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5月28日出生的柳亚子，是一家书香门第的后人，祖上几代人读书应试，算是相当有文化的人了。所以柳亚子10岁就能写五言和七言诗词，14岁就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诗作了，那可是绝对的聪明又厉害。1902年他考中秀才，第二年春天就读上海的爱国学社，并结识了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一批反清志士，也因此确立了他反清的思想。在无能的清政府统治时代，饱受外侮与侵略，社会动荡，柳亚子这般学子也无心求学了。辍学回乡后，他继续写诗，还开始在《国民日报》、《江苏》杂志上发表诗文。1905年18岁的柳亚子曾在家乡同里办起了《复报》，以此鼓吹革命。第二年应同盟会会员高旭之邀请，入健行公学教书，同时加入了同盟会和光复会，将所办《复报》迁至上海出版，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相呼应，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进行论战。1909年11月，他又与陈去病、高旭之等在苏州创办南社，长期主持该社事务，任社刊《南社》编辑，之后当选为南社主任。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1912年1月，他作为同盟会的元老应邀赴南京做了三天临时大总统府秘书，过不惯官场拘礼讲究的生活，辞官返回上海做《天锋报》主笔，还先后任《民声日报》、《太平洋报》的文艺编辑。1923年10月，在上海与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发起组织新南社，与南社中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那伙人分道扬镳。第二年再加入改组了的国民党，1925年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长，并积极拥戴三民主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因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曾遭搜捕，只能远逃海外，亡命日本，第二年4月才得以回国。从这时开始便与蒋介石有了积怨。
抗战爆发后，本想国共合作抗日，两党消除隔阂、合力对外、共同抗战建国，这是好事。让百姓免遭内讧内耗的苦难，福祉苍生，恩泽天下，也算实现国内太平。只可惜，兄弟阋于墙，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共之心不死，总想在利用抗战的机会消耗异己。所以在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其议题就是以“整顿党务”为名，研究如何发展与强化国民党，以“与共产党作积极的斗争”。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制定反共的方针。在蒋介石的旨意下，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在政治、军事、经济、宣传、民众运动等各方面对共产党加以限制。其中在宣传方面，国民党又实施“严厉统制出版事业，凡书店、报社、印刷所等，一律收归国营”等办法，并通过宣传队、办壁报、演讲及油印物等各种方式来“针对共产党之宣传”，“俾免民众受其麻醉”。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对付共产党已发展到“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了。以后在敌后流动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不断调转枪口对内，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的摩擦流血事件在各地都有发生。先后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并以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最高峰。
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客观总结后指出：“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军面对“中国民族的抗战热潮日益高涨”，感到“以此为对手，要想在广袤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迅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了”，日军当局不得不改变以往战略，采取将过去对国民党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对其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把主要矛头和力量转向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人民武装。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在其声明中一改年初“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将与“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的态度，宣布：“倘国民政府，放弃向来之指导政策……来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则并不加以拒绝。”在日寇的诱降下，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了。此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因军事上的溃败而声望受损，同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则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了，蒋介石集团因而对共产党越发产生嫉恨，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等国的纵容下，蒋介石集团投降、反共的趋势急剧上升。抗战也由积极转为消极，并转向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所以，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共两党还在一致抗日的过程中，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明目张胆的反共行为已到达了极致，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势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反对。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国民党反动派卑劣地发动“皖南事变”，还通过媒体宣传，歪曲新四军为“叛变”的事实真相等事，当时还在香港的柳亚子作为一个正义的、有良知的老同盟会员和老国民党人，高举正义的旗帜，毅然联合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一批正直的国民党元老，通电全国，揭露真相，为新四军仗义执言，痛斥蒋介石摧残抗战力量的丑恶行为。这样一来，柳亚子就再一次惹恼了蒋介石，于是蒋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名义宣布开除柳亚子出党，而柳亚子也针锋相对，毫不示弱，他以同盟会元老资格，声明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经过一番口水战后，两人的结怨更深，这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柳亚子由香港逃难到桂林，宁愿过着最艰苦的日子，也誓死不去重庆的原因之一。
原本桂林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小城市，附近的县乡农民是很勤劳善良的，过的是区域内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活，也还算比较富庶。但在抗战条件下的桂林，由于战争环境下的物资短缺，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战时物资禁运和军事封锁以及交通的不畅，而且短时间内猛然聚集大量人口，要解决吃饭等生存问题，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在物资供应上显得极端匮乏，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即使那个年代有钱，也没有东西可买。一些后面到来的外地人，几乎连栖身歇脚的住房都难以找到。
柳亚子夫妇来到桂林，也是在恶劣环境下艰苦生活的。他初到桂林时，先是住在环湖路的旅馆里，实在支付不起房费了，不久通过各种关系才找到丽君路南一巷一所破旧的民房住下。没住上半年，就遇上房东催他搬家的麻烦，“几乎连容身的地方都成问题”（柳亚子《怀旧集》），后历经苦苦寻找，又搬到丽君路23号更破的一间民房住下，才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房子在贫民窟里，房顶漏雨，又无钱修理，只能顺其自然，真有点“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感慨！经济上的拮据，剧作家谢冰莹在《忆柳亚子先生》这篇文章中回忆说的，“柳夫人自己每天上街买菜，自己做饭洗衣”。1943年后，在飞涨的物价面前，为了生存，也逼着柳亚子先生不得不放下文人清高的架子，搞起了经营活动，开始卖字，以补贴家用。他曾解嘲地说：“在桂林的最后半年，居然卖字，也居然卖到一点钱，这真是天晓得。”
本来柳亚子与蒋介石之前就有过多次结怨，香港沦陷之后他又不得不回到国统区来。桂林当时虽然由国民党左派进步的李济深主持工作，但国民党顽固派及各种特务暗中破坏进步抗日活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1943年还发生过在大街上公开绑架进步文化人萨空了的事件。在日常生活如此窘迫，政治气氛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柳亚子受到迫害的可能性肯定会更大。残酷的现实生活，使得柳亚子的内心相当痛苦，精神上也十分郁闷和忧郁。更何况1942年柳亚子来到桂林后，他曾把他的旅桂诗作编辑成《桂旅集》一卷出版，但国民党政府部门的书审处故意刁难，不给印行，被扼杀在出版之列。所以1943年春天，作家谢冰莹回湖南老家为父母扫墓，路经桂林顺便看望柳亚子夫妇，并小住在他家时，谢冰莹明显感觉到：柳亚子当时“除了有时写一些诗，抒发他的爱国伤时的心情外，他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谢冰莹《忆柳亚子先生》）。
尽管柳亚子在桂林生活相当窘迫，但他在热情支援前线抗战的捐款捐物方面却毫不吝啬。在桂林保卫战前夕，他在不让夫人知道的情况下，将家中仅有的1万元生活费全部捐给了救亡组织，用作衡阳前线守城部队的军用，此后让直接管理家中财物的柳夫人好不懊恼，一时间对人说起这件事，就相当激动，“这时家中仅有的一点钱了。第二顿饭的菜米都没有了”（廖辅叔《柳亚子先生言行小记》，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5月第69辑）。
柳亚子在桂林过的虽然是窘迫的生活，精神上也有数不完道不尽的郁闷和伤感，但他在桂林的抗日文化救亡活动中，却是热情极大，尽心尽力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抗战救亡工作之中。柳亚子刚到桂林，马上就被文协桂林分会选为理事，他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针对一些不利抗战的现象，他总是主持正义，摒斥邪恶，为保护进步文化事业奔走呐喊。进步刊物《野草》有一期发表了一篇揭露《大公报》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政策“小骂大帮忙”的文章，《大公报》某经理恼羞成怒，操纵出版界商人从审稿、印刷、发行等方面对《野草》施加压力，企图阻碍《野草》的继续出版。柳亚子闻讯后，在文协桂林分会的一次会上怒目大骂：“如他在这里，我要一脚把他踢出去！”（秦似《思人草·忆柳亚子先生》）还有一次，文协桂林分会召开的一次会议，国民党顽固派派来特务监视会场，柳亚子在发言中面斥那个家伙，“使这个家伙尴尬万分，面无人色”。当时曾有人劝说柳亚子在这些事情上不要过于认真，不必小题大做，他却抗辩说，“我们大事管不了，只好管管这些小事呢！”
柳亚子在桂林期间，凭借他的声望、人品、才学，始终如一地关心着“文协”桂林分会工作，有了他的积极参与和带头作用，给桂林的进步活动增加了不少色彩。
柳亚子的抗日爱国行动不仅表现在积极推动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向前发展，而且还充分利用自己的才华，创作了大量的抗日爱国诗篇。柳亚子抗战时期在桂林写下的诗作，现收录在《磨剑室诗词集》里的就有973首，如果加上在桂东北八步、黄姚写的69首，他在这一时期总计创作了1000多诗词。这也是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一大贡献！
1944年6月18日，长沙失守。这天，桂林艳阳高照，群情激愤，桂林各界举行了保卫大西南游行活动。由文化界和教育界组成的游行队伍在广西省立艺术馆门前集合，统一出发。由张光宇、阳太阳等画家组成的初阳画院的巨幅标语和漫画《保卫大西南》为游行队伍开路，紧接着是李济深、龙积之、柳亚子、何香凝等22人乘坐长老团宣传车，继而由田汉、欧阳予倩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教师学生50人扛着一面10余米长的国旗，队伍浩浩荡荡地游行，沿途演讲，高呼口号。随后，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龙积之等长老们还走下车来，带队走在了游行长龙的最前面。一路上，李济深振臂高呼：“为了爱国抗战，拿出良心来吧！”柳亚子反复呼唤：“为了抗战一百万不多！一块钱不少！”
龙积之则是不断地向献金的市民鞠躬致谢。长老们以他们自己的爱国真情深深地感动着千千万万民众的爱国救亡之心。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军人致礼，市民鸣炮迎接，向国旗表示敬意。人们纷纷解囊，许多人把现金和首饰丢进巨大的国旗上，妓女、报童和人力车夫，也毫不吝啬地掏出了他们的血汗钱。白天举行游行献金，晚上演出抗战戏剧。四维平剧社上演《薛刚大闹花灯》，当演出到一半，主演李紫贵和金素秋走到观众席去现场劝捐，在演出现场还举行义卖剧照和戏装，成为白天国旗献金大游行的延续。
国旗献金大游行涌动的民众热情，使田汉深受感动。他在《桂林抗日大游行纪事》赋诗一首感慨道：“百万人民离不开，苍眉炯眼再登台。国旗到处金如雨，尽道西南长老来。”
“国旗献金大游行”募捐到400多万元和大批实物，经过李济深的同意，这批捐款和物资一部分送往湘桂前线慰劳国民党军队，一部分则送往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然后转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4年6月18日，日军占领长沙，这一天广西当局下达了第一道疏散令。随后几天柳亚子夫妇随部分人员顺漓江疏散到平乐一带。没过几天，军事部门及广西当局又似乎充满信心，坚信能够守住桂林，紧张的情绪稍有些缓和，广西省政府甚至要求所有疏散到平乐一带的省级机关返回桂林继续办公。8月8日，当日军攻陷衡阳时，广西当局再一次下达紧急疏散令，命令所有人员必须再次撤出桂林。但没过几天，似乎警报又解除了，一些人刚刚返回桂林上岸没两天，还没来得及喘息一下，战争的局势又突然变得紧张起来。9月8日当日本侵略军将战事推进到湘桂边界的黄沙河时，广西当局的城防司令部在9月12日这天又一次下令紧急疏散，这已经是第三次下达紧急疏散令了。由于广西当局的命令朝令夕改，反复折腾，加上人老体弱，行动不便，柳亚子实在经受不起折腾了，他也不再信任广西当局闹剧式的命令了，在失望与伤心之余，只好搭乘这天最后一班民航飞机离开桂林去了他先前死活都不愿去的重庆，毅然勇敢地去面对接下来蒋介石将要对他所采取的手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