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的裁决

    卢梭搬出隐庐后依然住在乡间，并以抄写乐谱为生。每当他伏案工作时，总是专心致志，借以排遣心中的郁闷。工作之余，他喜欢整装外出拜访当地他新结识的贵族朋友——卢森堡先生。卢森堡夫人聪慧且善解人意。他们彼此相处甚欢，没多久，卢梭便成为卢森堡夫妇的朋友。

    卢森堡夫妇有时也来探望卢梭，卢梭总是热诚款待。他将自己写的《新爱洛绮丝》拿给卢森堡夫人看，卢森堡夫人表示很感兴趣，并将这部作品介绍给一家出版公司。1760年，《新爱洛绮丝》正式与公众见面，这部作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巴黎的女士小姐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它表示赞赏。

    本来卢梭还担心这个故事情节过于简单，容易让读者觉得平淡无味，但有一件事证明了它不但不平淡无味，而且还十分动人。这件事发生在某个节日，那晚正好举行一个歌舞盛会，有位女士在晚餐后准备参加盛会，因时间还早，她便翻阅着出版公司送来的新书——《新爱洛绮丝》。等到午夜，马车在门外已等候多时，她仍爱不释手，不忍释卷。用人催她，她也不管，仍就一直看下去。用人以为她忘了赴约的事，又去提醒她，她仍说不必忙，继续读这个故事。过了许久，她问用人几点了，用人说已经清晨四点了。她吩咐用人让马车回去吧，接着换下盛装，终于在天亮时分读完了这本书。

    由于《新爱洛绮丝》的成功，卢梭立即成为全欧洲的知名人物，这本书被翻译成数国语言，风靡欧洲。他的读者来函与日俱增，慕名来访的客人也多了起来，这使得他的私人作息时间受到干扰，但同时也使他得到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在众多读者眼中，卢梭已经是一位哲学家和小说家了。许多有志写作的青年人不时地寄来他们的作品，希望征求卢梭的意见。卢梭为了避免不断的来信，曾公开在报纸上答复这些热心的读者，希望他们不要再寄稿件来，因为他实在无法仔细地阅读，而且回信对他而言是一项很大的负担。

    接着他又恢复了以往平静的生活，不过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一次贵族聚会中，经由卢森堡先生介绍，卢梭认识了当地的马沙尔县长，他是位英俊、慷慨且热情洋溢的人。卢梭与马沙尔意气相投，成为知己。马沙尔不但交游广阔而且甚得人缘，他关心卢梭的近况以及外界对卢梭的诽谤，并逐渐成为卢梭的支持者。

    依照当时的习俗，《爱弥儿》尚未出版前必须经过某些知名人士的传阅。经过一番传阅之后，《爱弥儿》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很奇怪的一点是，卢梭这部天真无邪、充满灵感、独具创见的教育学著作，居然被外界视为异端邪说，并且被列为禁书。

    起初，卢梭对外界的传言很不解，这本极具理性的教育著作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作，国内的知识分子和教会人士为什么会将其视为异端邪说呢？他决定不去在意这个问题。出版公司被外界的言论所扰，劝说卢梭不要用真名发表这本书，但卢梭坚持要面对那些攻击。他认为自己一直服从国家的政令，也努力地去做一个忠诚的公民，如其他法国人一样遵守国家法律，总不至于因为热爱人类、追求人类幸福而遭到迫害吧？但是厄运真的降临了——卢梭被舆论界视为有罪，他在1762年7月写给马沙尔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只不过是一位避难在此的穷作家，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只因为发表了自己认为是善良且公正的言论就被定为有罪，这使我觉得不公平。我的朋友，如果你也觉得我有罪，就不必庇护我了。但是，如果我无罪，请你和国王允许我继续住在这里，我愿遵从当地的法令。如果你想让我离开，我恐怕已经没有去处了……

    马沙尔对卢梭的感情并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时时将外界的动静告诉卢梭。有一天，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关于卢梭的案子已被议院提出讨论，而且判决是将卢梭予以拘捕。当时甚至有些官员提议要将《爱弥尔》这本书和卢梭一并焚毁。卢梭听后，心里十分不平，他在1762年6月给一位同乡莫顿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心境：

    这判决多么严厉啊！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证据何在？啊！巴黎人民，这就是你们的自由吗？我感到懊恼！外界对我的指责越来越强烈，但如果我停止写作，我将会被公众淡忘，人们也不会畏惧我所写的真理了。请你不要公开地反对我。

    卢梭为了避免指责，接受了罗吉的邀请搬到更为偏远的乡下。他住在罗吉家，罗吉一家人都很热情地欢迎他，孩子们更是成天与卢梭嬉戏。这时候，卢梭写信给莫顿：

    我是如此地喜欢受到爱戴，当别人喜欢我时，我似乎忘掉了一切不愉快的事。朋友的照顾温暖了我的心。

    欧洲有许多仰慕卢梭的读者，但他们无法影响议院的裁决。关于裁决的结果，是卢森堡先生告诉卢梭的。一天晚上，卢梭正在床上阅读《圣经》，戴莱丝手持卢森堡先生的信急忙走进卧室交给卢梭，卢森堡先生的信中附有亲王的密函，信中警告卢梭明天议院将会派人来拘捕他。卢森堡先生的信中写道：

    你已没有时间为自己辩白，因为裁决已经不可能更改。你赶快到我这里来吧，你只能在那里停留一天了。

    法国议院裁决卢梭的《爱弥儿》为异端邪说，尤其是书中关于依照自然法则教导儿童的观念更是有违基督教教义。不仅如此，卢梭在书中宣扬的宗教平等理论，对18世纪的欧洲而言，无疑是对统治阶级的挑战，他的平等自由的思想是煽动革命的种子。于是，最高法院判决将《爱弥儿》焚毁，并立即发出拘捕令，拘捕卢梭入狱。

    卢梭与卢森堡夫妇会面后，眼见情势危急，决定马上离开此地，他与戴莱丝道别并承诺将来一定会回来接她。稍微处理了一下手边的事情，卢梭马上乘马车离开，在马车上，他想起那天晚上读的《圣经》中的故事，灵感突发，将它写成了一首叙事诗。四天后，卢梭终于到达了相对安全的地方。

    自从离开戴莱丝后，卢梭日夜思念她，他希望她能与他生活在一起，卢梭期望以后能好好照顾她，尽力给她快乐和幸福。他写了一封信给戴莱丝，信中说道：

    我亲爱的，我现在已安全了，你会为我高兴吧，我迫切想知道你的近况，盼望着我们的重聚。不过，我必须告诉你，我之后的人生可能要在逃亡中度过，你可以仔细地想一想自己的去向。我亲爱的，想想你是否能和我共度流亡生活？如果你来了，我会尽力让你感到幸福。如果你想要住在原地，那也是你的权利。

    卢梭在信中同时嘱咐她如何处理家中剩余的物品，变卖家具和书籍，私人物品留着等她来时一并带来。

    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卢梭表现出了他与日俱增的焦虑，他的疑心加重了，别人对他的言语、一颦一笑都会引起他的不安，他觉得好像处处都会受到迫害。1763年，瑞士官方发布消息，命令卢梭在一天之内离开瑞士境内。卢梭很苦恼，连续不断的逼迫和困难使他真想马上和戴莱丝团聚，以安慰自己心中的苦闷。戴莱丝收到卢梭的来信后，也十分希望能去陪伴他，并回信表明了她的立场，她在信中写道：“我以我的心向你述说，我们的爱至死不渝。”

    不久后，戴莱丝终于来到卢梭身边，并且带了一些卢梭需要的物品。他们搬到了普鲁士的莫蒂埃。在这里，卢梭受到普鲁士国王的庇护，避免了法国和瑞士的一些人对他的偏见和怨恨。7月，卢梭写信给莫顿：

    我昨天抵达莫蒂埃，我的处境一定已使狄德罗和格林先生感到满意，他们急于想看到我被瑞士驱逐出境。

    之前的通信中，莫顿表示自己有意为卢梭写一部传记，卢梭在这封信中也提及了此事：

    我现在的处境，让我觉得应该同意你的想法——撰写我的传记，请你着手写作时，以一种适合你我的方式进行，不要带有愤恨、讥讽以及赞颂等情绪，要以中庸客观的态度、庄严而带有力量的方式来撰写。简言之，就是用一种适合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作家，而不是一个被迫害者的立场去写。最后，老实说，我并不想看到这本书，但是如果你决定撰写，你的名字将会不朽，不过同时你也有可能遭受迫害，请你仔细考虑清楚。

    反驳诽谤

    自从卢梭的《爱弥儿》遭受外界激烈的批评后，莫蒂埃市民对他的偏见也逐渐加深，卢梭有意前往英国。

    巴黎舆论界对卢梭的攻击使他的敌人越来越多，幸运的是他的挚友马沙尔先生对他的支持从未改变，但不断传来的斥责声却使卢梭觉得自己有必要出面表白立场，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况。1763年底，他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信中毫不隐瞒地表明了他的立场：

    陛下！我曾在您背后说过你的坏话，我可能还会如此做。但是，被法国、瑞士驱逐的我到了贵地接受您的庇护。陛下！我并没有权利接受您的恩典，而且我也不想要求任何恩典。但是，我觉得此时向您作出声明是我的责任，我在您的管辖之下，您可随时处置我。

    与此同时，欧洲读者的来信也在不断地寄来，贵妇人、年轻人以及哲学家们纷纷来信表达他们对卢梭的支持，这些信件使卢梭受到很大的鼓舞。不过，真正给予他精神上最大支持的还是马沙尔先生，与马沙尔的相处使卢梭忘却了外界的混乱和骚扰。

    普鲁士国王十分尊重卢梭，经常派人给他送来面粉、酒和各种食物。卢梭的自尊心让他感到犹豫，是否应该接受这些恩惠呢？卢梭在写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中充分表现了他的自尊：

    感谢您赐给我的这些食物，但是我觉得您境内的许多子民都需要食物。请您把它们拿走，送给真正需要它们的人吧。另外，我能否提醒您，我的陛下，您应该爱您的每一个子民。如果这样，我为您捐躯亦在所不辞。

    普鲁士国王接受了卢梭的劝告，变得乐善好施，普鲁士境内人民的生活改善了许多。

    莫蒂埃教会不久也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列为禁书，不准发行。教会认为《爱弥儿》是异端邪说，《社会契约论》是在煽动革命。卢梭的民主思想在他们眼中是疯狂的思想。一个社会如果建立民主政体，那么贵族阶级的特权何在？难道贵族需要接受人民的意志吗？卢梭的社会改良思想虽然也影响了其他哲学家，但鉴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发生效用，其中有些人竟被处以极刑。

    当初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已使卢梭身处困境，遭受诋毁。现在《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遭禁，卢梭更陷入了被抨击的旋涡之中。卢梭心中期望的宁静无法获得，虽然他在青年时期与华伦夫人有过安详、平和的相聚时刻，但如今都已成为过眼烟云，不可复得。外界的骚扰使得卢梭不能安心工作，他开始做一些手工劳动，比如编织腰带，织好的成品就分赠给邻居。

    这时，卢梭还与巴黎教皇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毕蒙教皇抨击卢梭为假道学，说他是一个自认为学识丰富，却误入歧途的人；一个在思想及行为上充满矛盾的人；一个用繁复的思想来曲解道德的人；一个自称热爱基督却一味标新立异的人；一个自夸、热爱隐居而又借此吸引世人注意的人；一个泯灭读者道德观念的人；一个主张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又欲将人类贬低到禽兽地步的人。此外，教皇批评卢梭最严重的一点是，指控卢梭散布色情。这真是无稽之谈！

    卢梭听到这些诽谤后，决定奋起反驳，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反驳必须谨言慎行，因为这将影响世人对这位道德领导者的印象。卢梭在心力交瘁下，发表了他的《致毕蒙教皇书》。在这篇文章中，卢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的措辞平实、不做作，与他日后撰写的《忏悔录》颇有些类似之处。在文章中，卢梭说：

    阁下，我何必要对你多费唇舌呢？我们如何才能彼此了解？我们俩之间有什么误解吗？我答复你，实在是因为你的逼迫使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天生具有一种禀赋，这已经得到了大众的证实，我的青年时代是在快乐中度过的，没人认识我。到了40岁，我虽然没有财富，但我拥有朋友和平静，然而公众对我的斥责却一直不断，甚至裁决我的罪状。我尽力反驳，却于事无补，我的事业就此中断，朋友和安宁也因此离我而去，我必须忍痛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写过各种题材的书和文章，我一直保持着我的原则、我的道德观、我的信仰以及戒律。而他们一味反对我的观点，也反对我本人。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时，他们视我为一个矛盾者；我的歌剧问世后，他们视我为国家的敌人，甚至是叛国贼；《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之后，我又被视做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厌恶人类的人；《新爱洛绮丝》之后呢，我被视做一个温柔老实的人；现在，我在他们眼中又成了一个顽固、亵渎神灵的人！

    卢梭这篇《致毕蒙教皇书》总共有150多页，他毫无保留地述说他的宗教观以及道德观，他的笔触中带着强烈的感伤。他还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教皇阁下：

    我是个天主教徒，一个虔诚的教徒，我一生都遵从《圣经》中的信条。我是个教徒，但不是教会的信徒，而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的信仰告诉我不能只讨论教义，更应该身体力行。那些缺乏正义的教士霸占职权，成为宗教上的裁决者，并且告诉我应该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我对此不屑一顾。他们的优越权力绝不会影响我的原则，他们也无法使我说我不愿说的话。

    如果我的真诚触怒了他们，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将我摒弃于教堂之外，我并不畏惧他们的威胁，因为他们根本无权判决我。他们无法阻止我的心灵与信仰结合，他们能在此生剥夺我的幸福，但无法阻挠我未来的希望，我未来的希望是由耶稣基督赐给我的，他会做我的裁决者，裁决我和他们孰是孰非。

    1763年，卢梭将他的《致毕蒙教皇书》交予出版公司付印，虽然他心中十分担忧会受到迫害，但经由马沙尔的鼓励，他仍决定用本名发表。不出所料地，这篇文章受到强烈的批评。读者写给卢梭的信逐日增加，信中有支持也有反驳，写信的人来自各种不同的阶层，有辩论家，也有舞蹈老师。卢梭从这些信中了解到了外界对他的印象。

    卢梭极想知道日内瓦民众的反应，尤其是对他这篇《致毕蒙教皇书》的反应。虽然日内瓦当局对卢梭的言论极为困扰，但《致毕蒙教皇书》并没有被列为禁书。不久后，卢梭给日内瓦当权者写了一封信，信中声明他愿意放弃日内瓦的公民权。

    不久，日内瓦当局即废止了卢梭的永久公民权。卢梭深爱故乡，但日内瓦连续给予他沉重的打击，使他不得不放弃公民权。

    1764年9月，卢梭接到一封革命者的来信，信中邀请他担任制宪委员。这个消息迅速传遍整个欧洲，格林及其他反对者立即发表声明，声明中说如果卢梭接受这个邀请，那就说明他是革命和国家独立的煽动者。卢梭没有接受这个邀请，但在给革命者的回信中，他表明了自己对平等民主的爱好和热情。

    1764年秋，日内瓦的杜金先生出版了《乡村书信》，文中他强调了君主专制政体的重要性。卢梭针对他的观点及政治立场予以反驳，同时出版了《山中书信》，他的思想和主张立即引起外界激烈的反响。

    卢梭在文中曾辩解日内瓦当局对他的裁决，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因为那次审判没有事先提出警告，也没有审讯，就将卢梭的书予以焚毁，并裁决卢梭有罪。

    当时法院的裁决书有一段是这样的：

    这些书的作者（指卢梭）集合了所有能贬损及毁灭天主教基本原则的言论，在这些言论中他指控所有的政府。这些书以充满诱人笔调的法文书写，是极为危险且有损于道德的，而且这些书是作者以一个日内瓦公民的身份发表的。鉴于这些书的恶劣影响，法院不得不作出如下裁决……

    法院以违反教规的名义裁决卢梭，卢梭在《山中书信》中答辩道：

    我是作者，因为写了这些书而被法院裁决，但是会有作家故意奉承自己吗？一个人如果企图行善也算有罪吗？身为一位作家，我只接受那些被基督承认的圣人作为我的审判长。

    在这段激烈的争执时期，卢梭接到一封从法国寄来的信，写信者自称詹姆斯·包塞尔，来自苏格兰。他在信中对卢梭表达了自己的钦慕之情，这使卢梭的心情舒畅了不少。后来，卢梭和包塞尔见过一面，在座的还有马沙尔先生，卢梭对包塞尔表达了自己对苏格兰人的好感。

    卢梭的《山中书信》问世不久，1765年1月，市面上出现了一本书，叫做《公民的情感》，书中极力抨击卢梭的人格和思想以及他的道德观。这本书的作者是伏尔泰和卢梭昔日的一位朋友。《公民的情感》风靡日内瓦，市民们对于书中描述的卢梭和戴莱丝将子女遗弃在孤儿院一事尤感震惊。卢梭与戴莱丝此时才感觉到民众对他们的厌恶感是多么深。

    某夜，卢梭和戴莱丝上床就寝，到了半夜，卢梭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声音惊醒，原来是有人用石头砸他们的门窗。卢梭赶紧逃到厨房，这时正巧有一块石头穿破窗户砸在他的脚上，他步履蹒跚地与戴莱丝躲在墙角。幸好邻居及时报警，警察阻止了这场骚动。这件事情之后，卢梭觉得自己急需找一个偏僻之处隐居。

    经过马沙尔先生的帮忙，9月，卢梭准备迁往圣皮埃尔岛。这座小岛并不大，但布满了高树、青草、小溪以及黄色的灌木林，对卢梭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天地。在这个安宁的天堂里，卢梭离开喧嚣的尘世，遗世独居。他的生活费用由马沙尔帮他料理。

    流亡

    两个月之后，当局将卢梭驱逐出境，卢梭在好友的协助下，前往英国。

    在圣皮埃尔岛时，卢梭就开始写《忏悔录》了，在英国，他完成了这本书的前五章。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昔日朋友的背叛使卢梭有点被害妄想症的症状，他猜疑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相信他们。这时外界谣传有人计划要焚毁《忏悔录》，卢梭十分担心，他想离开英国前往他地。经过一番考虑，他决定回到欧洲大陆，戴莱丝也表示赞同，因为她母亲刚刚去世，需要她回去料理后事。

    1767年初，卢梭清理行李，将带不走的书籍变卖，以减少旅途中的负担。各国获悉卢梭欲返回欧洲大陆的消息后，许多人纷纷写信给他，愿意提供住处或其他的帮助。对于这些人的热情和慷慨，卢梭十分感动。

    卢梭的朋友培鲁先生引荐他去投靠塞吉先生，卢梭夫妇便先前往史泊丁城去见塞吉先生，不过他并未久留。5月6日，卢梭夫妇又到达英国东南部的多佛港，准备搭船前往法国加莱，但当天因为天气原因船无法起航，他们只好耐心等待。21日，天气转晴，傍晚时分轮船起航。次日，他们抵达了加莱。

    在法国境内，卢梭仍然是一个通缉犯，他为了隐藏身份改名为雷诺。亲王对他的处境表示关心，并警告卢梭要小心提防别人的抨击。卢梭与戴莱丝不久后又前往圣丹尼斯。此时卢梭听说他的剧本在巴黎公演，而且他的《忏悔录》也完成了第一部。他这时候的生活还算平静，然而几个星期后，平静的生活被一个噩耗破坏了。一个叫德强斯的城堡看守人意外死亡，卢梭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因为当时有人看见卢梭时常带着食物和酒到城堡去找德强斯聊天，当局有理由怀疑卢梭在酒中下毒导致了德强斯的死亡。卢梭失去了这位朋友本来已经很伤心了，现在还要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要求法医验尸，以证明德强斯是自然死亡而非遭他人毒害，经过验尸后，卢梭被证明是无辜的。

    1768年7月13日，卢梭到了格勒诺布市。25日清晨，他写信给戴莱丝，说他准备去尚贝里一趟，信中写道：

    如果你在一星期内没有收到我的消息，就不要再等我了，去投靠那些信任我的朋友，他们一定不会遗弃你的，我相信那些值得信任的朋友不会拒绝我的要求。

    卢梭到尚贝里后遇见了昔日教过的学生，从他那里，他知道了华伦夫人已经去世的消息。卢梭十分悲痛，他马上前往墓地探视华伦夫人，墓上长满了青草，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卢梭在那里流连了许久，回忆起昔日初遇华伦夫人的情景，他曾从华伦夫人那里学到仁厚、慈爱和慷慨等种种美德，如今这些记忆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卢梭返回格勒诺布市后，与一位业余植物学家一起外出采集标本。在这里停留数日后，他便前往布戈市。布戈市当时正在筹备一场游行，市长知道卢梭抵达当地后，即邀请他共进晚宴，卢梭十分喜欢布戈市，随即在当地的旅馆订了一个房间，并写信要戴莱丝前来团聚。

    8月29日，即戴莱丝抵达布戈市四天之后，卢梭与戴莱丝邀请市长和他的表兄做他们的证婚人。在他们面前，卢梭与戴莱丝举行了婚礼，卢梭将戒指戴在戴莱丝手上，并发誓会与她长相厮守，至死不渝。婚礼中，卢梭非常快乐，还演奏了几首为这次婚礼写的曲子。

    10月10日，卢梭写信给莫顿：

    你必定已知道我那位长久的伴侣终于成为我的妻子了。因为她决定跟随我的命运并且分担我的苦痛，所以我必须给她一个交代。25年来相聚的岁月终于使我们结为一体。信心和互爱使我们一直在一起，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她将是我最温柔的伴侣。

    1769年2月1日，卢梭与戴莱丝从布戈市迁往蒙魁镇的一个农场，那是一位侯爵的私产。农场四周的景色很优美，虽然他们住的是一间旧屋，但地点很好，从屋里可远眺蜿蜒的河流，以及雄伟的山峰。

    卢梭窗外的树上经常栖息着一些燕子，呢喃地叫着，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卢梭的心情十分愉悦，但戴莱丝却日渐对这种田园生活感到厌烦，她想重过巴黎那种都市生活。

    卢梭与戴莱丝之间的感情出现了摩擦，不过卢梭清楚地记得婚礼时自己的誓言，一直努力地使戴莱丝生活得快乐幸福。这次失和使卢梭感到十分苦恼。不久，戴莱丝生病了，卢梭虽然年纪已大，仍然兼顾家事，直到她康复。

    1770年春天，卢梭决定迁往巴黎，戴莱丝想回巴黎的心愿终于实现。虽然巴黎的生活费用比在蒙魁镇高很多，但有了版税及马沙尔先生的帮助，他们应该还能生活得不错。他们先是住在古老的布拉屈斯镇，平日卢梭誊写乐谱和作曲，并且一直在撰写他的《忏悔录》，他隐秘地撰写这本书以免招致外界对他的恶意攻击。

    卢梭写《忏悔录》的用意是要让世人知道他对自我的批判，这部作品是由卢梭向另一个卢梭质询的对话方式写成的。这种自我批判显示了卢梭理智的人格。

    卢梭在这段时期维持着有规律性的生活，清晨起床，然后立刻到桌前工作，誊写乐谱，吃完早餐后，又在桌前继续工作，一直到下午，然后外出散步。有时，他和戴莱丝会相偕外出用餐；有时，他们会到山丘上欣赏夕阳或和邻居们做游戏，每次外出卢梭的心情都很愉悦。

    与世长辞

    卢梭在写《忏悔录》时，精神状态虽然很好，但性情却变得越来越孤僻，他不相信任何人，疑心重重，很少让别人进入他的书房，也甚少与朋友在一起，昔日的旧友都已经断了联络。他排拒外人，外人反而更想见见这位隐居者。格林借机发表文章，捏造一些有趣的故事，叙述世人急于想见这位隐士的情形。

    卢梭虽然没有公开露面，但他偶尔会在几位女读者面前朗诵他的新作品，他声称官方查禁的只是他的书，他还有言论自由。他将他的《忏悔录》在一些贵族王室家中朗读，有时，从早晨一直读到午夜。卢梭在朗读时并没有删减任何细节，包括了他之前犯的错误，当他读到他把子女送到孤儿院时，许多女士都会同情地流下泪来。

    他的读者不只限于女性，还有一些贵族人士。他们习惯于向他请教一些问题，立法者曾写信给他请求指导，或是亲自拜访他。

    卢梭迟疑着如何处理他的《忏悔录》，因为法院查禁他的著作，这本书无法出版，他在法国没有一位挚友可以代为保管。

    一次偶然的机会，卢梭遇见了昔日在英国的好友布司比先生，他将《忏悔录》已誊好的第一部分交给布司比保管。当其余的部分誊写完毕后，卢梭想将稿子再交给布司比，但他已经离开巴黎了。突然有一个念头闪入卢梭的脑中，他将《忏悔录》包好，在外层纸上写着：“付托给全能之主保管”，并且写下了他的祈愿：

    公理与正义之神，受害者的保护者，请你接受我的献品，我将这手稿置于你的祭坛前，寄托给上帝保管。我是个不幸的人，孤独而得不到别人的帮助，并且还被世人嘲笑、讥讽、贬损。在过去的15年中，我遭受了比死还难受的屈辱，更令我觉得悲哀的是，我不知道这一切迫害的理由在哪里。

    我没有辩解的机会，我与外界联络的权利也被剥夺。我对人类已经不存有冀望，因为他们充满了欺骗、诽谤和说谎。

    我将我的作品托付给你保管，让它传到下一代手中，他们将从我的作品中看到一个既无怨恨，也不欺骗别人的人最后的命运如何，如果我的作品流入怨恨我的人手中，它一定会被毁灭或删改，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因为我遵从了我的意志和思想。

    卢梭带着《忏悔录》的手稿前往巴黎圣母院，打算将它放在圣坛前，基督的脚下。他迅速穿过布满鹅卵石的广场，经过拱门，向圣坛走去，但在栅栏之前，卢梭发现教堂已经上锁，无法进入。他的身体摇晃着，仿佛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他头晕目眩地走回家，坐在桌前誊写其他稿子，那些作品充满了清晰的理论，都是人类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精神食粮。此时，卢梭觉得内心十分郁闷，他激动地写了一篇《致所有爱好正义与真理的法国人》的宣言，并在街上散发给行人，这篇宣言很全面地显示了卢梭晚年时的心境：

    法国人呀！这些曾温和并爱好和平的人民，你们竟变成现在的样子，你们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幸与孤独？你们为何要剥夺我的权利？为何要将我的残余岁月陷入苦恼、忧愁以及羞耻之中，还不让我知道原因？不让我辩解，甚至不准许我有发言的机会？我将把一颗无辜的心和一双无邪的手交与上帝，请求他赐给我一个庇护所。

    路人对卢梭的这篇宣言并不感兴趣，没有人愿意看他的宣言，因为他们觉得文中所讲的人并不是指他们。社会上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位标榜正义的疯狂者，虽然卢梭内心一直保持着对人类的爱，但社会民众对爱、真理、正义却毫不关心，除了少数几位理想主义者之外。卢梭希望能唤醒大众去关怀别人，但民众并不理睬。

    1776年10月，卢梭在一个小镇附近散步，思考他目前的作品。这时一辆马车突然驶来，卢梭虽然及时避开了，但路边的狗受到惊吓向他扑来，卢梭惊惧交加，跌倒在地上。他躺在地上许久，嘴唇淌着血，全身都感到疼痛。当他忍痛走回家时，戴莱丝惊叫起来。这件事在当地报纸上被披露出来，有的编辑故意讽刺他而将报上的标题写成：“卢梭被狗践踏！”

    卢梭受到外界新闻的骚扰，无法保持平静的生活，不过伤势复原之后，他一如往常地继续写作。他现在撰写的《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令他重拾年轻时的愉悦。这年冬天，卢梭一直隐居在家，甚少外出。1778年4月，清晨教堂的钟声激起了卢梭的灵感，他立刻在他的《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自我初遇华伦夫人到现在已有50年了，她当时只有28岁，而我尚未满17岁，她对当时尚年轻的我所表现出来的宽容和爱护，让我一生难忘。那次初见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啊！如果我那时能满足她的心愿就好了，我们如果能长久地在一起，那将会是多么美好的日子！

    6月，传来了伏尔泰去世的消息，卢梭面色沉重，这使一位朋友大感吃惊，因为他知道昔日他们之间的芥蒂。卢梭向他解释道：“我与他的存在是互相关联的，他如今已死，我恐怕也将不久于人世！”卢梭与伏尔泰的思想虽然格格不入，但他们却都为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778年7月1日，莫顿来探望卢梭，卢梭将《忏悔录》交给莫顿代为保管，并希望在他死后能出版问世。

    次日清晨，卢梭外出到附近采集植物标本，但不久就因脚痛转回家中。喝完咖啡后，他对戴莱丝说，他准备到一个朋友家去教他小女儿音乐，并嘱咐戴莱丝要付款给锁匠。戴莱丝付款回来后，看到卢梭呻吟着说：“我感到胸口阵痛，脑袋也像是被敲打似的。”

    这时是早上七点钟，外面天气晴朗，卢梭说想看看美丽的阳光，戴莱丝扶他到窗边，卢梭说：“天气如此晴朗，没有一片云，上帝是在等着我了。”说完这句话，卢梭就失去了知觉，与世长辞了。

    次日，小镇上来了很多瞻仰这位思想家遗容的人，医生后来证实他是死于脑出血，当时外界有谣传卢梭是自杀而死，随后他被葬在波拉斯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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