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以后不久，团河农场奉命把场地让出来交给公检法系统办“五七干校”，团河农场从此分崩离析：一大队的犯人和三大队的少年职工去了哪里不得而知，二大队包括右派中队则转场到了天津市北面宁河县境内的“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其实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所属的一个劳改大队，所有人员包括干部职工在内一律重新编队。于是我有幸与这个男性的“校书”编在同一个中队管理稻田，后来又编在同一个组里管葡萄园和苹果园，天天一起采摘整枝，闲来无事，不免聊聊彼此的际遇，对他的历史才逐渐有所了解。
原来他是一个混血儿：中国政府坚持说他是中国人，而美国政府则认定他是美国人。他的真实姓名也不叫林校书，而是叫Daniel Kelly，汉译应该是“丹尼尔·凯莱”。
解放前，他父亲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美籍大夫，娶的却是个中国女护士，生了三个孩子，丹尼尔·凯莱最小。他生不逢时，刚刚出生不久，就全家被日本鬼子关进了设在山东某处的集中营，罪名仅仅因为他父亲是个不肯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美国人。好不容易等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了北京。这期间，他哥哥和姐姐都回美国上学去了。他因为年纪还小，留在父母身边，没回美国。解放后，他父亲还在协和医院任职，但不久就去世了，于是留下了孤儿寡母，更是留下了一大堆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国籍问题。他母亲虽然很早以前就嫁给了美国人，但当时并没有办理改变国籍的手续，所以解放后登记户口的时候，依旧填的是中国人。如今他父亲一死，尽管他从名字到外表整个儿都是“外国货”，但是根据新中国“儿女的户口从母而不从父”的硬性规定，他母亲不得不给他报了中国户口，不然连口粮都没着落。
他从来没有上过中国的小学，基本上不会说汉语。后来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上了华侨补习学校，算是学会了简单的汉语和汉字。这期间，他的哥哥、姐姐接连来信要他到美国去读书，他母亲也想到美国去与儿女团聚。可是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他们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母子同时出国的申请，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和目的，有关部门只批准其中“一个人”可以出国：或者他走，或者他母亲走，总之必须留下一个人，以免走的人一去不回头。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时候，华侨补校中有个从东南亚来的同学叫林校书的，年龄与丹尼尔相仿，正在办理手续，准备回国去。临走之前，把自己过期作废了的护照送给丹尼尔，告诉他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警戒很松懈，基本上没人守卫，只要大着胆子往前闯，没准儿就能闯过去。如果万一被巡逻兵碰上了，就用他的护照抵挡一阵，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
那一年丹尼尔只有16岁，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边境线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就冒然做出了让母亲从正当渠道申请出国，而自己则采取偷越边境出境的方法，以达到母子二人同时或先后到达香港的目的。等到母亲的出国探亲手续办了下来，他立刻先期到达广州，也不知道先去看看边境线的警戒情况，当天夜里就大着胆子往香港方向走。边境线的无人区果然没有铁丝网，也看不见有守卫的哨所、碉堡之类。他一看真是这个样子，证明林校书所说不假，就大着胆子大踏步地向前走去。还没等他到达交界线，一头警犬冲了出来，不客气地把他咬住了。这时候他才发现，就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比地面高不了多少的暗堡，守卫的边防战士早就盯上他了。
当天晚上他就被送进了广州市公安局。但是不管公安人员怎么问他，他装聋作哑，就是不说话。一搜查，发现了“林校书”的过期护照，尽管面目并不相像，公安局也还是用“林校书”的姓名登记在案。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总之是他咬住了牙，愣是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来。公安局也并不因为他不说话、年纪小而宽恕了他，就以“偷越边境”罪把他送到青海劳改城劳动教养了。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情况通知了母亲的，也许是真正的林校书在香港久等他不到，写信或设法通知了他的母亲。他母亲得知他被边防军抓住以后，也没出国。不然，可就两头错包，他最终要成为国内没有亲属的“孤儿”了。
他在青海一呆就是六七年。这期间，公安局虽然终于搞清了他的底细，但是登记在案的“林校书”这个姓名，却从此与丹尼尔·凯莱划上了等号，并不因为海外还有一个真的林校书而否定这个姓名。不过在我们“舅爷”之间，一律都叫他“大老美”，很少有人叫他林校书或丹尼尔的。
劳改城的领导看他年纪小，又是个“洋人”的模样，特别是得知他的父亲是协和医院的美国大夫以后，就把他分配到医务室打杂。在这里，他多少也学到了一些打针换药之类的医药常识。后来他是怎么从青海通过合法的途径回到北京的，他没有跟我说起。总之是他回到了北京，先在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所属的通县小五金厂干了一个时期，后来又调到了团河农场来种葡萄。这时候，他已经是个中国通了，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北京下层社会嘎杂琉璃球的黑话，他没有不懂的。不久他结了婚，而且有了两个女儿，模样儿都像中国人。转场到了清河农场以后，又有了一个很漂亮的儿子，模样儿完全像外国人，起名叫“小静”。
他的夫人生下小静以后不久，就带着两个女儿和幼子到清河农场来与丈夫同甘共苦了。他夫人姓许，因为长得极胖，我们都叫她“胖墩儿”，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翠花儿”。
她原来是协和医院的护士，丹尼尔从青海回来以后，因为他母亲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他们两人因此相识并相爱了。父子二人走的是同一条路：都爱中国女护士。双方政治地位悬殊，相爱已经为组织所不容，要开出结婚证明来，更是难上加难。按照当时的认识标准，凡是偷越边境，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一律认定是“投敌”的行为。当时协和医院的领导人找胖墩儿谈话的时候就曾经说：“他连祖国都不爱，能爱你吗?”胖墩儿也不含糊，响亮地回答：“他是美国人，他爱他的祖国，所以他才偷越边境。”
这样的答复，当然是“大逆不道”的。其结果是胖墩儿失去了工作，回到了父母家里。没有了组织，婚事倒好办了。在大陆的这个“林校书”，可是一个重新登记了北京户口的“中国公民”。胖墩儿拿上户口本儿到民政部门要求和林校书登记结婚，绝对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谁也没有理由“不批准”。
丹尼尔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对于劳改队里的规章制度，不怎么肯遵守，什么时候想家了，蹬上车子就走人。那时候他家住在北京市内鼓楼南面的辛安里胡同22号两间相当破旧的平房里。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只要他从农场一走，为防止他再次偷越边境，农场必须立即向市局报告，于是市局立即出动警车，调动了大批警察，把守住他家的前后门，连房顶上都站满了人。最后当然是从他家里把人“掏”了出来，押回农场。可他没犯任何罪行，一个农场“职工”，不请假就回家，最多只能算旷工，何况他经常下午下班以后回家，连“旷工”的罪名也揞不上，充其量不过是“违反场规纪律”而已。因为劳改农场周一至周五晚间有“政治学习”的安排，据此只能说他是“逃学”，被队长狠狠批评几句，最多再由班里开会帮助帮助，也就算了。而在周六、周日晚上回家，则连“逃避政治学习”的罪名也揞不上。
如此这般“掏”了他几次，不但没把他“掏”怕，倒干脆借此与公安局开起玩笑、捉起迷藏来，隔三差五地就往家里跑。下了班到家里照一面，说两句话，还故意让街道积极分子看见他，然后立即蹬车返回农场。他身大力不亏，从鼓楼出永定门到团河，足有五十里路，他只用一个半小时就能够到达。因此从下午六点到九点半的三个半小时内，足够打一个来回的。等到街道积极分子汇报到派出所，公安局派车派人来“掏”，他已经在农场的宿舍里呼呼入睡了。
这样折腾了几回，农场和公安局都疲于奔命，见他回家不过是看看老婆孩子和母亲，并没有再次偷越边境的意思，对他这个“长跑运动员”也逐渐放松。于是他常常下了班就蹬车回家，第二天一早回来不耽误上班，常来常往，农场干部和街道积极分子也有些见怪不怪起来，终于成了半合法化的事情，他也成了二大队比较特殊的“洋舅爷”了。
1976年7月28日早晨，唐山发生大地震，清河农场离震中不过50公里，全场砸死了五百多人。而我所在的于家岭分场西村，却只轻伤了两个人，没一个砸死的。大地震之后，农场奉命封锁一切消息，所有人员一律不许外出，连信也不许寄。丹尼尔为了免除家人挂念，全然不顾农场的规定，半夜里蹬上自行车悄悄儿走了。从清河农场到北京，足有二百多里路，而且有四五十里是农村的土路，加上沿途封锁，何况他又是一脸“老外”相，真不知道他是怎么闯过层层封锁，平安到达北京的。
走之前，他知道我曾经黑夜里骑车回过一次北京，所以找我详细了解沿途的情况和走法。此外，他还跟几个要好的朋友都通了气儿，我们都匆匆忙忙地给家里写信报平安，让他带到北京去发。当时时间紧，谁也无法多写字，我给家里写的“平安家信”，只是“我还活着，没有受伤”八个字。
当时我正在偷偷儿地写我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丹尼尔和他的夫人都是我那部小说的第一批读者之一。他的几个孩子，则是我的长篇叙事诗《望娘滩的故事》（1985年正式出版改名《岷江三爪龙》）的第一批读者。
1978年，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正在谈判之中，丹尼尔就成了美方指名要求遣返的两个美国公民之一。经过几度交涉，中方在不否认他是中国公民的前提下，答应他们全家以赴美探亲的名义离开中国。
丹尼尔接到农场干部通知到北京办手续，当时他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只知道要他回家一趟。他在北京把手续都办好以后，自己没回农场，却让胖墩儿回来处理东西：把他所有的衣物全部分赠给与他关系不错的难友们留作纪念。我得到的是一条美国军用薄呢毛毯。我知道，这还是他父亲的遗物，应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他走之后两个多月，我听说跟他最好的朋友汤宗哲已经收到了他从美国的来信。不久，我也看了这封写给所有老朋友的“通函”，就写了一封简单的问候信，托小汤附寄转给他。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邮件，是寄到浙江缙云县我老婆那里转的。信的内容如下：
吴先生：
首先让我代表全家人向您祝贺您的新的开始。您让小汤转来的信已经收到，并知道您的近况。我们很为您获得新生而高兴，希望您在选择好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发挥您的才能，为祖国争光。不管您的小说什么时候出世，我们都在等待和盼望着。
您现在可能在北京住下了。等安顿下来，总该把您的夫人及可爱的女儿接到北京来观光一下喽。听到许多朋友都有了新的安置，心中觉得很愉快，觉得国家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要感谢党中央和邓副主席。可惜我们不能在北京相见了。虽隔千万里，只有用书信传达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们全家都还好。虽然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但未安置完毕。等安置好一定写信给您。祝您快乐！
友 林校书
许凤智
79.3.23.
信的开头祝贺我有了“新的开始”，以及讲了为何把信寄到浙江去转而不直接寄到农场的原因，他说除了怕农场会扣押外国来信之外（我的许多外国来信都被农场扣押，直到唐山大地震农场传达室倒塌，才被翻出一大扎来，这件事情丹尼尔是知道的），还有个阴差阳错的故事。
1979年初，我的原单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派了两个干部到清河农场来给我“第一次落实政策”，宣布我是“错划”的右派，给我恢复名誉并恢复行政21级的工资级别，但却不把我调回原单位，而是要求清河农场执行。为此原本在国务院当机要通讯员、外号叫“焦大炮”的中队长焦如棕气势汹汹地跟那两个干部吵了一架，大意是说：“吴越是你们错划的，不是我们错划的。我们这里是劳改农场，是执行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是你们错划的干部，你们自己收回去，我们管不着。我们无法安置他的工作，也不会给他发行政21级的工资。”那两个干部答应把农场的意见带回去向领导反映。这期间，我一直在等待着原单位的“好消息”，所以在短信中告诉丹尼尔我有可能回北京工作。事实上我是到了1979年年底“第二次落实政策”，才正式宣布由原单位负责安置的。但由于国家语委是个紧缩单位，编制只有50个人，而当时在职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一百，所以他们只好派人到我老家去联系，想把我安置在浙江。后来还是通过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同志（他原来和我同住一个院子，如今已经故去）的介绍，由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郑公盾同志调我去该社科学文艺编辑室当编辑——这是后话。
1980年，我还收到过丹尼尔寄来的一封“通函”，也就是内容相同的复印件，寄给他所有在中国大陆的朋友，报导他们一家到达美国以后的简况。大意是说他到了美国以后，开头住在他哥哥、姐姐家里，三个孩子都上了当地的中小学。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没有学过英语，孩子们既没有特地上英语补习班，也没有降一两个年级，而是接着中国的学历跟班读书。为此他规定在家里谁也不许说汉语。头一个学期三个孩子功课都跟不上，第二个学期就都跟上去了。胖墩儿尽管学得比孩子们慢些，但是日常生活用语基本上也都学会了。不久丹尼尔接受一家报馆的聘请，当了记者，专程到台湾去采访过一次。胖墩儿则在一家水果公司当临时工，干的是检查水果的工作，也就是开箱子、钉箱子的体力活儿，每小时工资美金8元，比她丈夫当年在农场一个月的工资（36.5元）几乎高一倍。丹尼尔的母亲已经年过60，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尽管她没在美国干过一天工作，但仍享受每月500美金的养老金，完全够她自己一个人用的了。他们全家在印第安纳州威廉堡郊区租了一座房子，虽然是平房，但有大小十几间房间和两个卫生间，还有两个车库，夫妻二人每人买了一辆小车子。随信寄来了四张照片，除了一家五口的“全家福”之外（没他母亲），还有他们在客厅、大门口和车子旁边的照片。
为了写这一节文章，我本想把这封信的原件翻出来照抄，但由于我搬了一次家，把东西都放乱了，一时找不到，这里不但无法引用他信里的原文，连那几张照片也无法插入了。
1996年，胖墩儿来中国探亲，通过朋友的联络，终于由汤宗哲的夫人小詹（她与丹尼尔原来同住一个院子，是由丹尼尔介绍给小汤的）陪同，到我家来拜访我。我让老伴儿做了几个菜，大家坐下来边吃边聊。通过交谈，方才得知他们到了美国以后的一些新情况。
第一，她已经改名为Floral Kelly。在英语中，Floral是“花卉”的意思。看起来，就是她的外号“小翠花儿”的英译。
第二，得知他们一家六口到达香港的那一天，尽管他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老百姓，当时全家人还没有一个是美国公民，但是美国驻香港领事居然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并安排他们在香港游玩参观了将近一个月。凡是香港著名的地方，包括海洋公园在内，几乎都去看过。
第三，丹尼尔一家定居美国之初，因为他是个“中国通”，曾经以雇员的身份给几家报纸当记者，并专门到台湾采访。后来考虑到自己既缺乏学历（他连小学毕业的文凭都没有），也缺乏真才实学，尽管他已经四十来岁，儿女都已经长大了，仍下决心上了大学，学的是计算机，后来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
至于胖墩儿自己，早期因为语言不通，只能干些体力活儿，在水果公司检查水果质量，每周干五天，每天干六个小时。她很快就越过了语言障碍，现在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一家公司当雇员，当然不再是开箱子钉箱子了。只是她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相当于从北京到保定，每天要在高速公路上耗费四五个小时。有一次驾车不慎出了车祸，车子报废，人也进了医院。幸亏车和人都有保险，所以车子换成了新的，人也康复出院。如今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而且都已经结婚。她拿出照片来给我看，小静已经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标准美国青年，当然再也不叫“小静”了。刚到美国的时候，为了适应语言环境，他们在家里一律不许说汉语。其结果是：不到一年，孩子们的英语都过关了，在班上的名次也逐渐提高。两个女儿汉语还没忘记，儿子小静却把汉语忘得一干二净。
胖墩儿临走的时候，我送她《括苍山恩仇记》和《岷江三爪龙》各一部。她曾经答应回美国以后给我寄丹尼尔写的书来。不知道是她没寄还是寄而没到，不但书没有寄来，从此以后，竟连信也没收到过。
胖墩儿是我在劳改农场所遇见的女性中最令我佩服的两个女性之一（另一个就是“小月亮”，详见下节）。她对爱情忠贞，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作为代价，去换取两心融洽、虽苦犹甜的贫困生活，特别是心甘情愿地跟丹尼尔一起在劳改农场苦度光阴，太难能可贵了。老天爷不辜负她的选择，终于给了她一个完满的结局。我衷心地祝福她在大洋彼岸生活幸福，一天比一天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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