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文

    卢梭在巴黎经常往来于贵族家中，认识了很多名人。在杜宾夫人家他结识了一位年轻的王子以及他的老师。他们常邀卢梭到乡间的别墅游玩，卢梭也因此又认识了王子的两位随员。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并且对音乐很有兴趣，卢梭很快与他们成为朋友。

    不久后，狄德罗得到了有限的自由，可以会见亲友。卢梭准备去探望这位挚友，同行的还有一位教士和另一个朋友。当卢梭见到狄德罗时，他们互相拥抱，泪流满面，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稍后，狄德罗对那位教士说：“先生，你看我们的友谊多么深厚啊！”

    狄德罗生活在狱中，憔悴了许多，内心也自然非常孤寂，卢梭的到来让他感到了慰藉。这之后，卢梭每隔一天都来看望狄德罗，有时陪狄德罗夫人同去，往往在那里陪伴他一整个下午。

    1749年夏天，天气非常炎热，从巴黎到关押狄德罗的监狱约有两公里。卢梭步行前往监狱探望狄德罗，一路上天气酷热，他非常疲乏，有时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卢梭总是随身带着书，他坐在路边翻看随身带着的那本《法兰西信使》时，看到了第戎学院有奖征文的广告，要求的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益于道德水平的提升”。

    当卢梭见到这则征文启事时，他觉得自己好像被千万道光芒射中，许多思想从心中涌现，他感到有点窒息。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后，卢梭发现他的衣服前襟已被泪水濡湿。当时，他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脑中涌现出的思想不仅是关于这篇论文的，而是一连串相继而起的想法和观念。那些思想好像一场风暴冲击着他。

    卢梭到了监狱后，兴奋地将此事告诉了狄德罗。狄德罗极力劝勉卢梭写一篇论文应征，在好友的鼓舞下，卢梭开始积极地撰写这篇论文。他许多个夜晚不能成眠，不断地思考，反复地研究，直到自己觉得满意，才将其转化成文字。他请戴莱丝的母亲做他的速记员，每天早上，卢梭将昨晚的构思念给她听，让她记录下来。

    卢梭从人类的发展着手，自人类觉醒时期开始研究，经过埃及、希腊、罗马、东方帝国、欧洲的兴起一直到现代社会，他的关注点在这期间所历经的变化上。他指出：

    人类的心灵与身体都有需求，这是社会的基础。当政府和法律提供人类安全与福利时，科学、艺术与文学就在这些锁链上冠以花环，使人们觉得他们具有自由。人们被奴役惯了，王室才显得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势。科学和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人们这样的思想境界。当人类还没有艺术来规范行为、表达情感时，我们的一切是自然无邪的，虽然人类本性并不完美，但是人们从彼此的了解互信中可以得到安全，如今这些无邪已经荡然无存了！

    在文中，卢梭对当时的教育制度也有所抨击：

    我看到四处都有教育设施，孩子们可以在那儿获得一切知识，但却没有人教导他们该如何担负生而为人的职责。他们甚至无法分辨真实与错误，而宽容、平等、人道以及勇气这些字眼，对他们而言似乎毫无意义……

    卢梭的这篇论文题目为《论科学与艺术》。初稿完成后，他马上送给狄德罗审阅。狄德罗大加赞赏，并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见。卢梭对自己的这篇论文虽然也觉得挺满意，但总认为其中缺少相关的理论和新的创意。他觉得要成为一个作家必须要平时多加练习，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后来，卢梭又将这篇论文交给王子的随员格林先生过目，征求意见后，就寄给杂志社了。

    卢梭和戴莱丝的相处日益融洽，他们经常携手到郊外散步，有时在家里吃晚餐时，把椅子放在皮箱上，以窗口当桌子，边吃边观望街景，虽然住在四楼，感觉就好像置身在街边一样。他们吃的只是粗面包，但彼此爱情深厚，互相信任，精神食粮极为充足。

    1750年，卢梭那篇应征的论文获得了一等奖。在这篇论文中，卢梭否定了艺术和科学的价值，提出了它们的负面影响。他认为科学、文学以及艺术都是束缚道德水平的因素，如果人类赤裸裸地如同非洲的野蛮人，生活就会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主张科学和道德互不兼容，而所有科学的起源都是卑劣的。例如，天文学来自于迷信的占星学，雄辩学来自于野心，几何学来自于贪吝，物理学来自于卑鄙的好奇心，伦理学来自于人类的自负。他认为世界上最可贵的是自由和道德人格的修养，个人的财产和名誉都可以弃之不顾。

    卢梭这篇论文的成就主要在于他的自由思想，他在文章中表露了一个日内瓦乡下少年对巴黎社会的不信任和嫌恶，并明确反对社会上所有的欺诈，他斥责科学、文学和艺术，认为这些东西已经被权力所主宰。

    论文获奖之后，卢梭得到了巴黎文学界的重视。当地许多文人对他大加抨击，批评卢梭的思想有所偏差。卢梭为自己的论文据理力争，他的声名也在逐渐提高。有些人慕名来访，平日无人光临的小屋竟门庭若市。许多贵妇人设法邀请卢梭吃饭，卢梭为了表示尊重偶尔也会去拜访她们。

    不久，卢梭的第三个孩子诞生了，卢梭又把他送到孤儿院代养。连续三次这样的行为，使得卢梭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批评。卢梭并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他心地善良，主张自由。之所以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经济穷困，负担不起孩子的教养费。

    卢梭从威尼斯返回巴黎后，由于在旅途上受了暑热和过度疲劳，染上了膀胱炎。后来他又常去监狱探望狄德罗，由于往返辛苦，转为肾病。这种疾病伴随了他的一生，始终无法痊愈。后来，法兰先生介绍他到财政局做会计，因为工作过度劳累，他病了五六个星期。之后便辞去了会计的职务，专心整理乐谱。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卢梭在巴黎有许多朋友，其中与狄德罗和格林相交最深。格林初到巴黎，卢梭到哪里游玩或是参加朋友的聚会都会带他一起去。一次聚会上，格林认识了哈娜小姐，并对她一见钟情，可惜哈娜小姐已经名花有主，对格林的态度比较冷淡。格林为此深感苦闷，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的症状很奇怪，格林呼吸正常，心跳正常，根本检查不出来有什么不对劲，但是他不说话、不吃饭、不喝水也不动，他的身体似乎没有感觉到痛苦，可是看上去又毫无精神、奄奄一息。同是王子随员的勒拉先生和卢梭轮流照顾格林，勒拉负责夜间，卢梭则负责白天。这样过了很多天，格林仍是一动不动，突然有一天早晨，他自己穿衣起床，照常出去做事。

    这种怪病惊动了全城，格林也变得引人注目，他俨然成了大家心目中的情痴，不久后格林成为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物。在格林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他对卢梭渐渐地疏远了。卢梭很失落，他对格林说：“你这时候和我疏远了，我可以理解；等你失意时再来找我，我还会当你是朋友的。”格林听了卢梭的话，心里有些惭愧。这之后，虽然他们偶尔还会见面，但昔日的情谊已经不复存在了。

    卢梭为避免各种应酬，时常到巴黎的郊外去散步，他偶尔也会在郊外住几天，那里空气新鲜，风景宜人。时常与他同行的是缪沙尔先生，他会弹琴并且很喜欢意大利音乐。卢梭经常与他畅谈音乐以及歌剧。这些谈话使卢梭兴起了创作歌剧的念头。一天早晨，卢梭一边散步一边喝着郊外甘甜的泉水，信手写了几段歌曲。下午茶时，他将这些曲子拿给缪沙尔。这些作品只是随意创作的，卢梭并没有对它们抱有多大期望，可是缪沙尔却连声赞赏，鼓励卢梭将整部歌剧完成。卢梭兴奋之余，在六天之内就把全剧写完了，剧名定为《乡村预言者》，后来又花了三个星期修改誊清。

    1752年3月1日，这部歌剧正式公演，观众反应十分热烈。皇室的一位大臣也来观赏，演出结束后，他希望这部歌剧能在皇宫里再演出一次，并邀请卢梭出席。那天在皇宫表演时，卢梭仍然是平日的装扮，他虽然因为能和皇后及那些贵族同座观赏歌剧而感到荣耀，但并没有过分在意这些。剧中的演员和歌手都非常卖力地演出，第一幕结束时掌声雷动，以后的每一幕都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卢梭听见坐在身旁的女士们互相交谈：“这部歌剧真是美妙极了！几乎没有一个音符不令人荡气回肠！”听到这些，卢梭十分开心，甚至感动得落泪。他对自己的作品能受到如此欢迎，感到欣慰和荣耀，对女士们的赞扬也有点沾沾自喜。

    有一个晚上，皇室大臣对卢梭说，国王将赠与他年俸，并将在觐见时亲自奖赏他，以资鼓励。这个消息让卢梭喜出望外。觐见的前一天夜里他竟兴奋得睡不着，他一直幻想着觐见时的场景，忽然他意识到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国王的问话，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贵族们，如果到时候惊惶失措不是有损颜面吗？卢梭思前想后，决定还是放弃年俸，不去觐见国王，虽然这会遭受经济损失，但却不必受那些贵族的约束。何况如果接受了年俸，将来可能会影响到自己人格的独立。第二天清晨，卢梭借口突生急病，拒绝觐见。这个举动引起了外界的不满，很多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理解，甚至责备他过于骄傲。

    狄德罗和格林等朋友也对卢梭拒绝觐见的行为颇为不满，他们甚至怂恿戴莱丝离开卢梭，怂恿朋友们和卢梭绝交。他们还有意破坏卢梭的声誉，格林甚至散布谣言，说《乡村预言者》并不是卢梭所作。

    在《乡村预言者》公演之前，曾有一个意大利歌剧团在巴黎演出，非常受欢迎，这使得法国自己的歌剧无人欣赏。等卢梭的《乡村预言者》推出后，情形发生了改变，它与意大利歌剧团的剧目分庭抗礼。当时有些评论家批评卢梭这部歌剧的曲子抄袭了意大利音乐的风格，卢梭挺身辩驳，说这部歌剧的所有曲子都是他的原创。后来，因为对音乐风格的不同看法，整个巴黎音乐界发生了一场论战。很多人指责、批评卢梭，认为他的音乐是对法国音乐的侮辱，甚至有音乐家扬言要暗杀他。卢梭并没有畏惧，仍然照常前往剧场。这场关于音乐的争执持续了很久才平息下来。

    这期间，第戎学院又在报纸上刊登了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的征文启事。卢梭有意再次应征，便着手写作。为了不受拘束地思考这个问题，卢梭和戴莱丝到圣日耳曼森林住了七八天。戴莱丝的同行使得卢梭不用为日常琐事操心，得以专心思考。除了吃饭，卢梭的其余时间都独自在森林里思考前人的学说，并意识到了前人自然朴实生活的益处。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到：

    我认为人类的不平等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天生的不平等；第二种即是后天的不平等。前者是由自然力造成的，包括了个人的天资、聪明、才智和体力；后者则是由政治力造成的，包含了政治和道德上的不平等。

    由于天生的不平等，造成了个人立足点的不平等，例如在土地的耕种上，体力较强的人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技艺精巧的人，可以运用别的方式节省自己的体力；天资聪慧的人，可以创出各种减少劳动的方法。而这些都是由先天的差异产生的。

    至于后天的不平等，则是基于人类的欲望产生的。由于欲望的增多，人们便产生了互相扶持的需要，富人们可能需要穷人为他工作，而穷人们也需要富人的帮助和扶持。在这种互相帮助的前提下，平等就消失了。富人们可能从中获得新的权力，而给穷人套上一个新的枷锁，如此就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不平等和私有财产制。

    卢梭在这篇论文里除了阐明不平等的起源外，还提到了不平等的演进过程，他认为这种现象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贫富产生差异的时期，即法律与私有财产确立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为强者和弱者产生社会阶级差异的时期，也就是领导职位确立的时期。第三个时期即是主人与奴隶产生分别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君主专政兴起，人民的权力受到空前的凌压，到了最后，国家就会动荡不安。

    在这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卢梭清晰地阐明：自然界中很少有不平等的现象，当今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是人类在求生存和求进步的过程中，逐渐衍生而成的；如今道德的沦丧都是为了反抗物质上的不平等，因此他极力提倡重返自然。这篇论文没有得到第戎学院的青睐，不过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卢梭的思想已经日臻成熟。

    隐庐

    1754年，42岁的卢梭与朋友格佛尔同行前往瑞士日内瓦。格佛尔将到日内瓦任职，卢梭则带着戴莱丝与之同行。三人于6月1日出发。

    途经萨瓦，那里离华伦夫人的住处很近，卢梭便前往探望。见到华伦夫人后，卢梭不禁十分心痛，她的生活非常潦倒。卢梭以前曾写信邀她同住，由他和戴莱丝供养她，以尽一点心意，但华伦夫人一直没有答应。这次见面，卢梭看到华伦夫人如此穷困，非常难过，然而华伦夫人的态度依然非常乐观，她将自己的戒指取下来送给戴莱丝。戴莱丝推辞着说什么也不肯收，她感激华伦夫人昔日对卢梭的照顾。卢梭再次邀请她与他们同住，华伦夫人还是拒绝了。

    离开萨瓦，他们抵达日内瓦，那是卢梭的故乡。由于卢梭在巴黎声名远播，故乡人们也有所耳闻，他们都很热情地欢迎这位载誉还乡的同胞。卢梭为父老乡亲如此的厚爱感到激动，他决定回巴黎处理些事情之后，再和戴莱丝及她母亲回到日内瓦度过余生。

    卢梭在日内瓦住了四个月，于10月中旬回到巴黎，并计划第二年春天再返回日内瓦。有一天，卢梭和艾碧娜夫人去郊游，在蒙莫朗西的森林中，他们看到一个幽静的花园和一间别致的小屋，名为“隐庐”。卢梭十分喜爱这种幽雅僻静的环境。

    艾碧娜夫人带着他走进庭院，卢梭惊奇地发现这里的一切都符合自己的审美和爱好。艾碧娜夫人对他说：“这是为你而造的，是要送给你的，希望你在这里会过得愉快。”

    卢梭异常感激艾碧娜夫人的好意，他吻着她的手，不禁流下感动的泪水。从这一刻起，卢梭决定要在隐庐居住，原来回日内瓦的计划被取消了。

    卢梭的个性比较适合居住在乡间，何况在巴黎的15年来，他早已厌倦了城市生活。他年少时曾在沙尔麦特村享受了大自然的风光，昔日在威尼斯或巴黎的生活，虽然也十分吸引人，但他还是会在闲暇时间怀念在沙尔麦特村的田园生活。这时候的卢梭，经济状况日益好转，名声在外，不用再为生活费苦恼。他决定带着戴莱丝和她的母亲一起搬到隐庐居住，并且以后都不会再回巴黎。

    1756年4月9日，卢梭正式迁往新居，艾碧娜夫人前来接他们一起去隐庐。卢梭看到屋内布置简朴，别有情致，心里非常高兴，连连向艾碧娜夫人道谢。

    当时的气候还很寒冷，不过杜鹃花已开始吐蕊发芽。他们初到的那个晚上，树上黄莺的叫声一声声响在耳边，卢梭很喜欢这种氛围，不禁有夙愿得偿之感。卢梭没有急着开始他的日常工作，而是先到周围浏览了一圈。他看到那些小径、枯叶、树枝、花朵，觉得它们简直就是为他而生的。

    经过几天的徘徊，卢梭才开始工作。他每天上午抄写乐谱，下午外出散步，并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以备灵感到来时，迅速地记下来。卢梭也有一些写作计划，那是一些在巴黎未完成的作品，他希望将它们补充完整。卢梭在这里住了六年，这期间，他完成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契约论》。这部作品的构思早在卢梭在威尼斯时就已经形成，那时他亲眼看到威尼斯的政治混乱现象，他觉得政治和人生的关系十分密切，个人的行为总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势力的牵引。他认为完善的政治体系应以“使人们步入正轨，具有道德、知识与一切善行”为目的，这种政治思想在《社会契约论》中有清晰地表现。

    除此之外，卢梭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整理圣皮埃尔教士的遗著，将其编纂成册。这件事是杜宾夫人委托卢梭做的，这些遗著共有23册，其中有很多精彩之处，但也有一些隐晦不明的词句。经过细致耐心的工作，卢梭先将其编成《永久的和平》一书，然后开始整理《委员制》。

    这期间，卢梭也在草拟自己的另一部著作《爱弥儿》，这是一本教育学论著，卢梭创作它的初衷在于将个人的创见——“自然教学法”介绍给大众。这是他认为写得最有条理的一部作品。艾碧娜夫人偶尔会来隐庐与卢梭聊天，她为人热心，常常义务为朋友帮忙。她知道卢梭不善交际，所以当她没有客人时，才邀请卢梭过去小聚，卢梭自然也很乐意。她很健谈，善交朋友，卢梭与她相处得十分融洽。

    工作之余，卢梭和戴莱丝也能充分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他们到郊外散步，尽情欣赏着乡间的美景。

    1757年冬天，卢梭的身体状况有所恶化，不过当他写作《新爱洛绮丝》时，心情还是很愉快的。某日，伍德夫人来拜访卢梭，她是艾碧娜夫人的妹妹，后来嫁给了一位伯爵。他们是在艾碧娜夫人家的聚会上相识的。伍德夫人年纪轻轻，并不十分美丽，脸上有雀斑，皮肤也有些粗糙，但她性情开朗、活泼，又很温柔。她还有一颗赤子般的心，有时顽皮捣蛋、天真有趣。此外，她还有一股迷人的风韵，她颇有才华，会弹琴、跳舞，还会写诗。她在交际场合对人热情但不失分寸，卢梭从未听她批评过别人。她的丈夫伍德伯爵是个军人，与卢梭也相识已久。伍德夫人的住处离卢梭家只有一公里，卢梭常到她那里，时间一长，不免被伍德夫人特殊的气质所吸引。有一天晚上，他们共游花园，月色皎洁，流水潺潺，卢梭忍不住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伍德夫人委婉地拒绝了。

    卢梭隐居之后，与狄德罗的友谊更淡薄了，狄德罗似乎有些轻视离群索居的人，他的一部作品中曾有许多暗讽隐居者的言辞。卢梭读到这些时觉是狄德罗有意在讥讽他。于是他诚恳地写了一封信给狄德罗，希望他能解释一下，不过狄德罗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在回信中说：

    知道你很喜欢这本书而且深受感动，我真高兴。关于隐居者的那些话，你既然不赞成就算了。你是我最思念的人，虽然有许多言辞令你不满。

    卢梭看到这封如此顾左右而言他且言辞戏谑不庄重的信后，义正词严地予以回复：

    你们这些文学家喜欢高谈阔论，以为居住在城市中的人才是你们应该交往的对象，殊不知只有田园生活才能使人变得单纯而真挚，浸淫在城市中的人只有仇恨和痛苦而已。

    此外，卢梭和格林的友谊也开始决裂。格林在巴黎故意中伤卢梭的名誉，甚至说卢梭在音乐方面的能力很差，种种恶意的诽谤使卢梭不得不重新衡量他们之间的友谊。后来，卢梭决定和格林绝交，并将此事告诉了艾碧娜夫人。艾碧娜夫人力劝卢梭收回绝交的话，与格林重归于好。听到这样的劝告后，卢梭决定向格林道歉，可惜格林对待他的态度依然十分高傲，并屡次强调自己的德行无可挑剔，卢梭败兴而归。

    有一次，艾碧娜夫人病了，要到日内瓦治疗。卢梭没有陪同前往，狄德罗和格林因为这件事对他责备良多，狄德罗在给卢梭的一封信上这样说：

    最近听说艾碧娜夫人要到日内瓦去，你却没陪她一起。我的好友呀！你应该陪她去的。你接受她的恩惠太多，这正是一个报答的机会。她在那里人生地不熟，身体又有病，应该有人在身边宽慰她。假如我是你，我一定会陪她去的。你认为那会有损你的名誉吗？你错了，你不去，才会有人骂你忘恩负义。平日你很重视知恩图报的，只要问心无愧，又何必考虑其他呢？

    这封信使卢梭非常愤怒，因为他在狄德罗的言辞间看出了他的恶意，他在回信中写道：

    亲爱的朋友，你明白我和艾碧娜夫人之间的感情吗？她是否真的愿意与我同行？你知道我不去的原因吗？这些我也不必对你细说，如今要提醒你的只是你信中的命令口气实在不是对朋友应有的态度。

    你担心别人会怀疑我的品行，但我觉得你应该明白我是怎样的人吧！了解我的人自然会敬重我，我不畏闲言，诽谤我的人最后一定会知道他们是错的。狄德罗，你想必也不是一个好说闲话的人吧？

    后来，卢梭将这件事告诉了伍德夫人，并决定要离开隐庐，伍德夫人劝他不要与艾碧娜夫人决裂，并劝卢梭陪同艾碧娜夫人去日内瓦。卢梭最后决定息事宁人，表示愿意陪同艾碧娜夫人。可惜这时候，艾碧娜夫人已经动身了。不久后，卢梭收到格林的来信，信中措辞尖锐，有绝交的意思。卢梭对他们的友谊彻底失望了。不想数日后，艾碧娜夫人竟也写了一封信给卢梭，决定终止他们之间的感情。卢梭眼见昔日好友一个接一个地背弃他，内心的孤独和抑郁一天天凝重。他决定立刻搬出隐庐。缪沙尔先生知道了卢梭的困境，愿意腾出一间小屋给他，卢梭接受了这番好意，在冰雪严寒的冬季搬出了隐庐。

    这期间，卢梭接触到了伏尔泰的学说，尤其是他关于自然法则的诗篇以及对里斯本大地震的感言。伏尔泰因为上帝无法保护人类免受灾难而怀疑自己的信仰。卢梭对伏尔泰的这种思想感到震惊，他在1756年8月给伏尔泰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针对伏尔泰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你斥责宗教观念让我觉得有些苦恼并且不能认同。你似乎在说明一切事物都是邪恶的。先生，请别欺骗自己，因为一切事物正与你想象的相反。你觉得乐观主义是残忍的，你极力斥责教皇的诗作，但他的诗减轻了我的痛苦，使我更加有信心地面对病痛。而你的诗作则增加了我的痛苦，使我的希望破灭，让我十分沮丧。

    这之后，卢梭和伏尔泰之间就产生了极大的鸿沟，他们各自为自己所主张的思想而辩护。

    《新爱洛绮丝》与《社会契约论》

    卢梭在隐庐居住期间，勤于写作，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有《社会契约论》《新爱洛绮丝》和《爱弥儿》。

    《新爱洛绮丝》的主角是卢梭幻想出来的。他丰富的情感使他无法从现实环境中找到理想的伴侣，于是，便只能创作一个虚拟的人物以求安慰。卢梭笔下的人物都十分完美，美丽且聪慧。

    《新爱洛绮丝》中有两个人物，她们都非常美丽而且很热情。她们个性不同，一个活泼开朗，另一个则端庄温柔；一个独立坚强，另一个却柔弱善感。她们有一个共同的情人，她们非常爱他，彼此间也没有妒意。我们可以想见，卢梭一定是以这个男人自居的，现在看来，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自恋心理在作祟，并且这种三个人的和谐关系明显地过于理想化且有悖道德。

    人物形象确定以后，卢梭开始用美丽的环境为这个故事作陪衬。他选了华伦夫人的家乡作为故事的背景。关于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卢梭这样说：

    当我开始写时，只是随便在稿纸上涂涂画画。这本书的前两篇几乎完全是用这种方式写成的，并没有经过任何仔细的计划。发展到后来，我几乎无法驾驭自己的想象力。我将自己完全交给这些想象力，希望能将我的故事写成一部小说。

    卢梭在这部作品中还详细陈述了他的爱情观，并以一种说理的方式表现出来：

    真正的爱，应该是一切人类关系中最纯洁的，爱的神圣火光将净化我们的灵魂。唯有爱，才能使我们不受诱惑，关心周围的人。即使因为爱而产生了罪恶，你的灵魂也没有受到贬低，你依然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和名誉。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已经阐明了他的自由平等观念。1756年，他搜集多方面的资料，并加以研究整理，终于完成了这部政治学名著《社会契约论》。

    根据卢梭的见解，“人生而自由，但却处处受到束缚”，为了恢复天赋的自由，我们可以用暴力挣脱各种束缚，然而暴力对暴力毕竟具有太强的毁灭性，所以为了维持人类的平等自由，人类间的契约是很重要的。卢梭认为社会契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平等地位以及调和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会遇到阻碍、困难，这时，人们必须团结在一起，以便渡过难关。社会生活是建立在多数人的基础之上的，必须彼此配合，才能获得共同的利益，因为这样，个人难免会为了集体的利益受到一些约束。卢梭认为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必须要解决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不能有损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社会契约就是要“以社会的力量保障个人的生命财产”，如此就需要两个前提：一个是个人与大众要相互结合，一个是保证个人仍享有往日的自由。卢梭把社会契约作了一个浅显的阐释，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一切权利付诸全体，受全体意志的指挥，而个人同时也是全体中的成员。”个人基于这种平等地位自然结合成为社会，个人从社会获得有力的保障。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经过调和，进而成为聚合的团体。这种团体古时称之为“城市”，现在则称之为“共和国”，个人就是人民或国民。

    同时，卢梭也强调社会契约必须由个人共同遵守，任何人如果不遵守公共意志，其他人都要强迫他遵守。有了这种保障，契约的存在才有意义，而不是一纸空文。个人的自由也受团体意志的保护，不会遭到无理的剥夺。国家政治机构的行为要受到公共意志的约束，这样就不会变成专制机构。

    卢梭的自由思想注重社会、国家的平等利益，个人与社会团体需要法律约束自身的行为。他认为，社会团体形成之后，必然会产生政治活动，这时候就需要法律保障社会及个人的行为。在法律的范围内，规定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以便社会取得更好的发展。他指出：“法律的目的永远是公共的，即法律所考虑的人民是全体人民，而不是个别的人民或行为。”卢梭认为法律建立在公正、平等的原则之上，属于公共意志。

    就法律的公平原则而言，卢梭认为法律不能指定或授权某人属于某种阶级；法律可以规定国家的政体，但不能指定君主、国王或王室人员，因为这些都属于个别事物，应由公共意志来决定。这也就是近代的民主观念，国君由民意产生，而非世袭。

    就法律的立法职权而言，卢梭认为，法律既是基于公共意志产生，绝不会不公正，而人民服从法律则是共同的义务，同时依然拥有个人自由。国王是国家的一分子，他的权限自然低于法律，且无法专权。人民既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同时也是法律的制定者。卢梭认为，借着法律的规范管理，并且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国民才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他把法治国家称为“共和国”，他说：“凡合法的政体便是共和政体。”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民主国家的期望。

    国家的组成在于人民的公共意志。卢梭认为一个国家一定要先有一个安定的基础，而为了使国家处于平衡状态，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强固健全的组织，良好的政府才能使国家处于稳固的地位。那么，维持这种平衡状态的因素是什么呢？“自然的关系与法律的完全一致”，立法者必须明确法律的目的及公共利益。卢梭将制定法律的目的分为两个：一是自由，一是平等。

    良好的法律，在不同的民族中，应依照该地的具体情形和人民的风俗习惯来制定或修改，而其最终目的是有益于国家的稳固与持久。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还特别强调了政府及各种政体的关系。他认为公共的意志需要一个行政机构来表达，该机构必须在公共意志下做事，能够沟通国家与人民的意见。

    卢梭将政府定义为：“政府就是介于人民和主权体之间的媒介，使两者互相交涉沟通，并负责实施法律及维护自由的机构。”政府人员称做行政官或君主，整个行政团体则称之为行政当局。可见执政者与主权者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主权者对于执政者的权力可以加以限制，也可以收回。政府是依民意而产生的，政府从主权者那里得到命令并合法施行。

    卢梭认为政府首脑应以公共意志为依据，以公共力为行使政权的力量。所以，如果他依自己的意志做些与公共意志毫不相关的事时，他与团体的关系就脱离了，即他违背了民意。如果政府首脑以他自己的特殊意志滥用公共力量，压迫人民，社会就会趋向瓦解。

    关于政体的种类，卢梭也有明确的叙述，他把政体分为三种：一是“民主政体”，即主权者把政府委托于全体人民或大多数人民来行使。二是“贵族政体”，即把政府委托于少数人手中。三是“君主政体”，即把政府委托于一人之手。他认为小国较适宜民主政体，中等国家则以贵族制最佳，大国则以君主政体为最妥。卢梭赞成民主制度，但依各国的土地广大而言，无法做到每个公民都参与选举，只能实行贵族制或君主制。

    卢梭所强调的民主，是指古代市邦的直接民主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很难完全实现，因为人民无法经常共同参与政事。由此可见，他更偏爱于市邦小国，因为这样的状态比较适合直接民主。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当时政治学说的经典之作，他的政治观点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其独特而清晰的理论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他赋予了抽象的政治理论以实际的意义。

    《爱弥儿》

    1757年，卢梭开始撰写他的教育学名著——《爱弥儿》。这部作品宣扬一种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教育思想，主张注重儿童教育，其独创的教育理论对后世的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爱弥尔》中，我们可以看出，卢梭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为自然人，即他所谓的“依照自然的顺序”“信任自然”“以自然为唯一的圣经”“遵从良心者即是遵从自然”。这里所说的自然是绝对自由、平等而善良的环境，只有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人的生命才能提升到最高境界。

    卢梭认为儿童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他们的能力及器官的内部发育，教育能够使他们的头脑不停地活动，使他们的天赋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展。这种强调人类内在本性发展，并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观点，是卢梭教育学说的重点。

    卢梭的自然主义以儿童为出发点，旨在培养儿童的身心及本性，即让儿童过着儿童应有的生活。他认为一个人的儿童时期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不能用各种枷锁束缚儿童，阻碍他们自然本性的发展。这是卢梭的根本立场，也是他独具思想的教育学说的重要原则。基于此，卢梭提出了“直观教育”。

    “直观教育”，即直接教育，使儿童们接触到的直观事物与他们应该学习到的观念保持一致。卢梭认为12岁以前儿童的知识只限于感觉范围，还没有悟性；12岁以后才有理性的发挥。卢梭强调要儿童从客观的事物中去认识世界，感受世界，“直观教育”目的就是依据具体事实教导儿童，使外部的知识和儿童内在的认识能力完全一致。

    卢梭认为应该按照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予以适当的教育方式，以免超出儿童的接受能力。他指出《鲁滨孙漂流记》是实施儿童教育最理想的教材。他说：“教育儿童并不是要读文学名著，而是要认识自然，感受自然。”即通过阅读自然书籍了解外界知识，而不是以抽象的文字、语言去获得知识。

    “儿童教育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卢梭将书中主角爱弥儿的教育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期自出生到5岁，以家庭教育与体育为主。

    第二期自5岁到12岁，以感觉训练为主。

    第三期自12岁到15岁，以理性教育与培养实践能力为主。

    第四期自15岁到20岁，以感情教育为主。

    家庭教育是卢梭所谓儿童教育的重心，而母亲则是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他说，“母亲是自然的教师”，“家庭是世间最美好的教育场所”。父亲、母亲及儿童构成了家庭生活，父母的调教可以使儿童得到良好完善的家庭教育，使他们的天性得到自然的发展。

    第一期教育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体育教育。五岁以下的孩子在感情、观念和感觉方面的意识比较淡薄，所以必须注重身体的锻炼。卢梭认为健全的身体是一切的基础。他说：“一切罪恶都是由虚弱产生的，儿童只要不虚弱，就无恶念，强健的儿童必然善良。”

    卢梭对于儿童健康的保健方式也从食品、医药等方面作了介绍，并涉及到了居住环境的选择。他认为乡村空气适合儿童的生活和发展，而都市人口密集，不适合儿童。他把乡村视为儿童教育的最佳场所，这也是他强调自然主义的观点之一。

    第二期从5岁至12岁，卢梭认为这一时期的儿童已有感觉能力，故应该注重感觉教育。卢梭认为在儿童的身心发展过程中，先有感觉，而后才进入理性时期，所以这段时期的儿童教育要由四肢、感觉及器官入手。卢梭分别以触觉、视觉、听觉、味觉及嗅觉来阐释他的教学方法。

    卢梭认为可以让儿童在黑暗中学习事物，以便训练触觉。以触觉和视觉互相并用来了解事物，并主张培养儿童精确的目测能力，让儿童学习了解物体的形态。他认为在这个时期中应教导儿童绘画和几何学，以便培养他们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他主张要让儿童清晰地交谈、正确地发音，教他们歌唱时要注意声音的正确柔和。味觉方面，他主张保持最自然的味觉，主张食物单纯，依循自然之道。关于嗅觉，他认为是想象的感觉，与感情生活相关。

    第三期从12岁至15岁，卢梭主张实施理性教育，因为这时候的儿童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是非观念和判断力，如何使这种判断力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是这一时期教育的重要课题。兼之以适当的实践能力的教育，使儿童在实践中完成判断力的完善和发展。根据上述观点，卢梭提倡用行为教导儿童，这种观念在现在看来都是十分具有价值的。他说：“言论不能给人以教训，教训的传授必须从经验入手。”卢梭主张的实践教育与理性教育都旨在培养儿童的悟性，从而形成成熟的是非观念及判断能力。

    第四期，卢梭认为应该使儿童成为一个完整的、具有情感的人，理性教育必须以感情教育来推动和升华。他认为感情优于理性，而从这一时期开始，儿童已经有道德观念了，需要教导他们的同情心和怜悯心，这样才能使他们超越个人主义而融入社会。卢梭强调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初期的儿童教育他主张偏重个人教育，但他认为人类在社会中不能独自生活，个人必须依赖社会，同时也要将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社会。他说：“我的目的在于培养社会状态下的自然人类。”

    在教育领域中，卢梭也主张自由平等，他说：“教育并不是在培养军人和官员，而是在培养人类。”

    这四个阶段的身心教育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卢梭的教育思想以及他的教育目的，他旨在培养一个健全的社会公民，先从个人教育入手，再培养其融入社会的能力，使其成为社会人。

    卢梭的《爱弥儿》充分阐述了他独特而自由的教育思想，这部作品后来被誉为儿童教育的宝典。虽然卢梭在世时，曾因此书而遭到攻击，但其思想的独到之处，不但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教育学说，其中蕴涵的民主自由思想更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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