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考虑到国民政府陪都迁往重庆，为国共合作对等，方便工作，南方局机构又决定改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到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批示南方局组织机构正式建立，16日南方局再报中央书记处电文称“……南方局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运输”。所以桂林“八办”对外是八路军设在桂林的办事机构，对内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关，担负着中国南部地区红色抗日指挥中心的重要角色。桂林“八办”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办事处的特别办事机构。
由于桂林这个地方比较重要，是中共南方局设立的首选之地，而桂林“八办”是当时共产党设在国统区办事机构中比较大的一个，当时在当地相关部门登记备案的具有正规编制的就有160多号人，同期的中共南方局与重庆“八办”是一体的，公开登记的编制也才只有20多个，而且“八办”还拥有一部悬挂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防空司令部牌照的雪佛兰小轿车，还有汽车队、摩托车、自行车等等，设备都是比较现代化的。这说明桂林“八办”非同一般，它担负着相当重要的任务。
在硝烟四起、全民动员的特殊年代，桂林地位特殊，地理优势明显。因为这个时候的桂林是中国大陆唯一通往海外最便捷的国际通道上的中继站，是新四军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在延安的党中央秘密联络的站点，也是中共地下党过往人员的必经之地，同时还是侵华日军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进攻中国南部以及中南半岛的必争之地。因此从战略意义上说，桂林是日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都十分重视的战略焦点。
作为战略要地的盘踞者，此时的新桂系是国民党内较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早在抗战爆发之前，即1924年，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代表的新势力打败老桂系陆荣廷取得政权。新桂系产生后，就着手实施了包括努力发展地方经济、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加强军队建设和军事训练在内的“三自”政策（自给、自治、自卫），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系。新桂系自身经济基础较好，在自己的地盘内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丰衣足食，它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将广西建设成为了全国模范省，具备与蒋介石中央集权相抗衡的一些能力。在日寇大举进攻，企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之际，他们率先表达了抗日的意愿，此时的新桂系也想利用抗战的机会冲出自己的地盘，进一步壮大自身的力量。1928—1929年的蒋桂战争和1930年的阎、冯、桂与蒋的中原大战，其实都有桂系想打出广西，走向全国的意图，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新桂系作为国民党内较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加上长期与蒋介石中央政权存在矛盾，为守住自己的家园，也想借机再冲出广西，扩充地盘。所以这时的桂系从多种因素考虑，打出“民族自救”的特殊政治旗号，表现出抗日的积极性，开启一些相对民主的政治措施，很自然地会成为中共中央在特殊时期开展统战工作的首选对象。
当时桂林“八办”建立时原定的一个重要历史任务就是代表党中央和南方局直接领导和引导桂林的抗日文化救亡运动。因为毛泽东同志曾经强调说：“在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中，有各种战线，就中国也可以说有文武两条战线，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为有效领导和引导聚集在桂林的广大文化人进行文化抗战，李克农带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切合实际的工作。首先李克农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安插大量中共地下党员到各个文化机构里工作或担任领导职务，比如派出人员深入到广西建设研究会和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等任研究员、指导员和教员，在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等文化机构里设立共产党支部，直接通过文化界的共产党员开展统战工作，进行领导和引导作用。此外，在他的组织下，办事处还带头参与了文化抗战宣传，组织义卖刊登中共重要内容的报纸。他利用“救国会”成员策划的“读书聚餐会”形式广泛开展文化人的统战工作。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尽力帮助安排文化人的工作、住房和生活问题，比如新安旅行团的经费问题、《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组织义演《一年间》筹款等。同时还积极策划、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如游行宣传、大型歌咏会等，尤其在昆仑关战役期间，组织强有力的支前活动，慰问前线演出。还让国际新闻社派出战地记者真实报道，写出了一批有价值的报告文学。
李克农的带头作用使得桂林的文化抗战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他还经常亲自出面，广泛、直接参与文化界活动。比如他自己就曾抽空编写了《坚持到底不妥协》、《反左右倾》活报剧和《日寇暴行》独幕剧等一些很有专业水平的剧本；为《救亡日报》撰写了《对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的希望》评论；创造性地指导生活教育社与漫画木刻界的刊物出版工作；提出《工作与学习》与《漫画与木刻》合二为一的办刊方式，每期更换封面等，使该刊备受读者欢迎；同时针对国民党反动特务的破坏，他还具体指导了《新华日报》和《救亡日报》如何改变投递方式，巧妙躲过国民党当局的新闻限制和邮局的检查刁难等等。
由于办事处卓有成效地深入做了文化界各个层次的统战工作，同时又积极领导和参与桂林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工作，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空前活跃，文化成就繁荣多产，因此被誉为战时的“文化城”，这使桂林不仅在国统区，而且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给抗日前线的将士们极大的精神鼓舞，也最大限度地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办事处为起到带头和推动作用，还直接组建了自己的宣传队，积极利用各种方式带头开展文化活动、组织宣传演出。他们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排练，在大街上演出自编、自导的节目。由于他们几乎都是办事处的人员，所有人都派上了用场，分别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就连李克农自己也扮演了他编写的《日寇暴行》独幕剧里的老日本鬼，他最小的儿子李伦则扮演是的“小日本”角色，这才有了李伦抗战时期在桂林的“特别声明”故事。
本来李伦当时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只有十二三岁，作为李克农最小的儿子，应该跟随母亲在安徽芜湖老家生活，但无情的战争很快打破了李伦宁静的生活，老家所在的地区很快成了侵华日军的战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母亲赵英只好带上李伦这个当时还十分顽皮的小儿子来到桂林投奔父亲。其实李伦原来也不叫李伦，而是叫“李润修”。自从润修在桂林被“业余”利用扮演“小日本”后，经常在办事处和大街上演出，他就十分出名了。由于刚来桂林不久，办事处许多人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见到他打招呼时就很自然地叫他的角色“小日本”了，久而久之，不仅办事处人员不知道他的真名，就连办事处附近的居民见到李伦，也打招呼叫他“小日本”。这下可把小润修急坏了，再叫他“小日本”，他不干了。因为在他的概念中虽然还不明白“日本”、“日本人”、“日本鬼”、“日本鬼子”是什么意思，但通过扮演的小日本兵，他知道“小日本”肯定是不好的，甚至是“坏人”、“坏蛋”的代名词。所以，当有人跟他打招呼或者开玩笑叫他“小日本”时，他就会急得脸红脖子粗地反驳道他不是“小日本”，他叫“李润修”。他越急着争辩，人们越跟他开玩笑，这让小润修更加“恼火”了。以后见人不等别人开口说话打招呼，他首先就说“我不是小日本”，“我叫李润修”，并且急于阻止别人叫他“小日本”。他还在办事处机关的楼上楼下到处粘贴“特别申明：我不叫小日本，我是李润修”。尽管小润修到处贴“特别告示”、“特别声明”，办事处的人员为了缓和平常工作繁重、紧张的气氛，也总想找些放松神经的乐趣。再加上李克农本身就是个十分平易近人的人，能够让大家调节一些气氛，也乐得其所，并不在意大家跟他儿子开玩笑。所以大多数人还是不肯放弃“小日本”这个带来很多乐趣的叫法，并加上小润修的名字“小日本李润修”来跟他开玩笑。小润修“声明”不行，贴“告示”也达不到目的，只好央求他的父亲李克农帮他改名字了，表示坚决不要再叫“李润修”了，他知道现在办事处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把他“李润修”的名字等同“小日本”了。而李克农考虑到大家工作都很忙，没有人来专门管他的小儿子，也不能让小润修每天都在办事处里窜来窜去，所以他就借助佛教里的“轮回转世”说法，将“李润修”改名为“李伦”，意思是让“李润修”通过参加抗日的工作来做一个人生的轮回转世，所以就叫“李伦”。李伦也被安排在电台室当学徒，成为桂林办事处里最小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办事处里唯一的一位从事抗战事业的“童工”。
桂林“八办”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带头从事抗日宣传的工作，使桂林各项文化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较好地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桂林的文化抗战是中华民族全局抗战的一个侧面，它以极为特殊的方式参与到全民族抗战的行列中，以深层次的文化艺术形式触动了长期受封建思想禁锢麻木了的广大普通百姓的灵魂，重新唤起了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热情地动员他们参战抗战，将他们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成为强大的抗日力量后备军。如果说没有文化抗战的理性高扬，反侵略战争就不可能在中国内部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因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牺牲之重、作用之巨，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没有文化抗战的精神动力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正是文化抗战这面理性高扬的旗帜，使得抗击侵略的军队获得了民心，获得了社会最底层的支持和呼应，真正建立起了军心、民心一致的铜墙铁壁，打了一场全面反侵略的人民战争。
去过桂林“八办”纪念馆参观的人们，还能在展览内容中看到办事处警卫战士吴志坚演出京剧时的剧照，这说明当时办事处自己宣传队演出的活动是十分频繁的，同时也会知道抗战时期的桂林还有抗战“文化城”这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抗战的历史虽然远去，回眸这段特殊而艰难的历史岁月，以及这段历史中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现象，确实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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