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军队是效率最高的组织呢？一方面，凡是国家有急难险重的任务，最终依靠的还是军队，这是因为军队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系统运转有序，能够沉着应对突发事件。另一方面，军队是一个高危行业，尤其在战乱年代，对个人而言，胜则生，败则死；对国家而言，胜则兴，败则亡。非智勇之士不敢为、不能为。高人、豪杰、英雄、贤才、志士聚集在一起，若是没有效率，岂不辜负了此类美名。
但是，高人、豪杰、英雄、贤才、志士就像刺猬，各有锋芒，一旦靠近了就要相互扎。如何既能用好这些刺猬，一致对外，又能让他们保持合适的距离，不相互伤害？这只能有两个办法：一是寻找那些不惹是生非的“好刺猬”，这就需要去选将；二是让他们各安其所，这就需要去组织。
一、将德：敢于露才、善于藏拙
在军队里，一支队伍组织得好不好，不是取决于兵，而是取决于将。历史上的岳家军、湘军、淮军都很能打仗，就在于他们的将领皆为一时豪杰。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把手不行，部队要么陷于瘫痪，要么一事无成，谈何发展？谈何稳定？那么，作为一把手的“将”，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养呢？
北宋时，皇室也总是在寻找可资培养的官员，认为可堪朝廷重用的，就先贬官观察他们的反应，以此来考察这些官员的修养与品行。有的人一被疏远，立刻连骂带牢骚，最后气得不行，如屈原；有的人一被贬谪，悔恨生气哭开了，最后郁郁而终，比如贾谊；有的人贬官之后，吃喝玩乐，放荡不羁，比如苏轼。
《孙子兵法》中对将领提出了五个要求，即“智、信、仁、勇、严”。一个将领能不能打胜仗，看的就是这五方面，这些素养即是选将最重要的依据。
一是智，也就是智慧。在传统文化中，智与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智的含义是“日知”，也就是每天学一点，即“聪明在于积累”。那么，智的特征是什么呢？举个例子，几个小孩子在一块玩，提出一个问题，有的孩子反应比较快，我们就说他聪明。从这个角度来说，“智”是比别人反应得快一点，利索一点。聪明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传统文化中最忌讳一个人“聪明外露”，因为反应快、脑筋急转弯之类的，都是“小聪明”。聪明的人往往是起步快，但坚持难。聪明是条件，而对于人的成长、事业，坚持往往起到更为决定性的作用，是根本。
在一个社会中，在一个组织里，最重要的不是“聪明”，有的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而是要能比别人看得远，看得深，看得广，这就是慧。“慧”是人经过思考所悟到的东西，比如下象棋不是步步紧逼，而是走一步看三步，最终一将制敌。“慧”是佛教传进来之后逐渐形成的概念，孙武写兵法时，佛教还没有传进来。但我们要理解这里讲的智，不是聪明，而是睿智，凡事看得很透彻、很广远。
二是信。信就是诚信。管理者失去威望，往往是因为有诺不行。传统文化中要求君子应该“轻然诺，重践诺”，就是说不要轻易地答应别人，一旦答应就要认真践行诺言。从商业的角度而言，信指的是公司的诚信，品牌的价值；从个人角度来说，信是周围人对你的认可。将无威不立，民无信不立。我们想：一个人有多少钱，一个人当多大的官，对你周围的邻居和单位的同事来说，并不重要。但是作为一个人，讲不讲信用，有没有德行，却对大家很重要。
无论治军还是治国，都要首先立信。有个历史典故叫“徙木立信”，讲的是商鞅变法，出台了许多新法，对于这些新法能否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秦国上下颇不以为然。于是，商鞅在南门外立了一根大木，发出布告说：谁能将这个大木搬到北门，就给谁十镒黄金。始终没有人来搬，最后涨到五十镒黄金，终于有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根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马上把五十镒黄金赏赐给他。这一下，秦国人都认为商鞅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他立的奖惩制度一定能够如实执行。
古代军队在执行一些急难险重的任务时，要立军令状，类似于现在的责任书。
《三国演义》中关羽就曾立下军令状，说若遇上曹操，绝不会放走。但最后关羽仍放不下一个“义”字，“华容道义释曹操”。回来后，诸葛亮就拿军令状来说事，在刘备劝说后，才雷声大雨点小地发落了。还有，马谡痛失街亭，诸葛亮也是拿出先前立下的军令状，挥泪斩马谡。这就是立信中的赏罚分明。
这样的例子很多，战国时齐国任命司马穰苴为大将军，率军应对来犯的燕国军队，军队出征前，他向齐王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齐王不能牵制我的指挥权；第二，要求派给自己一个监军。齐王便把自己最宠信的一个宦官庄贾派去做监军，司马穰苴与他约好中午见面会合出征。然而，等到下午庄贾才醉醺醺地来，司马穰苴不顾其他将领的反对，将庄贾以军法问斩。全军一看，新任的大将军不是个善茬，谁都敢杀，立刻肃穆起来，气势俨然。燕国本来要趁齐国文恬武嬉，乘虚而入，一听说这件事，立刻意识到敢情齐国还有这么狠的主儿啊，算了，别跟他斗了，便撤军返回了燕国。司马穰苴“杀一人而三军皆惊”，未曾交战而致胜千里，正在于其信。
信，讲究“赏不避小，罚必就大”。惩罚问责，要从高官下手，才能服众；奖赏鼓励，要从卑微的职位入手，才能激励一大片。要是获得奖励的都是领导，代罪受过的全是下属，干得好，功劳是领导的，干不好，罪责全是自己的，干得少错误少，要么索性不干了，要么干脆，想办法当领导。这样一来，看着大家都很努力，但不是在做事，而是为了往上爬。不做事而往上爬的，其实只顾自己的利益，久而久之，组织就会贤者畏退，小人蜂拥。
将领的第三个要求是仁。“仁”和“爱”不同，“爱”在于珍惜，是一己之私情。仁，从字形来讲，是由“二”字和人字旁组成，二人在一起，便有了人际上的关系。因而，“仁”更多用于形容人际关系，如扶老携幼、济困救危之类的美德，这都属于“仁”的范畴。孔子主张“仁”，在《论语》里有很多种解释，最通俗的是“仁者爱人”，就是尊重别人、关怀别人、爱护别人。《孙子兵法》里的“仁”，主要讲的是关爱下属，平等对待手下，关心他们的发展，“己欲达则达人，己欲立则立人”，体谅他们的苦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慢慢地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最终天下归心。
四是勇。这里讲的是勇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勇”有三种：一是匹夫之勇，就是外在的凶狠；二是战卒之勇，将勇气用于杀敌报国，这是英勇；三是最高层次的心性之勇，即善于认错，敢于认错。子路当年曾以决斗之心去挑战孔子，但最终被孔子的仁德感化而向他拜师学习。儒家讲的“勇”，更多的是要敢于自我批评、自我反思、自我约束，不断拓展自己，让内心足够强大。只有内心足够强大的人，才能无私无畏，不忧不惧。
古代考察干部都是暗中进行，比如北宋，皇室总是在寻找年轻有为、可资培养的官员，认为是未来国之栋梁、可堪朝廷重用的，就先贬官观察他们的反应，以此来考察这些年轻人的修养与品行。我们知道，有的人一旦被疏远，立刻连骂带牢骚，最后气得不行，自杀了，如屈原；有的人一贬谪，悔恨生气哭开了，最后郁郁而终，比如贾谊；有的人贬官之后，吃喝玩乐，放荡不羁，比如苏轼。当然，要通过贬谪得到锻炼，但贬谪不一定都是锻炼。关键是有的人就能不受罢黜的影响，安心做好自己的事。比如白居易、范仲淹被贬后，读书写文章，安心理政事，态度端正，而且毫不懈怠，表现出怡然自乐的坦然与平静。最典型的是欧阳修，他生性刚正坦荡，但缺少一种浑然包容之气，被贬的磨砺使他能够反思自己，改变自己，被召回后，参政理事，最终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五是严。带兵作战，必须严格法令。“师出以律，失律则凶”，要求军纪严明。军纪之严，在于“严正辑众”，即通过严明法纪，达到严密组织、严肃纪律，来管理士卒、团结部属。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托名诸葛亮的《兵要》也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湘军之所以能战，在于曾国藩强调“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他经常申诫部属，湘军要立法行令，做到“规矩森严”、“进止画一”。由于日常管理能够“待勇不可大宽，平日规矩宜更整严，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才铸造出了一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部队。
严明军纪，一是要严肃群众纪律，不害民、不扰民、不滥杀、不掘焚、不抢夺。岳飞靠着“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军纪，得到沦陷区百姓的拥护。二是要严肃军事纪律，令行禁止，犯命者戮，从命者赏。时刻做到部伍不乱，进退有节。三是严肃军容营规，平时军容整肃，营垒整洁，衣甲鲜明，操练有序，作战才能不失其次，井然有序。可以说，勇，是指堂堂正正，没事不惹事，出事不怕事；严，则是作为领导者，一定要管理好手下人，建立起威信。
这五条只是《孙子兵法》中的见解，到了秦汉时，《吴子》、《六韬》等对将德的要求又出现了很多的描述，而且，这一时期将帅的个性特征日趋明显，开始意识到应该充分地尊重、发挥将领的不同长处，有智谋的人可以做参谋，坚持原则的人可以做监军，各尽其才，各尽其用。桓范的《世要论》说：“古之论将者，言长于计策，则课以将敌；言善于治军，则考以事政；勇于奋击，则责以战斗。若无此三者，则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谈及的就是这个问题。
历朝历代，无不把“忠”视为评价官僚士大夫的首要标准，今天的“忠”，内涵却很复杂，一是这个词很容易和奴颜婢膝联系在一起，带有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二是由于任人唯亲随处可见，不进入圈子很难有所发展，为了避嫌，我们只好提倡“德才兼备”。
《六韬》中，把“将德”分为“勇、智、仁、信、忠”，相较《孙子兵法》而言，《六韬》增加了“忠”，且把它列为“将德”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战国时的国君最怕的就是手下将领不忠于自己。
这在秦始皇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秦国功臣名将常被他除掉，其中包括兢兢业业、辅秦强盛的秦始皇义父吕不韦，在征伐六国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白起等。但唯有王翦能得以善终，这在于他很清楚秦始皇内心深处的恐惧，那就是担心手下统兵的大将不忠于自己。当时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伐楚，国之精兵，皆在王翦手中。他每打下一座城池，就向秦王上表请求赏赐土地，嬴政也很高兴地把土地封赏给他。这种小商小贩式的斤斤计较，连王翦的部下，包括他的儿子都很不理解，王翦却笑而不答。他最终率领秦军灭掉了楚国，回到秦国后领到了嬴政赏赐给他的大片土地，终老一生。王翦之所以每每攻城拔寨立下功劳时，就向嬴政请求赏赐土地，意在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让秦王相信，自己的最终目的不过是想通过军功来获取些土地，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以此消除秦王的防备之心。王翦能够善终，正在于他清楚为臣的本分，即是“忠”。
历朝历代，无不把“忠”视为评价官僚士大夫的首要标准。今天我们看到“忠”时情绪很复杂，一是这个词很容易和奴颜婢膝联系在一起，带有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二是由于任人唯亲随处可见，不进入圈子很难有所发展。为了避嫌，我们提倡“德才兼备”，即把忠于事业、忠于组织之类的品行操守都涵盖在其中。
关于德、才的关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有精辟的论述：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德出于品行，才出于能力。圣人德才兼备，君子德胜于才，小人才胜于德，最愚蠢之人无才无德。期望天下士人“苟不能得圣人君子，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这是从道德修养上来说的。可惜自古圣人不可多得，历朝历代统治者只能在君子和小人之间选择，政权能用君子者，以德治国，国家蒸蒸日上；政权爱用小人者，以权治国，国家江河日下。翻检史册，察亡国之所用，多为无才无德之人。
从理论上，几乎所有人都明白：有德有才要破格重用，有德无才要培养使用，有才无德要提防着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问题是，现实中总有无才无德之人飞黄腾达。他们何以能扶摇直上？一用谄媚，二用贿赂。昏君喜欢逢迎，庸官最恨才士，贪官最喜财货，无德无才之人便利用了人性之私，成一己之发达。但是，无才无德之人只谋私不治国，不是把从政看成责任，而是把当官看成生意，结果身败名裂不说，还拉了个政权作陪葬。
那么，“有才无德提防着用”如何理解呢？看看诸葛亮用魏延的例子吧。有才无德的人，虽能力超群，而不知报恩、不顾情义，会轻易背叛，敢胆大妄行。诸葛亮很早就认为魏延有弑主投降的倾向，脑后有“反骨”，早晚会叛变造反。但蜀国真是缺乏人才，诸葛亮只好暂将魏延留下，任用为将领，但一直没有对魏延委以重任，魏延也因不能提拔、不受重用而心存不满。等诸葛亮一去世，他就“反相毕露”。多亏诸葛亮生前早已设下对策，魏延才被马岱斩于马下，没有给蜀国造成大的损失。
吴起在《吴子》一书中把“将德”理解为“理、备、果、戒、约”，也不妨可以看成战国时期对将的新理解。
在其中，理即条理，行军备战要有条理、有秩序。备即全面，作战要考虑方方面面，细致入微。果即果断，勇敢，作决策的时候要当机立断，犹犹豫豫只会贻误战机乃至全军涉险。戒即当行当止，能够约束住自己。约即简约，军规军法应该简约凝练而不应繁冗驳杂，这样做是为了使士卒能够清楚、直白地了解和遵守军法军规。
做人与做事，要求不同，做事关键在于能否“扬长”，能将长处发挥到极致，就是有用之才；而做人的关键在于能否“避短”，要知道自己会毁在什么地方。
这一点在吴起本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吴起既不像孙武那样能够功成身退，也不像姜太公那样能够成就大业，他只是个执行力很强的将领，战术高明，战略却一塌糊涂，一生辗转三个国家，最后落得个走投无路而被杀。所谓“戒”，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短处，清楚自己最后因为什么而败亡。可惜吴起一生没想明白，毁在了只看眼前，不顾未来。
《孙子兵法》所说的“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从做事做人的角度来看，也颇为贴切。
一个将领，对于自己的缺点要想办法去改，如果不能彻底改过，那就要想办法去藏，藏的时候要藏得住，不能让对手发现，否则会成为战略战术的隐患；而自己的优点则要充分展现出来，利用的时候要无所不至，让对手无法抵挡。
曾国藩一手缔造的湘军，成为了晚清史上的主角。他又培养出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这样的名将，左右晚清政局。李鸿章培养出了袁世凯，袁世凯又培养出了北洋军阀的众多将领，直接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国家进程和政治格局。这些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地方大员或国事倚重的重臣，正是经过曾国藩及其后学认真选拔，着力培养。
《三略》里讲“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这是从黄老学说（指战国时期借黄帝与老子思想，结合诸子百家的观点所形成的哲学与政治思想流派）的角度，对将领德行提出的要求。
“清”，是人的内在气质。曾国藩在《冰鉴》里说，观察一个人，首先要看他的清浊，“清”指的是清纯、清雅、清高，能够给人神清气爽的感觉。人分三六九等，唯清者能洁身自好，不染尘俗，绝伦超逸。
“静”，《孙子兵法·九地》讲行军作战：“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前者说的是静，军队静穆如山，岿然不动，而急动如水，龙腾虎跃。古代相术中判断一个人能否成就事业的重要参照，就是看他能否静得下来，即所谓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站如松，坐如钟，说明此人沉得住，静得下，不轻狂躁动。三军作战，主将渊静沉稳，才能稳定局势，才能从容应对。
“平”，为人处世时要力求用平等、公正、公平的态度来处理事情。作为领导不能对下属怀有私情私见，不要厚此薄彼，不要因私损公，而是要做到就事论事，法度一致。
“整”，即整齐，即整个作战队伍要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孙子兵法》中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讲的正是上下思想一致，精诚团结，才能克敌制胜。
《孙子兵法》、《吴子》和《三略》所讲的“将德”，无论是外在的能力还是内在的修为，都是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所必备的。
曾国藩一手缔造的湘军，成为晚清军事史上的主角，他又培养出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这样的名将重臣，左右晚清政局。李鸿章培养出了袁世凯，袁世凯又培养出了北洋军阀的众多将领，虽不能振穷起弊，却也直接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国家进程和政治格局。
这些人能够在众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地方大员或国事倚重的重臣，正是经过曾国藩及其后学认真选拔，着力培养的。曾国藩曾说：“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曾胡治兵语录·将材》）公，是公允、没有私心。这样才能树立起真正的威望。“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清稗·官箴》）将领只有充满人格魅力，才能号召属下，指哪打哪。
明，是明察秋毫，能够察人所未察，知人所未知。曹操在给《孙子兵法》作注时言“发于未萌”，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已经预判出它的存在和结果，强调作为领导要能够明察秋毫，洞若观火，审时度势。
勤，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要眼勤，察言观色，善于发现问题；二要口勤，要经常督促进展，询问工作，慰问下属；三要心勤，思虑出于心，领导要常思考，越想越能通，通则明；四要手勤，要经常动笔记录一些工作内容，养成随手记笔记的习惯。
手勤还有助于养成一个好习惯：“急事缓做，缓事急做”。遇到急迫的事情不要毛手毛脚，不经思量考虑就去做，应该先冷静考虑一下，大致想好应如何处理应对再去做。当遇到不要求紧急完成的事情的时候，也不要一再拖延，要督促自己按时按量地将任务完成。
二、将品：避实就虚的“逐恶法”
有的领导靠拍桌子耍横，震慑不住自己的下属，原因就在于缺乏这种“气场”。“气”不是能装出来的，而是由内到外的人格修为、襟怀韬略所形成的综合影响力。
做人要有志向。诸葛亮在《将苑·将志》中讲道：
兵者凶器，将者危任，是以器刚则缺，任重则危。故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已。
将领是用来救危存亡的，需要经得起多方面的考验。既要能担负重任，又能不恃强凌弱，骄傲自大，做到宠辱不惊，受到侮辱不会畏惧，看到利益而不贪婪，看见美色而不淫荡，如此则豪气干云。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要求将领能够有理想、有坚持、有操守，而不要轻易地被私欲放倒，被利益引诱，被环境改变，被权力迷惑，要有点志气，有些追求。
刘邦原是一个嗜酒好色之徒，他攻下咸阳后，却“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幸”。项羽的谋士范增说“其志不在小”，建议项羽尽快将刘邦除掉。项羽一时糊涂也好，一时心软也罢，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让刘邦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卷土重来，最终灭掉了项羽。
由此可见，一个人要是有大志向，很容易克制住自己的不足，为了梦想而改掉身上的毛病。这就是要选用有志向的人做将领的原因，因为他们有着远大的理想和坚贞的操守。项羽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是他自以为是，故步自封，一心只想做他的西楚霸王，而不是统一天下，成就帝业。气得谋士范增说他“竖子不足与谋”！
就一个军队而言，若不能吸引有志向的精英加入管理队伍，不能容纳有追求的官员坚持操守，而只欣赏唯唯诺诺、浑浑噩噩的投机者，这支军队只能日暮途穷，江河日下，最终如八旗子弟一样，平时汹汹，临战即溃。
骠骑将军霍去病年少时，汉武帝替他建造了府邸，命令他去看看。他回答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意思是说，讨伐匈奴的大业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够谈家事呢。朝中大臣听到这样的话，无不为之动容。霍去病在剿灭匈奴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病逝后，汉武帝让他陪葬在自己的茂陵边上，并以马踏匈奴的石雕来表彰他的丰功伟绩。
看来名将不是吹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更是坚守出来的。李广先后做过七个郡的太守，在这四十多年中，每当因公获得赏赐，他都分给麾下士卒，平时与士卒吃住在一起，家里没有什么富余财产，更从来不提赚钱的事。正是这种远大志向和洁身自好，才使得李广成为彪炳千古的“龙城飞将”。
为何对将帅的志气要求这么高呢？蔡锷所辑的《曾胡治兵录·将材》中载有曾国藩的说法：
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专尚驯谨之人，则久而必惰；专求悍鸷之士，则久而必骄。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平时一一禀承，奉命惟谨，临大难而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之大矣。
“气”指的是气度，是能够彰显人的全部精神修养的内在气质。我们常说某人很有气场，就是由非凡气度、镇定气质所形成的外在特征。有的领导震慑不住自己的下属，靠拍桌子耍横，原因就在于缺乏这种“气”。“气”不是能装出来的，而是由内到外的人格修为、襟怀韬略所形成的综合影响力。
“志”指的是志向，就是将领要有追求、有理想、有坚持。一军之将领，需为全国考量；一国之将帅，需以天下考量。只有选拔那些有理想、有追求的良将作为统帅，才能振弊图远，不因私利而误国，不因贿赂而擅权。
言行过分拘谨的人，志气不能干云，久而久之，必然会心劳体乏，不思进取。言行桀骜不驯的人，不知守成，久而久之，必然会骄傲自大。真正优秀的将领，一要能坚持不改初衷，不会因为任用日久而倦怠，二要能始终如一，不会因为地位提高而松懈。
战略决策、战术执行，充满风险，需要有豪气有才气。如果豪气不足，临战必然会气馁恐惧，目光游移，心乱志摇。如果才气不足，平时定会事无巨细地向领导报告，领导很容易欣赏这类唯命是从的人，但一旦打起仗来，这种人遇事缺乏主见、临阵犹豫不前，不敢决断，缺乏魄力，不能独当一面，小则贻误战机，大则一败涂地。
将帅身边的恶事、恶人、恶习，往往会成为对方进攻的焦点。日常生活中，好像这些人、这些事并不常见，那是因为平淡的生活，不足以显现人们深藏的本性。
逐恶，是指改掉自己和属下的恶习陋癖，并坚决摒弃那些有才无德、无才无德的人。《孙子兵法》讲“以己之实攻人之虚”，是战场上的“避实就虚”。将帅身边的“恶”事、“恶”人、“恶”习，恰恰也是薄弱的“虚”处。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些缝隙往往成为对方进攻的焦点，导致一方败亡。
诸葛亮在《将苑·逐恶》中说，无论治军治国，有五种人是一定要摒弃的：
夫军国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结党相连，毁谮贤良；二曰侈其衣服，异其冠带；三曰虚夸妖术，诡言神道；四曰专察是非，私以动众；五曰伺候得失，阴结敌人。此所谓奸伪悖德之人，可远而不可亲也。
这五类人，是国家的蛀虫，是军队的祸害。若这些人在军队横行，则很快会把军队折腾得乌烟瘴气，逼走才德之士。
治军，首先要提防这五种人：一是喜好结党营私，心中毫无公道天理，凡事都以能否得到利益作为唯一标准的人，对那些公正贤良的人不断诋毁攻击。这种人若得到任用，不论在国家，还是基层小单位，都是典型的害群之马，他们的职务越高，对国家、军队的损害就越严重。
二是虚荣浅陋、喜新厌旧之人。这些人爱慕虚荣，缺少操守，意志薄弱，很容易被手下腐蚀，被敌手拉拢，被美色俘获，这类人往往是反间计应用的对象。这种习气日久，国家便由盛转衰。
三是听风就是雨，喜欢到处散播小道消息，传播政治谣言的人。这种行动，小而破坏人际关系，导致是非纷争；大而混淆视听，扰乱决策。这一风气不仅影响一军的团结，而且紊乱一国的稳定。三国时魏军主簿杨修，听到以“鸡肋”作为巡夜的口令时，自负地猜测“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并扬言军队要撤军，率先打点行装，准备离开。曹操一见杨修所部骚动不安，整装欲退，得知是由杨修的猜测引起的，便立即下令将杨修处决，借此斩断谣言，以正视听。
四是专门查访别人的是非过错，并以此作为要挟控制别人的手段的人。这类人心怀叵测，行事阴险，最不能用来当道当权。爱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那些整天说三道四，东家长西家短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马蜂窝，其心中只有自己，觉得天下人皆对不起他，觉得世上唯有自己最高明，常以他人隐私胁迫对方就范。这类风气若演变为行政习气，则官场永无宁日，军队离心离德。
五是脚踏两只船，阳奉阴违，投机钻营之人。这类人只有一己之私利，毫无忠信可言。奸邪、伪诈、悖逆之事，皆出于此类人，因而将领对于此“可远而不可亲”。
日常生活中，好像这些人、这些事并不常见，那是因为平淡生活，不足以显现人们深藏的本性。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一部二十四史，多少兴亡事。察其缘由，出于时势者寡，由乎人事者众。因而为将者、为领导者，若要成就利国利民之事业，该选用哪些人呢？《将苑·腹心》对此做了总结：
夫为将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无腹心者，如人夜行，无所措手足；无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运动；无爪牙者，如饥人食毒物，无不死矣。故善将者，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沉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
要想成为一名能打硬仗、能打大仗、能打胜仗的将领，身边必须有三种人：一是“腹心”，后世常称作“心腹”。一方面是指那些志同道合，能共同经历血雨腥风，共创事业、同甘共苦的人；另一方面是指那些虽然能力上不够突出，但能够忠心耿耿，绝无二心的人。二是“耳目”。“耳”指耳朵，代指听到的消息；“目”指眼睛，代指看到的情况，合起来泛指消息的来源。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在战场还是商场，情报信息是制定战略方针、赢取胜利的关键。因而，一支军队必须建立起独特的情报系统和稳妥的消息来源，才能做到对局势了如指掌。这就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情报分析人员和信息收集人员，能够如实反映情况，不溢美，不隐恶，使得军情、政情、国情系统成为决策的耳目。
三是“爪牙”。这里指代贴身警卫和得力干将。贴身警卫往往承担安全保卫工作，而得力干将则是执行战略策略，遂行战斗部署，能够创造性地完成交代的任务。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一是强将善于带兵；二是无弱兵才得以有强将。同样，任何决策和任务，没有敢于献身、勇于负责的手下出色完成，也只能是空谈和文案。
这就要求将帅要培养得力的助手，得力干将，使之能够随时承担急难险重的任务，挽狂澜于既倒。就常人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好朋友的扶持，很难想象如何凭借一己之力去开创一番事业。何况管理一个组织的将领，没有“腹心”就会变得孤助无援，一筹莫展；没有“耳目”就会变得消息闭塞，无法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三尺之外，浑然无知，八方之内，不知深浅。
那么，如何选择“腹心”、“耳目”、“爪牙”呢？一要找那些博学多才、睿智多谋的人来出谋划策，用他们作为军师、参谋、智囊团。比如周武王手下的姜太公、刘备手下的诸葛亮、朱元璋手下的刘伯温等，这些人既有过人的胆识，又有卓越的才能，还能对主上尽忠职守，兢兢业业。
二要选择那些沉稳谨慎，又体察入微的人来收集情报。既要能于细微处发现问题，能够分析辨别信息的真假虚实，又能遇事沉稳果断，游刃有余。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悬崖》里的周乙，这两人的性格特征就符合“沉审谨密”的要求。三要选择那些勇猛彪悍，善于应敌作战的人做得力助手，如刘邦手下的韩信，唐太宗手下的李靖，朱元璋手下的徐达，曾国藩手下的胡林翼等，皆能独当一面。
战争时期，谁都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诸葛亮明知魏延要反，还是要用，为的是军队实力；曹操明知徐庶不为己用，仍要想尽心思挖过来，为的是削弱对手实力。但在和平时期，缺少衡量优劣的机制，不吹不擂就不为人所知，所以浮夸风日益盛行。
所谓“不骄”，就是说作为领导人不能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老子》中说：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勿矜”就是不要自以为是，“勿伐”就是不要自夸卖弄。河上公注：“当果敢推让，勿自伐取其美也。”面对荣誉或功劳时应谦虚退让，不要自以为是，迷恋名利。只有懂得退让自谦的人，才能长远地发展自己、保存自己。
将领不可以骄傲，自以为是就会怠慢下属，导致军队各顾己私，其结局必定众叛亲离，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蜀汉关羽位列五虎上将之首，一生战功卓著，彪炳千古，最后却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关羽骄傲自大，拒绝了吴主的联姻，毁了吴蜀联盟，“败走麦城”便是他自大轻敌、刚愎自用的结果。而同样位列五虎上将的赵云，其武艺并不在关羽之下，若按照“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的说法，赵云武艺实在关羽之上。同样是出生入死，戎马一生，却得以善终，正在于赵云为人谦逊沉静，不骄不躁。
强将谦和、名将知退的典型，莫过于被称为“大树将军”的冯异。据《后汉书·冯异传》记载：
（冯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主更部分诸将，各有配录。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
冯异为人谦虚退让，有功又不自夸自大，当与其他将领相逢时，都主动给别人让路，言谈举止皆有礼有节。每逢将领们论功的时候，他都独自倚靠在大树下面，不去与人争功，将士们都称他为“大树将军”。光武帝率军攻破邯郸城，调兵遣将，将士们都说愿意跟随冯将军，于是，光武帝便分给冯异更多的军士。
正是因为冯异能够与世无争，谦退自持，把功劳都让给属下，士卒们也愿意跟随他。冯异不仅得到了光武帝刘秀的赞许，精兵强将也都愿追随作战，形成了良性循环。正是冯异的谦和礼让，使他成为名将的代表。唐之名将李勣亦是如此，他一生胜战无数，然所得赏物，皆分赐部下，每有战功，常推功于别人。
“不骄”，要求将领在工作和生活中，谦和平淡。曾国藩认为要达到此种境界，在于胸怀广大，心性平淡。《曾胡治兵录·尚志》中说：
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
这里所说的“平”，是指以平和、平等的态度来看待事物和处理人际关系，即“人我之际，须看得平”，不要以尊卑之心看待人际关系，即使是领导与部属、父母与子女、师长与弟子间也是如此，虽然道义名分上有上下之分，但就人格而言，则无贵贱之别。
“淡”，指的是淡泊，就是不要把金钱、权力看得太重。军队战胜时论功行赏，企业年终评优分红，作为主官、主管，尤其要看得开，要利用这个机会，为明年更好地开展工作打下基础，而不是借此中饱私囊。
相对战场上的生死存亡，钱财不过身外之物。可惜承平日久，有些将领、官员、管理者便习惯了商业法则，产生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心理，认为只要待遇好，招来的就都是精英，只要津贴高，军队留下的就都是精兵强将。要是这样，当年条件艰苦的延安，怎能成为有志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建国之初，无数科学家放弃海外富足生活，回国奉献毕生。真正的精英，是不重物质享受的，他们不会将待遇和报酬看得比事业还重要，在他们心中，能实现个人价值，能有一个平台，能做成一番事业，要比单纯的物质享受更有吸引力。因此，想要吸引有才有德者为己服务，就要理解、尊重、成就有志气的人，给他们施展抱负的机会。
曾国藩要求将帅自己先要“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将帅若能胸怀广大，情志高尚，就会感染身边的工作人员，获得他们的敬重、拥护、支持和帮助。
《司马法·天子之义》认为不骄不躁、不伐不争之人，最值得器重：
上贵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则无求，无求则不争。国中之听，必得其情；军旅之听，必得其宜。此贵不伐之士也。
“上”指的是居上位的人，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领导；“伐”，意为“夸伐”，自我感觉良好，经常自我表扬。“不伐之士”就是不自吹自擂、不自高自大的人。
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领导们看重与欣赏的是那些不汲汲于名利的人。因为他们无争无求，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这种踏实耐劳的骆驼精神，使得他们能够了解实情，能够认真思考如何使军队、国家各得其宜。
战争时期，谁都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有时用人选将不得不打破常规。诸葛亮明知魏延要反，还是要用，为的是蜀国的实力；曹操明知徐庶不为己用，仍要想尽心思挖过来，为的是削弱对手的实力。在你死我活的拼杀中，增加自己的砝码，削弱对手的实力，延揽天下的豪杰，便能成就大事业。但在和平时期，缺乏锻炼将才的机会，也缺少衡量优劣的机制，不吹不擂的人不为人所知，这便助长了好大喜功、好高骛远之风在军队的盛行，而低调内敛、官兵一体、实事求是的作风日渐削弱，志士叹不遇的逆向淘汰，更助长了空虚浮夸。官场风气往往积弊难返，历朝历代至于此等境地，即便有帝王、将相强行振作，亦为利益集团所控制，只能空怀抱负，而无力回天。
选拔将领，一定要充分意识到看似太完美的人，完美很可能是掩饰出来的。不知其长，不能用其攻；不知其短，不能用其守，必须要对他们的品性有着根本的了解，才能大胆使用，放心使用。
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忠义”都是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是衡量人品格高低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在识人任将中，“忠义”有着更为具体的要求。
对于将领的忠义，诸葛亮堪为典型：
诸葛武侯之辅蜀，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食少事烦，流汗终日，尝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是以崛强汉中，三分鼎足。
（《草庐经略·忠义》）
诸葛亮一生竭胆尽忠，南下征服叛乱，七擒七纵以真心降服孟获；北上讨伐曹魏，六出祁山，以忠心辅弼刘汉。朝中军中，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其所著《出师表》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一手经营下，才奠定了蜀汉立足汉中、三分天下的格局。
郭子仪也向以其忠义报国而为人称道：
郭汾阳之复兴唐祚也，栉风沐雨，先复二京，单骑讲好，身为虏饵。鱼朝恩等谗间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此两者，皆仗忠义以立功者也。
（《草庐经略·忠义》）
老将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中，为李唐王朝尽忠职守，半百之年仍不辞辛劳，厉兵秣马。光复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时，还曾单枪匹马入城与叛军谈判。尽管朝中有鱼朝恩这样的奸佞之徒向李隆基诋毁进谗，然而圣旨传召时，郭子仪却还是当即觐见。诸葛亮、郭子仪都是因为秉持忠义之心，最终才赢得千古美名。
传统文化中对“忠”有着很高的要求。当然，“忠”有很多层面，大到国家社稷，中到工作事业，小到家庭朋友，都讲求“忠诚”、“忠心”。
选拔人才的时候，其是否能够忠于本职工作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唯有忠义之人，才能刚正不阿，以大局为重。曾国藩说：
天下强兵在将。上将之道，严明果断，以浩气举事，一片肫诚。其次者，刚而无虚，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义。要未可误于矜骄虚浮之辈，使得以巧饰取容。真意不存，则成败利钝之间；顾忌太多，而趋避愈熟，必至败乃公事。
（《曾胡治兵语录·将材》）
将领应该军纪严明，遇事果断决绝，用浩然正气来做事，用赤诚之心来对待自己的事业，做到刚正不阿，朴实无华，既勇敢善战又懂得是非道义。关羽在三国众将中，最受后世尊崇和爱戴，被视为忠义的化身，乃至于佛教、道教都将其列入神祇。究其原因，在于关羽一生秉持忠义，将这一品德践行得无可挑剔。
忠义之人有追求，有坚持，刚强不可凌。《将苑·将强》中说：
将有五强八恶。高节可以厉俗，孝弟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沈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此将之五强也。
这里说的“强”，不是武力上的争强斗狠，而是德行上的足够强大。这五种优秀品质，不仅能成就个人，还可以改变一个单位的风气。
高节厉俗，通过选用那些品德高尚、严于操守的人，可以改变单位中恶俗的风气；
孝弟扬名，通过选用那些孝敬长辈、关爱兄弟的人，可以弘扬正气、稳定团结，营造和谐局面；
信义交友，通过选用那些诚实守信、恪守道义的人，可以使单位上下互助互信、和睦融融；
沈虑容众，“沈”，通“沉”，有深入、成熟之意。通过选用那些想问题缜密周到、深刻成熟的人，可以保证单位的计划、措施科学合理；
力行建功，通过选用那些身体力行、刚正果决的人，能使决策得以全面贯彻实施。
这五种人是因为品行优秀，成为坚决要使用、坚决要重用的人。不过，《将苑·将强》还指出八种不可用，至少应该提防的：
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此谓之八恶也。
对大多数人来言，这八种缺点一个人不可能都具备，但也不可能一点都没有。人之所以平庸，常在于中庸得过了头。这类人，最大的优点是没有缺点，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优点，好像什么优点都具备，但什么优点都不突出。
谋不能料是非：工于心计，善于出谋划策，但是没有是非观念，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也做。这样的人如果被任用，会给单位带来麻烦和危险。
礼不能任贤良：不懂得礼贤下士，甚至目无尊长，这样的人往往狂傲不羁。政不能正刑法：主持政务，自身却不能按纪律办事，赏罚不当、执法不严，这样的人如果被任用，必然会给单位的正常运转带来混乱。富不能济穷厄：经济条件很好，但是过于吝啬，遇到有困难的朋友、同事，就成了铁公鸡。这样的人过于自我、自私自利，很难在单位中与同事搞好关系，不利于单位的团结与发展。
智不能备未形：作为单位的“智囊”人员，在认识问题的时候不够深刻长远，不能在问题未发生时，就发现、处理，做到防患于未然。《孙子兵法》里提到，优秀的将领要做到“发于未萌”，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会是“事后诸葛亮”，贻误时机，不但无法给单位帮助，还很可能会给单位带来危险。
虑不能防微密：想问题不够缜密精微，反倒马虎粗糙，这样的人在工作中往往漏洞百出，错误连连。
达不能举所知：一旦有所成就，就忘乎所以，把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考虑不到共同工作的同事，给他提供过帮助的朋友。这样的人往往狂妄自大，久而久之会变得孤立无援。
败不能无怨谤：一旦面对失败，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有什么过失、不足，反而将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怨天尤人，这样的人往往没有责任心，工于算计。
这几类人很类似《荀子·劝学篇》说的“鼫鼠五技而穷”：能飞不能上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在选拔将领时，要能够充分意识到有些看似太完美的人，要么是粉饰出来的，要么是隐藏起来的，不知其长，不能用其攻；不知其短，不能用其守。作为领导需要对一个人的品性有着根本的了解，才敢大胆使用，放心使用。
三、将器：格局决定一切
器，本义是器具，这里引申为人的格局、气象。《大学》所说“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项是“内圣”之道，后四项是“外王”之术。“内圣”是“外王”的基础，而“格物”是这一系列活动得以实现的前提。所谓“格物”，是探究事物的道理，并由此推物及人来考察自己的不足，通俗点说，就是看一个人的“眼光”。不同的人，他们所思所想的境界有差别，看待同一问题的视角高下、因果深浅、目标长短也不同。
朱元璋平日细心观察几个儿子的言谈举止，意欲从他们当中挑选出自己的接班人。有一次他和众皇子外出狩猎，便命皇子们对对联，他出的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其中一位皇子对的下联是“雨打羊毛一片毡”，朱元璋听后沉思不语。而四子朱棣则对了一个下联“日照龙鳞万点金”。朱元璋当即开怀大笑，非常高兴，认为朱棣气度不凡，是可塑之才。虽然后来他并没有立朱棣为太子，可朱棣最后仍以“靖难之役”，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建号永乐，开创了一代盛世。
一个人的格局气象，决定了其思考问题的层次有高有低，这种差异会随着人的成长越来越大，最后取得的成就也大相径庭。有的人家财万贯，所思所想也不外乎多买几处房子，多买几亩地。有的人虽然现在穷困，所思所想却是国家大事，即“身无一文，心忧天下”。这种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实则有着高远的追求和不懈的动力，如果抓住机会，必然会一鸣惊人，成就功业。所以，无论是选拔人才还是教育孩子，都应该要求和培养他们有“大气象”、“大格局”。
谨严：官场上经常可以听到一大堆空话、废话，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说空话、废话不会犯错误，很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习惯了这些看似无用却很安全实用的说话方式。我们不主张这种不作为的工作态度，但也不可否认这是一种“谨慎”的表现。
“谨”指谨慎，“严”指严格。无论从事行政、经商还是行军打仗，管理者都要坚持“谨严”的作风，言谈举止都要谨慎，因为一些看似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事情，往往会成为一个人失败的根源。在官场上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了一大堆话，基本上都是些空话、废话。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说空话、废话不会犯错误，很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便习惯了这些看似无用却很安全实用的说话方式。当然，我们不主张这种混日子、不作为的工作态度，但也不可否认这是一种谨慎做事的表现。
对于“谨严”这一素养，诸葛亮在《将苑·谨候》中有着深刻的认识：
夫败军丧师，未有不因轻敌而致祸者，故师出以律，失律则凶。律有十五焉：一曰虑，间谍明也；二曰诘，谇候谨也；三曰勇，敌众不挠也；四曰廉，见利思义也；五曰平，赏罚均也；六曰忍，善含耻也；七曰宽，能容众也；八曰信，重然诺也；九曰敬，礼贤能也；十曰明，不纳谗也；十一曰谨，不违礼也；十二曰仁，善养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国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谋，自料知他也。
指挥官如果“严于律己”，就会逢凶化吉，克敌制胜，轻懈必然会面临危险。诸葛亮是个一生慎谨的人，我们取法乎上，不妨以他的看法作为谨严的参照。
一要能“虑”。为将者要勤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这样才能够发现隐藏的间谍，发现细微的隐患，制定周密的计划。在日常管理、人员调配、作战计划、战术布置等方面，深思熟虑是基本的素养。
二要能“诘”。即“诘问”，就是能设问，能反问。设问是多提出一些假设，使得预案更加完善；反问是多从对手的角度，试着推翻自己的设想，保证作战策略更加有针对性。
三要能“勇”。为将者要八面威风，善于谋略，敢于作战，成为国之栋梁，军队的砥柱有“泰山压顶亦不惧”的胆气，这样敌人就不敢轻易来侵犯。“勇”不是那种鲁莽冒进的匹夫之勇，而是在军事活动中的沉稳冷静、从容不迫。
四要能“廉”。将领在面对金钱、美色诱惑的时候，能够以道义去抵制心中的贪念，不为诱惑所动。为官者一定要廉洁自律，不要因一时不慎，一念之差，为自己的仕途和人生自掘坟墓。
五要能“平”。赏罚严明，处事端平，做到“罚不避大，赏不避小”。六要能“忍”。作为国家的决策者、军队的高级将领要能够忍辱负重，忍常人所不能忍。看一个人修为好不好，要看他能否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兵法中讲“将不可因怒而兴兵”，盛怒之下，人的头脑往往比较混乱，这时冒进只会中了别人的奸计，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到时即使头脑冷静下来了，也悔之晚矣，只能坐以待毙、任人宰割。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才有他日后的成就，倘若图一时畅快杀了那混混，他的一生也就毁了。
七要能“宽”。任何组织都有内部矛盾，也都会引发冲突，更何况人性情各异，人生志趣各不相同，作为一个将领，要能够宽容那些性格怪异的部下，要容得下别人的批评意见。蔺相如正因能宽容廉颇的狂傲与自大，才维持了赵国内部的团结稳定。
八要能“信”，即言必行，行必果。为将要守信，才能立威，威立才能严肃。九要能“敬”。敬有两个含义，一是敬重事业，二是敬重人才，礼贤下士。
将领这样去做，才能吸收人才为自己的团队服务。十要能“明”。要明辨是非善恶，既要听从别人的建议和批评，也要辨别是非，不被小人的谗言所迷惑。作为管理者，千万不要偏听偏信。自己没有辨别能力，结果只会让“小人得势君子危”，导致整个团队丧失公正信义，成员们各怀己私，毫无凝聚力和战斗力。
十一要“谨”，是要谨慎、严谨。这样做事情，就不会违背“礼”。这里所说的“礼”
不仅仅是礼貌、礼仪，更主要的是制度和秩序。管理者言谈举止、思虑行动要缜密，工作严格按照规律办事，才能不出差错。尤其是在战争中，将领要预先想到战场上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并制定出应对措施。《三国演义》中写刘备在赵云的护送下去东吴娶亲，临行前诸葛亮送给赵云三个锦囊，以备不时之需。这些锦囊恰好在刘备遇难之时帮助他脱离险境，最终偕孙尚香同回成都，使得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诸葛亮之所以能够防患于未然，是他清楚地看穿了周瑜出此计策的目的，细致地分析了刘备进入东吴后可能会发生的困难，并找出解决的办法，可谓“知己知彼”，这才产生了锦囊妙计。
十二要能“仁”。为将者要有仁爱之心，以仁爱之心善待士卒。这不仅仅是指前面提到的“爱兵如子”的爱护，更重要的是让手下能找到自身价值和发展前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将手下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单位才会有积极向上的士气和紧密团结的和谐。
十三要能“忠”。对于军人而言，“忠”主要体现在对上级、对国家的忠诚，在战场上是否奋勇杀敌，将生死置之度外。对于企事业单位而言，就是要看职员们能否真心实意地为单位办事，能否将单位的荣辱与个人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将爱岗敬业视为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就是要求职员对单位“尽忠职守”。
十四要能“分”，意思是要安守本分，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安分守己、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既不要越权行事，也不要对权力和财货想入非非，要时刻保持谦恭谨慎的态度，切不可狂傲浮躁，露才扬己乃至夸耀炫富。
古往今来，那些谋反叛乱的人都是十足的野心家，对权力与钱财的欲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这其中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败了。但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会发现，那些成功的人之所以造反，其目的不在于贪求一家之权力，而在于深刻地意识到现有政权、秩序的问题，认识到现有体制的腐朽与不堪一击，寄希望于建立一个新的合理的秩序，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最终取得胜利。那些失败者往往贪求一己之私，全无是非善恶之念。
所以，那些在腐朽的王朝末年揭竿而起的起义军领袖往往能够成功，原因在于他们替天行道，顺应时势。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那些在王朝鼎盛时期发动叛乱的人往往难逃失败的命运，原因在于他们的所图所为，皆与大义背道而行，不得人心。比如春秋时期卫国公子州吁的叛乱、西汉初年的七王之乱、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等。
十五要能“谋”。既要清楚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更要把握敌人的虚实情况，这样才能够用自己最强大的地方，去打击敌人最薄弱的地方，即“以己之实攻敌之虚”。除军事角度外，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商业运作，无论是治国安邦还是交友理家，都需要认人、识人，既能自料，也能知他。
明察：一个国家的精英如果能够集中在政府机关、军队系统，这个国家、这支军队就会无往而不胜。但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进入政府机关、军队系统而成为国家精英，其作用正好相反，这个国家、这支军队只会无利而不往。
“明”指“明辨”，意喻像日月一样普照万物；“察”本义是祭祀，意喻祭祀的时候要光明正大，即《说文解字注》所说的“祭祀必天质明。明，察也”，引申为体察，发现。“明察”就是要求指挥官能够明辨事物，体察入微，及时准确地发现问题。
兵法里说的明察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对人的明察，即知人；第二是对事，也就是在战场上对种种情况的辨识能力，即晓事。战场上只有知己知彼，明察秋毫才能取得胜利。《孙子兵法》开篇即是《计》篇，讲的是在作战之前，要做好敌我双方的综合力量评估。孙子反复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后来，《将苑·揣能》里也讲：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胜负。主孰圣也？将孰贤也？吏孰能也？粮饷孰丰也？士卒孰练也？军容孰整也？戎马孰逸也？形势孰险也？宾客孰智也？邻国孰惧也？财货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观之，强弱之形，可以决矣。
善于用兵的人，能够从双方的敌我力量对比中，判断出战争的基本走向。其判断的主要标准是：
一要思考哪方的君主或统帅更圣明。“圣”字的繁体写作“聖”，圣，通也。《说文解字》说的是“耳顺之谓圣”。《管子·四时》也说“听信之谓圣”。作为君主要明辨是非，知人善任。将领统率军队在外作战，如果君主不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是犹豫狐疑，偏听偏信，这样不仅掣肘前线的军事活动，还会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兴亡。
赵孝成王七年（前259年），秦军和赵军在长平对峙。此时赵奢已死，蔺相如又病得很严重。赵王派廉颇率领军队抵抗秦军，秦军一再打败赵国，廉颇命赵军加强防备，坚守不出，即使秦兵一再挑战，廉颇也不理会。
要命的是，赵王听信了秦国的离间计。秦国间谍说：“秦国最忌讳的是让马服君的儿子赵括做将领。”赵王信以为真，用赵括换下了廉颇。
蔺相如进谏说：“大王仅仅凭借虚名而任用赵括，这就像是用胶漆黏住弦柱，然后再弹琴一样啊。赵括这个人，只不过是能熟读他父亲留下来的兵书罢了，并不能体悟到战略上因时而变的变化啊。”赵王不听，坚持派赵括为将。
赵括只会“纸上谈兵”，最终使得赵国四十万降卒尽皆被坑杀，赵国从此一蹶不振，无力再与秦国对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明朝抵抗清军的袁崇焕，都因君主不辨是非而丧命，也最终导致了战争局势的转变。
二要比较哪方的大将更贤能。前线指挥官作为决策者、执行者，他的贤能与否，直接决定了作战的成败。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素质过硬的指挥官是强国安邦的前提。蜀汉在三国鼎立的局势中不断处于劣势，就在于诸葛亮只用人不培养人，蜀汉政权后期的人才构成无法与早期相比，如廖化早期只是诸葛亮帐下的一员偏将，到了蜀汉后期，国中无将可用，廖化反而成为冲锋陷阵的主力，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三要分析敌我两方的下层的军吏，哪方更有能力。下层军官是军队系统的基石，承担着最基础的行军布阵、后勤补给等烦琐的日常工作，他们的工作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军队的运转效率。仅就后勤补给而言，如何保证数万、数十万人的吃穿用度，保证粮草运输的安全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历史上多次战争都因后勤补给的成败，决定了战争走向。官渡之战曹军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正在于奇袭袁军粮草重地乌巢，断绝了袁军的后勤补给。四要辨别哪方的士卒更英勇善战。普通士卒的素养，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基本战斗力，士卒是否英勇善战、是否坚定团结，不仅体现了部队的战斗力，更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实力。蒙古骑兵之所以能够横跨欧亚大帝国，其勇敢与顽强是最重要的原因；近代湘军挽狂澜于既倒，在于其良好的作战能力和严密的军事组织。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精英如果能够集中在政府机关、军队系统，这个国家、这支军队就会无往而不胜。但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进入政府机关、军队系统而成为国家精英，其作用正好相反，这个国家、这支军队只会无利而不往。
五要审察军容是否整齐。军容军貌呈现的不仅仅是外在的形象问题，更是一支军队军纪军规状态的直接反映，是体察一支军队是否管理有法、行进有序的重要参数，更是军队正规化的根本表现。
通过体察敌军的军容军貌，就可以对敌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把握和判断，进而制定对敌策略。《孙子兵法·行军》中就说：敌兵拄着兵器站立，是饥饿的表现；负责打水的士兵先喝水，是干渴的表现；敌人见利而不争夺，是疲劳的表现；敌人营寨上空聚集飞鸟，是空虚的表现；敌军夜间有士兵尖叫，是恐惧的表现；敌军纷乱扰动，是敌军将领没有威严的表现；敌人的旗帜摇动得不整齐，是敌军队伍管理混乱的表现；敌军军吏容易发怒，是疲劳的表现；敌军用粮食喂马然后宰杀马匹吃肉，收拾起一切炊具，不回营舍，是陷入绝境的表现；士兵絮絮不休地议论，是敌将失去人心的表现；不断地犒赏士兵，是敌军一筹莫展的表现；不断地处罚部下，是敌军陷入窘境的表现；敌军将帅先强横后又畏惧部下，是将领最不精明的表现；派来使者委婉地谢罪的，是敌军想休兵的表现。敌军盛怒而来，但总是不与我军交战，又不肯撤兵，遇到这种情况，更要谨慎地观察敌军的意图。所以，通过观察敌军军容军貌，可以大致推断出对手所处的具体情况，这是一手情报。
六要判断敌我的劳逸情况，看谁疲敝不堪，谁以逸待劳。兵法讲究“避实击虚”，疲敝不堪的军队就是“虚”，以逸待劳的军队就是“实”。为将者要善于观察敌我劳逸状况，若己方处于疲敝的“虚”势，而敌军处于“实”势，那么，就要避免与敌军正面接触，保存好自己的有生力量；若己方处“实”势，而敌军处“虚”势，那么，就应该抓住战机，以己之实击敌之虚。
七要明白“形势孰险”，哪一方能够占据有利态势。这种“态势”可以指国际国内环境，也可以指具体的驻军作战环境。就地形而言，要求指挥官能辨别、且借助地形，实现更有利的作战态势。《孙子兵法》把地形分为死地、衢地、生地、高地、泽地、平陆等众多类型，并根据不同地形制定了不同的驻军、作战策略。
体察并利用地形，被历代兵家重视，并灵活多变地运用到实际战争当中。比如马陵之战，孙膑之所以用退避三舍的计策将庞涓引进马陵，就是因为马陵地形利于伏击。诸葛亮之所以派刘备、赵云做佯兵吸引敌人，命令关羽在博望坡设下埋伏，就是因为博望坡地形像口袋一样，易进难出又处于低位，适合进行伏击和火攻。
当然，地形不仅指较小环境中的具体地理形态，也指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要争夺与把握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点。比如关羽镇守的荆州，是魏蜀吴三国纷争之地，荆州一失，蜀国失去的不仅仅是荆州几个郡的土地百姓，更为严重的是失去了与曹魏、东吴争夺天下的桥头堡。此外，国内国际环境也是“形势孰险”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队应该在充分了解敌国内政外交不利态势的基础上，趁机发动进攻，这样必将使得整个战争事半功倍。
八要分析“宾客孰智”。“宾客”大致包含两类人：一类是往来各国的“行人”，也就是外交官和纵横家，这些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往来各国，为国家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比如秦国的张仪数次出使楚国，先是假以城池来诱使楚国背弃盟友齐国，从而成功地破坏了齐楚联盟，继而使楚国在盛怒之下发兵伐秦，并将其打败。苏秦更是身佩六国相印，合纵六国来进攻秦国。
另一类则是替国君和前线指挥官出谋划策的智谋之人，他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满腔韬略，为国家和军队制定战略战术。这些人往往要比冲锋陷阵攻城拔寨的前方将领更重要。比如伊尹之于商汤、吕望之于文王、张良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等等。孙子深刻认识到这些“宾客”之士的重要性，认为要不惜钱财拉拢这些人才。
九是思谋“粮饷孰丰”、“财货孰多”。表面上看，一场战争拼杀的是敌我双方的武装力量，较量的是智慧谋略，可究其根本，这一切得以进行的基础是“财货”和“粮饷”，归根结底是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这种综合国力的直接体现是经济实力。
法家主张“耕战”，积蓄国力以备攻伐。孙子也认为，行军作战必然是“内外之费，宾客之用日费千金”，所以“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隋炀帝好大喜功，数次发动征讨高丽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百姓疲敝，最终导致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二战时期，日本之所以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因为美国断然决定对日本战略物资和武器装备实行禁运，切断了日军在东南亚战场的补给线。
十要看“百姓孰安”。这里的“安”字，一方面讲国内百姓对战争的支持与否，另一方面讲国内局势是否稳定。前者即孙子所言“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生，可与之死”，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在某种意义上，是军队和国家最值得依靠的力量。
以上是从整个战局出发而作的宏观把握。那么，具体到应对不同类型的敌军将领时，又该如何操作呢？《将苑·情势》中谈道：
夫将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谋而情缓者。是故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贪而喜利者，可遗也；仁而不忍者，可劳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谋而情缓者，可袭也。
这可是对症下药，看将领下菜。当面对勇敢无畏、置生死于度外的将领时，可以引诱他们与我军交战，并提前做好埋伏，使得敌军将领冒死一战，这样就可以将之打败；对于那些心焦气躁、急功冒进的人，可以故意拖延时间，以“持久战”应对敌人的“闪电战”，充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得他们焦躁不安，逐渐丧失理智和耐心，己方趁机打击；对于那些贪财爱利的将领，可以以钱财去收买或引诱他们；对于那些仁厚犹豫的敌军将领，可以假以仁义之事来困顿他们；对于那些智谋有余而勇气不足的敌军将领，就可以以威猛诡异之事来惊吓他；对于那些善于谋划但行动迟缓的敌军将领，就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袭击。
责己：曾国藩可以说是“责己”的楷模。《曾国藩日记》中有很多诸如“语不诚”、“心有骄气”、“有狂妄语”、“背议人短”之类自省责己的话。他曾在日记中记载：“今日，说了很多的话，其中有一句戏谑的话，虽不是大的过错，却是不对的。”
所谓“责己”，意思是说人要不断地思考自己的错误不足，并不断地自省与改变，自我完善。一个人能否有较好的修为，能否成就事业，坚持自省并勇敢地改正缺点是关键。
曾国藩可以说是“责己”的楷模。《曾国藩日记》中有很多诸如“语不诚”、“心有骄气”、“有狂妄语”、“背议人短”之类自省责己的话。比如，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今日，说了很多的话，其中有一句戏谑的话，虽不是大的过错，却是不对的。”廿一日日记中记载：“今日说话太多，心神疲惫，心中有些许的骄傲，这样小的度量是可耻的。”由此可见他能够毫不留情地自我反思。
十月初九日记最为典型：
如果我平日以忠信对待他人，怎么会不被他人信任？如果我平日里能以礼尊敬地待人，怎么会有人对我说侮慢的话？即使他人存在不对的地方，也不至于破口大骂。如此的愤怒暴戾，几乎忘记了自己和亲信还在此处！这件事情有三个大的过错，第一是平日里不够敬重诚信，导致误会太深；第二是有时一语不合，就忿恨无礼；第三是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后，他人平易，我却依旧强悍不近人情。不说出粗俗、伤人的话，怨愤之言也不会用在自己的身上，这些都不了解，怎还敢奢求其他？要从此谨记，切记，切记。
人不省思，难有自知自明；人不羞愧，无以知耻后勇。常见泼妇骂街，在于其不知省思。如果以为自己无咎无过，那也就关上了成长的大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过而能改，方可不断长进。改的关键就是能自知，能自明，能知耻，能后勇。《三国演义》里塑造诸葛亮的形象，并不是说他百战百胜，而是强化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感动后人；再就是描述他如何错而能改，败而能全，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将苑·自勉》中说：
圣人则天，贤者法地，智者则古。骄者招毁，妄者稔祸，多语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赏于无功者离，罚加无罪者怨，喜怒不当者灭。
那些骄横狂妄的人，必然自大躁动难以自持，这样就容易给敌人留下进攻的机会，进而自取灭亡。关羽败走麦城，就是因他平日骄横狂傲所致。而那些言语过多的人往往轻浮不实，这样必然降低他在团队中的威信。
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尽量少说一些无关紧要、轻浮琐碎的话。在关键时刻必须要发言的时候，更要斟酌揣摩如何使自己的话简练厚重，一语中的。所谓“言多必有失”，每一个人都应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使自己说话更加得体，稳重。
作为一个管理者，应该赏罚得当，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不避微，罚必取贵。只有这样，才会在团队中树立起威信，才会博得属下的拥护和爱戴，也只有这样的团队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张飞敬爱君子，而厌恶小人。刘备常常告诫他说：“你刑杀太重，并且天天拿鞭子鞭打士卒，今天将令在你的手中，是惹祸端的来源啊。”张飞仍不戒慎。果不其然，刘备攻伐吴国的时候，张飞率领士卒万人，从阆中出发，到达江州。发兵的前夕，张飞帐下的将领张达、范强把张飞杀死，砍下张飞的头，顺流投奔孙权去了。张飞性情豪放有余而谦谨不足，最终因此丧命。
关于“自责”修养的论述，《曾胡治兵语录》中也讲道：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人只有在经历苦难后才能真正地成长，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之所以能够从普通人变成“人上人”，就是因为在“苦中苦”里磨砺锻炼了自己，使得自己的修为与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
中国历代王朝似乎都难以摆脱这样的“怪圈”：祖上打天下的时候风餐露宿，马革裹尸，开国之初的几代君王也大多能够励精图治，可王朝中期以后的君王，皆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就难免出现那些既无“文治”又无“武功”的亡国昏君了。其关键在于，后代有优裕的物质条件，子孙自幼不必磨炼便可安享国家和社会的优待，以致少年跋扈，在下属的奉承中自以为才学盖世，浪荡浮华，最终毁在不知天高地厚上。这也是中国很多家族企业难以长久发展的原因。
经历磨难的人，往往由难察易，见微知著，胸怀坦荡，既不会因为人生际遇而放弃追求，也不会因事业成败而迷惑失措。举例来说，鲁肃为人方正严格，不在意娱乐玩饰，节俭简约，不迷恋于世俗的喜好，治军严正，发布的命令一定执行，虽在军阵之中，手也不离开书本，思想宏远，有超过一般人的聪慧。周瑜死后，鲁肃作为东吴的大都督，独支危局，虽然无论武功还是韬略都不及周瑜，但他凭借严于律己、做事谨慎而又勤勉力行，使得东吴能够稳定发展。
广远：一要“上接天线”，深入领会上级领导所传达的精神，二要“中接网线”，充分了解和学习身边的人，三要“下接地线”，要与下级或底层人员建立好联系，此为“广”。在把握现在的处境和问题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预测出事情发展的趋势和动态，即为“远”。
“广”即“开阔”，言思虑较全面；“远”即“纵深”，言考量较久远。作战决策的谋划考量，要做到“上接天线、中接网线、下接地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
所谓“上接天线”，就是说要深入领会上级领导所传达的精神；所谓“中接网线”，就是说要充分了解和学习身边的人；所谓“下接地线”，就是说要与下级或底层人员建立好联系，充分地了解、把握他们的所思所为，此为“广”。
所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是要在充分了解、把握现在的处境和问题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预测出事情发展的趋势和动态，即为“远”。《曾胡治兵语录·将材》认为：
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为将要智略深远，胸襟开阔。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当年刘邦攻下咸阳，各位将领纷纷争夺王府中的金银财宝，将其瓜分带走，只有萧何，最先进入秦国丞相御史令等法令书籍所藏之处，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细致地了解天下各处要塞，户口的多少，各地的强弱，民众所苦恼嫉恨的事物。这就是目光远大，思路缜密。
《将苑·将器》中说：
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祸，为众所服，此十夫之将；夙兴夜寐，言词密察，此百夫之将；直而有虑，勇而能斗，此千夫之将；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劳，悉人饥寒，此万夫之将；进贤进能，日慎一日，诚信宽大，闲于理乱，此十万人之将；仁爱洽于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家室，此天下之将。
在选拔将领的时候，要根据人不同的格局来任命给他们不同的职权。格局不同，人的层次也不同：
善于监督别人、挑毛病的人，虽可以让大家服从，但这种人只能做最低级的管理者，他的管理方式限制了管理的规模；
工作起来废寝忘食，谨慎入微的人，可以管理一百人的队伍，这种人往往爱岗敬业并且善于沟通和交流；
坦率而有思虑，勇敢而善于作战的人，可以统领一千人的队伍，这种人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同时又坦率果敢，能够以身作则；
相貌堂堂，知人善任，体察冷暖，这样的人可以做万夫之将；选贤任能，谨言慎行，心胸宽广，善于理事的人可以为十万人之将。“闲于理乱”，有很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这一点区别于“十夫之将”。
当管理规模较大的队伍时，那种事无巨细、无不亲力亲为的工作方式是不现实的，只有善于选贤任能，善于协调运作，才能够提纲挈领地把工作做好。韩信带兵“多多益善”，说的就是他能够运筹帷幄，安排手下的人各司其职，很好地调动军队，取得战争的胜利。
天下之将是对军队高级将领格局的描述：对待部下、百姓的时候要秉持仁爱之心，这样就能够内得民心，外交诸侯，能够坚持诚信、秉持道义，在各国间树立威信，赢得他国的赞许与支持。
在这其中，最难的是“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即要求为将者博学多才，具备全面的业务素养。行军打仗，对天气变化、地理形态、人员管理等都有全面的要求。在古代，人们仅能够用肉眼观测到天气变化，若能够预测出未来几天的天气，就可以据此来安排军事计划。如诸葛亮借东风，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似乎是小说作者“欲显孔明之智而近乎妖”，实际上根据星象、历法以及动植物的微妙变化，都可以对气象进行预测。“下识地理”就更容易理解了，《孙子兵法》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讲在行军、作战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地理环境，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对哪些地形有利，哪些地形有害，都进行了细致的论述。
格局宽阔，胸襟博大，四海之内视如家室，方可为天下折服。在古代，地区文化差异较大，能够做到这点其实是很困难的，也正因如此，那些能够摒弃地区和族群之别，拥有博大胸怀的人，才能最终成就大业。
赵武灵王摒除“华夷之辨”的局限，果断推行“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在战国中后期迅速成为七雄之中的强国。秦皇汉武对于开发西南、东南都很积极，促进了这些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北魏武帝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率先着汉服、改汉姓，吸收汉族的先进制度和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的发展壮大和南北民族的融合。唐太宗李世民具有鲜卑血统，这使得他摒弃了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偏见，在朝廷上唯才是举，使少数民族将领得到重用，在民间更是鼓励民族交往和通婚，一系列举措不仅为自己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更是成就了大唐王朝的盛世。
能成大事者，不是因为其家业大，资金足，而在于其胸怀博大，眼界开阔，既能目光长远，又能思路缜密；既能担当大事，又能注重细节；既能进行战略规划，又能遂行战斗任务，这才是开合有致、进退有据、宠辱不惊的将帅素养。
四、将材：明得失、用刚柔、晓顺逆、通性情
所谓“将材”，指的是作为一名将领所应具备的能力。《将苑·将材》中把将领分为六种：
一是仁将，这类将领善于用道德去引导属下，以礼制约束属下，能体察属下的饥寒劳苦，以仁爱之心去关爱属下。
二是义将，这类将领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秉持天道大义，不为名利所动，甚至置生死于度外。
三是礼将，这类将领身份高贵却不骄傲，打胜仗而不恃功自大，贤能有为而能屈居下位，刚毅果敢而能忍辱负重。
四是智将，这类将领能出奇制胜、转危为安，一切皆能运筹帷幄。五是信将，这类将领赏不避微，罚必就大，军纪严明绝无私心，能在军队中树立起很高的威望。六是大将，这类将领见贤思齐又虚怀若谷，宽宏大量又刚毅果敢，勇冠三军又满腹韬略。这六种将领，各有不同的特征，不可能一人全部具备，而应作为一种德行方向，成为衡量一个将领才能的参照。这个定性式的参照显得过于笼统，我们可以结合更多兵书，来看一个好的将领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才能。
明得失：一个将领，最忌讳不知得失进退，如果说进退是战术问题，得失则是战略问题，这其中不仅是个人得失，更是国家、组织的得失。对个人而言，有时候进不一定是好，所以曹操对劝自己称帝的人说，这是将他架在炉子上烤。
作为一名管理者，要清楚每一次举动的得与失，力求全面地考虑问题，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行动。如果利大于弊，就选择行动，并要防止不利局面的出现，或者将不利的结果最小化，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在行动之前考虑清楚的。对于这点，《将苑·将善》有如下表述：
将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谓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四欲者，所谓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
将领首先应该具备的五善，实际是四种指挥能力：一是善于了解和把握敌情，并做出合理的分析，根据敌我形势的对比和变化，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这就要求将领抓住机会，避实击虚，实现己方利益的最大化。“不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说的就是要有全局观，要深谋远虑。
二是善于把握进退之道。要懂得何时进、何时退，如何进、如何退的道理。所谓“退”，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自足”，即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第二层是“以退为进”。“退”的目的在于“进”，一时的退避，实际在为前进一步蓄积力量。
《新唐书·卢藏用传》记载卢藏用想入朝做官，隐居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借此得到很大的名声，终于达到了做官的目的。这是以退为进、沽名钓誉的“终南捷径”。古语说“伴君如伴虎”，作为臣下更要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
《史记》中记载了一个高人蔡泽所论述的“进退盈缩，与时变化”的道理，以告诫功臣要学会退却。他说，商鞅为秦孝公实行变法，统一度量衡，调整赋税，开垦土地，教授民众耕种的方法，操练士兵，使秦国家富足，天下无敌。商鞅功业初步建成，却被处以车裂。
楚国拥有百万的士兵，秦将白起率军作战，一次战争夺去了楚国的鄢地和郢地，再战销毁夷陵，南攻吞并蜀、汉，北攻赵国，坑杀四十万赵军。赵、楚两国慑服于秦，畏惧白起的威猛。可当白起夺下七十多城时，却被赐死在杜邮。吴起辅助楚悼王变法，罢免无能之辈，废除无用之官，使得楚国政风整齐；楚军南攻下杨越，北吞并陈、蔡，破除诸侯对楚的围攻，在此时，吴起却被肢解了。越大夫文种为勾践开辟荒野，建立城邑，栽种谷物，集中国力，灭掉强吴，却被勾践杀害。这四个人，都是在成就功业之后，没有及时离开，招致了杀身的祸端。因而，高明的将领能够不恋战，不贪权，不慕荣华富贵。范蠡懂得这个道理，超然远避，成为了富有的陶朱公；韩信不懂此理，直至临死才发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叹，而同朝为官的张良就深识此理，懂得功成身退，得以保全其身。
三是要掌握国家的虚实情况。指挥员不仅要掌握战场上的情况变化，更要关注双方国内情况，因时因地调整作战计划，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兵法百言》指出：“善用兵者，审国势己力，师武财赋，较于敌以立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越国向吴国借贷粟粮，第二年的时候，越国的庄稼成熟了，挑选了精良的粟种，用锅蒸熟，还给吴国。吴王得到越国还回的粮食，对太宰嚭说：“越国土地肥沃，粟种很好，可以留着让我国的百姓耕种。”结果粟种不能发芽，吴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越国趁此机会讨伐吴国。
四是要上知天文，下察地理，中晓人事。这样才会综合各方面因素，制定作战策略以取得胜利。《明史·朱升传》记载朱升在石门归隐，多次躲避官兵、盗贼的追捕，朱元璋来到徽州，因邓愈推荐，召朱升来询问天下事务。朱升回答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正是听从了朱升的建议，低调扩军，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实力，最终建立起朱明王朝。
《将苑》在此基础上，还对将领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战欲奇”。行军打仗要出奇制胜，即《孙子兵法》所讲的“以正合，以奇胜”。《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大将军卫青姐姐的儿子霍去病，因擅长骑马射箭，两次随从大将军出征，奉皇帝的诏命，分拨壮士给他，并任命他为骠骑校尉。由于卫青为主攻，霍去病率领轻骑八百，直驱敌军指挥部，以奇兵取胜，一战成名，被封为冠军侯。
二是“谋欲密”，指谋划计策要绝对保密。不仅仅要对敌人保密，甚至对己方士兵，也不要轻易让他们知道战略意图，此即《孙子兵法·九地》所言：“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这里细致入微地阐述了保守秘密的诸多方面，由此可见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孔子也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处姑且不谈他们愚兵思想的对错，就行军作战而言，这一主张是有其合理性的。三是“众欲静”。要保证军队内部的稳定团结，肃穆安静，这就要求为将者要善于发现军队中的问题，防患于未然，将可能扰乱军心、分离士卒的因素尽早铲除。《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作营垒于垓下，士兵少，并且粮食又将要吃完。汉军和诸侯之兵把楚军层层包围。项王无法突围，夜间居然从四面的汉营中传来了楚国的歌声，项王大惊，说道：“难道汉兵已经取得楚地了吗？为什么汉营中有这么多的楚人呢？”项王甚是忧虑，夜间起来，在帐中饮酒。项王有一美人，名叫虞，常常跟从项王。项王有一匹骏马，名叫骓，项王经常乘骑。项王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百感交集，悲歌慷慨，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王自己唱了好几遍，美人作了一首和诗：“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项王感伤，流下数行热泪，项王左右的将领也都感动得流涕，没有谁能够抬头。面对汉军扰乱军心的“四面楚歌”，项羽非但没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反而自己先被其动摇。主帅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楚军士卒了。
四是“心欲一”。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孙子兵法》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上下同欲者胜”。只有这样，全军才能“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军队只有上下团结一心，才能同心协力，进退如一。
一个将领，最忌讳不知得失进退，如果说进退是战术问题，得失则是战略问题。这其中不光是个人得失，更是国家、组织的得失。对个人而言，有时候进不一定是好，所以曹操对劝自己称帝的人说，这是将他架在炉子上烤。有时退不一定坏，比如范蠡能够功成身退。对国家而言，有时候胜仗不一定有得，因而有胜之不武的说法；败仗不一定有失，因而有以退为进的说法。因而，战略决策也好，战术指挥也好，需要将军事账、经济账、政治账一并考量，以文韬养武略，以武略辅文韬。
用刚柔：善于作战的人，即使刚强也不会被敌人折断，纵然柔弱也不至于被敌人牵制，看似柔弱的力量也可以牵制甚至战胜看似刚强的力量。如果纯柔纯弱，处处皆守弱不前，则势必被敌人侵凌蚕食；如果纯刚纯强，处处皆轻战冒死，则势必中计伤亡。
《吴子》认为好的将领，要能够“总文武”、“兼刚柔”。《淮南子·兵略训》中讲了个“五行”的概念，说的是将领行事，做到刚柔并济的方法：
柔变却不失刚毅，不至于被敌人牵制摆布；刚强而不失柔和，不至于轻易犯死，为人所害；仁爱却不至于妇人之仁，而被人利用；诚信却不迂腐，不至于被敌人蒙蔽欺骗；勇猛却不鲁莽，不至于被人所诱骗凌辱。
《三略》也说：“动为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柔而能刚，则其国弥光；弱而能强，则其国弥章。”强调的都是战略决策和作战指挥能够刚柔并济、强弱转化。
“并济”的“济”，说的是刚、柔能够相互支撑，彼此呼应，既不可过于刚强，也不能过于柔弱。作战的时候，若过于刚强则容易轻战冒死，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为人处世若过于刚直，则容易四处碰壁，以至难容于世。《将苑·将刚》说：
善将者，其刚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强，以柔制刚。纯柔纯弱，其势必削；纯刚纯强，其势必亡；不柔不刚，合道之常。
善于作战的人，即使刚强也不会被敌人折断，纵然柔弱也不至于被敌人牵制，用看似柔弱的力量来牵制，甚至可战胜看似刚强的力量。如果纯柔纯弱，处处皆守弱不前，则势必被敌人侵凌蚕食；如果纯刚纯强，处处皆轻战冒死，则势必中计伤亡。既不至柔亦不全刚，刚中有柔，柔中有刚，视敌情而刚柔变化，这样才符合行军作战的规律。《周易·损卦》说：“损刚益柔有时。”要能够待敌我双方刚柔态势发生决定性的转化后，寻机作战。
在作战中，刚与柔的考量，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种谋略的实施，即“实而虚之，虚而实之”，虚虚实实让敌人难以辨别，呈现给敌人假的形势，让敌人得出错误的结论，制定错误的作战计划，发动错误的进攻，而己方则以实待虚，避实击虚，必将取得胜利。这也就是《准南子·兵略训》所说：“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欲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如示之以东。”绵里藏针，看似柔弱，实则刚强。
刚柔并济，不是说没有规矩，管理的弹性很大，尺度很宽，而是说在一定的原则之上，灵活处置。《曾胡治兵语录》说：
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骚扰；二曰禀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
在曾国藩看来，这三条是不能轻易动摇的基本原则，也是刚柔并济的前提条件。
“待民不可骚扰”，在战争时期不可扰民伤民，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拥护，这也是战争得以进行的基本前提。《宋史·岳飞传》记载岳家军在钟村驻军，军中没有粮食，将士忍受饥寒，不敢打扰百姓。有一个士卒从百姓那里拿来一缕束刍，被下令处斩，以儆效尤。正是岳飞能仁能勇，才迅速在多支抗金军队中脱颖而出。“西汉而下，……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同时他也赢得了史官的高度评价。
“禀报不可讳饰”，在敌情汇报和信息传递中，不能有丝毫增益或者削减，以免引起误判。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递，更要保证信息的准确与及时。这是上级部门把握情况、谋划战略战术的前提与基础，要求下属汇报情况时，既不能隐讳过错，也不能夸饰战功。
“调度不可散乱”，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为将者管理军队，调度力量不可以散乱无序，要做到“形乱而心不乱，敌乱而我不乱”，时刻要保持清醒和有序。
晓顺逆：用愚钝来应对智慧，这显然是悖逆的；用智慧来应对愚钝，是取胜的最高境界；用智慧来应对智慧，即“棋逢对手”、“高手过招”，敌我双方都是使诈用谋之人；用愚蠢来应对愚蠢，街头打架、斗殴者比比皆是，恐怕就不必细讲吧。
所谓“晓顺逆”，就是要明白自己的判断，是顺从还是悖逆天道、地道与人道，从而制定计划和政策，以上应天道，中合地时，下顺民心。
天道即道义和规律，这就要审查所采取的政策、所制定的计划是否符合道义，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趋势。辛亥革命早期，革命党的实力根本无法与清政府及其扶植势力抗衡，却最终取得胜利，原因就在于晚清政局已走向穷途末路，共和乃是中国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武昌起义一爆发，革命党便以摧枯拉朽的态势，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同样，当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称帝时，自然遭到所有心向共和民主者的反抗。天道，就是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地道，主要是合适的机会，即所采取的计划和政策要在合适、恰当的时机提出并实施，同样也决定着政策能否落实。无论是国家战略还是作战计划，理论的完美和现实的无奈之间，都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如何因地制宜，将理想的决策合理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决定了决策的成败，同样也决定着工作的效率。
人道，主要指人心向背。这其中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团队内部的人，即军队中的将士们是否拥护将领提出来的策略，为将者要充分了解广大将士的所思所想，并据此谋划和实践具体举措。另一类是团队外部的民众百姓，他们的拥护和支持，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稳定性与战争的持续性。
天道、地道、人道都能通透，就是《淮南子·兵略训》所说的“三遂”：“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将苑·机形》讲得更清楚：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顺也；以智克智，机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势，三曰情。事机作而不能应，非智也；势机动而不能制，非贤也；情机发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将者，必因机而立胜。
这段话实际讨论了智慧和愚钝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什么叫顺逆。第一，用愚钝来应对智慧，这显然是悖逆的。为将者万不可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这是很愚蠢的行为，更会将军队带入危险的处境。这当然不是排斥那种看似“愚钝”实则“睿智”的行为，即给敌人以愚钝无能的假象，是以韬光养晦、运筹帷幄来酝酿等待击败敌人的时机，而是讲真正愚蠢的人来对付智者慧者，那只能被智慧者玩弄于掌心，看看孙悟空如何在如来佛手心翻筋斗就知道了。
第二，用智慧来应对愚钝，是取胜的最高境界。《论语·述而》载子路问孔子：“如果您率领军队打仗，找谁与您同行呢？”孔子回答说：“空手与老虎搏斗、徒步渡河而死，却不后悔的人，我是不与他共事的。必须是临事谨慎，善于谋划，并且能够完成任务的人，我才与他共事。”孔子反对那种仅凭勇力来奋勇冒死的行为，他认为面对战事要谨慎谋划然后再与敌交战。为人处世也是一样，智慧者最先能看破问题，这是一层境界；看破而不说破，这是第二层境界；看破而不说破，还能陪着他们玩，这才是最上的境界。
第三，用智慧来应对智慧，即“棋逢对手”、“高手过招”。敌我双方都是使诈用谋之人，而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看谁少犯错误，看谁修养更好，看谁能抓住机会。周瑜年轻有为，但为人骄傲自大，嫉妒之心过重，在与诸葛亮的数次交锋中屡屡败下阵来，一国统帅竟因“三气”而亡。周瑜的败亡不是输在他的智慧能力上，而是败在他个人修为的不足。
第四，用愚蠢来应对愚蠢，街头打架、斗殴者比比皆是，恐怕就不必细讲了吧。
通性情：了解将领的缺点，要比知道他的优点更利于预测战果。有的将领逢酒必醉，其缺乏自制力，不可重用；有的将领遇酒从不醉，缺少性情之真，不可大用；有的将领喝酒后把杯使性，则纯粹一介武夫，更不可授以要事。诸葛亮的“七观”另有不少精妙之处。
识人辨才，要懂得依据每个人性情的差异来做出判断、甄别。各人秉性不同，表现出的外化特征也就各式各样，管理者可以通过观察这些外在表象来做出合理的辨别。
《将苑·知人性》就认为人并不都是表里如一的。有的人看似温厚善良，却是伪诈之人；有的人看似恭敬谦和，却是欺上瞒下之徒；有的人看似勇敢刚毅，却是外厉内荏之人；有的人看似竭力做事，却是居心叵测之徒。人的秉性、人的才能、人的胸襟很难洞察。
诸葛亮总结出“七观”，来识人辨才：一是用是非判断，来观察他的志向和操守。是非善恶的区分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通过观察他的是非观、善恶观来审视其人性中最根本的底线是什么。
二是连续发问、质疑、反问，让对方词穷而无以应对，由此来观察他的应变能力、逻辑组织能力。
三是询问计谋策略，来观察其见识。见是他的积累，识是他的新想法。有见识的人能够举一反三，窥一斑而知全豹；无见识的人只能唯唯诺诺，不知体察。四是以祸患危难来观察他的勇气与定力，要任用那些“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的人。五是用醉酒来观察他的品性。有的人逢酒必醉，其缺乏自制力，不可重用；
有人遇酒从不醉，缺少性情之真，不可大用；更有人喝酒之后把杯使性，则纯粹一介武夫，更不可授以要事。
六是诱之以名利、美色来观察他是否廉洁自爱。英雄难过美人关，豪杰难过名利关，只有能审时度势，分清何者为可得之名利，何者为不可得之名利，方才能够不被流俗蛊惑，不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七是通过与他约定事情或委以任务，来观察他是否守信践诺。有人答应得痛快，但执行起来推三阻四，或者不了了之，轻信不可小用，寡信不可大用。
“七观”所列出的七个方法，可以大致判断一个将领的优劣。由于知败方可求胜，知道将领的缺点，要比知道他的优点更利于预测战果。《将苑·将弊》还列出了为将之道的八弊，告诫任将选士者要谨防：
一是贪得无厌。“贪”无外乎名利美色，对于这样的将领，孙子提出“以利诱之”的策略，将领尤其要警惕这种“糖衣炮弹”的袭击，更要提高自己“拒腐防变”的能力。二是妒贤嫉能。对于整个团队而言，将那些有能力、有德行的人吸纳进来，一方面能促进团队人员的不断优化；另一方面能始终保持团队的积极向上，团结一致的风气。反之，必将导致队伍分崩离析，人心各异，使部属一盘散沙，最终丧失战斗力。历代王朝虽然都严防党争，但不绝如缕，唐代的牛李党争、北宋新党和旧党之争、明代厂卫斗争、清初明珠与索额图两派的斗争，虽然起因、性质、影响都各不相同，但大都出于私利而忘公义，假公济私，攻击对手，让朝廷乌烟瘴气。对个人而言，妒贤嫉能只会使心胸变得越来越狭隘，人也很容易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甚至沦为害群之马般的小人，如唐代李林甫、杨国忠等。
三是信谗好佞。听信谗言，就会听风便是雨，毫无主见。宋高宗赵构听信谗言，连发数道圣旨，急召岳飞归京，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处死，不仅使忠臣冤死，更使得抗金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亲近小人，就会颠倒是非，不分善恶。明世宗嘉靖皇帝的宠臣严嵩，专擅媚上，招权纳贿，吞没军饷，废弛边防，使得明政权迅速由盛转衰。奸邪伪诈之徒，常以排除异己、唯利是图为特征，若重用这类人，只能是祸国殃民。
四是料彼不自料。临战应敌、谋划策略时，仅仅了解对方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客观地认识自己，清楚己方所长所短，这样才能把短处隐藏起来，做好防范措施，并以长处去进攻敌人的短处，即孙子所说的“避实就虚”。同样，为人处世也是一样，俗话说“人贵自知”，审时度势的人并不少见，但是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人就不多了。
五是犹豫不自决。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机会更是稍纵即逝，为将者要果决地确定作战策略和应对方针，这样才不会贻误战机，为人所害。宋襄公没有听公孙固的建议在楚国半渡时果断发动进攻，这就是贻误战机。在丧失机会处于不利态势的时候，却又不撤军而要与敌交战，这就是鲁莽轻战。
六是荒淫于酒色。为将者不可贪于酒色，这会使人麻痹而丧失理智，因此耽误战机，遭人设计。吕布正因为好色，才被王允以美人计利用；张飞正因嗜酒丧失理智，才失掉徐州。
七是奸诈而自怯。为将者若奸邪伪诈，便难以在军中立信树威，如若再是一个胆小怯懦之人，就更难以担当大任。
八是狡言而不以礼。为将者应该光明磊落地管理军营。对待下属应该秉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准则，不可自毁军法，狡言惑众。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把军国大事视为儿戏，其结果必然是威信扫地，引患乱国。
那么，哪些人可以重用呢？《将苑·三宾》将人才分为三等：上等能言善辩、博学多才、满腹韬略，如张仪、孔明。中等勇猛刚毅、善于冲锋陷阵，如关羽、张飞。下等则言多而不实用，只会些小技艺，其能力并不优于常人。
我们当然不能希望所有的人都是上等人才，那样的话谁来牵马坠镫？我们更不能接受多数人都是下等人，那么谁来号令天下？从组织管理学来说，这三等人各有各的用途，是构成人才结构的先天条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下等人无论如何培养，还是下等的心性，与其不切实际地改变他们，不如顺其本性，善加利用，把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从个人发展来说，要尽量改变自己，向优秀者学习，不断拓展自己的格局，格局决定成就，境界决定高度，超越自我，才能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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