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人的金钱观

    一、在中国，“恭喜发财”是过年见面时人们常说的一问候语，许多人还把印有“恭喜发财”四个烫金大字的对联贴在门上。追求财富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做生意、挣大钱也成了许多年轻人的愿望。汉语中有许多有关钱财的俗语，比如“有钱能使鬼推磨”等。许多中国饭店和家庭都供奉着财神爷。在中国，招待客人时一般都要上一条整鱼，希望年年生活富裕，即“年年有余”，因为在汉语“鱼”和“余”发音相同。

    1、善于赚钱

    中国人的赚钱能力令世界惊叹，华商便是一个代表。全球华商约为6000万人，分布在170余个国家，中国城遍布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近年来，华商与中国政府的联系也非常紧密，中国70%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华商资本。华商凭借其出众的金钱观和经营艺术，被外界誉为“东方的犹太人”。

    2、做生意很谨慎

    中国人的金钱观念非常谨慎，是保守行事与慎重管理的结晶。进行金钱交易时，中国人注重当面点清。举例来说，中国人一般会在现场核对收据，而不会像韩国人那样拖到日后解决。在银行取钱时，经常可以看到中国人在一张一张地数钞票。中国人投资时，不管当时多么有把握，都不会当场拍板。亚洲首富李嘉诚在其自传中写道：“我们需要敲打石桥后再过河的慎重。”中国人也很忌讳欠债。如果有欠钱的情况，中国人一定会拼命把钱还上。而且，中国人借钱时，通常不需要有人担保，因为中国人相信信誉。

    3、喜欢存钱

    储蓄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每当手中有了钱，中国人都会先存起来。近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年轻人中间掀起了消费热潮，但是储蓄仍是主要趋势。许多中国人即使明天还要把钱取出来用，今天也会把钱存进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表明，33.4%的被调查者表示会把余钱存起来。中国人存钱，多会存成定期，并且大多为养老和看病所用。为了刺激百姓用手中的钱进行消费，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中国人的储蓄心理让中国政府的努力收效不大。

    4、喜欢投资房地产、古董以及股票

    中国人喜欢购买利息高、收益稳定的国库券，并热衷房地产和古玩。中国人认为，房地产的收益要远远大于风险。7%一8%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也有房地产热潮的功劳。古玩是受中国人喜爱的一种保守性投资对象。据悉，目前中国有7000万古董爱好者。2004年，中国的古玩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00亿元人民币。中国人对股票的投资热情有些冷淡。因为其收益的不确定性与中国人追求稳妥的理念相冲突，而其收益性与中国人的追求财富心理相吻合，这多少有点二律背反的意味。

    §§§第二节 美国人的金钱观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这其中除了有政治、战争、文化等原因外，不可否认，美国人独特的家庭教育方式也不可小觑。尤其是金钱教育方面的做法非常独到而有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零花钱的使用

    教孩子使用零花钱是让孩子学会如何理财、勤俭节约和自己做出消费决定的重要教育手段。美国的家长尽可能将孩子的零花钱数量控制在与他的同伴大致相当的水平上。至于零花钱的使用，则由孩子全权负责家长不直接干预。但一旦因孩子使用不当而出现“经济危机”时，家长不会轻易帮他们渡过难关。因为只有如此，孩子才会认识到过度消费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学会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负责。

    二、鼓励孩子打工挣钱

    美国的家庭，无论贫富，都鼓励孩子用自己的双手打工挣钱。家长们认为，孩子从小挣钱不仅可以使他们懂得钱的价值，而且还能让他们学会有计划地用钱，为以后经济自主做好准备。因此，他们会让孩子自己支付保险费或部分学习费用及其他费用。孩子们为了挣钱，或是在家干活儿，或是外出打工，这在美国是习以为常的。一般来说，9岁或10岁的孩子可以为邻居送报纸，年纪稍大一些的少年可以干诸如照看孩子等各种杂活儿。绝大多数18岁以上的孩子则完全独立，靠自己挣钱读书———有的人把钱攒够了才进学校读书，也有人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或读读停停用十几年时间拿个博士学位。孩子们觉得，长这么大还伸手向父母要钱，很不光彩，会被人家瞧不起。所以，必须找工作，做到经济上独立。但是，对于孩子通过做家务取得报酬以及在业余时间打工的做法，也有一些专家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孩子完成家务劳动是一名家庭成员应担负的责任，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如果孩子干自己家里的活儿付钱的话，那就是对家庭关系的扭曲，结果往往会使孩子弄虚作假去奉迎而骗钱。此外，家长也不能让孩子过度地从事业余时间的打工活动，因为长时间的打工会干扰孩子完成学业，剥夺他们参与重要的家庭和社会活动的机会。

    三、教会孩子如何存钱

    在美国，孩子出生后，很多父母会给孩子开一个银行账户，为的是让孩子从小就学习储蓄以及理财知识。美国家长普遍认为，存钱的习惯会使孩子珍视自己的劳动所得。

    四、教育孩子正确对待金钱

    在美国的传统观念中，家庭教育切忌将钱摆在超越一切的地位。美国的钢铁大王卡耐基就曾对其子女说：“金钱不能换来感情。如果我特别大方，给你们很多钱，那你们只能记得我的钱，记不住我这个人。如果我特别抠门儿，可能也得不到你们对我的感情，所以我宁愿多花些时间关心你们，培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因为在关爱面前，金钱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你们应该牢记，最打动人心的是感情，不是金钱。”

    五、让孩子参与家庭的经济生活

    为了帮助孩子为未来生活做好准备，一些美国家长还会让孩子替自己去缴纳家里的电话费、车费或其他花费。孩子长大一点后，家长就会翻开账本，告诉他家中的钱是怎么花的，以帮助孩子了解如何掌管家庭的“财政”。

    此外，美国富豪家庭的金钱教育也是值得一提的。众所周知，美国有为数众多的全球闻名的富豪。但是即使是这些极其富有的家庭，他们也都非常重视对子女的理财教育。因为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后代将会继承庞大资产，面对巨额的财富，他们需要有过人的财商和智慧。更重要的是，富豪家族要面对一个永恒的话题：尽量少出败家子。

    拿世界上第一个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富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来说，虽然富甲天下，但他们从不在金钱上放任孩子。洛克菲勒家族认为，富裕家庭的子女比普通人家的子女更容易受物质的诱惑。所以他们对后代的要求反而比寻常人家更加严格。家族规定，每周给孩子1美元50美分的零花钱，最高不得超过每周2美元，而且要孩子记清楚每笔支出的用途，每周核对一次账目，领钱时交家长审查。如果钱账清楚，用途正当，下周增发10美分，反之则减……洛克菲勒家族就是通过这种办法，使孩子从小养成不乱花钱的习惯，学会精打细算、当家理财的本领。

    同样，连续两年排名全球财富500强第一的沃尔玛公司的老总———老沃尔顿从不给孩子们零花钱，而是要求他们自己挣。四个孩子很小就开始帮父亲干活儿了。他们跪在商店的地上擦地板，修补漏雨的房顶，夜间帮助卸车。父亲付给他们的工钱同工人们一样多。这样做，不仅培养了孩子的劳动能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体会到钱的来之不易，懂得了勤俭节约的道理。

    人说美国人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三不借：金钱不借、汽车不借、老婆不借。

    他们相处之间，在经济上清清爽爽，至亲好友概无金钱交往，压根就没有向人借钱的习惯。没钱怎么办？向银行贷款或者打工。出门在外忘了带钱，那就开支票，哪怕是一元也照开。外出吃饭、看电影、听音乐一般都是AA制，除了请客者事先自己讲明。因此用不着担心囊中羞涩颜面难堪，也不用考虑如何回请。相互间的探视、赴宴什么的也带礼物，那都是些不会给人以心里负担的小礼物，诸如自做的小点心、小制品，或是一盆花、一瓶酒、一小包巧克力、甚至一小瓶辣椒酱。无需你用心掂量对方礼物的价值，不必劳神想着如何去还这个情，可真谓 “朋友之交淡如水”。总之，美国人不喜欢欠人钱、欠人东西，连“情”也不愿欠。想想也是，谁也不欠谁，的确让人活得很轻松。

    不借汽车确实对双方都有利。万一出了车祸，伤了人，被借方不好受；伤了车，借方内疚。干脆相互不借，这就免去了很多无味的麻烦甚至纠纷。

    通过下面的事例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人的金钱观

    帮邻居

    隔壁邻居要外出旅游一星期，请外孙帮他每天喂一次鱼，并承诺付给他20元，问他是否愿意？付的钱是否合适？

    我随即对他妈说，咱们孩子可不能收钱，再说了，都是隔壁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还怎么相处？可他妈却说，这是人家邻居和孩子之间的事，我们不好掺和，让他自己决定吧。我有些不悦，作妈的不教育孩子助人为乐、大公无私？那我作外婆的可不能等闲视之。

    于是我把外孙叫到跟前和他慢慢谈了半天。只见他瞪着两个眼睛盯着我，对我的谆谆教导似乎一片茫然。过了一会儿，这11岁的美籍小华人却反过来向我进行教育：“姥姥，这里是美国，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孩子帮人忙，是不应该收钱的，你说说，美国人帮助别人为什么要钱？”

    “那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筷子吃饭？”这问题提得倒怪。

    “嗯……，这是我们祖先传下来的习惯。”

    “那收钱也是美国人的习惯呀！”

    我一时语塞。

    “那你们可以收礼物吗？”他又问。

    “人家为了表示感谢，送点小礼物，我们还是可以收的。”

    他绕了一大圈，总算找到可以和我沟通的理了：“对啊，人家给你的钱，就是礼物。钱不是可以买自己喜欢的礼物吗！”我思忖，是啊，有这么点道理。

    接着，他的数学小脑瓜很快一转说：“我一共要去他家8次，每次都要开门、关门，拿鱼食，喂鱼，喂的不能多也不能少，喂完了还不能马上走开，要观察一会儿。这样每天最少要15分钟，一起就是120分钟。而且鱼还不能死掉，所以我拿这20块钱并不多。”

    我被他连道理带算帐弄得个稀里糊涂，愣在那里半天搭不上话。

    搞了几十年教育的老外婆，也不得不入乡随俗呵！

    听他说，有一次到他妈妈好朋友家玩，那位阿姨家晚上要举行PARTY，就让自己儿子和外孙两人打扫房间，付给他们每人10元钱。外孙说他们花了一小时才干完，阿姨很满意，他们挣了10块钱也是欢天喜地。

    倒也是，各有所得，公平交易，当然皆大欢喜。

    做家教

    1999年夏天，外孙随他爸回国探亲。这年正好外孙女转学到外语学校，感到外语有点跟不上，很是苦恼。大女儿就请外孙住到她家，帮助辅导英语，开玩笑地说算是请他做家教。我插言：“那可要付家教费的”，大女儿随口说：“好，姐姐成绩上来了大姨付你100元”。

    外孙的帮助确实有成效，外孙女很快就有了进步。每次测验考试什么的，小老师都仔细看试卷、问成绩，我们也都没在意，只觉得这小家伙还挺负责的呐。

    该是外孙回去的日子了。临走的前一天下午，我给他收拾行装，他嘟嘟囔囔地自言自

    语：“大姨还没付我钱呢”。

    我奇怪了：“什么钱？大姨借你钱了吗？”

    “她说好的，让我做家教，说姐姐成绩提高了就给我100块钱。”

    我不禁笑了：“嗨！你还当真呐，再说大姨送了你那么多的礼物远远超过了这100块钱。”

    “这是她自己要送给我的嘛”他不服地说。

    大女儿下班后，我悄悄把这事告诉了她，她也乐坏了。

    晚上，大女儿拿出200块钱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要走了，这是付给你的家教费。你教得非常好，大姨和姐姐都很感谢你。”

    外孙看了一下，抽出了100元退还给大姨，并一本正经地说；“讲好的是100元。”

    大姨愣了下说：“那另100元就算是给你的奖金吧！”

    “那不行”他还挺讲信誉。

    我随即对他说：“我一个夏天，教了你那么多中文，你是不是也该付点钱给我呀？”

    他一脸狡黠地笑着：“可你事先也没跟我订合同啊！”

    别看这10岁小小年纪，在“资本主义”的熏陶培养下，还蛮有点经济头脑呐！

    §§§第三节 犹太人的金钱观

    犹太人很重视教育，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对孩子“金钱观” 的培养。犹太人认为，让孩子很早就接触金钱，对其财商的培养很有益处。在家庭中，孩子帮忙做家务， 父母是要付费的，而且采取同工同酬，孩子所得薪酬标准视工作的难易程度而定，与年龄大小无关。

    从3岁起，犹太人就开始为孩子制定金钱意识的培养计划：

    3～ 4岁， 孩子在父母的帮助下，学会辨认钱币种类，认识币值多少；

    4～ 5岁， 孩子在父母的监护下，学会用钱购买一些简单的小商品；

    5～6岁， 父母应教育孩子知道钱来得不容易，要得到它必须付出艰辛劳动；

    6～ 7岁，孩子会数5000美元以内的钱，能用储蓄罐等东西储钱，培养“这是我的钱”的意识；

    7～ 8岁，孩子可以看懂商品价格标签，能判断自己有无购买此商品的能力；

    8～ 9岁，孩子可以自主在银行开户存钱，能自己工作挣零花钱，如卖报、擦皮鞋、做家务等；

    10～ 12岁， 亲身体验到挣钱决非易事， 树立节约观念，不忽视一分钱的价值；

    12岁以后， 可以像成人一样参与任何商业活动。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犹太人很小就懂得了一些有关金钱与金融的知识， 这使得犹太人在金融方面拥有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人们都称犹太人是“天生的金融家”。

    §§§第四节 名人的金钱观

    一、霍英东的金钱观

    追随祖国改革开放每一步的一代商界巨子、国家政协副主席、著名的爱国人士霍英东，走完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于2006年10月28日晚7时溘然长逝，享年83岁。尽管临终前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遗言，在霍家子女看来，老人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举动，告诉他们人生在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霍老的金钱观，可以说是他人生观、价值观、财富观的最集中体现。

    霍先生金钱观可贵之处，在于把社会利益、百姓福祉当作更大的事业，投资建设。20世纪50年代起投身地产业，而后成为香港首富的霍先生，靠炒地皮起家，也最懂得炒地皮，曾创分层销售、卖“楼花”的业内纪录，在内地最不愿意做的事却是炒地皮。且放着北京、广州、上海这些条件优厚的大城市不去，20世纪80年代初，就把目光投向荒芜偏僻的南沙，买下东部22平方公里滩涂，开始“喷沙造地”。当时已经63岁的老人，身患淋巴癌，但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往南沙跑一趟。这个总投资额高达数百亿元的“小香港”——南沙，现在已经成为粤港澳地区最具活力的地区。更值得感念的是，当年投资南沙的钱都是用“霍英东基金”，此举意在表明他开发南沙不为牟利。霍英东为商一任，致富一方，用行动告诉儿子，人做事最大的目的不是一味追求利润的回报，社会利益、百姓福祉是更大的事业。

    霍先生金钱观的可贵之处，在于把回馈、贡献社会当作金钱最大的价值，无私奉献。霍震宇说，父亲教诲我们拥有金钱是给了你一种选择的机会，你可以吃喝玩乐，也可以为社会国家做更多的事， 在于你选择怎样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回馈、贡献社会是金钱最大的价值。

    长期以来，霍英东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体育事业以及家乡建设捐献了大笔金钱。其中很大部分，是直接捐赠给体育项目的。霍先生曾说“捐赠体育项目，并非仅仅由于我本人喜欢体育运动，而是基于体育运动本身对于国家进步、民族兴盛的重要作用。”他最痛恨“东亚病夫”的污辱，所以，当2001年萨马兰奇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一刻，78岁的老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挥舞着小旗子，高兴得像孩子一般。从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到第一次申办奥运会，霍先生同样居功至伟，尽心尽力。有人为他算了一笔账，其捐赠总数已近百亿港元，建树了崇高的人格丰碑。而霍先生竟然一时答不出自己到底捐了多少钱——“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里的一滴水”。霍先生金钱观的可贵之处，在于把俭朴的生活当作人生的快乐，安之若素。霍氏拥资百亿，然而节俭得似乎难以置信：夜宵是参加晚宴打包回来的食物。鞋子坏了，也会让人拿去补补再穿。和霍英东相识几十年的曾宪梓“没看到过他穿什么好料子”。几十年来，从未见到其出入带保镖，总是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每个第一次与他共同进餐的客人，事先多半会从陪同的主人那里得到告知：吃饭能吃多少添多少，吃菜要吃多少就夹多少，千万别浪费。而在北京建房盖楼的霍英东，并没有自己的写字楼。来北京从来是拎一只布袋子，里面装着材料，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布袋子就是他的办公室。霍先生的金钱观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小贫苦出身，他对于财富有着本能的渴望和最本色的认知。霍先生并不讳言6岁之前从没有穿过鞋子，7岁时台风夺去了两个哥哥的生命，几个月后父亲又染病身亡。在18岁时谋得第一份职业——铲煤工，但很快被解雇。通过打拼而不断积聚的财富，既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指标，也是服务于社会，回报社会的最佳资本。财富的利他宗旨，俭约品性，慈善伦理，高贵责任，行为规式，正是先生从小的教养，是一种文化和生物遗传，亦是基本的人生态度，更是积一生的彻悟和自觉。

    霍先生曾给人生打分：“不止10分，起码100多分！”面对一代财富巨子那些拼命攫取利润又偷逃税款的房地产业财富大佬，那些财富巨人慈善侏儒，那些纸醉金迷挥金如土、成为世界奢侈消费最豪奢一族的财富精英，实在应该愧怍才是。

    二、李嘉诚的金钱观

    香港首富李嘉诚被称为“世界经济强人”“、全球超级巨富”。他是怎样对待金钱的呢？他认为钱从社会中来，就应该回到社会中去，决不能嗜钱如命，不能“拔一毛利天下而弗为”。一个发财的人，既不应只顾一己之挥霍，也不应充当守财奴，更没有必要把财产全留给自己的子孙。在他看来，子孙自有子孙福，不为子孙当马牛。他说“：如果子孙是好的，他们必定有志气，选择独立自强之路，不依赖父母，自己独创天下；反之，如果子孙没有出息，不求上进，好逸恶劳，一味追求享乐，存在依赖心理，‘子凭父贵’，动辄搬出家父是某某……那么给他们金钱就会助长其骄奢淫逸的恶性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纨绔子弟。到头来一无所成，甚至成为社会的蛀虫，岂不是反而害了他们一辈子！”因此，他公开表示：“我没有一般中国人的想法——要儿子继承事业。”

    三、斯宾诺莎的金钱观

    斯宾诺沙以他独特的方式，研究创作了《伦理学》、《笛卡儿哲学原理》和《神学政治论》等闪烁哲学光辉的不朽著作，令有些后学者感到艰深难及。这里且不讨论他的哲学和形而上学。他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应当是当前我们紧张、热闹的工作生活的一付清凉剂。

    斯宾诺沙被革出教门以后，由于父亲已公开声明同他断绝父子关系，他再也没有经济来源了，只好自谋生路。他先在一所学校里做了一阵子教师，但不久又失业了，被迫改行做打磨镜片的工作。

    以前西方人眼镜上用的镜片都是用手工打磨的，要将一块毛玻璃打磨得平滑无比、没有一丝瑕疵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那时的先生小姐们都爱在鼻梁上架着副金丝边眼镜，还有大家在影视里看到过的单片眼镜，种类数量很多，需要量很大。所以磨镜片是一门好职业，一个人可以磨得一家人温饱，何况斯宾诺沙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呢。

    斯宾诺沙是在上犹太教会学校时学会了这门技术。为什么教会要教学生们技术呢？它又不是技校。这是因为犹太人有一个古老的信条，认为学问是十分宝贵的，所以决不能靠学问去换饭吃，否则就是自甘堕落了，也会辱没了神圣的学问。于是教会就在教孩子们做学问之余再教他们每人一门职业，并教导孩子们“用双手谋取世俗的物品，用头脑获得神圣的思想”。

    斯宾诺沙对教会其它教条是不那么信奉的，惟独对这一条，不但信奉，而且一丝不苟地遵循。所以他同我们现在的学者们大不一样，一辈子都没靠学问挣钱，靠的是手艺。

    如果斯宾诺沙成天磨镜片，那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但他没有他只是偶尔磨磨。什么时候呢？那要看他钱袋里还剩几个硬币了。他的老规矩是够吃饭就成。据当时比较熟悉他的一个人说，他“每个季度都要仔细算一次帐，以便能把钱不多不少正好花到年底。他对房东说，他就像一条蛇用嘴咬住了尾巴，意思是说到年底他剩下的只有一个零。”

    由于只挣吃饭钱，不挣穿衣的钱。斯宾诺沙的衣服之破旧可用“褴褛”二字来形容，可以说阿姆斯特丹街头的乞丐也比他穿得好三分！斯宾诺沙之所以要过这样贫困不堪的日子，是因为这样的生活“它能给我宁静和喜悦”——这是他自己的话。

    斯宾诺沙就过着这样高洁淡泊的生活，一个原因是他认为“世俗常人所追逐的名利肉欲等不惟不足以济人保命，且反为有害；凡占有它们的人——如果可以叫做‘占有’的话——很少有幸免于沉沦的，而为它们所占有的人则绝不能逃避毁灭。”另一个原因是为了省下时间用来写他的博大精深而玄妙的哲学著作。概括起来他的哲学的目的就是实现：为了达到人生的至高至善完美之境，人必须放弃财富、美色等世俗之追求，从自然中获得知识，并且不但使个人如此行事，而且帮助他人，令他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如此行事。

    四、袁隆平的金钱观

    袁隆平曾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谈到自己的金钱观，寓意深刻，发人深思。其一，“钱是重要的，但其来路要正”。一份评估机构的报告称，作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身价为一千亿元。而事实上，他每月的收入连工资和补贴只有几千元，但他却乐呵呵地说：“这些收入不低了，够花了。”这种态度，凸显其高尚。

    其二，“钱是挣来用的，但莫奢侈浪费”。袁隆平将国家的奖励大都用来搞科研，并拿出1200万元设立“农业科技基金奖”。他自己的饮食以清淡和卫生为主，衣服以朴素大方为所求。

    其三，“该用的钱就要用，不要小气”。生活中的袁隆平勤俭、朴素、“小气”，但对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却慷慨大方。

    其四，“钱不是衡量地位身价的标尺”。袁隆平说：现在有些人瞧不起农民，这是不对的。农民主要有两个优点：一是朴实，二是勤劳。别看他穷，可心胸开阔。穷不是低下，有钱不见得高贵，要看本质。

    金钱是一面镜子，在它面前可以照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

    五、巴尔扎克的金钱观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一生勤于创作共有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问世，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钱袋》、《夏倍上校》等。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巴尔扎克既是个作家也是一个有自己思想的人，作为作家他往往把自己对事物的观点、看法通过其作品及其中人物言行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在研究作家的思想时常常可以通过分析其作品来了解。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金钱是个重要主题，就如法国著名批评家泰纳概括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所说：“金钱问题是他最得意的题目……他的系统化的能力和对人类丑处的明目张胆的偏爱创造了金钱和买卖的诗。”我们分析巴尔扎克的金钱观可以通过分析其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来了解。概括起来巴尔扎克对待金钱的观点主要有三方面。

    对待金钱的态度古今中外都有一种观点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人们为了金钱轻则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重则铤而走险违法犯罪。金钱是腐蚀剂，它会把人间纯洁美好的感情包括亲情、友情、爱情给腐蚀掉，把这些美好的东西丑恶化。古希腊悲剧家安提戈涅里就曾诅咒：“人间再没有像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把善良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做出可耻的事，甚至叫人为非作歹，犯下种种罪行。”在这方面，巴尔扎克也有着类似观点，他对金钱的这个看法在他创作的多部作品中都有着鲜明体现。其一，金钱腐蚀友情。友情是具有群居习性人类相处时必不可少的一份情感。然而在巴尔扎克生活的19世纪的法国社会，这份情感被铜臭味沾染了。一部分人使其所谓情感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巴尔扎克众多作品中，这种工具性都有体现。在《欧也妮·葛朗台》中，台·格拉桑、克罗旭两家对葛朗台一家看似情感深厚，但实质却是想以感情为工具，牟取私利。他们勤于与葛朗台走动，争相为葛朗台出力、卖命，“目的只是一个，那就是以欧也妮为跳板，把葛朗台的财产据为己有”。在这里所谓的“友情”只徒具虚名，甚至不可看作真正的友情，因为这种友情成了获取金钱、利益、地位的一个载体、一个工具，它根本就一点经不住金钱的腐蚀，一点都没有了纯洁性。其二，金钱腐蚀亲情：还是在《欧也妮·葛朗台》中，葛朗台视金钱于女儿之上，就因为女儿把她的金币给了查理不仅大骂女儿，并决定把她关进房里，只给冷水和面包；葛朗台太太尸骨未寒，葛朗台就迫使欧也妮在财产文契上签字放弃母亲的继承权，全部财产归葛朗台管理，还认为这是给了自己生路。到死时，葛朗台眷恋的不是女儿，而是他的金钱，要女儿到阴间去向他交账。金钱使父女之情荡然无存。而在《欧也妮·葛朗台》的姊妹篇《高老头》中，金钱腐蚀亲情的情况更加明显：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出嫁时，由于每人得到了高老头80万法郎的陪嫁，她们对父亲极尽奉承之能事，家里有专为父亲准备的用餐的刀叉。而在高老头没钱后，他的利用价值也就随之消失，她的两个女儿迅即将他扫地出门。即使在高老头临终之际，也难见上女儿一面。金钱成为了她们侍奉父亲的杠杆，照料父亲的条件。其三，金钱腐蚀爱情。爱情历来是文学创作中亘古不变的主题，许多文人墨客都为她大唱赞歌。但这美好的事物有时却难敌金钱的侵害。《高老头》中的鲍赛昂夫人曾被称为巴黎贵族群中的女皇，但却在与金钱的较量中败下阵了：她虽容貌出众、门第显赫，但她的情人阿瞿达侯爵因要得到一个每年有20万法郎利息陪嫁的资产阶级小姐，便毫不犹豫地将她抛弃了，丝毫不念他们之间曾有的情份。《夏倍上校》中，夏倍的妻子为了吞掉丈夫的全部财产，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竟要求夏倍承认自己是盗窃他人名义的小丑、骗子，要他自己否定自己，自己侮辱自己，自己践踏自己，最终使他由一个活生生的、十分高尚的人变成了一具只有编号的活尸，这里的爱情神圣之光完全被悦目的金钱光束掩盖住了，读来实在令人寒心。

    2、金钱不是无所不能的

    尽管金钱作用巨大，但是不是就是至高无上、无所不能、无坚不摧呢？所有人的所有情都要以它为轴心旋转呢？在巴尔扎克的认识中也不是如此。尽管金钱能腐蚀掉一些人的友情、亲情、爱情，但不是所有的情感、所有人的情感都会被金钱所左右，巴尔扎克的这种观点在他1832年完成的《钱袋》中清晰地表达出来了。

    在友情上，《钱袋》中的德·凯嘉鲁埃伯爵是一位拥有巨大财产和八万里佛尔年金入息的海军中将，可以说是有权又有钱的人，但他却是已经家道中落的德·鲁维尔夫人家的常客。他每次来到德·鲁维尔夫人家都要坐到深夜，除了打牌别的什么也不做。而且3个月里从没赢过牌，输的钱数又总在四十个法郎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呢？并不是他嗜赌如命也不是牌技不精，更不是因为对母女的有什么不良企图，而是因为他是德·鲁维尔先生的生前好友，出于对已故“舰长”的那份真挚友情，他想帮助处于困难中的德·鲁维尔夫人家，但德·鲁维尔夫人不希望别人怜悯“拒绝人家的任何布施”，因此他想出了通过打牌来援助德·鲁维尔夫人的巧妙方法。显然真挚友情在这里没有被金钱所污染。在亲情上，母亲德·鲁维尔夫人对女儿阿黛拉伊德倾注了全部心血。虽然她厌恶“利用夺去一个女人全部精力的悲痛事件向人伸手”，“不喜欢把无可补偿的流血用金钱来加以估价”，但为了女儿，她曾违心的两次向法国政府申请抚恤金，虽然每次申请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她还是照做不误，因为她知道女儿需要；母亲关爱女儿，女儿更是敬爱母亲。“每当在家时，阿黛拉伊德总要贴近母亲坐着，照料其生活起居：天冷时，为她生火取暖、添补衣裳。日常里，从不提及让母亲伤心的事情。”当德·鲁维尔夫人向希伯利特谈到为她申请抚恤金的事时，她就赶紧对母亲说：“妈，这个话题总是使你难过。”以此打断话语，减少其给老人的带来的痛苦。女儿的脑海里，母亲的幸福始终放在首位。凡遇事必先想到自己的母亲。金钱在她们母女之间是难以掀起波澜的。

    在爱情上，阿黛拉伊德与画家希波利特至真爱情摒弃了金钱铜臭气薰染：在希波利特的“钱袋”丢失后，为消除情人心中的烦闷，牌桌上，阿黛拉伊德与母亲互作暗号，想法让他赢钱；而仅为能给恋人一份惊喜，她竟可以熬好几夜来赶着完成“女红”——装有15个金路易的钱袋，最后当这个精美的钱袋摆在画家面前时“着实让恋人感动得几乎失去知觉并快活得发抖”。而希波利特对阿黛拉伊德的爱也不是一种盲目的爱，而是灵魂深处的一种激情。可以说，《钱袋》中德·凯嘉鲁埃伯爵对德·鲁维尔夫人一家的真情关爱是对金钱万能的蔑视；德·鲁维尔夫人母女的间无私亲情是对金钱万能的极大嘲讽；而希波利特不顾地位、身份、家境与阿黛拉伊德相爱及阿黛拉伊德将“钱袋”的重新归还更是对“金钱万能”的迎头痛击。金钱在真情的较量上，真情是胜利者。这是现实也是巴尔扎克的理想追求。

    3、金钱也能发挥积极作用

    金钱除了是祸害，是腐蚀剂就没有好的作用了吗？显然金钱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否则也就没有人为追求金钱而不顾一切了。在巴尔扎克看来金钱本身并没有恶性，只是使用它的人有差异而已，所以金钱也可以做好事，也是能够帮助人，只要它被好人掌握。这是对金钱的辩证的看法。

    首先，金钱能够帮助别人解除困苦。在《欧也妮·葛朗台》中，葛朗台死后，欧也妮当得知，她在索漠每年有30万法郎的收入，还有600万公债和价值200万的金子，10万现款，财产总数达1700万后，她首先做得就是给了拿侬1200法郎，从而促成了因为没钱难以成婚的拿侬和田产看守人高诺阿莱的婚姻。后来她又办了不少公益事业：建了1所养老院8处教会小学和一所图书馆，来帮助穷人。而在《钱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军中将德·凯嘉鲁埃伯爵也是通过“金钱”不仅帮助德·鲁维尔夫人渡过了难关，也成全了德·凯嘉鲁埃伯爵友情的同样在《钱袋》中当希波利特拥有地位、阿黛拉伊德拥有了爱情后，他们又共同拥有了“金钱”时，整个大家庭是变得更和谐、温馨和幸福了。金钱在这里成了有益的粘结剂。

    其次，金钱能够使好人保持尊严。在《欧也妮·葛朗台》中欧也妮的情人查理1827年在回巴黎的途中结识了曾作过内廷行走的奥勃里翁先生，查理为得到“新贵”头街，日后挤进官场，竟忘却了欧也妮的情份，答应和奥勃里翁小姐联姻。还给欧也妮来信，无耻的告诉他与奥勃里翁小姐的婚姻，并寄来一张8000法郎的汇票，来“买断”与欧也妮的感情。并要欧也妮交还他的梳妆匣。这种做法是对欧也妮的巨大侮辱，但为了成全查理，让他不会因为父亲的破产而使婚姻失败，同时也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欧也妮慷慨的为查理偿还了400万法郎的债务，从而让查理知道她欧也妮是何等富有，让为金钱不顾一切的负心汉追悔莫及。后来欧也妮在悲愤中嫁给了自己讨厌的公证人克罗旭，但提出始终保持童贞的苛刻的条件，来维护自尊，而克罗旭竟然看在欧也妮的“钱”的面子上答应了这个苛刻条件并且还匍匐在有钱的继承人脚下，既快活又凄凉地浑身哆嗦着说“我一定做你的奴隶”。

    从巴尔扎克诸多描写金钱主题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巴尔扎克的金钱观中，对金钱的否定意义是占主要地位的。在他描写金钱的作品里揭示金钱罪恶、表现金钱腐蚀人“灵魂”的作品占据多数。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巴尔扎克生活的19世纪正是法国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当时拜金主义盛行，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巴尔扎克必然要在作品中反映这种“现实”。但同时，巴尔扎克也没有对金钱、对人性绝对失望，所以在他另一些作品中也表现了真情可贵、金钱有益的一方面，看到了金钱的积极作用。

    六、林黛玉的金钱观

    林黛玉原本是“阆苑仙葩”，在贾府里，林姑娘美丽清高，脱俗超逸。提到钱，就染了铜臭，而且俗。可曹雪芹就在小说里提到过林姑娘用钱。

    《红楼梦》四十五回，蘅芜院的婆子来送燕窝：黛玉道：“回去说‘费心’。命她外头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痛赌两场了。”婆子笑道：“……。”黛玉听说笑道：“难为你。误了你发财，冒雨送来。”命人给她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

    这首先看出黛玉说话、做事很得体，懂得人情世故的。有些人说黛玉不懂人情事故是不太恰当了。她只是看不惯人情世故中阴暗、丑陋的一面罢了。如在周瑞家的送宫花时她说是别人挑剩的，只是住在别人家的敏感而已。周瑞家的也确实考虑不周，顺道送，但黛玉那时还是亲戚（父亲尚未去世），应该先送给她的。这次是宝钗派人送燕窝，不能薄了宝钗的脸面。道谢，赏钱，丝毫没有贵族小姐的架子。

    其次，可以看出黛玉的金钱观。给赏钱，而且给的还不少。“几百钱”，肯定不会是一百。那时的“几百钱”是个什么概念？第六十一回，厨房柳家的说里面厨房四五十人，一日“一吊钱的菜蔬”（鸡、鸭、肉另给），一吊钱，是一千个制钱。柳家的抱怨不够，但不会太不够，贾家不会让少爷小姐嘴上受屈。因为后来柳家的还说，探春、宝钗要吃炒枸杞芽，拿五百个钱给她，她不收，说“三二十个钱的事，还预备的起”。二十七回探春让宝玉买新鲜玩意儿，宝玉说拿五百钱给小子们，能拉一车。可见，几百钱的赏钱不是个小数目。这次是正面描写，还有一次侧面描写。二十六回，怡红院小丫头佳蕙去给黛玉送茶叶，“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见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佳蕙对红玉说）这就是黛玉对金钱的态度。大方，大家闺秀的气派。提到黛玉，往往就要扯上宝钗。有人说宝钗也很大方。但宝钗的大方是有前提的，就是看对谁。对自己有用的人，一定要大方。黛玉，老祖宗的心肝肉；湘云，老祖宗的娘家侄孙女；邢岫烟，更是薛家没过门的媳妇。对这些人，不计较金钱。五十七回，宝钗与岫烟谈话，岫烟说常拿钱给迎春房里的“妈妈丫头”“打酒买点心吃”，宝钗叫她“不用白给那些人东西吃”。道理虽如此，但听着有点不像一贯“温柔敦厚”的宝钗了。这就是宝钗的金钱观，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该出手时再出手。探春理家，兴利除弊的时候，宝钗“小惠全大体”，并不表明她比探春聪明，只是说她比探春更懂得人情世故，懂得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罢了，而且——反正不是她的钱。宝钗给人的印象是“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仔细推究起来，宝钗无论对金钱，还是对人、事，都有些市侩气，不是典型的大家闺秀。

    小说里还提到李纨对钱的态度。她提议凑诗社时，让宝玉探春、黛玉甚至宝钗四人，“每人一两银子”，“总五六两银子也尽够了”而黛玉在七十回起诗社时，预备几色果点，没提到收钱。当然，芦雪庵联诗人多，费用大些，可王熙凤在开玩笑地同李纨算帐时说她“一年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诗社又不常起，她自己完全出得起这个钱，但不愿全出，填上一、二两还可以。可见李纨有点小气。黛玉可“一无所有”的。有人说黛玉尖酸，刻薄，那只是敏感，自尊的外在表现。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林姑娘做法确是符合她大家闺秀的身份。而且，六十二回中她对宝玉说“……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这一番话能看出这位“世外仙姝寂寞林”也是关心贾府的经济状况的。

    七、中国古代名人的金钱观

    四升粮足矣———晏婴（公元前？年-前"500年），春秋时期齐国大夫。他生活勤俭简朴，有一次齐景公派使者拜访他，晏婴将仅有的饭食与使者分吃，结果两人都没有吃饱。景公得知后立即派人给晏婴送去大笔金钱，晏婴婉言谢绝道：“我家里并不穷。我用君王的赏赐使三族都受了益，朋友也沾了光，还用来救济百姓，可见我家里是不穷的。若在君王那儿得到的赏赐，回来又谁也不给，把下属得罪了，死后财产转到他人之手，这等于把财产束之高阁了，聪明的人是不干这种事的，一个人到了中晚年，每月只需十总布、四升粮就足够了。”

    以不贪为宝———司城子罕，春秋时期宋国大夫，以严正廉洁著称。有一回，有人向他献玉，他不受。献玉者解释说：“我已请加工玉石的师傅鉴别过，他认定这是宝玉，所以才敢献给您。”子罕听后更是明确地回答：“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与我者，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可见，子罕的“宝”就是“廉”，“以不贪为宝”。

    清廉诚“四知”———杨震（公元？年-124年）东汉官员，以清廉自奉。他官居高位，“而子孙常蔬食步行”。有人劝他置产业留给子孙，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他认为“清白吏”是留给子孙的最厚的产业。杨震在任荆州刺史时，有一次路过昌邑县，曾经由他提拨的昌邑县令王密，半夜“怀金十斤以遗震”，杨震不仅不收，还说：“我知道你，你不知我，为什么？”王密说：“此十斤铜币无人知晓。”杨震答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惭愧而出。

    只收一文钱———刘宠，东汉会稽太守。他居官清廉，察举非法，百姓得安，家无余财。在他离任时，有几位老人受百姓之托各赠百钱来酬谢他，并说：“自君来此，犬不夜吠，民不见吏，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刘宠感动地说：“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意欲回绝，老人们执意要赠。刘宠盛情难却，只好从每人手中拿了一文钱，象征性地收下。谢别后，刘宠深情地将收下的几文钱投入清澈的江水中。后人就把这条江取名为“钱清江”。

    杖责送礼者———顾协（公元470-542年），南朝大臣。他好学有才，志操清严，轻视钱财，家居陋室。“在省十六载，器服饮食不改于常。”有一天，顾协的一位下属官员前来拜会，想重金酬谢其栽培之恩，但“知其廉洁，不敢厚饷”，仅送钱两千文。顾协拒不接受，可那官员不听劝阻，执意要送。顾协非常生气，厉声怒斥道：“如果纳贿，必然徇枉法，吏治怎能清明。要是不惩处，恐你难以改过，更难警戒后人。”遂传令将送礼者打100大板。从此以后，顾协门下“绝于馈遗”。

    收礼乃不义———廉希宪（公元1231年-1280年），元代清官，人称廉孟子。当元军占领江陵时，他行省荆南，禁剽夺、通商贩、置经籍，受民爱戴。一些被留用的原宋朝官吏带着珍宝拜见希宪，希宪热情接待，但对珍宝一概拒收，并说：“你们原本就是旧朝官吏，首先应当记住当今皇帝的恩德，尽力报效朝廷。现在馈赠的这些东西，如果都是你们自己的，我留下是不义；如果是公家的，我留下则与盗窃何异？如果是从百姓那里掠夺来的，这不就是犯罪吗？”这些官员深受感动，谢罪而去。

    重才不重财———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明太祖。他重用人才，不好珠宝，终于推翻元朝统治，建立大明王朝。元末时，为求官职的方国珍派使者送珍宝给朱元璋。朱元璋坚决拒收，并说：“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才，所用者布帛，宝玩并非所好。”朱元璋称帝后，江西行省以败将陈友谅遗下的缕金床献给皇上，朱元璋说：“这与孟昶的七宝溺器何异？陈氏穷奢极侈，安得不亡！”遂命人将它销毁。

    纳饼拒重金———文徵明（公元1470年-1559年），明代书画家、文学家，与沈周、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由于他爱吃煎饼，当地百姓有时用小篮给他送饼，文徵明收下后即用字画相谢。时间一久，凡求字画的人就携饼篮上门，文徵明也乐意挥笔满足来者之愿。当时，名声显赫的唐王派使者带着重金来求画，文徵明得知后，闭门谢客，拒不收纳。

    一文一分赃证———海瑞（公元1514年-1587年），明代著名清官。他从当教官时起就禁止学生送礼，认为做官的“止此柴马，止此俸钱，出此之外，一文一分赃证也”。明代知县上京朝觐，可以从里甲、杂项摊派几百两至上千两银子，用以进京行贿，故京官皆把朝觐之年视为收租之岁。海瑞在淳安任上曾两次进京，结果只花路费48两银子，其他一概裁革，坚决不向上司行贿。别人以“外官入京有交际”为由，劝他“要做官不得不如是”。海瑞大义凛然地说：“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可见，他把行贿视作盗窃行为（“穿窬”）。

    八、林语堂的金钱观

    林语堂看重钱，会赚钱，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人所共知。他的高收入也是遭人诟病的一大原因。中国文人讲求“君子固穷”，林语堂对此有一番精彩的辩解：

    向来中国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在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一句老话，叫作“诗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我反对文人应穷的遗说。文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以极，故其文亦算已工。好像古来文人就有一些特别坏脾气，特别颓唐特别放浪、特别傲慢、特别矜持，因为向来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诗意，以寒穷傲人，不然便是文人应懒，什么“生性疏懒”，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骂人，所以我来骂人，也可以成为名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不是好习气。

    上海那时的文化出版业竞争很激烈，打着各种旗号的刊物多如过江之鲫，读者买不买账，得看有没有名作家撑场面。于是名家名品是一稿难求，普通作家是数稿难发。北方文化圈集体南迁，更使竞争白热化。

    初闯上海滩的林语堂倦于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想安安分分地靠爬格子吃饭，却发现这碗饭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容易吃。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

    穷则思变。他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一稿两投”。同样的内容，写一份中文的，写一份英文的，这样可以得两份稿费，而不至于有道德上的限制。有人高度赞扬说，林语堂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机会不经意间终于来了。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越然编写的《模范英文读本》，被选入教科书，赚了不少钱。林语堂看出了端倪，教科书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以当前学校对英文科的重视程度看，市场不可限量。他找到孙伏园，问能不能帮着找个书局接洽一番。孙伏园在新闻界人面很活，一口应承下来。

    无巧不成书，开明书局老板章锡琛看出周越然的读本不太符合英文习惯和语法规范，正想找一位留过洋且英文造诣高的人重新编一本。他起先找的是方光焘，可是方光焘社会事务太多，交稿日期一拖再拖。商场打的是时间战，章锡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吃过洋面包的林语堂毛遂自荐，又有孙伏园当中间人，章锡琛求之不得。

    开明书局尚在草创阶段，资金周转不灵，付不起一次性买断的费用，林语堂提出按15%的市场价抽版税，写书期间每月预支300银元，以后在版税里面扣。谈好合作细节，双方白纸黑字签定了和约。

    林语堂深知胜败在此一举，投入了全副的精力。他有莱比锡语言学的专业底子，又肯下苦功夫，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开明英文读本》，分为读本、文法和英文名著选读三部分。

    读本上市后，市场反应很好，一个月内加印了好几次，连带着名不见经传的开明书局也旺起来，推出的书接连大卖。

    其他书局见开明拔了头筹，也想在英文教科书市场分一瓢羹。与商务、中华三足鼎立的世界书局匆匆找来大学毕业不久的林汉达编写了一套《标准英语读本》，铺天盖地地大打广告，趁热发行了。

    世界书局的宣传攻势极大地影响了《开明英文读本》的销路。林语堂自信酒好不怕巷子深，他仔细研究了林汉达的读本，居然发现有不少和自己的书雷同或相似之处。和章锡琛商量后，他当即以开明书局的名义致书世界书局，措辞严厉地要求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世界书局财雄势大，压根儿没把新近崛起的开明放在眼里，对抗议置若罔闻。倒是林汉达自知理亏，几次登门未遇，就留了便条致歉。

    章锡琛是个老狐狸，知道与世界书局硬碰硬无疑是以卵击石，只能智取。他在林汉达的便条上大做文章，以《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为标题发表在报纸上。各大报纸相继转载，出版界哗然一片。

    世界书局怕事情一发不可收拾，重金礼聘了名噪一时的女律师郑毓秀，速战速决。郑毓秀后台很硬，号称“包打必胜”。她一纸诉讼，反而把开明书局送上了法庭，罪名是公开诽谤。法官的明显偏袒让开明书局很被动，一审下来，败诉几成定局。

    章锡琛骑虎难下，按照法庭的赔偿额，开明书局非关门大吉不可。

    林语堂在过去的6个月可是外交部的秘书长，官场上的那一套，耳濡目染多多少少也学了一两招。他趁着南京教育局编审林汉达读本的当儿，直接上书，并把两书对照的可疑之处一一列出，证据充分，情辞恳切。教育局主事人是北大旧时的教务长蒋梦麟，下令严审此案。经过专家的多方取证和讨论，表决得出林语堂指控成立。教育部发了通告，明令禁止《标准英语读本》发行。

    然而，上海地方法院在世界书局的压力下坚持原判决不变。

    林语堂把教育部批文做成大幅广告，连夜送往各大报社，抢先一步和公众见面，制造舆论压力。次日开庭前，部批文件已是街知巷闻，舆论界闹得沸沸扬扬。法院尴尬不已，硬着头皮判开明书局犯有诋毁罪，却只是象征性地缴罚30元了事。

    林语堂尝到了媒体宣传的甜头，乘胜追击，以部批文件为要，亲自撰写了标题为《〈开明英文读本〉何故被人抄袭冒妄》的长篇广告软文，既宣传了自家书的好，又公布了世界书局的无耻勾当。

    世界书局胜是胜了，可教科书被禁，经济损失不可估量，而且因为涉嫌“抄袭”、“冒妄”等敏感性话题，在道义上、舆论上都失了立场，声誉大跌，最后灰头土脸地请出教育部次长刘大白调停，单方面赔偿开明的全部损失，并答应销毁《标准英语读本》。

    这场轰动一时的版税官司，以林语堂和开明书局的全胜而告终。

    由于这场诉讼案牵涉甚广，峰回路转，再加上媒体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使得《开明英文读本》在沪上一枝独秀，销售量飙升，连商务、中华这样的书馆都自叹不如。有好事之徒称，《开明英文读本》就是靠官司的免费宣传才打开销路的。

    林语堂趁热打铁，一连推出了《开明英文文法》、《英文文学读本》（上下册）、《开明英文讲义》（三册）等系列教科书。为了更好地刺激销量，他还请著名画家丰子恺配漫画插图。他的书生动活泼，课文和文法结合得很紧，颇受中小学校青睐。

    据林太乙回忆，林语堂每年可从开明得版税6000个银元，按中国银行目前的比价，一个银元约莫等于20块人民币，也就是12万，这还不包括他办杂志、编辞典和各种类型的股份所得的收益。

    林语堂初次下海，就打了个漂亮仗，而且实惠多多。源源不断的版税让经济窘迫的他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文坛数一数二的富人作家，比起鲁迅等文化巨擘不遑多让。欣赏的人赞他是“教科书大王”，不客气的人则说他是靠教科书起家的“暴发户”。

    林语堂离开《论语》，也是因为经济纠葛。

    《论语》是一群意气相投的年轻人一时玩笑而创办的，有点玩票的性质。创刊期间，不管是主编林语堂，还是撰稿人，都抱着一个信念：杂志是大家说话的地方，能生存就不错了，谁也没有计较编辑费、稿费。

    谁知《论语》出埠随即大卖，劭洵美所辖的时代书店狠狠赚了一笔。出到第10期，林语堂找到劭洵美，直言不讳：“既然杂志有了盈余，编辑和作家就不再干免费活，得把报酬定下来。”

    这本无可厚非，劭洵美爽快地说：“玉堂，你知道我是不管实际工作的，你去找章克标，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定个价！”劭洵美出身官宦世家，自打娶了斗垮“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巨商盛宣怀孙女后，家底益发的殷实，阔少爷习气十足，不愿在钱财上斤斤计较。他所经营的文化出版业常年赔钱，便请了数学系出身的章克标出任总经理。

    章克标对林语堂的越级传话大为恼火，但不能拂了老板的面子，答应给编辑部每月100元，稿费千字二到三元，以时价来看算不得高。

    《论语》发行量越来越大，杂七杂八的交际事务日益繁重。林语堂有中央研究院的正职，还得兼任主笔，忙得焦头烂额，人手不够用，就自作主张聘请了陶亢德和兄长林憾庐。林语堂说这是内举不避亲，但在章克标看来，却有发展私人派系之嫌，心里有了芥蒂，磨擦也多了起来。

    不久，林语堂提出，《论语》销量翻了一倍，编辑费也得相应涨到200元。林语堂自认是合情合理，章克标却暴跳如雷，气冲冲地向劭洵美抱怨：“玉堂这么搞，分明把《论语》当成了自家的菜园子，太重利轻义了，是个门槛精！”他站在书店立场分析：“要是每个编辑都这么称大，书店还怎么管理？”劭洵美不愿插手，可他毕竟是书店的老板，胳膊肘不能往外弯：“你看着办吧！”

    章克标拿这话当尚方宝剑，对林语堂的提薪要求态度十分强硬。林语堂最受不得闲气，想自己一手打响了《论语》的招牌，却落得里外不是人，言词上颇多不耐。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论语同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刚巧良友图书公司准备办刊物，盯上了林语堂，开出了编辑费每月500元，并提供专业办公室一间的优厚条件。林语堂忍无可忍，一气之下脱离了《论语》。

    关于这件事，现存的资料不多，仅余章克标的一家之言。但就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人以自由撰稿人居多，经济来源几乎完全依靠版税、稿酬、编辑费，而书店盘剥的现象很突出，所以编辑和书店老板经济龌龊时有发生，鲁迅和北新书店的版税官司就是最著名的一桩。章克标以“门槛精”责骂林语堂，有些言过其实了。

    林语堂在收入上斤斤计较，可该花的钱，一点都不吝啬。

    林家出国前一年，廖悦发的豫丰钱庄由于海外和内地来往的公司欠巨款不还，恶性倒闭。讨债者查封了廖家产业。廖翠凤的大哥吸鸦片死了，余下的二十多口人都没有工作，靠着廖悦发早年的一点积蓄，坐吃山空。林语堂的姐夫去世了，留下瑞珠和8个孩子；大哥也走了，留下孤儿寡母；二哥玉霖失业，他有7个孩子；三哥处于半失业状态，三嫂体弱多病，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有这些，都是靠语堂津贴。

    1938年，林语堂的总收入达36000美元，开支12000美元。翌年年初，他把剩余的款子买了10万银元，存入中国银行。稍后又用2300美元兑了13万银元，分七年、十年、十四年定期存款，这样三个女儿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每人本息可得10万银元。旁人很不理解，把钱存在美国银行不是更保险吗？林语堂笃定地回应：“我对中国货币有信心！”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比抗战前上涨了6万倍之多，林语堂的存款连本带息取出来，成了废纸一堆。

    抗日战争期间，林语堂为国内难民多次慷慨解囊，还以每年720法郎的花销，收养了6个中国孤儿。

    他还雇人为老家坂仔村民修学堂，买低洼田地挖大鱼塘，买田园，并且买台湾的甘蔗种苗、柚子苗、树苗给乡民栽种。信后的署名是林小德、林旺火、林生仔、林发仔。

    林语堂教育女儿：“金钱藏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而不去帮助别人，那钱有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别人。”

    一个人。一个文人。林语堂的两面金钱观其实很简单。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