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要做有为的官

    对于每一个国家公务员来说，如何使自己政治上进步得更快，思想上更加成熟，是踏上从政之路始终密切关注的一件事情。各级公务员在其任上，大都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番作为，干出样子，干出成绩，得到群众的拥护爱戴。绝大多数的官员都知道，这既是自己履行领导职责的需要，也是自己升迁的重要砝码。

    领导职务的提升，等不来，要不到，要靠本事，有为才有位。一切美好愿望都是靠自己艰苦奋斗一步一步地实现的。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意思是，行政长官要从基层地方官中提升，军事长官要从当兵的人中挑选。现在很多年轻干部，都是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他们有文化、有知识、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但缺少艰苦环境和复杂局面的磨炼，更要通过实干取得的成绩证明自己的能力。

    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过，立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工作随着志向走，成功随着工作来。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生的三个重要环节。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走向成功的旅程，这旅程的尽头就有成功在等待着，以庆祝你努力的结果。对于很多事业有成的公务员来说，自己年轻时从政的理想是他奋斗成功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很多政治家，心中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选择了从政，并为之不懈的奋斗。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周总理从小就树立了自己的远大理想：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此，他一直都是努力地朝着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时刻心系中华民族、人民大众。19岁时，他给同学留下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之时”，并写下了气吞山河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正是因为周总理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并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与人民。

    有些公务员在一开始虽然没有明确想过要怎么样从政，但为了理想，实现自我的价值，他们选择了从政。诗人李白，豪放不羁，最不喜欢受约束，年轻时游历各地名胜古迹，骨子里有很深的浪漫气质。但为了实现自己救苍生、济黎民的宏伟大志，当应召入宫时，他是很为激动的，以为自此可以步入政坛，一展宏图。虽然他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在仕途上并不顺畅，但这是因理想，为实现自我价值而从政的典型例子。

    社会发展到今天，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的全新生活理念更是得以张扬，昭示着人在生活、工作中新思维、新理念的变化。相当多的有理想、有事业心的公务员为了发展自我，彰显个性，对体现个人价值的政治事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在政治舞台上尽情表演，因为他们在个人职业上寻找到了自我价值实现和事业的最佳契合点。革命先行者方志敏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位居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但他从事革命斗争十余年来，经手的钱财数以百万计，却是一点一滴都用之于革命事业，在他被捕时，身上仅有的值钱之物只是一块怀表。在他被囚期间，朋友出于仰慕送来钱物，他马上转送狱中病饿的难友。在狱中忍受饥寒，写下了著名的《清贫》。他更是超越了一般人的理想，把其从政之路视为实现全人类幸福的崇高事业，也正因为此，虽然他过得清贫，但他过得幸福。

    做官就要为民造福

    对公务员来说，心里没有群众就是忘本；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就是变质；滥用手中权力，欺压群众，就是对权力来源的背叛。所以，真正称职的公务员都不会摆官架子，而是时刻注意联系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把群众的疾苦装在心上。因为他知道，倾听群众的呼声，解决群众的困难，是公务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最基本的职责。

    唐太宗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老百姓和自己统治的关系，他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在其在位的几十年，力行休养生息政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伟业，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在古代，有很多官员都能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他们说“老百姓可怜、可欺，但老百姓也可敬、可畏”。这句话多多少少反映了人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力量。因此，有些人还是能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的。清朝郑板桥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这个道理。

    如何为百姓谋福利？在不同的年代，为百姓谋福利的内涵和意义是不同的。但不管什么年代，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在战争年代，人民的利益是保家卫国，打倒反动统治，相对来说更需要的是会打仗、能打胜仗的公务员。那么，在当时会打仗、打胜仗也是造福百姓。例如，当中央在确定抗美援朝大军统帅人选时，一开始考虑让林彪出任，但林彪考虑风险太大，因此称病拒绝出任。这个时候，当党中央找到彭德怀时，他不计个人得失，以“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勇气和魄力，毅然决然地挑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的重担，并历经艰辛，精心指挥，最终凯旋。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为人民做的巨大贡献。当时代需要的时候，当人民需要公务员挺身而出的时候，如果公务员不能勇敢地站出来挑起重担，那么这个公务员就不能说是一个政治上成熟、富有责任心的公务员。

    在和平年代，公务员的主要职责和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给一方百姓带来平安、祥和、富裕、文明，让老百姓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是其最基本的职责要求。因此，时代要求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就是造福百姓。邓小平深深懂得这一点，因此力主破除“两个凡是”错误思想，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打下了思想基础，并以此赢得了民心。后来，面对姓“社”、姓“资”等问题的争论，又提出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形象地表明了他搁置争论、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工作的重要观点。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才赢来了中国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好局面。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领导了这项惠及十几亿人民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了他的为国家和为人民奋斗终生的政治诺言，体现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伟大风范。

    反观现在，有些公务员稍稍有点职位，就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特别是看不起群众，喜欢以领导者自居，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在基层，有些公务员为了“完成任务”，或者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不许农民发表不同意见，否则就扣上“干扰工作”或“妨碍公务”的大帽子。有的还利用手中权力，随意处罚群众。有些乡镇在群众工作中遇到棘手的问题时，随意动用警力抓人，以给群众“下马威”，给“颜色看”，结果是老百姓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在解放之初就对广大公务员说过，“我们进了城，执了政，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但是，看看这些公务员，表明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

    毛泽东深知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把密切联系群众确立为我们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毛泽东在红都瑞金时，就非常注意人民疾苦，时常想办法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当看到当地老百姓喝水很困难，特意组织红军挖了一口井，留下了“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美谈，说明毛泽东时时都想着为人民办实事。

    在西柏坡，盛传毛泽东“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的动人故事。1948年东渡黄河后，毛泽东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路上，毛泽东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车从她们身边驶过，那女孩子双眼紧闭，脸色蜡黄，坐在她身边的女人正在流泪。毛泽东要求停车看看怎么回事。车停下来后，一问，才知道孩子病了，病得很重。毛泽东回头将医生叫过来，让医生为孩子看病。由于药品紧缺，医生犹豫着要不要用仅有的一支盘尼西林给小女孩治病。可毛泽东说人命关天，命令医生立即给孩子注射。因抢救及时，小女孩被救活了。后来，每当谈到那个孩子和流泪的母亲，毛泽东感慨地说道：“农民缺医少药，生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

    经济不能发展，百姓不能富裕，是领导者的最大失职和无能。而一个能力较强又干出实绩的领导者，就会得到人们的信赖和高度评价，就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人气就旺，就会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尊重和敬佩。苏东坡修筑水堤，使当地老百姓免受水灾之苦，因此在他离开杭州时，人们做出了一道名菜“东坡肉”纪念他。又如周恩来总理，每天日理万机，处理国家事务，解决民众疾苦，深受全国人民的爱戴，以致在他去世的时候出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一个公务员又有什么能比这更有成就感呢？

    为政清廉才能受人称赞

    英国思想家罗素认为：“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许多区别，有些是智力上的，有些是情感上的。情感上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人类的某些欲望与动物不同，是漫无边际的，而且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

    显然，尽管“凡人皆有私欲”，但私欲的性质、指向、“等级”及其作用方式、产生的结果则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康德曾经指出的那样：人的自我意识是道德和道德义务的必要前提。对公务员来说，有的能尽职尽责，忠诚于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事业，掌好权，用好权，用手中的权力替老百姓多办实事。但也有些公务员将贪欲作为人生要务、对金钱顶礼膜拜、昧着良心敛财、宁可损人也要利己，整天想着的就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明显是一种低劣的人格（个性）状况表现，也充分反映了这类人必然要损人利己的低劣品德层次、道德观念及道德水准，这必然为时代所唾弃，为社会所不容。

    权力是一种资源，但这是人民赋予公务员管理政府、造福人民用的，所以有些干部很能珍惜自己手中的权力，处处从严要求自己。“公则民不敢怠，廉则吏不敢欺”。他们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有些人在盯着你的权力，要以他的钱买你的权，稍不注意，你就会成为金钱的俘虏。为政不廉，不是合格的领导者。要做到清正廉明，首先就是要心无私心杂念。

    提起廉洁，人们很自然会想到包公、海瑞、于成龙这些古代清官，以及现代的那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干部，比如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他们在群众心目中都享有崇高的威信。自古以来，公正无私、不贪不占的官员，由于品行端正，高风亮节，最能使人产生崇敬之感。

    作为一个公务员，在变化万千的商品社会中，只有守得住根本，抗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管得住小节，才能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堂堂正正地挺起腰杆来做人、做事、做官，也才能说起话来掷地有声，办起事来一呼百应。不论官位大小，职务高低，切不可拿权力作交易、以权谋私、贪图享受、玩忽职守。

    吴奇修，一个农民的孩子，1987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主动申请回到家乡涟源县工作。1995年出任茅塘镇石门村党支部书记，将一个贫困村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亿元村。

    我们不仅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一名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放弃了大城市优厚体面的工作，放弃了考研究生，考博士，当经济学家的理想，回到他那个偏远贫困的家乡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到家乡一些特困乡村进行一些调查，那里位置偏僻，老百姓的生活也非常贫困，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不到希望，他们生活没有什么希望，是处于挣扎状态，这种眼神这种感觉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对我的震撼也很大。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是农家的孩子，又是通过恢复高考，通过党的好政策使我们能够考一个好大学，并且学经济学这么一个好专业，那么我学了这些东西，能不能运用于实践，为这些急需得到帮助的人做点什么。”正是怀揣着这样一种朴素的理想，吴奇修是当时湖南省惟一一个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的人。但是，实现理想的道路并非一条坦途：待遇低，生活艰苦，嘲讽、挖苦、非议也接踵而来。吴奇修坦然地面对了这一切，实实在在地从小事做起，取得了周围同志们的信任和理解。1995年，吴奇修出任地处涟源南部山区的茅塘镇石门村党支部书记。这是一个当地有名的贫困村，吴奇修却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他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吸引资金，走上了一条工业兴村的道路。当石门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之后，面对竞争日渐激烈的市场压力，吴奇修又一次提出走一条科技型、外向型、多元化、集团化发展之路的新思路。

    应该说，正是这种“为老百姓做点事，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的理想构成了吴奇修的职业动机，也正是这种理想的支撑才使得他能够甘于清贫，这样一路走来。当然，在他面对那些功成名就的同学时，也曾有过些许的失落。但是，理想的力量又使他很快调整好了心态，再一次坦然面对这一切。当理想实现的那一天到来时，吴奇修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幸福感、满足感和成就感，一种真正有所作为、为民服务的感觉。

    懂得知足更要懂得不足

    大多数公务员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看成是与社会脱离，是“失败”的象征，是人生晚年的不幸事件。由于每个人的经历、受教育程度乃至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许多人在被免职以后，各种议论和猜测接踵而来，说什么的都有。也有少数人冷眼以待，认为他已经派不上什么大用处了，结果有的老熟人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以前的“高朋”也不再满座，更有甚者，还会“再踏上一只脚”。

    有时候，失位也未必是坏事，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件事。从职务上退下来把岗位让给年轻人是工作的需要。面对职务的调整，切勿心灰意冷或怨天尤人，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遭遇挫折需要理智、全面、深入地寻找原因，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有的放矢。面对失位，应调整心态，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否则，失去的会更多。尤其是作为党教育了几十年的老同志，更要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自身利益，以人格力量展示真实的自我。

    “知足长乐”是人们通常说服别人或说服自己，求得心理平衡的道理。道理归道理，但做起来却较难。倘若你采取一种理智的、能使自己知足的比较方法，你就会真的知足了。这个比较法很简单，即和自己过去比、和收获不如自己的人比，而不要一味和高于自己、强于自己的人比。比如你总觉得你的收获的不如付出的多，那你就应该和付出比你更多、获得比你更少的人比，这样你就知足了。所谓知足，是指物质上的知足，在物质上，如果能像一休那样说的“就到这里”，多少烦恼与祸难将因此而免去！

    仅仅是知足，人类就不会进步发展了，所以，要在物质上知足，而在知识上、人生境界上感到不知足。有了这种不知足，则会使人类和个体不仅能够生生不息，更能够为了进步与繁荣而拼搏进取。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为博学之人，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惟一知道的是自己的无知。您可别以为他这是过谦之辞，其实他深知自己比许多自以为博学的人博学得多，才敢到处去传播真理，教育他人。但他又是真诚的，他所谓“无知”并不是指对书本知识的一知半解，而是针对浩渺宇宙知识的无限性而言的。这是一种伟大而深沉的不知足，有了这种不知足，人还有可能自满、骄傲、傲慢、堕落或需要未满足就产生挫折感吗？

    看来知足与否无非涉及物质与精神境界两方面。倘能在物欲上知足常乐，又能在精神境界上不知足以常自更新，到了这种知足与不知足的大境界，想有一次心理失衡都很不容易。由此便得出一种人生感悟：物质上知足加精神境界上不知足等于常乐。

    保持自觉性，避免盲从性

    自觉性是一个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行动的目的和意义，并依此主动调节、支配自己行动的意志品质。那么，这种自觉的意志品质来自何处呢？它来自人们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具有坚定信念的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状态就具有稳定性和执著性。邓小平说得好：“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江泽民指出：“有了远大的理想、坚强的毅力，我们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夺取不了的胜利。只有那些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有美好心灵的人，才能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确实，当一个人抱有坚定的信念时，他就会在态度上对自己的事业充满高度的热情，在行为上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具有自觉性的人在意志行动中，能够独立地发现问题，不用别人太多暗示，就能主动提出解决办法，找到实现目的的手段，并积极采取他所需要和能采取的正确行动。

    2003年，中国有13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因腐败问题被公开披露，分别被判处死刑、死缓、有期徒刑或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在中纪委公布的程维高违纪案件中，特别提到其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进行打击报复的事实。一时间，郭光允成为人人称道的反腐英雄。从1988年举报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开始，到1995年向中纪委举报程维高等人违法违纪行为，郭光允历经坎坷。因为举报程维高，他被开除党籍，蒙受了两年劳教之灾，其家人亲朋近20人先后受到牵连。但他仍然坚持不懈，终于引起中央有关部门对程维高违纪问题的注意和调查。时任河北省“三讲”巡视组负责人阴法唐高度评价郭光允“敢于向上反映程维高这样的人物的问题是不简单的，是要有很大勇气的，更何况他反映的问题是对的。在遭受了打击报复以后，还一直不停，可以说确实是反腐败的一个典型人物”。郭光允反思自己8年反腐经历，百感交集：“有人说我是河北的反腐英雄，我不是。我只是在河北的反腐进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8年的人生代价也许太大了，但我要么同流合污，要么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我别无选择！”。“别无选择”道出了郭光允将反腐败进行到底的意志自觉性。

    日本著名管理大师富山芳雄在《这样的干部辞职吧》一书中谈到干部具备的目标指向力问题时，认为从干部所处的状态来看，可以将干部分为三种：

    第一种干部，为每天工作所迫，对工作感到力不从心。在自己负责的部门，完全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或者由于自己总是糊里糊涂的，上司要求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就忙得不可开交。

    第二种干部，虽能胜任工作，但没有一个要尽自己全力达成的主动目标。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属于这一类的人，看起来非常安稳，这类干部本人也想通了，认为“这就是工薪阶层的生活”，既不紧张也不激动地打发着每天的日子。

    第三种干部，自己能够抓住所在部门的实质性问题，决心“到什么时候”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并为达到目标而不懈地追求。这种人不是被动地工作，而是积极地驾驭工作。

    从干部意志品质的角度看，第一种干部的意志品质具有盲从性的特点，他对所有事情都持一种防御态度，工作总是要上级牵着鼻子走。而第三种干部明确目标，知道自已该做的事情，意志品质具有自觉性，所以他主动工作并快乐生活着。

    具有盲从性意志品质的人极易在别人的怂恿或煽动下从事有违社会要求和个人初衷的行动。牵涉到厦门特大走私案中的原厦门市分管城建的副市长赵克明开始根本不把赖昌星放在眼里。赵克明说：“第一次我进红楼，好多人在那儿吃饭，吃完饭他就单独跟我在一块儿坐，一下子拿出一袋子钱给我，我觉得这种人格调很低，手段那么……实在是令人不能接受。”为了“摆平”赵克明，赖昌星对症下药。当他得知赵克明十分“好色”之后，赖昌星把赵克明约到了红楼。红楼的小姐让赵克明乐不思蜀，从此，他频繁出入红楼，成了红楼的常客。赵克明事后大言不惭地说：“他只是没有办法，用女人来跟我做一种沟通，我是因为盛情难却。”赖昌星利用红楼小姐套牢了赵克明之后，赵克明对于赖昌星送上的10万港币也就不再推辞。女色的引诱，终使赵克明意乱情迷，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

    保持坚忍性，避免动摇性

    鲁迅先生在《最先与最后》一文中说过：“我们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落后而仍非跑到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些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这些竞技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坚忍不拔的意志。

    意志的坚忍性是指一个人能持之以恒地把采取的决定进行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品质。古人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做出超凡的贡献。历史上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在放逐途中写成《离骚》，左丘明失明著作《国语》，孙膑断脚写成《兵法》，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后，发奋写成了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明末史学家谈迁经过二十多年呕心沥血写作的明朝编年史《国榷》，不幸被小偷偷走。但年过六十、两鬓已开始花白的他很快从痛苦中崛起，再用十年又写出了一部一百零四卷，五百万字的《国榷》。清代蒲松龄屡试不第，便书联自勉：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他终于成书传世，《聊斋志异》在世界上被誉为“汉学精品”。

    陶行知也讲过类似事例，鼓励人们有所作为。他说：“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特，毕竟写出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曾立志“写下整个社会的历史”。他每天严格执行的时间表如下：0时至次日早8时，写作。9时，洗热水澡。10时至下午4时，写作。5时至7时，晚饭、会客和阅读、构思。8时至11时，睡觉。在这个时间表中，巴尔扎克每天的写作时间是14小时。其实这还只是计划中的时间表，在多数情况下，他的写作时间延长到20个小时左右。巴尔扎克在20多年中，以《人间喜剧》为总题写下了96部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可以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给我们提供了法国社会最佳的现实主义历史。

    坚忍性的品质对公务员十分重要。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提出了领导干部的六条标准，其中第五条就是“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经历过长期艰难困苦的考验，什么困难没有经受过？在困难面前，不要丧失信心，要迎着困难上。”

    作为公务员，身上的担子和压力要比普通人重，身处逆境时，更当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经历“山重水复”，才能换来“柳暗花明”，正所谓风雨之后见彩虹。当然，身处顺境时，也不能得意忘形，“大意失荆州”。1944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号召全党都要读，“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9年，毛泽东还把进京说成是“赶考”，要求同志们保持“两个务必”。著名作家王蒙在《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解放初期，一次毛泽东和周谷城谈起了革命的曲折性过程。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周谷城便说：“但是‘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毛泽东问什么意思？周谷城便说：“成功者易于骄傲、腐败、争权夺利呀！”毛泽东沉吟片刻，连说“你讲得对！”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话语仍然发人深省。

    2002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自觉地发扬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作风，弘扬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精神，坚决反对浮躁浮夸、急功近利，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手大脚。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磨炼艰苦奋斗的意志，始终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始终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工作，不断为党和人民建立新的业绩”。

    与坚忍的品质相反的是动摇性、。动摇是指立志无常、见异思迁，尽管有行动目的，但虎头蛇尾，遇到困难即放弃对预定目的的追求。原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曾经是个被各种荣誉笼罩的人物。应该说，这些荣誉都不是虚假的。他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现代化企业，确实功不可没。但他在功成名就即将退休之际，思想上出现了动摇，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疯狂吞噬国家和集体财产而提前“退休”到了监狱。褚时健后来是这样讲述他当时的心态的：“1995年7月份，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替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来接任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其犯罪的团伙）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针对这种“五九现象”，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中痛心地指出：“有的人表现一直是好的，快要离退休了，有的甚至59岁半了，本来可以功成名就，可以很好地过幸福的晚年生活，却最后搞得身败名裂。”

    愈老愈知生有涯，此时一念不容差。记得有一位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退居二线时赋诗感怀，诗的后四句是：“生于伟大时代，担负天下兴亡，七五蹉跎有愧，力争晚节无伤。”其中“力争晚节无伤”，说的就是珍惜自己的清白人格，光荣的历史，万万不可一念之差而去玷污它。江泽民同志曾在一次会议上，把郑板桥的《道情》推荐给“那些功名利禄思想重的人读一读”。《道情》诗写道：“老书生，白屋中，说黄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江泽民说过：任何人总有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借用一句话，要“安全着陆”、“软着陆”。

    保持果断性，避免寡断性

    果断性是指一个人能够及时作出有根据的决定，并决然实施的意志品质。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始料不及的紧急或危急情况，要求人们迅速作出决断并立即予以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果断性的人能够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迅速采取行动，即使需要冒一定风险也决不迟疑。

    新时期公务员的优秀代表郑培民同志生前是湖南省委副书记，他始终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郑培民同志有一句话：“干部，干部，艰苦的工作先干一步，危险的时刻挺身一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98年，湖南等省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郑培民不顾自己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毅然来到汛情最严重的常德安乡县，住进了被洪水四面围困的“水围子”。危急关头，他处变不惊，果断决策，组织指挥广大干部群众筑水堤、查险情，组织人民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同洪水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夺取了抗洪抢险的最后胜利。1999年1月，湖南省有个县突发了一起群体性事件。当时，主持工作的郑培民同志生病住院，发着高烧。闻讯后，他不顾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拔掉输液管，奔出医院上车就走，抢在第一时间内赶到了现场。寒冬腊月，北风刺骨，郑培民同志脸色发白，浑身直打哆嗦。在场的有关领导同志都劝说他先回长沙治病，但他坚持说：“群体性事件，弄不好就会酿成大事，事件不处理好，我不放心哪！”在他的果断处置和耐心工作下，一起群体性事件得到了及时妥善的处理。

    果断不是武断行事。领导的决策要建立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科学论证的基础上。2003年，在广东抗击“非典”的战斗中，66岁的钟南山院士在大批医护人员被病人感染的特殊时刻，主动请缨，要求将最严重的病人送到他领导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他曾一次连续38小时救治患者，还勇敢地否定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他领导的课题组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大大提高了广东地区“非典”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2003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评选组委会把“感动中国”的奖杯授予了他。活动组委会给他的颁奖辞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钟南山的坚毅果敢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作风：“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他冷静、无畏，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以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对灾难。他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钟南山院士那掷地有声的话语，表现出他的人生准则和职业操守。他以令人景仰的学术勇气、高尚的医德和深入的科学探索给予了人们战胜疫情的力量。”

    与果断性相反的品质是寡断性。优柔寡断是指在做决定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一直处于动机斗争状态而迟迟做不出决定。就心理动机斗争的形式来说，会出现四种冲突：

    第一种是接近一接近型冲突，又称双趋冲突。也就是说，一个人同时面对“鱼和熊掌”，“鱼，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如何取舍。革命导师马克思青年时代就显示出他在数学方面的特征。有人曾假设：假如马克思不选择社会科学的研究而专攻数学，那么，他一定会成为伟大的数学家。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专攻数学可能会取得一定成就，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更能拯救全人类。所以，马克思毅然决然放弃了专攻数学的道路，走上了专心研究社会科学的艰巨的人生道路。

    第二种是回避一回避型冲突，又称双避冲突，指一个人同时遇到两个威胁性的事件，但又必须接受其一才能避免其二时的内心冲突。遇到这种情况，在选择时往往左右为难。对此，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早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大取》中说：    “……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于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墨子阐述了人们在现实面临的两“害”之中进行权衡选择的一般标准、方法：如果两“害”必取其一，则行为人将被迫选取小“害”，避免大“害”。他还列举了一例说明，如果一人在深山老林遇到一群劫路的强盗，这本身是一种“害”，但这时若能在“断指”与“亡身”之间选择，人们都会选择“断指”这一小“害”，而避免“亡身”的大“害”。从一定意义上讲，就应该不是取害，而是取利了，是趋利避害的结果。

    第三种是接近一回避型冲突，又称趋避冲突。指一个人面对同一目的同时产生两种对立的动机，一方面好而趋之，另一方面恶而避之的矛盾的内心冲突。东汉杨震，为官清廉。有一次，他途经昌邑县，县官王密深夜给他送来黄金十斤。杨震说：“作为老朋友，您怎么这样不了解我呢？”王密神秘地说：“夜深了，没人知道这事的。”杨震哈哈大笑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只好拿回黄金走了。这“四知”的故事生动刻画杨震在名誉和利诱的趋避冲突中的正确抉择，显示了杨震廉洁奉公的品德。

    第四种是多重接近一回避冲突，又称多重趋避冲突。指一个人面对两个以上的目的，每种目的都具有吸引和排斥作用，而不能简单地选择一种目标，回避另一种目标，必须进行多重的选择而引起的内心冲突。

    优柔寡断的人在面临上述不同动机冲突时，往往思想分散，情感矛盾，在各种动机、目的、方法之间摇摆不定，时常对自己已作决定的正确性有怀疑。在紧急或危急情势下，患得患失，犹豫不决，反复再三，以致常贻误时机，与机遇失之交臂。

    保持自制性，避免冲动性

    自制性意志品质是指一个人善于根据预期目的或既定要求，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的意志品质。在意志行动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受到的阻挠及遇到的诱惑，常常会使人产生各种不利于实现预期目的的心理起伏和行为冲动。具有自制性的人，能够克服自己的一切有碍实现预期目的的欲望、情绪、言语和行为，能够忍耐外界不利因素的侵扰及其给自己身心造成的痛苦，尽力不使自己作出失当或鲁莽的举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个人修养的优良传统。在自制性方面主要强调克己、自省、慎独。孔子有一句名言：“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即“礼”的规定，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孔子还教导弟子要自省，他还把是否做到自省看作是区别君子小人的主要标志之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孔门弟子曾参还有一段关于自省的著名论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慎独是古代儒家学者提出的另一种道德修养标准。《礼记？中庸》中说：“莫见于隐，莫显于隐。故君子慎其独也。”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注重对这些传统修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思想道德修养的目标实现上，我们沿用了儒家的“慎独”、“自省”等概念。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作为一个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江泽民总书记也讲：“现在有些干部职务升了，权力大了，直接监督他的人少了，利用他、为他抬轿子的人多了。”在这个时候能否做到慎独尤为重要。

    做到慎独，就要求党员干部在“隐”和“微”上下功夫，在无人监督的场合下自觉地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清代礼部尚书张伯行认为，“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三国时刘备也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他们都是从维护名节和官德的高度来强调慎独，而作为党员干部来说，做到慎独就必须从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把好权力关、金钱关、名位关、人情关、色情关。张鸣岐在锦州任市委书记期间给自己规定了“五不”：“不住宾馆、不吃官饭、不设亲信、不坐好车、不收礼金”。李润五在职期间，善处“五子”：“不批一张谋私条子、不沾一分贿赂票子、不住应享受待遇的房子、经常骑自行车不坐车子、不给孩子写任何条子”。张鸣岐坚持“五不”、李润五善处“五子”的举动，赢得了广大干部的交口称赞，也成为群众景仰的典范。1986年8月，时任湘潭市委书记的郑培民到中央党校学习。临走时，他从财务室借了5000元钱作为差旅费。学习回来后，他到财务室报销费用，另外交给了财务人员8元7角2分钱。财务人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这是我借的差旅费的活期存款利息。这钱应该交公”。8元7角2分钱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是，通过它，我们看到了一位党员领导干部的克己奉公的自制品质。

    与自制性相反的品质是冲动性。具有冲动性的人，缺乏自控能力，心理活动和行为凭一时的痛快，往往不顾后果地草率行事，要么急躁莽撞，要么轻率任性，以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1992年至2002年的两个五年间，全国处分党员分别为669 300人和846 150人，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籍的分别为121 500和137 711人，增加13．3％；处分县级领导干部的分别为20 295和28 996人，增加42．9％；处分厅局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1673和2 422，增加44．8％；处分省部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78和98，增加25．6％。仔细分析近年来的腐败案件，一些领导干部自制性差，不能忍受持久的、艰苦的工作，对行为缺乏控制是重要原因之一。

    正如一身正气的好干部范匡夫所言：“人生中，没有比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更重要的了，环境再变，心灵不能浮躁；诱惑再多，步子不能乱套，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非凡的道德勇气和经得起考验的人格力量，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对每个公务员而言，惟有自觉接受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自觉修炼自身、提高自我，才能挺起自己的脊梁，也才能铸就抵御腐败的铜墙铁壁。

    讲究诚信，取信于民

    做人讲诚信，则广交天下朋友，做事讲诚信，则事事畅通无阻。一个人不讲诚信，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背信弃义，定为人们所不齿，也很难立足于社会；一个企业不讲诚信，制假售假，欺骗顾客，虽然能获得短期的利润，但绝不会得到长期持续的发展；一个政府，如果不讲诚信，朝令夕改，虚报浮夸，搞形式主义，不实事求是，那么必将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公务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如果公务员不讲诚信，将严重影响党的事业的发展。

    中国自古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明训，至今仍然是治理名言。普通老百姓不能做到诚信，主要是损害一己；为官者不能做到诚信，则无法取信于民，政令不通，上下欺瞒，那就是为害一方，损害的则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及其所领导的整个事业。

    1、诚信就是要敢于讲真话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各地虚报产量、竟放高产“卫星”，彭德怀经过实地考察后，冒着被批斗的危险，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向毛主席汇报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党和中央的高度重视。公务员讲诚信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认真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以此指导自己认识和处理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客观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冷静观察和科学理性思考，遇事善于明辨是非利害，严肃认真，谨言慎行，求真务实；勇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敢于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注意发现并勇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所提倡的讲真话不是什么话都要讲，是在保守国家机密的基础上讲真话。

    2、诚信就是言行一致

    “干打雷，不下雨”，说的就是我们一些公务员光说不做，只喊空头口号，不兑现自己的诺言。朱熹说：“行不及言，可耻之甚”。一个公务员应具有的好作风就是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不讲空话。这里关键就是一个“行”字，“行”就是实干。话一说出，就应雷厉风行，抓紧落实，对群众做出的政治承诺一定要兑现。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视察农村时，在一次座谈会上认识了农民张二适，会后他特意到张二适家里看看，离别时，总理笑着说：“有机会一定再来，如果我不能来，我一定派人来看你”，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周总理一连五年都派人看望张二适，一位国家总理对一个普通农民坚守诚信，可见我们伟大总理的崇高的人格品质。

    在实际工作中，一要忌言出无行，说了不干，食言脸不红，说话不算数；二要忌言出行缓，拖拖拉拉，常常错过了时机，耽误了事情，这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无“行”之“言”是空言，是妄语，是假话，是欺人之谈。行动迟缓也可能使“言”变空，达不到目标，以致失信于民，丧失领导威信。领导者说到做到，不只是指在大事和原则问题上说了算，定了干，即便是一些日常小事也应当言行一致。说了就干，要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公务员由于其职业和地位的特殊性，对组织和社会有很大的表率作用和示范效应，直接影响着一个组织和社会的风气，公务员的个人德行对社会道德起着主导甚至是决定作用。因此，公务员在诚信方面要率先垂范，带头做遵守公德、守信诚实的模范。常言道：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如果公务员带头做诚实守信的榜样，那么，“诚信缺失”现象就会越来越少，扶危济困、互帮互助的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就会遍地开花，好思想、好传统就会进一步发扬光大。反之，由于个别公务员不讲诚信，会在群众中导致“晕轮效应”，损害整个干部队伍形象，影响领导效能的正常发挥。

    3、诚信要有修养

    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曰：恭、宽、信、敏、惠”，就是说，具有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恩惠的人才能称为君子，这五种品行是作为“仁人”所必备的。那么怎样把理想的人格外化为现实的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来教化和塑造最基本的人格。在此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各自的作用，“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忠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可见，“信”字在人格理想和现实教化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诚信是个人的品质，对公务员来说，塑造完善的人格，须臾不可放松。我们每个公务员要自觉地“正身”，在致力于公共事务中，重在取信于民；在自我修养中，要警钟长鸣，不断“思诚”，以逐步达到“至诚”的境界。孔子有言“德不孤，必有邻”，凡是追求诚信的人，就是追求纯洁、高尚、理智的道德境界，他必然会获得无数的朋友和同伴，因为他不仅有益于社会，本身也充满着快乐，他问心无愧、内省不疚，他的人生将在德行中一步步地提高着生命的质量。

    心存侥幸，必遭不幸

    侥幸是指偶然地获得成功或意外地免去不幸。侥幸心理则指人们企图偶然地获得成功或意外地免去不幸的一种心理。生活中，侥幸心理无处不在。过马路时，不遵守交通规则，明明是红灯，车子却呼啸而过，钻个空子就闯红灯。难道闯红灯的人不知道闯红灯潜藏着的巨大危险吗？他肯定知道的。这是连小学生都清楚的道理。但他为什么还要闯呢？这就是侥幸心理在起作用。由于这次 “闯红灯”“成功”了，下次，这人还会“闯红灯”。

    一些公务员也在做着“闯红灯”的事情，做着拿自己的名誉、自由、生命和组织的信任作赌本的赌徒。他们搞的是腐败，闯的是法纪的“红灯”。这些公务员，有的贪污、受贿，有的玩忽职守，有的跑官卖官，有的突击提干……他们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心存侥幸，利用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进行权钱、权物、权色的交易。这些公务员自认为耍了小聪明，可以规避法规，结果，这些官场上的“赌徒”，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结局永远只有输，没有赢，必遭不幸。

    为什么对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些人明知不可为，还要去为之呢？特别是已经亲眼看到他们身边有些人因违法乱纪已经受到惩罚的时候，这些人还不引以为戒，而要去继续以身试法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作怪，这就是侥幸心理。

    1．侥幸心理是突破思想防线的“腐蚀剂”

    徐某，男，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1998年5月因涉嫌受贿被依法逮捕；1998年9月，被开除党籍；1999年8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痛悔》是徐某在押期间对自己问题的深刻反思，他写道：“……痛悔何必当初！悔，组织不绝于耳的教诲、警戒，听之多，行不果；悔，意志不坚，不恒，顶不住诱惑，躲躲闪闪，心存侥幸，心安理得。金钱可以使人们拥有一切，却同时可以改变一切，丧失一切。手莫伸，心莫贪，才能心安……”

    侥幸心理摧毁了徐某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防线，使他们放松了警惕，胆子越来越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发而不可收”。追寻腐败分子犯罪轨迹，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只要“第一次”把握不住，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一次”的突破就意味着思想防线的突破，一突破，就不好收拾了，其结果必然是由少到多、由小到大，从开始时的小礼品到后来的贵重物品，从“第一次”的小钱到后来的大钱，从“小贪”变成“大贪”。这些公务员之所以成为人民的罪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挡住“第一次”。

    如果一个想搞腐败的人，一相情愿地把自己想成是能够侥幸逃脱党纪国法制裁的人，很可能就迈向了堕落的深渊。相反，若不是被贪欲蒙蔽了心智，就能清醒地意识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很可能不是侥幸的那一个，因此就会悬崖勒马，避免了因事业的成就、家庭的幸福、个人的前途同时丧失而出现痛悔莫及的结果。

    2．侥幸心理是贪欲增长的“催化剂”

    深圳市社保局原局长邱某，因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计人民币79．999万元，港币2万元，1998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他在《我是怎样从一个领导干部堕落成腐败分子的》中写道：“记得1995年三四月间，社保大厦土建工程快完工，有天下班后，我去工地查看工程质量。我到了工地转了一圈，正准备回家，工地负责人要留我吃饭，我说，还有事，以后有空再说吧，他见我不吃饭，就拿了两条三五牌香烟给我。我回家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原来是10万元人民币。当时我想，这么大的工程交给他们干，我也没有讲条件，没要好处费。另外，他也多次提过要帮我装修房子，我都没有答应。现在工程快完了，可能是他从奖励基金中拿来报答我的。同时，我又为自己想出许多收钱的理由，比如，我并没有为他办事，是他们主动给我的，我家里有病人，正急需用钱，他们悄悄给我，谁也不知道等等，然后就放心大胆地收下了。

    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我贪欲的胃口越来越大，不断膨胀的欲望和对金钱的渴求使我是非不分，好坏不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他人谋利而收的巨额贿赂达数十万元之多。”

    一旦思想道德防线垮掉了，种种不合理的欲望就如决堤之水一般汹涌而来，很容易将人冲人罪恶的深渊。

    3．侥幸心理是蒙蔽心智的“麻醉剂”

    侥幸心理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它常常使人做出不正确的判断，错误地估计形势，从而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它对人们的消极心理暗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小节无害。怀有这种心理的人，不懂得小与大的关系，不明白“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总是认为小的失误、错误、隐患可以原谅，可以理解，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思想发生了蜕变，问题发生了质变，从本不足道的小事引出了事故案件，个人走上了违法违纪的道路。

    二是从众攀比。这种人不能从主流来认识社会，而是从社会的某个角度来审视一些个别现象，不是把党纪国法、条令条例、规章制度作为不良行动的约束，而是把眼睛盯在别人的身上，认为“大部分干部都这么干，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特别是看到他人因违法违纪占了便宜得到好处的时候，心里感到不平衡，觉得他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结果一步步走上歧途。

    三是过高估计自己。有的人爱耍小聪明，感到只要自己算计得好，伪装得巧妙，事情办得隐蔽，能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做了违法违纪的事情也不会被发现。殊不知，组织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伸手必被捉，谁也逃脱不了。

    4．侥幸心理是陷入罪恶深渊的“润滑剂”

    侥幸心理虽然是一念之差，但却有着酝酿、滋养它产生的深厚的心理、认知、价值观、人生观和环境等基础。心存侥幸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不牢固，在钱、色面前，急剧发生蜕变；他们视线狭隘，心智不明，不从主流去看社会，而是从社会的某个角度审视一些个别现象，错误地估计形势，从而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他们对一些别有用心的所谓“朋友”的表面迷惑，看不清他们的真面目……

    因此，要远离侥幸心理，必须加强学习，树立正确而牢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须从主流观察和认识社会，洁身自好，慎独正己，加强法制观念；必须认清建立在权钱交易之上的“感情交往”的本质；必须守住“第一次”，只有防微杜渐，才能避免不幸。

    （1）加强学习，思想自律

    纵观昔日官高权重却晚节不保以至身陷囹圄的人的堕落轨迹，不难发现，表面上看来，他们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时的侥幸心理确实是把他们拉入地狱之门的黑手，但实际上，这只隐匿的害人黑手却是潜藏已久，滋生暗长。当他们放松思想改造，放松政治学习的时候，正是在为侥幸心理培育丰厚肥美的生长土壤。一旦思想的关口打开，侥幸心理就会趁虚而人，钻空子扎根，进而成长壮大。一但时机成熟，侥幸心理就钻出来，兴风作浪，为害人心，此时，心灵主人微弱的人生观、世界观已无力与之搏斗，只能乖乖束手就擒，做了贪欲的俘虏。等到清醒过来，为时已晚。

    因此，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注意加强党性锻炼和个人修养，不松懈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前进动力，是守护心灵航道的卫士。

    （2）洁身自好，慎独正己

    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彼此攀比，对世俗的力量感到无能为力而顺其自然，是一些公务员滑向犯罪深渊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作为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无论在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条件下，都必须有坚定的立场、坚定的原则，都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而坚定的立场，坚定的原则和清醒的政治头脑，又来自于坚定的理想信念，来自于坚定的党性观念，来自于树立牢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无论是谁都必将受到党和人民的严厉制裁，绝无侥幸者的藏身之地。正如前面提到的被抓住的贪官王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触动地说，我们党确实是真反腐败，职位再高只要是犯了罪都要被依法严惩。

    （3）谨慎交友，公私分明

    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披上了温情脉脉的感情的外衣，迷惑了多少以权谋私的持权者！他们在受贿时认为“反正是一对一，就是犯了事自己不承认也查不出来”，“这事谁也不会乱讲”，“送礼的人都是比较熟悉，甚至是比较要好和亲近的人，说起来信誓旦旦，天知地知，估计不会出什么事”，“朋友间私下办的事，不会出什么问题”……因而抱着侥幸心理，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

    事实证明，建立在权钱交易之上的感情是不牢靠的。

    （4）防微杜渐，管住小节

    纵观腐败分子走过的人生道路，人们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在“第一次”收受贿赂款物时，都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是收还是拒收？然而他们最终没有战胜“第一次”，在“第一次”面前就打了败仗。因此，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自警”、“自省”，要防微杜渐，管住小节，切忌心存侥幸。

    党的十七大以来，针对党员公务员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以及反腐败治本抓源头工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关部门出台了一批反腐倡廉实践急需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初步实现了“有法可依”。法制的逐步完善也将使侥幸心理失去存在的空间。

    忙于公事，不忘家事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领导整天忙于工作，几乎没有双休日，偶尔一次空闲待在家。妻子发现他沉默不语，坐立不安，踱来踱去，若有所思。然后抓起电话打给办公室，问道：“今天有什么会议？”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公务员在工作上非常敬业，但在家庭中的表现就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了。他能够很好地扮演领导角色，却算不上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和好儿子。也许家人都理解他：毕竟他太忙了，顾不过来。但这份理解里总有一丝无奈和期待，他们期待他在干好工作的同时，能够抽出时间和家人一起分享天伦之乐。的确，作为公务员这样重要的角色，工作任务重，责任大，经常事务缠身，时间非常紧张，但还是应该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给自己的家人，因为只有同时演好几个角色，自己的人生才是丰满、完整和多彩的！

    有一位县委组织部长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值得借鉴。他平时工作也很忙，但不管多忙，只要晚上九点前回来，他总要去看望年事已高的父母，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有时出差在外确实不能赶回来，他也要打电话问候一下父母。晚上只要在家，他都和妻子一起去散步，对孩子的学业他也一贯全力支持，对父母来说，他是一个好儿子，在妻子眼里，他是个好丈夫，在孩子心目中，他是位好父亲。

    事业和家庭是可以兼顾的，成功的公务员应该在家庭中扮演成功的角色。正如诸葛亮所说：“外则事君主，内则事父母”，亦即所谓尽忠尽孝。在家庭里除了要孝敬父母，也要爱护自己的妻儿。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志同道合，携手并进，相濡以沫，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的结合被称颂为最伟大的结合。朱德总司令在战场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大元帅，在家里他也是子女心中的慈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工作之余，常和牌友一起打打桥牌，在家里抱孙子时脸上常现出孩子般灿烂的笑容。

    作为当今的公务员同时兼任几种社会角色，不同的角色往往赋予不同的义务，从而形成义务间的冲突。问题的难度不在于一人同时兼任几个角色，而是这些角色义务之间发生冲突，无法统一，如自古就是忠孝难两全。这种义务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利益冲突，并且是属于同一价值体系内部的冲突，是善善冲突。忠和孝都是善价值，但有时为了忠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就尽不了孝，只能舍小家为大家，像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干部就是这样。

    但当今不少公务员既不是为孝也不是为忠，只是为了家人的私利而处于难以决策的境地，所以当“为公”与“为私”两者产生冲突时，孰轻孰重，一定要拈准。不少正值人生大好时光的公务员，是因为两者的位置没有摆正确，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狱中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这完全是托辞。可以说他是一个尽责的父亲，帮助儿子出国深造，帮助儿子成就事业，但却忘了作为领导的责任与义务。

    领导的角色不仅包含着权力，更意味着责任和义务。由于领导拥有权力和地位，如果不能演好多个角色，他很可能会滑向罪恶的深渊。原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因贪行受贿判处死刑。他本来是海关总署的一位官员，在北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因工作能力强，作风正派，被派往湛江任海关关长。初到湛江，他工作非常敬业，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全身心投入工作，工作成绩显著。但不久，一个居心叵测的女人闯入了他的生活，为他洗衣做饭，体贴入微，俨然一个妻子的角色。这时，曾在工作中是一位成功领导者的他却扮演了一个失败的丈夫，他未尽到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背叛了他的妻子，居然和那位女人姘居了。后来，他又利欲熏心，帮她走私，并从中牟取非法钱财，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临刑前，他面对妻子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也留下一句发人深思的话：“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本来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裂了，真是可悲又可叹！如果他能够在工作之余，真正地想想怎样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并且专门留出一些时间给自己的家人，这样的事情很可能不会发生。

    公务员在家庭和事业中的多个角色，如果处理好了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相互促进的。中国古代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说明家庭是事业的基础。公务员不能因工作忙而顾不上家，即使再忙也应抽出时间陪陪家人。在单位工作兢兢业业，做个好领导；在家里对父母问寒问暖，细心侍奉，尽到儿女的一片孝心；对配偶关心体贴，分担家务；对子女严慈有加，多沟通，多指导。现代公务员要把和睦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作为自己的目标，统筹兼顾，演好家庭和事业中的多个角色。

    调整角色，与时俱进

    面对新时代的发展，许多公务员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的社会发展变化太快了，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刚刚适应，又提出了新的要求。的确如此，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也在不断调整，这就给新时期的公务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政府由原来的计划管理更多地转向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

    据2007年3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温总理谈到政府职能时说，新时期政府职能主要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特别是后两项职能，是政府努力的目标，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为人民服务。为使政府职能转变，建国以来政府机构已进行了七次大的改革，虽有很大进展，但总体效果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根本在人，关键在领导干部。时代在变，政府职能在变，对领导角色的要求也在变。很多公务员习惯于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开会，讲话，发文件，却没有在如何更好地服务上下功夫，尽管很辛苦，但结果事与愿违，政绩不佳，老百姓也不满意。所以感到非常困惑，心中充满矛盾冲突。有不少公务员常常从早到晚赶会，有位县长一天赶了八九个会议，什么工作落实会、总结表彰会、信息发布会、座谈会、吹风会、务虚会，什么公司挂牌、大厦落成、工程奠基等等。领导忙得身心疲惫，工作效果却很不理想。有的地方的公务员工作热情非常高，大张旗鼓地招商引资，出台很多优惠政策，建设很好的基础设施，但商难招，资难引，主要是软环境不好，服务水平不高。还有的领导也经常下基层调研，看似有很强的服务意识，但往往是开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不解决实际问题，还会引起下级的抱怨，出力不讨好。

    我们的党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执政能力顺应潮流，切合民意，深得人心，同时也为公务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公务员要改变过去一味追求数字的做法，转而以人民利益为重，以协调发展为目标。一些干部可能会因为在工作中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难以适应新的要求而产生新旧角色的冲突。

    归纳以上种种现象，都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公务员不能很好地适应时代赋予其新的角色要求所面临的角色冲突问题。这些问题应及时解决，否则，不仅影响各项工作的开展，还会损害公务员的心理健康。解决这些问题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断学习，接受新鲜事物。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使自己了解新信息，掌握新知识，接受新鲜事物。现在经常提到的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学习型政府等等，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人学习，终身学习。公务员尤其要加强学习。朱镕基同志在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期间就坚持每天学习金融知识，以适应工作的要求。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增强适应发展变化的能力和心理调节能力。

    第二，转变观念，树立公仆意识。有一典故：唐太宗对魏征说，自己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但还有人骂他，他非常生气。魏征说，你要想当一个好皇帝，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你做得好，老百姓说是风调雨顺；你做得不好，老百姓就会骂你。所以，想做一个好官是不能要求回报的。称职的公务员懂得公务员是公仆，只有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第三，摆正心态，拥有一颗平常心。有副对联写得很好：“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边云卷云舒”。真正拥有一颗平常心，淡泊名利，就会把新旧角色统一起来，内心的矛盾就会减少，心理冲突一般也不会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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