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乡亲们饿了一年，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事不过三嘛，吃了一次苦头，再吃第二次还可以，第三次就不行了！”

    1953年秋天，当时我在刘少奇同志家乡安湖塘乡当农会主席。一天，少奇同志在大学读书的侄孙刘正山从北京回来，带来少奇同志的口信说：成立了新中国，进了北京城，和劳动群众隔远了，不像战争年月那样亲近。这几年，下面来信也好，汇报也好，一讲起农村形势，就是“好、好、好”。过去那么穷困的日子，好像一步登天变成“天堂”了，这不切合实际。作为领导人，不能全面掌握下情，听不到群众的真正呼声，肯定是要吃苦头、走弯路、打败仗的。所以，少奇同志希望我们选派几位老实的、有经验的、敢讲真话的老农到北京去，当面向少奇同志谈谈心……

    这桩大喜事，很快传遍家家户户，人人都乐得合不上嘴。经过认真商量，选派了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刘永武四个人，代表全乡农民进京汇报。我当时也真想把心里话细细地向少奇同志汇报汇报。可是，一来乡里农活、工作脱不开身；二来我刚20多岁，离“老农”还差一大截，去不了。心里装着的许多事，怎么报告给少奇同志呢？特别是那会儿，生产底子薄，种子、农具都遇到不少困难。我琢磨：田，铁板钉钉，就那么多，可是人口，却在不断增加。总不能一个心眼儿拴在一棵树上哇！这儿地下煤炭挺多，少奇同志的家，就在炭子冲，如果农村也能组织点人力，开矿采煤，赚些钱来发展生产，改善大家生活，岂不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吗？我决心给少奇同志写信说说我的想法。我只读过半年书，要给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写信，不是件简单事，比起开几亩山荒，要费劲得多！但是说来也怪，这次一拿起笔，要说的话，就像天上的行云、地上的流水一般，越写越多，密密麻麻整整写了六大篇。第二天，我把信交给了成敬常，千叮咛，万托付，要他一定亲手送给少奇同志。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正在田里做活，忽然有人急三火四地跑来，离挺远就扯着嗓子朝我说道：“快，快，北京来信了，是写给你王升平的！”

    听到这话，我愣住了，我在北京一无亲，二无故，谁会给我来信？

    正迟疑呢，成敬常已把信递到我手上。果然不错，长条大信封上，用毛笔端端正正写着我的名字。急忙拆开一看，啊，原来是刘少奇同志写来的回信，这可是我连做梦也没敢想的呀！本来嘛，他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天到晚有多少大事要想、要办，哪有时间亲自回信，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刘少奇同志确实回了信，而且是亲笔写的，整整三张纸！我和乡亲们一字字、一句句，读了一遍又一遍，谁个心里不是热乎乎的，谁个眼窝不是挂满了泪珠……

    多少年来，我一直像爱惜自己眼睛一样，珍藏着这封信。不管是遇到了困难，还是取得了成绩，或者逢年过节，常常拿出来看一看，读一读。后来，就送到了旧居陈列室陈列，让更多的人都能从少奇同志的信中受到教育。可是1966年，一场灾难降临，这封信也没能幸免，硬是被毁了……

    信，他们可以撕个粉碎，可以烧成灰烬，但是早就刻在人们心中的每个字、每句话，却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撕毁的呀！喏，至今我还能把这封信原原本本背诵出来：

    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今后希望你们每年有一次至两次来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隐藏，不要夸大。

    关于开采清溪煤矿，我责转工业部和省酌情办理。信中提到很多问题，我不能一一解答。可见你的文化能够表达你的意思。今后希望你们不断写信，告诉我实际情况。

    从此，乡亲们都说我当上少奇同志的农民通讯员了。

    1961年“五一”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早上，我在食堂喝了碗米星难见的菜汤，来到塘边钓黄鳝。忽然，乡领导陪着省公安厅的干部来到跟前，要我去见首长。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脑袋立刻“轰”地一下，心里不住嘀咕：公安厅的干部亲自来找我，看来十有七八要进“班房”了……我耷拉着脑袋，一面跟着他们走着，一面没边没沿地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炭子冲。这时，忽见一位首长向我走来，后边还有位个子高高的女同志。没等我开口，他先打起招呼来：“你是王升平吧？”这个万万没想到的情况，使我惊奇地睁大两眼，回答说：“是啊，我是王升平。”对方似乎猜出我的心理，摘下蓝布帽子，又问：“王升平同志，你认识我吗？”我一看到那满头白发，和蔼慈祥的脸，立刻想起和家里挂的那张彩像一模一样，我高兴得赶忙跑了上去，深深地鞠了个躬，“刘主席，是您，您老人家回来了！您好吧！”

    “你也好吧！”少奇同志一边答话，一边伸出手来。这时，我才想到自己赤着两只脚，系着个破围腰，戴了顶烂帽子，手上泥泥水水，怎么好和首长握手呢？少奇同志看出我为难的样子，哈哈笑着，紧紧地握住我这双长着厚茧、树皮一样的粗手。不知怎么的，我心里一热，眼泪就像开了闸似的，“哗哗”淌了出来……

    “请到屋里坐。”少奇同志摆手让我头里走。我怎么好意思走在少奇同志前面呢？说：“请刘主席走前头。”少奇同志不依。王光美同志说：“小王，你是刘主席请来的客人，你就走前头吧！”我只好听从了。

    来到屋里，少奇同志和我谈起家常，问我多大年纪，读了几年书，我都回答了。他老人家又问：“都做过什么事？”

    “在娘怀里，就跟着讨米。8岁时读了半年书，实在念不起，十二三岁便开始给窑主背煤。”

    “你出身很苦喽，父亲叫什么名字？”

    他听说我父亲叫王春华，做了36年长工，就问：

    “噢，王春华，是不是也在守自冲做过？”

    谈到工作，少奇同志问我：“你为啥犯了错误？”

    “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少奇同志听了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的好田改成鱼塘，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的工，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我在东湖塘公社看了个‘万头猪场’，进去一看，连百头都不足，虚报浮夸害死人哩。农村日子过得这么糟，你怎么也不来信呢？”

    “写了呀，每年都是一两封，先后给刘主席写了七封信。”

    “可我只收到你四封信啊，近一二年没见到你的信了。说说看，那几封都写了些什么内容。”

    于是，我把后几封信的内容讲了一遍。少奇同志认真听着，王光美同志不停地记着。

    从早上一直聊到中午，谈了三个多小时。炊事员催吃饭，我起身要走，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无论如何也不让，要我一块吃。

    我们三人边吃，边谈，像在家里一样随便。少奇同志晓得我对自己的“错误”还想不通，不愿再干那“吃力不讨好”的干部，就语重心长地说：“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不是社员的老子，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社员会感激你的。”

    吃过饭，我考虑他老人家很忙，中午也该歇一歇，就起身告辞。少奇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嘱咐道：“今后还希望你每年给我写一两封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农村情况如实告诉我。如果信寄不到，你可以直接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

    第二天一早，明光光的太阳刚刚露出红脸，山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叫得格外欢畅。我正在屋里高高兴兴地烧饭，忽然身后传来了亲切熟悉的声音：“王升平，食堂停办了没有？”我立即站起转身一看，是少奇同志。我高兴地报告说：“嗯，停了。刘主席！昨天连夜开会，一说刘主席支持解散食堂，用不着动员，没一个有意见的。许多人流着眼泪，不住地鼓着掌，都说刘主席是我们泥巴腿的贴心人，事事都想到我们心上。”少奇同志听后，说：“实事求是嘛，错了就改。”少奇同志看我是用装盐的陶罐烧饭，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唉，解放12年了，群众过日子连个锅子都没有。”又朝屋子四周仔细看了看，转了转，痛心地问道：“屋里怎么没得东西？”我连忙解释说：“这两年，‘五风’刮得凶，一会儿要拆房扒墙，一会儿要行动军事化，没多久，我已经搬了八次家。东西再多，也经不起这么闹啊！”

    少奇同志若有所思地走到门口，指着对面旧居，诚恳地说：“纪念馆不要办了，把我家的房子，全部腾给乡亲们住。屋子里闲着的那堆木板，都拿去给乡亲们做门窗。王升平，你先带个头搬进去。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房子比这个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从我屋里出来，少奇同志又到了成敬常家。1953年进京汇报时，刘主席见过他。不到10年，这个虚岁还不满50的中年汉子，脸色蜡黄，又干又瘦，像是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他正在用陶罐煮野菜，连个油星都没有。少奇同志握着他的手，沉痛地说：“将近40年没回家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没做好，对不起你们，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王升平这件事办得好吧？”

    “那可是好！食堂一散，不知救了多少人的命啊！”

    “王升平是个好同志，有些错误不能全怪他，是中央提倡的，像大办食堂、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乡亲们饿了一年，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事不过三嘛，吃了一次苦头，再吃第二次还可以，第三次就不行了！”

    说罢，少奇同志提出和大家照个相，送给成敬常一包糖粒子，让他养好身体，还笑着批评他没完成任务，这几年没有写信反映情况。

    不知啥时候，群众围了很多。在一片这些年来很少听到的欢声笑语中，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依依不舍地和大家挥手告别，沿着弯弯曲曲的泥土小路，绕过池塘，越过山坡，朝赵家冲走去……

    （王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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