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沦陷，中国的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这时的桂林，不仅是当时中国大陆通往海外唯一的一条最便捷的国际通道上的中继站，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短期内相继汇聚了来自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及沿海等地的广大文化人和爱国热血青年，桂林的城市人口也从抗战之前的六七万人猛然增至40万至50万人之多，到1944年甚至达到70多万人。虽然在南下、西撤的人群中，以逃难的难民为多，但夹杂其中的文化人也成千上万。当时有名的文化人聚集桂林，已远胜了武汉时国民政府第三厅的“名流内阁”，仅知名文化人士就达1000余人，较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科学家、学者等多达200多人，尤其是茅盾、巴金、柳亚子、何香凝、田汉、夏衍、李四光、徐悲鸿等的到来，几乎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著名文化人在桂林。他们的到来在桂林汇聚成一波抗日的巨浪，成为桂林文化抗战运动的主力军，他们以桂林为战斗的阵地，以文化宣传和文艺创作形式为活动的舞台，为抗战讴歌，为人民呼号，始终配合着中国抗战的历史进程，服务抗战，宣传抗战，鼓舞抗战。在整个抗日斗争的过程中，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鼓劲、呐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桂林也因此成为抗日的大后方和“文化中心”之地了。

    抗战时期的茅盾与德国作家王安娜、美国作家爱泼斯坦等合影。

    如果说，在中国抗战的历史潮流中，没有文化抗战这面理性高扬的旗帜，反侵略战争就不可能在中国内部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因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牺牲之重、作用之巨，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没有文化抗战的精神动力的强力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正是有了桂林抗战“文化城”这面鲜明的文化抗战旗帜的理性高扬，使得抗击侵略的军队获得民心，获得了社会各层民众的支持与呼应，真正建立起一座军心、民心一致的铜墙铁壁，才能够打赢这场全民族的反侵略人民战争。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为急于扩大侵略战果，企图占领整个亚洲地区，又悍然发动了对美国位于太平洋珍珠港海军基地的突然袭击，波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太平洋战争也因此爆发，被英国占领的殖民地香港很快沦陷日军之手，这便有了在香港沦陷前后，成千上万的文化人、香港人从香港逃难转移到内地的历史上有名的香港“万人大逃亡”事件。此时，随着香港的沦陷，茅盾、夏衍、骆宾基、端木蕻良、蔡楚生等一批左翼作家、艺术家也脱离战争的险境，经过长途跋涉、艰辛辗转，于1942年初相继抵达桂林。

    当田汉找到李济深请他全力保护这批文化人时，李济深当即表示请大家放心，并保证“决不用这些文化人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已下达指令给李济深，要求他劝说这批来到桂林的作家、艺术家及文化人都去重庆，目的是诱使他们去重庆受其控制，以服务蒋介石的抗战建国之宣传，充当蒋介石的吹鼓手。但李济深以民族大义为重，拒不执行，而是由这帮文化人自己决定去留。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并没有尽劝导的责任，原因是我的良心要我不做勉强别人意志事情。”所以，文化人曾敏之在1944年1月16日的《大公报》撰文时就评价说：“他始终执着文化运动的火炬，使每一个诗社、文会，在他的感召下，顺利展开如火如荼的唱和与辩论，他掀起了潜伏在山城里的文化巨浪，桂林所以会被全国的人们颂扬是‘文化城’，李主任是有过很大功劳的。”

    事实上茅盾、何香凝、柳亚子等这批文化大家、社会名流的到来，也为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掀起了第二次高潮。因为在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破坏抗战的“皖南事变”后，国内政治环境明显恶化，各种进步文化活动遭受打压，许多进步团体和进步文化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进行，一些被蒋介石中央政府通缉的左翼作家、文人被迫流落海外和香港，桂林抗战“文化城”活动因此进入到相对沉寂的低潮期。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文化人因香港的沦陷又相继回到桂林和内地，这无疑是给桂林的文化抗战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生机。

    抗战时期茅盾在桂林居住过的文化供应社的办公兼职工宿舍的小楼。

    但是，随着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住房紧张，物资供应极度匮乏，桂林已无力承载更多的外来人口了。一些后面到来的外地人，几乎连栖身歇脚的住房都难以找到。与何香凝同期来到桂林的著名文学大师茅盾夫妇，就是在旅馆住了一个多月，仍旧找不到低廉租金住房的情况下，又实在是没有钱再住旅馆了，才最后通过多方想办法，在得到当时中共党组织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的邵荃麟帮助，将他租住的一间仅有八九个平方米的厨房让出来给茅盾夫妇做住房，在安顿下一张简单的双人床铺后，茅盾便在一头是放置油盐酱醋，一头做写作用的破桌面上进行创作，硬是在这样极度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在桂林仅仅逗留了九个月时间，满怀着对逃难艰辛的感触和战争创伤的激情，不分昼夜，完成了他著名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篇《窃后拾遗》以及和6个短篇小说后，也不得不离开桂林，去了不愿意去的重庆。因为桂林的生存实在已无法再延续下去了。

    茅盾夫妇从旅馆里搬出后，是住在当时桂林西边比较偏僻的丽君路文化供应社办公兼住房的那栋小木楼里。在这座住满了人，拥挤嘈杂的小楼里，楼上住的比较有钱的出版商和他们的太太们，那些整天无聊的出版商太太们，不是搓麻将，就是谈赌经，无节制的狂笑、烂笑声，让人简直像是置身在一家嘈杂的茶馆里。有时楼上的太太们，站在楼道栏杆边闲聊、嗑瓜子，瓜子壳顺手往下一扔，住在楼下的就仿佛觉得是天女散花，瓜子壳满天飞了。而楼下院子里请来做事帮工的女佣、保姆们，一边洗衣洗菜，一边谈论别人的私家新闻，大声的嗓门，粗俗的言语，整栋楼里充斥着杂音垢语，有时简直让茅盾无法静下心来写作。再加上茅盾夫妇住的是把厨房当住房，就在堆放垃圾，倾倒污水的天井阳沟边，又脏又臭，又嘈杂。此情此景，让茅盾感到好生无奈，无奈之余，也就只好停下笔来，到屋外去走一走，然后在心里自嘲幽默地说：“因为楼上的站着发表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使和立部使，而戏称为‘两部鼓吹’。”茅盾抗战时期在桂林邂逅“两部使”的故事就是这样来。所以茅盾在他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新版后记》中也就有了那个时候的“此情此景”的回忆了。

    正是由于茅盾1942年3月第一次来桂林，与出版商们有这样近距离接触，所以他在深深地感受桂林文化城浓郁的文化抗战气息的同时，也冷静地审视着桂林的文化市场，并且联想到整个国统区的文化发展情况，他深刻地意识到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客观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在中国广大的社会群体中，差不多90％以上的是文盲，特别在广阔的农村，几乎全部是文盲。这就意味着要唤醒这绝大部分人的抗战意识，动员他们起来参战、抗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适合这个广大社会群体的文化形式，有贴近他们生活的宣传内容。同时在绝大多数农村和一些小城镇，由于社会信息闭塞，文盲较多，文化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灵魂深处自然被封建迷信、鬼怪的东西所充斥，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当然也就不能为自己所主宰了。同样在大后方的许多城市里，一些达官贵人、有钱有势和无所事事的人们，无视抗战的革命洪流，对抗战显得漠然与冷淡，整日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生活在色情剑侠的迷幻之中，低级庸俗的色情剑侠内容自然也有一定的市场。而且，这个时期出版商业化力量又重新入侵文化市场，“以渔利为目的的书商，重新侵入到文艺中来起支配作用。书刊出版，要商人确定标准，看是否可以从中渔利。在文艺中市侩主义抬头了，他们所出的书不是为了整个文艺运动，而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商业势力控制了文化生产，利润的追求成为文化生产事业的主要目标，出版界成为小市民低级欲求的尾巴，处处讲究‘生意经’，讲究迎合市民阶级读者的脾胃……

    市场的评价，掩盖了文化的评价。于是浅薄无聊的小册子和低级趣味的刊物到处风行，而学术巨著反因产销的困难而为出版商所冷视。即使比较有意义的书籍的出版，也大多陷入散漫无计划的状态。商业势力不仅支配了文化市场，而且也影响了文化人的创作活动，于是粗制滥造的风气渐渐养成，甚至有出版商出题目，著作家写文章的怪现象。”

    针对这些与抗战现实需要格格不入，背离抗战大众文化需求的问题。茅盾在经过冷峻审视和认真思考后，客观地提出了自己对当时出版、书刊市场的看法。他在肯定“自然不当抹煞”的“许多出版社和书店传播文化之功”的同时，也形象地形容文化市场里的一种弊病：“鸡零狗碎，酒囊饭桶！”他指出：“正如我们不但抗战，还要建国，而且要抗建同时进行一样，我们对于文化市场，亦不能仅仅满足于有书出，我们还须看所出书质量怎样，还须看看所出之书是否仅仅为了适合读者的需要，抑或同时亦适合于文化发展上之需要。举个浅近的例，目前大后方对于神仙剑侠色情的文学还有大量的需要，但这是读者的需要，可不是我们文化发展上之需要，所以倘把这两个需要比较起来，我们就不能太乐观，不能太自我陶醉于目前的热闹，我们还得痛切地下一番自我批判。”

    其实上述这番话就是茅盾抗战时期有关文化建设意见“两个需要”的基本内容。这一意见的明确提出，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下，无疑是给那些醉心于“热闹”的“剑侠色情”内容创作的浅薄文人和渔利的书商是一剂有效的清醒剂。也给当时国统区的文化工作者们提出了文化朝什么方向去的问题。如今细细琢磨，茅盾的“两个需要”其实就与我们今天常说的“三贴近”有异曲同工之处，茅盾在七十多年前就能预见文化发展的需要，文化发展的走向，确实是有先见之明，不愧是一代杰出的文化巨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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