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老鸳鸯”，不是水禽，而是指一对儿五十多岁的老夫妻。因为这对儿夫妻不论何时何地，不管是出工干活儿还是小组学习，女的总是跟着男的，坐在一边看着男的干活儿，听着男的开会发言，永不分离，风雨无阻，形同鸳鸯一般。更巧的是男的姓袁，女的姓杨，合在一起，正好是“袁杨氏”，与“鸳鸯”谐音。
据知道他们底细的人说：这个老袁，原来是个国民党职业特工，不过并不是军统局息烽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嫡系分子，而是从华北杂牌军那里被蒋介石收罗过去的。20世纪50年代，他从台湾被空投到广东，一落地，他自知在群众的天罗地网下根本无法潜伏，更无法进行活动，于是就向广州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了。
这个杨氏，据知道她底细的人说，从前年轻的时候，原来是门头沟煤矿的一名暗娼，是当时当地有名风流的“小白鞋”，还是矿上某个地头蛇的情妇。解放后地头蛇被枪毙，她先后跟过好几个主儿。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认识老袁的，总之是我到清河农场的时候，据说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杨氏没经过劳改，不在农场职工编制之内，只是个“职工家属”的身份。
这两个人的来历都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怪就怪在像老袁这样的老牌特工，按说应该是个十分能干的“全才”才是，即便不像小说、电影中所描绘的007那样精通几国语言，善于应对突发的情况，长于化装，飞机、汽车都会开，枪法特别准，发报、滑雪、溜冰、游泳样样会，能够在各种各样意外情况下保护自己、完成任务并安全脱逃吧，至少应该聪明机灵，善于随机应变才是；身体也应该很棒才是。可是实际上老袁的知识范围很窄，生活能力极差，体力也极弱，干什么都不行，走路慢吞吞，连说话的声音也是瘖哑的，是个窝窝囊囊的干瘪老头儿，只能干点儿不动脑筋不花力气的杂活儿。在马号值班，电灯灭了，他连换根保险丝都不会，宁可摸着黑走半里路找电工来接上。在小组会上发言，不知道以色列是什么国家，也还情有可原，有一次说起“帝国主义”，他的解释居然是：“帝国主义可分两类，一类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像英国和日本，因为他们国家有女皇和天皇；另一类是名义上的帝国主义，像美国和德国，因为他们国家没有皇帝。”又有一次说起“水平线”，他说水平线是绝对水平的，不论太平洋还是大西洋，都是展平的镜面。因此，地球并不是正圆形，而是像一个苹果两面各切去一小块。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却一本正经，说他的话绝对正确。
有人开疑他这是假装的，但我冷眼旁观，认为他并不是装的，也不是那种“大智若愚”式的人物。因为他的身份已经很明确，没有必要再为自己的身份掩护了。
以上种种，都还不奇怪，真正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像他这样一个“干过大事”的人，却被一个老妓给治得服服帖帖，她叫他怎么就怎么，让他往东不敢向西，让他下面条不敢蒸馒头，呼来唤去的，老袁竟不敢说个“不”字。
星期天两口子包饺子吃，包完了以后，必须让她吃饱了，然后老袁再吃。不但饺子要老袁煮，还要让他一锅只煮10个，一锅一锅接着煮，多煮一个不许，少煮一个也不行。
他出工，在菜园干活儿，他那老婆先是跟到菜园，然后在地头一坐，看着他干。收工了，跟着他一起回宿舍，再一起到食堂买饭，风雪无阻，天天如此。别人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跟，她振振有词地说：“我得监视着他，我一离开他，他就往台湾发报！”
他铡草喂马，他老婆给他打下手，往铡儀里喂草。中队考虑到这是两个人干的活儿，也给他老婆开一份儿临时工的工资。
他在马号值夜班喂马，他老婆也在旁边陪着。这可是一个人干的活儿，中队不但不给他老婆开工资，连夜班饭也没她的。她就与老袁分着吃那一份儿夜班饭：一共二两五面条，一人吃一两二钱五。
老袁的年纪其实还不到60岁，但是满脸皱纹，牙也掉得差不多了，看上去比70岁的人还老。他既没钱也没劲儿还不风趣，照我看，任何一个年轻女人都不会看上他，但是那老妓的醋性却特别重，只要老袁跟别的女人说一句话，她当场就翻秧子，说他“有外心”了。菜园工不是女的就是老的，老袁在菜园干活儿，总免不了要跟女工说句话，但却每每为此闹得天翻地覆、沸沸扬扬。有些女工为了逗她生气，故意没话也要跟老袁说上几句，目的就是要他老婆出来一场大闹，逗大家一场大笑。
正因为如此，他在菜园干不了多久，队长就把他给调出来干杂活儿了。
他老婆的醋意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用这样的实例来说明：每晚睡前，他老婆要把房门用锁在里面锁上（她家的房门特殊：内外都安有钌铞儿），把锁房门的钥匙锁进桌子上的一个木头匣子里，再把锁匣子的钥匙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这还不算，等老袁上床以后，她还要在床前撒上一层炉灰，第二天早上先看看炉灰上有没有脚印。据说这都是为防老袁半夜里溜出去跟“浪娘们儿”偷情。纯粹一个性心理变弁的典型！
她这样作为，老袁都能够忍受，就已经够可笑的了。更可笑的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于家岭西村距离丰南震中只有50公里，房屋几乎全部倒塌。那天夜晚，他老婆按例把房门加了两重锁，当大地开始摇晃的时候，他老婆来不及先开木箱取出钥匙来再开门，手足无措了。幸亏老袁是受过特务训练的，急切间还懂得应急的办法，一脚把窗户踹开，先把他老婆推出窗外，然后自己爬了出来。只差几秒钟，两个人就都砸死在房间里了。大地停止颤抖以后，从屋里逃出来的人纷纷聚在一起讲述自己是如何逃离房间捡得一条性命的经过，他老婆也在有声有色地叙述自己如何锁的房门，如何来不及开锁以及老袁如何踹开窗户抱她出来的故事。就在她讲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儿四溅的时候，有人发现他们两口子全都赤裸着身体，喊了一声：“老袁，你没穿衣服！”他老婆这才醒悟过来，转身跑了。她的房间只塌了前脸儿，正好爬进去取她的衣服。幸亏这时候没发生余震，要不，好不容易捡回来的一条性命，又要送走了。
1979年底，被错划的右派首先落实政策。政府也悟到了“劳改队只进不出”的政策，使得公安局的包袱越背越重，不得不开始“卸包袱”，能够放的尽量放。老袁这样的老牌特工，由于失去了作用，更不怕他逃跑，终于也被放了出来。有人看见，他们两口子在丰台开了一家小饭店，生意还可以，生活状况也不错。
1976年3月，我和娟结婚以后，从浙江回到了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西村。我走之前，由宣传员赵植林张罗着收了哥儿几个105块“份子”钱。这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每月只有30多块钱收入，每逢中队里有人结婚，就是好朋友，一般也不过送3块5块钱的贺礼。我的人缘儿好，面子大，朋友们一送就是5块10块，没有一个送3块钱的。如今我新婚归来，除了房间里放着喜糖和烟卷儿招待前来拜访的人之外，对于送过贺礼的朋友们，总也得有点儿表示才是吧？
我离开缙云的时候，娟就想到了我回农场以后如何请客答谢的问题。她给我从食品站买来一个十几斤重的腌猪头，又请老丈人专门为我做了七八斤纯瘦肉的小香肠，加上腊肉、炸白薯片儿、黄花儿菜等等土产，装了整整一旅行包。回到农场，我又买了几斤肉、蛋、蔬菜和二锅头之类，请食堂的掌勺师傅给我做了两桌菜，就在我住的房间里，专门招待送过贺礼的朋友们。
清河农场的就业人员大批疏散到山西去以后，各分场的空房很多。我们原来是五六个、七八个人住一间房，如今有了那么多空房，就纷纷自动地搬进空房里去住。房子没人住，反倒坏得快，所以队长也不制止，只要求一个班不要分得太散，找个人开个会也方便些。
地震之后，房子倒塌了一多半儿，人人都住临时搭的防震棚，后来才有那胆子大的陆陆续续搬进房间里去住。与我合住一间窑洞的是天津人刘元凯，外号人称“大学问”。
“大学问”只是外号，并不是说全中队就数他的学问大。解放前，他在轮船上学徒，学会了开轮船。解放后，据他自己说是在轮船上当二副，因为脾气不好，打了人，被送进公安局来的。是不是当过二副，我不知道，脾气不好，却是公认的事实，因为他动不动就跟人瞪眼睛吵架甚至动手。
我是全中队脾气最好的人，没跟任何人吵过架。中队里脾气最坏的是陈竞斌，一个国民党投诚起义的团长，1950年因为大小老婆吵架吵到派出所，结果以重婚罪被抓了进来，却为此一辈子也出不去，两个老婆连一个也没有了，所以情绪极坏，脾气十分暴躁。全中队二百人，有一百九十八个人跟他吵过架，就是没跟我吵过。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他自己了。我对付他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是不惹他，一个是不理他，再加上一个能够依着他的尽量依着他。所以地震之前，队部安排我和他住一屋，我们果然好几年来相安无事，不但没有红过脸，他还把扫地、挑水、生炉子这些事情都包了。地震之后，我被调到居民点外的水泵房去管理大白菜，陈竞斌因为年纪大了，调到老年休养队休养去了。大白菜收割以后，我回到西村，就被安排与刘元凯合住一个窑洞，也是避免他与别人合不来老吵架的意思。
窑洞分内外两间，他住外屋，我住里屋。我爱写作，躲在里屋怎么写外屋看不到。他爱整洁，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与利益冲突，所以也从来没吵过架。
他父母双亡，天津老家只有一个妹妹。据说他妹妹有一个儿子，算是过继给他的，但很可能是由于他的“二劳改”身份，他名义上的儿子对他也不怎么好，所以也很少见他到妹妹家去。他除了早晨起来举举自己用汽车旧轱辘做的“土杠铃”之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也不看书报，在中队里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属于那种孤芳自赏、与他人不相往来的性格孤僻的人。但人品绝对正派，只要不惹他，他也绝对不会主动惹别人。
他最不满意的事情，当然是长期不能离开劳改农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过就是打了一场架嘛，到如今老都老了，还不放我，这叫嘛事儿？”他的脾气不好，跟他的牢骚不满当然有直接关系。
他原来也幻想有朝一日会放了他，那时候，再正经找个工作，找个老婆，安度晚年。可是一等两等，二十几年过去了，从二三十岁等到了四五十岁，离开劳改农场的事儿还是连影子都没有。
以前，他从来没考虑过要在农村娶个媳妇儿，自从我在缙云县老家娶了个老婆娟，特别是请朋友们吃了一顿饭之后，他的思想活动起来了。他悄悄儿地托我：要是有合适的，是不是可以在缙云帮他物色一个。
我在给娟写信的时候，提起了他的希望，并如实介绍了他的大概情况。不久娟来信说：她三妹妹那个村子的小学里，有个彭老师，丈夫死了好几年了，如今还没有再嫁，只有一个11岁的儿子。这个彭老师，以对待丈夫好而出名。她丈夫生病期间，她背着丈夫上医院、上厕所，一直料理到丈夫咽了气儿。她三妹妹跑去问彭老师是不是还想再结婚，如果还有这个意思，可以给她介绍一个外地人，彭老师答应可以考虑。如今拿来了地址，请老刘先给女方写封信，下面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商量。
我把联系结果告诉了老刘，让他自己写信。老刘虽然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凭，但是一笔字写得很漂亮。他们先是通信，接着交换了照片，双方都没有意见之后，亲事很快就定了下来。于是，他也打报告请婚假到浙江结婚去也。
半个多月之后，老刘回来了。他平时很注意锻炼，以身体强壮出名，但是这次回来，却显得精神萎靡，气色不佳。我想他出门在外，旅途劳顿，又没钱坐卧铺，在中途上火车的人，连个座位都没有，一路辛苦，可以想见，消瘦一些是必然的。
后来谈起办喜事的情况，他这才说：到达彭老师的学校，才知道所谓的“村小”，原来是一座破祠堂，全校只有三个老师。她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当天夜里，他和彭老师就同床了。同床睡的，还有那个十一岁的儿子。没有空房，反正就要结婚的，提前同床，倒也无所谓，别扭的是床里面还有个那么大的儿子，可真不习惯。好在他一进门，就给儿子买了钢笔、球拍之类的礼品，儿子倒不拒绝接受他，而且一上床之后，不久就呼呼睡着了。这些都还在其次，最令他尴尬的是：女方性欲要求极高，第一夜考虑到新婚又加久旷，热烈一些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接下来不但是夜无虚度，而且一夜数度，还意犹未尽。特别是临离别的前一天夜里，彭老师居然提出“今天夜里咱们不睡了”。他觉得自己实在招架不住，说了一句“我还想再活几年呢”，招得彭老师很不高兴。就为这个，他很开疑彭老师以前的丈夫，是生生地让她给折腾死的。
我说：“据我三妹从侧面了解，彭老师自从丈夫死了以后，并没有什么风流事件传出来过，从人品上说，是没有问题的。她丈夫死了多年，如今有了丈夫，而且又是个一年只能相见十几二十来天的丈夫，从你身上寻找失去了的青春，也是正常的。问题倒是出在你这方面。你劳改前没有结过婚，劳改了十几二十来年，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你们两个应该是干柴烈火，没有想到她这一股烈火，碰到的竟是一根湿柴！”
他笑了起来说：“我结婚，是为了寻求晚年的生活幸福，包括性和谐在内。我可不能图一时的痛快，来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不是等于自杀么？”
在这以后的半年多时间中，我见他们不断有书信往来。一次偶然问起他们最近都在谈论些什么主题，他说：“千句话并作两句话，不外乎两件事情：一是催我赶紧回去探亲，二是催我多多寄钱。钱我每月照寄，多了没有，10块20块的还行。要我立刻回去探亲，这个我办不到。即便我想回去，队部也不会批准。再说，我一个月挣36块5角，把钱都寄给她了，我拿什么做车费呀？”
又过了一些日子，他终于告诉我，他要到浙江去了。我问他是不是探亲假批下来了。他说：“请假探亲不批，请假离婚难道也不批么？”我吓了一跳，问他：“你要跟她离婚？”他说：“这可不是我提出来要离婚，是她提出来的。她说：‘你要是回不来，咱们不如离婚的好。’我看有这样一个媳妇儿是累赘，长痛不如短痛，离了倒比不离更好。”
没过几天，他果然到浙江离婚去了。
据娟来信说：老刘回去以后，还是和彭老师同床住了好几天，后来可能老是谈不拢，或应付不了差事，终于离婚了。办完手续以后，老刘就住在我老丈人的家里，要求另外给他介绍一个“能够在一起过日子”的女人。
这事情使娟很为难，又不是买毛巾、袜子，哪儿能这样方便？劝他先回去，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通知他，他却非“坐等”不可。
娟无可奈何，只好托朋友们代为留意。不久就有个朋友来说：镇上有个寡妇，带着三个女儿，靠她一个人做豆腐设摊叫卖维持生活。家里有两间矮小阴暗的旧房。那女人的人品是极好的，待丈夫更是出名的好，只是个儿矮些，脸上还有雀斑。让他们两人见了面，居然双方都满意，一谈就妥。三个孩子见了老刘，都很亲热，一口一个叫“伯伯”。更有意思的是：把他带去见孩子的爷爷奶奶，老两口儿也很喜欢他，当场就认他做干儿子。在他们看来，老刘身强力壮，又是挣工资的居民户口，不但是个顶门立户的男子汉，而且是进门来帮他们抚养三个孙女儿来了。
老刘在这家人家中受到了上下老少的十二分尊敬。家里有点儿好吃的，总留着给他吃。不久老刘提前办了退休，把户口迁到了缙云县。那时候劳改队里也进行了工资改革，他一个月有八九十块钱的退休金，这笔钱，在当时的农村就已经算是相当多的了。为了增加收入，经人介绍，他先是在镇上的中学刻蜡版管文印，后来校长见他是个老实可靠的人，就让他专管学生宿舍的房门钥匙，等于是保卫人员的意思。
1982年，我回家去探亲，正赶上他家里宰猪，他老婆叫他给我送来一块肉。我打听他的生活情况，他说两个大点儿的女儿先后出嫁了，小女儿招进一个女婿来，对他也很尊敬。只是住房狭窄目前还没解决，不过队里已经批下一块地基来，难的是手头钱还不够，正打算明年与女儿、女婿一起到广东去养鸭子，赚回钱来盖房子。
相比起来，在我所认识的“二劳改”中间，老刘的晚年，算是比较幸福美满的。他急流勇退，还不太老就做了撤退的准备，不管怎么说如今总算有了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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