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作者：他今天又打来电话，此后我把他称为“我的重要主人公”。
重要主人公：我本来没想给您打电话……我上了公共汽车，听见两位妇女在议论：“他们算什么英雄？他们在那边杀儿童杀妇女，他们是些精神失常的人……还请他们到学校作报告……还让他们享受优惠……”
车一到站，我赶紧跳了下去。我站在那里，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们是兵，我们执行的是命令。战争时期不执行命令就枪毙！我们那时处于战争状态。当然啦，将军没有亲手杀过妇女儿童，可是他们下达过命令。如今，一切罪名都扣在我们头上……什么罪名都要士兵来承担……有人对我们说：“执行罪恶的命令就是犯罪。”可我当时相信下达命令的人，我从记事时起，受的教育就是相信命令。只能相信！没有人教我动动脑子，相信还是不相信，开枪还是不开枪？向我反复灌输的是，只有更加坚定地相信！
作者：那时，我们人人如此。
重要主人公：不假，我杀过人，我浑身上下沾满了鲜血……可是他……我的朋友，躺在地上……我把他看作兄弟……一处是头颅，一处是胳膊，一处是大腿……还有剥下来的皮……我马上要求再次参加袭击……我看见村子里正在出殡……人很多……死人装在一个白色的东西里……我用望远镜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我命令：“开火！瞄准送葬的人们—开火！”
不假，我杀过人，因为我想活下去，我想回家……
不，何必呢？您何必要了解这些事？直到不久以前，我夜里才不再想到死了。三年啦，我每天夜里都在选择死的办法，怎么做更好：把子弹射进口腔，还是用领带悬梁自尽？……有时好像又闻到蒺藜那股呛人的臭味……那股臭味能让人发疯……
话筒里嘟嘟嘟地响了起来……
作者：为什么我觉得我老早就认识他，听见过他的声音？
杀人就是为了能回家
像是在做梦……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情景……是在哪个电影里吧……
我现在觉得，我并没有杀过任何人……
我是自愿去的，主动申请。我打算考验一下自己，看看我究竟能干什么。
我自命不凡。在学院读书时，我无法表现自己，无法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我想当英雄，我寻找当英雄的机会。我读到大学二年级就投笔从戎了。大家都说那是男子汉的战争……男孩们的战争，参战的是清一色的男性少年，他们前不久还是十年级的学生……
这场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更像一场游戏。你的自尊心、你的自豪感是极其重要的。能，或者不能……他能办到，我能不能？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些，我们关心的不是政治。
我从小就培养自己，准备接受某种考验。杰克·伦敦是我喜爱的作家。真正的男子汉应当体魄强健。人在战争中，才能锻炼成体魄强健的人。
我心爱的姑娘劝我不要去：“你想想，蒲宁①或者曼德尔施塔姆②会说出类似的话吗？”
朋友当中，没有一个人理解我。他们有的结了婚，有的研究起东方哲学，有的研究瑜伽，只有我一个人上了战场。
①[ 伊凡·蒲宁（1870—1953），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还有将近两百篇短篇小说，其中较出色的有《米佳的爱情》《中暑》《三个卢布》《幽暗的小径》《乌鸦》和《巴黎》。]
②[ 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阿克梅派代表诗人。著有诗集《石头》《哀歌》和散文集《时代的喧嚣》《亚美尼亚旅行记》《第四散文》等。1933年他因写诗讽刺斯大林，次年即遭逮捕和流放，最后死在远东的转运营。]
上边是太阳晒焦的山岭，下边有个小女孩吆喝着一群山羊，一个妇女在晾衣服，情景和我们高加索那边相似……我甚至感到失望……半夜，有人朝我们的篝火开了一枪，我拎起水壶，水壶下边还有子弹。行军时渴得要命，真是难受，嘴里发干，想咽口唾液也不行，好像满嘴都是沙子。大家舔露水，舔自己的汗……我得活下去，我想活下去！我抓住一只乌龟，用锋利的石片割开它的脖子，喝乌龟的血，这事别人办不到，谁也办不到。
我明白了，我能够杀生，我手里有武器。
头一回作战时，我看到有人休克了，昏迷了，有人一想起自己怎样杀人就呕吐。
人的脑浆四处飞溅……人的眼珠顺着脸庞滚动……我承受住了！我们当中有人以前是猎手，他吹嘘自己参军前怎样打死兔子，怎样打死野猪，就是这人，总是呕吐。杀动物是一回事，杀人是另一回事。
人在战斗中成了木头人……没有了理智，变得麻木无情……处处算计……我的自动步枪就是我的命……自动步枪长在身上了，好像是多了一条胳膊……
在那边打的是游击战，很少有大规模的战役，永远是你和他。人变得机敏起来，像只小狞猫。你打了一梭子，他坐下了。你在等待，现在轮到谁了？你还没听到枪声，可是感觉子弹怎么又飞起来了。你从一块石头爬向另一块……躲躲藏藏……你跟踪他，像个猎人，神经绷得紧紧的……屏住呼吸，寻找机会……一旦两人照面，就用枪把对方打死。你打死他，然后感觉到自己还活着！—我又活下来了！
杀人并没有乐趣，杀人就是为了能回家。
死人都是不同的，没有一样的……有的躺在水里……死人的脸在水里会发生变化，所有死人都面带笑容。一阵雨过去，尸体洗得干干净净。在没有水的尘土里，死亡让人更加暴露无遗。有的死人还穿着崭新的军装，有的人头已变成一张枯干的红纸，脑袋被压扁了，像路边的蜥蜴似的被压平了……可是我还活着！
矮墙跟前坐着一个人，离房屋不远，堆着一些砸开的核桃，看来是他吃的……睁着眼睛，没人为他合上……人死后十到十五分钟内，还可以合上眼睛，时间再长就不行了……可是我还活着！
另外一个人，弯着腰，裤口敞着……他是准备解手……死前他们怎样，现在仍然那个样躺着……可是我还活着！我要摸摸自己，证明自己没死……
鸟儿不怕死，鸟儿蹲着，张望着。儿童不怕死，他们也像鸟儿一样蹲着，静静地、好奇地东张西望。
你在食堂里喝汤，瞟了身旁的人一眼，马上想到他死后会是什么样。有一段时间，我不敢看亲友的照片，执行任务回来后，不忍看儿童和妇女。面对他们时，我总是转过身去。这种情景，慢慢才消失了。
我早晨跑步锻炼身体，还练习举重。我考虑过自己回来时体形会是什么样。我总是缺觉，虱子很多，尤其是冬天。我们在褥垫上撒满了杀虫粉。
回家后，我对死才有了恐惧感。回国后，我有了一个儿子。我想：如果我死了，我的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就没有我，我感到恐惧。我还记得射向我的那七颗子弹……像我们老说的，它们可以让我去见“天国的人”，可是它们从我身边擦过。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像是还没有玩够，还没有把仗打完……
我问心无愧，不怕噩梦。我总是选择实打实的决斗，他与我的决斗。有一次，我看见两个人在殴打一个俘虏，俘虏还被绑着，像个窝囊废躺在地上……我没让他们继续打他，我把那两个人赶走了，我瞧不起这类人……有个家伙操起自动步枪打天上的鹰，我扇了那家伙一耳光：打飞禽干什么？飞禽招你惹你了？
亲人们问我：“那边怎么样？”
“别问了，对不起，我以后再告诉你们。”
我从学院毕业后，当起了工程师，我就是想当一名工程师，而不是当什么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那些事我连想都不愿意再想。
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活下来，将来会怎样。我第一次讲得这么坦白……如同在火车上，人们互不相识，中途偶遇，聊了一阵，然后在不同的站台下车……我的手在抖……不知为什么，我很激动……我还以为我早就轻松地退出了那场游戏……
如果您要写的话，不要提我的名字……我什么也不怕，但我不愿意被留在这段历史里……
——一位步兵排排长
我仍然在哭泣
我本打算12月举行婚礼，可是11月却去了阿富汗。
我通知未婚夫，他笑了：“去保卫我国南部国境？”
当他确信我并非开玩笑时，说：“怎么，难道你在这儿找不到跟你睡觉的人？”
路上，我一直在想：“我没有赶上修筑贝阿铁路大干线的工程，没有赶上开垦荒地，现在机会来了—阿富汗！”我相信小伙子们带回来的那些歌里所描述的，我整天听个没完：
在过去的几年里啊，俄罗斯，
你在阿富汗的国土上，
在那里的崇山峻岭中，
留下自己多少儿郎……
当时我是一个只有书本知识的莫斯科小姑娘。我觉得真正的生活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那里的男人个个身强体壮，那里的女人个个如花似玉，那里有种种意想不到的奇遇。当时我一心想冲出习惯了的生活……
经过三个不眠的夜晚，我到了喀布尔。海关人员还以为我是吸毒者，因为我迷迷糊糊的。我还记得，当时我含着眼泪向一个人解释：“我不是吸毒的，我就是想睡觉。”
我拖着一口沉甸甸的皮箱，里面装着妈妈煮的果酱，烤的饼干，没有一个男人肯帮忙。而且他们不是一般的男人，是军官，年轻力壮，漂亮。献殷勤的是一些毛孩子，把我敬若神明。我实在觉得奇怪：“谁能帮我一把吗？”
他们用那样一种目光瞥了我一眼……
我在转运站又待了三个晚上。
第一天，有个准尉走来：“你想留在喀布尔，夜里来找我……”
这是一个吃得浑身冒油的小胖子，后来姑娘们悄悄告诉我，他的外号叫“油桶”。
我在一支部队里当了打字员，使用的是老掉牙的军用打字机。我的手指在头几个星期里就敲出血来了，后来指甲脱落了，我就缠着纱布继续打字。
过了大约两个星期，有个小兵半夜来敲门：“指挥官叫你去。”
“我不去。”
“摆什么臭架子？难道你来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早晨，指挥官威胁我说，要把我派到坎大哈去。
坎大哈，坎大哈，你是个什么鬼地方？
苍蝇窝，“杜赫”群，噩梦一场又一场……
那几天，我总担心会被汽车轧死，总怕背后挨一枪……
隔壁宿舍里住着两个小姑娘：一个负责电气，大家叫她“电姑娘”；另一个负责饮水化学处理，外号“漂白粉”。她俩把一切都解释为：“这是命……”
恰好在那时，《真理报》登出了一篇特写—《阿富汗的圣母们》。姑娘们从苏联来信说：那篇文章如此受人欢迎，以至于有人到军委会去申请去阿富汗。
可是我们每次从士兵身边走过时，都心惊肉跳。他们嬉皮笑脸地喊着：“‘闷罐女郎’，你们原来都是巾帼英雄啊！你们就在床上执行国际主义义务吧……”
什么是“闷罐女郎”？“闷罐”是一种车厢式的活动房屋，住在那里的都是肩上扛着“大星星”的官儿，他们的军衔都不低于少校。和他们……的女人被叫作“闷罐女郎”。
在这里服役的娃娃兵们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听说某个姑娘到过阿富汗，那么这个人对我来说已经完蛋了……”
我们所有的姑娘都得过肝炎、疟疾等病……我们也同样遭过枪击……但是，我要是回到苏联后再见到这个娃娃兵，我是不敢扑到他胸前拥抱的。对他们来说，我们都是一些……或者是些古怪的女人，不能跟女人睡觉，别弄脏了自己……
“跟谁睡觉？跟自动步枪睡觉……”有人当面奚落我们。在这之后，你还能对谁微笑？……
我妈向熟人们夸口：“我女儿在阿富汗。”
我妈太幼稚了！我真想写信告诉她：“妈妈，别提这事了，否则你会听到人家说，您的女儿是—妓女！”
等我回国以后，经过一番反思，我也许会恢复常态，心里暖和一些。可是现在，我的心凉了、碎了。我在这儿学会了什么？难道在这里能学会行善积德，或者感受到欢乐？
有些小孩跟在汽车后边奔跑：“小姐，让我们看一眼……”
有人把钱塞给你，这说明有人接受过。
当初我以为自己活不到回家的日子，如今我已跨过这个坎了。
在这里，我有两个梦交替出现，又不断重复。
第一个梦：
我们走进一家豪华的商店。墙上挂着壁毯，各种珍宝……我们的小伙子们要把我卖掉。有人给他们送来了一袋子钱……他们在数阿币……两个“杜赫”把我的头发缠在他们的胳膊上……闹钟响了……我吓醒了，还叫了一声。我一次也没有把各种恐怖场面的梦做完过。
第二个梦：
我们乘坐伊尔-65军用飞机从塔什干飞往喀布尔，舷窗外出现了山峦，阳光渐渐转暗，我们坠向无底深渊，我们被阿富汗一层厚厚的土给埋住了。我像个鼹鼠一样扒土，怎么也扒不到有光亮的地方……我喘不过气来……我扒呀扒呀……
如果我自己不刹住，我的话就会讲个没完。这里天天都会发生一些事，让你六神无主、灵魂出壳。昨天，有个我认识的小伙子收到一封从苏联寄来的信，是他女朋友写的：“我不愿意跟你交往了，你的双手直到胳膊肘都沾满了鲜血。”他跑来找我，我能理解他。
我们人人都想家，但很少提家，这是因为迷信①。很想回家，可是我们该回到什么地方去呢？关于这件事，大家也不提，只用一些笑话来解嘲：
“孩子们，说说你们的爸爸是什么人。”
孩子们都把手举了起来。
“我爸爸是医生……”
“我爸爸是卫生技术员……”
“我爸爸在马戏团工作……”
小沃瓦一声不吭。
“沃瓦，你不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
“过去他是飞行员，现在他在阿富汗当法西斯……”
我在家时喜欢看描写战争的书，在这里我随身带着大仲马的作品，在战场上不想看战争。有的姑娘去看那些被击毙的人，回来说：“他们躺在那里，只有脚上穿着袜子……我不想去看……我也不愿意进城。”街上有那么多一条腿的男人在跳着走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惯的，我就习惯不了。我本来有个理想，想当记者，可是现在不知道了，我现在很难相信什么了。
等我回家以后，我永远也不会再去南方。我没有足够的勇气看山，我一看见崇山峻岭，马上觉得有人会从那里射击。有一次，子弹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来，有个姑娘跪着，一边哭一边祈祷……我真想知道，她在向苍天祈求什么？我们在这里都有所隐瞒，谁也不会袒露自己的内心，每个人都尝到过失望的滋味……
我一直都在哭泣，为那个早已不存在、只懂得书本知识的莫斯科小姑娘祈祷……
—一位女职员
①[ 此处指在战争中忌讳说回家，往往说了反而回不去了。]
我不愿意当政治错误的牺牲品
我飞到那边去时，怀着回国的希望，并且希望回国后可以在人们面前昂首阔步。可是现在，我想我永远不会成为战前的那个人了。不……不会了……
我们的连队仔细搜查一座村庄，我和一个小伙子并排走着，他用脚踢开一家农舍的门，机枪迎面朝他射来……他身上挨了九颗子弹……我们火了……见什么就杀什么，甚至家畜也不放过。老实说，枪杀牲畜更可怕。可怜的牲口啊！我不让人枪杀毛驴……毛驴犯了什么罪？那边的毛驴像儿童一样，脖颈上也挂着护身符……
当我们火烧麦田时，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因为我也是乡下人。过去在农村的生活，能回忆起来的都是美好的事，不仅仅是童年。我想起自己躺在风铃花和野菊花的花丛里，想起我们怎样在篝火边烤麦穗，边烤边吃……
天太热了，农舍的铁皮房盖好像都要晒爆了。麦田一下子就烧了起来，火势熊熊，到处散发出粮食的味道……火苗把童年记忆中粮食的香气扬起来了……
那边的夜不是慢慢降临，而是突然砸落到你身上。白天转眼成了黑夜，就像你原本是个娃娃，一下子成了男子汉。这是战争的力量。那边在下雨，你能看见雨点，可是没有着地就消失了。你通过卫星观看有关苏联的电视节目，你为世间还有另一种生活感到满足，但那种生活已经打动不了你的心……这一切都可以口述，都可以印成白纸黑字……不过，我还是生自己的气，我说不清楚这些事情的本质……
有时，我想把见到的一切都写出来。在军医院，有个没胳膊的人，他床上坐着一个没腿的人，在给母亲写信。有一个当地小姑娘，她从一个苏军战士手里拿了一块糖。第二天早晨，她的双手被人剁掉了……我想把发生的一切都写出来，不加任何议论。天在下雨……只写这样的事，天在下雨……不加任何议论，不管是好是坏，反正天在下雨。
我们怀着希望回国，以为故乡会张开双臂欢迎我们。我们突然发现，对我们经历的一切，任何人都提不起兴趣。院里站着几个熟悉的弟兄：“啊，回来了？回来了，好呵！”
我到学校去了，老师们什么也不打听。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我：“应当纪念那些为执行国际主义义务而阵亡的人。”
他们：“他们都是只能得两分的学生、流氓。我们学校怎能树立纪念碑来纪念他们呢？”
这里对战争是另外一种态度，请问你们建立了什么英雄事业？你们是不是打了败仗？什么人需要这场战争呢？勃列日涅夫和军事将领们？看来，我的朋友们是白白送了命，我也可能白白死掉。我妈从窗户里望见了我，高兴地叫着，穿过整条大街向我奔来。我对自己说：“让世界翻个底朝天吧，但这种事翻不了个，躺在地下的人是英雄，真英雄！”
在学校里，一位老教员一再说：“你们成了政治错误的牺牲品……你们被变成了罪犯的同谋……”
“当时我十八岁，您那时多大？那边热得把我们的皮肉都晒曝了，您默默不语。当他们把我们变成‘黑色郁金香’时，您也没有说话。军乐队在各地公墓上演奏。当我们在那边杀人时，您还是没有说话。现在你们异口同声地大谈特谈什么‘牺牲品’‘错误’……”
我不愿意当政治错误的牺牲品，我要为此而斗争！让世界翻个底朝天吧，但这件事翻不了个，躺在地下的人是英雄，真英雄！
—一位掷弹筒手
活着回家
我很走运，回到家里时，有胳膊有腿，有眼睛，没有被烧伤，也没有变成疯子。我在那边已经认识到，我们参加的不是想要参加的那场战争。我们下定决心：把仗打完，活着回家，然后再弄清是非……
我们顶替的是第一批进驻阿富汗的军人，我们没什么想法，我们只是执行命令。命令是不允许讨论的，一讨论就不成军队了。您不妨翻阅一下恩格斯的著作，他说：“士兵应当像子弹，随时准备射击。”这话我背得滚瓜烂熟。上战场就是去杀人，我的职业是杀人，我学的就是那一套。个人的恐惧？别人可以被杀死，但我不能被杀死。可以杀死别的人，但杀不死我，我的头脑接受不了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可能性。去那边时，我已不是个毛孩子了，我已到了而立之年。
我在那边感受到了什么是生活。告诉您，那几年是我最好的年华。
我们在这儿过的是灰色的、庸庸碌碌的日子，上班、回家、上班。我们在那边什么都尝试了，什么都见识了。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男子汉的友情。
我们见到了异国风光：清晨的雾霭在窄窄的峡谷里飘来飘去；涂得花花绿绿的阿富汗载重卡车，车帮很高；红色的公共汽车，车里有人，有羊，还有牛；黄色的出租汽车。
那边有些地方给人的感觉像是月光下的世界，像幻觉，像化外世界。到处都是永恒的山，那片土地上似乎没有人，只有石头，而石头又在向你射击。你觉得大自然对你也充满敌意，认为你是外来者。我们生活在生死之间，我们手里也掌握着某些人的生死。生活中还有比这更强烈的感觉吗？
我们在那边饱尝了逍遥的甜头，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任我们那么自由自在了。那边的女人是怎样地爱过我们呀，再也不会有一个地方的女人能那么爱我们了。时时刻刻感受到人与死亡近在咫尺，我们总是围着死亡打转。五花八门的奇遇何其繁多，我觉得我已能感知什么是危险，我一看见别人的后脑勺，就会感受到危险的临近。我在那边什么都干过，总算没有出什么事。那边有男性想要的生活，我们的怀旧之情由此而生，这是一种阿富汗综合征啊……
当时，没有人考虑那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事业。他们命令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养成的就是这种习惯。如今，当然对什么事都得进行反思，对什么事都用时间、记忆、信息和向我们揭示的真实情况进行衡量，但这几乎是十年后的衡量了！那时我们的头脑里有个敌人的形象，那个熟悉的形象来自书本、课堂教育和电影中的巴斯马奇①分子。《沙漠白日》这部电影我看了不下五次，他就是敌人！如今你遇上了机会，否则总要后悔自己出生晚了，没有赶上1941年①。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憧憬，要么是参加战争，要么是参加革命，没有人说过别的念头。
我们接替了第一批军人，高高兴兴地为未来的兵营、食堂、部队俱乐部打桩。上头给大家都发了TT44手枪，政治指导员总是带着这种手枪。这种手枪只能用来自杀，或者卖给农民。大家的装束活像是一群游击队员，大多数人穿的是运动衣裤、旅游鞋，我的一身打扮和威武的士兵帅克②差不多。气温高达五十摄氏度，首长要求我们打领带、整装，因为军规里要求从堪察加到喀布尔都要整装。
①[ 巴斯马奇：1918—1924年，活动于中亚细亚的一股匪徒。]
①[ 此处指苏联卫国战争。]
②[ 捷克作家雅·哈谢克小说《好兵帅克》中的主人公。]
停尸房里，一口袋又一口袋炸成碎块的人肉……让人休克！这半年里，我们看着露天电影，曳光弹飞向银幕，我们照看不误……我们打着排球，敌军开始扫射，我们任子弹飞来飞去，照打不误……运来的影片都是表现战争的，表现列宁的，或者表现妻子背叛丈夫的……大家想看的是喜剧片，可是根本不送喜剧片……他走了，她便跟别人鬼混……我恨不得端起自动步枪把她钉死在银幕上！银幕是用三四条床单缝起来的，挂在露天，观众坐在沙地上。
每周洗一次澡，喝一次酒，每瓶伏特加要三十张兑换券。伏特加是从苏联运来的，海关规定：每人可以随身携带两瓶伏特加和四瓶葡萄酒，啤酒不限量。于是有人把啤酒倒出来，灌上伏特加，那些贴着“包尔热米矿泉水”标签的瓶子，喝一口—四十度的伏特加。我们养了一条狗，叫“维尔慕特”，它的眼睛一直是红的，没有变黄过。我们喝过“什帕加”—飞机上用过的废酒精，防冻液—机器上用的一种液体。
你提醒士兵们：“你们什么都可以喝，但不能喝防冻液。”
他们到达之后，过了一两天，便开始找医生。
“什么事？”
“新兵喝防冻液中毒了……”
他们吸毒。吸饱了，就会产生各种幻觉，觉得每一颗子弹都在朝自己打来……有一个人夜里吸，然后幻想联翩，整夜梦见家里人，梦见自己搂着老婆……有些人的幻觉是有颜色的，好像在看电影……
一开始，阿富汗人的商店向我们出售毒品，后来他们干脆白送：“吸吧，俄国人，给你，吸吧！”
孩子们边跑边把麻醉品塞给士兵。
有这么一个笑话：
“中校同志，您的军衔怎么个写法？‘中’—‘校’—连在一起写还是分开来写？”
“当然是分开了写，比如听写单词‘桌子下面’。”①
①[ 俄语“中校”一词由под（……之下）和полковник（上校）两部分组成，意为上校之下的军衔。]
朋友们一个个牺牲了……皮鞋后跟挂住拉杆，听到引信砰的一声。这个时候，大家都不会想到要趴下，不是赶紧匍匐在地上，而是惊异地朝发出声音的方向看一眼，结果身上挨了几十个弹片……坦克被炸得像掀起盖子的罐头盒，滚杆、履带都被炸断了。驾驶员想从舱口出来，只伸出两只手，就再也爬不动了，只能和坦克一起被火焰吞掉。
兵营里谁也不愿意睡在死人的床上，等新兵来了，我们就把他称作“接班人”……
“你先睡在这儿，睡在这张床上，反正你没有见过他……”
大家经常念叨那些抛下孤儿的人，孩子长大没有爹……至于那些没有留下亲人的人，人走了，好像是根本不曾来过人间……
我们去打仗，军饷极低，仅仅发给双份工资，一份折成二百七十张兑换券，还得扣税，扣除订阅的资料等费用。而在萨兰格，一个普通雇佣工每个月可以得到一千五百张兑换券。再和军官的收入比一下吧，军事顾问的收入要多五倍到十倍。从这边带货物过海关时，也可以看出不平等的待遇……有人带的是磁带录音机和两条牛仔裤，有人带的是摄像设备，外加五个或七个褥垫那么长的箱子，士兵们勉勉强强搬得动。
到了塔什干。
“好兄弟，从阿富汗来？想找个姑娘吗……姑娘水灵灵的，像水蜜桃。”有人引诱你找私娼。
“谢谢，好兄弟，不想去。我急着回家，去见老婆。我需要的是飞机票。”
“飞机票，好办，没问题。来点好处，有意大利眼镜吗？”
“可以弄到。”
还没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已经花掉了一百卢布，送出了意大利眼镜、日本金银线绣的头巾和一套法国化妆品。
排队时，有人教我：“何必排队呢？公务护照里夹上四十张兑换券，过一天就能到家。”
我心里有数了：“小姐，我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没票。你戴上眼镜，看看显示牌。”
我在公务护照里夹了四十张兑换券。
“小姐，我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等一下，让我查一查。您来得正是时候，恰好有个人退了张票。”
你到了家，在家人身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头几天只能看见人，只能摸到他们，却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我怎么才能讲清楚，什么样的感觉叫用手爱抚自己孩子的小脑袋呢……一切之后……早晨，厨房里飘着咖啡和薄饼的香味……妻子召唤我去吃早点……
过了一个月，又该离家了。到哪儿去？干什么去？实在不明白。你不去考虑这些事，这些事简直没法考虑。你只知道一件事，你得去，因为需要。
夜里，总觉得阿富汗的沙子在牙缝里“咯咯”作响，软软的像是扑粉，像是面粉。你刚才躺在红色的灰尘中……这是泥巴……身边汽车的机泵在吼叫……你被惊醒，腾地跳下床—不，你还在家里……明天要走了……父亲要求今天宰一头小猪……过去总是他动手，我不去。我堵住耳朵，怕听那种叫声，有时远远跑到家外去……
父亲：“来，帮我一把……”
“您捅的不是地方……刀子要捅在它的心脏上，捅这儿……”我操起家什就把小猪宰了。
停尸房里一口袋又一口袋炸成碎块的人肉……让人快要休克！
不能杀第一个人，让第一个人流了血，以后就难以住手了……
每个人都为自己活命在操心！为自己活命！
几个士兵坐在一起，一个老汉赶着一头毛驴从下边经过。他们架起火箭筒，“哗啦”一声！老汉完了，毛驴也完了……
“兄弟们，你们怎么啦，疯了？！老汉和毛驴走路，碍你们什么事？”
“昨天也有一个老汉赶着毛驴走路，有个士兵从他们身旁经过……老汉和毛驴走了过去，士兵倒了下来，躺在地上……”
“也许那是另外一个老汉，另外一头毛驴。”
不能让人流第一次血……因为你会不停地枪杀昨天那个老汉和昨天那头毛驴……
仗—打完了，命—保住了。回了家，现在我们得弄清是非……
——一位炮兵大尉
我在等他回来
我守着棺材，反复问：“谁在里面？是你吗，我的好儿子？”
我只能重复这一句话：“谁在里面？是你吗，我的好儿子？”
大家都以为我精神失常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想了解我儿子是怎么阵亡的，我去找军委会。
“请你们告诉我，我儿子是怎么阵亡的？在什么地方阵亡的？我不相信他会被打死。我觉得我埋葬的是个铁箱子，而我儿子还在某地活着。”
军委会的人火了，甚至申斥起来：“此事禁止张扬。可是您到处窜，到处讲，说您的儿子阵亡了。此事禁止张扬。”
我生他的时候，受了几天几夜的罪。当我知道生的是儿子，疼痛也就消失了，总算没有白受罪。从那天起，我最担心的人就是他，因为我没有别的人了。
我们住简易宿舍，屋子里放着我的一张床，一个儿童车，还有两把椅子。我在铁路局当扳道工，工资六十卢布。从产院回来的当天，我就上了夜班。我总是推着儿童车去上班，我带上电炉，把他喂饱，他睡觉，我在迎送火车。等他稍稍长大，我就把他一个人留在家中，把他的小脚和床拴在一起，自己去上班。
他长成了一个好孩子。
他考入彼得罗扎沃茨克建筑学校，我去看望他，他亲了我一下就跑了，我当时甚至感到委屈。过了一会儿，他进了屋，笑着说：“姑娘们马上来了。”
“什么姑娘们？”
原来他刚才是跑到姑娘们那儿去夸耀，说他妈妈来了，他让她们也来看看他有一个怎样的妈妈。
谁给我送过礼物？没人送过。
“三八节”他回来了，我到火车站去接他：“来，好儿子，让我帮你一把。”
“妈妈，提包太重。您拿着我的图纸筒吧！可是您要当心，里面是图纸。”
我这样捧着，他还要检查一下，看我是怎么拿的。里面是什么图纸呢？
回到家，他脱衣服，我赶快进厨房：看看我做的肉饼。我抬起头来，他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三枝红色的郁金香。这是在北方，他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呀？为了不让鲜花受冻，他用布裹住，装在图纸筒里。从来没有人给我送过鲜花。
夏天，他去了建筑工程队。恰好在我生日前夕，他回来了：“妈妈，请您原谅，我没有写信向您表示祝贺，可是我给您带来了……”
说着就把汇款通知单拿给我看。
我念着：“十二卢布五十戈比。”
“妈妈，您不认得大数了，一千二百五十卢布……”
“这么多钱，我从来没碰过，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个写法。”
他得意洋洋地说：“从今以后，您休息，我工作，我能够挣很多钱。您还记得吗？我小时候曾经保证过，长大以后，我来赡养您。”
他确实说过这种话。如今，他身高一米九六，他抱我时，就像抱一个小女孩。我们也许再也没有别人陪伴了，所以才相依为命。我简直不知道，我将来怎么能把他交给他的妻子。我可能会受不了。
入伍通知书寄到家里，让他去报到。
他希望能当上空降兵：“妈妈，空降兵部队在招兵。不过他们说我不会被录取，因为我身高力大，会弄断他们的伞索。空降兵们戴的贝雷帽可真漂亮……”
不过，他还是被分配到维捷布斯克空降兵师了。举行入伍宣誓时，我去了。我认不出他了，他挺着胸膛，再不为自己的身高而难为情了。
“妈妈，您怎么长得这么小呀？”
“因为我总发愁，所以就不长个儿。”我想跟他开玩笑。
“妈妈，我们部队被派往阿富汗，但不让我去。为什么您不再生一个女儿？那样的话，他们就会让我去了。”
他们举行入伍宣誓大会时，很多家长都参加了。我听见有人在问：“茹拉夫廖夫的母亲在场吗？大娘，请您过去祝贺您的儿子吧！”
我走了过去，想用亲吻祝福他，可是他身高一米九六，我怎么也够不到他。
指挥员下令：“列兵茹拉夫廖夫，弯下身去，让妈妈吻吻你。”
他弯下身，我们亲吻，这时有人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唯一一张他当军人时的照片。
宣誓以后，给了他几个小时的假，我们就到公园去了。我们坐在草坪上，他脱下皮靴，两只脚都磨得血淋淋的。他们刚进行过五十公里急行军，没有46码的皮靴，只能发给他一双44码的。他没有抱怨，反倒说：“我们跑步时，还背着装满沙子的背囊。您猜我得了第几？”
“穿着这么一双皮靴，还不得倒数第一。”
“不对，妈妈，我是正数第一。我跑步时，脱掉了皮靴，而且没像别人那样把沙子撒掉。”
我想为他做件意外的事：“好儿子，咱们到餐厅吃顿饭好不好？咱们母子还从来没进过餐厅。”
“妈妈，还不如给我买一公斤冰糖，那才是礼物呢！”
熄灯前，我们分手了。他走时举起那包冰糖，向我挥手。
我们这些家长被安置在部队体育大厅的软垫上。天快亮时，我们才躺下，大家整夜围着兵营转，我们的孩子们就在那儿睡觉。号声响了，我猛然起来，他们会去出早操，说不定还能见上一面，哪怕远远地瞅他一眼也好。
他们跑步，所有人穿的都是同样的横条背心，我疏忽了，没有发现他。
他们排着队去厕所，排着队出操，排着队进食堂。他们不许单独活动，因为当这些小伙子听说要派他们去阿富汗时，有个人在厕所里上了吊，还有两个人割了静脉。现在他们被看管起来了。
我跟大家上了公共汽车，父母中只有我一个人在哭。好像有人偷偷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跟儿子见面了。过了不久，他来了信：“妈妈，我看见了你们乘的大汽车，我拼命地追赶，想再见你一面。”
当我们俩坐在公园里时，广播里正在唱《亲爱的母亲为我来送行》。如今每次听到这支歌……
第二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从喀布尔向您问候……”看完了信，我叫喊起来。邻居们闻声跑来了。
“法律何在？保护何在？”我用头撞桌子。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甚至连沙皇时代征兵也不征独生子的，可是现在派他去打仗！”
自从生了萨沙以后，我第一次后悔没有改嫁，没有人可以保护我。
以前萨沙有时逗我：“妈妈，您为什么不再嫁人？”
“因为怕你忌妒。”
他笑一阵，就再也不说什么了。我们俩计划在一起生活很久很久。
我又收到几封信，然后就没有音讯了，那么久没有音讯，我不得不写信给他的部队首长。萨沙马上回了信：“妈妈，以后不要给部队首长写信了。您可知道，我挨了怎样的训？我的手被胡蜂给蜇了，所以没能给您写信。我不想求别人代笔，别人写的字会让您担惊受怕的。”
他是可怜我，才编造出这些瞎话，好像我每天不看电视，不会猜到他其实是受了伤。如今，只要一天没有信，我的腿脚就会变得不灵便。
他辩解说：“哪能天天写信呢？要知道我们用的水，都是十天才运来一次。”
有一封信是愉快的：“乌拉，乌拉！我随一支队伍前往苏联，我们一直走到边界，再往前就不让去了。但是我们远远眺望了一下祖国，没有比那里更好的地方了。”
最后一封信里，他写道：“如果我能熬过夏天，我就会回来。”
8月29日，我想，夏季结束了。我给他买了一套衣服、一双皮鞋，我把衣服挂在衣柜里……
8月30日，上班之前，我摘下了耳环与戒指。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不想戴。
8月30日，他阵亡了……
儿子死后，我能活下来，得感谢我弟弟。整整有一周的时间，他天天夜里像狗似的躺在我的沙发床旁边……他在守护我……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到阳台上，从七楼跳下去……
我记得，他们把棺材抬进屋子后，我扑在棺材上量来量去……一米，两米……我儿子有两米高……我用手量，看看棺材是否能容得下他……我像个疯子似的跟棺材说话：“谁在里面呀？好儿子，是你吗？……谁在里面呀？好儿子，是你吗？谁在里面呀？好儿子，是你吗？”……他们给我运来的是钉死的棺材，他们说：“大娘，我们给您运回来了……”我都不能最后吻他一次，不能爱抚他一下……我甚至不知道，他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
我说，我要亲自在公墓里为他选一个地方。他们给我注射了两针，我便和弟弟一起去了。主林荫路的两旁，已经有一些“阿富汗人”的坟墓了。
“把我的好儿子也埋在这里。他在这儿，和自己的弟兄们在一起，会觉得愉快些。”
我不记得是哪些人和我们一起去的，有一位首长摇摇头说：“禁止把他们葬在一起，要把他们分散地埋在公墓各地。”
哎呀，我听后火冒三丈。哎呀，我立刻变得恶狠狠的了。“别生气，索妮娅。千万别生气，索妮娅。”弟弟哀求道。
我怎能善良呢？电视里播的是他们在喀布尔……我恨不得拿起机关枪，把所有人都打死……坐在电视机前，我就“开枪”……是他们打死了我的萨沙……后来，有一次播一个老太婆，应该是阿富汗大妈，她两眼直盯着我。我心想：“她的儿子也在那边呀，也许他的儿子也被打死了？”看见她之后，我不再朝电视机“开枪”了。
也许我应该从儿童院抱养一个男孩回来？……淡褐色的头发，长得像萨沙那样……不，我怕男孩……最好抱个女孩……男孩以后会被征去当兵，然后被打死……到那时，我们两人一起等待萨沙……我不是疯子，但我要等他回来……据说有过这么一件事……他们把棺材给母亲运回来，母亲把它埋葬了……过了一年以后，他回来了，活人一个，只是身上有伤……母亲的心都已经碎了……
我在等他回来……我没有见过他死去的身体……我没有亲吻过他……我在等待……
——一位母亲
我想像个正常人一样活下去
我就不从最开头说起了，让我把一切从崩溃时讲起吧。
我们常去贾拉拉巴德①，路旁站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她的一条胳膊被打断了，像被弄坏了的布娃娃，还有一根线挂在身上。她的两只眼睛像两个油橄榄，直勾勾地盯着我……我从汽车上跳下来，想把她抱到我们的女卫生员那里去。她吓坏了，像一只发了疯的小动物，从我身边跳开，同时大喊大叫……她一边跑一边叫，小胳膊摆来摆去，看样子马上就要断掉……我也在跑，也在喊……我追上她，抱住她，安抚她……她咬我，挠我，她全身在颤抖……她好像是被一只野兽，而不是被人抓住了……我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念头，如同晴天霹雳，这是让我自己大为震惊的念头：她不相信我是想救她，她以为我要杀死她！
担架从我们身旁走了过去，上边坐着一个阿富汗老太婆，老太婆脸上笑眯眯的。
有人问：“她哪儿受了伤？”
“心。”女护士说。
我到那边去时，和大家一样，眼睛闪闪发光。我以为我到那边去，会为人民所需要，为他们所需要。可是那个小女孩挣脱我，疯狂地跑了。她全身都在发抖，她那么怕我……我永远忘不掉……
在那边，我没有做过打仗的梦。在这儿，我夜夜都梦见作战。我追赶那个小姑娘……她的眼睛像两个油橄榄……一条小胳膊甩来甩去，马上就要断掉……
“我是不是应当找精神病学专家去看看病？”我向自己的哥们儿征求意见。
“什么？”
“我夜夜都梦见在打仗。”
“我们也都做打仗的梦……”
①[ 贾拉拉巴德，一译“贾拉勒阿巴德”。阿富汗东部城市，南加哈尔省首府，在喀布尔以东一百三十公里。]
请你们不要以为那是一些自命不凡的人……你们可曾有过那种时刻，嘴里叼着雪茄，坐在死人身上，打开一听焖肉罐头，或是吃着西瓜？……一派胡说！大家都是普通小伙子，任何人都可能处在我们的位置。谁今天敢谴责我们说：“你们在那边杀过人……”我就恨不得给他一记耳光！你没有到过那边，你没有尝过那边的滋味，那你就别训人！
你们永远不可能和我们站在一起，谁也没有权力审判我们。只有萨哈罗夫①一个人，他的话我听……谁也不想弄明白这场战争的性质，只留下我们独自面对这场战争，说什么“你们自己弄明白吧”！好像我们真的有罪，应当为自己申辩……向谁申辩？我们是被派去的，我们相信了他们的话。我们带着这种信念，一个一个在那边送了命。不要把派我们到那边去的人，和我们这些被派到那边去的人相提并论。我的一个朋友在那边牺牲了……萨沙·克拉维茨少校……你们告诉他妈，说他有罪……你们告诉他妻子，告诉他的孩子们……是你们派我们到那边去的……
①[ 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核物理学家，他有很多观点与苏联当局相悖，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您的一切都正常！”医生对我说。
我们怎么能是正常人呢？！我们的内心承受了那么多创伤……
在那边，对祖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大家称它为苏联。欢送退伍军人时我们说：“回国以后请向苏联鞠个躬。”
我们总觉得，我们背后有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永远会保护我们。记得有一次，战斗结束之后，我们有损失，有的人阵亡，有的人受了重伤……晚上打开电视，想散散心，看看国内有些什么事—在西伯利亚建成了一座新的巨型工厂……英国女王举行午餐会欢迎贵宾……沃罗涅日市几名少年由于无聊强暴了两个小女学生……非洲有个王子被杀了……
我们有一种感觉，谁也不需要我们，国家过着自己的生活……
萨沙·库钦斯基第一个控制不住自己了：“关上！否则我就把电视机打碎。”
战斗结束，通过便携式无线电话汇报：“请记录：三零零—六个，零二一—四个。”
三零零就是伤员，零二一就是阵亡者。瞧着被打死的战友，你就会想到他的母亲。我们知道她儿子已经阵亡了，可是她还不知道。有人告诉她了吗？更倒霉的是那些掉进河里或山涧里的人，连尸体也找不到。通知他们的母亲时说“失踪”……这是谁的战争？是母亲的战争。
他们在打仗，可是人民不痛苦，人民不知道。向人民介绍的是我们在打“匪帮”。十万正规大军，用九年时间，打不过小股的“匪帮”？而且这支大军是用最新武器装备起来的……等我们的火箭装置“冰雹”或“龙卷风”找到目标，并开始炮火轰击时，碰到这种情况可就倒霉了……电线杆子炸得满天乱飞……那时真想变成蚯蚓钻进地里去……而“匪帮”用的是马克沁机关枪，这种武器我们只在电影里见过……毒刺式导弹，日本无坐力炮……这都是后来才出现的。押来的俘虏枯瘦如柴、疲惫不堪，长着一双农民的大手……这哪是匪帮？这是普通老百姓！
我们在那边认识到：他们不需要这场战争。既然他们不需要，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当你经过遗弃的村庄时，烟火还在缭绕，可以闻到食物的气味……一只骆驼在行走，拖着自己的肠子，好像它在为自己的驼峰松绑……应该把它打死……可是人的意识还停留在和平时期的生活里，下不了手……有个人却端起枪来就朝骆驼射击，随便打着玩！也许是为了取乐，也许是一时犯浑。这种行为在苏联国内会被关进监狱，可在这儿却是英雄行为，为报仇而消灭匪帮。为什么十八九岁的人能比三十岁的人更容易杀人呢？他们不会心疼。战争结束以后，我突然发现有一些可怕的童话，故事里总是有人杀人，妖婆在炉子里烧活人，孩子也不觉得害怕，他们很少哭泣。
我想像个正常人一样活下去。有位女歌唱家来到我们部队，她长得很漂亮，唱的歌也动人。在那边可想女人了，等她到来如同等待亲人光临。
她出场了：“我飞到你们这儿来以后，试着用机枪扫射了一番。开枪射击可真让人开心……”
她开始演唱，唱到副歌时，她要求大家拍手：“弟兄们，拍手啊！拍手呀，弟兄们！”
谁也不拍手，鸦雀无声，她离开了舞台，演唱会告吹。自命不凡的女孩来看望自命不凡的男孩，而在这些自命不凡的男孩的兵营里，每个月会增加十来个空床位……曾经睡在这些床上的人，现在已经躺在冰库里了……只有给他们的信还斜放在床单上，妈妈寄来的，姑娘寄来的：“带着问候飞去呀，带着音讯回来吧……”
在这场战争中，首要的是争取活下来，不要让地雷炸死，不要在装甲输送车里被烧死，不要成为神枪手的靶子。对于某些人来说，不但要活下来，还要带回一些东西，电视机呀，紫羔皮短大衣呀……有这么一个笑话流传开了：苏联人可以从寄卖商行那里了解战争的情况。冬天，我们走在斯摩棱斯克的大街上，可以看到身穿阿富汗皮大衣的少女，这已经成了时髦的装束！
每个士兵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小小的护身符。
“你挂的是什么？”
“是妈妈让带来的祈告文。”
等我回家后，妈妈才说出她的心里话：“托里亚，你并不知道，我对着土地做了祈祷，所以你才完整无缺地活着回来了。”
我们出发去袭击时，会把一张小纸条装在上衣口袋里，另一张装在裤兜里。假如踩上地雷，被炸死了，总还能保留一部分身体，或是上半部或是下半部。有人戴着手镯，上面刻着自己的名字、血型、Rh因子和部队番号。
大家从来不说“我去”，总是说“派我去”，也从不说“最后”两字。
“走，最后去一次……”
“你疯了？这里没有这么个词儿……如果要说，起码要说那个……喏，第四个，第五个……那个词儿，这儿谁也不讲。”
战场上有一套糟糕的规律：出征前拍过照的准被打死，出征前刮了脸的也会被打死。凡是有一双天蓝色眼睛，到这边来想表现一下英雄气概的人，会率先送命。我见过这么一个人，他说：“我会成为英雄！”他没走几步就被打死了。对不起，作战时躺在哪儿，就得在哪儿拉屎撒尿。士兵有句谚语：“宁可在自己的屎堆里待着，也不在地雷上开花。”
我们在交流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黑话：
舱—飞机
装甲—装甲坎肩
绿的—灌木和芦苇丛
陀螺—直升机
见过老幻—吸毒后产生的幻觉
在地雷上跳舞—被地雷炸死
下岗人—准备回家的人
……
我们创造了那么多词，甚至可以编成一本阿富汗词典。开头几个月和最后几个月死的人最多，开头—什么都好奇，最后几个月—警惕中心失灵，人变得愚钝了。到了夜里，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不明白自己是什么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干。问自己：这是我吗？
“下岗人”会一连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不能入睡。他们有自己计算日期的办法：3月43日或者2月56日，也就是说，他本应在3月底或2月底被替换下来，他在焦虑中等待。这时他看到什么都心烦，食堂的菜谱：红鱼—番茄鲱鱼；白鱼—奶油鲱鱼。一看就来火，看见驻军所在地的中心花坛也来火。不久前听了笑得前仰后合的笑话，现在也不爱听了。说也奇怪，昨天和前天听起来都觉得那么有趣，其实有什么可笑呢？
一位军官出差，回到苏联，走进理发店。
女服务员请他坐好：“阿富汗的形势如何？”
“开始正常了……”
过了几分钟，她又问：“阿富汗的形势如何？”
“开始正常了……”
过了一段时间：“阿富汗的形势如何？”
“开始正常了……”
军官理完发走了。理发馆里的人都莫名其妙：“你为什么总用那句话折磨人家？”
“我一问阿富汗，他的头发就竖起来，理起来方便。”
在这儿总想回去（已经过了三年），不是去打仗，而是去见那边的人。盼啊盼啊，盼到最后一天又舍不得走了，我恨不得把所有人的住址都要到，所有人的住址。
我向“麻秆”要了他家的地址，“麻秆”是大家给瓦列里·什罗科夫起的外号。他小巧玲珑，动不动就会有人唱道：“你的胳膊像麻秆……”可是他有钢铁般的性格，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我们当中有个吝啬鬼，什么都攒，什么都买，什么都换。瓦列里走到他跟前，从自己钱包里取出两百元兑换券，给他看了看，然后当着他的面把兑换券撕得粉碎，弄得那个小子傻了眼，瓦列里不声不响地走了。
我向萨沙·鲁狄克也要了住址，我和他在作战出击时一起过的新年。我们把自动步枪架在一起，像座金字塔，这就是新年的枞树。树上挂满了手榴弹，这就是新年玩具。用牙膏在“冰雹”火箭推动器上写着：“新年好！！！”也不知为什么，画了三个惊叹号。萨沙擅长绘画，我带回一条有他画的风景的床单：画里有狗，有个小姑娘，还有枫树。他没有画山，我们在那边一点也不喜欢山了。你问任何一个人：“你怎么闷闷不乐？”“我想到森林里去走一走……在河里好好洗个澡……喝一大杯牛奶……”
我们在塔什干一家餐厅里，服务员小姐走过来：“可爱的小伙子们，要牛奶吗？”
“每人来两杯普通的凉水，明天再喝牛奶，我们刚下飞机……”
每个人从苏联回去时，都带了一箱果酱和一把洗澡用的桦笤帚。那边也出售桉笤帚—理想的洗澡用具！可是不行，总是带家乡的桦笤帚……
我向萨什卡·拉舒克也要了他家的地址。这是一个纯朴的小伙子，经常往家里写信。“我爸妈都老了，他们不知道我在这边，我给他们编造了我在蒙古的故事。”他带着吉他来的，又带着吉他回去了。
那边什么人都有，可别把我们看成是一模一样的人。最初人们是不提起我们，后来把我们都想象成英雄，如今又把我们说扁了，恨不得把我们忘得干干净净。在那边，有的人可以纵身扑在地雷上，以便拯救和他完全不相识的弟兄；有的人可能走到你面前乞求：“我给您洗衣服，您愿意吗？只求您别派我上火线。”
卡玛斯载重大汽车一辆辆开过去，遮护板上写着大字：科斯特罗马、杜勃纳、列宁格勒、乔尔诺河畔……有的写着：“我想回阿拉木图！”列宁格勒人能找到列宁格勒人，科斯特罗马人能够找到科斯特罗马人……像兄弟一般拥抱，我们在苏联也像是兄弟。喏，今天哪个年轻人会拄着拐杖、佩戴勋章走在街上？只能是自己人。只能是我的哥们儿……我们的哥们儿见面就拥抱，有时在长椅上坐一会儿，吸支烟，感觉像是聊了一整天。我们大家个个营养不良……在那边，这表现在体重与身高不成正比上……在这儿，感情不适于用语言表达，也不适合在工作中表达出来……
我们离开机场，向旅馆驶去。在回国后的头几个小时，大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静静地坐着。可转眼之间，大家的神经承受不住了，异口同声地对司机喊道：“注意车轨！车轨！注意车轨！”
然后，一阵哈哈大笑。然后，一种幸福的感觉：我们已经到了苏联！可以在路边上行车……沿着车轨走……在大地上，到处都可以走了……一想到这些就心醉神迷……
几天以后，我们发现：“弟兄们，我们都是驼背！”
我们不会挺胸走路了，不习惯了。有半年时间，我每天夜里把自己绑在床上，以便能挺起胸来。
在“军官之家”举行会见时，有人提问：“请您讲一讲，在阿富汗工作中的罗曼蒂克。”“您亲手杀过人吗？”姑娘们特别爱提一些血淋淋的问题。周围的生活枯燥乏味，使你觉得有些无力。可是没有一个人谈及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罗曼蒂克！那时参战的是儿子，是父亲，是爷爷们，而在这儿，清一色是娃娃兵。盲目，狂喜，他们什么事都想亲自试一试，已经让人看腻了。大麻，有人尝了一口腾云驾雾，另一个人头昏眼花，树丛变成了大树，石头变成了山冈，走路时脚抬得比平常高两倍，他的感觉更可怕。
有人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当时，您不去阿富汗行吗？”
我？我……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拒绝去，他是炮兵连长邦达连科少校。
“如果是祖国，我会去保卫。阿富汗—我不去。”
对他采取的第一个处治办法是召开军官荣誉审判会，他因“胆怯”被除名！男子汉的自尊心受到凌辱承受得起吗？这就相当于绳索套在脖颈上，手枪对准太阳穴。第二个办法是降级，用我们军人的说法，就是弄掉肩上的星星，从少校降为大尉，打发到建筑营去，能承受得起吗？从党内被赶出去，能承受得起吗？从军队里被赶出去，能承受得起吗？军人的骨气，毕竟在部队里已经练就了三十年。
“你能干什么？”有人问这位军官。
“我可以指挥一个排，也可以指挥一个连或一个炮兵连。”
“你还能干什么？”
“我还可以挖地。”
“还能干什么？”
“我也可以不挖地……”
这也要承受？
……
过海关时，他们把我录音带上罗森鲍姆①演唱会的歌给消掉了……
“老兄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这儿有个名单……”对方拿给我看，“……什么东西可带，什么东西不能带。”
我回到了斯摩棱斯克，从大学生宿舍每个窗口传出来的，都是罗森鲍姆的歌声……
而如今，需要吓唬一下那些敲诈勒索者，民警找来了：“弟兄们，来帮个忙吧！”
需要把非法集会的人驱散：“咱们把‘阿富汗人’找来。”
也就是说，“阿富汗人”是杀人机器，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他们有结实的拳头、幼稚的头脑，谁都怕他们，谁都讨厌他们。
当你手疼时，千万别把它砍掉，你得细心照料它，把它治好。你会把他治好的。
我们为什么要聚会？我们全靠大家聚在一起而自救。不过，你还是得一个人回家……
—一位炮兵团少校宣传员
①[ 亚历山大·罗森鲍姆，1951年生，俄罗斯著名演员、歌手、作家。]
我在那边杀过人吗
每天夜里都做同样的梦，翻来覆去总是那些事。大家都在射击，你也在射击，大家都在奔跑，你也在奔跑……摔倒了，梦醒了……躺在病床上……你想霍地从床上跳下来，到走廊上去吸烟。这时才想起自己没有腿，你又回到了现实中……
我不愿听别人讲什么政治错误，我不愿意听！如果是错误，那么请把我的腿，我的两条腿，都还给我……
您以前从死人衣兜里取出过这样的信吗？
“亲爱的……”“各位亲爱的……”“我的心肝……”
您见过同时被土枪和中国产的自动步枪打得像筛子一般的士兵吗？
我们是被派到那边去的，我们是在执行命令。在部队里，你应先执行命令，然后才可以申诉。让你前进，那么只能往前走！如果不听从命令，就交出党证，放弃军衔。你宣过誓吗？宣过。当你的肾已经失灵时，再喝矿泉水也晚了。“我们没有派你们到那边去。”那么是谁派的呢？
那边有我一个朋友，我去参加战役，他和我告别。我回来了，他拥抱我，我还活着！在这儿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朋友……
我很少上街……难为情……
您以前可勒紧过我们的假肢？靠假肢走路，总怕摔断脖子。有人说，在别的国家里，装有假肢的人能够在山区使用滑雪板滑雪，可以打网球、跳舞。请用外汇买回这类假肢，代替法国化妆品吧，代替古巴糖、摩洛哥橘子……
我二十二岁，以后的人生还长着呢，我要找个妻子。
我有过一位女友，我对她说：“我恨你。”我的目的是让她离开我。她可怜我……我希望她能爱我……
我夜夜梦见故乡的家，
花楸树林边，多么宁静。
三十，九十，一百声……
布谷鸟，你为何唱得这样多情……
这是我们唱的一首歌……可爱的一首歌啊……而有时连一天也不想再活了……
可我现在还幻想，哪怕是再瞄一眼那一小块土地……圣经上提到的那片沙漠呢……它吸引我们所有人到那里去……吸引力很强，如同站在悬崖边上，或是大河高高的陡岸上……它吸引我们，弄得我们头晕目眩……
战争结束了……现在他们想办法要把我们忘掉，把我们掩藏得远远的……芬兰战争时就是如此……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写了多少著作，可是关于芬兰战争什么也没写……我国人民很容易原谅人……再过十年我也会习惯的，到那时我才无所谓呢……
我在那边杀过人吗？杀过。难道您希望我们在那边当天使？您期待着，回来的都是天使？
—一位上尉，迫击炮连连长
我们出发时从不握手告别
当年在远东服役，我从值班电话员的日志本上读到这么几句话：“派伊万诺夫上尉到军司令部去，研究调他前往突厥斯坦军区继续服役事宜。××年×月×日。”我以为会把我派往古巴，因为医务委员会进行身体检查时，谈到要去气候炎热的国度。
他们问我：“我们想派您出差到国外去，您没有意见吧？”
“没有意见。”
“派您去阿富汗。”
“好的。”
“您知道吧，那里到处开枪，杀人……”
“明白……”
工兵在苏联过的是什么日子？用锨挖地，用镐凿眼。大家很想施展一下在军校学会的本领，战场上工兵永远是需要的人物。我去学习作战。
被找去谈话的所有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拒绝了。找他谈了三次：“派您出差到国外，您没有意见吧？”
“有，我有意见。”
他不值得羡慕。他当场受到警告处分，军人荣誉受到了玷污，不可能再提级了。他是因为健康状况拒绝的，他不知是患胃炎还是溃疡病。但人家根本不管他有病没病，天热还是不热，既然建议你去，就应当去。名单已经在付印中……
乘火车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莫斯科，我们走了六天，穿过整个俄罗斯，跨过西伯利亚的几条大河，经过贝加尔湖畔。过了一昼夜，女列车员没有茶叶沏茶水了，又过了一昼夜，烧水的大锅炉坏了。亲属们来接站，哭了一阵，既然需要我们，就得去。
……
打开了舱口，天空蔚蓝蔚蓝的，我们国内只有河上才会有像他们那边那么蔚蓝的天空。各种吵闹声，都是自己人。有的人见到了替换人，有的人见到了朋友，有的人等待苏联亲友捎来的东西。大家晒得黝黑，但心情愉快。不相信有的地方气温能达到零下三十五摄氏度，金属和装甲都能被冻住。在转运站，我隔着铁蒺藜见到第一个阿富汗人。除了好奇心之外，没有其他感受，那是一个普通的人。
在巴格兰接到通知，我被派到工兵营道路工程排当排长。
天一亮，我们早早起床，像是去上班。坦克带着扫雷工具，一组工兵，用于搜索地雷的军犬和两辆步兵战车作为战斗掩护体。头几公里我们坐在装甲车上，那边的道路尘土飞扬，像雪一般，容易辨别足迹。鸟儿落一下也会留下爪印。
倘若昨天坦克经过此处，就要特别小心，坦克履带留下的痕迹里可能埋了地雷。他们用手指按出履带的印纹，然后用布袋或缠头扫平自己的脚印。我们围着两个死寂的村子打转，村里已经没有人，只剩下一片焦土，绝好的掩体，要时刻提高警惕！
过了村庄，我们从装甲车上爬下来。这个时候是这样的，军犬在前边跑，东钻西窜，工兵手持探雷器尾随军犬前进，他们一边走一边触探地层。这时，但愿上帝保佑你，全靠你的直觉、经验和敏感度了。那边有一根折断的树枝，那边地上扔着一块铁片，昨天还没有，那边有块石头。他们也为自己留下了标记，免得踩上地雷。
一块铁片，又一块……一个螺栓，好像是被随手扔在尘土中，其实底下埋着电池……反坦克地雷感受不到人走路的动静，只有压力达到二百五十到三百公斤时才起作用……第一次爆炸，坦克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当时坐在炮筒旁，炮塔起了保护作用，其他人都被炸死了。我马上摸了摸自己，检查一下脑袋是否在原处，胳膊大腿是否在原处……全在原处，继续前进。
前边又是一次爆炸……一辆轻便装甲牵引车撞在威力巨大的地雷上了……牵引车炸成了两半，地上炸出来的坑有三米宽、一人多深。牵引车是给火箭炮运炮弹的，装载量大约有两百颗。炮弹落在路边和草丛里，散成扇面的样子，车上有五个士兵和一个上尉。我和那位上尉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夜晚，吸烟，谈心……他们一个完整的也没剩下……我们一边走，一边收集……脑袋上沾满尘土，干瘪得就像是没有骨头……收集了六箱子，分开装着，以便给每个家里都能分别运送回去一些……
军犬帮了大忙。它们和人一样，有的聪明，有的傻，有的有直觉，有的没有。哨兵能睡着，军犬却不会打瞌睡。我喜欢“阿尔斯”，这条军犬见了我们的士兵，就摇头摆尾表示亲热，见了阿富汗军人就吠叫。他们的军装比我们的颜色更绿，我们的军装颜色发黄，可是“阿尔斯”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
军犬距离地雷几步远，就能嗅探出来……它们把鼻子贴在地上，尾巴翘得像根烟囱，禁止靠近！有各种各样的地雷陷阱……最可怕的是自造的地雷，它们不重样，无法掌握它们的规律……那儿摆着一个生锈的茶壶，炸弹就在里面……炸弹在收音机里，在钟表里，在罐头盒里……有的人不和工兵一起走，大家把他们称作“送命鬼”。大路上埋着地雷，山路上埋着地雷，房子里埋着地雷……工兵总是首当其冲……
我们在一个小小的战壕里踩来踩去……这里已经爆炸过一次，我们已经四处搜寻了，大家在这里已经踩了两天……我从上边跳下来，轰隆一声，我还没有昏过去……望了望天空……天空晴朗……爆炸时，工兵的第一个反应是看看天空，检查自己的眼睛是否完整。自动步枪的枪托上总是带着止血带，有人用这个止血带给我包扎，包扎在膝盖以上的部位……我早已知道，止血带包扎在什么地方，将来就要从那个部分以上三到五厘米处截肢。
“你把止血带包扎在什么地方了？”我对士兵喊道。
“上尉同志，您的腿一直碎到膝盖处了。”
走了十五公里，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才把我送到卫生营，给我清洗消毒，打了普鲁卡因封闭针。第一天就把我的大腿割掉了，圆锯“吱吱吱”地叫，我昏了过去。由于爆炸时火焰扑向面颊，第二天眼睛开始动手术。我的眼球缝了又缝，一共有二十二处伤口。一天动两三处手术，免得把眼球弄碎了。医生走过来，用手电筒照照左边，再照照右边，看看有没有光感，视网膜是否在原位。
“什么颜色？”
“绿色。”
手电筒的光是红色的。
我应该能写出一篇小说，讲讲一个军官怎样变成在家里干活的小工。他收集照明灯头、电池盒，一天一百个……他铆紧电线……哪一种？红的？黑的？白的？他不知道……他看不见……诊断：彻底失明……他编织网篓，粘贴纸盒……他过去认为只有疯子才干这些事，一天编三十个网篓，就足够完成定额了……
工兵很少有机会生还或身体完整地生还，特别是排雷连或特殊排雷连的工兵。他们不是伤残就是毙命，我们出发时从不握手告别。爆炸那天，新来的连长握了握我的手，他是真心实意地跟我握手，那时谁也没有提醒他。当天我就踩上地雷，飞向半空了……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有一种说法：既然自愿申请去阿富汗，就别想回家；如果是被派去的，那是执行任务，或许能免灾，还有返回老家的可能。
五年过去了，我经常做的是什么梦呢？梦见很广阔的原野，布满地雷……我们绘制了记录图：有多少地雷，分成多少行，可以据此发现地雷的标记……可是这个记录图让我弄丢了……遗失记录图是常有的事，有时取出记录图，那上边有标记—树，可是那棵树已经被烧毁了……或者是一堆石头，可是那堆石头已经被炸飞了……谁也不去看，谁也不去检查……害怕……有时让自己的地雷给炸死了……我在梦中，看见一群孩子在我的地雷区奔跑……谁也不知道那儿有地雷……我要喊：“那儿有地雷，你们不要去！”我要跑到孩子们前面去……我奔跑……我又有了两条腿……我发现我的眼睛又能看见东西了……但，这只是在夜里，在梦中。我醒了……
——一位工兵上尉
他们死的时候不声不响
听起来好像是无稽之谈，就这件事而言，我指的是这场战争。我是个富于幻想的人，不喜欢琐碎的事，对物质享受也不感兴趣。我到那边的第一天，军医院院长便把我找去：“什么事迫使您非到这儿来不可？”我不得不讲述我的一生，讲给一个陌生的男人听，而且他还是军人……讲自己……活像是把自己拉到广场上示众……任何秘密、隐私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我来说，这太折磨人，太伤自尊了。
您看过《境外》那部影片吗？描写集中营里的犯人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按照他们的那种法则制定的……也是那种铁蒺藜，也是那么一块小地方……
我周围是一些年轻的女服务员、女炊事员，她们的谈话不外是关于卢布，关于兑换券，关于带骨头和不带骨头的肉、半生不熟的熏肠，还有保加利亚饼干。在我看来，保护我国的娃娃们，拯救他们的生命，这应该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是女人应尽的职务！
我把一切想象得多么崇高。有人失血过多，我献出自己的血。在塔什干转运站，我已经明白了，我去的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坐在飞机里哭，泪水怎么也止不住。那边和这儿一样，我本来想逃离此地，逃离我厌恶的地方。转运站里，伏特加酒像河一般流淌。“我们梦见了航天站的青草……青草绿油油……”我真像是要飞往太空……在苏联，在这里，每个人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堡垒……可是到了那边……我们一个房间里住四个人。当炊事员的那个姑娘，从食堂带回肉来，把肉塞到床下……
“你擦地板……”她对我说。
“昨天我已经擦过了，今天轮到你了。”
“你替我擦，我给你一百卢布……”
我一声不吭。
“我给你肉吃。”
我一声不吭，她提起一桶水就泼在我的床上。
“哈—哈—哈—哈……”大家大笑起来。
另一个姑娘，是个女服务员，她开口闭口就骂娘，同时她又喜欢茨维塔耶娃的诗。下班以后，她坐下来摆纸牌算命：
“有—没有……有—没有……”
“什么‘有—没有’？”
“当然是爱情了，还能是什么？”
那边也举行过婚礼，真正的婚礼。也有过真正的爱情，但不多。去塔什干之前是爱情，从那儿开始就分道扬镳了，他往东，她往西。
塔尼娅·贝特尔，这家伙又高又大，喜欢坐着聊天，一聊就聊到深更半夜。她只喝纯酒精。
“你怎么喝这东西？”
“你不用管，伏特加酒没劲，我喝着不过瘾。”
她随身带着五六百张电影明星照片，这种照片在商店卖的价钱很高。她神气十足地说：“为艺术我是不惜花钱的。”
维罗奇卡·哈尔科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整天坐在镜子前，张着嘴，伸着舌头，她怕传染肠伤寒。有人告诉她，每天早晨要对着镜子看一看，一旦得了肠伤寒，舌头上就会出现牙齿划的痕迹。
她们不尊重我，他们认为我是个愚蠢的女人，整天拿着微生物试管。我在军医院传染病病房做细菌学医生，我每句话都离不开肠伤寒、肝炎、副伤寒。伤员不是马上就能被送到军医院的，有的人要过五到十个小时，有的人在山里，在沙漠里，要过两天两夜才能送进军医院，那时候伤口已经化脓，长了细菌，也就是所谓的伤口感染。有的伤员还处在复苏状态中，可是我发现他已经感染了肠伤寒。
他们死的时候不声不响，只有一次，我见到一位军官哭了。他是摩尔达维亚人，外科医生也是摩尔达维亚人，他来到军官面前，用摩尔达维亚语问他：“老乡，哪儿不舒服？哪儿疼？”
那位军官哭了：“救救我吧，我应当活下去！我有心爱的妻子和心爱的女儿，我应当回去……”
他本来也会默默地死去，但他哭了，因为他听见了母语。
我不敢进停尸房，送到那里的尸体—肉和泥土搅拌在一起。那个姑娘的床下也是肉……她们把煎锅摆在桌子上：“卢巴！卢巴！”这是阿富汗语“前进，前进”的意思。天气炎热……汗水滴到煎锅里……我只见过伤员，我只和各种细菌打交道……我不会出售细菌……军人商店里用兑换券可以买些糖块，那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阿富汗，多么美丽的国家》，那边唱过这么一首歌。如果让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在那边时什么都怕……我到那边时，甚至分不清肩章上的星星，不知道是什么军衔。我和任何人谈话都称呼“您”。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在军医院的厨房里给了我两个生鸡蛋。他们知道医生们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只能吃到土豆泥、冻肉—这些都是为战争准备的，像木材，没有味道也没有颜色……我匆匆接过那两个鸡蛋，用餐纸包了起来，心想：喏，回家拌上葱可以美餐一顿了，那天尽想着怎么吃晚饭了。这时，有人用滑轮车推着一个小伙子从我身边经过，准备把他送回塔什干。他身上盖着一条床单，床单下边是什么样的，我看不见，只见一个漂亮的头颅在枕头上摇摆。
他睁开眼睛望着我：“我饿。”
当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饭盒还没有送来，可是已经准备把他送上飞机了。他什么时候能飞到塔什干，什么时候能吃上饭，不得而知。
“给你。”我把那两个鸡蛋给了他，转身走了。我没有问他是否有手，是否有脚。我把鸡蛋放在他的枕头上，我没有替他剥皮，也没有喂他。万一他没有手怎么办？
我坐了两个小时的车，身边停着尸体，四具尸体……他们身上穿的是运动衣……
回到家了，我不敢听音乐，不敢在街上、在无轨汽车里讲话。我恨不得把房间门一关，只留下我和电视机。
乘飞机回苏联的前一天，我们军医院的院长尤里·叶菲莫维奇·日勃科夫自杀了……
我在阿富汗时，从一位军官那儿抄了一句话：“如果一个外国人有机会来到阿富汗，又能健康地、没有伤残地、肩膀上扛着脑袋离开这里，那么他将会受到苍天的特殊保护。”这是法国人傅立叶的话……
我在街上遇见一个年轻人，他也许是“阿富汗人”？可是我没有叫他，免得自己显得可笑。我本来性情温柔，现在却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一个咄咄逼人、残忍无情的生物了。我们准备让一些娃娃出院……他们躲藏到军医院的顶层阁楼里、地下室里……我们到处找他们，把他们拖出来……年轻的姑娘们在转运站教我应当给谁一瓶伏特加，以便能被分配到好的工作岗位上去……她们教我这样做，她们才二十来岁，而我—四十五岁。
回国过海关时，他们让我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甚至乳罩也不能戴。
“您的职业？”
“细菌学医生。”
“请出示证件。”
他们接过证件：“把皮箱打开，我们要检查……”
我把旧大衣、被褥、床单、发卡、叉子都带回来了……如今，我把从家里带去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您这是干什么，疯啦？您大概写诗吧？”
我在这儿实在忍受不下去了，这儿比那边更可怕。从苏联回到那边时，谁带来什么东西，大家都会围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一起享用。我们喝第三杯酒时，大家默默无语。这杯酒用来祭奠那些阵亡的战友。我们坐在桌前，老鼠窜来窜去，钻进鞋子里。凌晨4点钟听见嚎叫声……我第一次听到这声音时，腾地跳了起来：“姑娘们，狼！”姑娘们都笑了：“是毛拉在唱经。”很长一段时间，到了凌晨4点钟我就会醒。
我想继续工作，我申请去尼加拉瓜，到打仗的地方去。我不甘心过这种生活，我的心不希望如此。在战场上会更舒服些，在那边干什么事都可以找到理由，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不可思议吗？可是我脑子里常常出现这种念头。
—一位细菌学女医生
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是我第一个选中了他。小伙子站在那里，高个子，好相貌。
“姑娘们，”我说，“他是我的了。”
这场舞是女邀男，我走过去，请他跳华尔兹。姑娘们选的是舞伴，我选的是命运……
我很想生个儿子，我们俩商量好了：生女儿，由我起名，叫她奥列奇卡；生男孩，由他起名，叫阿尔乔姆或者丹尼斯。
出生的是奥列奇卡。
“还要个儿子吗？”
“要。等奥列奇卡稍微长大一点再说。”
我本来还可以为他生个儿子的。
“柳多奇卡，别害怕，别把奶水吓回去……”当时我正用自己的奶喂婴儿，“我要被派去阿富汗了……”
“为什么派你去？咱们的孩子还小。”
“我不去，别人也得去。党下了命令，共青团的回答是‘到’！”
他是个忠于职守的军人。他常说：“命令，从来不能讨价还价。”他们一家，尤其是他母亲，性格强势，所以他已习惯于遵命、服从。他在部队里就觉得生活轻松。
您问欢送的情景吗？男人们都在吸烟，母亲一言不发，我不住地哭：“谁需要这场战争啊？”女儿在摇篮里睡觉。
我在街上遇见一个呆傻的女人，疯疯癫癫的。她常常出现在我们这个兵营驻地，有时在集市上，有时在商店里。人们传说，她年轻时被人强奸了，从那以后，她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认识了。她在我身边停下来。
“等着他们把你男人装在锌皮箱子里运回来吧。”她咯咯地笑一阵后，跑了。
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但我晓得一定有事会发生。
我等他回来，像西蒙诺夫诗中写的：“你等着我吧，我会回来。”……那时，我一天可以给他写上三四封信，都寄出去。我觉得我是用自己对他的思念，用自己对他的爱在保护他。他回信说：“在战场上，每个人都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在执行命令，各有各的命运。你不必伤心，等着吧！”
每次我去看望他的双亲时，谁都不提阿富汗，他的爸妈也只字不提。大家没有商量过，可是都害怕这个词……
我给女儿穿好衣服，准备送她去幼儿园。我吻了吻她，刚一开门，发现几个军人站在门口，有一个人还提着我丈夫的皮箱。皮箱不大，是褐色的，当时是我往这个箱子里装的东西。我们家出事了……如果我让他们进屋，他们就会把可怕的消息带进这个家……如果我不让他们进屋，一切都会保持原来的样子……他们拉门，想进屋，我拉门，不放他们进来……
“负了伤？”当时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他仅仅是挂了彩。
第一个走进屋来的是军事委员：“柳德米拉·约瑟夫娜，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通知您，您的丈夫……”
我没有流泪，大叫起来。我看见了他的朋友，就向他奔去。
“托利克，你说我就信……你怎么不吱声？”
他把护送灵柩的准尉领到我面前：“请你告诉她……”
那个人浑身在抖，也不开口。
有几位妇女走过来，吻我。
“镇静下来吧！请把你们亲属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
我坐下来，一口气把自己已经忘记的所有地址和电话号码都说了出来，有几十个地址和电话号码。后来他们根据笔记本核对了一下，一个也没错。
我的住宅很小，只有一间屋子，他们把灵柩停放在部队的俱乐部里了。我一次又一次搂着棺材，放声大叫：“为什么呀？我们对谁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我清醒过来后，盯着这口棺材……“等着他们把你男人装在锌皮箱子里运回来吧。”……我又大叫：“我不相信这里装的是我丈夫，请你们向我证实这里是他，这儿连个小窗口也没有。你们带回来的是什么？你们把谁给我送来了？”
他们把他的朋友叫来。
“托利克，”我说，“请你发誓，保证这里边是我丈夫。”
“我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发誓，里边是你丈夫……他是当场死的，一点儿痛苦也没有……我没法再跟你说别的了。”
丈夫的话灵验了：“如果非得死，就不要经受痛苦。”
可是我们活在人间，我们在经受痛苦……
墙上挂着他的大照片。
“把爸爸给我摘下来……”女儿恳求道，“我要跟爸爸一起玩……”
她用玩具把照片围起来，跟他说话。
晚上，我安抚她睡觉。
“他们开枪打在爸爸什么地方了？为什么他们偏偏选中了爸爸？”
我把她领到幼儿园。傍晚接她回家时，她大吵大闹：“爸爸不来接我，我绝不离开幼儿园。我爸爸在哪儿？”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她解释。我自己也才二十一岁呀……
今年夏天，我把她送到农村我母亲那里去了。她在农村也许会把爸爸忘掉……我已经无力天天哭泣了……我一见到夫妻两人带着孩子在一起走，我的心就在吼叫……你哪怕能再站起来待一分钟呢，看看你女儿长成什么样了！……这场不可理喻的战争对你来说已经结束了，对我来说却没有结束……对咱们的女儿来说，这会是最长的一场战争……我们走了以后，她还得活下去……咱们的孩子是最不幸的人，他们要为一切负责啊……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我这是在对谁大喊大叫啊？……
—一位妻子
我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什么人
我曾经想过：生个儿子，给自己生个男子汉，我爱他，他长大后也会爱我……我和丈夫离了婚，他离开我，找了个年轻姑娘……我爱过他，大概因为如此，我没有再找别人……
我和母亲两个女人一起抚养一个儿子，他是个小娃娃时，我悄悄地起来，站在大门口悄悄地盯着他，看他和什么人在一起，看他的伙伴都是什么人。
“妈，”他回到家里对我说，“我已经是大人了，您还像放羊似的管着我。”
他长得娇小，像个女孩，白净，清秀。我怀了八个月就生了他，早产。我们这代人生不出健康的婴儿，我们是在战争中长大的，轰炸、射击、饥饿……儿子总是和小姑娘们在一起玩游戏，小姑娘们欢迎他，他不打架……他爱猫，给猫系蝴蝶结。
“妈，买只小仓鼠吧！仓鼠的毛又湿润又光亮，暖烘烘的。”
我们买了仓鼠，买了养鱼缸，买了小鱼。
我们来到市场：“给我买只小活鸡……买只小沙鸡……”
现在我想：难道这样的孩子也会在那边开枪杀人？他是家里长大的孩子……他生下来不是为了去打仗……我们非常爱他，对他关怀备至……
我来到阿什哈巴德，到军训地的连队去看望他。
“安德留沙，我想和你们的首长谈一谈，你是我的独生子……这儿离边境太近……”
“不许你去，妈。别人该笑话我了，说我是娇生惯养的小少爷。他们已经说我‘精巧、玲珑、剔透’了。”
“你在这儿怎么样？”
“我们中尉是个好人，他平等待人，可是大尉有时打人耳光。”
“这怎么能行！我和你姥姥从来没有打过你，连你小时候也没有打过你。”
“妈，这儿过的是男人的生活，我最好还是不跟您和姥姥讲任何事了……”
我的儿子长得太小了。在澡盆里给他洗澡，他像小鬼似的从水里爬出来，我用大毛巾把他裹住，紧紧地搂在怀里。那时我觉得，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人，都不能把他从我怀里抢走，我不会把他交给任何人。可是后来，他们从我怀里把他抢走了。
他念了八年书以后，我劝他考建筑学校。我以为他学了建筑专业，在部队里就不难立足了，等到他服完兵役之后，还可以再考大学。他想当个林业工人，他在树林里总是欢天喜地。他听声音就可以判断出是什么鸟在叫，他领着我看什么花长在什么地方。这一点，他酷似他的父亲。他父亲是西伯利亚人，热爱大自然，甚至热爱到不许别人铲除院里的草。让一切都生长吧！安德留沙喜欢林业工人的制服、制帽：“妈，它们多像军装……”
现在我想：难道他在那边会开枪杀人？
他从阿什哈巴德经常给我和他的姥姥写信，有一封信我都背熟了，我拿着它读过不下一千次。
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姥姥，你们好！
我在部队已经服役三个月了，我的情况良好。到目前为止，凡是交给我的任务，我都能完成，领导对我没有提过意见。不久前，我们连到野外教学中心去了一趟。那个中心离阿什哈巴德八十公里，在群山之间。他们在那里过了两周，训练山地作战，学习掌握战术和使用步兵武器射击。我和另外三个人没有去，留在部队里。留下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家具厂已经工作了三个星期，帮忙修建车间。为此，工厂会给我们连队制作一批桌子。我们在家具厂干的是砌砖、抹灰的活儿，这些活都是我熟悉的。
妈，您问您的来信，我收到了，你们寄来的邮包和放在邮包里的十卢布也收到了。我们用这些钱在小吃部吃了好几顿，还买了一些糖果……
我安慰自己：既然他干的是抹灰和砌砖的活儿，那么就是把他当建筑工了。让他给他们建造私人别墅、私人车库吧，只要不派他到更远的地方去就行。
1981年出现了各种传言……说阿富汗是血流成河的战场，像屠宰场，这事只有很少人知道。我们在电视机里看到的，是苏联士兵与阿富汗士兵称兄道弟，我们的装甲输送车上撒满了鲜花，农民在亲吻分给他们的土地……
有一件事让我提心吊胆……我在去阿什哈巴德的路上，遇见了一位妇女……
我找到一家旅馆，那里的人先说：“没有空床。”
“我在地板上过夜。我从很远的地方来，来看当兵的儿子……我就待在这儿，哪儿也不去了。”
“好吧，你到四个人合住的房间去吧！那儿已经住了一个母亲，也是来看儿子的。”
我从这位妇女这儿，第一次听说正在准备征集新兵去阿富汗。她带来很多钱，为了拯救自己的儿子。回去时，她心满意足，她和我告别时介绍了自己的经验：“不要当天真的白痴……”
当我把这事告诉我妈时，她一下就哭了：“为什么你没有给他们跪下？为什么不央求他们？你应当把自己的耳环摘下来送给他们……”
那不值几个钱的耳环，在我们家里可是最贵重的东西。我的耳环上没有镶宝石！我妈一辈子过的是清贫日子，所以她认为那耳环很值钱。天哪！把我们都变成什么人了？如果不派他，也会派别人去。那个人也有母亲啊……
我儿子被编入空降兵突击营，飞往阿富汗，这对他来说也是出乎意料的事。他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孩子般的自豪感，他无法掩饰这种心情。
我是个女人，完完全全是个平民百姓，有些事可能我不明白。请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准备派他参战时，却说让他从事抹灰和砌砖的活儿？他们知道要把这些人派到什么地方去。报上刊出“圣战者”的照片：三四十岁的大男人，在自己的国土里……他们有家，有孩子……
请你们告诉我，一周前他离开普通部队，怎么一下子就会被编入空降兵突击营呢？连我这样的女人也知道什么是空降兵部队，那种部队需要的是体壮如牛的棒小伙子，这些小伙子要经过专门训练。
后来，军训教官回答我说：“您的儿子，无论在军事训练还是政治修养方面，样样都优秀。”他什么时候成了优秀士兵？在什么地方成了优秀士兵？在家具厂？我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什么人呀？托付给谁了？他们甚至没有把他训练成一个兵，就把他……
从阿富汗只寄回过一封信：“你们放心好了，这边风景美丽，太平无事。花很多，大树也开花，鸟儿在啼鸣，鱼很多。”真是天堂而不是战场。他想让我们放心，否则我们又会为他四处奔波，以便把他从那里拖出来。他们是一些没有闻过火药味的男孩，几乎是娃娃。人家把他们往战火里扔，他们还以为那是给他们的荣誉。
这是我们对他们的教育的结果。
他在头一个月里就阵亡了……我的孩子……我的瘦小的宝贝儿子……他在那边，躺在地上，是什么样？我永远不会知道。
过了十天，他被运回来了。这十天，我在梦里总是丢东西，丢了又找不到。这几天，厨房里烧开水，响了又响。我烧水沏茶，水壶叫出各种声音来。我喜欢在室内栽盆花，我有很多花摆在窗台上、橱柜上、书架上。每天早晨我浇花时，总把花盆碰到地上。花盆从手里脱落，摔得粉碎，屋里总有生土的气味……
家门口停了几辆汽车，两部军用吉普和一辆急救车。我一下子就猜到了，这是来我们家的。我走到门口，打开了门：
“你们不用开口！什么也不用讲！我恨你们！只求你们把我儿子的遗体还给我……我要按我的方式来安葬他……我一个人……我不需要任何军人的礼仪……”
——一位母亲
只有完全绝望的人才能说出一切
只有绝望的人才能对您讲出所有事实，只有完全绝望的人才能对您讲出一切。除了我们以外，很多事都没人知道。真实太可怕了，不会有真实。谁也不想第一个冒尖，谁也不愿意冒这种险。
用棺材偷运毒品，偷运皮大衣，冒充被打死的人……谁会讲出这些事来？……谁会把用线串起来的干耳朵拿给您看？这是战利品……把这些干耳朵藏在火柴盒里……耳朵卷得像细小的叶子……不可能？不愿意听到光荣的苏联小伙子们会干出这些事来？看来是可以的，看来是干过这些事的。这也是真实的，谁也摆脱不掉，用廉价的银粉也涂抹不掉。你们还认为，为他们树了碑就会万事大吉……
我是个正常人，我去不是为了杀人。他们向我们灌输的是匪帮在杀人放火，我们可以成为英雄，大家会对我们所有人表示感谢。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几张招贴画：“军人们，让我们来加强祖国南方边界的防御！”“我们不会让兵团丢脸！”“繁荣吧，列宁的祖国！”“光荣啊，苏联共产党！”我从那边归来……在那边时总有一个小镜子……在这儿是一面大镜子。我一看，我不认识自己了……不，是另外一个人在看我……新的眼睛，新的面孔……我弄不清哪儿发生了变化，可是连外貌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我正在捷克斯洛伐克服役，有传言说：“你要到阿富汗去。”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独身。”
我打点行装，如同准备出差。带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那时我国还没有“阿富汗人”。有人建议我带上胶鞋，我在那边过了两年，这双胶鞋一次也没有穿过，最后把它留在喀布尔了。
从塔什干上飞机，坐在子弹箱上，在信丹德着陆。他们的警察端着我国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自动步枪，还有我们的士兵和他们的士兵，都脏兮兮的，穿着褪了色的军衣，好像是从战壕里钻了出来。这儿与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习惯的一切相比，有强烈的反差。
有人在护送伤员，有个伤员肚子里有弹片。“这个人活不久，路上就得咽气。”直升机驾驶员们在交谈，是他们把伤员从哨所运来的。他们谈论死亡时是那么心平气和，听得我茫然不知所措。
在那边，对待死亡的态度大概是最不可理解的事。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讲出全部事实，恐怕办不到……这儿认为不可想象的事，在那边却司空见惯。杀人是可怕又让人恶心的事，但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开始认为，虽然自己一个人面对面开枪杀人，这种事可怕而又令人恶心，可是和大家一起开枪杀人却令人情绪亢奋，有时甚至令人欢天喜地。
和平时期刀枪入库，每个枪架都上锁，武器室里装有声控装置。可是在这儿，随身携带武器已渐渐习惯了。晚上躺在床上，用手枪打碎电灯泡，只是因为懒得下床关灯。热得发昏时，就用自动步枪朝天上乱打……我们把驮运队包围起来，驮运队抗拒，就用机枪扫射……一道命令：把驮运队消灭掉！于是我们便动手消灭驮运队……到处是受伤骆驼的狂叫声……阿富汗人莫非要为此对我们感恩戴德，并授予我们各种勋章？！
战争就是战争，应当杀人。难道把作战武器发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和同年级的弟兄们做军事游戏？难道是为了在那边修理拖拉机、播种机？我们遭到枪杀，我们也杀他们。能在什么地方杀人，就在什么地方杀人。但这不是我们从书本上、影片里了解到的那场战争，火线，中间地带，前沿……渠道战—当年是为了灌溉田地挖的地下水渠……白天，晚上，人们像幽灵似的从渠道里钻出来，手里拿着中国产的自动步枪，家里用来宰羊的刀子，甚至手里就只拿块石头。说不定，不久前你还和这个“幽灵”在商店里做过买卖，现在他却已经超出了你的同情界限。他刚刚把你的朋友打死，一堆肉代替了你的朋友。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不要写信告诉我妈，我恳求你们，什么也别让她知道……”
可是你，苏联人，对他们再也没有同情心了。你的大炮炸平了他们的村庄，他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孩子的任何东西。现代武器扩大了我们的罪恶，我用刀子能杀死一两个人，用炸弹能炸死几十个人……然而我是军人，我的职业就是杀人……童话里怎么讲？我是阿拉丁神灯的奴仆……那么我呢？我就是国防部的奴仆。它命令我向哪儿射击，我就向哪儿射击。我的职业就是射击……
可是我到那边去，不是为了去杀人，我不想杀人。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结局呢？为什么阿富汗人没有把我们看成是我们应当是的那种人呢？孩子们光脚穿着胶鞋，站在冰天雪地里，我们的弟兄们把自己的口粮给了他们。我亲眼见过这个场面，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跑到装甲输送车前，他和其他孩子一样，没有伸手要任何东西，他只是在张望。我兜里有二十阿币，我把钱都给了他。他一下子跪在沙地上，直到我们的装甲车开走。
我身边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的哨兵从运水的孩子们身上搜走了钱。多少钱？几分钱。不，我甚至不愿意作为一名旅游者到那边去，永远不去。我已经对您说过，真实太可怕了，不会有真实，谁也不需要真实。在这儿的你们不需要，到那边的我们也不需要。那时你们有那么多人，谁也不说一句话。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他们也会隐瞒我们到过那边的事实。
我也碰到过引以为傲者，他们说什么我是从阿富汗回来的，说什么我们在那边怎么怎么样，我在那边怎么怎么样……
“你在哪儿服役？”
“在喀布尔……”
“哪个部队？”
“我嘛，特别部队……”
在科雷马，在关押疯人的板棚里，他们叫嚷：“我是斯大林。”而现在，正常的小伙子自称：“我来自阿富汗。”还不止一个人，应当把这些人抓起来关进疯人院……
我独自回忆，喝完酒，坐半晌。我喜欢听阿富汗歌曲，但只有我一个人有过那样的事，有过那样的日子……虽然那样的日子被玷污了……你怎么也摆脱不掉它……
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都满腔怒火，因为这儿谁也不需要他们。他们寻找不到自己，再也找不到某种道德价值。有个人对我坦白地说：“如果我知道自己不用承担什么后果，我就可能会杀人，随随便便杀他一个，没有任何原因。我不可怜他们。”是有过阿富汗这回事，可它已经成为过去了。你不能一辈子祈祷和认罪啊……我想结婚，我想有个儿子……
我们越是趁早住嘴，越是对大家有好处。谁需要这种真实？凡夫俗子需要？他们会向我们的心窝里吐痰：“啊，这群败类，他们在那边杀人、抢劫，回到这里还享受优待。”弄来弄去，有罪的只有我们。我们所经受的一切，都成了无用之物。
为什么要发生这一切呢？为什么？
我在莫斯科车站时，去了一趟厕所。我一看，厕所是合营的，有个小伙子坐在门口收费。上边挂着一块牌子：“七岁以下的儿童、残疾人和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人、国际主义军人免费。”
我愣住了：“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主意？”
他自豪地说：“是啊，是我自己想的。你出示证件，就可以进去。”
“我爸经历了所有的战争，我吃了两年外国的沙土，就是为了能够免费在你这儿撒泡尿？”
我在阿富汗时，对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像对这个小伙子怀有这么大的仇恨……让他来替我们埋单……
——一位上尉班长
这里的人都不愿意谈起未来
我乘飞机回苏联休假，走进澡堂去洗澡，人们坐在长凳上舒服得直叫唤，我却觉得像是伤员们在呻吟。
回到家里，就想念在阿富汗的朋友们，可是在喀布尔时，过不了几天就想家。我是辛菲罗波尔人，毕业于音乐学校。生活幸福美满的人是不会到这边来的，凡是来到这边的女人，都是受过刺激的独身女人。我的工资每月一百二十卢布，靠这么几个钱怎么活呢？我平常想穿得好一些，休假能过得有意思一些。有人说，到这边来的都是为了找个未婚夫。喏，即便是为了找未婚夫，又怎样呢？何必躲躲闪闪？我已经三十二岁了，还独身。
到了这边以后，我才知道，最可怕的地雷是“意大利地雷”。人被这种地雷炸了以后，只能用提桶收尸……有个小伙子来找我，说起话来没完没了。我心想，他永远不会住口了，我开始害怕。这时，他说：“请您原谅，我告辞了……”陌生的小伙子，他是因为见到了一个女人，所以就想讲话……他有一个朋友，在他的眼前变成了一堆碎肉……我估计，他还想接着往下讲。他又找谁讲去了？……
我们这儿有两个女宿舍：一个叫“猫屋”，那里住着在阿富汗待过两三年的妇女；另一个叫“野菊花”，那里住着新来的，目前都还是干干净净的女人。爱一个人，就贴在心上，不爱呢，就打发他去见鬼。星期六是男兵洗澡的日子，星期天是妇女洗澡的日子。军官浴池禁止妇女入内，妇女被视为脏人……同样是这些军官，只为了一件事找过我们……墙上挂着他们的孩子、妻子的照片，他们拿给我们看……
开始射击……火箭弹横飞，到处是呼啸声……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扯断了……疼痛……两个士兵带着一条狗去执行任务，狗回来了，可是人没有……这里所有人都在作战。有人负了伤，有人患了病，有人心灵受到摧残：没有完整的人。
开始射击……我们跑到掩体里躲避……可是阿富汗儿童们高兴得在房顶上手舞足蹈。这儿不可能有完人……车上拖着我们的一个被打死的士兵，孩子们又是唱又是跳。我们把礼物送到村庄去……面粉、草垫、毛绒玩具、小熊、小兔子……可是他们在跳，在笑……在这儿没法成为完人。
回国后，人们通常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出嫁了吗？你们有什么优待？我们唯一的优待（对于文职人员来说）是，如果被打死了，发给家属一千卢布。军人商店进了货，男人排在前边：你们算干什么的？我们需要给妻子采购礼物。可是天黑后，他们就央求进我们的屋……
在这里执行“国际主义义务”，同时发财致富，这是正常现象。在军人商店买了糖果、饼干、罐头，然后把这些东西卖给当地小店。有个价目表：
一瓶奶粉，五十阿币；
一顶军帽，四百阿币；
汽车后视镜，一千阿币；
卡玛斯载重汽车轮胎，一万八千到两万阿币；
马卡洛夫手枪，三万阿币；
AK-47突击步枪，十万阿币；
从兵营里运出来的一卡车垃圾（取决于哪类垃圾，其中有没有铁皮盒，数量有多少），七百到两千阿币。
妇女当中，生活最优越的是跟准尉睡觉的人。关卡上的弟兄们都患有坏血症……他们吃的是烂白菜。
女孩们说，在没有腿的士兵的帐篷里，什么话都谈，只是不谈未来，这里的人都不愿意谈未来。生活幸福美满的人大概都害怕死掉……我可怜的是我妈……
猫在死人身边悄悄走动，寻食吃……它也怕，它以为那些躺在那里的小伙子都是活人……
求您别让我再说话了，否则我也会讲个没完没了！况且，我没有杀死过任何人呀……
——一位女文职人员
人身上能有多少人味
我有时在琢磨，假如我没有参加这场战争，将会是怎样呢？我会是个幸福的人。我对自己永远不会失望，我也不会知道那些我最好不要知道的、有关自己的事。正像查拉图斯特拉说的：不仅你在窥视深渊，深渊也在窥视你的灵魂……
我在无线电技术学院已经上了二年级，可是我的心向往音乐，爱读有关艺术的书。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更容易亲近的世界。我两头奔波，就在这个当儿接到军委会通知。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我不想干预自己的命运，即使干预了也会失败，听天由命吧，责任不在我……当然，我对参军一事准备不够。在那边我才明白，你就是奴隶，但不止你一个。而在那之前，我以为，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首长没有当面直说，但一听就明白，要派我们去阿富汗。我没有干预我的命运……他们把我们排列在练兵场上，宣读了命令，说我们是国际主义军人……我们安安静静地接受了一切，你总不会说：“我怕，我不想去！”我们是去执行国际主义义务，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在加德兹转运站就开始了……服役久的老兵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要走了：皮靴、海魂衫、贝雷帽。每件东西都是钱呀：贝雷帽，十张兑换券；一盒军章，二十五张兑换券。空降兵军章每套应该是五个：近卫军章、空军优秀军人章、跳伞员章、级别章，还有军人运动员章，我们称为“跑章”。①
①[ 获得“军人运动员章”需要不停地奔跑，因此士兵们将其戏称为“跑章”。]
检阅时，穿的衬衫也给抢走了，他们用那些东西去和阿富汗人换麻醉剂。几个“爷爷兵”走了过来：“你的行囊呢？”他们翻找了一遍，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然后放你走人。连里把大家的制服都给收了，给我们换上旧的。他们把我们叫到军需仓库里：“你在这儿何必穿新军装？兄弟们准备回苏联了。”我往家写信，说蒙古的天气真美呀，吃得好，太阳亮。其实，这里已经是战场了……
第一次进村时，营长教我们如何对待当地居民：“所有阿富汗人，不分年龄，都是‘巴恰’，明白了吗？其余的，我会教给你们。”
我们在路上遇见一个老汉，一声令下：“停车，大家瞧着！”
营长走到老汉面前，扯掉了他的缠头，在胡子上摸索了一阵：“喏，走吧走吧，巴恰。”
这是意外的事。
在村子里，我们把装有大麦米的盒饭扔给孩子们。他们以为我们扔的是手榴弹，吓得撒腿就跑。
第一次出征—随同纵队作战，我很激动，兴趣盎然，战争就在身边进行！手持武器，腰挂手榴弹，这种形象过去只在招贴画上见过。接近了绿带区……我作为瞄准操纵手，对着瞄准镜，非常细心地观察……出现了一个缠头……
“谢廖沙，”我对坐在机关炮后的战友喊道，“我看见一个缠头，怎么办？”
“射击。”
“随随便便就射击？”
“你还要想一会儿？”开了一炮。
“我又看见了缠头……白色缠头……怎么办？”
“射击！”
用机关炮，用机枪射出弹药的一半基数。
“你在哪儿发现了白色缠头？那是雪堆。”
“谢廖沙，你的‘雪堆’在奔跑……你的‘雪堆’还有自动步枪……”
大家从装甲输送车上跳下来，用自动步枪射击。
把人打死，或者留活口，我们根本不考虑这类问题。总想吃东西，总想睡觉，总有一个愿望，一切快快结束。不再射击，徒步行走……坐在炽热的装甲车上……呼吸呛人的滚热的沙土……子弹在头上呼啸，可是我们照样睡觉……
把人打死，或者留活口，这是战后谈的话题。战争本身的心理学很简单，对于我们来说，阿富汗人不是人，而我们对他们来说同样如此。彼此不能把对方看成是人，看成是人，就下不了手。我们包围了“杜什曼”的村庄……围了一天一夜，两天两夜……天热，疲劳，我们如同野兽……我们变得比“绿人”（即阿富汗人民军）更心狠……他们在此地毕竟是自己人，他们在这样的村庄里土生土长……我们对此不加思考……他们的生活不像我们的生活，不为我们所理解……我们开枪、扔手榴弹，不费吹灰之力。
有一次，我们回到营地，七个弟兄挂了彩，两个被震伤。沿路的村庄都没有人影，有的进了山，有的躲在自己的土屋里。突然窜出一个阿富汗老婆子，她一边哭一边叫，挥着拳头冲向装甲输送车……她儿子被打死了，她在诅咒我们，她的举动只能唤起大家的一种感情，就是送她上西天。她叫唤什么？干吗挥舞拳头？吓唬谁呀？我们本来可以把她打死，可是没有。我们从大道上把她推开，推到一旁，开车扬长而去。我们带走了七具死尸……她叫唤什么？她想干什么？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是兵，我们只知道打仗。我们过的是和阿富汗人相隔绝的士兵生活，不许他们进入部队驻地。我们知道他们在杀我们，可是大家都非常想活下去。我想，我可以挂彩，甚至想挂个轻彩，那时就可以躺上几天，睡个好觉，但谁也不想死。我们有两个士兵走进一家小店，把小铺的全家人都给打死了，把东西也给抢走了。开始调查此事时，他们先是否认：那不是我们干的。从死人身上取出的子弹是我们的，被拿给我们看，继续进行追查：“是谁干的？”找出三个人来：一个军官，一个准尉和一个士兵。我记得在连里搜查抢来的钱财时，我们有一种受污辱的感觉：怎么能因为他们，因为几个被打死的阿富汗人，来搜查我们？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最后召开了军事审判大会，两个人被处决—准尉和士兵。大家都为他们感到惋惜，他们是因为胡来而丧了命，大家说那是“胡来”而不是“犯罪”。至于被打死的开小店的那一家人，似乎根本不存在。我们是在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只是到了现在，旧框散了架，我才开始考虑这些事……其实，我每次读到屠格涅夫的《木木》时，都会含着眼泪！
人在战争中会发生某种变化，是他，又不是他。难道有人教过我们别杀人吗？参加过战争的人来到我们学校，来到我们学院，讲述他们怎样杀人，他们的礼服上都别着勋章。我一次也没有听说过在战场上不许杀人。我知道，只有和平时期杀人才受到法律制裁，他们是杀人犯。可是在战争时期，有另一种说法，说那是“在祖国母亲面前尽儿子的天职”，是“神圣的男子汉的事业”，是“保卫祖国”。他们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在重复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士兵的业绩。我怎么能怀疑他们的话呢？他们反反复复地对我们讲：你们是最优秀的。既然我们是最优秀的，我何必还要自己去思考呢？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后来，我想了很多。朋友说：“你要么已经疯了，要么快发疯了。”而我（我是由我母亲，一位能干、彪悍的女性抚养长大的）从来不想干预自己的命运。
在训练基地，从事特殊任务的侦察兵们讲，他们闯入一个小村庄，砍杀了所有人。多么浪漫传奇的故事。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坚强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我这个人大概有一些缺陷：喜欢音乐，爱看书，但也想冲进村庄，把所有人都割断喉咙，然后轻松愉快地硬充好汉，大吹牛皮。可是我也记得另外一件事……怎样感受到失魂落魄的恐惧……我们乘车行进，开始交火，车停下来，命令：“占据防御位置！”大家从车上跳下来，我站了起来，有个战友占据了我原来的位置，手榴弹恰好投在他的身上……我觉得我直挺挺地从车上飞了出来，像在动画片里那样，缓缓地降落，可是别人的躯体一块一块地落得比我快……不知为什么我落得慢……这一切都印在我脑海里，这才是可怕……大概这样也可以把自己的死亡过程记录下来……真有趣……我摔在地上，我像墨鱼似的爬进水沟……我躺在沟里，举起受伤的胳膊……后来才知道我的伤很轻，不过我举着胳膊一直没动……
不，我成不了坚强的人……冲进土屋把人家的喉咙割断，这种事我做不到……一年以后，我进了军医院，因为营养不良……全排我是唯一的“年轻人”，十个“爷爷兵”和我一个“娃娃兵”……一昼夜只能睡三个小时，替所有人洗餐具，储备柴火，打扫驻地，担水……离小河有二十多米……早晨去打水，心里觉得不能去，前边有地雷，可是我怕又挨打……一觉醒来，一看没有水，洗不了脸，就去了，去了就踩在地雷上了……谢天谢地，我踩上的是信号雷，信号飞向天空，照亮了周围……我摔倒了，坐了一会儿，继续向前爬……能挑一桶水也好，否则连牙都没办法刷……“爷爷兵”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打人。
这是典型的军营生活。这一年当中，我从一个正常的小伙子变成营养不良的人，护士不帮忙，我连病房都走不出去，累得满头大汗。回到部队，又开始挨打。我被打伤了腿，不得不动手术。营长到军医院来看我，追问我：“是谁打的？”
他们是夜里打的，但我同样知道是谁。可是不能说，说出来就成了告密者。这是不能违背的军营法则。
“你怎么不说话？说，是谁？我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去受审……”
我不说话。士兵生活中，外力无法制服内力，正是内在的法则决定了我的命运。谁若想与它对立，必定遭到失败。我见过这种情况……我不干预自己的命运……服役期快结束时，我也想打人，没有打成……“爷爷兵”的作风不取决于人，而受群体的支配，先是别人打你，然后是你打别人。我对转业的人隐瞒了我打不了别人的事，倘若让他们知道，挨打的人和打人的人都会瞧不起我。
我回到家里，来到军委会，恰好这时有人把锌皮棺材运来……里面是我们的上尉，死亡通知书上写着：“在执行国际主义任务中阵亡。”在那一分钟，我想起他每次喝得醉醺醺，在走廊里晃来晃去，拳打值日兵下颌的情景……每周他都用这种方法寻开心……你躲不掉，只好把打掉的牙吐出来……我在战争中明白了，人身上的人味并不多。没有食物的时候，人变得残酷无情；感觉不舒服时，也会变得残酷无情。那么，人身上能有多少人味呢？
我到公墓只去了一趟……墓碑上刻着“壮烈牺牲”，“表现出英勇与刚毅”，“完成军人天职”。当然也有英雄，如果对“英雄”两字作狭义的理解。比方说，在战斗时，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了战友，把负伤的指挥官拖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被麻醉剂药死了，还有一个正往食品库里钻时被岗哨给打死了……我们都往食品库里钻过，能喝杯炼乳、吃口饼干，真是梦寐以求的。可是您不会把这些写出来，您一定会把这些事勾掉。谁也不会说出那些地下躺着的人身上，曾经有哪些真实的事情发生。活者授予勋章，死者编成传说，这样对大家都好。
这场战争就和此地的生活一样，完全不像我在书本中读到的。谢天谢地，好在我另有天地，它把那个世界给挡住了，那就是书的天地、音乐的天地，那个天地拯救了我。不是在那边，而是在这里，我开始弄清楚自己到过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我总是一个人思考这些事，我不去“阿富汗人俱乐部”。我不能想象自己会到学校里去讲战争，讲怎样把我这个没有成人的人塑造成只想吃和睡的生物，而不是杀人犯。我瞧不起“阿富汗人”，他们的俱乐部像部队，全是部队的那一套，他们不喜欢全身挂着金属的歌手。他们说：“走，弟兄们，咱们去揍他们一顿。”这正是我想摆脱，而不是与之同流合污的生活。我们的社会相当残酷，过去我没有注意到。
有一次，我们在军医院里偷了一大堆非那西丁。这种药是用来治疗精神失常的人的，每次服一两片，可是我们有的人一下子吞了十片，有人吞了二十片……到了半夜3点钟，有人到厨房去洗盘子洗碗，其实盘子和碗都干干净净，另外一些人阴沉沉地坐在那里玩牌，还有一些人在枕头上拉屎撒尿……荒唐透顶……女护士吓跑了，把哨兵叫来了……
这场战争就是这样留在我的记忆里，荒唐透顶……
——一位瞄准手士兵
您浑身都沾着我儿子的鲜血
我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是男孩，如今他们俩只剩下科里亚了。十八岁以前未成年时，直到收到参军通知那天，他还在妇女保健研究所学习。这样的士兵难道也应该被派到阿富汗去？女邻居责备我，她说得对：“难道你就凑不上两千卢布去行贿？”有人行了贿，救了儿子一条命，于是他们就用我的儿子代替了那个人。我当时不懂应当用钱去救儿子，我只知道用心灵救他。
他在部队宣誓那天，我去看望他。我发现他有些心神不宁，对参加战争，他的思想准备还不够。我跟儿子一向开诚布公：“科里亚，你的思想准备还不够，我要为你去求情。”
“妈，别求情，别低三下四的。您以为您说我的思想准备不够就能打动那些人的心？在这里谁管你这些？”
我还是争取到让营长接见我。我请求他：“科里亚是我的独子，如果他出了事，我就活不下去……而且，他的思想准备不够，我看得出来，他的思想准备不够……”
他表示同情：“您找一下当地的军委会。如果他们能给我寄来一份正式公函，我就派他回苏联服役。”
飞机夜间着陆，上午9点我就跑到军委会去了。军事委员是戈里亚切夫同志，他坐着，正与什么人通电话。我站着……
“您有什么事？”
我讲了。电话铃又响了，他又拿起话筒，同时对我说：“什么公函我也不写。”
我恳求他，我下了跪，我恨不得亲吻他的手：“他是我的独子。”
他坐在办公桌后边，甚至没有站起来。
我临走时还在央求他：“请您记下我的姓名……”
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或许他能审查一下我儿子的档案，考虑一下，会帮个忙……他又不是石头人。
过了四个月，他们那边办了三个月的速成训练班，儿子从阿富汗来了信。仅仅四个月，仅仅一个夏天。
早晨我去上班。下楼梯时，迎面走来三个军人和一个妇女。三个军人走在前边，每个人的左手托着军帽。我过去从什么地方得知，军人用左手托着军帽走路是表示哀悼的意思。于是我没有继续下楼，转身往楼上跑。他们大概明白了，我就是他们要找的母亲。他们也跟着上楼……我钻进电梯，立刻往下开……我要马上跑到街上去，赶快躲开……我要自救……什么话也不要听见……我下到一层，电梯停住了，有人上电梯，他们已经在门口等我了。我按了电钮再上楼……上到自己那一层……我冲进自己的房间，由于心慌，我忘记关门……我听见他们进了屋……我躲进寝室……他们跟着来了，左手托着军帽……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军事委员戈里亚切夫……当我还有力气时，我像猫似的扑向他，大声叫喊：“您浑身都沾着我儿子的鲜血！您浑身都沾着我儿子的鲜血！”
他一声不响，我甚至想揍他。他一声不响。以后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过了一年，我才想见人。在这之前，我总是一个人，一个人，像个麻风女。我错怪了别人，老百姓没有责任，可是我当时认为他们都对我儿子的死负有责任。不论是食品店那位熟识的女售货员，还是那位素昧平生的出租车司机，还是那个军事委员戈里亚切夫，都负有责任。我那时想见的不是这些人，而是和我一样的人。我们在公墓里，在小小的坟墓旁成了朋友。到了傍晚，下班以后，这位母亲乘公共汽车匆匆忙忙赶到那里，那位母亲已经坐在自己儿子的墓前哭泣，第三位母亲正在给栏杆刷油漆。我们的话题只有一个：关于孩子……我们只谈他们，仿佛他们都是活人，那些谈话我甚至都能背诵下来：
“我来到阳台上，看见外面站着两名军官和一名医生。他们走进门洞，我扒着猫眼往外看，看他们去谁家。他们走到我们这一层，站住了。他们向左拐……去了邻居家？他们的儿子也在部队里……门铃响了……我开了门：‘怎么，我儿子阵亡了？’‘大娘，请您坚强……’”
“他们开口就对我说：‘大娘，棺材停在门洞里，给您放在什么地方？’当时我和丈夫准备去上班……平锅里煎着鸡蛋……水壶里的水也开了……”
“他们把他带走了，剃成秃子……过了五个月，送来一口棺材……”
“我儿子也是过了五个月……”
“我儿子过了九个月……”
“我向那位送来棺材的人问：‘棺材里有人吗？’‘我看见怎样把他装进了棺材，他在里面。’我盯着他，盯着他，他低下了头：‘那里有点什么东西……’”
“有气味吗？我们那口棺材有气味……”
“我们那口也有，还有些白色的小虫子从棺材上掉到地板上……”
“我那口棺材什么气味也没有，是新鲜的木料，潮湿的木板……”
“如果直升机着了火，就把他们一块一块地拼凑起来。找到一条胳膊，一条腿……根据手表，根据袜子辨认他们……”
“棺材在我们院里放了一个小时。我儿子两米高，是个空降兵。他们送来棺椁，一口木头棺材，还有一口锌皮棺材……抬着棺材在门洞里转不开身……七个大男人很吃力地把它抬了起来……”
“我儿子被他们运了十八天……飞机里装的全是‘黑色郁金香’。先运到乌拉尔，然后运到列宁格勒，再运到明斯克……”
“他的东西一件也没送回来，哪怕是个小东西留作纪念呢……他过去抽烟，留下个打火机也好呀……”
“好在不开棺，让我们看不见他们把我儿子弄成了什么样了……他在我眼前永远是活的，完整无缺的……”
我们还能活多久？心里装着这种悲痛活不长。受了多少委屈呀！
区执委会答应说：“给您一套新住宅，您在咱们区里任意选一套。”
我在市中心挑选了一套，不是组合板壁而是砖房，是新结构，我说了地址。
“怎么，你疯了？那是党中央的住宅。”
“难道我儿子的血就不值钱？”
我们学院的党委书记诚实，是个好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去找了党中央，他去替我求情。他回来只对我说了一句：“您若听见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话就好了。他们说，她悲痛欲绝，你算老几？管什么闲事？差一点把我开除出党。”
我应当自己去，那时他们会怎么回答我呢？
我今天要到坟上去……我的宝贝儿子在那里……那里都是自己人……
——一位母亲
死亡就是这样
我的记忆出了毛病……在学院里读到二年级时就想退学……不知为什么，有些人的面孔，有些人的语言离我而去，消逝了……个人的感受……只记得一些片断，只留下一些碎片……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好像没有发生过……
我还记得军人誓言中这样的话：
“……我时刻准备遵循苏联政府的命令，保卫我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苏联武装力量的一名战士，我宣誓英勇地、机智地、庄严地、荣誉地保卫它，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以取得对敌人斗争的全面胜利……”
到达阿富汗的头几天……
我觉得那个地方像天堂，我看到了橘子是怎么生长的，至于把地雷像橘子似的挂在树上，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天线钩住树枝，地雷就会爆炸）。刮起了“阿富汗人”①大风，离你只有一胳膊远，都是烟雾弥漫，一片黑暗，你成了瞎子，什么也看不见。因为“阿富汗人”大风，送来的粥锅里一半是沙子。几个小时后，太阳出来了，左右都是山，什么战争也没有。时而可以听见一阵机枪声或者掷弹筒射击声，还有神枪手勾扳机声，两个人没了。我们站了一会儿，打了几枪，继续前进。太阳，山，什么战争也没有，两个人没了。蛇钻进沙土时闪了一下，像鱼在闪光……
①[“阿富汗人”：是对盛行于中亚地区的暴风的称呼，性质干燥、炎热，夹杂着沙尘。]
甚至当子弹在身边呼啸时，你还想象不出什么是死亡。沙地上躺着一个人，你呼唤他……你还没有明白过来……心中有个声音在提示你：“这就是它—死亡……死亡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腿中了弹，当时我觉得不太厉害，心想：“我大概挂了彩。”我平平静静地怀着惊奇的心这么想。脚疼，可是还不相信这事已在我身上发生了。我是个新手，我还想开枪射击，我想作为英雄返回故里。有人用刀子割开了皮靴筒，我的静脉被打断了，给我缠上了止血带。疼，可是我不能露出疼的样子，那样就显不出男子汉的气概，所以我咬牙忍着。要从一辆坦克奔向另一辆坦克，需要穿过一片没有掩护的地带，大约有一百米远。在那儿，子弹横飞，石头被打得粉碎，可是我不能说我跑不过去或爬不过去。那样做，我作为一个男子汉，就连自己也不尊重自己了。我在胸前画过十字，便冲了上去……脚在流血，处处是血，战斗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是凌晨4点出发的，战斗到了下午4点才结束，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吃一点东西。我的两只手鲜血淋漓，用这双手拿起白面包就吃，不会感到别扭。后来有人告诉我，我的朋友在军医院里去世了，他的头部中了弹。我读过很多书，我想象着，既然他已经阵亡，那么几天以后晚上点名时，有人可能会替他回答：“伊戈尔·达什科在执行国际主义义务时阵亡。”他是个不声不响的人，不是苏联英雄称号的获得者。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马上把他遗忘，把他除名……
我刚才谈到了谁？谈到伊戈尔·达什科……他躺在棺材里，我看着他，已经没有怜悯之情了……我看了很久，细细观察，为的是将来能把他记起来……
谈一谈我回家以后的几件事……
我回到了塔什干，我们来到火车站，没有火车票。晚上我们和两位列车员谈妥，每人给他们五十卢布，于是我们就上了火车。我们一共四个人，两位列车员每人得到一百卢布。弟兄们都会赚钱了，我们唾弃这一切。我们无缘无故地傻笑，可是心里却在想：“活着，活着！”
回家推开大门，提起水桶，穿过院子去打水。我真是个幸福的人！
在学院里举行仪式，被授予了战斗奖章。后来报纸上刊出一篇文章—《为我们的英雄们颁奖》。我感到可笑，仿佛是红色探寻者①在寻找我，仿佛战争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我没有说过我们到那边去是为了“在阿富汗土地上燃起四月革命的红霞”，可是他们却写出了这样的话……
参军前，我喜欢打猎。我有过一个理想：服完兵役到西伯利亚去，在那儿当个猎人，可是现在我内心起了变化。我和一个朋友去打猎，他打中了一只野雁，后来我们又看见了一只受伤的雁。我追了上去……他还在射击……我追上去是为了抓活的，我不想把它打死，我再也不想杀生了……
记忆出了毛病……只记得一些片断，只留有一些碎片……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好像是从未发生过……
——一个坦克兵
①[“红色探寻者”指少先队员或共青团员志愿者，他们广泛搜集材料，提供给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或劳动荣誉纪念馆。]
我要活着
看我的外表，谁也想不到我内心是什么样，只有父母不让我总去回忆那些摆脱不掉的往事……
我带着自己的狗“恰拉”去了阿富汗。只要你喊一声“装死”，恰拉就倒在地上；喊“闭上眼睛”，它就用两只爪子捂住嘴脸和眼睛。当我情绪不佳的时候，当我痛苦难熬的时候，恰拉就会依偎在我身边流泪……我到了那边以后，头几天高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从小就有病，部队不要我。这怎么能行？堂堂小伙子，却没有在部队里服过役？丢人，遭人嘲笑。部队是生活的学校，能把你培养成男子汉。我参了军，一次又一次打报告，请求派我去阿富汗。
“你到了那边，过不了两天就得送掉小命。”别人劝阻我。
“不，我要到那边去。”我想证明，我和大家是一样的人。
我瞒着双亲，没有告诉他们我在哪里服役。我十二岁就患了淋巴炎，这种病平时能帮我的忙。
我只把军用信箱号码告诉了双亲，说我所在的是保密部队，不能说出城市的名称。
我带着狗和吉他来了，到了特别科，他们问我：“你怎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打过多少次报告。
“你自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怎么，你是个疯子？”
我从来不吸烟，这时想吸烟。
我见到了第一批被打死的人：大腿从腹股沟处被炸掉，脑袋上有一个窟窿。我走开了，昏了过去。我心里每个地方都在号叫：“我要活着！”
半夜里，有人把阵亡者的自动步枪给偷走了。偷枪的人被查出来了，是我们自己的士兵。他把自动步枪卖给了阿富汗商店，得了八万阿币。他用这笔钱买的东西，也让大家看了：两台录音机，几条女牛仔裤。如果没有人看管他，我们会亲手把他打死，把他千刀万剐。他被审判时，坐着，一声不响。他哭了。报纸上写的尽是“建立功勋”，我们看到这种报道，既气愤又觉得可笑，我们带着这种报纸进厕所。可是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回到家后过了两年，我读报时，会寻找有关“建立功勋”的报道，我相信这些报道。
在那边时，我以为回家就是快乐。我会改变自己的一生，我会重建生活。很多人回国了，离婚，再婚，迁往外地。有的人去了西伯利亚，参加石油管道的修建，有的人去了切尔诺贝利，有人当了消防队员。总之，哪里需要冒险，我们就到哪里去，混日子已不能代替生活了。我在那边见过烧伤了的小伙子们……一开始他们焦黄焦黄的，只有眼睛闪闪发光，他们的肉皮剥落，露出粉红色的肌肤……
还有登山呢！情况是这样的：自动步枪要带在身上，这无须赘言，还有加倍的弹药—大约有十公斤的子弹，手榴弹也有几公斤，每人再加上一个地雷，这又是十公斤，还有装甲坎肩、干口粮……总之，全身上下左右，最少挂了四十公斤东西。我亲眼看着一个人被汗水淋湿，好像是被瓢泼大雨浇过一般。
我见过留在死人脸上的橘黄色的肉皮。是的，不知为什么是橘黄色的。我见过友情，也见过胆怯……至于我们的所作所为，是非干不可的事。请您永远不要触及这个问题，事后的聪明者大有人在。为什么我们在那边时，没有一个人退还自己的党证，没有一个人把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不，这种牺牲不是毫无意义的。
我回家了，我妈像照顾孩子似的脱了我的衣服，浑身摸了一遍：“完整无缺，我的宝贝儿子。”表面上我是完整无缺，可是心里在冒火。我看什么都不顺眼：明亮的太阳—不顺眼；愉快的歌曲—不顺耳；有人在欢笑—不顺心。我的房间里仍然摆着原来的那些书，原来的那些照片，原来的那台录音机，原来的那把吉他，可我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我不能穿行于公园，总要回头窥望。在咖啡馆里，招待员站在我的背后：“请您点菜。”我几乎跳起来，几乎拔腿跑开，有人站在我的背后—我受不了。
见到败类，我只有一个念头：“应当把他毙了。”在战场上干的事，正好与和平时期教会我们的完全相反。在和平生活中，必须把战争中掌握的习惯全部忘掉。我射击优秀、掷弹准确，现在谁需要这些？
我们在那边时，觉得有需要保卫的东西。我在保卫我们的祖国，我在保卫我们的生活。可是在这儿，一个朋友甚至不能借三卢布给你，说什么妻子不答应。难道这也算是朋友？
我明白了，我们不为人们所需要，不需要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那是多余的东西，不方便的东西。我们也是多余的人，用起来不方便的人。我当过修理汽车的钳工，在共青团区团委当过指导员。
我不干了，到处都像是生活的泥潭。人人忙着赚钱，买别墅、汽车、熏肠，没人过问我们。如果我们不保卫自己的权利，那就是一场谁也不知道的战争。如果我们的人数不是那么众多，不是有几十万，那么就会堵住我们的嘴，如同当年不提越南，不提埃及……我们在那边时，大家都恨“杜赫”。我现在需要朋友，我该恨谁呢？
我到军委会去，申请回阿富汗。他们不接受，说“战争即将结束”，像我这样的人都会回来。到那时，我们的人就更多了。
早晨醒来，我记不得昨夜的梦，这让人高兴。我不对任何人讲我做的梦，可是我讲不出来的，我不想讲的事，仍然存在……
我仿佛在睡觉，梦见人的海洋，大家聚集在我们家附近。我四处观望，感到拥挤，但不知为什么，我站不起来。这时我恍然大悟，我是躺在棺材里，木板棺材，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可我是活人，我记得我是活人，不过我却躺在棺材里。大门打开了，大家涌向大路，把我也抬到大路上去了。人一群又一群，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悲伤的样子，神情里还有一种我不明白的神秘的惊喜。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在棺材里？行进的队伍突然站住，我听到有人说：“把锤子递给我。”这时我明白了：我是在做梦。又有人重复了一句：“把锤子递给我。”既像是真事，又像是做梦。有人第三次说：“请把锤子递给我。”我听见棺盖砰的一声盖上了，锤子叮叮当当地敲了起来。有一颗钉子钉到我的手指上，我用头，用腿撞棺盖，棺盖一下子掀开了，掉在地上。人们在观望，我坐了起来，直起腰半坐着。我想喊我疼，你们为什么要用钉子把我钉起来，我在里面喘不过气。他们在哭，可是对我一句话也不说，所有人都像是哑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们说话，才能让他们听得见。我觉得我在喊，可是嘴唇紧闭着，怎么也张不开。于是，我又躺进棺材里去了。我躺在里面想：他们希望我死去，我也许真的已经死了，所以应当默默无语。有人又在说：“把锤子递给我……”
——一位通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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