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旭初答应三项条件后，杨东莼马上就与当时正住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作短暂停留的，曾做过毛泽东的老师的徐特立先生研究起创办干部学校的方针和具体教育方法来。杨东莼将所拟的干校办学方针和具体训练计划向李克农汇报后，李克农也认为，这正是与桂系合作的好机会，应当把握好这个合作统战的时机，以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1939年1月2日，在黄、杨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后，黄旭初也正式宣布广西“设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等训练机关，招集大量青年，用最进步的方法，在战争艰苦境况中施行训练，养成大批意志坚强、精力丰满的干部，以应抗战建国的需要”。7日，广西省政府委员会第393次会议正式通过杨东莼起草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组织大纲》。就这样，一所由共产党人具体操办，用桂系的经费和名义创办的，也是抗战时期广西当局为巩固和扩充地方实力，培养地方镇、乡、村、街抗日骨干为目的学校，在很短的时间里悄然在桂林东郊天圣山脚下创办起来了。
1939年1月，干校正式宣布成立，黄旭初任校长，中共秘密党员、著名教育家杨东莼应广西当局聘请，担任教育长，全权主持校务工作。但是，干校要在很短的40多天里建设成一个足以容纳千余人的校舍，同时又要组织教学队伍，准备所需教材，办理招生事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杨东莼坚持一边建设校舍，一边组织教学队伍，一边招生开学。提出“一天当两天用，一人当两人用，一钱当两钱用”的口号，最初是以部分已到校报到的师生为基本建设队伍，在杨东莼的亲自率领下，自己动手，用附近的松林的松木做梁柱，用松枝做隔板，就杉树皮和大毛竹做瓦顶，竹篱笆批灰为墙，规划学校，搭建校舍，开凿水井。完全靠师生们自己动手，在一个多月里，二十几座简易的竹棚屋就建立起来了，教室、宿舍、厨房、图书馆、卫生间等等，基本上样样具备，这所规模不算小的抗战应急培训学校就算落成了。同时将南面的一座破庙粉刷一新，当成干校的办公室、图书馆、会客厅、印刷厂等。后来还在学校本部的前面新建了一座能容纳1200人的大礼堂。
1939年2月，第一期招生广告在报纸上刊出，即刻轰动广西，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所新型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抗战应急培训，青年们互相转告，踊跃报名，仅桂林附近8县考区，报名的就有935名，经过考试第一期录取学员540名。第二期招生于同年6月进行，在桂、柳、邕、梧四个城市招考，结果报考的达千余人。大多是进步青年学生，还有各县年轻的乡、村长，以及部分小学教员和职员。
3月份，在第一期学员全部报到正式开学后，天圣山这个往日僻静的地方，一下子变成了聚集几百人热热闹闹的学堂。干校师生同住一样的竹棚，同吃一样的饭菜，同着一样的军服。教室里没有桌椅、黑板，全校师生每人配备一块写字小木板，一张小板凳。上课、开会、听报告、讨论，都随时携带，不论走到哪里，小凳落地，写字板在膝盖上一架，就可以开始上课了。
在教学中，杨东莼按照当初拟定的教育大纲，实施战时严格的正规军事化办法管理，在教学内容与形式上，大胆参照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教学模式，训练内容主要分为：政治训练、军事训练、工作训练、生活训练四大类。在整个训练内容的时间安排上，采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法。其办学方针就是：提高学生自己动手能力；养成学生纪律；唤起学生战斗的工作精神；实施集体的自我教育；强调动员精神；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具体教学方式与训练方法，采取课堂讲授、个人钻研、小组会议、指导员指导等多种方式。由于这些内容先前是经桂林“八办”处长李克农审定的，所以当时还从《救亡日报》等单位秘密派出了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比如秦柳方、周钢鸣、司马文森、张海鳌等出任该校教员和指导员，以保证教育质量和教育效果达到与“延安抗大”相同的目的。
杨东莼作为八路军办事处直接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干校的工作计划、培训方针基本上是请示李克农同意后才执行的。中共又派出了大批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干校工作，所以当时共产党还在干校设有两个秘密党支部：一个是外省支部，一个是本省支部。两个支部互不发生关系。外省支部直接由八路军办事处领导，目的是严守党组织机密，适应在国统区工作的政治形势。广西当局虽然请杨东莼办地干校，但也不放松阻止广西进步势力的发展。校长黄旭初规定：广西地干校训练的学员，一律要参加国民党、三青团，要保证训练出来的学员都成为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为避免干校中共党员身份的过多暴露，1939年底，党的活动由以小组为单位改为党员单线联系。在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指示下，1940年底，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还特地亲自带领干校省内支部的支委在桂林尧山上秘密举办三天培训班，传达和学习了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为保守机密，苏曼没有带书本和文件，而是一字一句从头到尾背诵全文。此后，苏曼还亲自主持干校省内支部党员的培训。通过学习，提高了在校党员对党的“三大法宝”的认识。
为应对广西当局的相关规定，以杨东莼为代表的共产党也秘密行动，针锋相对地采取将学员先发展为共产党员，然后再批准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方法，集体加入的时间都定在训练结束后的一周举行，所以也不影响共产党在干校学员中秘密发展党员的工作。干校开办的两年期间，共有100名共产党员在干校任教员、指导员和学员。
干校是桂系当局开办的，在桂林以培训广西地方基层乡、镇、村、街干部，训练抗日基层骨干力量为主的省立公办学校。也是桂系以抗战为名，顺应时势，实则在于发展地方力量，巩固和壮大地方势力而实施的具体举措。由于办校实权交给了教育长杨东莼，黄旭初只是挂名校长。杨东莼既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单线直接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受聘干校教育长是请示上级党组织同意的；而且杨东莼还早在30年代就担任过广西师专校长，很有办学经验，办学成效也很大，在青年中有很高的威望，桂系同样希望借助他的威望为广西培养地方青年干部，以发展广西的势力。由于他在广西教育界声望较高，还是救国会成员，桂系请他在广西工作，这对团结抗战是有利的。为此，通过他的关系，也安排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和许多进步人士进干校任教员和指导员，而且许多教员和指导员就是他在广西省立师专培养出来的学生，从而形成了一个进步力量的核心。在教育方法上，他与徐特立商量，采取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教育方式，给学员输入抗日、民主、进步的思想。事实上干校的具体教育内容和实际工作都掌握在进步力量的手里，所以实际上也就达到了发展广西进步力量的目的与成效。
抗战时期在桂林创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由于基本执行的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立大学的教学模式，所以在当时就曾有“北有延安抗大，南有桂林地干校”之说。事实上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就是一所在国统区桂林创办的“延安抗大”。“抗大”即为抗日军政大学，“地干校”就是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当年干校围绕东郊天圣山脚下四周依山而建，在天圣山的南面是干校教员的办公区、大礼堂；北面是球场等活动场地；东边的松树林里是学员上课的校舍区和宿舍区，当年干校开凿的水井依然保存完好，水井的正北方还有校长黄旭初于民国二十八年题写的“天圣泉”字样。在天圣山东面半山腰上，当时镌刻的黄旭初以省主席名义题写的“天圣山”三个大字，今天还依然清晰可辨。离学员们教学区不远的南面，是附近最大的一个村庄，叫临桂大村。大村最南端的南岗庙就是日本人民在华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驻地，也是该支部领导人鹿地亘夫妇的住址所在地。
地干校的教学内容，是以坚持共产党的抗日持久战理论为主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地干校的基本教材之一。校方还经常组织时事座谈会，分析形势，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战时经济等专题课。除此之外，杨东莼还大胆引用从各地撤退到桂林的民主人士如姜君辰、秦柳方、欧阳凡海等一批文化人士，以及一些进步青年参加到干校的工作中来。还经常约请在桂林或路经桂林的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学者到干校开座谈会、作专题报告。当时干校就曾邀请了例如范长江、胡愈之、田汉、黄药眠、刘季平等人来干校讲课和进行相关专题报告。在教学形式上，又结合实际实行野外训练作战，在树林中结合训练实行分组，进行现场学习讨论。干校还经常与离干校很近的由鹿地亘领导的日本在华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进行交流互动，干校政治气氛十分浓厚，学员思想进步，学习非常活跃，训练效果也相当不错。由于干校各种活动开展较好，来自全省各地的学员在自己的家乡竞相宣传，以致干校名声大噪，要求报名参加学习的学员相当多。为表示广西在抗日培训方面成绩显著，广西当局还于1939年5月21日，特邀正在桂林的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叶剑英去天圣山干校为师生们作抗日战局与形势分析报告，并在桂系首脑白崇禧及一大群幕僚的陪同下，叶剑英骑着高头大马浩浩荡荡地来到干校为学员做《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可见当时共产党与桂系的关系确实很不一般。当时著名的文艺家、中共党员司马文森就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了《叶剑英将军谈战局》的通讯，对这次演讲所产生的影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从1939年3月2日开学到1940年12月31日奉命结束，在创办的两年时间里，共开办4期，共培养出1400多名具有一定思想认识的学员；开办特训班4个，举办训练7期，培养村、街长4000人，开办甲长训练班3期，培训甲长约300人。在出版方面，两年来共编撰各级训练教材38种，出版丛书12种，参考资料37种，达1000万字。在昆仑关会战期间，干校还在附近的大河乡和校园内设立桂南学员回乡抗日报名点，动员昆仑关附近各县及桂南地区的学员回乡发动抗战宣传，组织支前服务队和组建地方抗日自卫武装，干校还专门派出10名指导员，100名学员组成战地工作团，参加救治伤兵、组织运输、打扫战场、收容俘虏、协助防空、宣传抗战、动员支前等各种工作，在桂南前线工作两个月，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地干校虽是国民党广西当局开办的，但在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借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经验和教学模式，使地干校成为国统区一所新型的干部学校。它所培养的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乃至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中，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抗战时期桂系的两大文化机构的各种文化活动的开展，实际就是共产党与桂系合作抗日最成功的典范。
诚如干校的教育长杨东莼说的：“人造历史，不是洗脑子去造，是在某种客观条件下，才能写成一部历史。这客观条件不具备，这部历史便写不出来。”地干校虽然存在仅仅两年时间，但成绩显著，不同凡响，其根本原因是杨东莼和地干校进步师生以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立场为办学方向，紧紧依靠中共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的领导，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搞好社会关系，争取各方面支持的结果。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在干校中起骨干核心作用，使之成为桂系当局鼻子底下的红色据点，造就革命力量的大熔炉。
广西抗战教育的发展，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不仅广泛唤起了民众的抗战意识，而且直接为抗战服务，以抗战救亡为主线的教育内容，使学生抗战热情高涨，贴标语，搞宣传，发动民众，参加义卖，战地服务……最悲壮的是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师生还亲赴前线服务抗战，有的学员后来还成了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的英雄。
地干校在历史的夜空中闪烁着光辉，以她那团结进步的光芒，抚慰着当年地干校师生的心灵，洗涤心灵中的尘垢，引导学员寻觅真理。如今这束在历史时空中闪烁着真理的折光，已化为一种震撼生命的力量，一种建构和谐社会的人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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