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勇于创新，打破常规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没有创新精神就不可能有发展。晋商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由此做出的历史贡献是令人瞩目的，其中有商业与金融机构创新、制度创新、业务技术创新、商业与金融工具创新以及商业与金融观念、理论的创新。诸如人力资本、两权分离制度以及银行汇票、转账结算、旅行支票等都早于西方。因此，在晋商的成功因素中自然包括着其创新的因素在内。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都离不开创新这一最具活力的因素。创新就是发现、发明、创造、进步。
旅蒙商是在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山西商人。旅蒙商始于清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当时，在平定噶尔丹部叛乱战争中，大军云集，所有采运粮饷以及购办各种军需之事均需借助商人，所以清朝曾组织了一部分商人，跟随清军征战，深入到漠北蒙古高原地区，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同时，由理藩院另设一营，随军商人即在营中与牧民进行贸易。清军每营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贸易之事。随军商人从蒙古各部各旗收购来的物品，也大多作为军需物资供给军队。征讨噶尔丹清军中的这种随军贸易，后来逐步扩大到清朝驻扎在蒙古地区的驻军中，他们除了给部队包办粮草、贩运马匹和供给其他军需物资、生活用品外，还和当地的蒙古王公贵族、广大牧民开展贸易。这些进行随军贸易的商人，被当时的清廷命名为“皇商”。他们大多数是来自晋商的“官商”，即“龙票商人”，也有一部分是“民商”。清王朝平定蒙古后，清军虽退回内地，而一些山西商人则趁机留在了蒙古，继续与当地蒙古族人进行交易，于是，在漠北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等处遂成旅蒙商商贾云集的商业城镇。这些人，除了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外，还在草原与蒙古人进行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规模逐渐扩大，成为很有势力的商人。
由于蒙区不流通内地的银钱，只能以物易物。旅蒙晋商针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单一粗放畜牧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漠北社会对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原内地出产的粮食、布帛、烟茶和手工业产品等迫切需要的状况，在内外蒙等漠北地区的商务活动采取了因地制宜，以货易货的方式：他们利用草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冬春牲畜瘦弱，牧区青黄不接，采取不等价交换等手段，向牧民高价赊销生活必需品，以低价预购牛羊和畜产品，以购小还大、购大带小等放账计息手段，牟取高额利润。着名的大盛魁商号，是晋商中对蒙商贸的最大商号，大盛魁从内地采购的蒙区所需要的砖茶、布匹、调料等，然后交换蒙区的畜牧业特产牛、羊、马供应内地。大盛魁交换贸易，在自己换取了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促进畜牧业自然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发展，对沟通漠北与内地的物资交流和经济往来，带动当地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以及城市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无疑，晋商是充分利用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差别和互补，大获其利。旅蒙商在蒙古地区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四种：一为通事业；二为居闻业；三为杂货业；四为谷蔬业。
所谓通事业即指专为各旗王公、扎萨克采办物品，包括吃穿所需，均靠从事此业者。王公需用钱款，也由此业者先予以借垫，月息三分。一年之内，还本概不取息；一年之外，则须偿还息金。若遇三年，则利上加利。凡由从事此业者借出之款，每到偿还期，各旗王公均以牛羊马匹、骆驼等作价抵充。通事业者便将这些牲畜贩回归绥，以此获得厚利。经营此项业务的主要有大盛魁和天义德两家，均为山西人。而尤以大盛魁为最。大盛魁极盛时，雇员多达数千人，运货骆驼数万峰，尤以砖茶和烟草普遍受蒙民欢迎。
居闻业者是指各路贩商的屯转处。所有古城子及肃州一带的行粮贾客，均依赖居闻业者给予介绍，然后按照买卖物价，酌抽佣金，与内地的行栈性质相同。
杂货业者是指专事贩运各种杂货，即米、面、茶、烟、布匹等，并再将所获皮毛及其他零件贩往归绥等地。
谷蔬业者即指在乌里雅苏台种地数十亩或百余亩不等，以所产谷蔬售销蒙人。谷食为主，菜蔬为辅，均有字号，为农商兼顾。
旅蒙晋商在蒙古地区的贸易形式，主要是走屯串帐篷，游动经商。旅蒙晋商根据牧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以车载杂货，周游蒙境，用较为廉价的绸布、茶叶、烟酒和金属器皿及工具等，换取各类牧畜、毛皮等畜皮和珍贵兽皮、药材等。
旅蒙晋商还根据畜牧业经济的生产特点，在春夏之交，载货送到蒙古牧民的营地，先把商品赊销给蒙民，当面以货物折合牧畜、皮毛数量，先不收取，至秋冬之际，牧畜腰满肥壮时，商人骑着马，拿着账簿，到蒙民驻地，收取牧畜和畜产品；对于没有赊销商品的蒙民则由收购商出据盖有商号印记的“钱帖”付牧民收藏。待次年春、夏季，该商号载货车到达时，牧民再凭此“钱帖”向商人选购其所需的各种货物。旅蒙晋商藉此营销与收购办法，与牧民保持着“永恒”的主顾贸易关系。
还有些旅蒙晋商“以牲畜质物，指定某畜由原主代为饲养，数年后取之如携，若有死伤，原主指他畜以为偿”。或以少量低廉商品，交换蒙民幼仔畜或瘦弱牲畜，交蒙人代为饲养，待数年长成大畜或膘满肉肥时，再赶回内地高价销售。旅蒙晋商以这种经营手段，获取了高额利润。
旅蒙晋商在蒙古地区的贸易，虽然经营范围和业务活动各有差异。但是就其经营商品购销情况来看，无论大、中、小旅蒙商号，都有共同之点，即收购的主要商品为马、牛、羊、骆驼和毛皮等畜产品和土特产品。销售的主要商品则以砖茶、布、绸缎、酒、烟、糖等日用杂货和一部分生产工具为主。此外，不同的地域不同时期、不同商号的经营活动，购销商品的种类亦有所不同。有的经营货物达千种以上，有的只经营一二种。
除上述列举的主要商品外，旅蒙商在经营中还因地制宜，根据要求灵活组织商品供应。对蒙古王公贵族、上层喇嘛等，为取得其欢心，则按其欲望供应精致奢侈的玩赏物品、高级名酒、盒装精美糕点、精雕鼻烟壶，甚至玉枕和供其淫乐的器物等。仅佛像就有大、中、小不等的银像、铜像、瓷像、楠木像、刺绣像等种类繁多。旅蒙商大盛魁曾在春节时贴一对联中称：“搜罗十八省之奇货”，形象地说出对蒙古人供应的商品“上至绫罗绸缎，下至烟酒葱蒜”，凡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物品，应有尽有。大盛魁商号是清代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
大盛魁的总号最初设在乌里雅苏台，后迁驻归化城(呼和浩特)，其经营活动的基本地区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乌、科两地柜上的店员，在柜上住过三年，学会蒙语以后，就组成若干小组到草原各帐篷售货。基本上是一个店员，再雇一个蒙民，两个人骑两只骆驼，另用两只骆驼驮货，贩运的商品有砖茶、生烟、洋布、斜纹布及针线之类，走串蒙古包送货上门。夏天卖了货，换成羊马；冬天卖了货，换成皮张。同治时，大盛魁看到茶、烟销路好，为了适应蒙民的口味和运输上的便利，与茶商、烟商一起制出名牌“三九砖茶”和“祥生烟”。而且越做越精细，越做越定型，颇受蒙民欢迎。
商战中有一个“先手定律”，强调的就是一个“先”字。你若慢了一步，别人可能已冲到前面，先你而成功，你的准备只能前功尽弃。所以谁创新快，换代快，谁就能赢得新市场。
2．随机应变，化险为夷
无论是在海内还是在海外，无论是在往昔还是在当今，现代自由市场的机制并非是死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的环境即如同风雨莫测的大自然，白云苍狗，总有种种变幻。企业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懂得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动物界有许多动物都有根据环境的基本色调调整自己肤色毛色的本领并能随着时光的流失而进化，人也是如此。在现代社会中，要顺应时变，必须有一个随机应变的心灵。在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变幻和各国各地的空间转移之后，徽州商人养成了一种因机而变的特殊能力，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变”的经营哲学。“善变者，动于九天之上”，这句兵家名言可以作为徽州商人的写照。
胡雪岩就是一个在生意场上懂得随机应变的人，太平军攻占杭州，就使他经历了一次大的变故，而且这次的变故几乎将他逼入绝境。这次变故有三个方面：
其一，最大的钱庄、当铺、胡庆余堂药店以及家眷都在杭州，杭州要是被太平军占领，就等于他的所有生意都将被迫中断。不仅如此，还危及他的老母妻儿，所以他必须想办法救他的家人。
其二，经商难免会树立仇人，遭到别人的妒忌，如今战乱之中，立刻谣言四起，说他为了避免遭到太平军的围困，以杭州购米为名骗走公款滞留上海；还说他手中有大笔王有龄生前给他营运的私财，如今死无对证，已遭吞没。甚至还有人谋划向朝廷告他骗走浙江购米公款，误军需国食，导致杭州失守。这些谣言都意味着胡雪岩不仅会被朝廷治罪，而且即使杭州被朝廷收复之后，他根本就无法再回杭州。
其三，王有龄的牺牲使他失去了一个官场靠山，即使不被朝廷治罪，他也不能顺利返回杭州，他的生意也将面临极大的困难。本来他的钱庄就是由于王有龄这一官场靠山得“代理官库”发迹，而他的蚕丝销“洋庄”，他做军火，都离不开官场大树的荫蔽。
如果是一般人早就听之任之了，但是，胡雪岩面对这一变故，并没有惊慌失措，经过他仔细的分析，终于找出了可利用的因素。他认为，如今陷在杭州城里的那些人，只不过是在帮太平军做事，他们之所以造谣生事，是因为太平军在想方设法诱胡雪岩回杭州帮助善后，而那些人不愿意放他回杭州，他们造谣虽为不利，但却并不是不可以利用。根据这一分析，胡雪岩确定了两条计策：
首先，他先不回杭州，以躲避与这些人正面交锋，他知道他的这一态度一旦明确，这些人就不会进一步纠缠；其次，胡雪岩自己出面，特别向闽浙总督衙门上报，说是这些陷在杭州城里的人实际上是留作内应，以便日后对付官军。这样一来，不仅满足了他们不让自己回杭州的愿望，而且表面上还给了这些人一个交情。其实这暗地里却是把这些人推上一堆随时可以引爆的火药，如果这些人不肯就范，加害胡雪岩，他就随时可以将这一纸公文交给此时占据杭州的太平军，说他们勾结官军，这些人无疑会受到太平军的惩罚。
而此时，胡雪岩手上还有杭州被太平军攻陷之前为杭州军需购得的大米一万石。当初这一万石大米运往杭州时无法进城。只得转到宁波，赈济宁波灾民，并约好杭州收复后以等量大米归还，这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
胡雪岩决定，一旦杭州收复，就马上将这万石大米运往杭州。这样既可解杭州赈济之急，又显胡雪岩做事的信义，诬陷他骗取公款的谣言也可以不攻自破。实际上，胡雪岩在杭州被官军收复，便将一万石大米运至杭州，而且直接向带兵收复杭州的将领办理交割，这样不仅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还一下子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将他引为座上客，并委他鼎力承办杭州善后事宜。
由此，胡雪岩又得到了一位比王有龄还要有权势的商场靠山，胡雪岩的红顶子，也就是这一举措的直接收益。原来看似不利的因素，实际上成了胡雪岩日后重新崛起的机会，真可谓把不利之中的有利因素充分利用到了极点。
胡雪岩这一招，真如变戏法一样。不过，生意场上的戏法如何去“变”以及“变”得好坏与否，又的确显示着经营者的眼光、胆略和技巧的高低。许多时候是可以变一变戏法的，将不利变为一个可以利用的条件。当然这要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变出别人变不出的戏法，这样才能令人叹服。其实，生意场上的“戏法”，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必要的经营技巧，而不是心术不正的欺骗别人，所以，胡雪岩说：“戏法总是假的，偶尔变一两套可以，变多了就不值钱了，值钱的还是有真东西拿出来。”
再说，他从钱庄伙计最后成为粮食商人；由运送粮食卖给太平军，又变成献粮给官军；再由粮食商人变成官方筹粮要人。这种种改变，都是胡雪岩适时随机应变的结果。
胡雪岩有审时度势的独到眼光，深悟世道的权变之理，善于在乱世之中“变”。用他自己的话说：“世界日日在变，而做生意贵乎随机应变。”
危机掌握得好，转化适宜，可以变成转机，带来良机。良好的时机来临，必须当机立断，以求适当反应。但是反应之后，变数不断出现，还需要合理地随机应变。商场服贾，如同战场克敌，只有随机应变，巧运智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3．灵活多变，随机应变
时代在变，市场在变，“变”是这个世界的法则。温商常说：“不知道灵活多变，还算什么温州商人！”
温州商人叶世光，在他积累了资本之后，在全国各地寻求投资商机。1995年，他来到南京，发现这座古老的城市呈现出勃勃生机，人才济济，并且投资环境也不错。他决定在这里发展，然而投资什么，心中无数。当时南京饮食、休闲业相当火爆，他深入了解之后，冷静地考虑到消费热点不一定就是投资热点。市场越火投资更要谨慎。其后，他又调查房地产业，而当地房地产商大都投资于高档商务楼，也是十分火热，让他望而却步。就在这一期间，他为租下一间商务间作为公司所在地，奔走于多家房产商间，均因租金昂贵而未能如愿。这一天，就在他无法租下商务间，公司难以在南京落脚，而在宾馆里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时，不觉有些怅然。他推开窗子，眺望景色：眼前的南京闹市区，正在矗立起一幢幢豪华的高档商务楼，一幕幕求租商务间的镜头在脑中浮现……忽然，他灵机一动，想到像他这样的商人都在南京难以租一间商务间，那么还有多少中、小商人渴望租一间租金合适的商务间呢？如果投资兴建中、低档的商务中心，不是具有很可靠的客户来源吗？这一“商机”浮现，叶世光不走了，而是马上着手调查，发现果然“商机”无限，于是果断决策，在南京投资数千万元开办中低档的商务中心。果然客户蜂拥而来，立即吸引了许多中小公司入驻。几年来，出租率都保持在95％以上。叶世光在南京的发展十分顺利，他如今是南京诺亚商务中心总经理、南京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
在流星四落的商场中，温商却常年保持着挺立疆场、傲视群雄的姿态，他们既非饱学诗书，也少熟读兵略，却能风来驭风、云来驾云，通权达变，以变制变，从而成为商场中的常胜将军。
如果从根上说，温商因熟知穷思变、变则通的道理，故而从不囿于一山二水三分田的窘境。正是灵活善变的素质，让温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找到了“走出弹丸小地”、“走出山野蛮荒”的蹊径；也正是通权达变的另辟蹊径，让昔日的“井底之蛙”拥有了成为翱翔四海的雄鹰的机会。
有资料显示，温州盛产数学家，诞生过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谷超豪等数学巨子——或许是基因的关系，温商常有出其不意的逆向思维。前有为求生路、另辟蹊径的古人，后有为请财富、迂回作战的来者。当代温商得益于古人的基因，又发其精髓，终得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商场中大演不守成规的灵活变通招数。
几年前，温商王强接过了一家已倒闭的街道办制胶厂。该厂30来人，倒闭时欠下5万元外债，拖欠工人9个月的工资。刚刚接手烂摊子的时候，他用集资的办法招收了两百多名工人，买了油毡纸把漏屋蒙起来，暂时解决了厂房问题，又从工人家里借来缝纫机，解决了设备问题。正当他对制胶厂实施“起死回生术”时，获得一个准确的市场信息：制胶业市场产品过剩，皮革塑料制品行业的许多厂家都纷纷下马。王强得到这个情报后，脑子里立刻就出现了一个“变”字，果断地决定“变”。“变”也要因地制宜，经过数次的调查和考虑后，权衡利弊，他决定从本坞区兴旺发达的畜牧业打开突破口，以皮革制品杀出一条财路。他就地取材，用皮革制作自行车坐垫、手提包、背包、儿童书包、旅行包等产品，很快占领了市场。债务还清了，工人工资补发了，小本生意获大利，一些正在挣扎着的小厂都纷纷来参观。
凭着温商特有的市场敏感性，王强预感到这些人即将成为竞争对手，于是立即又想到了“变”。他们厂转产牛皮鞋、皮箱、山羊革夹克衫等。很多工人都来责问厂长：“这么畅销的产品为什么要停止生产呢？”不久这个问题便让实际情况做了回答：许多来取经的工厂，见他们的原产品本小利大销售快，回去后争相大批生产，结果市场很快就出现了滞销现象。
皮件厂办得比较顺利，新产品很畅销，可是王强想问题就是比常人深一层，他预想到皮革制品有时会出现滞销现象，仅靠一种产品风险大，如果采取“一业为主，多业并举”，那么一种业务不景气时，另外业务就可以马上扩大，弥补损失。于是决定再上一种新产品。
为了选择新产品，他四处奔走了解市场行情。一张“首届A市骡马物资交流大会”的海报吸引了他。本地牛皮资源丰富，皮质又居全国之首，加工牛皮的念头产生了。从市场他又了解到，“黄牛蓝湿皮”在外贸市场上是紧俏商品，于是他立即组织力量，很快就生产出了色泽鲜艳的黄牛蓝湿皮。当年，这一新产品就被一外商看中，当即与他们厂签订了年供货5万张的合同书，由于他们厂的产品质量好，又守信用，所以不久黄牛蓝湿皮就出口到日本、新加坡、印度等亚洲各国。
人随时代的步伐走，而企业应跟着市场信息变。在这方面，王厂长应对自如，用新产品不断充实市场。一次，一位北方的农村姑娘来到皮件厂，她要买一只结婚用的皮箱。厂里的业务员把她领到了制箱车间，那里有准备发到各个城市去的航空模压箱、旅游箱、轻便手提书箱、带轮子的套箱等各式漂亮的箱子，可姑娘一个都没看中。这一小小的举动立即引起王厂长的兴趣，他开始思索和研究，将如何才能适应农村市场的需求、如何打开农村市场提上日程。
农村是个广大的市场，而自己的厂却没去占领它，应该把产品面向农村。他立即组织力量设计制造出了色彩鲜艳、龙飞凤舞、图案明朗的带着乡土气息的皮箱。这种龙凤皮箱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很多农村经销店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前来订货。开发一个新产品，就能占领一个新市场。他们的产品占领了农村市场，产值和利润很快大幅度上升。王强获得了巨大成功，事业如日中天，气势逼人。3年后，原来盖着油毡纸的茅屋变成了7层5开间楼房和宽敞的车间，30来人的小厂变成了3500多人的中型厂。
在温商看来，一个善于经商的人一定要懂得随机应变。因为市场是千变万化的，诸如政策、货源、销售、价格、天气，等等，都是经常会变化的。市场上的动态，随时都会影响经营者的生意，打乱你原先的计划。因此，经营者就必须随机应变，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减少损失，挽回败局。广东东莞市有两个乡同做香蕉生意，甲乡的香蕉是运到东北的，乙乡的香蕉是运到河南的。甲乡在中途发现天气炎热，香蕉会变质，就中途卸货降价销售。而乙乡的香蕉到达河南后，货方还死抱着价钱不放。结果，卖的不多，烂的不少，损失惨重！
能变通者才能生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准则，不仅适用于上古时代，同样也适用于科技文明的现代社会。不论是生物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承认，在一场激烈的竞赛中，凡是不能适应者都会被淘汰。
商场如战场，刀枪本无情，如果一个人在作战的中途倒下，则显示其生存的条件不够。而温州商人的特点就是头脑活，能准确地进行市场定位，而且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见到什么市场前景好，认准了立即调转枪口投资。一个温州商人在他的投资生涯中可以涉足数个不同的领域。而且，对于温州商人而言，没有不敢投资的行业，只要能带来利益，没有不敢去投资的地方。
4．决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随机应变，拿得起放得下。只要能赚钱不在乎干什么的理念，派生出温州商人的另一风格：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不死守一个摊子。如果自己的摊子或经营的项目不赚钱，不管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对其多有感情，他们也会去放弃它。他们把开公司、上项目仅仅是看作赚钱的工具而已。这个工具用旧了，不起作用了，他们都舍得丢掉，赶紧换新的。温州人不会像有些地方的生意人那样，对待自己的公司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管争不争气都舍不得丢掉。在义乌有个叫邓光华的生意人，他开过许多摊店，也办过各种大小公司。最早他卖针线，后来卖机械手表到电子表，再后来他卖计算器、手机、电脑等等。20多年生意中他与时俱进，随机应变，他先后卖过100多种产品。正是这种灵活善变的经营方式使它由当初摆针线小摊发展到今天的大型电脑、彩电专卖公司的老板。
放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放弃意味着永远不再拥有，但是不会放弃，却想拥有一切，最终你将一无所有，这正是生命的无奈之处。但如果你不放弃眼前的热烈，就无法享受花前月下的温馨。生活给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丰富的宝库，但你必须学会放弃，选择适合你自己拥有的，否则生命将难以承受。能够放弃是一种跨越，当你能够放弃一切做到简单从容地活着的时候，你生命的低谷就过去了。一些看似无谓的选择，其实是决定我们一生重大选择的基础。所以面对进退取舍，我们要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与通用、大众、福特这些国际汽车巨头相比，奇瑞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和品牌知名度还相差几个等级，但依靠自主研发的奇瑞，却用自己的海外战略改变了中国产品在海外的形象，改变了中国商品的出口结构，也使得中国开始迈向汽车制造的超级大国。
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奇瑞自身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选择了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就是先进军第三世界国家，有所不为是暂缓进军欧美市场。
奇瑞国际公司将全球的业务分为五大块：亚太区、东盟区、欧洲区、中南美洲区和非洲区。在奇瑞国际公司的网站上，各大区的销售网络已经初步形成规模：中东有15个经销商、东欧有11个经销商、亚太地区有6个经销商、非洲6个，起步不久的中南美洲经销商相对较少。
为了建立相应的风险控制和激励机制，奇瑞在每一个国家或地区仅设有一家经销商，而非总代理。像中美洲一些国家的经销商，他们都有相应的销售指标，如果没有达到，而奇瑞又发现了新的有实力的经销商，未达标的前任就会被取消资格。据了解，奇瑞对经销商的要求是，在当地销售汽车的同时，他们还负有收集当地市场信息和推广奇瑞品牌的任务。
眼下奇瑞QQ正替代日本的经济型家用轿车，在中东国家受到热烈的追捧。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奇瑞对欧美市场则采取暂不进入的措施，奇瑞的谨慎源于当年现代、丰田在进军国外市场时犯下的错误。
“在未摸清海外市场要求的情况下，就贸然出击，做坏了品牌，结果用十多年的时间去重塑品牌。”但奇瑞的相关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中：从计划何时进入，到生产进入该市场的产品，继而设计进入该市场的计划。
2005年，针对美国市场的奇瑞车正处于调试阶段。奇瑞将进军美国市场的车型定位于中档车，比当地同档同配置的车便宜20％~30％，售后服务上提供不低于竞争对手的质量保证。在准备产品的同时，美国梦幻公司与奇瑞的谈判也同步进行。奇瑞给了梦幻公司5款车的独家代理权，而非所有产品。
在合同中，奇瑞提出一系列将双方牢锁在一起、进一步避免对方不能有始有终及防范风险的条款。如要求全程参与对方的运营，掌握对方销售记录和客户档案，共同制定销售服务的相关条款。合同中甚至明确写入“与对方共用一个办公室”。此外，奇瑞要求梦幻公司与其成立合资公司。奇瑞以5款车型的知识产权、部分厂房和设备作价拥有合资公司60％的股份，梦幻出资占40％的股权。
有无科学的海外战略，能够体现一个企业对未来是否进行了长远规划，在企业规模上是否要做大做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是否有忧患意识和进取心，以及体现企业是否拥有打造国际品牌提高竞争力的愿望。奇瑞在海外战略上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正体现出一种科学的、长远的战略观。
放弃对于每一个创业者都是件最痛苦不堪的事情。然而，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是一种成功。因为，适时的放弃能让你腾出精力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5．除旧布新，适时转型
企业的经营环境随时都在发生变化，企业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大型企业能渡过难关，继续发展，往往离不开除旧布新的改革创新。如果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不能够及时地分析环境、审视自己，企业曾经的辉煌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因此，改革创新和适时转型是企业保持发展活力的重要源泉。
1970年，星光还只是独自创业的林光如开办的一个印刷小作坊。16平方米的厂房、一台二手印刷机，就是全部家当。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印刷界一些人因担心香港的前途纷纷减少投资，林光如却看准时机扩大投资，并不惜斥巨资率先从德国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满足欧美客商对精美包装的需求。在当时香港印刷界还普遍采用二手机的背景下，这一敢为人先的举动立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香港业界纷纷效仿，从而带动了全港印刷水平的整体提升，星光因此声名鹊起。
1993年，星光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成功实现从家族式管理到资产上市社会化，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印刷是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行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企业永葆青春。三十多年来，星光集团始终应用最前沿的科技于生产管理中。它率先在业内启用ISO900l及ISO14001管理系统，凭借精细化的管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成功的快速反应、“客户联盟”的市场推广机制，不少世界500强企业如微软、惠普、英特尔、宝洁、松下、欧莱雅等都成为星光的长期客户。印刷业是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除了“以科技领先”，星光的做法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设立“创意中心”来设计研发新产品，利用“授权”、“品牌”和“服务”来赢得利润，同时以全球化思维探讨和引领印刷行业标准的制定，以保证自己始终走在行业的前端。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多元化、国际化发展过速，管理、人才一时无法跟上，星光集团曾一度陷入低谷。痛定思痛，林光如决定要在自己的企业办一所管理学院。这所学院与其他业内专业学院不同的是，学院与工厂、研究、设计等环节紧密相连，学生直接与实践接轨，掌握国际上最先进的印刷设备操作技术与设计技能，毕业后均成为业内即用人才。
更具特色的是，“星光管理学院”不仅培训属下员工，还同时开办了面对客户和供货商的培训课程，比如举办“以全球化思维探讨印刷行业标准”论坛，以及开放印刷品买家证书课程等。许多星光老客户如欧莱雅、CD、露华浓、默沙东、联合利华等知名品牌企业派人员参加培训后都给予高度评价。这种互动式培训使企业和联盟伙伴相互协作，结成了更为紧密的一体化经营和发展关系。
星光重视人才，认为“我们要将员工‘举在头顶，放在心上’，给员工更多的关爱和栽培”。因此，在星光，员工们有充分的归属感，因为“选择星光，就是选择成长，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星光集团有不少二三十年伴随公司一起成长的老员工，即便在星光曾因种种原因濒临倒闭的艰难时刻，员工们都不离不弃，甚至把自家的存款拿出来集资，与公司共渡难关。人才的力量在这里保证充分显示。
林光如常说：“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他非常注重并极力倡导建设学习型企业。除培训之外，他还选拔优秀员工到国外进修。识才、爱才、用才、育才，林光如的真诚、热情与谦和感染着每一个人。他多次感慨地讲：“公司曾经因决策失误陷入低谷，错在我这个当家的没有广为纳谏。”为此，50多岁时，他还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修完了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提升自己的现代管理水平，并规定每月召开一次集团中高层管理人员参加的为期一天半的学习会和经营分析会，集思广益。由此，公司业绩连年稳定增长，2005年，星光集团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亚洲200家最佳中小型上市公司”之一。
世界上的事物无不是在运动着的，只有不断地运动发展，事物才会存在，否则便会走向衰亡和毁灭。可以说，万事万物都是在继承与发展中传承下来的。人们所从事的事业也存在着同样的道理，接下前人开创的事业或将自己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都要有扬弃，在继承和发扬中舍弃掉适用于过去时代而不适用于当今的东西，这就需要除旧布新，适时转型。
6．与时俱进，独占鳌头
“盛极必衰，月盈必亏”，这样的辩证法同样适用于商界。成功的商人向来以明察善断，抢占先机见长。在经营自己的商业帝国的过程中，成功的商人深知，创新才能求发展，识时务者为俊杰。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传统型产业必将在竞争中被淘汰，而新的产业一定与高科技密切相关。所以，企业的发展一样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广东新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温畅芬被誉为中国的“烫衣板大王”。谁会想到30多年前，他还是一个游走于梅州一个小县城的苦孩子。18岁那年，他毅然决定独自外出闯世界，并选择直奔广州。刚开始他找到一份碎石工的工作，之后不断换工作、打零工、进修。直到进了一家家具厂，他建议老板做烫衣板，当时这个主意不仅没获得老板的赏识和肯定，还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然而，温畅芬没有丧失信心，没多久他从家具厂辞职，从一点一滴赚取原始资本开始，全力奔赴自己的烫衣板梦想。坎坷的创业之路，也是他于生产、经营等各方面不断拼搏、创新之路。刚开始，烫衣板的市场一时打不开，合伙人撤资，温畅芬另辟新路：通过让利的办法与一家进出口公司合作，在让利给对方的基础上利用其出口渠道，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不久，公司逐步迈上正轨，1993年一跃成为国内生产烫衣板的生力军。接下来，他到香港参观，到美国参加芝加哥家具博览会，到德国参加工业产品展览会……在大开眼界的过程中，温畅芬发现，别看是小小的烫衣板，不同国家、地区的客户要求不同，可创新的地方也不少，他所领导的新新日用品公司也随之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扩张和技术革新。
1998年起，新新公司已从跟随世界烫衣板潮流变为引导世界潮流了。目前，新新公司生产的烫衣板，有近40项发明专利，占领了美国70％的市场，且远销欧、美、亚三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2006年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广州市民营企业商会、羊城晚报联合主办的题为“‘蓝海’创新企业赢利模式”的财富沙龙上，作为广州新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执委的温畅芬谈到自己的开发部时说：“我有一个很大的开发部，八九年前就有十多个人。有人说没必要搞那么多人，我说：不！设计100张图出来，我能够选中一两张就不错了。我们就是要靠新取胜。”创新，既是新新公司的生产经营之道，又是温畅芬从一开始就秉持的发展理念：“我从来没有追求‘最’字，从来都有一种危机感。因为我知道，没有永恒成功的企业，只有暂时领先的企业。”
如今一说到广州的房地产，无人敢忽视合生创展的朱孟依，其在广东商界的名声确实可比肩李嘉诚在香港。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刚刚20出头的朱孟依还是家乡镇上的一个包工头，小小年纪却目光远大。与其他的包工头不一样，朱孟依把策划投资与参与经营和地产开发捆绑在一起，帮镇上建设商业街，同时获得了该商业街租金的分红权。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包工头，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产开发商。
自1992年他与张芳荣、陆维玑夫妇在香港共同创办合生创展集团公司以来，朱孟依利用自己丰富的人际关系网以及超强的市场洞察力，了解到广州市天河区的广大的发展前景，现在看到的超低价格购买了广州市天河区的大片农田。而如今这里已成为广州的“黄金地带”，一大片的高档住宅区和商业中心拔地而起，成为寸土寸金的地段。朱孟依的这一举动，无疑促进了天河区的崛起，而同时也成为了他日后与广州政府关系融洽的良好开端。
随后，合生创展继续以它的典型的低置地、高品质的发展模式，在广州有潜力却并未发展的地段大规模地购地，开发了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骏景花园、帝景苑、华景新城、暨南花园、华南新城等十几个项目。对待低价格买入的土地，朱孟依是相当珍惜的。随着广州房价的一度升温，高品质在激烈的竞争中越来越重要，无愧于政府的信任，合生创展引进了香港房地产先进的设计、开发以及管理理念，大量创新保证物业的高品质，赢得了在广州后地产界“地产大王”地位。
“变则通，通则久”。在地产界占尽鳌头的朱孟依把眼光从地上转移到了地下。他在2000年出资2亿元成立了广东盈通投资公司，以建设九运会数据传输网络工程的名义，拿到了在广东全省建殴光纤骨干网、城域网以及接入网的许可。颇有心思的他，在工程实施中并不止铺设一根政务IP光缆，而是铺设了更多的管道。然后，他将这些管道出售给那些急于铺设光缆的电信运营商。而据悉，当叫一根管道每公里的售价最高达20万元。他在把握时机的同时随机应变，既避免了日后的重复建设、无谓浪费，又顺理成章地为企业赢得了利润，我们不得不佩服“朱老农”精明的商业头脑。
巨额的利润滚滚而来，合生创展的车轮一路飞奔，而车队的队伍也一再地扩大。在这些队伍里面，有许多来自合生的竞争对手。如万科集团的前总经理姚牧民、万科深圳公司副总经理、恒基中国公司总经理谢世东以及广东城建集团总经理，都是朱孟依广纳人才吸引过来的。而这一人才济济的车队，将驾着合生这一身经百战的财富之车，驰骋于未来更为广阔的天地！
在优秀商人的创业之路上，这种与时俱进的拼搏创新精神的实例比比皆是。他们的创新不仅表现在产品生产的创新上，更表现在观念意识、战略制度等深层次的创新上：他们的创新不仅表现在寻找新点子、发掘新思路、制定新策略上，更表现在敢于冒险、敢于失败、敢于担当上。与时俱进可以使企业在广州这样竞争激烈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与时俱进可以使事业发展壮大，与时俱进可以使企业独占市场鳌头。
7．没有什么不可能
成功始于坚定的信念。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坚定信念的人永远迈不出前进的一步。机遇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同的是看你是否有做强者的信念。只要敢于面对一切，敢于打破常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柒牌企业领导人洪肇设正是凭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坚定信念，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卓越的有成就的企业领导者、中华立领服装缔造者，曾获福建省优秀企业家、中国纺织企业家创业奖，现为福建省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
洪肇设出生于福建晋江的一个农民家庭，经历了60年代的饥荒和70年代的“文革”，农民出身的家庭背景注定了他没有“大树”可以依靠，要生存只有靠自己。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野里，他生活了38个春秋。
1979年，洪肇设刚结婚不久，就凭着一块门板、一台缝纫机、一个烧炭熨斗、一把剪刀和总共不足300元的资金，在晋江英林镇开始做起了服装生意。刚开始时，没有厂房，只能把家当厂，老板、客户和工人都在家里办公和食宿。当时的裁床，则是一块2米长、12米宽的门板。没钱买布料，他就到南安贩卖粮食，靠卖粮食赚取的钱买布料。正是在这样艰辛的环境下，经过几年的积累，小作坊越开越大，生意也越来越火，柒牌的服装事业正一步一步地走上正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洪肇设做的羽绒服销路很好，一些东北客户经常蹲在他家等货，待羽绒服装做好，都不用开箱验货，马上付现钱拿走。除羽绒服外，只要销路好，洪肇设什么都做，包括男装、女装和牛仔裤。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柒牌集团董事长洪肇设不断扩大服装生产规模，并寻思着服装厂的长久之计，考虑准备注册个品牌，自此，“柒牌”这一品牌华丽诞生。
进入1993年，私营经济发展获得肯定，发展环境更好了，柒牌公司再一次着手扩大企业规模。当年底，占地数十亩，含七栋厂房的柒牌工业园建成，招入几百名工人，同时公司开始进军专卖市场。
柒牌也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专卖模式，产品的质量是关键。为打造柒牌产品质量过硬的金字招牌，柒牌在1996年进行了一次大手笔运作——狠投约700万美元扩大规模。占地数十亩的柒牌工业园当时基建成本较低，花了1000多万元人民币；其余的钱基本都被用于打造福建第一条西装生产线：大量设备从国外进口，普通平车一台2000元，进口的自动化缝纫设备则须500多万元。这一年让洪肇设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大投入有大风险，但也有大回报，事实证实了魄力和胆识最终成就了柒牌。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热潮的掀起，国内消费市场对职业装、正装的需求大增，“柒牌”凭借先进设备大规模挺进职业装市场，力推西服产品，迅速扩大市场销售网络，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一次强势投入为后续品牌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冒险。
1999年，柒牌进行了集团化运作，成立了福建柒牌集团有限公司，从这一年开始，柒牌的品牌化运作开始了新的里程。
2002年，柒牌又投资2亿元人民币新建10万多平方米现代化生产车间，引进西班牙艾维服装CAM系统，组建柒牌裁剪中心，建成了国内制衣业技术含量、作业精确度及效率居国内同行前列的生产线，自此，柒牌制衣过程的数字化、自动化水平已居国内制衣行业的前沿，同步于当今世界制衣业的最高水准。
2003年，柒牌大胆地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理念和现代国际时尚元素融入服装，创新性地设计出新的服装品类——中华立领，这一作品将刚健大度、儒雅坚毅的中华民族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中华立领”的推出，迅速扩大了柒牌的市场占有份额，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时尚中华风。同年，柒牌盛邀国际巨星李连杰加盟代言，柒牌的品牌影响力迅速提升，事业如日中天。
如果说2003年的一个创意改变了柒牌，那么由此掀起的时尚中华风却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服装产业在国际上的地位。正如柒牌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洪晓峰所说：“我们就要做民族文化，别人跟从时尚，而我们则要创造时尚，创造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的时尚，最终改写未来时尚一统天下的历史”，柒牌用行动践行着他们的诺言。
柒牌坚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为挖掘丰厚的中华文化遗产用于现代时装的创作，向世界传播新中华时尚文化，柒牌耗资4亿多元人民币，引进国际国内顶级服装设计师，进行高端品牌运作。与此同时，柒牌应邀赴法参展，与国际知名服装品牌同台亮相，开启了柒牌“比肩世界”的新篇章。“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做比肩世界的男装，复兴民族服装产业，柒牌奋勇当先。
8．创新是传业恒则
世界上的事物无不是在运动着的，只有不断地运动发展，事物才会存在，否则便会走向衰亡和毁灭。可以说，万事万物都是在继承与发展中传承下来的。人们所从事的事业也存在着同样的道理，接下前人开创的事业或将自己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都要有扬弃，在继承和发扬中舍弃掉适用于过去时代而不适用于当今的东西，这就需要打破陈规，不断创新。
现居新加坡的黄氏家族就是闽裔商人中一个传统的经商世家。黄家是福建金门人，19世纪下半叶因生活所迫下南洋谋生。正如法国作家大仲马称自己的儿子小仲马才是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一样，如果说创办大华银行是黄庆昌值得终生自豪的事，那么在他眼中。他所培养出的尤胜其父的黄祖耀更值得他骄傲。而对于黄祖耀来说，其父留给他的不仅仅是良好的商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对他的悉心培养和在他初涉商场时的劝诫指导。自己当年被家父千里迢迢送回闽南家乡的情景历历在目。早在黄祖耀上学时起，黄庆昌便已经有目的地对儿子展开了培训，进入商界后，黄庆昌更是把他留在身边，时刻以行动影响培育他。黄庆昌教导黄祖耀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每天一早，他们父子俩便同车前往位于北京街的庆隆号。一路上，黄庆昌总是与儿子讨论当天的重要新闻，让他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时则针对一二件公司里或者外面的商业案例与儿子交换看法。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黄祖耀与父亲黄庆昌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既是父慈子孝的楷模，也是相互尊爱的同道，一同在银行工作，一同参加社交活动。父亲的帮助使黄祖耀在商界已有相当声名，就这样到了1960年，黄庆昌终于放心地辞去大华银行总经理的职务，董事会顺理成章地推举31岁的黄祖耀子承父业。在此之后，对银行业务的处理成为黄家父子谈论最多的话题，但黄庆昌从不勉强儿子遵照自己的旨意办事，而是时常告诫儿子，只管按照你认为的正确方法去做。
1959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新加坡开始实行内部自治，但自治后又面临着殖民时代留下的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以及依赖转口贸易的单一经济结构和失业严重、文化教育落后等困难。大气候的不利，也使经营活动以存款及转口贸易等为主体的华资银行深受影响。以黄氏家族为主体的大华银行同样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全面分析形势后，黄祖耀决定锐意改革，
经过5年努力，1965年大华银行香港分行正式成立，为日后的良性发展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对于黄祖耀的大胆假设、锐意改革，黄庆昌十分赞赏。果然，黄祖耀不但突破了其父黄庆昌的框框，创造了大华的新局面，而且还革除了前弊，破除了许多父亲在过去经营中遗留下来的不利于新形势的老规矩，使大华银行于1970年成为新加坡第一家公开上市的银行，并拉开了20世纪70年代飞跃发展时期的序幕。
1971年，黄祖耀当选为大华银行董事会副主席。两个月后，他以1200万新加坡元收购了拥有17家分行的崇侨银行的5315％的股份，在东南亚社会引起轰动。
到1972年4月，其所属分行已达10家。1973年，黄祖耀又买下了利华银行的全部股份。崇侨银行原是客家人的银行，利华银行是广东帮的银行，向来各有其客户体系，此次首度合一，并入福建人开设的银行，在东南亚侨界再度引起轰动。1974年，黄祖耀正式继任大华银行主席，投资25％与新加坡建设银行、华侨银行和华联银行等组成了新加坡国际银行；同年，大华银行与附属的崇侨银行和利华银行成立了集团银行。
1975年，他又如愿以偿地收购了胡文虎的已有70余年历史的虎豹公司。
作为闽人后裔，黄祖耀在商界向来以高人一筹、快人一步着称。他的经营常态往往是一面打理着银行，一面却在四处观察，总是在寻找着各种机会，一旦机会出现就绝不放过。因而当新加坡政府决定建立黄金市场时，他立即感到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先人一步地以独资方式创建了大华黄金公司，在第一时间里成为新加坡主要黄金商。不仅如此，他还认购了新加坡黄金结算所的25％的股份——该黄金结算所是一家负责买卖结算、担保会员之间所订立合同履约的有限公司。25％的股份使黄祖耀成为公司主要股东之一，自然也使其有了发言权。
在黄祖耀主持下，大华银行的增长速度更是令业界叹服。1984年大华银行收购了新加坡工商银行872％的股份，以及该行在新加坡本土所拥有的15家分行，外加设在东京、我国香港等地的多处办事处，因而黄祖耀当仁不让地成为工商银行的新董事长。至此，大华银行跻身为全球百强银行，成为东南亚银行至尊。至1992年，大华银行总资产已达到41829亿新元，比黄庆昌在任时增长了10多倍。2003年，大华银行由2002年国际华商排行榜的第5名升至第4名，市值达110亿余美元。
总结自己的一生，黄祖耀认为自己从父亲身上得益良多，他认为使自己成功的不仅仅是父亲创下的基业，更重要的是父亲一生经商所得的经验。在东南亚和港台，有相当多的包括华商在内的企业家的第二代都平平无奇，甚至于把先辈的家底也赔了出去，但也确实有很多优秀企业家的第二代，继承了上一代的经营传统和商业精神，使家族企业取得长足进展。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黄祖耀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成为闽商的荣耀。
其实，守成难就难在不能单纯地守，而要寓守于创，以创为守。黄祖耀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在继承之后又有发扬，破而后成，把上一代的基业刷新为充满活力的更为辉煌的江山。事实上，这样做的难处在于家族企业的运作模式本身就制约企业自身的长期发展，限制了个人的发展空间，而黄祖耀却突破了这一怪圈，成为比其父亲黄庆昌更为耀眼夺目的华商明星，这在华侨商人中确实是不多见的。在闽商家族中，把传统与经验代代相传的家族之所以比比皆是并富贵至今，往往在于闽商不重读书重经商，商人家庭多以商业知识为课本教导子弟，因而得以屡出商业奇才，子承父业后仍可以过关斩将，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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