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的危难中，年逾花甲的何香凝也是香港“万人大逃亡”难民队伍中的一员。在香港沦陷之后，也被迫携儿媳，带孙子女随四处逃亡的人群疲于奔命，在漫无目的的逃难道路上，经过艰辛辗转，长途跋涉，前后经历5个月的痛苦磨难，饱尝了战火艰难与危险之后，经东江游击队的多方营救，才最后于1942年的7月，与进步文化老人柳亚子等一群老弱病残的难民一道，拖着完全疲惫的身心来到桂林。
从香港逃出后，海上是风平浪静，因为没有风力，无动力的帆船在大海上也动不起来。等到起风了，却是逆风逆水，帆船只能在海上随风飘荡，将近一二十天的漂浮，船上的粮食没了，所带的饮用淡水也告急了。好在经过东江游击队的营救引导，才走出困境，逃离日军的占领区。
初到桂林的何香凝老人，带着儿媳经普椿和两个幼小的孙子女及另外一个亲戚，也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此时，何香凝与革命先驱廖仲恺先生的唯一儿子——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拘禁。
在广东的曲江。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没有男人做主心骨的家庭是何等的艰难无奈。加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桂林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地理位置，早已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战人士，人口也由原来的六七万人猛然增至五六十万人。这个原本就显贫穷的小山城里，早已远远超出了它所能够承载的负荷，几乎是要把一个人的口粮分成十份来养活十个人，这样的生存环境，可想而知，是多么的艰难！这个时候的桂林，由于战争环境下的物资封锁，以及交通的不畅，在物资供应上已显得格外的匮乏，即使有钱也没有东西可买。那时新来的外地人，几乎连栖身歇脚的住房都难以找到。与何香凝同期来到桂林的著名文学大师茅盾夫妇，就是在旅馆住了一个多月，仍旧找不到低租金的住房，实在是没有钱再住旅馆的情况下，才最后通过多方想办法，得到当时中共党组织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的邵荃麟帮助，将他租住的一间仅有八九个平方米的厨房让出来给茅盾夫妇做住房，在安顿下一张简单的双人床铺后，便在一头是放置油盐酱醋，一头做写作用的破桌面上进行创作，硬是在这样极度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在桂林仅仅逗留了九个月时间，满怀对逃难的感悟和战争创伤的激情，不分昼夜，完成了他著名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以及中篇《劫后拾遗》和6个短篇小说后，也不得不离开桂林去了重庆。确实已无法在桂林生存下去了。
刚到桂林这个陌生又杂乱的地方，绵绵的小雨，潮湿的梅雨天气，实在让人烦躁不安，十分的难熬。桂林这个地方，城市不大，到处是山，处处是水，满街上除了衣衫褴褛的人头，就是光着脚丫的流浪人群。正当举目无亲的何香凝老人一家感到一片茫然，显得极度无奈和十分无助，甚至有些陷入绝境的时候，被富有革命同情心的著名民主人士、时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知道了，这位同样是国民党元老，同样有着强烈正义感的进步人士，立刻向她们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给她们带来一些安慰和安定。
李济深先是通过关系将她们安排在芙蓉路八角塘五号邓世增家里暂时寄居，由于外来人员太多，市区的房屋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临时增加的人口，只能先委屈她们借住在邓家挤一挤了。后来也考虑到日军飞机经常来桂林城里轰炸，时常要躲警报，加上何香凝又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行动不是很方便，住在城里也不是很安全，所以随后又只好将她们移居到离市区十几里远的东郊观音山脚下比较偏僻的一栋简易的旧房里安顿下来。
战争是残酷的，物资短缺的战乱年代，没有生活来源就更意味着艰难。从香港逃亡出来，一路辗转艰辛，所带的随身物品也因逃命基本上丢失了，来到桂林的她们，可以说已经是清贫如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计，坚持抗战，一向乐观的何香凝老人，虽已年逾花甲，却毅然带着儿媳经普椿和她的一个亲戚，一家人亲自动手，在松树林边的荒地开垦出一小块菜地，自己动手养鸡种菜，过着十分清贫，但却自给自足的生活，完全与附近农村人没有两样。晚上，尽管老人也很劳累，身体也不好，可她为了自己养活一家5口人，依然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精心作画，并以此换取微薄的收入，来谋求一家人的最低生活需要。尽管她们生活十分辛苦，也很孤独寂寞，特别是她的两个幼小的孙子女，过惯了香港大城市的生活，初到这样偏僻的乡间郊野，刚住下没几天，由于急着想上学，又没有同年的小朋友玩，附近住家很少，也不熟悉，很是不习惯，加上每天吃的是野菜稀饭，住房周围杂草丛生，虫多蚊子多，他俩很有意见，虽然嘴上不说，但时不时地也会闹一点情绪，每当老人家注意到孩子们的情绪变化，就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活，耐心地给孙子们讲革命斗争的故事，讲当时的抗日形势和很多小朋友因战争受苦受难的事情，通过讲道理、举实例，让他们学习爷爷和爸爸勇敢的革命精神，教育他们知道经历了战争的苦难，知道和平环境下生活的幸福，更知道捍卫世界和平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
桂林冬季的长夜是冷涩难熬的，更何况是荒郊外人家稀少的生活，孤独是可想而知的。幸好山脚下不远处还住着被国民党软禁的叶挺一家，正好他们开垦的荒地跟何香凝家的在一起。叶挺一家几乎是她们初到桂林的唯一邻居了。据叶挺的大儿子（当时已经15岁）说，当时周恩来同志还曾特意派人安排了一批经费（20万元）给何香凝和叶挺两家在他们的住处周围开办一个农场，以种植烟叶来维持生计，只因不久叶挺被押解去了重庆，此事未能办成。由于两家是仅有的邻居，又有着相同的背景，所以有时叶挺的老朋友、一些进步人士来看望叶挺，由于有特务的跟踪和干涉不能相聚时，何香凝老人就以自身的威望，特务们不敢贸然干涉的优势，主动让客人和叶挺到自己家里长谈，她自己也能从中知道许多外面的信息，更加坚定她抗战的决心。
由于何香凝老人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遗孀，也是国民党元老，有着极高的政治威望，蒋介石为笼络人心，让更多的人能够去重庆围绕在他身边，为他所用，于是在1943年夏秋的一天，派人千里迢迢由重庆赶到桂林的观音山脚下，拜见何香凝老人，并送来了一张十万元的支票和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邀请她去重庆。当时老人看完信后，连瞟都没瞟支票一眼，便极其气愤地顺手提笔，在信封的背面写下“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然后气冲冲地连信件和支票一起原封不动地交给来人，让他带回去，还给了蒋介石。这件事情过后，据说来桂林送信的回到重庆，立即向蒋介石汇报，当他将整个经过原原本本地禀给报蒋介石时，蒋介石被气得来回走动了好几十时分钟，嘴里还不断地嘟噜着“娘希匹的，娘希匹的……”似乎弄得他非常尴尬，也十分得不舒服。他阴沉的脸色据说一个月之内都没有改变，时不时的，还莫名其妙地会骂上几句“娘希匹的，娘希匹的”，似乎这样才让他自己好受些。
1944年6月18日何香凝、柳亚子、李济深等带领下的桂林“国旗献金大游行”活动。
当时何香凝之所以坚决不去重庆，是有原因的。从她在桂林所写的《感怀》诗句中便可知其心迹：“漂泊天涯隐桂林，国仇家恨两相侵。难行蜀道知何故，事出无因却有因。”她的“家恨”就是指她的丈夫廖仲恺早年遇刺，儿子廖承志当时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曲江。
当年，何香凝老人虽生活极度艰苦，但她不为金钱所动，横眉冷对，大义凛然的义举，轰动桂林全城，一时间在山城传为佳话，成了妇孺皆知的千古绝唱。当初何香凝一家来到桂林时，虽然她连作画写字的纸张、笔墨都没有，基本上是依靠朋友和求画者送来的，但她坚持以画会友，积极参与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多次踊跃参加抗日募捐、义卖、街头献金，热情捐款捐物支持抗战。她绘画多以松、竹、梅岁寒三友为题材，绘画中所表现的傲骨风霜和坚挺如钢的内涵，正是她悲愤当局，铮铮铁骨的内心世界。她的《买画》诗：“结交从古重黄金，贫贱骄人感慨深。写幅岁寒图易米，坚贞留得万年心。”像这些抗战时期所写的诗词，诗句的内涵应该说就是她当时心情的表白，也是她高尚人格和坚强品德的真实写照。
何香凝老人虽然从早到晚忙于一家人的生计，却也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她时常在报纸上撰文呼吁改善群众生活，号召广大妇女支持抗战，热情参战，号召广大妇女朋友们，要相信“只有民族的解放，才是妇女的彻底解放”。1944年初夏，长沙沦陷，衡阳吃紧，桂林也处在动乱之中。那时叶挺也被国民党特务押解去了重庆，为了老人的安全，在朋友的帮助下，又将她一家由观音山搬到城内李任仁家借住。当日军围攻衡阳，桂林举行万人国旗献金大游行时，何香凝老人虽然多病体弱，但仍然活跃在抗日献金大游行的第一线。她与李济深、柳亚子、龙积之等老人组成“长老团”，在乘车游行一段后，也坚持一路步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在四位老人的带领下，游行队伍一路振臂高呼抗日口号，让大家为前线抗日献出自己的爱心，献出自己的良知。整个游行队伍所到之处蔚为壮观，场面十分热烈。一个个孱弱的花甲老人带头游行献金，参加书画义卖，让街头的群众无不动容。
当桂林战事即将爆发，当局发布最后一道紧急疏散时，香凝老人又与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人一道，坚决表示不去重庆，并于1944年的9月，毅然带领家人与东撤的人群乘木舟沿漓江南下，经阳朔，走平乐，最后到达桂东南的昭平一带，准备游击生活，坚决抗战到底。1945年8月当日本宣布投降后，她才于当年10月离开八步，经梧州，到广州，最终于12月下旬移居香港，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
何香凝老人虽然在桂林生活只有短短的两年多时间，而且极度贫困，但她充满乐观向上的信心，不为金钱所动，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坚持抗战到底的傲骨风霜，却令人崇敬。她为民族抗战事业，在桂林留下的是不朽的美名佳话。虽然六十多年前的沧桑岁月已经远去，如今的观音山已不再是孤独寂寞的郊野，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是热闹，是高等学府的所在地，但香凝老人在桂林横眉冷对蒋介石，“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的美名佳话却化作青山，永远留在了桂林，成为桂林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永恒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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