说：“你从地狱里走出来了，我会拯救你……”
其实，我是从污水里爬出来的……我现在怕接触女人……我去阿富汗时，她们穿的是长连衣裙，我回来时，她们穿的任何衣服都很短。我不认识她们了。我求她穿长的裙子，她咯咯笑了，然后又生我的气，以后就开始讨厌我……
但，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
诞生于世界两端的，两个强壮的男子汉，
如果相遇，就会合而为一！
我讲了些什么啊？讲我妻子的长连衣裙……那些连衣裙还挂在衣橱里，她没有带走……
我还没有把话跟她讲完。
——一位中士侦察兵
难道我能说“我怀疑”
我当了一辈子军人，非军人生活只是从小说里知道一二。真正军人的心理与众不同，对于他来说，战争是正义或非正义的，这无关紧要。派我到哪儿去打仗，哪儿进行的就是正义战争，就是非打不可的战争。这次派我去打仗时，也说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我们也这样认为。我本人也站在士兵中间，对他们宣讲保卫我国南方边境的意义，我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一周两次政治学习。难道我能说“我怀疑”？部队可不容忍自由思想。你已经被摆在队伍里了，从今以后，你的一切行动只能听从命令。从早晨到晚上都是如此。
命令：“起床！”
大家起床。
命令：“排队，准备做早操！向左转，跑步走！”
做完了早操。
“解散，可以到树林中稍息五分钟。”
大家解散了。
命令：“排队！”
……
我在兵营里从未见过有谁挂过相片，挂谁的呢？……比方说，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①或者列夫·托尔斯泰的相片，我一次也没有见过。挂的是尼古拉·加斯泰洛、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英雄们……
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尉，在自己的房间挂了罗曼·罗兰的相片（是从某本杂志上剪下来的）。部队首长进了屋：“这是什么人？”
“上校同志，这是罗曼·罗兰，法国作家。”
“马上把这个法国人摘掉！难道我们本国的英雄还不够用吗？”
“上校同志……”
“向后转，到仓库去，带着卡尔·马克思像回来！”
“他可是德国人呀！”
“住口！禁闭两昼夜！”
卡尔·马克思与这有什么关系？我对士兵们也说过：这架车床怎么能使用？这是外国制造的。这辆外国牌子的汽车怎么能开？它在咱们的道路上会散架的。世界上最好的产品都是我国制造的：我国的机床，我国的汽车，我国的人民。到了现在，我才开始考虑：为什么日本机床就不能是最好的？为什么法国的卡普伦长袜就不能是最好的？为什么中国台湾姑娘就不能是最好的？我已经五十岁了……
我做了一个梦，我杀了一个人，那个人跪着，手脚着地。他没有抬头，我看不见他的脸，他们长得都一个模样……我心安理得地朝他开了一枪，我看见了他的血，我喊了一声，我醒来时想起了梦里的事……
①[ 康斯坦丁·爱德华多维奇·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苏俄科学家，现代航天学和火箭理论的奠基人。]
这儿已经有人写文章谈论政治错误，说这场战争是“勃列日涅夫的冒险行动”，是“罪行”。可是我们当时不能不作战，不能不去死，也不能不杀人。这儿写文章，那边死人。请你们不要评论，你们评论不了！我们保卫了什么？革命？不，我已经不这么想了，我心里已经开始另有想法了。但，我硬是说服自己，我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军事城镇，保卫我国人民。
稻田在燃烧，稻田是用曳光弹烧起来的。稻田滋滋作响，火蔓延得很快，炎热也助长了战火……农民奔来奔去，从田里抢救烧焦了的稻子……我从来没有见过阿富汗孩子哭，孩子们又瘦又小，猜不出他们有几岁。他们穿着肥大的裤子，下边露着两只小脚丫。
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人想把我打死……铅弹没有头脑……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否能习惯这种现象……那边的西瓜、香瓜足有板凳那么大，用刺刀一捅就碎。死很简单，杀人则要难得多……谁也不谈死人的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是一种游戏规则……收拾行装，准备出击，背包底下留一封写给妻子的信—告别的信。我写道：“把我的手枪钻个孔，留给儿子。”
战斗打响了，录音机还在叫，忘记把它关掉，是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的声音：
在黄色的炎热的非洲，
在它的中心地带，
突然超出工作的安排，
发生了不幸的意外。
“看来要发大水！”
大象说没有弄清青红皂白。
总之是这么一件事，
有个长颈鹿在向羚羊求爱。
“杜什曼”也听维索茨基的歌……夜间，我们埋伏在地，听他们那边在唱：
请脱帽，请脱帽！
我的朋友去了马加丹，
他是自愿去的，自愿去的，
没有押解，不是囚犯。
他们在山里看我国的影片……关于科托夫斯基，关于科夫帕克……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他们向我们学习，以便跟我们作战……
我从我们那些被打死的娃娃兵的衣袋里掏出一些信件……照片……契尔尼戈夫的塔尼娅……普斯科夫的马申卡……这些都是在省城照相馆拍的，样式相同……相片下边是一些幼稚的题词：“我像夜莺盼望夏天，盼望你的回信”，“飞吧，带着我的问候飞去，再带着你的回信飞来！”这些相片像一摞纸牌摆在我的办公桌上……一张张漂亮的俄罗斯姑娘的面孔……
我回不到那个世界了……我做过努力，但毫无结果……我的血压高了，缺少工作压力……血中的肾上腺素在闹腾，缺乏尖锐的刺激，对生活的藐视……医生诊断说：血管狭窄……我需要一种节奏，一种能使我厮杀打架的节奏……我现在也想到那边去，但不知到了那边我会有什么感觉……大道上扔着一些被摧毁，被烧坏的军车、坦克、装甲输送车……难道我们在那边只能留下这些玩意儿？
我去了公墓……我想围着“阿富汗人”的坟转一圈……我遇到某人的母亲……
“你走开吧，指挥官。你已经有了白发，你还活着，可是我的好儿子躺在这里……我的好儿子还没有刮过一次胡须……”
不久以前，我的一位朋友去世了，他曾在埃塞俄比亚打过仗。在那炎热的地方，他换了一个肾，他所知道的一切与他一起消失了。另外一位同志讲他怎样去了越南……我也见过去安哥拉、埃及的人，见过1956年到过匈牙利、1978年到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我们在一起交谈，在别墅院里一起种小萝卜，钓鱼……我现在是领取养老金的人……我在喀布尔军医院割掉了一个肺……赫梅里尼茨基郊区有个军医院，那里住着被家人拒绝接受的人，也有自己不愿意回家的人……有个小伙子从那个军医院给我写信说：“我没有胳膊没有腿，早晨醒来，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是人还是动物？有时真想‘喵喵’叫两声或者‘汪汪’狂吠一阵，但我咬紧了牙关……”
我需要一种节奏，一种能够让我厮杀打架的节奏。可是我不知道，我该和谁打架。我已经不能站在自己的娃娃兵当中宣传“我们是最优秀的，我们是最正义的”了。但我坚持认为，我们曾经想当那样的人，可惜没有当成，为什么？
——一位少校营长
什么是真理
我们面对祖国，感到问心无愧，我真诚地履行了自己作为士兵的天职。我听说了，也读到了，人们现在把这场战争称为“肮脏的战争”。那么如何看待祖国之情、人民之情与责任感呢？莫非祖国对你们来说，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字眼？我们面对祖国，感到问心无愧。
我们被视为占领军，我们在那边占领了什么？从那边又带回来了什么？“载重二零零”—装着战友们的棺材，我们获得了什么？各种疾病，从营养不良到霍乱和伤残。我没有什么事情应当忏悔，我帮助了兄弟般的阿富汗人民。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和我一起到过那边的人，也都是真诚、老实的弟兄。他们相信，他们也是怀着善意踏上那块土地的，他们不是“错误的战争”中犯了错误的前线士兵。有人想把我们看成天真幼稚的“小傻瓜”、炮灰，为什么？目的何在？难道是在寻求真理？请不要忘记圣经里的话，你们还记得耶稣受彼拉多审问时说过的话吗？
“我的诞生和我来到人间，是为了证实真理的存在。”
皮拉多又问了一遍：“什么是真理？”
问题没有得到解答……
我有自己的真理。我的真理在于：我的信任可能天真幼稚，但我们像处女一般纯洁。我们以为，新政权把土地分给大家，大家应当欢天喜地地接受。可是突然……农民不要土地！我们以为，我们给他们修建拖拉机站，把拖拉机、收割机、割草机给了他们，他们就会翻身过好日子，可是突然……他们毁坏了拖拉机站！我们以为，在太空飞行的时代再去信神，是可笑的、荒谬的！我们把一位阿富汗小伙子送上了太空……我们的想法是，你们瞧，他已经到了你们真主所在的地方。可是突然……文明动摇不了伊斯兰宗教……是啊，“我们以为”又有何用？……过去的情况就是如此，就是如此……这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特殊情况……我把这些情况保留在心中，无法把它毁掉，我也不允许别人用黑的颜色把它玷污。我们在那边时，用自己的身躯彼此相互保护。你们不妨站在敌人的枪口下试一试！这事你不会忘掉。那么那件事呢？我本想出其不意地返回老家，但替妈妈担心。我打了电话：“妈，我活着，我在航空港。”电话线那头的听筒掉了下去。
谁告诉你说，我们在那边打了败仗？我们是在这儿，在家里，在苏联吃了败仗。其实，我们在这儿可以赢得多么漂亮的胜利！我们带着一身烧伤回来了，可是不让我们……不让我们有权利，不让我们干一番事业……每天早晨有人在方尖碑上（市内目前还没有为阵亡的“阿富汗人”竖立的纪念碑，将来会有的）挂出标语：“请在白俄罗斯军区也竖立一座……”我的表弟十八岁，不愿意参军，他说：“让我去执行某些人愚蠢的或犯罪的命令？”
什么是真理？
我们这栋五层的楼房里住着一位年迈的女医生，她已经八十岁高龄了。自从所有这些揭露性的文章和发言被公布以后，自从这些真理劈头盖脸地落在我们身上以后，她神经错乱了。她推开自己在一楼的窗户，高呼：“斯大林万岁！”“人类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万岁！”我每天早晨都看见她……谁也不碰她，她也不妨碍任何人，可是我有时感到害怕……
不过，我们面对祖国，感到问心无愧……
——一位炮兵
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么大的痛苦
有人按门铃，我跑去开门，没有人影。我吓了一跳：是不是儿子回来了呀？……
过了两天，几个军人敲门。
“怎么，我儿子不在了？”
“是，他现在不在了。”
屋里鸦雀无声。我在前厅对着镜子跪下来：“上帝呀，上帝呀！我英明的上帝呀！”
桌子上放着我没有写完的信：
我的乖儿子，你好！
你的来信我看过了，我很高兴！这封信里没有一个文法上的错误。句法上，和上次一样有两个错误。“我会，按父亲说的那样去做”这个句子当中，“我会”与“按父亲说的……”之间不需要加逗号。第二个句子：“我认为我不会让你们丢脸”则需要逗号。不要因为妈妈指出你的错误，就生我的气。
乖儿子，阿富汗气候炎热，注意不要着凉，你总是容易感冒……
大家在墓地里沉默不语。人很多，可是谁也不讲话。我手里拿着一把螺丝起子，他们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它拿走：“让我把棺材打开……打开看看我的儿子……”
我想用螺丝起子把锌皮棺材撬开。
我丈夫想寻短见：“我活不下去了。原谅我吧，孩子他妈，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我劝他：“应当给他立个碑，放上一块墓石。”
他不能入睡，总是在说：“我一躺下睡觉，儿子就出现在眼前，吻我，拥抱我……”
按照老风俗，我要把一个面包保存四十天……入殓之后，过了三周，面包就碎了，这就意味着家庭要解体……
我在家里处处都挂上了儿子的相片，这样我觉得轻松些，可是丈夫却受不了：“取下来吧，他的眼睛总是盯着我……”
我们给他立了一块碑，很好的碑，用贵重的大理石做的，我们为儿子结婚积蓄的钱都用在石碑上了。小小的坟墓上摆了一块红色石板，种了一些红花—天竺牡丹。丈夫给围栏涂了颜色，他说：“我们做了能做的一切，儿子不会生我们的气。”
早晨，丈夫送我去上班，我们告别。我下班回家一看，他在厨房里用长巾上了吊，面对着儿子的照片，我最喜欢的那幅照片。
“上帝呀，上帝呀！我英明的上帝呀！”
请你们告诉我，他是不是英雄？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么大的痛苦？有时我心想：他们都是英雄！躺在那里的不止他一个人……市属陵园里，一排又一排……有时我咒骂政府，咒骂党，咒骂我自己曾教育过他的那句话：“乖儿子，天职就是天职，必须履行。”
我诅咒所有人，到了早晨我就跑到小坟墓前，请求宽恕：“乖儿子，原谅我的话吧……原谅吧……”
——一位母亲
我没有人可以等待了
我收到了来信：“如果你收不到我的信，不用着急，按原来的通信地址给我写信好了。”此后两个月没有音信，我没有想到他会在阿富汗。我收拾行李，准备到新的服役地点去看望他。
他没有说他在打仗，他说他在晒太阳，在钓鱼。他寄来了一张照片：他骑着小毛驴，两个膝盖上沾满了沙子，我不知道那儿在惨烈地厮杀。过去，他从来不逗小女儿，他没有当父亲的情感，也许因为女儿太小。现在他回来，几个小时都坐在女儿身边，望着女儿，眼神里充满了忧伤，那种神色让我害怕。早晨起来，他把女儿送到托儿所去。他喜欢把她放在肩膀上，扛着她走，晚上再把她接回来。我们一起去过剧场，去过电影院，但他更喜欢留在家里。
对待爱情，他变得十分缠绵，每次我去上班，或到厨房去做饭—他连这点时间也舍不得放过：“跟我待一会儿，今天不吃肉饼也可以。我在家的时间，你请几天假。”
到了往回飞的日子，上飞机时他故意误了点，以便让我们俩再多待两天。
最后一夜，那么美好，我都哭了……我在哭，他不说话，一味地望着我。
最后他开了口：“塔玛拉，如果你再嫁，别忘了我。”
我说：“你疯了，你永远不会被打死！我这么爱你，你永远不会被打死。”
他笑了。
他不想再要孩子。
“等我回来，到那时候你再生。否则你一个人，怎么照顾得了两个？”
我学会了等待。不过一旦遇见殡仪汽车，我就感到不舒服，就想喊，就想哭。我跑回家，家中要是有圣像该多好，我会跪下祈祷：“请主为我保佑他！保佑他！”
那一天，我去看电影，眼睛望着银幕，可是什么也看不见。我莫名其妙地心慌意乱，好像有人在某处等我，我应当到某地去，我勉勉强强熬到散场。当时，那边大概正在激战……
整整一周，我仍然一事不知。我甚至还收到他的两封信，平时我会高兴，会吻来信，可是这次我火了：你还要让我等多久？
第九天清晨5点钟，来了一封电报，有人从门缝下把它塞了进来。电报是他的双亲拍来的：“速来，彼佳阵亡。”
我一下子叫了起来，惊醒了孩子。怎么办？到哪儿去？没有钱。恰好这一天，我应当收到他的领款凭单。我记得，我用红被子把女儿裹起来就上了街，公共汽车还没有运营。我拦住一辆出租汽车。
“去机场。”我对司机说。
“我要回车库。”他顺手关上了车门。
“我丈夫在阿富汗阵亡了……”
他默默地下了车，帮我上了车。我顺路来到一位女友家中，向她借钱。机场没有去莫斯科的机票了，我又不敢从手提包里掏出电报给他们看，万一这不是事实呢？如果是搞错了呢？如果我心里想着他还活在人间，他就没有死。我在哭，大家都看着我。他们让我乘坐教练机飞往莫斯科，当天夜里就抵达了明斯克。但我还得继续赶路，去老路区亚兹利村。出租司机们都不愿意去，嫌远—一百五十公里。我恳求他们，央求他们。有个司机同意了：“五十卢布，我送你。”
凌晨两点，车到了家门口，家人都在哭。
“也许这不是真的？”
“是真的，塔玛拉，是真的。”
早晨我们到军委会去，一位军人回答说：“等运到时，我们就通知你们。”我们又等了两天两夜。我们往明斯克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来吧，自己运回去吧！”我们去了，州军委会的人说：“他被错运到巴拉诺维奇了。”还得跑一百公里，可是我们的大汽车没油了。到了巴拉诺维奇航空港，那儿一个人也没有，都下班了。岗楼里坐着一个门卫。
“我们来了……”
“那边有个箱子。”他用手一指，“你们看看，如果是你们的，就把它弄走吧！”
空地上放着一个肮脏的箱子，箱子上有几个粉笔字—“多夫纳尔上尉”。我把棺材小窗口上的木板掰掉了：面孔是完整的，但是没刮脸，没人给他洗身体，棺材有点儿小。有股味道……我无法弯下身去吻他……他们就是这样把丈夫还给了我……
我在他面前跪下，他是我最珍贵的人。
这是明斯克州老路区亚兹利村的第一口棺材。我还记得，人们的眼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谁也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棺材被放入墓穴，往下放棺材的白布巾还没有被抽出来，突然雷霆冰雹交加，令人害怕。我记得冰雹像白色的碎石打在怒放的丁香花上，落在地上，被踩得咯咯作响，大自然也抗议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离不开他的老家，因为他的灵魂还萦绕在这里。父亲，母亲……我们很少交谈。我觉得他母亲恨我：我活着，而她的儿子不在了；我会改嫁，而他不在了。如今，她说：“塔玛拉，再嫁吧！”可是当时我怕跟她的目光相对。他父亲差一点疯了：“把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给害死了，给打死了！”我和妈妈劝他，说彼佳被授予勋章，说我们需要阿富汗，说这是保卫我国南方国境……他不听：那帮畜生！……
最可怕的事还在后面。最可怕的事……我必须习惯于一种想法，我不要再等他了，我没有人可以等待了。早晨一觉醒来，湿漉漉满身大汗，是吓出来的：“彼佳回来了，可是我和奥列奇卡住在另外的地方。”我必须理解，从今以后我是孤身一人了。不过，我一天三次查看信箱……我收到的只有我寄给他的信，他没有来得及看的信，信封上盖着图章：“收信人已经离去。”
我不再喜欢过节，也不再出门做客，给我留下来的只有回忆。回忆起来的，都是最美好的时光。
第一天，我俩一起跳舞；第二天，我俩一起逛公园；我们认识后的第三天，他就向我求婚，要我嫁给他。那时我已经有了未婚夫，我们的申请书放在结婚登记处。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他走了，给我来信，整页写的都是大大的“啊”字！正月里，彼佳来信说：“我会来的，到那时就结婚。”可是我不愿意正月出嫁，我希望春天举行婚礼！在婚礼宫，有音乐，有鲜花。
婚事在冬天就办了，就在我们村里，办得既可笑又匆忙。主显节那一天，大家都算命，我做了一个梦，早晨我讲给妈妈听：“妈妈，我梦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站在桥上召唤我，他身穿军装。可是当我向他走去时，他却向远处退去，越退越远，然后就无影无踪了。”
“不要嫁给军人，你会变成寡妇的。”妈妈说。
他来了，只有两天时间。
“咱们到结婚登记处去。”他进门就这样说。
村苏维埃的人把我们打量了一番。
“你们何必要等两个月呢？去买香槟酒。”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成了夫妻，街上是暴风雪。
“你用哪种出租车接走新娘呀？”
“我马上就把她带走！”他举起手来，拦住一架“白俄罗斯”牌拖拉机。
几年来，我经常梦见我们见面时的情景，我们坐在拖拉机上的样子。他不在了，已经八年了，可是常常梦见他……我在梦中总是央求他：“你再娶我一次吧！”他把我推开：“不！不！”我感到惋惜的，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他是怎样的一个男子汉呀！那么高大，那么健壮。我遗憾的是，我没有能跟他生个儿子。他最后一次休假回来，我们家锁着门。事先他没有拍电报，我又不知道。有个女友过生日，我到她家去了。他一推开门，震耳的音乐声，笑声……他坐在凳子上就哭了。他每天接我，说：“我到你的单位去时，连膝盖都在哆嗦，仿佛是去幽会。”
我想起我们怎样一起游泳。我们坐在河边，点起一堆篝火：“你不知道我是多么不愿意为别人的祖国去送命。”
夜里他又说：“塔玛拉，你别再改嫁。”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我太爱你了，我不能想象你和别人在一起……”
有时，我觉得我活了很久很久，虽然回忆的是千篇一律的事。
女儿还小，从幼儿园回来时说：“今天我们都讲了自己的爸爸，我说我爸爸是军人。”
“为什么要讲这些？”
“他们并没有问我有没有爸爸，他们只问他是什么人。”
她稍稍长大了一些时，每当我因为什么事拿她出气时，她总是劝我：“好妈咪，您出嫁吧……”
“你希望有怎样的一个爸爸呢？”
“我希望有我自己的爸爸……”
“如果不是自己的那个呢？”
“那么就要个和他差不多的……”
我二十四岁当了寡妇。头几个月，只要是个男人来找我，我当场就可以嫁给他。我疯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自救。周围的生活照旧，有人在修别墅，有人在买汽车，有人有了新的住宅，需要一张地毯，厨房需要铺红色的瓷砖……他们的正常生活，表明我的生活不对路。只是到现在，我才开始购买家具，我的手无力去烤馅饼，难道我的家里也能过节？
上次的战争，家家户户都会悲伤，全国都在悲伤。每个人都失掉了自己的某一位亲人，并知道是为什么失掉的，妇女们一起号啕大哭。
现在，我在烹饪学校工作，全体职工一百人，只有我一个人的丈夫在战场上阵亡，其他人只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这场战争的事。当我第一次从电视上听说阿富汗是我们的耻辱时，我恨不得把屏幕砸碎了。那天，我第二次埋葬了我的丈夫……
——一位妻子
我有眼睛时比现在瞎得更厉害
我们被送到撒马尔罕，那儿有两个帐篷。在一个帐篷里，我们脱掉了身上所有非军人的衣服。有的人比较聪明，他们在半路上已经把夹克衫、绒线衫卖了，最后买了一瓶葡萄酒。在另一个帐篷里，我们领到了过时的士兵服装—1945年的军上衣、人造革靴子、包脚布。如果你把这些人造革靴子拿给习惯于炎热气候的黑人看，他会吓昏的。在非洲不发达的国家里，士兵们脚蹬轻便鞋，身穿绒线衫、裤子，头戴小檐帽。可是我们排着队，唱着歌，在四十摄氏度的高温里忍受着煎熬，双脚像泡在沸水里一样。
头一个星期，我们在冰箱厂卸玻璃包装容器，在商业基地搬运整箱的柠檬。有时也派我们到军官家里去干活，我就给一家人砌过砖，盖过两个星期的猪圈，钉了三张石棉水泥板。用另外两张换了酒喝，石棉水泥板的价格是每米一卢布。军人宣誓前，两次被带到打靶场：第一次发了九颗子弹，第二次每人抛了一次手榴弹。
我们在练兵场上排好队，宣读了命令：“派你们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执行国际主义义务。谁不想去，向前迈两步。”
有三个人走了出来，部队首长用膝盖顶一下他们的屁股，让他们站回队去，说：“这次是检查你们的战斗情绪。”
每人发了两天的干粮，还有一条皮带，上路吧！大家上了飞机，默默不语，觉得飞了很长时间。透过舷窗我们看见了崇山峻岭，真美！我们生长在普斯科夫，家乡到处是草原和树林，从来没有见过山。我们在信丹德下了飞机，我记得那天是1980年12月19日……
有几个人打量了我几眼：“一米八，分到侦察连，那里需要这样的人……”
从信丹德去了赫拉特。到了那儿，我们也是搞修建，修建靶场：挖地，运石，打地基。我干木工活，用石棉水泥板盖房顶。
有的人参加第一次战斗之前，还没有放过一枪。
总是饿。厨房里有两个五十升的大锅：一个用来做第一道菜—水煮白菜，汤里捞不出肉来；一个用来做第二道菜—干土豆或者燕麦饭，没有一点油。每四个人发一个青花鱼罐头，商标上的生产日期是1956年，保存期限是一年半。一年半里，我只有一次不想吃东西，那次是因为我负了伤。平时我总一边走路一边想：在什么地方能弄点吃的，能偷点吃的？我们曾爬进阿富汗人的果园，他们开枪射击，还可能踩上地雷。不过我们太想吃苹果、梨或者其他什么水果了。大家写信向父母索要柠檬粉，他们用信封捎来一些。我们用水把柠檬粉化开就喝，酸滋滋的，用它来刺激胃……
第一次战斗前播放了苏联国歌，政治部副主任讲了话。我记得他说：“我们比美国人抢先一个小时，国内等我们作为英雄凯旋。”
我将怎样杀人，当时自己也想象不出来。参军前，我从事自行车体育活动，我的肌肉锻炼得结结实实，谁都怕我，谁也不敢碰我，我甚至没有遇见过持刀打架流血的事情。现在，我们乘坐的是装甲输送车。在这之前，我们从信丹德到赫拉特乘的是大汽车。还有一次，离开驻防地外出乘的是“吉尔”。我坐在装甲车上，手握武器，袖子挽到胳膊肘……有一种新的不熟悉的感觉，一种权势、力量和个人安全的感觉。村庄马上显得低矮了，灌溉沟渠变小了，树木也变得稀少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完全放了心，觉得好像是个旅游者，开始东张西望，欣赏外国风光。真是奇异，各种树，各种鸟类，各种花草，第一次见到那种带刺的树。我一下子把战争忘在脑后了。
输送车经过水渠，经过泥巴桥，我奇怪的是，这座桥居然能经受得住几吨金属的重量。突然一声爆炸，开路的装甲输送车遭到火箭筒的迎面攻击。有人抬着熟悉的弟兄走了过去，没有头颅了，活像硬纸板的靶子，胳膊耷拉着……我的意识还不能马上接受这种新的可怕的现实……命令：架起迫击炮。我们把迫击炮叫“矢车菊”，它每分钟可发射一百二十颗炮弹，所有炮弹全部射向村庄。村庄里有人向外开枪，每个院落里都射去几颗炮弹。
战斗结束后，我们把自己人一块一块地收拢到一起，从装甲板上也往下刮。死者身上没有身份牌，我们把粗帆布铺开当作集体坟墓……没法认出是谁的大腿，谁的一块头骨……没有发给大家辨认身份的颈牌，怕万一落到敌人的手里，那上边有姓名，有地址……如今正像歌里唱的：“我们的住址没有楼号，也没有街名，我们的住址是苏维埃联盟……”这是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我们投入了一场有实无名的战争……
回营地的路上，谁也不说话，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吃了饭，擦拭了武器，这时候才有人开了口。
“来一根大麻烟吗？”“爷爷兵”们建议。
“不想抽。”
我不想抽，怕戒不掉。毒品染上瘾，要想戒掉，非有坚强的意志不可。后来大家都抽起来了，否则坚持不下去。如果像上次战争那样，人民委员会规定每人发给一百克酒就好了……不允许啊，有禁酒法令……要解除紧张情绪，必须用什么东西补偿，最好的办法是处于昏迷状态……往汤里，往粥里倒些麻醉品……然后，眼睛瞪得溜圆，像半卢布的银币，夜里能像猫似的看东西，人变得像蝙蝠一般轻盈。
侦察员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近处杀人，不是用自动步枪，而是用芬兰匕首，用刺刀杀人，不能出声，不能让别人听见。我很快就掌握了这套本领，干得蛮有兴趣。第一个被我杀死的人……我在近处杀死了什么人，我记得……我们靠近了村子，通过夜视望远镜看见一棵树旁边，有个小电筒闪闪发亮，那儿还有一杆枪，有个人在挖什么东西。我把自动步枪交给了战友，自己靠近过去，距离约有一个箭步时，我纵身一跃，把他打翻在地。为了不让他叫出声来，我用他的缠头堵住了他的嘴。我随身没有带刀，嫌沉。我只有一把开罐头用的小刀，这是一把普通的小刀。他已经躺在地上了，我揪住他的胡须，割断了他的喉咙……皮肤绷紧了，割起来比较容易。我见多了流血……
我那时担任侦察组长的职务，一般都是夜间出动，手里握着刀子，坐在树后……他们走了过来，走在前边的是巡逻兵，必须把他干掉。我们轮流动手，这次轮到我。巡逻兵与我并排了，我放他向前走了一步，然后从背后跳上去，主要是用左手勒住他的脑袋，让他扬起脖子，免得叫出声来。右手用刀刺入后背，刺在肝下，要刺透……后来我弄到了战利品，一把日本匕首，长三十一厘米，这种匕首很容易刺入人体。被刺的人蠕动几下，就扑倒在地上，一声也喊不出了。渐渐就习惯了，心理上接受并不太难，不像在技术上那么难：准确地刺到脊椎上边的那根骨头，刺进心脏，刺进肝……我们学过空手道，知道要扭住对方的胳膊，把他制伏、捆住，对准至痛点—鼻子、耳朵、眉骨，要击准。要想动刀子，就得知道刺向什么地方……
有一次，我心里迟疑了一下，震动了一下，感到极其难受。那天，我们搜索一个村庄。一般情况下，推开门进屋前，要先投一颗手榴弹，免得遭到机枪的袭击。何必冒险呢，手榴弹更可靠。我把手榴弹投进去以后，便跨过门槛：屋里躺着几个妇女，两个稍大的男孩和一个吃奶的婴儿。婴儿不是放在小车里，而是在一个像是小盒子的东西里……
现在为了不让我发疯，我必须为自己辩白几句。也许死人的灵魂真的在天上俯视着我们。
我回了国，想当一个好人，可是偶尔也会产生一种愿望，想咬断他人的喉咙。我是双目失明后回的国，子弹从左边的太阳穴打进去，从右边的太阳穴钻了出来，打掉了两只眼睛的视网膜，我只能分辨明与暗。我知道应当咬断谁的喉咙，那些舍不得在我们的小伙子们的墓前立块石头的人，那些不想分给我们住房的人，那些说“我没有派你们到阿富汗去”的人，那些不关心我们的人……我心中曾有过的一切还在沸腾。如果有人要把我的过去夺走呢？不，我不会交出去的。我正是凭借过去在生活。
我学会了不用眼睛走路。我自己能够坐车到市内各地去，自己坐地铁，自己穿街过马路，自己做饭。妻子感到奇怪，我做的饭菜比她做得还好吃。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妻子的长相，但我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她头发的颜色，她鼻子的形状，她嘴唇的形状……我是用手，用身体在看，我的身体有视力……我知道我儿子的样子。他小时候，我把他裹在襁褓里，给他洗过尿布……如今我用双肩驮着他玩……有时我觉得眼睛没有用。每次发生最重要的事情或感到舒服时，您不是也会把眼睛闭起来吗？……画家需要眼睛，因为眼睛为他的职业所需要。可是我学会了不用眼睛生活，我能感受到世界……我听见了它……语言对我来说，比对你们有眼睛的人有更大的作用。
在很多人眼中，我已经是过去的人了，觉得我作为一个小伙子，已经打过仗，如同尤里·加加林，已经完成了太空航行一样。不，我最主要的事业还在后面，我知道这一点。不要把身体看得比自行车更有意义。我过去是自行车手，参加过比赛。身体，如同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一架车床，仅此而已。我可以成为幸福的人，自由的人……没有眼睛……我明白了这些……可是有多少人有眼无珠啊。我有眼睛时，比现在瞎得更厉害。我想净化身上的一切，清除身上的污秽，当初我们就是被污秽吸进去了。现在，只有做母亲的理解我们，保护我们。您不晓得，夜是多么可怕吧？梦中，又一次，这是第几次呀，手持匕首向人扑去……我只有在梦中是个婴儿……婴儿不怕血，因为他不理解什么是血，他以为那是红色的水……儿童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他们对一切都想摸清楚，理解透，什么东西是怎么造成的。可是我，现在甚至在梦中也怕血……
——一位侦察兵
“我亲爱的妈妈”
我急急忙忙地向墓地奔去，如同赶赴约会，我仿佛在那儿能见到自己的儿子。头几天，我就在那儿过夜，一点也不害怕。我现在非常理解鸟儿为什么要迁飞，草儿为什么要摇曳。春天一到，我就等待花朵从地里探出头来看我。我种了一些雪花莲，为的是尽早得到儿子的问候。问候是从地下向我传来的，是从他那儿传来的……
我在他那儿一直坐到傍晚，坐到深夜。有时候我会大喊大叫，甚至把鸟儿都惊飞了，可是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乌鸦像一阵飓风掠过，在我头顶上盘旋，扑打着翅膀，这时我才会清醒过来……我不再大叫了……一连四年，我天天到这儿来，有时是早晨，有时是傍晚。当我患了轻微脑血栓躺在病床上不能下地时，我有十一天没去看他。等我能起来，能悄悄地走到盥洗室时……我觉得，我也可以走到儿子那儿去了，如果摔倒了，就扑在小坟头上……我穿着病号服跑了出来……
在这之前，我做了一个梦，瓦列拉出现了：“好妈妈，明天您别到墓地来。不要来。”
可是我来了，悄悄地，就像现在这样，悄悄地跑来了，仿佛他不在那儿，我的心觉得他不在那儿。乌鸦和往常一样，站在墓碑上、围栏上，它们不飞，也不躲避我。我离开凳子，站了起来，可是它们却先我飞起，安慰我，它们不让我离去。怎么回事？它们有什么事要预先警告我？它们忽然安静下来，飞上树梢。我又想回到那座小小的坟墓前，心里平静极了，不安的心情过去了，是他的魂儿回来了。“谢谢你们，我的鸟儿，是你们提醒我，不让我走开。我终于等到乖儿子回来了……”
人多的时候，我感到不舒服、孤单，我心慌意乱，踱来踱去。有人跟我说话，纠缠我，妨碍我，可是我在那儿却觉得舒服。我的心情只有在儿子那儿才感到舒畅，要想找到我，只能在工作地点和那儿。在那儿，在坟前……我儿子好像就住在那儿……我估量了一下，他的头在哪儿……我坐在他身边，把心里的话都掏给他……今天早晨我干了什么，白天干了什么……我和他一起回忆往事……我望着他的相片，想得很远很远，望得很久很久……他或者淡淡一笑，或者有所不满，皱起眉头，我们俩就这么过日子。我即使买一件新衣服，也是为了看望儿子，为了让他看见我穿上新衣裳了……过去，他总是跪在我面前，如今我跪在他面前了……每次都是如此：推开围栏小门，就跪下！
“好儿子，早晨好……好儿子，晚上好……”
我总是和他在一起。我原想从孤儿院抱一个男孩，找一个像瓦列拉的，可是我心脏有病。我拼命工作，像在黑暗的隧道里，累得筋疲力尽。如果有空闲坐在厨房里，伏在窗口朝外望，我就会发疯，只有痛苦的折磨才能挽救我。四年来，我一次电影也没有去看。我把彩电卖了，用那笔钱修了一块墓碑，我一次也没有打开过收音机。自从乖儿子阵亡以后，我的一切都变了，脸、眼睛，甚至双手。
我也是出于爱而嫁人的，自己找上门的！他是个飞行员，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他穿着皮夹克、软底皮靴，像头大熊。他就是我将来的丈夫吗？姑娘们“啊”了一声。我进了商店，为什么我们的工厂不生产高跟拖鞋？我在他面前显得那么矮小。我总盼望他生病、咳嗽、伤风感冒，那时他就能在家里待上整整一天，我就可以伺候他了。我盼儿子都快盼疯了，我希望儿子能够长得像他：同样的眼睛，同样的耳朵，同样的鼻子。仿佛天上哪位神仙听了我的话，儿子长得和他一模一样。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两个出色的男子汉都属于我。不能相信！我恋家，我喜欢洗衣服、熨衣服，我什么都爱，爱得连家中的一个小蜘蛛也不碰，如果在家中抓到一只苍蝇或是花大姐，我就会打开小窗户把它们放走。让一切生灵都活下去，彼此相爱吧，我幸福极了！我按门铃，我打开走廊的电灯，我让儿子看见我是高高兴兴的。
“列鲁恩卡（他小的时候，我叫他列鲁恩卡），是我。你可让我想—死—了！”我从商店或是单位总是急急忙忙往家跑。
我爱儿子爱得发疯，我现在也爱他。开完追悼会，他们送来了照片，我没有接受，我还不相信……我是一条忠诚的狗，宁愿死在坟头上也不会离去。
我交朋友向来忠贞不渝。奶水从乳房往外流，可是我和女友说好要见面，我应当还她一本书，我站在冰天雪地里，等了一个半小时还不见她的人影。既然答应了，就不能够无缘无故地失约，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跑到她家里，她在睡大觉，她不理解我为什么在哭。我也爱她，我把自己最爱的一件衣裳，天蓝色的衣裳送给了她，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迟迟疑疑地走进人生，有些人胆子比我大得多。我不相信有人能爱我，别人说我长得漂亮，可我不相信，我进入生活的节奏总是慢半拍。不过，一旦我把什么事记在心里了，那么我一辈子也不会忘。对待一切，我都兴高采烈。尤里·加加林飞向太空，我和列鲁恩卡跑到大街上……我在这一刻想爱所有人，拥抱所有人……我们俩高兴得欢呼雀跃……
我爱儿子爱得发疯、发狂，他也疯狂地爱我。坟墓如此强烈地吸引我，仿佛是他在召唤我……
有人问他：“你有女朋友吗？”
他回答说：“有”。然后他把我大学时代的学生证拿给别人看，那上边的我，留着长长的大辫子。
他爱跳华尔兹。中学毕业时，他在毕业晚会上请我跟他跳第一支华尔兹。我还不知道他会跳舞，他已经学会了，我们俩好一阵旋转。
晚上，我坐在窗前打毛衣，等他回家。脚步声……不，不是他。又有脚步声……是他的脚步声，是我儿子的脚步声……我从来没有猜错过。我们对坐在桌前，一聊就聊到凌晨4点钟。我们都聊些什么？喏，人们高兴的时候，都能聊些什么？海阔天空，神聊。聊重要的事，也聊无聊的事，我们捧腹大笑。他给我唱歌，弹琴。
我看了看挂钟：“瓦列拉，睡觉吧！”
“好妈妈，再坐一会儿。”
他总是叫我：我的好妈妈，我亲爱的妈妈。
“喏，亲爱的妈妈，您的儿子考进了斯摩棱斯克高等军事学院。高兴吧？”
他在钢琴前坐下来：
各位军官—贵族大公！
我大概不是第一人，
也不是最后一名……
我父亲是军官，保卫列宁格勒时阵亡。我爷爷也是军官。我儿子天生就有军人的风采：身段、体力、风度……他应该当骠骑兵，戴白手套，打扑克，玩朴列费兰斯①……我欢天喜地地称他是“我的标准军人”。哪怕是上帝从天上给我们洒下一滴污水，别让他这么完美呢……
大家都效仿他，我作为他的妈妈也效仿他。在钢琴前像他那样坐下，有时像他那样走路，他死后尤其如此。我希望他的灵魂永远附在我的身上……
“喏，我亲爱的妈妈，您儿子要走了。”
“到哪儿去？”
他默不作声。我坐着不动，满脸是泪。
“我的乖儿子，你要到哪儿去，亲爱的？”
“什么‘到哪儿去’？大家都知道到哪儿去。我的好妈妈，快干活吧！咱们从厨房开始……过一会儿朋友们会来的……”
我立刻猜出来了：“去阿富汗？”
“对了。”他的表情一下子变了，令人猜不透，宛如蒙下一层铁幕。
他的朋友科利卡·罗曼诺夫奔进屋来，他像小铃铛似的把一切都讲了：他们在学院三年级时就写了申请报告，要求派他们去阿富汗。
第一杯：谁不敢冒险，谁就别喝香槟。那天晚上，瓦列拉一直唱我爱听的抒情歌曲：
各位军官—贵族大公！
我大概不是第一人，
也不是最后一名……
①[ 朴列费兰斯，一种纸牌的玩法。]
还剩下四周了。早晨上班以前，我到他的房间，坐下来听他打鼾。他睡觉的姿势也美。
大自然在叩我们家的门，向我们暗示。我做了个梦：我穿着黑色的衣裳，在黑色的十字架上……天使带着我在十字架上飞翔，我勉强待在十字架上……我想看一眼我会落在什么地方，落在海里还是陆上？……我看见了，下面是一个洒满阳光的地槽……
我等他休假回家，他好久没有来信。我在单位时，电话铃响了：“我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快回家，菜汤已经烧好了。”
我叫了起来：“乖儿子！乖儿子！你不是从塔什干打来的电话吧？你已经到家了？冰箱里有一锅你爱吃的红甜菜汤！”
“啊！我看见了锅，可是我没有揭盖儿。”
“你做的是什么菜汤？”
“我做的是‘白痴梦想汤’。快回家，我到汽车站去迎您。”
他休假回来时，头发全白了。他没有承认，说自己不是在休假，是从军医院请了假：“我要去看看妈妈，去两天。”
女儿看见他怎样在地毯上打滚，疼得直叫。他同时患了肝炎和疟疾。他警告妹妹：“刚才的情况，不能让妈妈知道。去，去看你的书……”
上班以前，我又来到他的房间，看他怎样睡觉，他睁开了眼睛：“怎么啦，我的好妈妈？”
“你怎么不睡了？还早。”
“我做了一个噩梦。”
“乖儿子，如果是噩梦，你就翻个身，噩梦就会变成美梦。噩梦不要讲出来，梦里的事就不会实现。”
我们把他送到莫斯科，明媚的五月，阳光灿烂，马蹄莲开花了……
“乖儿子，那边怎么样？”
“阿富汗，我的好妈妈，那是我们不该做的事。”
他只盯着我，不看任何人。他伸出手来，蹭了蹭我的额头。
“我不愿意往那个火坑里钻！我不愿意！”说完就走了，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就是如此，妈妈。”
他从来不说“妈妈”，总是唤“我的好妈妈”。风和日丽，马蹄莲开花了……航空港的女值班员望着我们，哭了……
7月7日，我醒来时没有眼泪，目光呆滞地盯着天花板……是他把我唤醒的，好像是来跟我告别的……8点，该准备上班了……我拿着裙子，从洗澡间到卧室，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想穿色彩鲜亮的裙子……我有些头晕，连人都看不清，一切都恍恍惚惚……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才镇静下来……
7月7日……衣兜里七支香烟和七根火柴……照相机里拍了七个画面……给我写的七封信……给未婚妻写的七封信……一本书翻在第七页上，是安部公房的小说《箱男》。
他当时还有三四秒钟的时间可以自救……他们是和汽车一起翻下山涧的。
“弟兄们，快往外跳！我殿后。”他不肯第一个跳出去，他不能抛下战友不管，他不会这么做。
“我是西涅利尼科夫少校，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我现在给您写这封信。我执行军人的职责，认为必须通知您，瓦列利·盖纳基耶维奇·沃洛维奇上尉于今天10时45分不幸阵亡……”
全市都知道了……军官之家里挂着黑纱和他的遗像……飞机载着灵柩，马上就要着陆……谁都不告诉我任何事，谁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单位的同事们，个个含着泪……
“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找各种借口避开了，有位女友开门看了我一眼。后来我看见了我们的医生穿着白套服，我恍然大悟。
“人们哪！你们怎么啦？疯了吗？这种人是不会死的。”我敲打桌子，奔向窗户敲打玻璃窗。
他们给我注射了一针。
“人们哪！你们疯了吗？你们胆怯了？”
他们又给我注射了一针。注射也不顶用，据说我大喊大叫过。
“我要见到他，把我带到儿子身边去。”
“把她送去吧，否则她受不了。”
长长的棺材，没有刨光的木板，上边是黄色大字“沃洛维奇”。我搬棺材，想把它抬回家，我累得膀胱都涨破了……
需要有块坟地，干燥的地，干燥一点的地……需要五十卢布？我付，我付。只要那块地好就行……干燥一点的……我明白，待在那里边让人害怕，可是我又说不出口……要一块干燥的地……头几夜，我没有离开……我守在那儿过夜……有人把我送回家，我又返了回来……有些割了的草在晒……城里和墓地到处都是干草的味道……
早晨，我遇见一个小兵。
“大妈，您好。您的儿子原来是我的指挥官，我把一切都告诉您。”
“啊，好孩子，等一等。”
我们回了家，他在我儿子的软椅上坐下。他刚开口，又改变了主意：“不，我讲不出口，大妈……”
我每次去看望他时，总是我先鞠个躬，临走时再鞠一躬。只有有人来访时，我才留在家中。我在儿子身边觉得舒服，严寒季节我也在那儿，并不觉得冷。我在那儿给他写信，夜里我回家时，路灯亮着，汽车行驶也亮着灯。我徒步回家，心里有一股力量，什么也不怕，不怕野兽，也不怕人。
儿子的话萦绕在耳边：“我不愿意往那个火坑里跳！我不愿意！”谁应该为此事负责呢？总得有人为这桩事负起责任来吧。我现在想活得很久，为此我养精蓄锐。一个人最不受保护的就是他的小小坟墓，他的声誉。我永远会保护我儿子的声誉……有的战友找过他……有个战友跪在他面前：“瓦列拉，我浑身上下都沾满了血，我用这双手杀过人……我没离开过战场，我浑身上下沾满了血……瓦列拉，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死还是活？我现在不知道。”我醒来，像是从梦中醒来……我想弄明白，谁为此事负责？为什么都一言不发？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姓名公布出来？为什么不到法院去告他们？
他唱得多么动听啊：
诸位军官—贵族大公！
我大概不是第一人，
也不是最后一名……
我去过教堂，跟神父谈过心。
“我儿子阵亡了，他很不一般，他是个可爱的人，今后我该怎么对待他？我们俄罗斯有什么风俗？我们都把风俗给忘光了，我想知道一些。”
“他受过洗礼吗？”
“神父，我很想说他受过洗礼，可是不能。我本来是一位青年军官的妻子，我们过去生活在堪察加半岛上，那里终年冰天雪地……我们住在大雪覆盖的土窑里……我们这儿的雪是白色的，可是那儿的雪是淡蓝色的、绿色的、贝母色的，那儿的雪不反光，也不刺眼。幅员万里，一尘不染……声音可以传播得很远……您能理解我吗，神父？”
“维克托利娅大娘，他没有受过洗礼，就不好办了。我们的祈祷，传不到他心中。”
“我现在就让他受洗礼！”我的话脱口而出，“用我的爱，用我的苦难，用我的苦难为他洗礼……”
神父握住了我的手，我的手在抖。
“维克托利娅大娘，不能这么激动。您经常去看望儿子吗？”
“我天天去，要不然怎么办？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会天天见面。”
“大娘啊，过了下午5点钟，就不能再打扰他，他们要去安息。”
“我上班到5点钟，下班以后还要打工。我给他立了一块新碑……两千五百卢布……我需要还债。”
“维克托利娅大娘，请您听我说，每个假日您一定要来，每天12点钟做弥撒时也要来，那时他会听见您的……”
让我经受最悲痛的苦难、最可怕的苦难，只要他能听到我的祈祷、感受到我的爱就行了。我在他的墓地上遇到每一朵小花，每一条根须，每一枝草茎，我都会问：“你从哪里来？你是从他那里来的吗？是从我的儿子那里来的……”
——一位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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