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法中，“形”与“势”是对立统一的两个范畴。“形”，本指外形、形态，引申为外在的表象，是看得见、摸得着、说得清的外部形态。“势”，本指势力、趋势，引申为内在的力量，支撑着形、驱动着形、制约着形，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在理据、特质和支配动因。对举言之，“形”与“势”分别指代战术的表层和深层、外形与本质两个侧面。合而言之，形、势两个要素互为条件，互为根基，不仅能够互动，而且可以相互转化。
一、兵形：虚实、众寡、先后与强弱
《孙子兵法》设有《军形》一篇，用了大段的篇幅讲“形”的重要性，但并未具体分析什么是“形”。书中是这么说的：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孙武从辩证的角度对“兵胜贵形”进行了描述，认为善战的军队，绝不是只会用蛮力去夺、去抢、去攻城略地，而是在开战之前，便对军队所能展现出来的基本情形，有了清晰的预判和细致的估算，不必施加拙力，却能妙算取胜，指哪打哪。那些战败的军队，大多是仓促应战，将帅在没有规划、没有想法时就上阵，一边打、一边再观望，打哪指哪。结果要么被敌方打个措手不及，要么就是勉强维持个平手，最多也是惨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而，高明的作战指挥者会因情措法，随地变化，战胜于无形，这就是兵形的奥妙。
何为兵形？
李荃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是一本内容丰富、带有综合性质的兵书。其卷二也有《兵形篇》，对“兵形”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在他看来：
夫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
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在兵法里叫作“形”与“势”，在哲学里叫作“形”与“神”，“神”与“势”都是站在“形”的相对面，体现的是事物的本质，决定“形”的基本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内在力量。兵形由势驱动，可以灵活变通；形由神左右，方可千变万化。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门道就是势，热闹就是形。这就像阅兵式，一般的人看的是军装漂亮、武器繁多；行家看的则是军队内蕴的精气神，以及武器更新换代的程度。或者说，物资供应，如锣鼓、旗帜、武器、铠甲、行列、阵法等，都是外在展现出来的形，看得见、摸得着。而潜藏于“形”之内的，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力量，是可以灵活调配的变化和转换，这才是“神”，如将帅权谋、作战预案、组织模式、变化方式等。
表面上看，千军万马的战场杀伐，是夺取作战胜利的主要原因；从深层次看，出奇设伏、运筹帷幄，才是夺取作战胜利的关键要素。前者是“形”，后者是“神”。形简略而神精细，形主外而神主内，形是神的表现形式，神是形的决定要素。有神无形，纵有万千韬略也无法实践；有形无神，纵有千军万马也没有战斗力。所以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兵在精而不在多。兵多，说的是形，兵精，说的是神。军队数量再多，若是乌合之众，也只是张空头支票，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常讲：“十年陆军，百年海军。”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海军，需要有良好的传统，方能够适应复杂的海洋环境，不是单靠勇气就能作战，也不是单靠多少舰船就能取胜，更不是单凭技术就能无敌天下。这是因为舰船、武器、技术都是“形”，而作战需要合理组织这些“形”，灵活运用这些“形”，巧妙发挥“形”的功能，将其组合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达到效能最大化。组织、运用、发挥“形”，就需要对“形”有充分了解，完全掌握，熟练运用，这些支配“形”的内在力量即是“神”。
“神”决定“形”，但“神”也不能离开“形”。“形”没有“神”作为支撑和驱动，只是一个恒定的数量，无法展现其功能。而“神”没有“形”作为凭据，就无法实现其变量，只能是个空想。因而，作战时攻城略地所使用的武器系统和作战人员是“形”的展现；而如何攻城略地，如何组织武器系统，如何调配人员编制，则是“神”的使用。
“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作战时，己方御敌，能让敌方看到的，只能是“形”；为何要变，如何在变，这些蕴含在“形”中的动量和变量，是支配“形”的内在要素，是“神”。用兵最高明的境界，是“形兵之极，至于无形”，看似有形，实则无形，不形而有形，有形而不形。有形，是展露给敌方的有意安排；无形，是潜藏于表层之下的灵活变动。不形，就是让敌方根本看不出下一步出什么招，更无法琢磨出己方最终意图之所在，达到“间谍不能窥，智略不能谋”的境地，方是上策。《孙子兵法·军形》中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藏和动都是“形”的变化，作战既要能示形，又要能隐形，还要能遁形，这全赖“神”的支配。
“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形”的变动，全赖于“神”；而“神”的变动，全出于敌。“神”，对己方来说，是对“形”的支配；对敌方来说，是对敌情的深入了解，对敌形做出准确判断，能够预判敌方的战略意图、战役布置和战术安排，随机应变，综合调配己方的部队配置、武器系统、作战方向，见招拆招，化敌于变化之间，战胜于预谋之中。
虚实“形”是部队显露出来的状态，这些状态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实的状态，即原形；另一种是虚假的状态，为故意暴露出来的假象，做样子给对手看，意在“形人而我无形”，误导、迷惑、诱骗对手。因此，我们观察兵形，随时要考虑清楚两个问题：第一，对方现在处于什么状态？第二，对方的状态是真还是假？
这就涉及到兵形中一组基本的概念：虚实。《孙子兵法》专门列《虚实》一篇，讨论虚实，他说虚实的意义在于：
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能藏得起，出得奇，动得开，收得住。这就需要隐藏自己的作战意图，隐蔽自己的作战方向，迷惑对手，或者给对手造成假象。
一是虚则实之。以虚为实，一般理解为虚张声势，实际是通过假象掩盖自己的薄弱环节，或者想办法充实自己的空虚之处。这主要用于防守，意在使敌不知所攻。
善于防守的军队，会让敌方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进攻。冷兵器时代，一方守城，一方攻城，守城者兵力较弱，必然依靠高大深广的城池；而攻城者往往兵力较强，依靠的是密集火力。城池哪里是薄弱处，哪里是突破口，双方事先都要相互揣测。对守城一方，要利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重点防守。一般来说，攻城是“十则围之”，守城者兵力往往处于劣势，全线防守是不现实的，那就只能制造假象来迷惑对方，把兵力最虚弱的地方巧妙地隐藏起来，让攻城者看着四周的形势都差不多，即使是围困得水泄不通，也无从下手。只要能够坚持住，对峙一段时间，等待后援兵团来到，守城一方就胜利了。
中国历史上的“秘不发丧”，即是虚则实之的策略。秦始皇巡行途中病死，李斯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秘不发丧，将尸体放在辒凉车中，并与秦始皇生前的近臣骖乘。所到之处，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则从车中向其奏事。而真相，只有胡亥、赵高等近臣五六人知道。国君已死，然仍要给外人以健在的假象，为的是防止外力乘虚而起，危及天下。
二是实则虚之。即以实为虚，如《淮南子·兵略训》所言“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这里所说的实，不单纯是指实力，而是指精锐部队的出击方向。这一般多用于进攻作战。
善于进攻的部队，会使敌方不知道何方为主攻方向，从而不知要在哪里防守。正是因为进攻准备得有真、有假，敌方要么全面防守，若没有防守重点，便分散了优势兵力，备东则西不足，备南则北不足，疲于应付。楚汉战争时的十面埋伏便是如此。敌方只能推测己方的主攻方向，强化防守方向。这时，己方的战术佯动很容易迷惑对手，择其薄弱处下手，一举突破之。
秘不发丧是虚则实之，而主帅诈死，则是实则虚之，引诱对手出动，好找准机会下手。三国时曹操、孙策、周瑜都会用这一招。
曹操攻打濮阳，身陷重围，幸亏典韦救护，才冲出大火。回到营中，曹操让士兵传言自己已被烧死，军中也挂孝发丧。吕布果然上了当，率军袭击曹营，结果中埋伏大败。
孙策攻打秣陵，被冷箭所伤，中箭落马。回营后让军中传言：孙策中箭身死。并举哀拔营佯退。守城的薜礼本欲坚壁不出，听说孙策已亡，又见举丧拔寨，信以为真，倾城而出。结果被四面伏兵包围，薜礼当场被杀，秣陵城破。
周瑜进攻南郡，攻城时身中毒箭而退。曹兵每天叫骂，周瑜就带病来到阵前，曹仁一见，让众将接着大骂。周瑜动怒，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坠鞍落马。曹仁觉得周瑜凶多吉少，不久便听说周瑜归寨即死，军中发丧。曹仁认为可乘虚而入，立即连夜劫营，发现吴营空无一人，吴兵却从四面掩杀过来，曹仁大败。原来周瑜也是诈死。
诈死，就是给对手造成假象，结果中了埋伏。看来战争真是高智商者的游戏，恨不能把假象进行到底。
三是实则实之。就是以实为实，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是双方进行战略决战，二是势均力敌地进行遭遇战。战略决战决定生死存亡，是不留家底地硬碰硬。遭遇战往往缺少预案，没有机会示形，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两种仗只有一种打法：针尖对麦芒，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习惯上也称为绞杀战。
实则实之，是凭实力说话。关羽打仗，靠万夫不当之勇，从来都是严兵备实。水淹七军便是经典的例子。
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安排，刘备夺了益州，关羽准备从荆州北伐。
他的战术意图，一是夺取荆州北部曹魏占据的襄阳、樊城，作为北上宛、洛的战术支点。二是围歼襄、樊守军，削弱曹魏在南屯的主力。战术布置是：第一，邀请汉水上游的刘封、孟达，派兵西北面进军，夹击樊城。第二，安排小股部队北上，佯攻许昌。第三，设置四道防线，防备东吴突袭。第四，选择秋雨时节北伐，可利用蜀军水师直抵樊城、襄阳。这是完全占据优势的备战。
双方交战，关羽亲率大军围樊城，曹操派满宠、于禁援救。不料，八月暴雨倾盆，汉水上涨，庞德的军队被水淹没，关羽乘船攻击，于禁战败投降，庞德被杀。关羽消灭援军，猛攻樊城，围困襄阳。
与此同时，关羽所派游军北攻郏县，直逼曹魏都城许昌。曹操急派徐晃援助樊城。关羽又派军屯偃城，阻击援军。曹操则派徐商、吕建支援徐晃，也不能抵挡关羽之势。曹操只好亲自逼近郏县，保护许都。他又派殷署、朱盖等十二军助阵，并命令张辽、裴潜、吕贡等率各路大军援助曹仁。有一段时间，曹操眼看抵抗不住，本欲迁都，后听从了司马懿的建议，联络孙权，让其背后夹攻关羽，才逼得关羽退军罢手。
这场大战，曹操先后派数十员大将直接参战，关羽与其对抗，靠的正是实力。实战双方的主力、战法和武器都没有秘密可言时，那就进行战略决战。此时的虚实转化空间最小，拼的是勇气、士气和战争的持续能力。二战时欧洲的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北非的阿拉曼战役、突尼斯战役；亚洲的中日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均是战略决战，双方投入精兵强将，多方向、多层次地展开彻底较量。在这样的战场环境中，虚的空间有限，只能是实对实。
四是虚则虚之。虚则实之，是虚张声势，本来没有，偏偏伪装成有，如两军交战，多树旗帜，造成战将如云、兵强马壮的假象。虚则虚之，则是我明摆着虚，还给对手看，但对手摸不清虚实，反倒心生疑窦，不敢轻易进攻。
诸葛亮当年驻军阳平道，魏延和其他将领向东进军，诸葛亮仅留一万余人随自己驻守城池。不料，魏军主帅司马懿率领二十万军队，没有与魏延率领的蜀国大军遭遇，反而直进阳平道。
哨兵报告司马懿，城中兵少力弱，是攻城的好机会。诸葛亮一看，魏军即将兵临城下，魏延率军解围已经来不及。城中皆是文官、老弱，自然难以抵御司马懿大军。诸葛亮便命令城中军士偃旗息鼓，不得妄动，大开城门。司马懿赶到城下，看到的是出奇的安宁，一片祥和之象。要是许褚、于禁，早就攻进去了。司马懿生性多疑，素知诸葛亮谨慎，眼前的示之以弱，必定是城中设有伏兵，万一中了埋伏，岂不全军覆没？于是下令撤军。等司马懿得知诸葛亮用的是空城计，刚要回兵，魏延大军已经与诸葛亮合兵一处，错失良机。
虚战，一是要想办法迷惑对手，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为自己赢得时间，获得战术休整。二是正视自己的力量不足，集中有限的力量寻机作战，机动灵活地找到对方的薄弱环节，打蛇打七寸；或者使用一支分队进行佯动或者佯攻，虚晃一枪，试探敌方实力，分散敌军兵力，有意避开敌方锋芒，杀个回马枪。如此反反复复、虚虚实实试探几次，就会让敌军露出马脚，掌握了敌军作战规律，待时机一到，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相机作战，一举取胜。
虚则虚之，实则实之，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是虚实关系的灵活运用。其中的变化，正是要“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隐真示假，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让敌方应接不暇，使看似简单的两个要素，应形于无穷。
众寡
“众”为人多，“寡”为人少，“众寡”这个概念，表面看是兵力多少的问题，深层看是兵力分配的问题。
从战备上来讲，总的兵力多少是相对的，参战兵力的多少是绝对的；从作战上来讲，兵力多少只是条件，能否在作战方向上形成绝对的优势则是根本。所以说，众寡不是一个数量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兵力使用的概念，即《孙子兵法》说的“我专而敌分”，在于“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己方在特定时段聚拢兵力，形成瞬间优势，或突破，或围歼，给予敌方打击。所以，兵法中常把众寡、分合放在一起讨论。
那么，是不是兵多就必然取胜呢？不一定。寡有寡的战法，众有众的战法。寡战法主要是游击作战或突袭作战。古代兵书《握奇经·八阵总述》这样描写游击战术：
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羸挠盛，结阵趋地，断绕四径。后贤审之，势无常定。
游击战的优势在于灵活机动，易于隐蔽，指挥靠前，便于调动。船小好掉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游击战的战术原则。
敌众我寡，要想取得胜利，一是要在暗处，藏得住，方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二是要能充分利用天时、地利等外部条件。如抗日战争时，台儿庄战役孙桐萱部夜袭大汶口日军机场，八路军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机场。三是要善于组织精兵强将，进退有据，来去自如。唐裴度平淮西的战役，全仗李愬雪夜入蔡州，擒获吴元济之功。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唐军已连续四年对淮西军用兵，不见成效，李愬抵达唐州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将。他一方面抚慰将士，以稳定军心，安置百姓；另一方面向屡败唐军的淮西军示弱，使其麻痹大意，掉以轻心，不加防范。又用降将招降敌兵，丁士良、陈光洽、吴秀琳、李佑等先后归降，使得李愬对蔡州军情极为熟悉，由此拔除了蔡州外围的全部据点。
十月初十，风雪交加，天气奇寒，旌旗都被冻裂，道旁常见人马冻死者。李愬决定利用这足不能出户的鬼天气，突袭蔡州。唐军人人自以为必死无疑，但畏惧李愬，只能硬着头皮进军。四更时，唐军抵达蔡州城下，暴雪障眼，守城者没有发觉。将帅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头，杀死熟睡的士卒，打开城门应纳唐军。然后突袭内城，逼近吴元济外宅。此时吴元济还在安卧之中，不得不仓促应战。两天后，吴元济投降，淮西遂平。淮西割据三十年，一方面在于唐军畏战，另一方面也在于淮西军作战能力强。
李愬所督唐军，亦非精兵，故其示弱而谋强，逐步蚕食蔡州外围的据点；招降叛军，使得力量逐步发生变化，最终达到“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方可主动出击。但从战斗力而言，李愬部远远不及叛军，一是雪夜进军，兵士畏缩；二是唐军围攻吴元济牙城，二日才下。虽然数量众多，但仍是以弱击强，以寡战众。刘伯温在《百战奇略》中强调：“凡战，若以寡敌众，必以日暮，或伏于深草，或邀于隘路，战则必胜。”李愬利用暴雪之夜，奇袭蔡州，成为淮西之战取胜的关键。
众寡之间是一个变化的互动量，再弱少的兵马，集中使用得当就能变成强悍，而再多的兵马不能有效使用，则变为薄弱。以少击多，关键在于能分对手之众，使其“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最后将薄弱处暴露于己方精兵之前，在局部以强击弱，以多胜少，使战术优势成为战场形势转化的枢机。
众战法是大兵团的作战方式，其优势在于力量集中，易于攻坚。韩信说自己带兵，多多益善，在于他善用大军作战。
《百战奇略》上说：“若我众敌寡，不可战于险阻之间，须要平易宽广之地。闻鼓则进，闻金则止，无有不胜。”众战对天时、地利的依赖不像寡战那样重要，但仍要注意使军队能够自如布开，万不能局促于一地，这就要避开险阻狭隘之地，以免阻滞大兵团的行动，或者成为对手伏击的凭借。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所组织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皆在平易开阔的地区展开，正据此理。
众战，没办法藏住实力，起初可能秘密调兵，一旦两军阵前展开，兵力多寡、武器优劣、阵地布置很难掩藏，几无什么秘密可言，取胜靠的是堂堂之阵，打的是赳赳士气。
大兵团作战，由于锋线过长，军队层级多，战场反馈时间长，往往采用分级指挥，要求作战计划详备，作战协调顺畅，对指挥系统要求较高。此处强调鼓、金等信号，意在说明作战行动必须一致，战场管理必须有效，方可展开。
众战，最忌讳号令不整。当年有可能统一全国的苻坚，就在淝水自毁前程。苻坚屯兵寿阳，在淝水北岸扎营列阵，与谢玄所率东晋军队临河相对。淝水北岸土地开阔，非常利于前秦大兵团作战；南岸丘山连绵，也利于东晋防守。苻坚要是守，倒是选对了战场；要是攻，却选错了方向。
不知道是他忘了，还是根本就不知道大军最忌讳进退失据。当谢玄派遣使者要求前秦军队后退一下，便于双方决战时，他居然同意了。
因为使者说：“您跋山涉水攻打晋朝，已经临水摆阵，是不是不想打啊？你要打，咱们战场上打。这样吧，你稍微后退一下，给我们留点地方，咱们厮杀一场如何？”
苻坚手下坚决不同意，都说：“我们不应该退，应该把他们消灭在淝水之南，我众敌寡，怎能退兵？”苻坚主张退兵，主要是想起了兵法上讲的“半渡而击之”。说的是趁敌人渡河登岸的转换时期，突然袭击，歼灭敌人。我们知道，渡河、登岛之类的作战，要求防得住、渡得过、登得上、站得稳，上船、下船的水路转换之际，陆军几乎是没有战斗力的。所以，利用敌军航渡、登陆之际，率军掩杀，敌军后临江河，援军无法协助，正是一举歼灭的好时机。
由此可知，苻坚是读过兵书的，不幸的是，他读的只是半吊子，估计和项羽差不多，率一支部队绰绰有余，统三军则捉襟见肘。殊不知，大军扎营，需肃穆如山，安能随意进退？本来，苻坚的军队就是杂凑而来，缺少从上到下的配合，参战将领有些并不支持南征，正在忧虑狐疑、观望徘徊之际，苻坚命令军队后撤，后军不知道前军发生了什么事，以为打了大败仗，那还等什么，跑啊。
说实话，谢玄、谢琰、桓伊等人也就八千精锐，趁着苻坚后退之际，迅速渡过淝水，一阵掩杀。前秦军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迎敌，后军已经撒开脚丫子跑了。“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军心一散，苻坚也糊涂了，怎么乱了？也跟着撤吧。
淝水之战苻坚的失利，一是选错了战场，不该处平坦而仰攻八公山；二是选错了时机，不该让晋军呈现有攻击态势的半渡；三是选错了方向，不该让附庸部队先退。这三者即便错，要是精兵强将，也不至于全军溃败，关键在于苻坚指挥大军，不懂得众战“用众进止”是基本的法则，即使退，也要后军变前军，前军做后军，鳞次栉比，从容不迫。结果大军扎堆，号令不畅，一旦作战，各部不能呼应，最终成全了谢玄以少胜多的美名。
寡战和众战，是相对而言。通过分化、分解、分割，可使得众变为寡，通过合围、合成、合同、联合，可使寡汇为众。寡战，长于灵活机动，弊在各自为战；众战，便于分进合击，弊在难以协调同步。
先后
虚实与众寡，谈的是实力和人数，侧重于根据条件作战。先后，即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谈的则是如何把握时机。
先发制人，即先下手为强。《百战奇略》说：
若敌人初来，阵势未定，行阵未整，先兵以急击之，则胜。法曰：“先人，有夺人之心。”
自古先处战地者胜，先下手能占据战场主动权，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在敌人阵势还没有站稳，或者懈怠之时，先声夺人，摧枯拉朽，给对方突然一击。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就是采用了先发制人的策略。
唐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可次子李世民率军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并因手下能征善战的将士最多，实力最强。太子总觉得李世民是个威胁，就和弟弟李元吉密谋除掉李世民。
李世民手下将领们早就觉得形势不妙，不断提醒他早做防备，以防不测。武德九年（626年），唐高祖命令李元吉率兵抵御突厥入侵。李元吉却召集军队，准备除掉李世民。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催促李世民早作决断，以免后患。于是，李世民带着心腹九人埋伏在玄武门，等李建成、李元吉上朝时，伏兵出击，当场诛杀兄弟二人，迅速铲除了其他残余势力，逼迫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大统，即为唐太宗。
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先声夺人。《鬼谷子》说：“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说的是先发制人控制局面，后发制人，则容易被别人控制。“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先声夺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主动取得胜利，优势不言而喻。
从宫廷争斗到军事斗争，先发制人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先发制人也有条件，一是需要力量足够强大，能够一招制敌，使得对手没有还击之力，从而压倒性地取得控制权；二是要能够出其不意，利用对手未建防范或者立足未稳闪击，方可掌握主动；三是先发制人只能在短时间内实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说：“胜利常常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一个顶点。”这个顶点，就是军队效能最大化时所形成的突击力。
1939年9月开始，德军发动“闪电战”，靠的就是坦克、飞机和装甲部队所形成的快速推进力，其疾如风，侵掠如火，先发制人、速战速决，10个月闪击了半个欧洲。其中，27天征服波兰，1天征服丹麦，23天征服挪威，5天征服荷兰，18天征服比利时，39天征服法国，主动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充分显示出了先发制人的威力。
而后发制人，则是等待形势转化。比如敌军阵列整齐，兵势强劲，不可以与之交锋，那就坚壁待之，固守城池。待到敌军兵势衰弱之时，奋起反击。后发制人的关键在于“后于人以待其衰”。
后发制人往往是军备、实力上远远无法与对手直接抗衡，因而若抵挡住对手的第一波冲锋，就能挫其锐气，收拢军队，守得住，站得稳，便可为后来居上积储实力。李世民玄武门政变用的是先发制人，之前平定窦建德，却用的是后发制人。
武德初年，李世民围击王世充，窦建德来救，双方在虎牢关遭遇。窦建德在汜水东列阵，军队弥亘数里，气势汹汹。唐军诸将面露惧色，因为王世充、窦建德合兵一处，实力远强过李世民。李世民率领数骑登高观察敌情后，对部将说：“这些乱贼从山东起家，没有系统军训，从未打过大仗、硬仗。如今渡过汜水，轻狂不知天高地厚，逼近己方布阵，说明其轻视己方。我们姑且按兵不动，等敌人进攻不得，便士气衰落，人困马乏，自会退军，到时我们发动袭击，定会取胜！”
窦建德军排开阵势，从早上喊到中午，唐军却一直按兵不动。窦建德军的将士们饥倦难耐，一休息，马上就争抢着饮水，行阵顿时散乱不堪。
看到这情形，李世民命令宇文士及率领三百骑，从窦建德军阵的西端，向南奔驰，以吸引敌军的注意力。李世民说：“敌军如果不动，你要迅速返回；敌军若发觉转而追击，你就率兵向东迂回而出。”三百骑兵出动，敌方不动，说明窦建德军仍能军令如一，专心致志备战主要防线，唐军就不可贸然攻打。如果对方注意力被吸引过去，说明军心躁动，战机便来了。
果不其然，一看到这三百骑兵，窦建德军随之骚动，将士们马上东张西望，猜想李世民是不是要派前锋突围。李世民果断下令出击，骑兵建旗列阵，从虎牢关乘高进入南山，沿山谷向东进发，掩杀过去。窦建德军此时已来不及整理行列，只能仓促应战。李世民率轻骑出击，所向披靡。程咬金等部将直击敌后，齐张旗帜，窦军大溃，窦建德被生擒。
从战术上看，“先”为不可测，因为主动出击容易暴露自己的作战目标、战术特点，让对手抓住己方的劣势，所以强调“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利用坚固的防守，避开对方兵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从而后发制人。所以说，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从战略上，后发制人常常能够赢得舆论的支持，有利于争取民心和盟友。苏秦曾对齐闵王说：“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战国策·齐策》）春秋时的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战国时齐魏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楚汉战争中成皋之战，三国时吴蜀夷陵之战，取胜的一方都是采用后发制人的策略，不仅赢得了战术的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强弱
强弱，是指作战双方的实力对比。从形势转化来看，强弱只是相对的。强兵置于死地，力量也就变弱了；弱兵置于活地，力量反而可能增强。
如果己方实力较强，是不是就要以强击强，与敌人硬碰硬呢？答案是否定的。兵法的终极追求，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基于这一效能原则，要求为将者懂得“以强击弱、避实就虚”，能以石击卵，而不是以石击石，甚至还能够做到“以弱胜强，以弱克刚”。
如果敌我双方实力相差无几，打起来是半斤八两，即使大战了三百回合，也只是在逞匹夫之勇，对最终的战局于事无补。这种情况下不可“力胜”，要尽量避免与敌方正面直接作战，因为即使勉强取胜，也必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只能依靠“智取”。
这就要善于权衡双方的强弱，当强则强，当弱则弱。《孙子兵法》所谓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就是从土地、物产、兵源推算出双方力量的强弱。知己知彼后，强有强的战术，弱有弱的战术。
《百战奇略》这样描述强战：
凡与敌战，若我众强，可伪示怯弱以诱之，敌必轻来与我战，吾以锐卒击之，其军必败。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大凡与敌方作战，若己方兵力众多，且兵势强劲，可以伪装示弱，化实为虚，化强为弱，诱导敌军轻敌，与我军交战。我军就以精锐部队攻击敌方，敌军一定会失败。强战法不是以强击强，而是掩藏实力，本来可以做到，却要显示出做不到，绵里藏针。
战国时期的赵国名将李牧，常年驻守代地和雁门防备匈奴。他每天宰牛犒劳将士，练习骑射，厚爱士卒，与士卒休戚与共。但他却立下军令说：“如果匈奴入境抢掠，我们要赶快收拾财货，隐藏起来自保，如有擅自捕杀匈奴的士兵，格杀勿论。”这样谨慎防守，几年下来，匈奴人都认为，李牧是胆小怕死之辈，甚至连赵国的百姓和士兵也如此认为。
赵王忍不住了，询问李牧应对匈奴之策，李牧说要自守保财。赵王觉得李牧毫无建树，就将他召回邯郸，另派人接替。可接下来一年多时间里，每有匈奴劫掠，赵军主将便率军出战，常打败仗，人力物力损失严重，以致边境地区都快找不到耕田的牲口了。
这也不是办法呀。赵王只得请李牧重回边境统率。李牧却称患病，闭门不出。赵王一再召见，李牧才说：“如果我统兵，还会按照之前的方式应对匈奴，如果您答应，我才敢奉命守边。”赵王一想，打不了胜战不要紧，先不打败仗吧。便允准了李牧的要求。
李牧按照老办法守边。匈奴前来劫掠，每次都空手而归，无计可施。其实，李牧不是消极防守，而是在暗自储备军力。经过长时间的备战，终于积累了足够的力量，李牧挑选战车一千三百乘，选骑兵一万三千匹，步兵五万人，弓箭手十万人。他看准时机，故意放出许多牲口和百姓，引诱匈奴前来劫掠。双方军队一接触，赵军佯装败退，让匈奴俘获了数千人。
匈奴更加坚信李牧胆怯，不足为虑。于是，匈奴单于亲率大军来袭。李牧便让赵军左右两翼迎击敌军主力，形成对匈奴军队的包围。一次出击，斩杀数万匈奴骑兵，匈奴单于也落荒而逃。此后十余年，匈奴都不敢再侵犯赵国边境。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大问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骑射本领高超，骑兵机动灵活，游击奔袭作战，具有农耕民族军队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游牧的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很不稳定，秋冬季节习惯南下，遭逢天灾习惯掠夺，成为历代中原政权的心头之患。李牧正是基于赵军长于固守，而匈奴便于游击的习性，若弃城而击，追不上匈奴，诱敌深入，缺乏战略纵深，又不能撤出防线，只能引诱匈奴倾巢而出，寻机一举解决边患。这是赵国的军事实力所决定的，也是最为稳妥的战略战术。
后来，汉武帝时期，一改守势，主动出击，派卫青、霍去病进行战略反攻。虽然也可以长久解决边患，但需要有充足的国力作为支撑。因为长途奔袭作战，需要长期训练骑兵，需要长距离供给粮草，尽管可以深入漠北，但大举进军，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等匈奴暂时平定了，西汉也由盛转衰了。
弱战，那就完全依靠示形。当己方实力不如对方，只能用假象迷惑对方，“示敌以强”，使对方做出错误的分析和举措，寻找战机取胜。《百战奇略》说：
凡战，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须多设旌旗，倍增火灶，示强于敌，使彼莫能测我众寡、强弱之势，则敌必不轻与我战，我可速去，则全军远害。
多设旌旗，意在虚张声势，容易理解。倍增火灶，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兵强马壮。当年孙膑为了吸引庞涓轻兵追击自己，使用减灶计，让庞涓认为齐军兵力不济，逃亡甚众。而增灶计恰恰反其道用之。
东汉末年，羌胡反叛，侵袭武都，邓太后认为虞诩有韬略，任为武都太守，让其临机处置。可数千羌兵阻断了陈仓、崤谷，因此虞诩不能直接到达武都。虞诩便停军不进，宣称要上书请求朝廷再发救兵，全军在此等候，与援军会合，再回击羌兵。
羌兵听说这一消息后，就趁机分兵抄袭附近县城。虞诩趁敌军兵力分散，日夜兼行一百余里进军，并命令吏士安置每人两个锅灶，日增一倍修筑灶坑。
手下问虞诩：“孙膑在马陵之战中设下减灶计，而您却增加锅灶。兵法上说每日行军不可超过三十里，而您却命令每日行军近二百里，这是为什么呢？”虞诩说：“敌军人多，我军兵少。敌军见到己方锅灶每天都在增加，必定以为是有援兵来助。己方人多而又行军迅速，敌军必定害怕己方追击他们。孙膑实强，要表现的是‘弱’，目的是吸引敌军来追；我们兵弱，需要表现的是‘强’，目的是让敌人惧怕，而不追杀我们。这是因为战场的局势不同罢了。”
通过增灶计，虞诩顺利到达前线，立刻组织将士坚守。坚持近十天，打退羌军多次进攻。后来，虞诩发现羌军似乎惧怕汉军强弩，便令将士只用小弩射击。羌兵一看汉军箭弱，射程有限，杀伤力也不足，便集中兵力攻城。待羌兵靠近，二十副强弩集中朝一人齐射，发无不中，当场毙命。羌人急忙退却。虞诩纵兵追击，斩获颇多。
由于兵士有限，虞诩反攻只出动两千多人，羌兵发现汉军兵力不足，回头继续进攻。虞诩为了掩盖自己的兵力不足，趁羌兵败退，让所有将士排长队，从东城门出去，再从北城门入城，每天更换衣服进进出出，羌兵见汉军装束不同，进出有序，不知有多少兵马在城内驻扎，以为取胜无望，便打算撤退。虞诩又在必经之道上设伏，乘机掩杀，大获全胜。羌兵远遁，武都从此安定。
以弱胜强，一在有所凭借，能利用天时地利为用；二在隐藏实力，迷惑对手，诱其轻进，趁机掩杀；三在虚张声势，积其势重以补其形不足，不用示之为用，用而示之不用，批亢捣虚，反败为胜。
二、兵势：奇正、主客、攻守与劳逸
“势”，指的是蕴含在“形”中的“神”，是事物内在的机制力量与变化趋势。在生活中，有的人表面上柔弱，内心却十分刚毅，俗话说“外柔内刚”，“外柔”是“形”，“内刚”是“势”。有的人看似很强壮，内心却非常柔弱，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外强”、“色厉”是他的“形”，“中干”、“内荏”是他的“势”。在兵法中，“形”与“势”是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为条件，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
何为兵势？
在物理学中，有动能和势能之分，动能和势能之间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所谓动能，是物体基于运动而具有的能量；势能，则是指由于物体空间位置的变化所蕴含的能量。物体的动能与势能之间的转化，随着物体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一颗钢球在高处静止时，它没有动能，但有势能；当它从高处下落，势能开始转化为动能，势能在减少时，动能在增加。
用兵也是如此，亦动亦静，在动静之间，存在着军力的变化与调整。《孙子兵法·兵势》中说：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动而为形，静而有势。善战者，在战中会寻求各种有利于己军的势；用势就像转动木头和石头。木头和石头，处于平坦处则静止不动，处于倾斜处，就会滚动。善于打仗的人，能够随时利用周围的环境，如同高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头一样，趁机作战、乘力取胜。
许洞《虎钤经》中有《任势》一篇，专门讨论如何用势：
势之任者有五：一曰乘势，二曰气势，三曰假势，四曰随势，五曰地势。势之败者有三焉：一曰剉势，二曰支势，三曰轻势。
一是“乘势”，指的是“凡新破大敌，将士乐战，威名隆震，闻者骇惧，回其势而击人者”，即乘胜追击，充分利用高涨的士气，一鼓作气，给对方以毁灭性的打击。解放战争时期的渡江战役，毛泽东曾写诗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求军队乘胜进攻，使敌人没有喘息之机，势如破竹，一举歼灭。不应该学习的“霸王”，正是项羽。当年项羽兵强马壮，刘邦粮草匮乏，势单力弱，请求与楚讲和。范增说汉兵败象已露，应该一举击垮，若放虎归山，将来必定追悔莫及。项羽便急围荥阳。
刘邦为了解围，采用了陈平的离间计，挑拨项羽和范增的关系。项羽派使者来，刘邦装着惊讶地说：“我以为是范增的使者，没想到竟是项羽的使者。”又命令手下将宴席换成粗茶淡饭。使者回去报告给项羽，项羽便怀疑范增与汉有私下的勾结，逐渐疏远了范增。就此，项羽没有乘势追击。刘邦得以喘息，卷土重来，最后逼得项羽乌江自刎。
二是“气势”，指的是“将有威德，部伍严整，士有余勇，名誉所加，慑如雷霆”。将领威武雄浑，军列严整雄壮，军士奋勇争先，队伍如雷霆万钧，士气旺盛。一支军队的气势，取决于将领。将领专心凝神，将士才不会有二心；将士没有二心，执行命令才会一致；号令一致，才会进退一致；进退一致，才能做到协调自如。气势是军队上佳的精神状态，作战训练，一定要培养和保持军队气势，使其成为战斗力的决定要素。
三是“假势”，指的是“士卒寡少，盛其鼓、张其旗为疑兵，使敌人震惧”。敌强我弱，主将应该营造出种种假象，让对方感到己方士气高昂，有所忌惮。在“狐假虎威”这个故事中，狐狸本来没有什么气势和威望，可是借助老虎的气势，就能威慑其他动物。
四是“随势”，就是“因敌疲倦、懈怠袭击之”，当对方疲倦无力或者懈怠散漫时，抓住机会发动袭击，予以致命一击。通俗一点说，就是“痛打落水狗”的做法。“随势”用于我弱敌强，“乘势”则用于我强敌弱。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内附，常常在乘势和随势间游移。如汉代的月氏国，其国人与汉人杂居，汉强则附，汉弱则叛。
五是“地势”，要意识到“合战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骑，左右前后无有陷隐”。善用有利地理环境，设定战略，设计战术。如盆地四面险阻，可以防守，但不利进攻。四川盆地在天下大乱时，可以借助地形独据一方，却很难攻出而得天下。《孙子兵法·地形篇》中提出了通、挂、支、隘、险、远六种地形的战术运用，提醒将领根据地形的不同，灵活应对。
如果不能有效任势，失败便不可避免。许洞总结为三种：
一是“势”，就是“累战累北，吏士畏于战敌”，军队疲敝不堪，却要连续应战，既耗费人力物力，也会挫伤军士的斗志。朱元璋讨伐张士诚时，告诉攻打杭州的朱文忠，意在呼应徐达攻打苏州，牵制敌军，要求其所率军队忽而攻东，忽而攻西，使敌人疲于应战，不知所守，寻机歼敌攻城。
二是“支势”，是指“将无威德，谋虑赏罚不当，吏士之心，率多离散”，将领不能安抚士卒，笼络人心，军中上下不和，士卒离心离德，几不成军，焉能作战？隋征陈，陈后主让孔范迎击，结果陈军阵形还没有统一，士卒就溃散逃窜，最后陈后主只能俯首臣服。
三是“轻势”，是指“吏士喧哗，不循禁令，部伍不肃”，将士作风散漫，轻浮狂躁，可以一哄而上，却不能合理节制，军容不整，纪律涣散，一副散兵游勇的德行。
对军队管理来说，“势”是蕴含在部队内部的士气、精神、作战意志、战场纪律。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虽然战争时兵源非常重要，但一个士兵并不能在根本上动摇军队根基；而一个将帅，会不会组织、会不会管理、有没有战术、有没有智慧，却决定了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士兵们外在表现出的是“形”，将帅的组织、掌控和决策，则是潜藏其中的“势”。
对作战指挥来说，“势”是指挥员准确分析双方的虚实、众寡、先后、强弱，而后灵活调配组织军队，形成战场上全局作战的优势，或者主要作战方向上的战术优势，给予对手持续的压力，最终达成对作战局面的全程控制。
奇正
《孙子兵法·兵势》说：“战势不过奇正。”战术使用，从根本上说不外乎对“奇”、“正”的运用。简单理解，奇，就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正，就是与敌军正面应对的“堂堂之阵”。对此曹操解释说，以正面进攻为“正”，以侧面偷袭为“奇”。这一组概念听起来很简单，但透彻理解、灵活运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奇与正相辅相成，是矛盾的两面。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在《李卫公问对》中说：
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
所谓奇兵，是出其不意，让敌军无法预设。如果一支军队或者一名将领，以往善于正面作战，这次突然侧面包抄，反其道而用之，便是奇兵；如果经常两翼进军，这次突然正面强攻，这也是出“奇”。因此，我们要把“正”理解为可以猜出来、可以推算出来的战术行动，是按常理出牌的打法；而“奇”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令对手守不知所御、攻不知所向。
作战的时候要视具体情况，或用“奇战法”，或用“正战法”，综合运用，灵活变动。出奇设伏，能够形成意想不到的侧击，但若无正面部队吸引，这类战术也很难单独达成。正面作战所常用的两军对垒，捉对厮杀，常常消耗巨大。只出正兵，仅能算得上是守将；只出奇兵，也仅算得上是莽夫斗狠。所以《百战奇略》中便认为，奇战是交叉进攻，两军交战，攻击敌军的前面，骚扰敌军的后面；冲击敌军的东面，袭击敌军的西面；让对手前后不能照应，东西无法呼应，就会达成战术优势。
魏景元四年（263年），魏将邓艾伐蜀，与姜维对战。姜维是诸葛亮培养的青年将领，有勇、有谋、有胆略。邓艾一无优势，二无把握。但他最先做的，是去寻找蜀军的薄弱之处。功夫不负有心人，邓艾发现从阴平道经险要的山路，向涪陵进发，涪陵距剑阁西百里，距成都三百里，用奇兵可以直攻成都。经大将军司马昭允准，邓艾率军隐蔽潜行，沿途凿山通道，造作桥阁，总算达到峰顶。俯冲下山，无路可走，邓艾以毡裹身，从山崖上滚下，将士们纷纷效仿。这样，蜀军毫无知觉、毫无防备，邓艾便率军到达了江油，很快兵临成都城下。此时姜维再想率军回救，已无济于事，刘禅已大开城门，率百官投降了。
邓艾用的便是奇兵之术，与韩信当年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明修栈道”是“正”，“暗度陈仓”是“奇”，用正来迷惑对方，用奇达成战术目的。
出奇制胜，几乎是所有军事家、政治家甚至老百姓的梦想，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两军对垒，既没有交战规则，也无必然细则。关键在于指挥员是否能够临机变动。田单的火牛阵，便是一般人想不来的奇招。
战国后期，燕用乐毅伐齐，连克齐国七十多城，只剩下莒和即墨被燕军围困。即墨主将战死，士卒百姓推举田单做将军抵抗燕军。不久，燕昭王病逝，新即位的燕惠王与乐毅有隔阂。田单便扬言说：“齐王已死，齐国只剩下两座城邑没被攻破，乐毅实际是以继续攻齐为幌子，想联合即墨、莒的守军，自己做齐王。要是别的将领来了，即墨城就毁了。”燕王得知，一想有道理，便派骑劫代替乐毅。
田单命令城里百姓吃饭时在庭院摆出饭菜，祭祀先祖，吸引得城中飞鸟盘旋。燕兵觉得奇怪，田单扬言说：“这是神人教导我们。”发布军令，便宣称是神的旨意。又说：“我最担心被俘齐国士兵被割掉鼻子，要是燕军把他们排在队前，即墨就无法守得住了。”燕人听说后，就照着做。齐人看到投降的、被俘的齐兵都被割掉鼻子，全害怕被活捉。田单又说：“我最害怕燕军挖掘齐人在城外的祖坟。”燕军果然挖坟焚尸。这一下，即墨人对燕军简直恨之入骨。
田单一看士兵有了斗志，觉得可以作战了，即让精兵埋伏，由老弱守城，麻痹燕军。又让即墨城中的富豪出面，向骑劫约定投降事宜，使得燕军战备松懈。暗地里，田单收集一千多头牛，把尖刀绑在牛角上，把淋油的芦苇扎在牛尾上，夜晚点着牛尾，放牛出城。牛被烧疼，愤怒地冲向燕军，齐军五千精兵跟随其后，展开攻击。燕军惊惧而逃。齐军乘乱诛杀骑劫，率军北上，一直把燕军追回燕国境内，收复被燕国占领的齐国城池七十多座。田单复齐的这场仗，算是把“以奇用兵”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司马迁忍不住说：
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如脱兔，适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
（《史记·田单列传》）
有奇兵，自然也就有正兵。奇兵的前提是“以正合”，要有正面战场做配合，择机用奇、临机用奇，才能取胜。因而，用奇兵是“守正出新”的产物，正战是作战的基本方式。不懂正战，一味想着奇战，那只是自欺欺人。何为正战呢？
《百战奇略》说：
凡与敌战，若道路不能通，粮饷不能进，推计不能诱，利害不能惑，须用正兵。正兵者，拣士卒，利器械，明赏罚，信号令，且战且前，则胜矣。
在如下情况是不能用奇兵的：一是道路险阻不通，二是没有粮饷跟进，三是施计不能诱使敌军，四是用利引诱也不管用。这时候，无计可施，就需要用正兵了。正兵作战，需要挑选精兵，使用锋利器械，明确赏罚，统一号令。
不是正兵，何能致远；不用正兵，何以正天下。只有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不动则已，出兵一次，就会把问题全部解决。历史上，小国往往采用“奇战法”，大国往往采用“正战法”；弱的一方常用“奇战法”，强的一方常用“正战法”。其原因在于，基于两方力量上的不对等，不占优势的一方为了避免与敌方正面冲突，就必然采用奇战法，以求以较小的军事行动、较小的战争投入，换取最大的作战收益。
正战之正，除了正面作战，还指以正义为战，使部队为仁义之师，兵锋所指，得民拥护，以战术胜利换取战略主动。
南朝宋时，宋高祖刘裕派檀道济北伐。宋军行至洛阳，已攻下许多关隘城池，俘获敌军四千多人。有人建议檀道济将这些降卒全都屠戮，以显示赫赫战功。檀道济却说：“我们此次出兵，目的是为了伐罪吊民。王道之师是靠正义和信念作为军律的，何必用杀人来显示军功呢？”站在南朝的立场上，宋是国家正统，后秦是蛮夷之邦，只是暂时侵占了中原，檀道济认为他出兵征伐，是为了夺回沦丧的国土，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被释放的后秦降卒尽数回乡，北地百姓听闻檀道济的仁义，大量归附刘宋。从战略上来看，只有正义之师，才能在乱局中笑到最后。虽说兵不厌诈，但一味靠欺诈作战，或者靠欺诈外交，最终必然会毁掉信用和形象。若像周武王攻打下朝歌，不戮百姓；刘邦夺取关中，约法三章，之后大军进发，所向披靡，檄文一传，天下稳定。如果像项羽那样，入关中之后先抢夺财物，又烧阿房宫；或如李自成烧洛阳，淹开封，虽侥幸取胜，却让百姓无以为生，行事不义，终不能成大事。
总的来说，奇为阴，正为阳，阴阳互生、互根、互动，奇正相互消长，变化无穷。在战术层面，正是堂堂正正，奇是出其不意；在战略层面，正是阳谋，奇是阴谋，各有所长，各有所用。
主客
今天的体育比赛，常分主场、客场，天时地利人和在我，便是主场；反之，优势在他，则为客场。
主、客，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很容易分清楚。但在战场上，孰为主，孰为客，是随时变化，没有定式的。由此，就有了“反客为主”之类的说法。
从军事战术上分析，“主”就是占据主导地位，为主动一方，“客”就是处于从属地位，为被动一方。主与客的变化，取决于双方力量与位置的变化。处于控制地位、处于优势状态、处于主动情形的，一般为主；处于被控制地位、处于劣势状态、处于被动情形的，一般为客。处于进攻态势的，当为主；处于防守态势的，当为客。在形势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主客关系不可能有固定的态势，而必然是因时因地调整，不能生硬地从一个角度去认识。
我们用足球比赛为喻。从球队使用球场来说，主场客场是固定的。但从比赛来说，主场固然有优势，也不一定必然取胜；客场有很多劣势，也不一定败北。所以主场不等于主战，客场也不等于客战。
在比赛过程中，整体上谁处于主动局面，谁就是主战；谁处于被动局面，谁就是客战。在比赛的某个节点，哪一方正在进攻、在控球，此时就是主，另一方则为客。转眼之间，形势可能变化了。当球到了另一方的脚下，那么就反客为主，主客颠倒了。或者说，有一方已经是2∶0领先了，那么他为主。假如，这方有一名球员被红牌罚下，那么他就变为了客，因为十人对阵十一人，变得很被动。
这样观察比赛，就很容易理解兵法中主客概念的所指，理解何为“主中有客，客中有主”。可知主客只是用来形容战术态势，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一组关系。
选择战法，要根据所处的战略态势、战役意图、战术环境等，选择采用“主战法”或“客战法”。
关于主战，《百战奇略》说：
若彼为客、我为主，不可轻战。为吾兵安，士卒顾家，当集人聚谷，保城备险，绝其粮道。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候其困敝，击之必胜。
大凡战争，若敌军为客，我为主，那么不必轻易交战。这是因为，己方占据优势，战场态势对我有利，那就让士卒安分守己、恪尽职守即可。如将精兵聚集险要处，即设法保护城守安全，防备突发的险情，只用断绝敌军粮道，让其不战自退。
当年北魏武帝拓跋珪亲征，率大军在邺城讨伐后燕慕容德，前锋部队吃了败仗。慕容德想乘胜追击，别驾韩倬进谏说：“古人先进行庙算，然后才作战。如今魏国不可进攻的理由有四，燕国不宜动兵理由有三。”
韩倬分析说：魏军长途奔袭，利于野战，此其一；敌军深入己方内地，陷入死境，破釜沉舟，士卒都要奋死一战，此其二；魏军前锋部队已经战败，后方军阵一定会增加防备，此其三；魏军实力远强于我军，此其四。由此得出结论，不要进攻魏军。
对我军而言，将士们本土作战，用心不专，此类大战，受到损毁的一定是我们，此其一；即使勉强出战，取胜是侥幸的。一旦不能取得胜利，必然导致军心不稳，民心不固，此其二；我们的城防系统还没有完善，如果敌军来袭击，己方却没有防备，此其三。所以说，与其反攻，不如稳固防守。
韩倬说的这几点，正是兵家最为忌讳的地方。趁他们立足未稳，己方凭借深沟高垒，以逸待劳。魏军千里运粮，野外没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时间一久，粮草难以供应，自然捉襟见肘，士卒伤亡得不到救治，逃逸会越来越多。劳师远征、疲敝不堪的军队，还很容易内部生乱。到那时，燕军再乘机发动进攻，一定可以取胜。
主战是优势在我，何必急于跟对手厮杀。对手敢于主动出击，在于其暂时具有优势，己方只有消耗这种优势，才能改变作战态势，化被动为主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是从主客力量的消长，来分析抗日战争的必然结局。
那么，对于处于客战的一方，应该如何作战呢？那就要用“客战法”。《百战奇略》谈客战：
若彼为主、我为客，唯务深入。深入，则为主者不能胜也。谓客在重地，主在轻地故耳。法曰：“深入则专。”
若是敌军为主，我军为客，便占领敌方军事要地，掌控其战略资源，保持战术优势。只有能控制地势枢纽，掌握一国之命脉的军队，才能将对手逼入无以为继的境地，达到占领、战胜的目的。
楚汉战争中，韩信和张耳率领几十万人马，想要突破井陉口，攻击赵国。成安君听说汉军将要袭击，在井陉口囤积防守。
广武君李左车向成安君献计说：“韩信渡过西河，一路势如破竹，乘胜前进，目的是要夺取赵国。但他们离开本国远征，只能胜不能败，士气正旺，前锋不可阻挡，绝不能正面迎战。劳师远征，需要千里运粮。辎重不足，士兵就会面带饥色，临时砍柴做饭，士兵不能吃饱。井陉这条道路非常狭窄，战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成列，行军迤逦数百里，运粮的队伍，一定远远落在后边。
“要是拨出骑兵三万，从隐蔽小路包抄、拦截他们的粮草，阵前深挖战壕，高筑营垒，坚守阵地，不与之交战。汉军就会向前不得战斗，向后无法退却。再出奇兵截断后路，他们在荒野之中，无以为食，用不了十天，大军就会告急。那两个将领立待可擒。否则，我们就完了。”
可惜的是，成安君没有听从李左车的计谋，最终被韩信擒获。当韩信听说李左车曾出过这么高明的主意，惊得背后一身冷汗。
客战，一定要意识到“深入”是关键。一是要占据战略要地。客战多是无后方作战，必须选择战略支点展开战术活动，起到一次作战，全盘皆活的作用，就像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彻底改变了全国战局。
二是掌握敌情、民情。客战部队要深入到民间、深入到基层、深入到老百姓之中，尽最大可能在当地扎根。当年的红军长征，一路客战。部队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会紧紧依靠最基层的群众，得到百姓的支持、拥护。
三是攻入对方的腹心区域，掌控对方作战系统。美国在2003年攻打伊拉克，最先袭击的是伊拉克军事指挥部，切断了萨达姆与将领、与前线的联络，让其通信设施瘫痪，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当美军马上就要进入到巴格达时，萨达姆的很多部长还不相信这是真的。2011年北约空袭利比亚，最先破坏的也是卡扎菲的中枢机构、协调部门、通信设施、重兵所在地，把卡扎菲可以凭借的军事力量和指挥系统控制住，其使用的雇佣军变成了乌合之众，卡扎菲也很快就走向穷途末路。
攻守
攻守与主客有相似的地方，都要求能把握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在对战场局势充分掌握的基础上，依据客观情况，选择相应的作战方针。如果己方综合实力强于对方，能占据主动，就采取进攻的策略；相反，如果己方弱于对方，处于被动地位，就应该采取防守的策略。
由此看来，攻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作战方法。我们先来讲如何“攻”。《百战奇略》说：
所谓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则出兵以攻之，无有不胜。
作战时，要进攻的军队，一定先充分了解敌军。知道敌军可以被攻破的地方在哪里，再决定出兵攻击。
了解对手，就是孙子所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兵法·谋攻》）充分分析敌军的软肋和我军的优势，以己之实，攻敌之虚，方可发动攻击。
三国时，曹操任命朱光为庐江太守，令他在皖地屯兵屯田，将战线南推，逼近鄱阳城，又通过间谍招诱鄱阳城内的东吴将帅作内应，鄱阳城危在旦夕。吴国大将吕蒙上表孙权说：“鄱阳湖一带土地肥沃，曹军在此屯军耕田，不仅军队粮草补给不成问题，还有了一定的积蓄，长此以往，曹军势力势必大大增强，我们应该尽快铲除这个隐患。”于是，孙权亲征，星夜兼程抵达皖城。孙权向诸将询问应敌策略，诸将大都认为，应该以深沟高垒来防范曹军。
吕蒙说：“营建垒沟必定要耗费时间，耗费人力、物力。即使我军修好了防御工事，曹魏的援军也应该到达了。那时候，敌我双方实力势必发生巨大变化，对己方是不利的。况且如今恰逢连雨季节，若我们在此耗费时日，一段时间后，我们即使想撤退，也会行军困难。所以，驻守是极其危险的计划，万不可取。皖城并不大，城防体系也不牢固，如果我们三军用命，从四面同时发动进攻，很快就会攻占，这样才是全胜的方法。”
孙权最终采用了吕蒙的建议。吕蒙又推荐了甘宁作为前锋，猛攻皖城。自己率精兵为后续，互为人金辅助，交相进攻。将帅亲自击鼓，士卒们热血沸腾，争先恐后地冲锋陷阵，不久皖城攻破。曹魏南扩计划就此落空。
与“攻”相对应的是，处于被动的一方，应该如何应对敌军的进攻，也就是如何“守”呢？《百战奇略》也有概括：
所谓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未可胜之理，则我且固守，待敌有可胜之理，则出兵以攻之，无有不胜。
防守应充分了解自己的实力。了解到自己没有可以取胜的道理，就坚守不出，等待可乘之机，再出兵攻打敌军，这样就没有不能取胜的。
知不可胜则守，是守战的前提。作战总不能常处于攻城拔寨、杀敌灭国的进攻态势。当实力不占优势，处于被动态势时，只要坚壁清野，让敌军无所得，立于不败，便是胜利。但防守要比进攻更难，进攻只要找到对手的缺点，就能假之以手。而防守，却要熟知自己的实力。“知人难，知己更难”，这就需要为将者极为清醒地估量自己的优劣，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能狂傲自大。
这就决定了，守，不仅艰辛，而且漫长。但守住了，就离胜利不远了。西汉景帝时，吴、楚等七国起兵造反，汉景帝任周亚夫为太尉，命其迎击叛军。
周亚夫对汉景帝说：“楚兵剽悍轻躁，我军不宜与其正面交锋，我建议诱敌深入，绝其食道，就可以平定乱军。”汉景帝认同了这一策略。
周亚夫率兵驻守荥阳，稳固不动。此时吴军正猛攻梁国，梁王求救于周亚夫。周亚夫却率兵向昌邑进军，坚壁而守，不去营救。不久，梁王再派使者求救，周亚夫依然坚守。无奈之下，梁王上书汉景帝。汉景帝遂下诏令周亚夫去救。周亚夫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理由，抗诏不从。反而派轻骑出击，断绝吴、楚联军粮道。
吴、楚联军粮道被断，想要退军，又恐汉军乘机追击；想要速战速决，周亚夫仍然坚守不出。吴军不得已向东南进军，周亚夫命军队在西北防备，以备其声东击西。不久，吴军果然向西北进军，汉军早有防备，吴军无功而返。吴、楚叛军粮草不继，不得不引兵撤退。
机会到了，周亚夫用精兵追击，大败叛军，吴王刘濞乱中只率数千近卫军逃跑。周亚夫发布命令：“有得吴王者，赏千金。”一个月后，越人将吴王首级上呈朝廷，汉朝坚守了三个月，耗尽了吴楚联军的全部优势，顺利平定叛乱。
从战术来看，“守”未必是处于劣势，更不是被动，有时恰是掌握主动的策略转换。其原则是“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了解对手，有获胜把握就进攻，不要贻误战机；了解自己，遇到危险就要防守，不要贪功冒进。也就是说，有可胜之理，就迅速进兵摧枯拉朽，无往不胜；而敌众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争，当急退以避之，稳固防守，保全队伍，避免无谓的牺牲。
劳逸
《孙子兵法·虚实篇》言：“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简单地说，“劳”即匆忙、疲敝，处于被动地位；“逸”即从容、闲适，处于主动地位。劳和逸是两个变量，应该在变化中把握有机的平衡，有时不得已，需要劳战，有时却准备充分，得以逸战。
《百战奇略》讨论劳战说：
凡与敌战，若便利之地，敌先结阵而据之，我后去趋战，则我劳而为敌所胜。法曰：“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若是有可利用的地形，敌军却先在此处排兵布阵，我军后到，此时作战，我军处于疲劳状态。疲劳，一是指后处战地需要建构战场，适应环境，由行军转为作战，缺少休整，将士身体疲惫；二是指后处战地，处于被动应战的态势，若不能组织有效地达成战术任务，很容易挫伤锐气，“师直为壮，曲为老”，令士气低落。
即便所有的将领都知道要提前布置、靠前谋划，但战场环境瞬息万变，不可能面面俱到，劳仗不是想打，有时候是不得不打。因而，既要能以逸待劳地打顺风仗，也要敢不畏艰险地打逆风仗。
东晋刘琨自幼有远大抱负，一生想建功立业，收复失地，可惜力不从心，终究壮志未酬，他的名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正是他被动作战、劳师远征、疲于应付的一生的真切写照。
刘琨派遣将军姬澹率兵十余万讨伐石勒，石勒正要迎战，有人进谏说：“敌军兵马精盛，不宜正面交锋，不如深沟高垒，避而不出，挫伤敌军的锐气，以待攻守形势转化，才是万全之策。”
石勒却说：“敌军远来，将士疲敝不堪，况晋军号令不齐，军律不严，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我军一战便败之，送到家门口的便宜，怎能舍弃？我军已经出发，岂有中途退还的道理？一旦撤退，敌军追杀，才是真正的危险！按你这说法，那是不战而自取灭亡。”石勒下令斩杀进谏之人。任命孔苌为前锋都督，全军迎敌，后出者斩。又在山下设置疑兵，分为两拨伏击。石勒亲自率兵交战，佯败而逃。姬澹纵兵追杀，被石勒伏兵前后夹击，大败而归。
从主客关系上讲，姬澹率军远征，算是客；石勒在自己地盘作战，算是主。石勒将形势分析得很清楚，东晋大军十万是有计划而来，后方粮草、辎重源源不断在供应。若此时按兵不动，等待东晋大军陆续抵达，后勤供给形成系统，那就会形成两军对峙状态，自己反而被动了。
因而，就应该像石勒决定的那样，在晋军还没有站稳脚跟，尚在喘息之际，先期利用有利局面，主动出击，将战机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逸和劳是可以转化的，有时看似劳，实则逸；有时看似逸，实则劳。《百战奇略·逸战》中提出“佚而犹劳”，便是看到了二者的转化关系：
凡与敌战，不可恃己胜而放佚，当益加严厉以待敌，佚而犹劳。
双方交战，不可以因取得了初步胜利而放纵自己，应该加倍地谨慎，防止敌军突然反扑，切记“骄兵必败”。
这是因为，善于作战的军队，往往会攻打敌军的要害之处。一般取胜之后，会稍有懈怠，注意力一不集中，或让对手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或让对手暗中积聚，伺机突袭。所以，看似逸战，实则更劳。
战国末年，王翦率六十万秦军击楚。楚王知道王翦增兵前来，动员全国的力量抵抗。此时秦楚大战，已不是攻战、守战的问题，而是战略决战，两国几乎都用上了全部兵力。谁赢，谁就掌控了天下；谁输，谁就一败涂地。
两方首先要争的，是战争的主动权。飘风不终朝，大兵团不可能打持久战，而是寻找最合适的战机，一招制敌，分出胜负。王翦本是进攻，但到达前线后坚守不战。楚军数次前来挑战，王翦就是不肯应战。本来楚国是守，以逸待劳。但秦安稳驻守，变成了楚国挑战，久而久之，秦军便以逸待劳了。
王翦让士卒们休养操练，改善伙食，提升士气。过了一段时间，王翦询问：“你们平时都玩什么游戏？”士卒回答说：“投石比力气。”王翦说：“士卒可以任用了。”
而楚军由于屡次挑战，秦军坚守不出，只好引兵而退。王翦趁机举兵追杀，命令秦军中的精锐做先导出击，彻底打败了楚军。
可以说，楚国的失败是自找的，原因是犯了一个致命的决策失误。秦国是出战方，应是客场作战；楚国在本土，是主场作战。虽然大军对垒，势均力敌，当守军也不容易，势力不济，不应该先出手，而应该如廉颇、李牧抗秦，坚拒不出，秦便无可奈何。但楚国一出战，楚国就变主为客，处于劳军状态，露出了破绽。胜利的天平便倾斜到了秦国一方。
反之，秦国收缩军力，其虚弱之处，楚军难以窥探，秦军没有给楚国任何的偷袭机会。无论楚国如何挑衅，我自岿然不动。最终秦军抓住机遇，一举破楚。
这是从战术来看劳逸。从战略上分析，“劳”往往是因贪求名利而劳师远征、穷兵黩武，“逸”则往往在于休养生息、安抚百姓不妄动干戈。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要想有充实的国力，至少要有三五十年，甚至是百年间的和平，才能够保证实现的。只要将财力都用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等地方，而不是消耗在军费中，那么，这个国家自然会强大起来，辅之强兵之策，自然能以逸待劳，巩固国防。
三、从有形到无形，从常势到胜势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形”、“势”是两个基本的变量因素。如何把握？也就是说，在战术行动中，如何有效实现“形”与“势”之间的转化关系呢？我们可从制胜关键、知己知彼、预知得失、料敌察机四个方面来探讨。
制胜关键
讨论制胜关键，主要是从战术组织原则上对行动管理进行讨论，也就是战术决策的一些基本要求。
一要用兵贵一。“一”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非常广泛，从战术管理的角度讲，“一”主要指军队的整齐划一，行动如一。《六韬·文韬·兵道》记载武王曾问太公，用兵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太公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
从用兵的角度讲，“一”就是“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第一，用兵的关键在于把握好战机，“一”就是要明白万事万物的根本，凡根本皆有关节，抓住关节即是抓住枢纽。第二，在关节点上，通过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结合战场处境，将态势调整到有利局面，实现攻守、主客、强弱的转化，达成“我实敌虚”、“我强敌弱”的态势。
第三，战争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最高决策层。这里不是强调国君要亲征，亲自谋划，而是要能够充分信任将领，给予其临机处置的军权。最高统帅部在后方，可以从战略上进行决策，但有些战术决策，应交给前线指挥部具体实施，因为他们比后方更了解前线情形，更易做出准确的判断与合适的行动。
说到这里，“一”便有了“军权贵一”的含义。国君当然要提防军权旁落、尾大不掉，避免将帅独霸一方，割据一地，甚至是叛乱谋反，如唐代的藩镇割据、北宋赵匡胤掌兵夺权、袁世凯的小站练兵，都是拥兵自重，胁迫皇权。但在战时，也不能对将领随意猜测狐疑、掣肘作战，否则，容易造成国君与将帅之间的不协调，贻误战机，或者中了反间计，将大将置于死地，如南宋高宗对岳飞的担忧，明末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怀疑。
从战术执行的层面讲，“一”是要做到“军令一致，攻守一致，步调一致”。军令一致，强调军队各部门、各兵种的协调一致，俗话说“军令如山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便是强调军队执行命令的坚决性，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学着理解。
攻守一致，强调作战计划要清晰果决，这样才能三军用命，作战意志坚决，作战行动果决。
步调一致，强调参战各系统，包括装备、后勤、政工以及非军方动员系统和保障系统，能相互协调，确保整体行动的有序运转。对参战部队来说，必须全程确保火力协调、时间协调、人员协调、装备协调，不能左翼打起来了，右翼还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如果部门之间不是相互鼎力支持，而是互相防范，需要协同的时候不协同，需要辅助的时候不辅助，会导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作战指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垂直化管理，也就是常见的军、师、旅、团、营，一级管一级，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但平级之间，则是协调关系，有可能是你不知我，我也不知你，只要能和自己的上级联络就可以了，不能乱听其他部门的发号施令。其优点在于各司其责，以将带兵，在冷兵器时代便于管理；在低水平火器时代，可以用于组织作战。但不利于高强度、高科技、高合成的现代战争，因为这种体制，会导致指挥系统冗长、战场反馈延后、作战分配复杂。
另一种是扁平化管理，现代战争中，有时战术分队执行的是战略问题，需要统帅部直接干预，比如美军对本·拉登的突袭，便是由最高指挥系统直接指挥完成。在现代战争中，战略、战役、战术等行动的界限已经模糊，需要建构反应灵活的战场控制系统，及组织完备的军事协调中心，能将各参战系统和保障部门合理归口，通过信息化、网络化，将战略和战术系统有效沟通，组成有机整体，才能保证行动一致。
二是用兵贵机。“机”包含“时机”和“机要”两个内容。《兵法百言》总结说：
势之维系为机，事之转变为机，物之要害为机，时之凑合为机。有目前为机，转盼即非机者；有乘之则为机，失之即无机者。
这个“机”指的是兵势转化的枢机、战场态势的变换、作战转换的要害和关键时点的把握，一旦错过了关节点、失去了关键点、浪费了时间点，极可能转安为危，转胜为败。
所谓“势之维系为机”，指的是维系局势运转的决定要素，比如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核打击，苏联出兵东北，成为结束二战的关键；冷战时期布拉格之春，苏联出兵阿富汗，成为华约解体的导火索；伊拉克战争萨达姆被捕、利比亚战争卡扎菲被杀，成为结束战事的标志性事件。这些决定要素的变化，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悬于一线，是双方力量均衡被打破的关键。如果想要维持已有局面，就应该保护好关键因素；如果想改变或者破坏现在的平衡局面，就应该尽力铲除关键因素，使势态发生根本性的调整。
所谓“事之转变为机”，就是指事态变化的关键点，使事物积蓄量变而发生质变，由此态过渡到彼态。比如说，水在摄氏零度时可为冰，摄氏一百度时，又可变成水蒸气。凝点与沸点，就是水态转变的“机”。就军事作战而言，正是需要抓住这样质变的关键点，实现一个个战术行动，彻底改变国际形势。比如2011年5月1日，本·拉登被美军击毙，成为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契机，也是美国十年反恐战争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也拉开了美国战略重新调整的序幕。
所谓“物之要害为机”，指的是直接关系到事物生存发展的要害部位。就作战而言，则主要指军队的核心目标，如战略要地、指挥中心、能源供应和通信中枢等，“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彼此寻求对方最为虚弱、薄弱、脆弱的部位，四两拨千斤，用最小的代价，改变整个战局。
战时的双方较量，与平时训练的比较、比赛不一样。和平时期最讲究规则、最强调公平，但战争本身就是强权，互利互惠、彼此尊重的外交规则，几无所用。两军交战，谁能对对方的要害寻得快、抓得准、打得狠，谁就占据主动。
所谓“时之凑合为机”，是指要善于捕捉种种有利战机，既包括开战时机、作战时机等战术要素，也包括国际环境、战略机遇等战略时机。
就战术来说，作战时机，一是要选择我军实力充沛，士气高涨，并且国内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气可用的时候。二是要关注敌方的动静，要乘敌军空虚不备、疲弱不堪时发动突然袭击；或者利用对方内斗激烈、社会混乱的时机作战。三是要借助地形地势与时令气候的有利因素，因时而动。
宋代著名兵书《虎钤经》将“机”划分为五种，专门讨论战术之机：
兵有五机：一曰地机，二曰事机，三曰势机，四曰利机，五曰神机。
地机指的是“列营布阵，先据要害，敌取逆，我取顺”，占据有利地形，如制高点、有水源之处、河道的两边，这些皆可资凭借，能够为我所用，实施战术，或者以逸待劳，或者关门打狗。
事机指的是“审探敌事，因而为之，以中敌情，使敌不知为我所觉，得以欺敌”，是要能适时获取敌方的虚实情报，并采用将计就计的办法，伏击对方。
势机指的是“鼓十人之气为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气为千人之用，威名气焰，动如雷电，所当者破”，通过特定的思想工作、战术安排，激发将士的战斗士气，同仇敌忾、满怀斗志，能够奋力作战。
利机指的是“粮刍储积，士马习闲，凡敌境粮道通利”，大量积蓄粮草，做好战略物资的储备和保管工作，认真搞好军事训练，以充分的军事准备，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
神机指的是“敌人料我于前，失之于后；料我于远，失之于近。动静出入，敌不能察”，要求能灵活机动地做好战略谋划与战术布置，使对方无法把握我军的真实情况，神鬼莫测，出奇制胜。
战术行动，不在于多，不在于大，而在于能够抓住要害，抓住关键，抓住时机。俗话说“过了这个村儿，就再没这个店儿”，既称之为“机”，就在于稍纵即逝，不可再得，一次错过，全盘皆输。
制胜关键第三点是用兵贵密。谋分为两种：一是阳谋，可以公开，堂堂正正、告之四海；二是阴谋，暗中进行，不能公开。需要注意的是，古代所谓的“阴谋”，并不涉及感情与道德判断，而只是客观描述的中性词，如兵书《太公阴谋》，在于其内容不为人所知，秘而不传。
用兵贵密，就是战术秘而不宣。《孙子兵法·九地》说将帅统领兵马，一定要沉着冷静，隐秘莫测；严肃庄重，井井有条，能够蒙蔽士卒的耳目，使他们对军事计划一无所知。改变行动，变化谋略，使人不能识别出来；迁换驻地，迂回行军，使士卒捉摸不透。孔子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愚民思想，但就军事行为而言，必须要让尽可能少的人知道作战计划的相关内容。
《兵经百言》也很认真地解释了如何保密：一个人的事，不能泄露给两个人；明天的行动，不能在今天泄露。细细地推理，逻辑周密地谋划。秘密地集会，防范在交谈中泄露；交谈要注意保密，防止在表情上泄露；表情要保密，防范在神情中泄露；神情要保密，防止在睡梦中泄露。这比现在的“保密条令”要求高多了。
唐代人李筌所著《太白阴经》有《沉谋》一篇，也讲了“用兵贵密”的道理，提出“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其中，“谋藏于心”属战略问题，“事见于迹”属战术问题，要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即将战略有效地落实到战术行动中。二者要在根本上一致，就必须确保战术行动不泄露战略机密，也要确保战略高层不能泄露战术机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密。《太白阴经·沉谋》接着讲战略和战术保密的一个原则：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有些战术能做到，但要装着不能去做的样子；有些战术应该去用，但要伪装成不能用的样子。但实际使用上，却往往千变万化。
比如近来我国与别国的领土争端，中国在战略上是非常明确的，主权在我，毋庸置疑。但在战术实施上，大国动则威，中国不能和东南小国一样，叫嚣着开战。当代国际环境中，大国对付小国，一要用势，就是给予持续的政治、经济、外交压力，军事尚未介入，问题已经解决。二要示形，军事行动只是辅助，稍有军事调动，便能胁迫其回到谈判桌前。
这就是“能而示之不能”，不是退却畏战，而是绝不轻易动手。大国作战，一出手必须征服，否则两败俱伤。小国作战，如街头混混厮打，互不服输，三年十年分不出胜负，故打打停停。大国重道义，小国好利益，故大国一举一动，必须担当国际责任，作战讲究后下手为强，有理有利有节，方可服远。
领土问题，看似战术问题，实则战略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因而，战略上的引而不发是最好的策略。而如朝鲜问题，看似战略问题，实则战术问题，仔细留意，就会发现南北对峙，一触即发，只能在战术上彼此试探，以确保其力量平衡，故可以“用而不用”的策略对应。
《太白阴经·沉谋》还说：
心谋大，迹示小；心谋取，迹示与。惑其真，疑其诈；真诈不决，则强弱不分。
军事战略的谋划要宏大长远，但尽可能不露蛛丝马迹。因为战略的实施，需从一点一滴的部署展开，一定要谨慎，尤其是现在侦察手段多样，情报信息无处不在，尤其要能藏迹。日本侵华，是蚕食战略和闪击战术结合使用，先东北、再华北、再华东，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占领，慢慢把中国领土分解掉。如今钓鱼岛的问题，同是日本的蚕食，一步一步紧逼，试图生米煮成熟饭，由海区控制变成岛屿控制，由实际控制变成实际占有。其他岛屿问题也是如此。这就需要中国在战略上有应对之策，而非被动应付。
“心谋取，迹示与”，实际就是“欲想取之，必先予之”，战略的谋取，需要战术上暂时给予对手。想要诱敌深入，必须先露些痕迹，引其逼近，再与之较量。
“惑其真，疑其诈”，确定战略，需要必要的战术进行掩护。让对方疑惑真与否，疑惑是否有诈，若对手对己方战术不能辨清，则自然对己方战略不能透析。这样，战术和战略便可以相互呼应，确保用兵贵密。
战略与战术，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需要区别对待。曹操是战略家，挟天子令诸侯，取得了号令全国的合法性。虽然战术应用不甚合理，总打败仗，但不至于导致全局被动。诸葛亮是战术高手，总是不断打胜仗，却无力兴复汉室，在于其战略天下皆知，故而曹魏、孙吴皆着力抢夺荆州。荆州一失，诸葛亮就失去了北伐的战略支点，只能以奇兵为正兵，不断出祁山，不断无功而返。天下大乱之时，战略隐而战术隐，方可统天下；天下大治之时，战略显而战术显，方可收民心。天下由治转乱，战略隐而战术显，方可坐大；天下由乱转治，战略显而战术隐，方可后来居上。
知己知彼
“知己知彼”这个成语，可谓家喻户晓，出自于《孙子兵法·谋攻》：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即使是谈个恋爱，做个生意，都要对双方有个估量，何况你死我活的作战，不对敌我双方的情况充分了解，清楚看到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与虚实情况，就不能预知可能出现的后果。知己可以防守，知彼可以进攻，知己知彼，才能攻守平衡。
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在于怎么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一要预知胜败。权衡双方力量之后，要能对战争、战役、战斗的走势和结果做出有预见性的判断。《孙子兵法·军形》中言：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善于作战的将领，先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如何战胜敌军，而是一定要先做到不被敌军战胜。无论是战略决战，还是领土争端，只要能守住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就算是赢局。如果能够在不败的前提下，发现对手的虚弱之处，给予袭击，那就是取胜。
从这个角度看，战争是可以预见的，即以我为主，先问自己准备好了吗？能否防得住对手的奇正之术、分合之法？若力不足抵，或者势均力敌，则采取防守；若优势在我，或对手弱小，守之有益，击之有利，可进可退，可攻可守，游刃有余。
预知胜负的关键，是能通盘考虑问题。《虎钤经》说：
欲谋行师，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正其赏罚；欲谋取远，先谋不失其迩。
“欲谋行师，先谋安民”，想要用兵时，先要思考国内的百姓是否安定，是否能同仇敌忾。殷纣王去平淮夷，没想到周武王在孟津就起兵了。隋炀帝在扬州，督练水师去伐高丽，结果李渊在太原起兵了。只有当百姓与政府同心同德时，军队对外作战，百姓会源源不断供给人力、财力，才能赢得战争胜利。因此，安民与否是预知胜负的第一个判断依据。
“欲谋攻敌，先谋通粮”，凡是采用攻击态势，先要想自己的后方是否有隐患。这里的粮草，指代的是后勤补给。进攻，战线就会拉得很长，后勤供应必须顺畅而安全。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无论是朝军南下还是志愿军南攻，胜败的关键都在于后勤补给线。后勤补给供应不上，冷兵器时代将士就无体力再行攻击，何况现代战争的弹药、油料供应，以及情报保障和技术支持，若是一旦供给断开，更将寸步难行。
“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想要建立一个防御体系或者说进攻体系，必须先思考地利的问题，有没有地利的优势可资凭借。古代的天险，常常成为战略要地；今日的边界，多依山脉、江河划界，正是习惯上对于地利的重视使然。
“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想要打败敌人，要先清楚自己有没有最高决策层的强力支持，有无同僚的全力配合，有无百姓拥护。国内战争与国际战争是两个不同的打法，国内战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国际战争是七分军事，三分外交。
“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想要守住城池的时候，要先衡量自己有多少军事储备。古代指的是钱粮、武器装备等，现在指的是战略储备和作战物资保障。就战术来说，储备不仅包括物资供应，还包括军事训练的水平和人员配属的合理性。
“欲谋强兵，先谋正其赏罚”，作战部队必须要有正气，正气固然要靠政治宣传，更重要是奖罚分明。要意识到“奖对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罚错一个人，挫伤一大片”，如果任免干部、表彰优秀，能做到勇者上，弱者下，兵士就能在履行使命时做到英勇善战。
“欲谋取远，先谋不失其迩”，要谋取战略之胜，先要重视战术；想获得未来发展，先要重视眼前。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意识到一个人需从小事做起，从眼前做起，才能不断成就自己。对军队作战而言，一要为将者脚踏实地，谨慎入微地将日常训练做好，万不可纸上谈兵；二要意识到战略的达成，是需要一个一个战术行动来完成的，过程没有瑕疵，结果自然触手可及；三是要充分了解敌我双方真实情形，不要顾此失彼，也不要好高骛远。补己不足，长己有余，把当下的战术准备好，再去谈战略的达成。
知己知彼的第二点是要预知生死。对个人而言，战争关系到生死伤残。一将功成万骨枯，无论战争胜败，都是无数个体的血肉和生命堆砌起来的，这是士卒之生死；对国家而言，战争关系到胜败存亡，也决定了国家的生死。
《吴子·论将》通过论将的生死，来讨论了军队的胜败问题：如果敌军的将领愚蠢又轻易相信于人，可以用诡诈的计谋诱使他上当；如果敌军的将领贪婪而忽略声名节操，可以用财物来贿赂他；如果敌军的将领冲动而没有谋略，就可以使敌军在我军的袭击骚扰下，疲劳困顿；
如果敌军上层过着富裕骄奢的生活，下层民众生活贫困而心生怨恨，就可以采用离间计来分化他们；
如果敌军将领进退多疑，他的部下无所适从，就可以发挥我军的威势，打草惊蛇，使他们震恐逃窜；
如果敌军的士卒不信任他们的将领，思归厌战，就可以堵住平坦的大道，而让开险阻的道路，诱使他们前来；
如果敌军前行的道路易行，而后退的道路难行，就可以诱使他们前来；如果敌军前进的道路难行，而后退的道路易行，就可以逼近敌军发动猛击；
如果敌军驻扎在低洼的地方，附近没有沟渠通水处，又遇上连绵的阴雨，就可以水淹敌军，使之陷于灭顶之祸中；
如果敌军驻扎在荒芜的沼泽之地，杂草灌木丛生，又时有狂风，就可以用火攻来消灭敌军；
如果敌军长时间驻扎在一地，将士斗志懈怠，军队疏于戒备，就可以实行潜伏偷袭。
要能根据将领的心性和行军布阵情形，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找到最易于打击的环节发动袭击。打仗，虽是军事问题，实则也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社会、一个组织、一个将帅的整体检验。这就决定了，作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强悍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一支部队能否百战百胜的问题，而是由无数细节、无数环节组成的复杂问题。项羽有万夫不当之勇，最后兵败乌江，因其不能用谋；吕布勇冠三军，一生无立足之地，因其贪利好色；刘琨一生东拼西杀，死无葬身之地，因其劳师远征、孤军作战；岳家军骁勇无比，主将死于风波亭，因其有权臣掣肘。
在古代，作战的成败系于将帅的个人素养；在当代，战争的风险更大，作战区域可能跨越千里，作战时间以秒计算，作战目标能精确打击，作战动员要百无一疏。这就要求战术谋划、战术执行要慎之又慎。慎之又慎，一方面要求谋略谨慎，强调的是思考的过程；一方面要求作战谨小慎微，强调的是作战的过程。谨慎用兵的典型是蜀汉的诸葛亮。诸葛亮本人就在给后主刘禅上的《前出师表》中说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明代李贽自题联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因为孔明用兵极少弄险，多疑的司马懿才会认为空城之内必有伏兵，倘若诸葛亮常常冒险，司马懿也就不会撤军。
想要知己知彼必须要做到的第三点是要预知得失。胜负生死是战争结果的直接判断，预知得失是对作战过程的效能分析，作战，固然有成有败，但成也有失，败也有得，要能够预测作战得到了些什么，失去了些什么。现代战争，并非要打个你死我活，有时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如二战时期的德、日等国；有时是为了发展经济，如十九世纪许多强国为了贸易、为了商品输出而抢夺殖民地。
在作战术预案时，必须要清楚，作战的目的是什么？是出于利益，还是道义？这场战争，会得到什么好处？又将失去哪些利益？得失之间，孰重孰轻？
西汉中期，为了彻底消除匈奴的威胁，汉武帝决定派卫青、霍去病统兵远袭漠北匈奴残余，为此朝廷内部意见不一。反对的理由是，此时西汉已经取得了反击匈奴的数次胜利，漠北匈奴不能对汉朝造成直接威胁，加之距离遥远，若发动远途奔袭，成本巨大，国内经济受到牵制，得不偿失。但汉武帝却力排众议，毅然决定进军。经过近两年的准备后，向匈奴单于本部和左贤王势力发动进攻。经过这次决战，危害百余年的匈奴不再振作，终西汉一朝，再无力南犯。
预知得失，要尽量多谋，要能够考虑到不同的情况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制定出多套预案。既要有打胜仗的预案，也要有打平手的预案，更要有打败仗的预案。
唐武后初年，徐敬业在江都起兵，以匡扶皇家为号召，向魏思温询问如何夺取天下。魏思温认为，既然志向在匡复李唐，就要兵贵神速，立刻渡过淮北，直逼洛阳。天下知道我军在恢复李唐，一定会以死相助。徐敬业本想要执行魏思温的计谋，薛璋却说：金陵自古有王气，应早早建立王号，以长江作为屏障，先要自固。还是先攻常州和润州，建立霸业，再率兵北上，有了后退的根据地，进军就无往而不利。徐敬业便听从了薛璋的建议，亲自率兵四千，攻打润州。
魏思温私下里对杜求仁说，兵势不可分割。今不举全兵渡过淮江，却率领李唐士族攻取润州，一定不会成事；自行称王，非为天下，实出于自己的野心，李唐旧吏和百姓皆不响应，自然失败。
预测胜负，都不会孤立地执行一计，一定会系统谋划，多角度做出预案，进行反向逆推，并在执行中能够做出偏差修正，维护战术行动朝着预想的方向进行。
三才辩证
古代兵法的“三才”指的是“天、地、人”。《孟子·公孙丑下》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古人看来，只有能处理好“三才”的关系，才能保证作战朝着胜利的方向发展。
天时，大而言之，指的是战略环境、战略机遇、战略背景；小而言之，指的是战场上风云际会、时令气候的变化。地利，大而言之，指的是地缘政治、国际形势；小而言之，指的是战场上的地理环境。人和，大而言之，指的是民心向背；小而言之，是指三军用命，同心同德。
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否适用于任何作战条件呢？不一定。这句话只适用于天下大乱时，也就是说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诸侯混战，列国争霸，天下交相为利时，这句话最实用。天下大乱时，小城邑，小诸侯，占了天时的敌人围攻而不能够取胜，小国寡民凭借地利取胜。有雄兵利甲，高沟深垒，若国内、城内百姓不支持，最终也会内部混乱。这种情形，人和远胜于地利，地利远胜于天时。
从靖定天下的角度来说，百姓拥护是最重要的战略要素和战术支撑。孟子说，限制人民不能依靠边疆的界限，稳固国家不必以山川溪流为险要，威慑天下不一定需要兵器铠甲。只要合乎道义，天下就会响应，得到了最坚强的支撑，天下自然能够统一。
那么，安定的天下为何会突然大乱呢？一是瘟疫，二是灾荒。瘟疫会因其区域性的惊恐，流言随即四起，百姓出于自保，求神问卜，民间巫术便会滋生，久而久之力量坐大，会被有野心的人利用。灾荒会造成流民，流民散而为盗，聚而为寇，若有强者加以组织，解决他们的衣食冷暖，给他们以生存的希望，便会赢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历朝历代起义者、造反者不绝如缕，朝代盛时，皆未能成气候，一在于朝廷控制力强，流民不易动摇根本；二在于朝廷能够赈济，百姓不至于无助。而朝代末期，一声号呼，天下相应，内因是朝廷的腐朽无能，官员的巧取豪夺，但深层的原因，往往在于饥荒灾害。
汉、元毁于灾瘟，唐、明毁于流民。由乱转治时，百姓渴望安定，则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下由治转乱，贤者在野，庸者在位，有志气者欲拯救国难危政，有野心者唯恐天下不乱，此时能乱人和者，唯有天时。一旦灾荒连绵，庸官不能赈救，贪官乘机发财，则天下动荡，政权必然风雨飘摇。
中国农民起义所倡导的口号，恰恰是对治世未能实现的理想社会的期盼。如北宋初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喊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提出的“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起义，也是“闯王来了不纳粮”；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国家稳定时期，小国要备战，大国要备荒。小国易被欺凌，内修精兵为其实，外睦邻国用其智，则大国敬重，小国礼让。大国乱自内作，或乱于内政，如西汉七王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皇权之争，乱乎上而已，不足以动摇根本；或乱于灾荒，这时田禾不收，政府要赈济，自然财政亏空，入不敷出。若政府不加救助，则百姓流离，社会动荡，乱的是国家根本。因而天下大定时，大国政权首要的任务是备荒、备灾，也就是备天时。
从战略上讲，天时，也可指代战略机遇期。这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成长型国家来说，极为重要。二战之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经济腾飞，其原因在于冷战时期，日本成为美国反苏、反华的桥头堡，美国给予日本大量的军事订单，使得其经济在六七十年代得以迅速恢复。从这个角度来说，战略机遇期是国际形势、国内环境和地缘政治综合造就的时局，这是战略决策和战术行动的深层背景，也需要作为一个重要要求考量。“9·11”事件之后，美国将其战略目标移向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先后爆发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中国获得了十年的战略机遇期，而在此前则是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0年中美撞机事件，美国持续给中国施加压力。这十年中国经济总量获得突飞猛进的提高，外汇储备、贸易总量遥遥领先，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但2011年，随着本·拉登被击毙，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开始撤军，随即便宣布“重回亚太”，强化美日韩军事同盟，强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军事合作，加强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军事合作，为未来的东亚局势和南海局势埋下诸多不确定因素。
由此可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是连续的链条关系，它们之间互相制约、互相辅助。有时天时占优势，有时地利占优势，有时人和占优势，且都处于变化之中，绝不可偏恃一端来应战，更不可妄求三才皆具，而是要充分考量，何者为前提，何者为条件，何者为决定。
《孙子兵法·始计》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分析比较：一是道义，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领，五是法令。
通过分析道义，可以审视民众与君主的想法是否一致，举国上下，能否同生共死，不畏危险；
通过分析天时，可以判断阴阳、寒暑、时令于何方有利；通过分析地利，能够审查作战路途的远近、地势的险要、平易，战场广阔、狭窄，是生地，还是死地；通过分析将帅，可以知道为将者的智慧、信义、爱、勇敢、严厉等品质；通过分析法令，可以明了军队组织的编制、将吏职权的划分、军需物资的供给防护、军队的战术法则等。若五个方面，将领都能够清楚辨识、客观分析，谨慎决策，灵活作战，才能发动进攻，才能取得胜利。这也是《尉缭子》所说的“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在这其中，道义作为决定项，天时、地利作为条件项，将帅作为主导项，法令作为基础项，被加以全面审视。由此可以看出，孟子以三个要素审视天下，说的是政治；而孙武以五个要素审视战争，说的是作战。
料敌察机
《百战奇略》说：“必须料敌详审而后出兵”。要想作战胜利，需要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做到料敌虚实，明察战机。只有做到“不明敌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敌人之情者不誓约，不明敌人之将者不先军，不明敌人之士者不先阵”（《武经总要·叙战上》），才能左右形势。
料敌，就是评估和判断敌情。只有准确地“料敌”，才能随时、随地制胜。那么应该怎么“料敌”呢？从作战角度来讲，要侧重把握如下几个关键：
一要能“料时”，就是认清时机，以此决定作战方针、布置作战任务。这里所说的“时机”是双方面的，设身处地，既要考虑己方的有利时机，这是我们的优势；也要考虑敌方的有利时机，这是我们的劣势。时机又分为两种，一是时令季节，一是形势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间段，也可称为“事机”。
从国内来讲，不合时令的用兵，会招致百姓反战。《司马法·仁本》曰：“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农民要按照时令来安排一年的生产活动，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作战不顾及农忙，不仅使得当年的粮食减产，赋税无法保证，而且征发徭役也很艰辛。《李卫公问对》中说道：“无事兵不妄举，必于农隙。”同是强调战事以不影响生产为考量。
从仁爱的角度考虑，这样做还可以尽量不扰民、不伤民，并能体恤士兵。赤壁之战，曹操兴兵南下，北方人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尤其是无法适应水上生活而晕呕不止，无法作战。诸葛亮挥师平定孟获叛乱的时候，蜀汉军士也多为西南瘴气所困。如果这时候为将者不能体恤士卒，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强行进军必然使得军心涣散，甚至发生哗变。所以，曹军将战船用铁链连接起来，为的是使士卒如履平地。诸葛亮寻访药方，谨慎进军，不致因瘴气造成无谓的战斗减员。
从国外来讲，“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其民也”，不要趁着敌国丧乱、饥困之时发动战争，这一点既是古军礼思想的遗留，同时也是在追求作战的合理性，乘对方国难而趁火打劫，必然会激发敌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哀兵必胜，敌国同仇敌忾，对于进攻方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中国古代的“冬夏不兴师”，还出于卫生的需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季是农作物与人们的生长发育期，冬季则是巩固与贮藏的时节。如果冬夏兴师，违背自然规律，是不合天地之道的。而且，出于行军作战考虑，夏季酷热，军士穿着厚重的战袍与铠甲，无疑严重减损战斗力，甚至带来疾病瘟疫。冬季严寒，将士露宿于荒山野岭，无论是后勤保障还是粮草供给，都极为困难。因而，古人常常认为秋收之后，最适合用兵，一是此时万物生成完毕，可以收获；二是此时秋高气爽，最适合沙场秋点兵，便于行军宿营，利于杀敌作战。
而且，季节的变化、气候的利用，也往往成为作战的良机。古代要求为将者“上晓天文，下懂地理”。这里所说的“天”，就是《孙子兵法·始计》所说的：“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时，神化了诸葛亮“借东风”的情节。但就“借东风”本身而言，从天文和节气上看，是有可能性的。
在曹操看来，中原地区冬季盛行西北风，如果孙刘联军用火攻的话，火势自然是由西北吹向东南，这样就烧毁了孙刘联军的营寨，所以断定对方不会用火攻击自己。但曹操依据的是黄河流域的生活经验，而诸葛亮则在襄阳隐居，熟悉江淮节候的变化。《后汉纪》记载此战为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为“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备……”。这一年闰十二月，十二月壬午朔，十五丙申小寒，三十辛亥大寒。闰十二月壬子朔，十五丙寅立春。按照古代历法和节候理论，闰十二月天必大寒，寒极生热，则这年冬至丑时，一阳复生的力量便强。《三国演义》所写的便是“二十日甲子祭风，至二十二日丙寅风息”，也是按照如此推论，所以，诸葛亮确信江面起风会刮向西北方，可以借此火攻曹军。
二战时期的苏德战争，也是如此，一进入冬季作战，德军便陷入被动收缩的态势。从1941年6月11日，德军闪击袭击苏联，到9月份，苏联先后损失173万人，损失战机8166架。但秋冬时节，德军攻势变缓，苏军便顶住了德军进攻，于1941年12月转入战术反攻。1942年，随着天气转暖，苏军的进攻作战又被德军挫败，进入6月后便节节败退，再次转入防御。7月下旬德军围攻斯大林格勒，为了在寒冬来临之前解决战斗，发动猛攻。但顶住了白热化攻击的苏军，进入冬季，再度趁机反攻，11月合围德军第六集团军，1943年1月10日发动总攻，2月2日实现全歼。苏军正是利用了德军不擅于冬季作战的劣势，利用天气环境，扭转了苏德战势。
“料敌”的第二个关键点是要能“料地”，就是善于辨别不同地形地势的功用，充分利用地形之便打击敌人。《虎钤经》说：“地之形，险易殊也；地之气，寒热异也。用形与气，在知逆顺焉。”地形险易有别，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周围的地理环境，往往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态势。
十三世纪，蒙古骑兵凭借骁勇机动的作战能力，相继消灭了金、西夏、辽、南宋，数次西征，入侵中亚、西亚和东南欧，几乎统治了骑兵所能到达的所有土地，但其先后两次征伐日本，都因不习海战，为季风袭扰而失败，日本的地理位置使得其免受元朝征服。同样，印度半岛也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阻隔，使得元朝骑兵无法南下。
战略要地中的高山、险隘、河川，之所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于其易守难攻，在冷兵器时代，它们成为制约军力投送的关键要素。江南湿热，北方干寒，也造就了历史上的南北分割，劳师远袭，跨越南北，往往导致士兵不适应当地气候而患病。当年拿破仑远征俄罗斯，也是因为不适应当地的严寒，加之后勤补给不足，导致惨败。
古代兵法中，针对不同的地形，处置方式也不同。《孙子兵法·行军》就说：作战部署时，通过山地，要靠近有水的溪谷行军，驻扎地点应占据制高点，且向阳的地方。敌人占领高地时，就不要贸然进攻，这是在山地部署军队的重要原则。
渡江河时，应在距离水流远的地方驻扎；敌人渡水攻击己方，不要在江河中应战，而要选择敌军部分渡过河，部分没有渡过河的时候发起攻击，最为有利。
通过盐碱地和沼泽地时，要马上离开。若是在盐碱和沼泽地区与敌军相遇，那就要占据靠近水草，背靠着树木的地段，以此作为作战的原则。
若是上游下雨，洪水突然来到，如果想要徒步过河，应该等待水势平稳再过河。
凡是遇到“绝涧”、“天井”、“天牢”、“天陷”、“天隙”这些地形的时候，一定要马上离开，不要靠近。
行军作战要远离这些地形，而让敌军靠近这些地形。我军应该面向这些地形，让敌军背靠着这些地形。
我孙子认为依山而战时，应该充分利用地形的便利，利高不利低，这样可以充分借助山势，一方面我军居高临下，一旦两军开战可乘势而冲，不仅免去登山的阻力，还可以借势来提升己方的冲击力。相反，敌方则苦于地势，若发动进攻费时费力，士兵气势必然受挫。另一方面，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观察敌军一举一动，随时掌握敌军的态势与意图。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依山就高也有不利的地方。比如，如果对方放火烧山，或者截断水源，那么采取在山上驻军的举措，无异于自掘坟墓。为将者一定要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制定决策，不可死板教条，纸上谈兵。
《卫公兵法辑本·将务兵谋》中就说：
凡战之道，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也。
打仗较量的是双方的综合力量，地形只是作战时的辅助手段，战场形势不断变化，地形却无法改变，这就要求为将者要灵活多变，万不可拘泥条令，不知变通。马谡就是刚愎自用地认为自己熟读兵书，坚持高处扎寨，没有听从诸葛亮的临行告诫和王平的劝阻，最终因魏军放火烧山，“料敌”之痛失街亭，自己也被诸葛亮挥泪斩杀，毁坏了原本有利的北伐战局。
三是要能“料力”，就是预料双方的作战力量，包括兵力、人力、物力、财力等。说到底，作战虽有时机、虽有地利，但关键靠的是战斗力。
从战略层面来讲，战斗力就是国力。《尉缭子·战威》说国力就是威慑力，认为王道之国藏富于民，雄踞一方的伯霸之国藏富于士人阶层，苟存于诸侯之间的国家藏富于卿大夫阶层，走向颓败灭亡的国家则藏富于府库。一个国家，在上位的人财货富足，在下位的人却艰难穷困，战时必然没有人肯替国家卖命。
卫懿公嗜好养鹤，常常让鹤站于车前，号称“鹤将军”，还给鹤赏赐俸禄：上等食大夫禄，较次者食士禄。他玩物丧志，不理朝政；以鹤为将，国人寒心。懿公九年（前660年）冬，北方翟人攻打卫国。卫懿公要发兵抵抗，大臣说：“你爱好鹤，就命令鹤去攻打翟人吧。”他组织百姓抵御，百姓也说：“鹤享受着高官厚禄，让鹤去呀！”无奈，卫懿公只好带着几个亲信迎敌，兵败被杀。
古代兵法也好，作战决策也好，预测对方的战斗力，常常审查其是否能同仇敌忾。吴楚两国交战，楚国大夫们都很畏惧吴国。楚将子西说：“吴国人不团结，人心各异，我们不必担忧。阖闾早年励精图治，饮食起居都非常的节俭，勤政爱民，与百姓同甘共苦。而如今的吴王夫差则不同，大兴土木、修建台榭陂池来供自己享乐，并且沉迷女色，不理国政。将百姓看成草芥寇仇，不断地压榨奴役百姓。吴楚两国还没有交战，吴国就已经败给楚国了，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打败楚国呢？”这是从军民团结的角度来审视的。
从战术来看，只要能准确分析对手的优劣，便很容易判断作战结果。建安年间，曹操率军进攻马超。刚开始的时候，马超每每增兵前来，曹操非常高兴。等到曹军取得胜利之后，将领们都来询问原因，曹操说：“我们离关中比较遥远，如果马超命手下各自依据险隘把守的话，我军耗费一两年的时间，也未必能够取得胜利。而如今马超率部而来，尽管军队人数很多，但各部人心各异，各怀鬼胎，敌军中没有可以统一各部的主帅，这样他们的力量比较分散，我军就有机会一举歼灭他们，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牺牲，因此我很高兴。”共敌不如分敌，马超部属陆续而出，正是曹操各个击破的好时机。且马超不懂主客之道，没有坚壁清野，以防御求持久，来耗退曹操，反而主动出击，让曹操充分发挥了大军利于决战的优势，很快平定了西凉。
战争中主将对形势的判断，远较对战略的判断为难。原因在于其所涉及的要素，会随时变动，随时调整。这就需要前线指导员能临机处置，以多变的战术行动完成相对固定的战略决策。而最高决策层，必须赋予前线指挥员战术专断权，实现指挥权、决策权之间的合理分配，才能确保战场上的形势判断与战略决策间的协调有序，妙合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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