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寇的疯狂进攻，肆意掠夺，所到之处奸淫烧杀，灭绝人性，无恶不作。他们在抢占平津，狂夺上海，洗劫南京，重兵围攻武汉，水陆夹击广州后，整个中华大地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下呻吟、流血、颤抖——日寇短期内将中华大地的大部分地区卷入战争的火海之中，日军所到之处就是当地百姓面临灭顶之灾的开始，民不聊生，痛苦万分，战时的中华大地已处在亡国灭种、水深火热的危险边沿。
就因为抗战时期的桂林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桂系能够实施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所以“文人荟萃，文化繁荣”，迅速成了当时国统区著名的进步文化中心，被誉为战时“文化城”，而影响全国，震动世界。同时又在以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直接指导和关心下，以及桂林“八办”具体领导和引导下，数以万计的文化人云集桂林，各种文化团体应运而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救亡运动。
从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的六年多时间里，在桂进步文化团体和文艺团体100余个。先后到桂林开展抗日文化运动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达1000多名，其中较著名的作家、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等就有200多人，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何香凝、田汉、夏衍、艾青、欧阳予倩、胡愈之、范长江、徐悲鸿、李四光、高士其、梁漱溟、马君武、陶行知等等。他们的到来，给桂林增添了光彩，桂林也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为抗战呐喊、讴歌，最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当时桂林的新闻事业空前繁荣；出版发行盛极一时；戏剧运动蓬勃发展；音乐、美术活动空前高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桂林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时“文化城”。
由于战事的不断变化，各地都随战事推进而实行大规模的转移和撤退。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下、西移，大都市和沿海地区大量金融机构、科研单位、工厂企业也大量内迁。战时的桂林作为南部地区的交通枢纽，西南一带的重要后方城市之一，也聚集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心理研究所，以及修炮厂、航空修理厂、被服厂（军工厂）等一批工厂与科研机构。在撤退来桂林的不少科研人员中还有的是一流的科学家，比如李四光、高士其、丁西林等就是其中的部分代表。
科普学家高士其，虽有残疾，行动不便，但他拖着因科学实验感染脑病毒的身躯从香港来到桂林，不遗余力地推行科普教育，并克服身体的不适撰写大量宣传作品，将自己融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中。
高士其先生是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国际编号为3704号小行星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实验中，高士其因感染脑炎病毒导致全身瘫痪。从国外留学回来后，辗转到了延安，因为病情恶化，共产党又想方设法把他送到香港治病。香港沦陷后，1942年初，他再次拖着行动不便全身病痛的身躯，又不得不历尽艰辛，从香港辗转来到桂林。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当时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酿造工厂，并根据桂林的实际情况，巧妙地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很快地就利用桂林本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出几种美味的营养食品，当时桂林有美国的飞虎队和苏联的空军志愿队，住在我国及东南亚的盟军官兵，都有饮啤酒的习惯。但是，从遥远的欧洲或北美运来啤酒，那可真是“远酒解不了近渴”。为此，盟军服务处给食品科研所提出了研制啤酒的课题。身为微生物学家的高士其，对微生物发酵工程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但当时一无设备、二无原料，要想酿出啤酒来，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实验过程中，他们用广西盛产的红糖兑成水，代替麦芽汁来发酵；用苦味质稍逊于啤酒花的柚子皮做啤酒花的替代品。高士其指导大家精心配料、酿制、发酵。几个星期后，风味独特的啤酒终于问世了，虽然口感不甚理想，但其颜色、泡沫等外观指标，竟与盟军饮用的罐头啤酒相差无几。这件事，高士其一直到老都引以为荣，向人提起不免有些得意之情。
抗战时期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桂林四会路（中央地质研究所最早安顿的地方）一带。
李四光作为自然科学的带头人，在抗战的特殊年代，也率领中国中央地质研究所带着沉重的设备，庞大的研究人员及家属队伍，于1937年底以近乎逃难的形式来到桂林。他克服无住房、无经费、天天防空的多种困难，先是在市区的四会路一带落脚几个月，后因考虑到安全因素和租住房屋费用紧张等原因，也是为了避免天天躲日军飞机警报的麻烦，最终权衡利弊，选择了离桂林城区几十公里远的偏僻小镇——雁山良丰作为研究基地。从此，他便在那里开始享起乡间村野的“清福”来。
抗战期间在桂林的李四光，除外出考察和开会，在桂林一住就是7个春秋。他除了主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桂林科学实验馆外，还兼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经济部、文化部研究员，广西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广西选考留学国外公费生办法改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社友会会长等社会职务，可谓事务繁忙，活动频繁。
抗战期间，由于战乱和经费紧张，政府发给地质研究所的经费自然要减少许多，由于当时各类科研机构分散各地，不在重庆的科研院所有时还会面临断粮缺米的境地。这时的李四光总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尽可能先自己想办法解决。但他带领的毕竟是一个单位，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他作为这个集体，这个单位的领导者，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身先示范，过的是十分清苦的生活。他平时抽的烟基本是用本地草纸做的土烟，身上穿的是灰色土布衣服。有一次，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找他谈话，征求工作意见和方法，但李四光从一进门，就一直用手捂着膝盖，甚至连握手打招呼的过程都没有。这就让省主席黄旭初觉得有些奇怪，也感到很没面子。难道我一个地方省主席还会让一个中央部级领导兼科学家感到害怕吗？正当黄主席百思不得其解，疑虑重重，觉得好生奇怪，实在忍不住问他怎么回事时，李四光这才不好意思地松开双手，做了一个无奈的动作，原来是因为他经常实地登山考察，在膝盖处的裤子上磨出了两个大口子，黄主席临时约见，又没有更好、更干净的衣裤可换，这才惹出这档尴尬事来。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李四光在桂林期间，他不仅确立了“广西山字形构造学说”，而且考察的足迹遍及了广西70多个县乡。撰写了《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山字形构造实验和力量研究》、《岭南与山字形构造》等一批高质量的科学论文。
李四光虽为一名自然科学家，按道理是可以不问政治专攻学术的，但他毕竟担任着领导职务，却偏偏还是个政治上爱憎分明，不愿苟活的正直科学家。战争的艰苦年代，虽然蒋介石多次以改善研究所条件为诱饵，要求他将中央地质研究所迁往重庆，也多次封给高官厚禄进行拉拢，蒋委员长甚至以国家最高领导人名义委任他为教育部长、大学校长、驻英国大使等等。但种种待遇极高的诱惑，都被李四光一一回绝了。甚至还躲避着每年去重庆开会的机会，生怕遇上蒋介石。因为蒋介石要拉拢知识界各类高级人才，每次年终总结都要举办宴会宴请与会高级人员。尤其有一次，蒋介石还特意安排李四光坐在他身边，李四光巧借理由称病拒不出席。宴会时，蒋介石问身边的翁文灏：“李四光先生怎么没有来呀？”翁文灏回答说：“重感冒，发烧。”过一会儿，蒋介石又问陶孟和，陶孟和也说：“李先生病了。”其实这时的李四光早已离开重庆走在回桂林的路上了。
1951年3月，翁文灏从法国回国后对李四光说起这事时，李四光还十分感激地说：“文灏兄，你可救过我一条命啊。”
战时的桂林，不仅时常受到日本侵略军的狂轰滥炸，战争中的各党派、地方派别的政治斗争也依然复杂多变。1941年“皖南事变”后，9月，李四光从朋友那里得知蒋介石要抓他，由于李四光多次不买蒋介石的账，蒋介石也肯定会跟他过不去，所以李四光与夫人又只好躲到离良丰几里远的更清净的小山村——驾桥岭清平乡，暂时“隐居”起来。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相比，有优点也有许多不便的地方，特别是在晚间，没有电灯，工作起来就比较吃力。但这些困难，李四光都一一设法克服。李四光特别喜欢乡间清新湿润的空气。每天清晨，他都要打一套太极拳。常年坚持晨练，这对李四光的身体很有好处。为了给劳累的李四光每一天增补一些营养，夫人许淑彬还专门让人在附近六塘圩的集市上买回一台小石磨，她亲自磨黄豆，取豆汁，做豆腐。她还养了一群鸡，生的鸡蛋两个人都吃不完。闲暇之时，他们还在住房前面种了一小块菜地，萝卜、青菜一点都不缺。有时他们还托人把青菜、鸡蛋等带给研究所里的学生们吃。乡村的环境幽静，可以让李四光专心地撰写论文，他的许多有影响的论著，比如《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山字型构造实验和理论研究》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广西大学在雁山合办使用的实验室。
抗战时期在桂林中学大成殿实验室里工作的竺可桢、丁绪宝、胡刚复等。
当时的外来人员都是在这种苦难的环境中硬撑下来的，本地人也同样是如此艰难度日，而且还为当时桂林大量聚集的外来人口，牺牲了自己的许多利益。因为在那种年代，就是有钱也无东西可买。战争的经济封锁，物资流通的不畅，以及由于战争所带来的整个国家的经济贫困等等，当时桂林的物资供应匮乏程度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能够不被饿死，有一线生存下去的希望就已经不错了。抗战时期李四光为躲避蒋介石在桂林乡下享“清福”，那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清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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