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批评绿营和八旗兵“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意荡然”不仅是对晚清军队习气的描述，也是对历朝没落时期军队情形的概括。一个朝代初兴，文武官员，全军将士皆经过战争淬火而成，其间即便有庸庸无为者，也是能够逢凶化吉存，知道由之可贵，也知道和平之难得。

    管理者要善于激发团队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使整个团队更具战斗力。激发团队积极性的途径就是“励士”。“励”，包含勉励、奖励、鼓励三层意义。“勉励”是对团队成员提出工作要求；“奖励”是指嘉奖做出杰出贡献的团队成员；“鼓励”是能够随时随地对个别成员给予情感疏导、信念教育和工作帮助，使之能够跟上团队节奏。“士”，既指全军将士，也包括才士、贤士等参谋人员和后勤人员。中国古代兵法中关于“砺士”的阐述，包括选士、抚士、练士、恤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选士：湘军如何成为晚清政局的决定性力量选士，说的是如何选拔士卒，组建团队。团队是由不同的个体组合而成的，个体素质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整个团队的质量。如果没有选到足够多的优秀将士加入军队，那就会在未来战争中输给敌人。就选士而言，如果所选之人受过专门训练和系统教育，善加组织，整体的力量就会无限倍增，呈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反之，如果个体素质较差，势必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能力，无法在竞争中获胜。《草庐经略·丁壮》中说道：

    兵法曰：“兵无选锋曰北。”所谓选者，选其人于未教之先而教之，再选其人于既教之后而用之。以材力雄健者为众兵；仍于众兵之中，选其武勇超群，一可当百者为选锋。……未教时之所选者，或以武艺，或以强力，或以胆气，或以雄貌。须用乡野壮人，无取市井游猾。盖野人力作而性朴，力作则素习勤劳，性朴则畏法奉令。易以诚信感之，恩爱联之，不难就我彀中而不测我颠倒之术。市井游猾，不习勤劬，不畏法度。其在军中，巧为规避，潜倡邪说，引诱群辈，故不宜用。

    如果所选之人受过严格训练，就可以直接任用他们。其中，身体健壮、力量强劲者可以充当普通士卒；勇猛无比而又精于技艺者可以组成特战人员，以一敌百，承担关键任务，这就是所谓的“锋”，即精锐部队。商周时期的“虎贲”，就是精锐部队。《尚书·牧誓》孔安国序中说：“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汉孔安国将其解释为：“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皆百夫长。”

    在中国兵法中，对选士有着深入而细致的描述。大致说来，可以从武术技艺、勇力强劲、胆量魄力、体态样貌四个方面考量。在这其中，尤其重视选用生长于乡村中的身体健壮者，主张摒弃游走于市井间的泼皮无赖。这是因为生长于乡村中的人多勤劳朴实，勤劳者必坚韧耐苦，朴实者必安分守法，勤劳朴实又容易被诚信感化，变得忠信仁厚。如果这些人没能吸纳进来，必然为敌方所用，反成为己方强大的敌人，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相反，那些游走于市井之间的地痞无赖，看似蛮横勇敢，往往却是些毫无操守、阳奉阴违、唯利是图的小人。这样的人如果进入军中，非但不会增强军队的实力，还会败坏风气，动摇军心。

    晚清时期，八旗和绿营之所以丧失战斗力，就是因为当时的八旗子弟多是些游手好闲之徒。他们生于富贵粉黛之中，沾染了市井间荒淫鄙俗的习气，早没有了祖先那样驰骋疆场的体魄与能力。而湘军、淮军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事组织，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于湘、淮农村的民间武装，彼此又多为同乡同族，这就使得他们既具有顽强的战斗力，又具有高度的凝聚力，从而成为晚清政局的决定性力量。

    一个团队如果皆是能说会道、八面玲珑之徒，则不可同患难。生死存亡之事，需要能同仇敌忾。浮华之徒，皆重虚名，心思浮荡，必不能死心塌地。

    所谓“诚朴”，即诚信、朴实，意思是说要将那些诚信、朴实的人选入军营。这样的人对上耿直忠厚，对下仁厚笃实，对己严律修为。《曾胡治兵语录·诚实》中说：

    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

    中国古代观人审士，最注重“朴实廉介”，朴实就是淳朴诚信，廉介就是操守分明。由这些人组成的团队，内部关系疏朗亲切，彼此相安无事。现实中当然不可能都是这样的人，那就要竭力重用那些朴实笃厚者，使他们迅速走上领导岗位，成为团队的骨干。少用那些工于算计、心机很重的人。算计者多自私，心机者多阴谋，一个团队内部，若有这类人分布在各个部门，其心机算计不是用于军事权谋和形势分析，而是用于内部争斗，很快就会让朴实笃厚者处于不利地位，甚至逆淘汰那些不善于心术者。久而久之，团队内部相互猜疑，彼此嫉恨，和平时相安无事，作战时则溃不成军。

    曾国藩批评绿营和八旗兵“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不仅是对晚清军队习气的描述，也是对历朝没落时期军队情形的概括。一个朝代初兴，文武官员、全军将士皆经过战争淬火而成，其间即便有庸庸无为者，也是能够逢凶化吉的福将，但多数都是经过无数次出生入死而得以幸存，知道生之可贵，也知道和平之难得，此时的军队，皆是一国的精英，也是一时之选。但到了朝代晚期，承平日久，文官不谨操守，武官忘记使命，军队便成为投机钻营者的目的地，令志士寒心，让勇士失望，战斗力迅速下降。

    军队是以战争为准备，若不备战，则久而懈怠；如不临战，则久而自骄。官气、娇气、惰气一旦浸染部队，会变得毫无战斗力。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可能推倒重来，更何况，军队又是一个讲究资历和注重层级的组织，在其懈怠骄悍之后，就难以再回到当初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状态，能维持不再沉沦便很难得了。

    在曾国藩看来，军队要重用四种人：一是才堪治民，即有经国纬民之才的人。任何时候，都是平常人多，人才太少。

    才堪治民，既包括敢于组织，有足够的手段、方法去管理百姓，又包括善于组织，有情怀操守，能够视民同胞，得到百姓的拥护。

    二是不怕死，置生死于度外的人。参军打战，本来就是赴汤蹈火，因而士卒要能够做到大义凛然，死不旋踵。有私利者，必不能奉献，何能历危局？

    三是不汲汲于名利的人。荣誉和名利是连在一起，军人重视荣誉，这既包括个人的功名，也包括军队的整体荣誉。将个人的价值和军队、国家的价值联系在一起，就树立了正确的荣辱观。汲汲于名利，则是有我而无组织，或者利用组织为自己谋私利，将组织作为跳板，而不是和组织一起成长。

    四是耐受艰苦的人。战争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比的是双方的耐受力，谁坚持到最后，谁就取得最终的胜利。日常做事，能够取得成功的，不取决于聪明睿智，也不取决于资金充足，而是取决于能否坚持。每一个登顶成功的人，回头俯视山谷，就会发现在最艰苦的山道旁，几乎密密麻麻全是知难而退的放弃者。任何的成功，都是在他人退却后，自己再坚持一把，才获得了进步和超越。

    这些人所组成的团队，看似无欲无求，实则极具侵略性和攻击力。平时各行其职，关系淡如水，一旦遭遇时艰，因信念一致，则能同仇敌忾，纾救国难，解他人危局，雪中送炭。当年秦琼为了救朋友，去登州冒充响马，路过两肋庄的岔道口想起老母妻儿，此时面前一条路去汝南庄，一条路去登州，一条路回家门。但秦琼犹豫片刻，最终还是为了朋友，义无反顾地去了登州。秦琼这一举动所反映的深重义气，被人们传为“两肋岔道，义气千秋”。

    朴实诚恳的人，有时看着很木讷，实际是质朴；有时看着有些傻，实际是认真理。一个团队，如果皆是能说会道、八面玲珑之徒，可以同享乐，不可同患难。军队作战，生死存亡之事，需要能同仇敌忾。浮华之徒，皆重虚名，重虚名者，心思浮荡，必不能死心塌地。从现实逢迎消遣需要，可以有此类巧笑谄媚、油嘴滑舌之人在军中，但不能令其成风气，否则必损害军队士气、正气。

    对普通的士兵、员工而言，他们是团队行动最直接的执行者，因而工作效率才是首要的，其德行、性情，可由上级管理监督来解决。对中层管理者而言，最重要的却是品行，他们的优缺点，部属清清楚楚，关键时刻的号召力，完全取决于平时对他的信任程度。

    所谓“用长”，就是要扬长避短，以实击虚。对于团队而言，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以此来形成整个团队的优化组合；对于个人而言，则要在客观认识自己的前提下“扬己之长”，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做人要尽量“补己之短”，人的失败一定是败在自己的短处上，因为能力不济，防范不严，便很容易犯错误。这就是所谓的“木桶效应”，桶中水一定会从最短的木板处流出。作战，打的就是对方的短处，或在将帅之短，或在组织之短，或在权谋之短，或在形势之短。

    《三国志》中，陈寿评价关羽和张飞时说：“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关羽爱兵如子，不欺下，有仁厚之风，几乎成为兵家典范，但其“骄于士大夫”，使得他不能团结同僚，不能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中与友军相处，恰成为他“败走麦城”的根本原因。张飞豪放爽快，每每见到好汉未尝不英雄相惜，因而善于与同僚相处，但其缺点与关羽正好相反，“不恤小人”，导致他身首异处，为小人所害。

    作为管理者，一定要对自己、对团队的短处提高认识，尽量补短，如若临战应敌就要“藏己之短”，然后再谈“用长”。

    关于用长，《曾胡治兵语录·勇毅》说：

    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而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

    人一旦入职做事，往往诋毁与荣誉并存、恩典与怨恨并至。这就要求我们意识到，要注重大节不损，大德不亏，不要因为那些捕风捉影般的谈论、那些闲言俗语般的议论而气馁，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折损了沉毅志气。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以此眼光衡量别人，那就是要看大节大德，不要因为细微缺失而放弃有用之才。尤其是对于出类拔萃的人，瑕不掩瑜，要能包容他们的缺点，尊重他们的个性，不要过于苛刻。若因小的毛病而忽略大才，则最终选用的，只能是那些平平庸庸、碌碌无为者。

    其实，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人，对“才”与“德”的要求也不一样。一般说来，普通士卒，关键看他是否有攻城拔寨的本领；基层工作者，重要看他们是否有一技之长，个人的德行、性情倒不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团队而言，最普通的士兵、员工是团队行动最直接的执行者，因而工作效率才是首要的，其德行、性情，可由其上司的管理监督来解决。

    对于中层管理者而言，重要的则是能力和品行。他们对上是执行者，需要有组织、协调能力，将上级决策、首长意志落实到工作中。对下是指挥者，需要结合部属的工作能力、性情特点，布置战术任务，使得有条不紊、保质保量遂行战斗。中层管理者是否具有号召力，取决于个人品行，这是由于他们平时和基层员工、士卒生活工作在一起，路遥知马力，他的个人喜好、优点缺点，部属清清楚楚，关键时是否听他的话，不是取决于这时的命令是否正确，而是取决于平时对他的信任程度。

    在中国，人员管理的单位叫作人事部门，二十四史都是以“列传”、“世家”来叙述人物的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式的管理，首先是管人，有了人，有了合适的人，事就好办了。没有合适的人，再宏伟的蓝图，再完美的计划，也只能付诸东流。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就是人事管理。

    但在西方的组织体系中，人员管理单位叫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把人当成了生产的要素，当成了复杂体系中的一个个环节。按照职位去寻人，更多考核的是人的专业技能和学术背景，是将无数个体组织起来，实现整体的优化。

    中国的管理是人员管理，优点是因人而异，便于德治；西方的管理是职务管理，优点是因事而异，便于法治。我们要实现现代管理的有效性，最好还是要在基层实现职务管理，使其能够各安其职；高层使用人员管理，使其能够充分发挥个性优势。

    内心仁善的人，长处不在于杀戮斗狠，勉强使用，会使他倦于杀伐而丧失勇气，反而对团队造成不利。比如关羽，在华容道必然会义释曹操。精悍强劲之人，可以负责正面进攻，充当先锋，如北伐战争中的叶挺独立团，所向披靡。冷静稳重而又坚毅顽强的人，可以把守关隘，拒敌断后，如曹操与马超交战败北，而令许褚临河断后。

    所谓“任能”，就是要尽量任用那些有超凡才能的人。这样的人必然能够以一敌十，以一敌百，如长坂坡下，张翼德独自一人，喝退十万追兵；赵子龙单凭一骑，杀入曹营救幼主。我们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任能就是要善于因贤授职，因能授职。《草庐经略·任贤》说：

    一贤可退千里之敌，一士强于十万之师。谁谓任贤而非军中之首务也。天生贤才，自足供一代之用。不患世无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之而不能用。知而不善用之，与无人等。知人者，先询其言，渐任以事。

    人人皆知贤能之士的重要性，但为何贤能之士总是稀缺呢？关键在于：不是世上没有贤能的人，而是缺少能够识别、敢于起用贤能的人。明知贤能而不好好任用，莫不如没有贤能。

    韩愈有句著名的话：“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个世界从来就不缺少人才，关键是缺少发现人才的伯乐，更缺少能够持之以恒选贤、用贤而不疑的君主。项羽手下的范增，本是难得的人才，几乎刘邦所有的计谋都被他看透看破，智谋不在张良、萧何之下。但项羽虽称其为“亚父”，还是不能善用，最终中了反间计而将范增赶走，刘邦自己也承认：“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同样，韩信在项羽手下，不过是个执戟的郎中，多次献计，项羽不予采纳。后离楚归汉，经夏侯婴、萧何推荐，成为刘邦的开国功臣。

    贤能不容易得，一是因为贤才很少，而且贤才不得其用，甚至还不如普通百姓善于谋生，当年韩信就曾走投无路，食不能果腹。一漂母（在河边漂洗衣服的老妇人）见其饥饿，便分饭给他吃数十日。韩信岂不如漂母？淮阴屠户侮辱韩信：“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韩信受辱良久，忍胯下之辱，而为众人耻笑。韩信岂不如屠户匹夫？皆因为他不当其时，不当其用而已。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告子下》）这些仁人志士，在他们人尽其才之前，都曾困顿没落，沉于下僚。然一旦为仁君明主起用，不仅个人可以建功立业，而且能够铸造一个新的时代。

    另一方面，贤能多为孤傲之士，良禽择木而栖，他们既然为贤能，自然能够看清国君能否成就事业。道不同不相为谋，国君若非德才兼备，贤良自然不会轻易屈从。诸葛亮为刘备三顾的恩情所感动，鞠躬尽瘁。燕昭王拜郭隗为师，为其建造宫殿，顿时吸引了一大批以才能自负的志士，一时间“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国顿时人才济济，一度走向繁荣富强。

    没有至诚之心，贤良也不能得其为用。秦王嬴政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想尽一切办法延揽他国人才。当时秦国有个名士叫顿弱，长于谋略。嬴政单独召见。顿弱走到秦王面前，直接说：“大王允许我不施参拜之礼，我就与大王谈一谈，否则免谈。”顿弱的傲慢无礼，实际是试探秦王是否有胸怀度量。嬴政知道，奇人必有奇行，便同意了。

    交谈中，顿弱影射嬴政有名无实，嬴政也没生气，反倒说：“先生说得对，怎么才能有名有实呢？”这一句话，顿弱不仅为之感动，而且为之感激，顿时就被折服了，开始认真提出自己的建议：一是收大臣之权，操生杀之柄于国君之手，二是以万金离间各国君臣，三是将六国被国君疏远的贤才搜罗到秦国。这三招，一为秦奠定了帝制基础，二是削弱了六国势力，三为秦延揽了一批人才。

    那么，如何使用不同类型的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能呢？《草庐经略·选能》中讲：

    兵家之用人，非一途也。贵在因能而器使之，使智、使勇、使贪、使愚、使才、使艺，惟视其长，尽归擢用。……盖聋者善视，瞽者善听，原无可弃之人，惟用违其才，始有难成之绩。夫梗楠寸蠹，良匠必收，奇士跅弛，良将必用。故雄才硕彦，推诚礼之，谦恭下之；智能技艺，恩信联之，资给厚之。

    即人各有长，管理者要善于量才使用。尤其是普通员工，只要有一技之长便可以引以为用。

    内心仁善的人，长处不在于杀戮斗狠，勉强使用，会使他倦于杀伐而丧失勇气，反而对团队造成不利。比如关羽，傲上而不欺下，恃强而不凌弱，在华容道必然会义释曹操。而谨慎保守的人，就不能让他负责进攻，否则会因过于拘谨而贻误战机，使军队陷于被动。比如宋襄公，不击半渡，转胜为败。

    精悍强劲、能够以一敌百的人，可以负责正面进攻，充当先锋，如北伐战争中的叶挺独立团，所向披靡。冷静稳重而又坚毅顽强的人，可以把守关隘，拒敌断后，如曹操与马超交战败北，而令许褚临河断后。

    贪图小利的人不可以派去管理粮草辎重，因其会中饱私囊，如明武宗宠幸的“八虎”之一张永，九江监军聚敛民财，克扣军饷。满腹韬略而又冷静果断的人，临战应敌的时候可以多听他的意见，比如司马懿在关羽生擒于禁后，献计曹操鼓动孙权北上，逼关羽退兵。

    行动轻快迅速的人可以用来充当引诱敌人的佯兵，比如博望坡之战中，孔明任用赵云做佯兵诱敌。刚愎自信的人可以用来当先锋，比如关羽于群雄之中果敢请战，最终温酒斩华雄。

    言辞善辩的人可以做游说辩士，比如晏婴、张仪。善于偷窃隐藏的人可以用来打探敌情，如孟尝君任用鸡鸣狗盗之徒。善于辱骂讥讽的人可以用来诋毁、激怒敌军，比如诸葛亮骂死王朗。

    在这其中，关键是要知道，用人不是人才为我所用，而是人才帮我建功立业。唯唯诺诺者自然驯服，平平庸庸者容易依附，唯有贤能需要动其心，才能为我服务，帮我助我。《草庐经略》中强调，对于深谋远略的雄才，应该推诚置腹，放下尊贵的架子，真心地恭请人家，这是因为，贤良不会被小恩小惠和花言巧语所蒙蔽。只有以真诚礼遇，取得他们的信任，一旦任用，这些人必定会披肝沥胆，竭尽所能。

    二、抚士：“爱兵如子”才是软实力

    抚士，即关爱和抚恤士卒，这是增强军队凝聚力、维护上下团结的根本方法。历代兵家都将“爱兵如子”视为将领的基本素养。将领关爱士卒，士卒拥戴将领，军队自然上下一心，达到《司马法·严位》所说的“凡战，三军一人，胜”，即“一众”，这是抚士的目的。

    一个团队是否能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这是古代兵法中判断军队是否有战斗力的重要参数。

    一众，就是能够统一思想、增强团队的凝聚力。这个“一”，指的是步调一致，是一个团队各个有机体能够同心协力，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这是古代兵法中判断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的重要参数。《三略》记载为“士众欲一”，《司马法》说的是“气闲，心一”，《孙子兵法》称为“齐勇若一”，都是强调三军将士一心，共同作战。

    《草庐经略·一众》在总结前人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时说：

    兵法曰：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众心不一，则彼此互诿，进退疑二；敌人薄之，前阵数顾，后阵欲走。虽百万之众，竟亦何益！故一众之说，兵家所同。

    团队最忌讳上下不一，左右猜忌，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师克在和，不在多。”一支部队能否经受住挑战和考验，最终赢取胜利，其关键因素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人心是否一致，军队是否团结。一千人的队伍，如果团结一致、众志成城，那么整个团队的力量必然大于一千人的合力；一万人的队伍，如果各怀己私、分崩离析，那么这个团队必然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作战能力。

    战国晚期，苏秦尽管身佩六国相印，游说东方六国，力主合众弱而攻强秦，六国表面上看似合作，也共同进行了几次联合战争，但是由于诸侯各怀己私，六国联合只能停留在盟誓的竹节和玉版之间，没有多少实际的举动。秦国纵然强大，如果六国同心携手，那么力量之和必然远大于秦国，可他们却貌合神离，各怀鬼胎，使得这种理论上的设想没有成为实践。

    号令统一的士兵，即便人数很少，也能同仇敌忾，这就是《六韬》所谓的“独往独来”之兵，《尉缭子》所言的“独出独入”之兵。这里的“独”，不是散兵游勇，而是三军之众，一心同力，齐至死战。

    典型的战例，是巨鹿之战中，项羽的破釜沉舟。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率领将士渡过漳河，把船沉了，把锅釜凿坏了，把庐舍烧了，仅带三天的粮食，来显示士卒以死相战，没有一个人有生还之打算。此次作战，项羽兵力不足，没有后勤保障，又背水作战，似乎败局已定，但其破釜沉舟的举动，使得士卒以必死之心应战，充分激发了士卒的战斗力，最终以少胜多。

    团队的管理中，作为下属，一要坚决服从上级命令，保证完成任务；二要思考问题能从全局和整体出发，必要时不惜做出牺牲，以保证整体计划的实现，保证组织的运转有序。一个国家，如果上至战略决策层，中到行省郡县，下到村社家族，皆能政令畅通，风俗整齐，那么内可以安定和谐，外能够开拓进取。

    《草庐经略·一众》总结了历代“一众”的方法：

    附循欲厚，激劝欲勤，号令欲严，赏罚欲信。俾士卒戴我而乐于一，畏我而不敢不一。又顿兵死地，示之以必死，令不得不致其死而一。所以万人一心，奋勇直前，人莫能御，如《吴子》所称“父子之兵”者是也。

    一是“附循欲厚”，即吸纳和安抚属下要厚重，既指物质层面，也指情感层面。也就是说以仁爱之心去爱护士卒。吴起治军，十分注意军队内部的团结，他在魏国担负防守西河的任务时，与普通士卒同衣同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得士兵拥戴。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魏文侯十八年（前408年），吴起协助乐羊进攻中山国时，看到一个士兵创伤化脓，他亲自“跪而自吮其脓”。当这个伤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伤心不已。当年孩子的父亲，就是因被吴起吮伤，心生感激，在泾水之战中，不旋踵而死。现在吴起又为其子吮伤，说不定，孩子在哪场战争中就会奋不顾身地战死。这就是将领的情感攻势。

    二是“激劝欲勤”，即为将者勤于激励劝勉士卒，使得他们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所谓“号令欲严”，即为将者要严守军法律令，也就是孔子所讲的“齐之以礼”。在建立制度化的管理后，秉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蜀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出斜谷，令赵云、邓芝为疑军，占据箕谷，魏国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诸葛亮亲自率军攻祁山，由于准备充足，士气高昂，南安、天水、永安三郡的守将都叛魏呼应蜀军。魏明帝不得已亲自坐镇长安，督令张郃抗拒诸葛亮。诸葛亮让马谡督军在前，与张郃大战于街亭。结果马谡违背诸葛亮当道扎营的决定，临时变动，以致举动失宜，为张郃所破。诸葛亮不得已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丧失了最有可能成功的机会，最终只能处斩马谡，以平息众怒。

    三是“赏罚欲信”，即赏罚严明，一方面要“赏不避微，罚必就大”；另一方面要“言出即行，树威立信”。比如商鞅通过移木赐金的方法树立威信，使得士卒乐于听从上级号令，即使那些不畏惧将领的人也能严格遵守。

    总的来说，一众，就是要求将领，一要在平时能够与众同好、与众同恶，寒暑予均，劳逸与齐，饥渴与同，做到上下一心，得到士卒的信任。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平时感得动，战时才能调得动。平日得其心，临战才能得其死力。二要在战时，与士兵安危与共、生死与同，遇有危难，则以身先士卒。

    人才能够为我所用，只有三种可能：一是给他足够的平台，让他实现建功立业的抱负。二是情感投资，但光凭动嘴，久而久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显得虚伪。三是厚禄。第三种是最立竿见影的，屡试不爽，用得最多。

    人才能够为我所用，只有三种可能：一是给他足够的平台，让他实现建功立业的抱负，从而成就他的事业，即使条件艰苦，也会为我所用。二是情感投资，但光凭动嘴，久而久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显得虚伪。三是厚禄，即丰厚的利禄，泛指以美名、厚禄、高爵来吸引人才。第三种是最立竿见影的，屡试不爽，用得最多。《三略》就引《军谶》说：

    军无财，则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礼者，士之所归也；赏者，士之所死。昭其所归，示其所死。……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

    俗话说：招兵买马。买马当然要用钱，招兵，恐怕至少要提供吃住。平时，军中没有粮草保证，士卒就会流散；军队没有资金支持，就不能吸引人才，很容易造成人才流失。战时，没有赏赐嘉奖，就不能激励士卒杀敌，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古都是如此，礼遇能让人才归顺，赏赐能让士卒赴死。如果将领能够始终坚持以礼让、厚赏对待部下，就会人才济济，用之不竭，使之效命疆场，出生入死。

    秦国原是边鄙小国，国力原本较弱，但经商鞅变法之后，兵农合一，迅速强大，关键在于其推行军功爵制。

    军功爵制的核心，就是不论出身门第，凡立军功，皆可以享受爵禄。而军功是累积的，按照时人的说法，秦制爵二十等，是根据作战获取的首级数量计爵，这就导致秦人作战，以杀伐为主，有些士卒一仗下来，计功赏至万数。秦人平时种地，辛苦做一辈子，顶不上打一场仗获得的赏赐多，因而逐渐养成了好战、能战的传统。

    这种高官厚禄封赏，后来被东方六国学习。比如燕昭王被齐国打得一败涂地，想要复国报仇，苦于国内没有人才，便向贤士郭隗请教如何招贤纳士。郭隗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国君想用千金的高价求购千里马，三年也未能求到。他的一个侍从说：“这事交给我去办吧！”国君打发他去了。过了三个月，他回来了，只带回一具马骨，对国君说：“我见到千里马时，它已经死了，我花了五百金，将马骨买了回来。”国君大怒，说：“我所寻求的是活的千里马，要这匹死马有什么用？而且还花费五百金！”侍从说：“死马还肯花五百金的高价买下，何况活马呢？天下的人必定以为大王是真心要买好马的人，千里马很快就会来到的！”果然，不到一年，先后有人将三匹千里马献给了国君。

    讲完这个故事后，郭隗说：“大王若想招纳贤士，请先从我开始。我这样的人都被重用了，更何况那些贤于我的人呢？他们肯定会不远千里而来的！”于是燕昭王便给郭隗建造了一所宏伟华丽的住宅，给予足够的尊敬，并在都城外筑高台，上面放了千两黄金，以招揽天下有才之人。

    乐毅就是看到燕昭王有诚意，来到了燕国。最终助燕破齐，被封为昌国君。各国为了争强，主动或被动推行有功者赏、无功者黜的原则，起用了一大批出身卑微的人，如刑徒孙膑，平民白起、王翦，小吏赵奢、蔺相如、李斯等，以及游士吴起、苏秦、张仪、陈轸、范雎、蔡泽等，内辅国政，外御强敌，各逞其才。

    刘邦能够立汉，正在于敢破格提拔人才，而且给予厚赏。当年，韩信打算攻打齐国，就派属下对刘邦说：“齐国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南邻楚国，不设立君王来镇抚，局势就不能稳定。现在我权不重，不能抚齐，请求允许自立为代理齐王。”此时，楚军正在荥阳围困刘邦，刘邦一看书信，勃然大怒：“我们被困在这里，日夜等待救援，韩信却想自立为王！”张良暗暗踩了刘邦一脚，附耳说：“我们正处在困境，怎么能禁止韩信自称为王呢？不如趁机册立他，好好地待他，让他为我们镇守齐国。否则可能发生变乱。”刘邦顿时醒悟，就势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做真王罢了，何必做个暂时代理的王呢？”于是遣派张良前往册立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军队攻打楚军。面对韩信提出的过分要求，刘邦尽管不满而怒骂，但转而听从张良、陈平的劝说，应允了韩信，关键是以此获得了韩信的援兵，解了荥阳之围。

    中国历史上能够成就大业者，皆能通过封赏激励部下。建安二十年（215年）后，曹操获得了“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之权，立刻直接给部下封侯，任命郡守国相。他设置了六等七十二级爵位，名号侯十八级，关中侯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关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侯十五级，铜印环纽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虽然“虚封”自此开始，但得到了上下官员的热烈拥戴，为曹丕代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将领树立威严的关键法则：赏小罚大，提倡“以诛大为威”，要敢于惩罚那些权贵；女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让部属随时随地看到功罪的利害。

    论功即论功行赏，如果说厚禄是优待的话，论功则是考核。《将苑·厉士》中说：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赡之以财，则士无不至矣；接之以礼，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畜恩不倦，法若画一，则士无不服矣；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则士无不劝矣。

    “尊之以爵”，就是通过提升官职、授予爵位来嘉奖士兵。秦国在走向强盛的过程中，坚持以军功爵制激励将士，使百姓意识到国强与家富休戚与共。

    “赡之以财”，就是用财货金钱来激励士卒。战争到了攻坚阶段，常常要组建敢死队之类的精锐部队执行关键任务，厚赏往往成为最为直接的激励方式，尽管士卒可能在任务中牺牲，但这笔钱财足以赡养家人。

    “接之以礼，厉之以信”，是遵守军队礼仪规则，按照礼仪规范来对待士卒，这样才能上下和睦、各得其所，尤其是要赏罚必信，赏罚做到既不克扣也不枉给。“畜恩不倦，法若画一，则士无不服”，是说若为将者把士卒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去关爱他们，属下就无不爱戴拥护。“先之以身，后之以人”，是说为将者要身先士卒，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样才会激发士卒的勇气与忠心。“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即赏不避微。“微”可以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身份地位卑微，即使团队中身份再低微的人，有了功劳也要去赏赐他；另一方面指的是功劳微小，即使是很微不足道的功劳也要给予鼓励和嘉奖，这样才会充分激发士卒的争功意识，使得整个团队的战斗力得到提升。军队管理如此，管理企业也是一样，做人要乐于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员工，如果自己有能力，更要去提拔那些年轻有为、德才兼备的属下，如此便会从者如流。

    既然是考核，就有赏有罚。《尚书》记载夏启讨伐有扈氏的甘之战时，在誓词里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可见赏罚不仅是激励士气的一种措施，而且也是衡量将士功过的重要方式。《六韬·将威》就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

    这里列出了将领树立威严的几个关键法则：一是赏小罚大，提倡“以诛大为威”，要敢于惩罚那些权贵，“以赏小为明”，要奖赏到那些地位低下的士卒，即所谓“刑上极”、“赏下通”。赏罚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达成令行禁止的手段，是为了鼓舞将士的斗志，因而要抓住关键人物、事件进行赏罚。

    二是不徇私情，要求赏罚不私亲近，亦不避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因而对罪责深重者，必严加惩处，不能文过饰非，不能避重就轻，否则会紊乱军纪，涣散军心。作为将领，对部属不能有所偏爱偏私，而应该一视同仁，视每一个兵士皆同手足，便可有亲、有属、有威、有信。

    三是信赏明罚，要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如《韩非子·内储说上》所言，“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在此基础上奖勤罚懒，赏功惩过，鼓舞部属，使之能够为我所用，前赴后继。

    四是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让部属随时随地看到功罪的利害。《司马法》提出了“罚不迁列”，“迁列”就是移动行列，实施惩罚要就地执行，不但要严明，而且要果断、及时。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惩一儆百、及时教育部众的作用，从而达到整肃军纪、提高战斗力的目的。奖赏恰逢其时，能重奖、敢严惩，方可法令如山。奖罚如果滞后，就会令士卒懈怠；奖罚如果过滥，就会削弱威信。

    抚士，是指能够安抚部属，使之能够安心工作、努力工作。这就需要建立一个适合部属成长、发展的内部小环境，建设充满亲情、充满友情的军营文化，使军队既有凝聚力，又充满活力，使将士以军人为荣，以责任为荣。

    三、练士：名将戚继光招兵的妙招

    《吴子》说“教戒为先”，《司马法》也说“士不先教，不可用也”。这里的“教戒”，就是练士，即训练士卒。训练不仅是培养将士所应具备的作战技巧和能力，也包括培养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心理素质与人格修为。通过引导将士内外兼修，最大限度地提升他们的作战素质、军人素养，提高部队的业务水平和作战能力。

    戚继光无意目睹义乌、永康两地数万矿工打群架的阵势，顿时惊呼：“如有此一旅，可抵三军。”他先后亲自招募矿工和农民一万多人，招募原则居然是：一不要城里人，二不要在官府里任过职的，三不要四十岁以上的和长得白净的，四不要胆子特别小和胆子特别大的。胆小怕死，临阵畏缩；胆大不怕死，临阵轻躁，难以驾驭。

    勤勉，是要求将士们勤于操练，勤于内务，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曾胡治兵语录·勤劳》中讲：“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小到身体锻炼，中到企业管理，大到治国平天下，勤勉力行都是一切顺利进行的基础和保证。一个人勤于工作，就会身体强健，而安逸就会生病。一个家族勤于生计，就会蒸蒸日上，而懒惰就会衰败。一个国家如果勤于治理，就会安定有序，而怠慢则会动乱。同样，一支军队勤操练，就能胜券在握，而懒惰就会失败。

    如果没有勤劳训练，再精锐的部队也会走向没落。曾以十万铁骑横扫天下的八旗兵，入关之后逐渐养尊处优，其子弟多是提笼架鸟、游手好闲之徒，营务废弛，操练荒废，早年的春操、秋狩、冬围等演习，也流于形式，以致作战能力江河日下，在内外交困的政局中不堪重用。曾国藩之所以强调“勤”，在于他认为：

    治军以勤字为先，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

    （《曾胡治兵语录·勤劳》）

    兴兵打仗的胜负，取决于平时训练的严格与否。只有平时严格训练士卒，使将士掌握战术战法，熟悉作战号令，才能做到进退有据。这是曾国藩的经验之谈，早在湘军初建时，他曾抽调未经严格训练的湘勇1000人，仓促赶赴江西参战，结果一战而溃，损兵折将。他从中总结教训，意识到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问操练下手，士卒必须经过勤训精练方能参战。

    中国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突厥、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与中原王朝争夺天下，甚至入主中原，一方面由于士卒自幼练习骑射，本身具备较高的个人作战素养；另一方面在于他们寓兵于猎、兵猎合一的组织模式和行动习惯，也为团队作战提供了良好基础。《汉书·匈奴传》就描述说：匈奴逐水草而徙，年幼的儿童能骑羊，拉弓射鸟和鼠；少年能射狐狸和兔子，用来食用。健壮的大力士，便都为战士。长期猎杀禽兽，使得匈奴人性格暴躁，英勇好战。远距离作战用弓矢，近距离作战用刀剑，见利而进，无利而退，重利轻义。他们习俗以健壮为尊贵，以老弱为卑小。这种生活方式，养成了他们锻炼体魄、强化作战技能的习惯，因而对汉朝形成了长时间的威胁。

    中原地区很早就进入到农业社会，虽然军事训练往往只能在农闲时进行，但也有按时训练的传统，称之为春、夏苗、秋狝、冬狩，实际即是借助打猎来训练士卒。《周礼·大司马》中记载：

    中春，教阵旅，司马以旗至民，平列陈，如战之阵。……中夏，教茇舍，如阵旅之陈。……中秋，教治兵，如阵旅之陈。……

    中冬，教大阅。……

    一年四季，要对军队开展不同科目的训练，以检阅其作战能力。名将率军，都是从勤于操练开始的。戚继光组建的戚家军，正是通过勤于训练而锻造。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被调任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在同倭寇作战中，他发现明军将骄兵惰、纪律松弛，作战不力，原因在于疏于训练，便提出练兵建议，但上司一样懒得理会。四年后，戚继光无意目睹义乌、永康两地数万矿工打群架的阵势，顿时惊呼：“如有此一旅，可抵三军。”他先后亲自招募矿工和农民一万多人，按年龄和身材配发兵器，进行编组。他的招募原则居然是：

    一不要城里人，因为城里人生活舒适，不能吃苦。二不要在官府里任过职的，因为他们要么官气太足，要么熟悉官僚体制，极会溜须拍马，善于钻营。三不要四十岁以上的和长得白净的。四十岁以上有家有业，作战就不能全力以赴，更何况体力也开始走下坡路。长得白净，一般为不从事体力劳动者，更不堪战阵之用。

    四不要胆子特别小和胆子特别大的。胆小怕死，临阵畏缩；胆大不怕死，临阵轻躁，难以驾驭。

    选士之后要严格训练，通过严节制、明恩威、正名分，明确军事纪律，在士卒中开展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等项目，明确行军队形、行军规则、野营布置、宿营规则、作战纪律。并要设立固定的考选日期，武艺精通者予以奖赏，武艺生疏者予以处分。经过数年努力，终于训练成了阵容整肃、军纪严明、作战精悍的戚家军。

    勤勉，一是勤，勤于训练、勤于演习；二是勉，勉力向上，勉力协同。勤，需要以身作则；勉，需要严加督促。这就要求将帅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身体力行，日常督促，随时检查，从严治军，从实战练兵。

    最初子路性格粗野，喜欢逞强斗力，性格刚猛爽直，头上插着公鸡的羽毛，身上佩挂着野猪的牙齿。孔子告诫他说，君子好勇而没有义，那么就会一起动乱，小人喜好勇而不好义，则会成为强盗。经过孔子的教诲，子路由一介武夫变成了做事果断、信守诺言的名士。

    教战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导将士的军事技能，即《将苑·习练》所说的“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二是培养将士的政治素养，即《吴子》所说的“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教战的水平，直接决定着军队的作战能力，决定着战争的走向。孔子曾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用不经教练的民众去应对战阵，就是在轻易抛弃他们的性命。通过训练，可以实现“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使得普通百姓成为保家卫国的精兵。

    数万士卒，百万精兵又如何训练呢？《将苑·习练》总结《六韬》、《吴子》、《司马法》等策略，提出了一套可用的训练方法：即戎之不可不教，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然后习之，或陈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别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

    实际是“明耻教战”，即先教士卒懂得礼义廉耻，在此基础上教会军事技能。我们逐条分析，看看有没有道理：

    一是教之以礼义。义，即士卒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训练就是要培养士卒严格遵守长幼尊卑之序，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懂规矩，守规矩”，保证内务的有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最初子路性格粗野，喜欢逞强斗力，性格刚猛爽直，头上插着公鸡的羽毛，身上佩挂着野猪的牙齿。一次，子路请教孔子：“君子喜好勇吗？”孔子告诫他说：“以义为最上。君子好勇而没有义，那么就会一起动乱，小人喜好勇而不好义，则会成为强盗。”经过孔子的教诲，子路由一介武夫，变成了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的名士，曾为季氏宰、卫国蒲邑大夫，还做过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成为孔门长于政事的代表。

    二要诲之以忠信。忠信，一是指对国家的忠信，二是指对统帅的忠信。这是古代名将普遍具有的政治立场。郭子仪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在军队中，他处处做士兵的榜样，领兵打仗从不侵犯百姓，休战时，他和官兵一边训练，一边生产劳动，即使在安史之乱期间，他的驻地也随处可见精耕细作的庄稼。一旦朝廷诏命入朝，从不迟延。被鱼朝恩谗毁而削去兵权后，叛军进逼京师，朝廷恢复他旧职并予以加封，他坚决要求辞去虚职，只保留便于统兵作战的招抚观察使。他是历任四朝的卫国功臣，功盖一代而君主不疑，唐德宗尊之为“尚父”，正在于他的忠肝义胆。

    三要诫之以典刑，即要以军法刑罚来警戒将士，使他们有所畏惧而加以约束。军队的日常管理、营务操练、战时进退攻防，都需要严格执行军法军纪。

    《吴子·治兵》记载，魏武侯问吴起：“军队依靠什么取胜呢？”吴起回答说：“依靠严格治理取胜。”魏武侯又问：“不在于兵力的多少吗？”吴起说：“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无信用，鸣金不能收兵，击鼓不能前进，虽然有百万大军，又怎么能用于作战呢？治理好军队，要求驻扎时守纪律，行动时很威武，进攻时锐不可当，撤退时敌人追赶不及，前进后退有秩序，向左向右听指挥，队伍虽然被割断，却阵势不乱，队形虽然被冲散，但能恢复行列。将领和士卒同甘苦，共患难，这样的士卒能团结一致而不分离，能用于作战而不会疲惫。这样的军队不论投入到哪里战斗，任何敌人都无法抵抗，这就叫作‘父子兵’。”

    四要威之以赏罚。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西汉名将周亚夫就以治军严整著称。汉文帝时，匈奴南犯，汉文帝派军驻屯长安外围，并亲自去巡视、慰劳驻防各军。他到别的军营，车驾、随从都得以顺利入营。唯独到了周亚夫掌管的细柳营，只见戒备森严。先遣官直接就被拿下，虽然以“天子且至”相告，但守门军士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即使是汉文帝的车驾，也不得进入军营，直到周亚夫传令才打开营门，而守门军士仍对汉文帝侍从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汉文帝只好遵照营规，按辔而行，由此感慨周亚夫“真将军矣”。

    具体的教战之法：一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由单兵到多兵、由小分队到大部队，再由“伍法”到“军校”，再由“军校”到“阵图”，最后通过“大阅”进行合成训练。

    二要切合实战。作战要以实践作为检验，垂空言，徒记诵，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古代常利用狩猎进行如战之阵的演习。战阵训练，主要是为了训练士卒懂得怎样由圆阵变方阵，由跪姿变立姿，由前进变停止，由分散变收拢，由集结变疏开，如此方能为实战打下基础。

    三是逐层推广。古代训练，常采用“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方法，由点到面，层层铺开。

    中国兵法专门有练兵之法，讲战阵、营寨、火器、舟楫、水战、陆战、火战、雨战等战法，虽然多是冷兵器时期的教战方法，但其中有不少练兵经验、带兵心得，限于篇幅，不能一一道来。

    一支军队只有肃穆庄严，才能气势如虹。治军，与其治其外，不如治其内，内庄重则外凛然；与其治其兵，不如治其将，将庄重而兵容肃。如果将帅吃喝玩乐，即便部属旗帜鲜明、衣甲光鲜，也不能形成真刀实枪的战斗力，只能是锦绣满身的仪仗队。

    良好的军容，是整个军队的精神状态与管理情况的直接体现。对内而言，可使军队保持较好的精神风貌和昂扬的士气；对外而言，可以警诫对手“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长勺之战中，曹刿观察齐军，“望其旗靡，视其辙乱”，由军容不整判断齐军军心涣散，才下令追击，取得战争的胜利。

    军容代表着将士的士气。《尉缭子》说：“战在于治气”，“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合军聚众，务在激气，良好的精神状态决定着军队的胜负成败。这就要求军队能够在作战训练时做到严肃整齐。能节制的士卒，即使遇到无能之将，也不致完败；不能节制的士卒，即使再有能之将，也不可以完胜。凡行兵，若无纪律，断不能成事，肃容，就是军队要有严明的纪律。

    没有严明的军纪，一支部队不可能具备顽强的战斗力。一是政治纪律。中国兵法强调，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因为士卒来自百姓之中，行军打仗，全赖百姓支持，如果脱离百姓，就难以生存。因而历代皆要求将士不扰民，不杀老弱，不猎禾稼，并严加惩处滥行杀戮，掘冢焚庐，践踏稼穑者。

    二是军事纪律。全军将士要能做到令行禁止，居则部伍不乱，行则进退有节。《吴子》就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军队有无战斗力，看的不是多少，而是有无严明的作战纪律。

    三是内务纪律。善战之师，衣甲鲜明、军容整肃，平日做到部伍严整，战时才能易于呼名，不致失次。

    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吕蒙，利用关羽的麻痹轻敌，袭取了荆州。为了在蜀军长期占据的荆州站稳脚跟，他一边抚慰关羽及蜀军将士家属，使其能够接受东吴的占领；一边要求吴军不得进入百姓家中，不得索取百姓财货。其中，一个士兵擅自拿取百姓的—顶斗笠，遮护作战破损的铠甲。吕蒙认为这是违犯军令，垂泪斩之。顿时军中震惊，吴军得到了荆州百姓的信任，加之他“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三国志·吕蒙传》），使得荆州蜀军旧部“吏士无斗心”，从而稳固了吴军在荆州的政治基础。

    肃容，并不是简单的严明军纪，而是要恩威并施。威是法令、是军纪、是制度。而恩则体现为同情、怜悯、体恤士卒百姓。两者相互呼应，彼此配合，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将苑·哀死》说：

    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

    体恤士卒，一方面要关心他们的衣食冷暖，尤其在艰难时期更要推己及人，像关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关爱他们，这才能使军队在危难之际仍然团结稳定。另一方面则要善于扶持和提拔部属，关心鼓励他们的成长与发展。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心怀感恩之心，并且忠于自己，无形中又提升了自己的实力。

    吕蒙入荆州，就是奉行了恤民善俘的传统。军队进入敌境，见其老幼，要能奉归勿伤，见到伤员，赠以医药。即便对待俘虏，也严禁去其衣服、淫其妇妾、离异其配偶。特别是对待战犯，元恶不可不诛，胁从不可不抚，对待残余势力，要做到叛而伐之，服而舍之，目的都是在于争取民心，保护百姓，一如所言：“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东晋名将祖逖能够在没有朝廷政府支援的情形下，长期孤军作战，就在于他重视感化百姓，宽待俘虏，对降卒皆厚待遣归，大家为他的生生之德、不杀之恩所感动，因此归附者甚多。他能站在北方大户的立场上，甚至允许庄园主人两面归属，让他们深受感动，遂主动向祖逖报告军情。加之祖逖严以律己，勤俭节约，不畜资产，子弟耕耘，乐善好施，中原百姓感激涕零，才使他的北伐事业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援。

    军队必须是威武之师，威武正是通过军容肃穆体现出来的。一支军队只有肃穆，才能庄严；只有庄严，才能气势如虹，令对手胆战心惊。威武在于心存正气，知道军人的身份；肃穆在于心存大义，知道军队的使命；庄严在于心存敬惧，知道国家的尊严。因而治军，与其治其外，不如治其内，内庄重则外凛然；与其治其兵，不如治其将，将庄重而兵容肃。如果将帅吃喝玩乐，朝臣文恬武嬉，即便部属旗帜鲜明、衣甲光鲜，也不能形成真刀实枪的战斗力，只能是锦绣满身的仪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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