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八月中秋，正好是国庆节的第二天，两个节合在一起过，放假两天。团河农场二大队七中队的干部为了安定人心，让大家更好地在农场继续“改造自己”，实行了一系列“安抚”政策：家在北京而表现良好的，让他们回家去与亲人团聚；剩下的人，则尽量改善生活，除了晚饭有带鱼、炖肉之外，每人还发给四块月饼，五斤葡萄——当然要从工资中扣钱。至于酒嘛，那是绝对不许喝的。
入夜以后，皎洁的明月，像一个巨大的银盘高高地挂在天上，普照着大地。吃过晚饭，许多人把小板凳儿搬到院子里，围成一圈儿，中间放一张报纸，各人把自己的月饼、葡萄之类拿出来堆放在面前，一边赏月，一边海阔天空地胡侃神聊，一边各吃各的东西。在劳改队里，“伙吃伙喝”是不允许的，哪怕是在节日里。
在花坛的旁边，一个名叫王同竹的半坐在水泥的围栏上，脸色凝重地拉起了手风琴。他拉的是德沃夏克的《思故乡》，是《自新大陆交响曲》的主题歌。琴声凄凉而哀婉，许多人触景生情，停止了神聊，入神地听他演奏。
王同竹是个才貌双全的小伙子。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系，学的是俄语，进公安局劳改之前，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据说他父亲是个地主，在土改中被镇压了。幸亏他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要是再晚几年，不仅进不了中共中央的机关，很可能连大学都不能上。他之所以被划为右派，是不是与他的父亲有关，我不知道。但知道他的妻子是西藏的贵族，相当于“郡主”的身份。为此，我们都开玩笑地喊他“郡马”。“郡主”是在四川上的中学，在印度上的大学，精通藏语、汉语、英语和印地语。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她来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当藏语和印地语广播员。当时王同竹被借调到国际台给苏联专家当翻译，编译一些俄文的广播数据，两人因此相识并相爱。结婚的时候，老丈人除了给女儿送来丰盛的嫁妆之外，还特地给他们送来一个“陪嫁丫头”，是个世代为奴的女奴隶。不过王同竹很不习惯于被女奴伺候着，因此不久之后，就与妻子商量好，把这个女奴送到民族学院读书去了。只有到了星期日，这个已经变成了大学生的“女奴”才“回家”来继续担当她丫环的任务。
王同竹有轻微的胃病，一饿就胃痛，因此陪同苏联专家外出，总要带一包饼干，饿了就吃。一次与某处长陪同苏联专家外出，王同竹在汽车里吃饼干，被处长大人指责为“对苏联专家不尊敬”，当面制止；而苏联专家却支持王同竹，反过来批评了某处长，弄得某处长很下不来台，为此算是把某处长给得罪了。
到了1957年，王同竹没有逃脱“反右”这一劫，终于被某处长找了个碴子给戴上了右派帽子。被送劳动教养的那一天，警察进门用铐子铐住了王同竹的双手往门外推，开孕已经六七个月的“郡主”连哭带喊地追了出来。王同竹眼看着妻子不慎滚下了楼梯。他进了收容所，没几天，“女奴”带信给他：“郡主”流产了。
他老丈人以“养病”为由，把女儿连同“陪嫁丫头”统统召回西藏去了，从此天各一方。他名义上算是有妻子，实际上也和我们差不多。他给我看过他老婆的照片，那“郡主”是个小个儿，相貌一般，打扮得也很朴素。
这时候，不知道他是想起了父亲，还是想起了妻子，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总之是他把全部心神都集中在琴上，把那曲子拉得比任何时候都好，抑扬顿挫、催人泪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论是想家的还是想老婆孩子的，也不论是懂音乐的或不懂音乐的，人们渐渐从宿舍内走出来，聚拢来，集结到了王同竹的周围，静静地听他拉琴，借此寄托心中的思念。
不知道是积极分子到队部汇报的，还是队长自己发现这些“老右”们今天情绪有些不对头，想来一个“因势利导”，忽然通知全体集合，说要在院子里举行一场即兴的中秋月光晚会，让宣传员杜高（作家兼戏剧评论家，吴祖光的大弟子，被称为“二流堂”的“小兄弟”，“落实政策”后出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主持。这是三余庄成立右派教养队以来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包括我在内的不明就里的人还挺高兴，纷纷出节目凑热闹。来自中央歌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郭东海跳了一段芭蕾，来自中国戏剧学院的声乐教师徐公瑾唱了一支歌剧《茶花女》插曲《饮酒之歌》，北影著名演员巴鸿（后来是名导演，曾导演电影《知音》）说了段单口相声，接着有唱京剧的，有唱评剧的，连我都唱了一支歌剧《王贵与李香香》中的选段。这可真应了一句四川谚语：“黄连疙瘩当箫吹——苦中作乐”了。
但是表面的欢笑，难掩心中的悲戚，昂扬的歌声，宣泄的是忧郁的块垒。也不知道是谁觉得这样文质彬彬地轮流出节目没什么意思，建议王同竹拉起舞曲来，大家一起跳舞。这一建议立刻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没经主持节目的杜高点头，手风琴又一次响起，立刻有许多人两两相拥着跳起舞来。
单是一架手风琴伴奏，不免势单力薄，缺乏“欢乐”的气氛。有个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的学生叫朱忠康的（这个人性格倔犟，是五花大绑被捆进公安局来的，从来不认罪。而且每次劳改农场开全场大会，他常常背着背包，蹿上台向场长、政委要求严管——因为严管人员无须出工，能相对吃饱饭），带有一个铁皮焊成的小衣箱，他回宿舍把衣箱里的杂物往床铺上一倒，抱着小铁箱来到王同竹身边，他拿铁箱当大鼓，“嘭嘭嘭”地敲了起来。有他带头，又有一些人拿来脸盆或饭盆当锣当镲，于是“嘭嚓嘭嚓嘭嚓嚓”的节奏感强烈了，热烈的气氛制造出来，参加跳舞的人越来越多。连平时从来不跳舞或者根本就不会跳舞的人，也下意识地参与进来。
跳舞，本应该在心情愉快的时候进行，而且应该是一男一女相拥而舞。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场合，一个男人拽着另一个男人疯狂地旋转，看上去像狂欢，但分明是一种宣泄，是一种长期压抑后的喷发，很大程度上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事后有人形容这场舞会是“群魔乱舞”，是“有声有色”的抗议。但这是队部明令布置的月光晚会，在晚会上跳跳舞，也不算太出格的事，所以尽管队长就在旁边看着，而且面有忧色，生怕会出事情，可也不便于立刻制止。一直让这些“魔头”们折腾到十点钟，超过了平时熄灯时间半个小时，这才以“天色已晚，明天还要出工”为由，用“劝慰”的口吻要大家进宿舍去休息。
这场“月光晚会”，三余庄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里强调“几乎”二字，是因为确实也有一个人自始至终没有参加。这个人叫史镇华，浙江宁波人，是北京建工学院的教师。他独自一人，在空无一人的后院儿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月亮长吁短叹。他为什么不参加这场狂欢呢?他是在静静地独自赏月么?不是的。他在想念他的未婚妻，他心中的“小月亮”。
“小月亮”在上海，是一家工厂职工学校的老师，据说还是史镇华的表妹。那年月，正式结婚过的夫妻，丈夫一旦划成了右派，妻子往往就要求离婚，何况是未婚妻?再退一步说：也有些右派的未婚妻因为相信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第一性质不太严重，第二过不多久摘了帽子就与人民没有两样，所以等待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人都不在少数。但一直到1960年、1961年，右派帽子不但不摘，工作也无望，许多女人只好选择分手……因此，在三余庄的四百多名右派中，除了划右以前的单身汉不算，凡是有妻室的，离婚的占多数；凡是有对象或未婚妻的，几乎全部都“琵琶别抱”了。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三余庄的右派中，有个叫郑光第的，浙江象山人，北大学生。上学的时候，处过一个对象，而且是山盟海誓，即便海枯石烂也永远不会变心的。他对“右派分子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到人民队伍”的说法深信不疑，所以劳动十分积极，连生病也不休息。他的教养期定为两年，到了1963年5月，终于按期“摘帽、解教、强制就业”了。他自以为已经是“人民”的身份，就喜孜孜地去见昔日的女友。尽管海没枯石也没烂，但却因为他是个“摘帽右派”，还是被拒之门外。到了1963年的国庆节，他想请假进城去看看天安门广场上空的节日烟火，又被队长所不许。于是他在国庆前夕忿然出走，从此一去就没回头。后来有消息传来，说他国庆当夜从北海大桥上面跳了下去，自我了断了。据分析，他很可能连天安门广场也进不去，这才感到绝望而轻生的。又据说，因为北海大桥跳的人太多，后来北海大桥两旁原先只有半人高的白石栏杆被拆除，换上了一人半高的顶部带尖刺的铁栏杆，而且增加了岗哨。
只有这个史镇华的表妹，却从1957年开始等起，一直等到了1964年。六七年时间过去了，依旧在苦苦地等待，还在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良好祝愿。以未婚妻身份而苦苦等待的，除她之外，确实没有第二个了（后来知道还有一个敖乃松的未婚妻蕾蕾——详见后文——但她是与敖乃松同居过半个月的，虽然没有登记，实际上已经是妻子的身份）。
人们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就给史镇华的表妹起了一个外号，叫“小月亮”。
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主动给史镇华提供了一些方便：当时教养分子的来信，队部一般都要拆开来检查，而发信则必须贴上邮票交给队长，不能封口。在这种“一切公开”的通信中，史镇华当然不可能与心中的“小月亮”畅所欲言。我“解教摘帽强制就业”以后，一段时间仍旧在教养中队当值班员看大门，就利用节假日可以请假进城的方便，悄悄地帮他往上海发信。
说起我在三余庄当值班员的经过，这里面也有一段故事。
1963年5月1日，因为前任值班员李喜兰被调去担任小队长，他特地向队部推荐我接替他的工作。这是因为1959年冬季我在劳动教养收容所反省室担任值班员期间，李喜兰正好被送来劳动教养。他原来是北京国际书店（即现在的外文书店）的门市部主任，1957年被划为右派以后，因为问题不是很严重，留在原单位“监督劳动”。一天在家里，他夫人不慎把他的一副金丝边眼镜打碎了。他本来心情就不好，气愤之下，伸手就给了老婆一个耳刮子。偏巧他夫人是房管局的装修工人，尽管自己没说什么，可街坊四邻的“积极分子”们不干了，出面以“阶级报复”的罪名汇报到派出所。于是派出所民警半夜里把他从被窝儿里掏了出来，大冬天的连外衣也不让他穿，只让他穿着秋衣秋裤，然后把他送进了劳动教养收容所。由于他在派出所因为心情不好加上“饥寒交迫”，曾有过企图自杀的举动，所以一进收容所，就被编进了“严管组”成了“反省号”，交给我看管。我看在“同类”的份儿上，对他照顾有加，让他围着被子坐着反省。等他家里送来衣服和被褥，我又主动建议结束他的严管，让他参加洗碗、扫地之类的“小值日”活动，因此他一直对我的印象不错。这次他荣升小队长，就把他的“值班员”肥缺主动让给了我。于是从1963年的“五一节”晚上开始，我就当起了“七中队值班室值班员”。
值班员的工作除了在中队大门口看门、出收工敲钟、清点统计每天的出工人数和病号人数之外，还管环境卫生、登记来访家属、分发信件报纸等等。与我同时值班的专职值班员程志雄，则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人。据他自己说，他在外国语学院毕业后成了中共中央调查部的成员，派驻外贸部，公开身份是图书数据室外文数据员。他出身资产阶级，平时生活有些散漫，爱跳舞、打牌，还喜欢喝两盅，看上去是个不修边幅又不求上进的人，因此也不为人们所注意。但是他的“道行”不济，虽然不是英雄，却难过“美人”这一关，竟与哪位首长的夫人有了不应该有的关系。这种事情，在现在并不触及刑法，只是个人的品德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很严重的错误，特别是他这样的身份，不论外贸部还是调查部，都不能容忍。但考虑到他曾经有过的“贡献”，加上为了保护女方的“名节”，这事儿没有张扬，他被开除党籍之外，还受到降职降薪处分，然后悄悄儿送到公安局来，不按干部而按职工的身份分配工作，每月工资36.5元。于是他就到了团河农场二大队七中队，当起专职的值班员来了。
我到值班室以后，跟他成了莫逆之交，两人无话不谈。他很同情右派们的遭遇和处境，许多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不斤斤计较，还经常帮人小忙。例如右派们有不希望让队长看到的信件，只要悄悄儿交给我，再由我悄悄儿交给他，他就会把信件带到城里去代为发出。
我所能够提供给史镇华的，就是帮他往上海发信：当然是转托程志雄帮他发。
1963年秋，我的两年半教养期到期，成了“二劳改”，不过总算有了探亲假。1964年2月春节期间，我请了15天探亲假回上海看望父母，同时也帮助家在上海但还没有解除教养的难友们办一些事情，如带走家信、带来食物用品等等。
史镇华也托我替他办事儿，交给我一封写给“小月亮”的信，同时嘱托：如实介绍劳改农场以及他的情况，能够解释的加以解释；了解女方的处境和困难，能够安慰的尽力加以安慰。
我到了上海，按地址找到了“小月亮”的家：在人民公园的西边，电视发射塔的东边，南京西路的南面。还真巧，正赶上她在家里。“小月亮”的脸型长得很美，瓜子脸，大眼睛，小嘴巴，但是脸色憔悴，尽管还不到30岁，却已经失去了姑娘的红润与光泽。不难想象，倒退六七年，她肯定是个娇滴滴的美人胚子。
当时的上海人住房都比较紧张，“小月亮”与父母兄弟同住，一个人有一间一床一桌仅能回旋的斗室，就很不简单了。“小月亮”看了我带去的信，先向我挤挤眼，接着说：“老张借给我的那本书，不在我手上，在我一个朋友那里。不过离我家很近。你要是急着用，我现在就带你去拿。”
我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就装出一副十分着急的样子，说是等着用，不然也不会找上门来了。她立刻揣起信，围上围巾，穿上大衣，与我一起走了出来。
到了大街上，她这才向我道歉说：她与史镇华至今仍有书信来往的事情，她家里人都不知道。尽管当初他们俩相爱的时候家里人并不反对，但是自从史镇华被划为右派以后，特别是被送进教养所又过了若干年以后，家里就人人反对了。随着时间的延长，反对的温度逐渐升高，至今六七年过去，史镇华还没有出来的希望，反对的温度也就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父母反对，主要是从女儿的青春年华考虑，要她另找对象，早点儿结婚，以免耽误了择偶的最佳时机。反对得最激烈的弟弟，则是因为家里住房紧张，姐姐都快三十岁了还不出嫁。姐姐房间腾不出来，弟弟也就无法结婚。利害相关，也难怪弟弟着急。为了避免争吵，图一个耳根清静，她在父母和弟弟面前都说早就和史镇华断了关系，而且已经有了另外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家里知道我是给史镇华投书递柬的“信使”，即便不当着我的面给她难堪，等我走后也少不了会有一场口舌的。幸亏我一进门没有说出史镇华三个字，头一关总算蒙混过去了。她说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我细谈，明天上午她要到第四人民医院看病，如果我有时间，希望在上午八点以前到医院门口等她。在候诊的时间，可以和她谈谈农场的情况。等她看完病，再到外面去接着谈她的近况。
她的处境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好在我回家只是探亲，除了为难友们办一些杂事儿，没有别的事情，就这样约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第四医院门口等她。她在八点以前到达，挂了号，我们一起到候诊室等待喊号就诊。我问她有什么病，她说所有内脏几乎没有一处是好的，心、肺、肝、胆、胃都有问题，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一点我完全理解。一个人心情不愉快，最容易得内科病。像她这样，家庭和社会两方面的压力如此巨大，又没个知心的人可以排解，忧虑成疾是很自然的事情，能够坚持上班不倒下来，就很不容易了。
我抓紧时间跟他说了史镇华的情况：把所有还在教养、尚未摘帽的右派集中到团河农场来，根据传说和推测，是中央有可能要重新起用这些有能力有用处的人。估计再过一年，大家都会彻底“解放”的。我鼓励她再坚持一年，一定能够看到希望和胜利。
等到她看完了病，我们一起到人民公园去转悠，当然不是为了逛公园，而是继续我们的谈话。
我说完了农场和史镇华的近况，她就问起了我的家庭情况。我告诉她：我原来的妻子也是上海人。1952年，我从部队转业回上海，分配在江湾的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当教育干事。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是一个大同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女同志，名字叫做“怡”。她比我大5岁，我总是叫她“怡姐姐”。由于她长得很漂亮，而我则长得老气横秋，看起来却好像比我还小似的。当时正有五六个主任、干事之类的人在追求她。我呢，有个女朋友叫做“萍”的，在嘉兴当小学校长，是我初中同学。我和“怡姐姐”的关系处得相当好，她的男朋友来信，常给我看。我的女朋友来信，我也给她看，还常常彼此商量怎样回信好。但是就在我和萍的关系发展到最最热烈的时刻，萍却忽然从福建漳州给我写来一封信，宣布她已经结婚了，连通信地址也不留。遭此突然变卦，我感觉自己“被人耍了”，心情很不好，一连两个星期没有回家。她见我情绪低落，约我星期天到她家去散散心。我说每到星期天她家里总是高朋满座，我可不愿意去凑这样的热闹。她叫我一早就到她家，躲开那些登门求爱者，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在外面玩儿：上午逛公园，中午下饭馆儿，下午看电影，尽一日之欢。
我如约而去，也按计划执行了我们的游程。只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她忽然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如果我不是比你大这么多，那该有多好！”我立刻作出了反应：“只要两心愉悦，大几岁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我们俩没有经过恋爱阶段，直接就切入到“婚娶”这个主题上来了。
但是她始终顾虑重重，怕亲友笑话。1954年我奉调北京，她才下了决心嫁给我。她来到北京与我结婚之后，和我同在一个单位工作。1957年9月反右高潮中，她回上海生了一个女儿，外公给她起名叫吴永。我划右派以后，她是“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与我水火不相容，不得不与我离婚。后来她下放到江苏省海门县一个中学教英语。这次我回上海来探亲，也曾冒冒失失地闯到她家里去看望过她。可惜她在海门，不过倒是见到了我们的孩子。孩子当然不知道我是她爸，我也没有说穿。孩子的外公出于礼貌没有驱逐我，还给了我一张孩子的照片，所以我很自觉地只坐了十来分钟就告辞了。我说得很坦然，她听了却眼角涌出了泪水，很为我的妻离子散伤心。
我趁机又说：我的老丈人解放前是上海海关帮办（即第二把手），我的前妻是大学毕业生，而且比我大五岁，所以老丈人本来就反对女儿嫁给我这个只有高中一年级学历的“土包子”，现在当然更加痛恨我毁了他女儿的一生。但是我很想再见孩子她妈一面，只是无法与她取得联系，写信是不行的。她家里有电话，但是老丈人知道我回来以后，一定会严加防范。我打电话去，只要一听是我，肯定不会让女儿来接的。我请她帮我把电话接通，老丈人听见是女人的声音，应该不会起疑心。
她立刻答应照办，当时就到公用电话亭去帮我把电话接通，让我与前妻说上了话，而且定了时间地点与我见了面，各诉离情。这事与“小月亮”无关，是题外话，这里不多说了。
我给“小月亮”带去了希望，她果然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下又坚持了一年。到了1964年5月24日，史镇华等定期三年的人全体不予以解除教养，也不摘除右派帽子，重返岗位的幻想彻底破灭。1965年2月我再次返沪探亲的时候，史镇华要我带给“小月亮”的话，已经不再是希望她继续等待，而是劝她放弃等待，早日为自己寻找一个“良好的归宿”。
尽管这样的话过于残酷，难于出口，但是我受人之托，还是照办了。“小月亮”神色黯然地对我说：作为一个女人，在这样的感情前提下，她既然不能与史镇华如愿结合，本来不应该再考虑结婚问题的；但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她又不忍心让弟弟无法成家。所以考虑再三，她已经决定出嫁。反正与对方不是由感情而结合，只要对方条件不是太差，待她也还可以，随便找一个男人就可以嫁出去。我听了虽然满不是滋味儿，但也只能长叹一声，表示无可奈何。
尽管她自己的婚事磨难重重，可对我的婚事却依旧表示关心，再一次打电话把我的前妻约出来与我面谈。当然，双方社会地位的悬殊，复婚的可能根本不存在，见面的目的，只不过互道一声珍重而已。
自从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以后，公安局对右派分子的管理是日见其严。到了1966年，先是宣布取消就业人员的探亲假，接着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灾难一个接着一个降临到右派们的头上。三余庄定期三年而到期没有解除教养的人，包括史镇华在内，不久也统统撤离三余庄，与我再没有联系。
直到1990年，才有消息传来说：史镇华先是被遣返回宁波老家交群众监督改造，“小月亮”也不得已而违心出嫁。1980年落实政策以后，史镇华到一所大学任教。“小月亮”也毅然决然地和她那个并无感情的丈夫离婚，与史镇华重组家庭。一桩本来非常幸福美满的爱情，因为莫须有的政治原因，棒打鸳鸯，生生地把他俩拆开，变成了一场令人心酸的悲剧。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折磨，悲欢离合，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这时候美丽的“小月亮”，已经是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妪。虽有晚来的爱情，实在也难以熨平她心灵深处的创伤。
1997年，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史镇华因为患有鼻癌，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他们两口子只靠微薄的退休金过活，平时生活就很拮据，一旦身罹重病，当然无力购买滋补食品。为此有人发起对他资助，我也汇出了200元钱，聊充薄仪。后来又传来消息，说他的病经过手术以后，已基本好转，没有危险了。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真是高兴。他们的晚年总算“如愿”了，如果再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老天爷不免也太狠心、太残酷了吧。
可是天不假年，2000年初，一个三余庄时代的老“同窗”高作纯先生来我家串门儿，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说是史镇华的癌症复发，很有可能难逃这一劫了。老高说这话的时候，红了眼圈儿，我的心中也涌上阵阵酸楚。三余庄的“老庄员”，能够挣扎着活下来的，也一天比一天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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