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立之初，复社便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国忧民，主张改良，“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企图以儒家统思想挽救国家。由于一些人在初入社时已经是“天下献之如神仙”“尊如泰山”的名人，因而复社一经成立，便倾动朝野，社会影响极大。
崇祯三年（1630年），复社在南京召开集会，先期传单四出，集会日，衣冠盈路，一城出观。四方士子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为之塞，蔚为壮观。
不独声势惊人，复社也用科考证明了社员的不凡实力。崇祯三年乡，是复社成立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复社成员有近百人中举，复社核人物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等人均在此年中举，其中杨廷枢四人还高中解元。次年会试，吴伟业、夏日瑚分别中一甲榜眼和探［1］，张溥、马世奇等五十七人中进士。时人评价道“：从来社艺亦未有如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
科举上的巨大成功，令复社声气遍天下，出尽风头。复社首领张溥慨豪迈，为人有胆略，曾在阉党势力最盛时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五平民作《五人墓碑记》，极赞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人的人生信条。他有匡复天下之志，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中进士授庶吉士，开始在京师奔走，积极谋划救国救民的大计。只是彼时官黑暗，充满倾轧，张溥书生意气，直言不阿，很快就卷入了党争旋涡，力自拔。
张溥会试主考为周延儒，称为“座主”或“座师”。周延儒时为内阁辅，按照惯例，首辅因政务繁忙，不得参与主持会试，会试主考通常内阁次辅担任。然而主考座师与进士有师徒名分，周延儒为了从新晋［1］明时将科举名次分为三甲：一甲取三人，赐进士及第，第一、第二、第三名依次称状元、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
进士中培植自己的亲信力量，越例做主考，从而引起次辅温体仁的不满。他有心针对复社中进士者，打听到吴伟业高中榜眼有些“内幕”后，便开始大做文章。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先世居昆山，祖父始迁太仓。他七岁读家塾，十四岁能属文。同郡名士张溥读到吴伟业的文章，感叹道：“文章正印在此子矣。”于是收其为徒，传授通今博古之学。日后师徒二人同时中举、同时及第，更是传为佳话。
吴伟业参加会试时，房官［1］为翰林院庶吉士李明睿。李明睿与吴伟业父亲吴琨是至交好友，对老友之子的答卷极为赞赏，将其置为本房首卷，推荐给主考官周延儒，并告知这是太仓吴琨之子的文章。周延儒为诸生时，曾到太仓游玩，与吴琨相交且极为投缘，他得到吴伟业卷子后，欣然将其定为会试第一名。
这一节为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探知后，立即指使言官上书弹劾，称主考周延儒、房官李明睿与考生吴伟业三人在会试中徇私舞弊。幸亏崇祯皇帝正倚重周延儒，亲自调阅吴伟业试卷后，批上“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大字。意思是，文章立意端正，合乎圣贤之道，文辞丰富典雅，足为楷模。崇祯皇帝首肯了吴伟业的文章，总算勉强平息了这场风波。吴伟业得知经过后，既感激崇祯皇帝的知遇之恩，又对自己“榜下即多危疑”感到后怕。
后来殿试，吴伟业高中第二名，另一复社成员夏日瑚列第三。状元为宜兴人陈于泰，与首辅周延儒既是同乡，又是姻亲。传闻首席读卷官户部尚书毕自严事先得到周延儒嘱咐，务必要将陈于泰取为第一。虽然考卷是密封的，但仍可以字体、文风等来辨识考生身份。毕自严找到陈于泰的考卷后，定为第一名。殿试名次，最后由皇帝决定，皇帝要审读前十名的卷子，不一定就以读卷官进呈的第一名为状元，有时也擢升其他卷子为第一。但在通常情况下，读卷官进呈的第一名最有希望成为状［1］由于考生众多，正副两名主考无法遍阅全部考卷，所以还要另外选派考官，称为“同考官”，又叫“房官”，负责分房阅卷，先筛选考卷，有看中的，再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荐。
。果然如此，金殿传胪，陈于泰被钦定为状元。天下大哗，御史余应等人争相上疏弹劾周延儒，朝中言官的目光这才从吴伟业身上移开。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很快再起风波。按照惯例，每每会试束，就会有书商将答卷中的上乘之作刻稿汇集出版，而新科进士要请师作序，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然而当时张溥身为复社领袖，名噪师，吴伟业又是他的入室弟子，竟撇开房师李明睿，由他本人为吴伟刻稿作序。如此，李明睿面上无光，大为恼怒，声称要削去吴伟业的人资格。
由于这件事吴伟业和张溥于道义上有负，吴伟业慌张不知所措。最还是翰林院检讨徐汧出面调停，亲自带着吴伟业前往向李明睿请罪，这是书商过失，并已加以惩处，事情才算了结。
殿试后，吴伟业高中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了风光无限的翰院生涯，此时他才只有二十三岁。上天似乎总爱跟他开玩笑，他尚未被劾作弊及得罪房师的惊悸中平复下来，党派斗争的风波再次降临到头上。
崇祯皇帝即位后驱逐阉党，安抚东林党人，朝中表面风平浪静，其争权夺势的党争从未真正平息过。先是有东林党领袖钱谦益与周延儒入内阁，钱谦益大占上风，是众望所归的内阁大学士人选。时任礼部书的温体仁也想入阁，但他曾在天启朝巴结奉迎阉党，人缘名声不好，有大臣愿意举荐他。此人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鹜，机深刺骨。他见钱谦与周延儒争权，便想到一条曲线入阁的法子--东林党是阉党死敌，他曾奉承过魏忠贤，为东林党人所不容，钱谦益更是看不起他，所以坚决不能让钱氏入阁。
就在钱谦益自认为胜券在握的时候，温体仁上书揭发他担任浙江乡考官时收受贿赂、结党欺君，钱氏一心对付周延儒，被背后的冷箭中，猝不及防，无从招架，就此败下阵来，被罢官为民，被迫离开京师。
周延儒当上阁臣后，感激温体仁打垮了钱谦益，因此极力援引温体。很快，温体仁也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东林党虽在天启朝遭到阉党强势剿杀，但其在士林中影响巨大。即使周延儒因前事与钱谦益为敌，也不敢得罪所有的东林党人，相反还竭力与东林党结交，所以他不惜破例以首辅身份主持崇祯四年会试，一力录取了东林后劲张溥、马士奇、吴伟业等人，这其实是他审时度势的结果。
但温体仁则不同，他与钱谦益翻脸后，便开始攻击整个东林党，由此跟周延儒发生了分歧。野心勃勃的温体仁便暗中开始对付周延儒，一心想取代其成为首辅，指使御史弹劾周延儒会试徇私，其实才是个序幕。张溥觉察到了温体仁的阴谋，他既是周延儒的门人，天经地义要站在周氏一边。而温体仁也认定张溥是周延儒一党，利用手中权势，对其大力打压。
之前张溥打破常规为吴伟业会元稿作序，不但得罪了房师李明睿，还引发整个翰林院对其行径不满。翰林院规定，要求新进庶吉士“遇馆长如严师，见先达称晚进，公会隅坐，有命唯诺惟谨”。而张溥卓尔不群，极具领袖风范，本人又是复社首领，根本不将规制放在眼中，“任意临事，辄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诰命者，文稿信口甲乙”，由此引起同馆的忌讳。有翰林院同僚向内阁举报张溥，首辅周延儒当然是尽力回护。而次辅温体仁则厉声道：“是何足患！庶吉士有教读成例，成材则留，不成材则去，去之亦何难！”俨然流露出要驱逐张溥之意。
张溥得知后大怒，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庶吉士，怎能与内阁大学士相抗？遂以温体仁扳倒钱谦益的方法行事，暗中搜集了温体仁交结宦官、结党营私、援引同乡等种种不法行为，写成疏稿，交给弟子吴伟业，命他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上奏。
吴伟业性格怯懦，不是什么敢作敢为之人。他才经历了两场风波，旧波未平，新波又起--恩师要刚刚到翰林院上任的他参奏堂堂内阁次辅，他哪有这个胆量！然而师命难违，反复思虑后，吴伟业将张溥弹劫温体仁的奏章改头换面，变成弹劾温氏心腹大理寺少卿蔡亦琛的奏章。
奏章上后，没有任何效果，反而惹怒了温体仁和蔡亦琛。还是首辅周延儒出面曲意解脱，吴伟业才得平安无事。
这件事后，吴伟业心灰意冷，上书请求回家娶亲。崇祯皇帝对吴氏人文章才气颇为赞赏，不但准了他三年婚假，还赐驰节还里门。少年第，又获旨归娶，吴伟业春风得意，荣极一时。松江名士陈继儒曾作送吴榜眼奉旨归娶诗》：
年少朱衣马上郎，春闱第一姓名香。泥金帖贮黄金屋，种玉人归白玉堂。北面谢恩才合卺，东方待晓渐催妆。词臣何以酬明主，愿进关雎窈窕章。
极力描绘吴氏荣归故里后举办婚礼的盛景。
张溥虽然失去朝中良助，但弟子奉旨回乡娶亲也是荣耀之极的事，意夸奖道：“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
然而，吴伟业的离开还是令张溥倍感孤立，加上温体仁、李明睿等大力排挤，他的处境日益艰难。而首辅周延儒也因姻亲陈于泰中状元、长周素儒冒锦衣籍授千户、他本人又收受巨盗神一魁贿赂等事而受到官交相攻讦，四面楚歌，朝不保夕，无力帮助门生。张溥难以自安，于在当年的冬天以葬亲为由，请假归乡。
虽然是请假离京，但张溥心情沮丧，去意已定，没有再回朝为官的思。出乎他意料的是，回到家乡后，赶来求教者络绎不绝，由此再度发了他济世的雄心，于是以为松江名儒陈继儒贺寿为名，召集复社骨，到佘山集会。今日坐在晚香堂中的复社社员，均为英华人物。除了首领张溥之外，有镇江社长周钟、吴县社长杨廷枢、常熟社长杨彝、太仓顾梦麟、松社长周立勋、吴江社长吴昌时，以及元老级人物吴伟业、夏允彝、陈龙、万寿祺、李雯、冒襄等。甚至连刚进来的宋征舆，亦是复社的少精英。
柳如是等人进来后堂时，张溥正与众人纵论辽东局势。他大约三十出头，相貌普通，身材中等，却是气宇轩昂，神采英拔，一望便知是诸才人领袖，实令人难以想象如此拔类超群的人物竟是“塌蒲屦儿”［1］出身。
张溥道：“朝廷心腹大患莫过于东北女真。自从袁崇焕杀毛文龙，袁崇焕又为当今主上所杀，辽东局势遂无可挽回。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恼恨主将被杀，沦为海盗，不再奉朝廷号令。朝廷本该好言安抚，然阁臣目光短浅，居然主张派兵围剿，最终导致孔、耿二人航海投奔了女真皇太极。”
他重重拍了一下大腿，站了起来，愤愤道：“可恨的是，这二人不但带去了本朝最精锐的兵马，还为女真人双手奉上西洋葡萄牙大炮［2］。本朝最新式最精锐武器落入敌手，从此再无兵器之利。这件事，实在是大大的失策。”
复社成员李雯道：“说起来，这起祸事的始作俑者还是袁崇焕。”张溥点了点头，道：“袁崇焕此人，是良将，却非良臣。誉卿兄，你对这一点应该最有心得。”却无人应答，左右一望，才发现许誉卿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
许誉卿，字公实，松江华亭人氏，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名列东林党中。天启年间为吏部给事中，抗疏极论大宦官魏忠贤大逆不道，由此得罪阉党，被罢官削籍。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大肆起用曾被阉党迫害的大臣，许誉卿也重新回朝为兵科给事中。当时辽东形势危急，崇祯起用名将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明朝重文轻武，军队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大多是靠做八股文考中的进士。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却是少有的文韬武［1］张溥出身官宦门第，因为婢女所生，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诩之”。家族中人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当面讥笑他“塌蒲屦儿何能为”（意为下贱人所生，永远没出息）。张溥受此侮辱后洒血书壁，发誓要自强不息。他勤奋好学，日夜在家苦读，读书必手抄，抄后读过即焚去，如此反复七遍，右手握笔的地方长满了老茧。冬天手冻裂，以热水浸暖继续再练。后来他将自己的书室取名为“七录斋”，著作也题名为《七录斋集》。
［2］努尔哈赤即在宁远之战中被明将袁崇焕指挥的红衣大炮（又名红夷大炮）击中，不久病死。此战亦为袁崇焕成名之战，自此晋身中国名将之列。
俱全之士，有胆有谋。他是广东东莞人氏，长大成人之时，正值东北患日益严重。东莞一带有尚武的传统，民众从军风气很盛。大时代的势和成长生活的环境对袁崇焕有很大影响，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以边才自许，早在青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曾作《黄河》诗说：“浊真须激，清来自太平。济川吾有愿，击楫动深情。”表示要激浊扬清，刘琨那样气吞胡羯，击楫中流，安定边疆，澄清天下。因而除了用功书外，他还特别留意边防，学习兵法，练习武艺，酷爱阅读历代兵书，其喜欢和一些娴于兵法者讨论用兵之道，显然是要准备报国安边，欲有所作为。这一段文武兼习的日子，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袁崇焕后来功立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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