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爱新觉罗家族中最小的一位“郡主”。满语“爱新觉罗”就是“金子”的意思；“末玉”嘛，当然就是最后的、最小的一颗掌上明珠啰。
说起这个“末代郡主”的身世来，如果历史倒退一个甲子，她的家世，的确是显赫一时的，因为她的父亲就是清末八大亲王之一的肃亲王善耆。
1912年，正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肃亲王在日本势力的帮助之下，举家逃到天津，搭上了日本人事先安排好的军舰，直奔当时是日本租借地的旅顺港定居，然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复辟活动。
肃亲王有一个正妃、四个侧妃，一共生有三十八个子女，其中二十一个儿子、十七个女儿。最小的第四个侧妃，生了三个女儿：最大的叫显玗，汉名叫金碧辉，中间一个叫显瑠，最小的一个就是1918年在旅顺出生的“十七格格”金末玉，正式的满族姓名叫爱新觉罗·显琦。
肃亲王投靠日本，到了旅顺之后没多久，就把显玗送给了日本浪人川岛速浪作养女，还给她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做川岛芳子。——她可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不论在中日关系史上还是在抗日战争史上，她都是一个“榜上有名”的人物。
肃亲王的复辟美梦一做就是十年，虽然他已经全力以赴，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到了1922年，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人世。不到一个月，金末玉的生母也去世了。“王府”中的事务，暂时由毕业于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排行第三的女儿显珊掌管。两年之后，显珊把六岁的小妹妹显琦送进旅顺第二寻常小学，小学毕业之后，又升入了旅顺高等女校。
金碧辉比金末玉大十二岁。金末玉还没出生，金碧辉就被送到日本去了。所以她们虽然是一母同胞的亲姊妹，却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1927年，改名为川岛芳子的金碧辉在日本经过特务训练以后，奉命回到旅顺来与蒙古巴布查布将军的儿子干珠尔札布结婚，九岁的金末玉才第一次见到这个二十一岁的亲姐姐。
出于金末玉意料之外的是：她的这个姐姐，竟剪着短发、穿着男装，有时候还穿着日本军队的马裤马靴，不但像个男人，在家里也趾高气扬，颇为蛮横，大哥和三姐对她的印象都不怎么好。三姐甚至还叮嘱金末玉：以后要离她远一些。
这次满蒙王族联姻，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是婚后芳子发现甘珠尔札布胆小怕事，无力肩负复辟前朝大业，于是1930年10月，她只身前往上海，来年就和丈夫正式离婚了。
在上海这座十里洋场的都市里，川岛芳子很快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同居。田中隆吉实际上是日本陆军驻上海的特务机关长，芳子开始参与情报活动，并协助策划秘密行动，其间较著名的是1931年初设计日僧滋事引发日军军事干预的“一·二八事变”，以及“九·一八事变”后协助将溥仪的妻子婉容从天津秘密送往旅顺。
1931年，伪“满洲国”在长春酝酿成立，改长春为“新京”。伪满成立后，川岛芳子获得一个更为广大的政治舞台。她与关东军军部的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结识，并向他们要求自己带兵。日军见她有清室血统，多少仍算是一面小旗帜，就把原张宗昌的旧部5000多人交给她，号称“安国军”。从此，川岛芳子穿上日本军官制服，腰挂日本军儀，却改用中国名字：金碧辉。
这以后，这位“安国军司令”一直使用“金碧辉”这个名字。掌握了一支军队的金壁辉，毕竟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没有日本军人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纪律，她的行径更像中国旧式军阀，或者说是一位胡作非为、不受任何管束的皇室格格。她的手下军纪败坏，引起民愤；她本人则大摇大摆，作威作福，甚至以上级的口气干预日本宪兵队的工作。
这时候，川岛芳子在长春已经是个很出名的人物了。她把显瑠、显琦两个亲妹妹都弄到长春去，安插在新京高等女校寄读，而且时常到学校去看望她们。这以后，金末玉才渐渐地对自己的姐姐开始有了好感，也时常到她家里去玩儿。每逢星期假日，川岛芳子只要有空，就带金末玉去郊游，或者到舞厅、球场去玩儿。
金末玉与川岛芳子亲近起来了，倒引起她大哥的忧虑，怕她近墨者黑，跟姐姐学坏了。正好她大哥要到日本去留学，就决定带这个小妹妹同行。
十三岁的金末玉进了日本最有名的贵族学校“学习院”读书。六年之后，又考进了东京女子大学英语系。金末玉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侨民在日本受到排斥，她与大哥及日本嫂嫂只好离开日本，经长春回到了北京。
金末玉回国以后，在王府井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工作。这时候，已经很有名气的川岛芳子也在北京从事特务活动。她要求金末玉搬到她那里去住，但是长大了的金末玉对这个姐姐的所作所为很不以为然，坚决拒绝。这一下子得罪了姐姐，金碧辉就带着一帮人闯进了金末玉的家里，居然拔出军儀来威逼。金末玉见姐姐如此蛮横，也不买账，理直气壮地顶撞，引得川岛芳子大发雷霆，举起军儀来，先砸橱柜门窗，接着猛击金末玉，最后还是在大哥的劝说和制止下，金碧辉方才带领众打手扬长而去。从此姐妹视同陌路，金末玉也没有再见过这个姐姐。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川岛芳子在北京监狱被处决，金末玉才在报纸上看到姐姐血肉模糊的照片，但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1948年秋天，解放军即将包围北平，时局紧张起来。她大哥先将日籍妻子送回日本，接着自己也去了香港。已经三十岁的金末玉一直没有结婚（据她自己亲口给我说：她曾经对自己的家庭教师有过好感，但是没有进入恋爱阶段，就分离了），却要负担起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大哥的四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大哥的老保姆和老保姆的女儿。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都是只会花钱不会挣钱的主儿。她自己收入不多，为了维持生活，只好一件一件贱价变卖家中的物品。本来就是破落贵族的家庭，渐渐显出萧条的景象来了。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金末玉失去了公司的工作。1950年，正在一家人生活无着走投无路的关键时刻，大哥从香港汇来了一笔钱，数目并不多，如果不开源节流，九口人也吃不了多久。与家人及政府商量的结果，她用这笔钱在家里先办了一家西餐馆，因为没有生意，后来又改办了一所“益康家庭食堂”，专门经营四川风味名菜，一时间生意相当红火，居然成了北京当时的名店之一。艾青，吴祖光等名人，都去顾过。
收入逐渐增多，一家九口的生活方才安定下来了。
金末玉爱好书画。一天，她在画店看见一幅著名画家马万里画的水墨荷花，画得极有气派，很是喜欢，就向画店经理打听马万里的情况。画店经理告诉她：马万里是我国南方著名的花鸟画家，1942-1944年曾任桂林榕门美专校长，妻子与他感情不合，已经离婚，目前住在北京的大女儿家里。但是他女儿房子狭窄，连放一张画桌的地方都没有。他心情压抑，精神有些失常，几次想自杀……
金末玉很同情这个画家，通过画店经理，她跟马万里见了面，两人谈得颇为投机。随着见面的机会增多，两人的感情日见融洽，金末玉就盛情邀请马万里住到她家里来，给他布置了一间颇为像样的画室。不久两人就宣布结婚，比她大十五岁的马万里，从此成为她家的第十个成员。
1956年6月，金末玉考进了北京编译社，在日文组当翻译。有了正式的工作，她干脆把饭店关了，把家搬到编译社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打算发挥自己的所长，全力投入翻译工作。
这一年秋天，北京西直门外的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举办首届日本商品展览会，金末玉奉命在这次展览会上当翻译，当然免不了要接触许多日本人。当时肃反运动刚刚结束，人们对外国人十分敏感，何况金末玉是这样的家庭出身，父亲和姐姐又跟日本有过那样的关系，哥哥还在香港，而她自己也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为此，她被当作“里通外国分子”注意上了。到了1957年整风运动，她终于成了众矢之的，揭发材料越来越多，问题也越解释越严重，不过倒没有划她为右派分子。到了1958年2月1日，快要过年了，她终于无法逃脱厄运。那天她刚下班回家不久，一辆囚车忽然开到她家门前停下，一下子下来十几名警察，涌进她家，其中一人拿出逮捕证向她晃了晃，说声：“金末玉，你被捕了！”一副铐子，就铐上了她的双手。
囚车开出她家的胡同，透过囚车后面的小铁窗，她看见丈夫带着一群嚎啕大哭的孩子正在大门口目送她远去。
逮捕她的理由是“叛国”，是“里通外国”。这当然是莫须有的。中国大陆经过肃反和反右两次政治运动的锻炼，培养出一批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积极分子”来，他们只要随便一分析，就能够把一个忠心耿耿的爱国者分析成卖国贼，何况金末玉是个平时言语不太谨慎的人呢！
不过案件到了法院，倒是相当“慎重”的。一拖拖了六年，直到1964年，正在草岚胡同四号的羁押所劳动的金末玉忽然被叫到了办公室，一个看守“代表政府”庄严地向她宣告：“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十五年。……”
尽管金末玉也大声呼喊过“冤枉”，但这没有任何用处，那时候，不少监狱，如果犯人执意“上诉”，会以“不认罪”为理由加刑，特别是反革命犯。那时候，判刑的根据不仅仅是罪行，“态度”也是量刑轻重的根据之一：罪重态度好，可以轻判；罪轻态度不好，却可以重判。她幸亏没有以身试法，没有加刑，而是立刻被转送到著名的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开始正式的“服刑”生涯。
两年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金末玉从报纸上看出这一次的运动来势非善，估计到马万里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缘故受到牵连。当时的马万里因为她的被捕受到了刺激，精神又不大正常了。为了保护他不受更大的打击，惟一的办法，只有与他离婚。她给马万里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没想到他却坚决不同意，一定要等到金末玉刑满出来夫妻团圆。见丈夫的态度如此坚决，从来不流泪的金末玉，也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没过多久，她被队长叫到了办公室，一个从南宁来的法院干部拿出一张离婚判决书来要她签字。据此她知道马万里已经到了南宁，其余的事情她就不可能知道了。她的惟一权利，就是在判决书上签字表示同意。
事后她才知道：自从金末玉被捕以后，马万里的精神状弁越来越不正常。“文革”开始以后，他在广西南宁的妹妹生怕哥哥出事儿，曾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因为他是著名的画家，终于由广西统战部出面，让马万里移居南宁。大约就在移居前后，他女儿和他妹妹劝说他和金末玉离婚，并且代他写了状子递到了南宁法院，这才有了南宁法院干部来北京出差的那一幕。不过离婚之后，马万里也没有幸免于难，最后他还是因为“是大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夫”而被迫害致死了。
十五年的监狱生活不好过，也终于熬过来了。1973年，五十五岁的金末玉终于服满了十五年有期徒刑，被送到清河农场就业女队来开始那没有期限的“二劳改”生涯。
十五年的监狱生活，她过怕了；拥挤的统铺，她睡怕了。好不容易十五年刑期熬满，所得到的，只不过是换个地方，依旧是劳改队，依旧是天天出工，依旧睡那几十厘米宽的统铺，依旧吃那青菜萝卜，所不同的，只是有了27元工资，有了吃青菜还是吃萝卜的自由选择，但是所有开支都要从这27元工资里面出，再也不像蹲监狱那样有衣服被褥和日用品可发了。
十五年的铁窗生涯，她落下了关节炎、腰痛、痔疮等等许多病。颠沛流离加上劳改度过了大半生，本来希望劳改释放以后可以好好儿过几天安生的日子，好好儿治一下病的，没有想到的是：过去的十五年，是有期徒刑；接着而来的就业，意味着要永远在劳改农场继续“改造”。每每一念及此，就不由得浑身哆嗦。
特别是有一次她去场部礼堂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发现四周的人似乎都在看她，还听见近处的几个人在窃窃私语：“你看，这就是大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妹！”“她爸爸是清朝的肃亲王，是个卖国贼！”她万万没有想到，她来农场时间不长，可是竟有这样多的人知道了她的身世。她觉得自己似乎是在被示众，再也坐不住了，没等节目开演，就溜回了宿舍。
尽管她是就业女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但有道是“入乡随俗”，既然来到了就业队，也知道女就业的惟一能够改善生活状况的方法，就是嫁一个男就业人员，求得有一间小小的房间，算是自己的“小天地”。星期日，丈夫可以出去打柴火或捕鱼摸虾，自己可以在家里包饺子、擀面条，改善改善生活，也得到一丝儿家庭的幸福，叙一叙最低水平的天伦之乐。
于是，这个精通英语、日语的女学士，为了一间小小的房间，为了有一片宁静的自由小天地，只好决心降低条件嫁人了，而且只求嫁一个劳改释放的“二劳改”！
金末玉想结婚的消息，当然是高回的新媳妇儿小季带来的。高回与我谈起此事。我数遍了中队里五十五岁以上未婚的“老就”，年貌相当的，似乎只有一个人：施有为。
这个施有为，上海市人，解放前一直在上海当水上警察。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与几个朋友来北京出差或旅游，在前门外的一家饭店吃饭，饭后算账，大概相差十几块钱，可谁的身上都没钱了。服务员说他们存心诈骗，他光火起来，抹下手表往桌子上一拍，说声：“不就十几块钱的事儿吗？我这手表是一百多块钱买的，押在你这里，明天我拿钱来取，还不行吗？”
按说，这应该是可行的，关键就在于他说话的态度，不是恳求的语调，而是气愤的语调。服务员听了不但不买账，而是把警察给叫了来。到了派出所，他还是态度强横，不肯认错。于是小事酿成了大事，最后以“无理取闹”罪给判了“劳役半年”的处分。
“劳役”不算判刑，是20世纪50年代处理“轻微犯罪行为”的一种措施，比拘留稍重，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强制劳动”。按照当时的政策，劳役期满，是应该回原单位的；但是他的运气不好，正好赶上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他的原单位根据他解放前当过水上警察、现在又因为无理取闹在北京服劳役，干脆就把他给除了名。这样一来，他劳役期满，本来是有单位的，倒变成无业游民了。他在服劳役期间，倒是表现得很积极，劳改单位的领导对他颇有好感，就婉言留他，劝他干脆就在劳改队当个职工算了。那年月，劳改队的职工与社会上的普通职工待遇是一样的，工资待遇也不比普通职工低多少，反正他也没媳妇儿，上海只有一个老娘，只要自己有工作有收入有饭吃就行，就点头答应了。
于是他这个户口和工作原来都在上海的人，因为到北京来旅游，因为跟服务员吵了一架，因为服了半年劳役，因为赶上了肃反运动，因为当过水上警察，因为……从此就变成有了正式北京户口的北京人了。
他在劳役改造部门干了几年之后，国家取消了劳役改造，他就被合并到清河农场来。十几年时间中，他学会了水稻栽种技术，当上了中队技术员，是全中队惟一的一个五级工，工资有50多元，比警察衔儿的“小队长”还高，而且也算是个“土专家”了。他不但工资最高，资格最老，关键在于他是清河农场的“老河底子”，各分场上上下下都有熟人，要办一件事情，比我们这些新来的人要方便得多。
十几年来，施有为从来没考虑过娶媳妇儿的事情。因为各分场的老职工，凡是有媳妇儿的，他们的家都像施有为自己的家一样。到了假日，他不是没有地方可去，那些朋友的孩子，不论男女，都跟他很亲，就像是他自己的孩子一样；馋了，想吃点儿什么，衣服破了，需要缝缝补补，都有人管。但那终究是人家的家，在人家家里吃饱了喝足了，把钱也撒在人家家里了，回到自己的房间，依旧是孤衾独宿，冷冷清清。三十多岁的时候还无所谓，年纪越来越大，这种孤独感和失落感也渐渐地袭上了心头。所以我给他一介绍金末玉的情况，他立刻表示愿意，怕只怕人家是个日本留学生，而他仅仅是个初中毕业生，而且还当过旧警察，很可能人家会不乐意。
这也是我惟一感到两人不相配的地方。但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有多少学问高深的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劳改以后当了“老就”，娶的还不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姑娘？有人说这是错位的婚姻，因为从文化水平来看，男的比女的高出许多；但是要从政治地位来看呢，是不是因为女的比男的高出许多，也可以说成是另一种婚姻的错位呢？
客观因素，先不管它，我让高回把施有为的情况介绍给金末玉，请她考虑是否可以大家见上一面。
高回把信息传了过去，金末玉表示可以先见见。于是在一个休息日，我和施有为在高回的带领下来到了就业女队。
尽管我到清河农场也六七年了，由于我不想在女队搞对象，所以这个“热闹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虽然那天是休息日，但因为金末玉体力本来就差，加上痔疮又发了，老是完成不了劳动定额，所以休息日也不得不在葡萄园加班加点。于是我们这帮男劳动力干脆就到葡萄园里先帮她干活儿。大家一齐动手，嘁哩咔嚓，不一会儿工夫，不但帮金末玉把拉下的定额完成了，还帮着把与她同住一室的张姐所拉下的定额也完成了。
施有为带给金末玉的“见面礼”，是一把经过他改造的小号铁锹。清河农场的土质黏性重，不会使用铁锹的人，干不多一会儿就会“耍锤”，也就是大量的黏土粘在铁锹上无法再使用。金末玉从来没有耍过铁锹，从工县房领来的铁锹，又大又笨，比她的个子还高，用起来很累。施有为送给她的那把铁锹，是施有为自己改造的，小巧玲珑，金末玉使起来虽然并不“得心应手”，至少比她自己的那一把轻巧得多，也好用得多。金末玉当时就感动了。
大家进入女就业宿舍，发现她们的住处比男就业的更挤。这是因为疏散转场以后，各分场的就业人员不多了，空闲的房屋很多，但就业女队人员并没有减少，住房仍很紧张。金末玉新来后到，统铺上已经挤不下了，就在一角给她单独搭了张铺，她睡的那块铺板，只有60厘米宽。
张姐感谢我们帮她干活儿，忙着找水沏茶招待我们。
张姐的年龄其实比金末玉小不了几岁，但是看上去好像比金末玉要年轻二十岁似的。尽管她也经过多年劳改，却依旧肌肤雪白，头发乌黑，眼睛大大的，鼻梁高高的，都已经是五十上下的人了，依然体弁婀娜，步履轻盈，坐在那里，如果不言不语，几乎会以为是一尊蜡像。可以想见，如果在劳改以前，她是个什么样儿的美人胎子！
后来我与她混熟了，才知道她是个混血儿，有一半儿俄罗斯血统，难怪她皮肤这样白皙，难怪她具有东西方女性的双重美。她是北京双合盛啤酒公司的老板娘。双合盛所产五星啤酒几十年来远近驰名。她先生也姓张，是留法又留德的啤酒制造专家。她自己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被抓进来的。说起来也是一件冤枉官司（估计现在一定已经平反了）：那年月，到处都在“大放卫星”（指产量翻一番甚至好几番），工业方面忙于大炼钢铁，力争完成毛泽东提出来的年产1070万吨钢铁的指标；农业方面忙于深耕密植，力争完成亩产几万甚至十几万斤水稻的梦想；公安局也在大跃进，提出“要把北京市治理成水晶玻璃般透明”的口号，不让一个坏人在北京呆下去。这么一来，于是就把并不是坏人的张姐也当作坏人抓进来了。
她有什么罪呢？没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甚至连错都没有。她是个阔太太，尽管双合盛已经公私合营了，可她依旧是太太的身份，不但不上班，连家务事也是保姆做。她干什么呢？无非就是白天听听音乐看看书，晚上邀请三朋四友到家里来开家庭“派对”，过的是逍遥自在的清闲日子。那年月，社会上人人忙得脚丫子朝天，许多从来不干活儿的家庭妇女在“人人都有一双手，不在家里吃闲饭”的号召下走出了家门，参加街道组织的各项工作，只有她和几个与她有同样身份和闲工夫的男女却天天泡在她家里“嘭嚓嚓”地“擦地板”，难怪街道上人人侧目，个个气愤。在当时人们的眼睛里，这可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人家有钱有福气，又没犯罪，谁也拿她没有办法，只有干生气的份儿。
时间一长，也不知道是谁发现的，她家里的客厅，跳舞的时候也和舞厅一样，有灯光变换，一会儿红，一会儿绿，一会儿黑，黑得朦朦胧胧的，影影绰绰的。情况汇报到了派出所。这一来，派出所可有了说辞儿了：跳黑灯舞，违反治安条例，是不正当的“流氓活动”。于是在某一个夜晚，当她家客厅里灯光最暗的时候，一帮警察破门而入，一声“不许动”，把舞兴正浓的男女们全都抓了起来，最后全都“严肃处理”了。张姐因为是“主持人”，当然应该得到最大的果子：判刑十五年，剥权五年，直到1973年才放出来，接着管制。
这样的事情，如果告诉今天的小青年，几乎不会有人相信。可在那时候，居然能把一个没罪的人关进监狱十五年，然后再管制五年！
等到她刑满释放，把铺盖行李搬到了就业队，才知道她的先生也在1966年进了监狱，而且判的罪比她还重：二十年。
是什么重大的罪行，要判这样重的罪？
原来，“文革”开始以后，张先生作为资本家，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批判，还要写检查。有一帮中学生红卫兵就进驻他家，实行对资本家的面对面监督。这帮孩子在他家住长了，和他渐渐熟识起来，彼此之间的防范也渐渐放松，甚至有时候张先生吃饭，也招呼这些孩子们一起吃。一边吃饭，一边瞎聊，问题就出在这“瞎聊”上。
有一次他们谈到了“民主”的问题，张先生先从旧民主谈到新民主，又从假民主谈到真民主，说得头头是道，孩子们都很佩服他。有个孩子问他：世界上哪个国家最民主？张先生说得起劲儿，忘记了利害，立刻就说：世界上，只有法国最民主。因为法国允许任何一个政党存在，甚至允许保皇党存在。只要这个政党有选民拥护，一样可以在议会中占有一定的席位，一样可以在议会上发表自己的政见。
小红卫兵们听了他的见解，觉得很有道理。后来在红卫兵的辩论集会上，有个红卫兵公然说出了“世界上只有法国才叫真民主”这样的话，让主持会议的小头头儿大吃一惊。会后询问这个红卫兵哪里听来的这种高论，这个红卫兵公然说出是从张先生那里听来的。
于是问题严重了。用“阶级斗争”的眼光一上纲，这可不仅仅是“放毒”和“坚持反动立场”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张先生为此被捕，而且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在那个时候，没有在批斗会上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算是他命大。——这样的案例，说给今天的小青年们听，会有人相信么？
插曲说过，回过头来，再说金末玉与施有为的这段姻缘。
金末玉见了施有为，他是什么样的文化层次，用不着多说，只要一开口，就完全明白了。其实，施有为除了文化比较低之外，作为一个“就业工人”，水平应该说是最高的了。
临走的时候，我悄悄儿问金末玉对老施的意见如何，她也不隐瞒自己的看法，直说“如果他有你这点儿文化水平就好了”。我知道这事情一者不能勉强，二者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解释得通说服得了的。回到于家岭分场以后，我花了整整一个夜晚的时间，给金末玉写了一封六张16开办公纸的长信，足有五六千字。我从婚姻的基础谈起，说到在不同社会、不同环境中处理婚姻大事的准则，最后归结为两条：第一，大家都不可能离开劳改队，如果考虑婚姻问题，最好是在就业人员中选择；第二，你现在所要选择的丈夫，既不是陪你出席外交使节的宴会，也不是帮你完成某一项研究或著作，而是在劳改的坎坷旅途上一起跋涉，你走不动了，摔倒了，能够搀着你，扶着你，甚至背着你，互相帮助，相濡以沫，这就是在劳改队找丈夫的主要标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施有为正是最佳人选，如果你强调文化水平、共同语言和更高层次的思想共鸣等等，是既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经过我的这封长信的启发，或者说事实上金末玉也不可能在劳改队找到比施有为更好的丈夫了，她终于无可奈何地点了头。
下面的事情虽然热闹，说起来却简单，这一对儿超大龄新婚夫妇的婚礼，终于在大家热情的张罗和帮助之下，在于家岭分场举行了。
婚后不久，施有为调到了离就业女队不远的教养大队去，在大门口当一名值班员。老俩口儿闲来无事，养几只鸡，养几只鸭，过的是清静的田园生活。家里的活儿，大大小小，里里外外，全都由施有为一手包干，几乎不用金末玉动一指头。大家都说：这一对儿，取长补短，那才真叫最佳拍档呢！
一晃几年过去了，但是金末玉一想起亲人，就不免两眼发直，坐着发呆。施有为说：“如今海禁放松，往海外发信不那么严了，不管你大哥现在在哪里，只要当年他在香港的地址还能够找到，不妨写一封信到香港去试探试探。”金末玉依言姑妄试之。一个月过去又一个月，像是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到了六个月之后，都觉得不会有希望了，忽然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信中说：“妹妹：收到你寄来的信，真是悲喜交加。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我现在定居日本，一切都好……”看了这封信，金末玉不由得眼泪夺眶而出，失声痛哭！
自从与大哥联系上以后，八十高龄的大哥也为小妹妹年过知命喜结良缘而高兴，尽管他依靠给工厂翻译产品说明书为生，收入并不多，当时中日之间也不能汇款，但是通过海运，东西倒是能够寄的。于是吃的、穿的、用的、玩儿的，包括大陆当时还很少见的折迭伞、尼龙绸的丝棉袄、钢管架子软塑料壁的大衣橱、荷兰风车式的八音盒之类，都源源不断地从日本寄了来，把他们那间小小的房间布置得像日本家庭一样，把个施有为打扮得像个日本人一样。这两口子的生活，在劳改农场里要算是比较突出的了。
转眼到了1979年。那一年，在胡耀邦的主持之下，先后给许多右派和“反革命”改正平反。金末玉想想自己从来没有过任何背叛祖国的言论与行动，仅仅因为是川岛芳子的亲妹妹，就稀哩糊涂地被揞上了一个“反革命”的罪行，实在太冤枉了。既然别人受了冤屈能够平反，为什么我的冤案就不能得到平反呢？她鼓起勇气，把自己当年因为受到胞姐川岛芳子的牵连而蒙冤被判十五年徒刑的经过详细地写了出来，直接寄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不久，果然从北京来了三个人，他们把金末玉叫到队部去，反复询问当年定案时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让金末玉写了补充材料。这三个人走了之后没过多久，她就收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
这时候，我已经“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正在原单位国家语委等待安排工作。不久金末玉也落实政策，和丈夫一起回到了北京。金末玉被安排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施有为则办了退休手续，在家里专门伺候夫人。当时他们住在明光村政法大学附近的一幢居民楼里，小小的两间住房，布置得一半儿像日本家庭，一半儿像中国家庭。施有为除了全力伺候夫人之外，还抚养一个在清河农场认来的干儿子的孩子，每天喂奶洗尿布，忙则忙矣，却是心甘情愿的。要知道，这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正是千金难买的“天伦之乐”呀！
1982年10月1日，两口子一起到日本去了一趟，专门看望风烛残年的哥哥和四十年没见面的当年的同学——当然也都是老头儿、老太太了。当她在东京成田机场与昔日的同学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性格坚强的金末玉不由得又一次流下了激动的眼泪。金末玉与哥哥失散了近半个世纪，如今白发相见，难免唏嘘哽咽，而施有为老了老了，还有机会出国旅游一番，却显得特别高兴。
当年的老同学都来劝她两口子就在日本定居。但是金末玉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日本再好，总不是我的祖国。自己作为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中国人，理应为恢复日中邦交的正常化作出努力。于是一个艰难而庞大的计划在她的心中逐渐形成：她的晚年，要在北京办一所专门教中国儿童学日语的学校，让这些儿童长大以后，继承她的志愿，为中日邦交作出贡献。
但是这个计划正在设想与筹备中，另一件更加要紧的事情却占去了金末玉的主要时间，不得不把办学的事情先放一放。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女作家上阪冬子访华，特地拜访了金末玉。金末玉跟她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上阪冬子十分感兴趣，激动地对金末玉说：“你的一生，就是一部生动的书、就是一部活的当代史嘛！你能不能把你的经历写出来交给我？我可以在日本帮你出版。”
上阪冬子走了以后，金末玉就把办学的事情暂时放了下来，专心一志地开始写她的回忆录。书既然要在日本出版，她自己又精通日文，所以稿子是直接用日文写的。1986年11月，金末玉的长篇回忆录《清朝王女的一生》由日本中央公论社正式出版了，作者的署名是“爱新觉罗·显琦”。——此书现在已经有了中文版，是陈喜儒先生翻译的，198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92年初，金末玉的儿童日语学习班终于正式开办了。她给学习班起名为“爱心儿童日语班”。“爱心”，当然是她那颗金子一般的爱心，但也很可能暗喻她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
1992年5月12日是我的六十大寿，当年的“窗友”们纷纷前来祝贺，把我那间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间挤得连插足的空档都没有。施有为特地提了六瓶真正的五粮液（五粮液是中国名酒，但是市场上假酒特别多，真五粮液不但贵，而且难买）来我家祝寿，让大家一醉方休，给餐桌上增添了许多欢乐的空气。可惜那天金末玉忙于她的办学活动，没能与施有为一起来我家共度良宵。
席上施有为说起金末玉办学写书的经过，我说：办学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无可置疑的。尽管她的这部书没有你施有为写的一个字，但是在这部书中，也有你施有为的一分功劳。这就好像我写的书一样，尽管我老婆没有参与，但是如果没有她把家务事儿全给揽了过去，我能够每年写出几十万、上百万字的著作来么？
金末玉办的日语学习班收费低廉，入不敷出，没办多久，就面临着关张的威胁。为了不增加学生的负担，又要让学习班继续办下去，她决定赴日本募捐。1993年8月14日，七十五岁高龄的金末玉飞赴日本，开始她的跨国募捐大行动。许多善良的日本人纷纷慷慨解囊，有捐钱的，有捐物的，也有捐书本的。1998年8月，八十高龄的金末玉又一次从日本募捐回来。这是她1992年之后的第十三次旅日，也是她第十一次为募捐飞赴日本。
金末玉办的日语学习班，能够成为目前国内设施最齐全的民办日语专门学校，与创办人金末玉和施有为的爱心，与善良的日本友人的爱心，是分不开的。
1994年，金末玉的爱心日语学校搬到廊坊，由她的“干儿子”出任董事长。她的干儿子原名李卫华，是在清河农场劳动教养的时候认金末玉做干娘的。当时施有为在教养大院门口值班看大门。李卫华解除劳动教养以后，改姓干娘的姓，到日本去经商（可以想象，当然是得到金末玉的帮助的），没几年就带回50万块钱来。不久就以爱心日语学校的名义注册了一家廊坊大学城开发公司，由金卫华任董事长。这家公司开办的时候注册资金是5000万元，不久就追加到一亿元。金卫华“本事”很大，各方面交际广阔，自称手头有56亿可以周转的资金，开着160多万元一辆的高级小汽车，在廊坊市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业务发展得十分红火，还把他的兄弟亲属都弄到廊坊来，在当地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但是到了2004年，先是发现他造的房屋质量不好，后来又发现他拖欠好几家建筑公司的建房资金，被建筑公司联合起来告上了法庭。最后查出来竟有20多个亿的亏空。金卫华补不上这个大漏洞，只好逃之夭夭，一直没有找到他。关于他二十岁的时候曾经因为盗窃被劳动教养的历史背景也被记者调查出来，在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情，对金末玉的打击当然很大。不知道他们两口子会不会因此而影响身体健康。
我也很感慨：“改革开放”以后，怎么一批从劳改队出来、没有资质却有胆量的人会先富起来？——答案是现成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成功了是白捡；失败了，无非回劳改农场吃窝窝头，怕什么？”
金末玉和施有为，虽然在劳改农场经历了二三十年，但是他们没有在劳改队学会油滑，依旧以诚待人。金末玉的一生，没有做错过什么事情，在教养队认了一个小偷儿做干儿子，是她最大的错误。别人是“认贼作父”，而她却是“认贼作子”，而且把自己的一生都押在这个“贼”的身上，的确糊涂！
2006年，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录制了一档专题节目，《八十八岁的小格格》，上下两集，将近90分钟。鲁豫称赞金末玉：“您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的老太太。”这档视频节目，现在仍可以在网上搜索到。
在这档视频节目中，能够看到许多金末玉以前的老照片。她所叙述的经历，也基本上和本文的描写相同。只是在讲到她的第二次婚姻时，她没提我这个介绍人，而说“是由政府安排的，是个南方人”。鲁豫问她：“干什么的？”她笑着回答：“上海交大英语系主任。”这当然是幽默，也只是她一贯的恢谐风格，而不是要故意隐瞒什么。因为她许多文章和答记者问中，都明确说过她的第二个丈夫是“清河农场的技术员，是个土专家。”
至于她提到的“上海交大英语系主任”，也的确实有其人：指的是刘祖慰。刘先生是上海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在联合国工作。新中国一成立，他千难万难回到了中国，却不被重用。他在新华社当夜班英文编辑，只有改正错别字的权力。1955年肃反运动中，开疑他是“派遣特务”，而且不顾他夫人正在“月子”中，抄检了他的家，查找“罪证”，把他家的床铺都拆了。1957年，他仅仅说了一句“希望你们以后办事要过过脑子”，又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在团河农场，我和他同一个班；在清河农场，他和我、和施有为同一个中队，当然和施有为两口子也很熟。“把施有为打扮成日本人”这句话，就是刘祖慰说的。落实政策以后，刘祖慰出任上海交大英语系主任。金末玉在“鲁豫有约”中说自己的第二任丈夫是“上海交大英语系主任”，完全是开玩笑，是临时抓刘祖慰这个老朋友来“顶缸”的。这是金末玉一向的幽默性格，没有别的意思。
金末玉今年九十四岁了，我除了在媒体上看见她的名字以外，也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到她和施有为。谨用这篇文字，来祝愿他们两口子，晚年更加幸福，健康长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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