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乌鲁木齐散淡高远的夜空。
经过一天的暴晒以后，这块绿洲此刻正在深沉地呼吸。熏风吹来，夹杂着烤羊肉串的香味。林阴树则在隐隐绰绰的光线下仅存一个剪影，这剪影静谱而美丽。这座中亚城市的夏天几乎没有夜晚，天黑得很晚，天明得很早。
明天就要去北屯了，听说现在到北屯只用一天的时间就够了。
当年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哈巴河，用了五天的时间。
第一天歇在石河子。第二天歇在奎屯。第三天歇在克拉玛依。第四天歇在布尔津。第五天到达哈巴河县城。
我们是在兰州穿上皮大衣，在乌鲁木齐穿上毡筒的。
穿着毡筒的我们，笨头笨脑，一摇二晃地走在乌鲁木齐结冰的大街上，像一群哈熊。走几步以后，袜子就溜到了脚心。
那一火车皮的兵们，女兵们留在了乌市，现在只剩下一些男兵了。
男兵们被用几十辆大卡车装了，冒着漫天风雪开往中苏中蒙边界。
一辆大卡车上坐着三十六个人。三十六个人坐成四排，屁股底下坐的是自己的背包。大家成两排面对面坐着，穿着毡筒的腿像锲子一样互相交错在一起。
开始时车上装不下。接兵的站在雪地上喊：使劲挤，怎么能装不下呢？况且，靠在一起暖和。在训斥中，终于最后一个兵也爬上了卡车。
雪原上有着像蝴蝶一般上下翻飞的雪片。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景物。偶尔，风雪中，有一个哈萨克牧人，骑着马，穿着黑色的灯心绒上衣，腰扎皮带，头顶三耳皮帽，像一座黑塔一样在风雪中静静地站着。
路途中我感冒了。
加上晕车，于是我翻肠倒肚地大吐起来。
当第一口秽物从胸膛里奔涌而出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把它吐往哪里。情急之中，我把皮手套从手上褪下来，将秽物吐在手套里。
腿被死死地钳住，根本无法挪动，而我又不能将秽物吐到对面人的脸上去，因此，我选择了手套。
我真能吐。开始吐出的是没有消化的饭食，饭食吐完后，接着吐出的是黄水。这水又酸又苦，好像是苦胆破了一样。我一边吐一边痛苦地呻吟着，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活下去。
没有多久，我的两只皮手套就被秽物全部填满了。
尔后又冻成两个冰挖。
在奎屯兵站的时候，我艰难地爬上凳子，将这两个冰坨放在火墙的顶上。第二天早晨起来时，冰坨消了。我捡起手套，将秽物倒掉。秽物臭气熏天。
手套我继续拎在手中，踏上路途。
这一天又继续往手套里吐。
车在行走着。坐在车上我们懵懂不知。不知道车轮要载着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问接兵的，接兵的说，到了地方你们就知道了，现在，你们应当做的，是得先有个迎接危险迎接艰苦的心理准备。
在布尔津兵站，那个有着美丽白桦林的地方，我在白色墙上看到了一张地图。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布尔津，用指头点着这个小小地名，我吓了一跳，大声地喊起来。因为这里离边界线，只有牙长一点距离了。
但是接兵的说，还得走，前面有个地名叫哈巴河，新兵将在那里集训三个月，然后还得往前走，直到边防站。
就在我大声惊呼的时候，有一个一块坐车来的新兵没有喊，而是悄悄离开兵站，越过布尔津河冰封的河面，穿过白桦林，然后顶着漫天风雪，顺着我们来时的道路往回跑。
那时候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硝烟还没有散尽，边界一线还笼罩在一片恐怖中。这个新兵虽然是农村出身，但是也知道这一点。
吃晚饭点名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新兵。这时有人报告说，看见一个新兵顺原路跑回去了。于是，接兵的开上大车去撵，在距布尔津十公里的地方，追上了这个新兵。也就是说，这老几已经跑了十公里路程了。
这新兵后来在阿勒泰军分区做饭，他后来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四处讲演，讲演的故事就是他这次愚蠢的逃跑。
这一次沿准噶尔盆地东沿行进
2000年7月19日早晨北京时间10点，乌鲁木齐时间8点，我们从乌市出发，坐一辆桑塔纳，8个小时以后，到达农十师的师部所在地北屯市。
同去的除记者小陈以外，还有兵团的作家钱明辉。路途中，老钱说了一句重要的话，这话叫我震惊和耽于沉思。面对我重返白房子时那说不清是痛苦、说不清是悲壮、说不清是怀恋的复杂心情，老钱说，法国人加缪说过：文学是回忆和仇恨！
我在这句话面前惊骇万状。我感觉到了这句话，但是我不能理解这句话。他说得对吗？这个可怕的加缪。
来接我们的是老杜的漂亮女儿王君3她在乌市上大学，学的是主持人专业，暑假时专门呆在乌市，等着接我们。她漂亮极了，简单极了，像一匹蹦蹦跳跳的小牝马。当我喊她“老杜家的疯丫头”时，她会不高兴地撅起小嘴，当我喊她“老杜家的白雪公主”时，她会高兴得一下扑进你的怀里，伸开双臂抱住你的脖子，然后在你的肩膀上狠狠咬一口，记者小陈的肩膀就是这样被咬破的。我比他幸运，肩膀上只被疯丫头咬出两印。
简单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呀！
过去年代的阴霾已经在这一代人身上一点都没有了。她们像一缕阳光，一道白色幻影。记得在见到老杜的时候，我说：“让我们祈誓，叫我们的下一代人要有个好日子过！”说这句话时我热泪涟涟。
我们是从吐乌大高速公路一直向北的。
“吐乌大”是新疆人的骄傲。记得1998年年底到北京，当谈到大西北的交通时，新疆作家周涛面露得意之色，他“啧啧”两下舌头，说道：“我们那个吐乌大呀！那个棒呀！啧啧，我嘛亲自走过一趟！”
见我笑，周涛问为什么笑。我说是“亲自”这两个字把我逗笑了。
“我真这样说过吗？”周涛有些不好意思。
如今我也亲自走这吐乌大。
“吐乌大”是指这条高速公路东起吐鲁番，中枢站是乌鲁木齐，尔后北至大黄山。
公路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笔直地指向北方。乌鲁木齐绿洲越来越远，公路两边又变成了荒凉、寥落、旷远的景色。这里依然是天山山脉，与我们平行的那山脉是北天山。
到大黄山时高速公路完结。不过前面的路面依然是不错的：笔直、平坦、视野辽阔。
这路笔直得叫人感动。在这笔直的行走中，我想起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一句诗一样的话：人类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笔直的道路而斗争！
不过在想起普里什文这句话的同时，我又不无遗憾地想起另一句话。这句话是德国作家黑塞说的。黑塞说：每一条道路都是弯路！
后，地貌又恢复成平坦的戈壁。戈壁滩上的植被较前面所见要多一点和高一点。一束束红柳勻称地散布在戈壁滩上。
保护区也没有见到一只黄羊，只是见到几峰骆驼，在远远的山脚下吃草。这是家驼。牧人们将它们放在戈壁上，什么时候需要使役，才骑上马来寻它们。有时一放就是半年。
在整个的路途中，也仅仅见过不到十个人。有一个人是牧羊人，有三个人是修路工，另外几个人是东区油田的人。这一切告诉我们，这块偌大地面仍然处下荒原状态。
越往北走，天空和大地越来越变得安详和宁静。
中亚细亚的阳光，热烈、洁净、灿烂、梦一般照耀着这广阔平坦的原野。地貌也显得十分的平和和安谧。较之河西走廊的干燥和穷山恶水，较之东疆地区反复无常的酷热和张牙舞爪的大山，这块地面明显地得益于北冰洋湿润气流的呵护。
保护区走完以后，接下来看到的是一片奇异的红山。袖珍状的山一丛丛地排列，从我们的眼前铺向远方。山的颜色潮湿而鲜红，像玫瑰花的颜色，更像古代仕女们脸上的红晕。
后来右手方向出现了巍峨的阿尔泰山。接着，我们看到遥远的天际有碧绿的白杨林出现。这白杨林是额尔齐斯河两岸的林带。
汽车在一个分岔路口，从这里直向正北，奔阿尔泰山，奔额尔齐斯河而去。
行进中，我当年曾经歇息过的那些城市，诸如石河子、乌苏、奎屯、克拉玛依等等，一直没有出现，这叫我纳闷。我的目光呆呆地望着窗外，等待与它们重逢，但是没有。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走向我要去的那地方。
我问司机。司机说，这叫东线，我当年走的那一条路叫西线，西线的路正在修，回来时大约就可以走了。他说两条路的距离一样远。
直到我最后在哈巴河查看地图之后，才弄清这东线和西线是怎么回事。
原来，新疆的北疆地区有一块偌大的盆地，叫准噶尔盆地。盆地的核心部分叫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所谓东线，是沿着盆地和沙漠的东沿向北走，所谓西线，则是沿着盆地和沙漠的西沿往北走。
这情形，正如新疆的南疆地区有一块塔里木盆地，盆地的核心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样。
据说，这两块盆地曾是连在一起的，后来由于地壳运动，天山山脉高高耸起，才将它一分为二，并因此将天山以北称北疆，天山以南称南疆，天山以东的吐鲁番、哈密地区则称东疆。
又据说，在更早的时候，这一块地面统统为一块大洋所覆盖，地质学将那大洋叫准噶尔大洋。
我期望回来的时候，能走西线。
终于看到额尔齐斯河了。河流与阿尔泰山成平行线行走，原始白杨林顺着河流蜿蜒穿过戈壁，它那墨绿色的叶子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此处的河床和河流较之我驻守过的额尔齐斯河入境处，则要小得多了。
哈萨克人在河流与公路的交汇处，盖起十多家简陋的餐馆。我们在这里一人吃了一碗拉条子拌面。
汽车又风驰电掣般行走了一阵后，北屯到了。
就这么说到了就到了，这叫我感到困惑，感到不能接受。我努力地要自己相信：北屯到了，阿勒泰城到了。
一进入北屯，我便开始变得迷迷糊糊了。我感到自己进入了一块奇异的地域，和接触着一群热烈的、奔放的、有些自负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们。
应当诚实地讲，在北屯，我才真正地了解了兵团人。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了解到他们在过去年代所承受的艰苦和做出的牺牲，透彻地感受到了他们那种孤傲的藐视天下的骑士性格。以前我只是从远处看，得其一鳞半爪而已。
在北屯我接触的第一个人是老杜。这大约是阿勒泰这一块地面最大的作家了。他有着许多的故事。他有一个充满自由气氛的家庭，夫人十分贤惠，疯丫头除了我们前面见到的君，还有个小的，叫杜瑞，聪明透顶。他每天要喝一斤酒，少喝一口便熬不过这一天。他是河南罗山县人，1965年兵团招人，自愿报名来的。
老杜身上充满了一种“兵团情结”。
老杜说兵团人是“伟大的公民”。他说这话是一个叫何康的农业部长，1984年到185团视察时说的。面对铺天盖地的蚊子，这位部长一边拍打着，一边无限感慨地说，不要说干什么事，光能在这里呆上二十年，他就真了不起，他就堪称共和国伟大的公民。
老杜还说兵团人是边境上永不移动的界碑。
老杜的第三句评价更有意思。他先说兵团人是最无私的奉献者，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说到这里，他拖着河南腔，调侃地说：学什么孔繁森呀，每一个兵团人都是一个孔繁森。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老杜挂在嘴边的这三句话，其实每一个兵团人都在说着。农十师的聂副师长说过，185团的那个小陈姑娘也给我说过。
也许只有我，这个在那个时期和兵团人并肩爬在凄凉的国境线上的昨日白房子的士兵，才能理解这三句话所包含的那种崇高感和崇高感背后那一腔的酸楚。
在过去，正是靠这种崇高感支撑他们熬过岁月的。而在今天，支撑起兵团人那高贵头颅的，依然是这种崇高感。
兵团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批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群现代的唐·吉诃德。
新疆的兵团人有240万。哈，240万还生活在理想主义之梦中的现代的唐·吉诃德。
也许所有说这三句话的人都明白，在说这些话时，有一种自我欺骗自我安慰的味道。
但是面对自己的老境渐来，面对目前外面的物质社会，面对自己的贫困，这是可供躲藏、可供保护自己高贵心灵不受打击的最后的堡垒。
年轻人大约已经不这样自我欺骗和自我陶醉了。在酒桌上，当老杜在激情四射地大发宏论的时候，旁边坐着的《北屯日报》的一个姓杨的女编辑，却始终一声不吭，她超然地坐着，以怜悯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上一代人。席间她曾经要说话，但是话说到半截，又停止了。我鼓励她说下去，她冲我摇了摇头。
这女孩子有修养，她不愿意打破酒桌上这梦一般美丽的气息。
在顶山182团，那个小伙子声嘶力竭似的声音也叫我惊心。我们的车要走了，青年跑到车上和每个人握手，迟迟不愿下来。最后，车走了，望着尘土扬起的车，他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是--我们的世界很无奈！
“我们老了，让孩子们有个好的未来吧！要让孩子们感觉到，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受苦受难之外，他还有享受生活的权利！”
在北屯的街道上，我两手分别拖着老杜的两个丫头，边走边对老杜说。
写到这里时我眼睛有些潮湿。
185团是如何进驻和屯守白房子争议地区的
北屯是在地球上无中生有而产生出的一个城市。
1958年秋天，兵团副政委张仲翰将军开着一辆破旧的嘎斯车，来到这里。登到平顶山上，摊开地图比划了一阵，张将军站起来，手指眼前这一片空旷的原野说，这里是阿勒泰六县一市通往乌鲁木齐的交通咽喉，农十师的师部就设在这里吧！
北屯的建立，农十师的驻防，宣告新疆全境的剿匪工作结束，宣告新疆这块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进人全面建设。剿匪的最后的枪声正是在这块荒原平息的，许多农十师的老兵都参加过剿匪。
张仲翰将军指着地图说：在这里建个城市，叫北屯。咱们是屯垦部队，也在中国的最北边就叫它“北也”吧！就这样，不久以后，中国的地图上出现了一座城市，地球这空旷的一陶出现了一座城市是这阿勒泰人。
不独北屯，大约新疆的许多城市，许多的地名，都是这样在张仲翰将军一辆嘎斯车的驱使下产生的。
不久以后我们去过的182团的那个顶山，亦是如此。
张将军驱车来到了这里。他指着眼前这个矮山说，将它叫“顶山”吧，于是戈壁滩上这个突出的小山从此有了名字，并于不久后出现在中国地图上。
那座荒凉的干燥的戈壁滩上驻扎的是182团。
在我的匆匆的行旅中，我感到这干渴中的182团活像一条被甩在戈壁滩上的鱼一样。将军决策完，走了，留下来这一团人得活命呀，于是他们从远处引来乌伦古河的水。将戈壁滩和沙丘开辟成条田，挣扎着使自己活下去，并且在这土坯房中做爱，生出这荒原的第二代，第三代，一直到现在有了第四代。
不管是在北屯，还是在顶山，人类在这里麇集，人类在这里居住，完全与这里是否适宜人类居住这个先决条件无关，它纯粹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那块白房子争议地区185团的设置，更是如此。
当在乌鲁木齐的兵团司令部，得知我当年驻守过五年的白房子，我今天越过二十三年的时间和4000公里的空间就要去重新造访的白房子，竟是兵团185团的人修的，我在那一刻多么感动呀！
作为一名白房子的老兵，我更为关注185团进驻和屯垦那块惹是生非的争议地区的事情。在北屯的日子里，我走访了许多人，我得到的情况如下。
1%2年伊塔事件后，中苏两国交恶，苏联策动我大批边民外逃。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逃往苏联境内的边民达六七万人之众。当时有两个边境县，全县跑得只剩下几百人。其时，兵团迅速在边境一线设立团场，阻挡边民外逃。事件平息后，仍就地驻扎，屯垦戍边。
较之别的边境团场，185团的境况则更为险恶一些，因为这里是争议地区。
从阿尔泰山大沙山方向同时流下来两条小河，一条叫阿拉克别克河，一边叫喀拉苏自然沟。在中国的地图上，阿拉克别克河是界河，在苏联的地图上，喀拉苏自然沟是界河。于是中间形成一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这块争议地区没有名称，在我的小说中，它叫白房子争议地区。
争议地区是什么概念呢？
概念就是这块地面上不能升国旗、奏国歌。概念就是这块地面苏联认为是他们的领土，他们随时都有理由将这地面上的不论什么人消灭掉。
确实正如我在乌鲁木齐所知道的那样，农十师的三个连队，是在懵懂不知的情况下，被派往这一块地区的。
农十师从各团抽调了一批骨干，每人一枝枪，五十发子弹，四颗手榴弹，一条干粮袋，然后汽车拉了，星夜赶到哈巴河。在发干粮袋的时候，首长告诉他们，是去执行一个紧急任务，最多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回来和妻子儿女团聚。
他们到哈巴河县城的时候，县城里的人几乎都跑光了，据说连县公安局长都随边民们跑出去了，空当当的县政府，只剩下了一个县长。县长吓得晚上不敢睡觉，要他们留下一个连，守住县政府，重机枪晚上就架在大门口。
随后他们赶往白房子争议地区。
在白房子争议地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阻止边民外逃。这些亦兵亦民的大男人们手拉手，在边境线上站成一个散兵线，不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头牛、一匹马、一只羊跑过去。即使棒子打在身上，也绝不退让。
第二件事情就是挖地窝子、盖土坯房，做长期居住的打算了。因为这时候上级来了指示，要在这里设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百八十五团，换一句话说，他们这一拨人就叫185团。
兵团人在来到这一块争议地区以后，在为自己挖地窝子、盖土坯房子的同时，奉命修建了两个边防站。这就是克孜乌营科边防站和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
这样，连同原来就有的大沙山下的阿赫吐拜克边防站，这块地面上共有边防军的三个边防站驻防。
我的那个边防站就是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因为站址设在额尔齐斯河北岸，故此得名。后来删繁就简，称北湾边防站。
哈萨克人则称北湾边防站为阿克边防站，意即白房子边防站。
在左宗棠的年代里，这里曾有过一个边防站，就叫阿克边防站。这边防站后来废弃。可是，游牧的哈萨克人依然用旧名称这样称它。
边防站建好以后，便交给了部队。
部队于1963年5月开始驻守。
妻子和儿女们循着男子汉的足迹找来了，于是这地面上有了女人，有了小孩的哭声。随后又有支边青年来，例如我看到的中亚细亚阳光下那面色黝黑的浇水女人，又有盲流人口来，充填这一块地面。185团的人数达到4200人。
185团人将自己的农工，编成六个连队，自阿尔泰山脚下到额尔齐斯河河口，顺着边界线一字儿摆开。他们从此成为这块地面的用血肉之躯筑成的长城。或如我们的老杜所言：成为国境上永不移动的界碑。
人们告诉我说，1979年，由于中越战争，这里曾一度十分紧张。上级动员家属们后撤。185团的女人们，抱着自己男人的腿说：“我们不撤，要死让我们死在一块吧！我们不能丢下男人，自己走！”
祖国是什么？责任是什么？现在先让我们把这些空洞的概念撇到一边吧！仅仅为了我们的女人的这几句普通的话，我们也有理由在这里坚守。
兵团的男人们抹了一把泪，躬身扶起自己的女人，然后，跨上光背马，向边界走去。男人那骑在马上的拘偻的背影，如此悲壮，令人想起西班牙苍凉高原上的唐·吉诃德。
“不要打破这些老一代的兵团人的那种崇高感和英雄梦吧，那太残忍了。就让他们在这种梦境中走到生命的终结，最后微笑地死去，化作戈壁滩上一座简陋的坟墓。幸福是一种自我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死去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情啊！”
据说，每一个兵团团场都有一个13连。这“13连”其实是戈壁滩上一片密密麻麻的墓地。
在13连，在那凄凉的原野上，麇集着一群来自东西南北、操着一个团按正常建制，只有12个连的建制，所以兵团人把那些死去的人，叫“调到13连去了”。这是兵团185团的“13连”。
南腔北调的人们。他们永远地坚守在这块中亚细亚荒原上了。他们的游走的灵魂在早晨化作朝雾，在黄昏则化作晚霞。他们成为这一处地面一道永远的风景。每日每日，太阳和月亮轮番照耀着他们，向他们送去敬意和叩问。
上面引号里的那一段话，是我在酒桌上半醉时，随手记下的。我把这话先写在餐巾纸上，尔后又来到北屯电视台，用浓烈的陕西话将那字念一遍，尔后，再回到自己下榻的房间，将这字抄到本子上。
抄完后，其时已是凌晨两点，四周一片漆黑，北屯城在安静祥和中渐渐睡去。远处的阿尔泰山发出宝石般的光芒，近旁的额尔齐斯河，则喧嚣有声。
北屯--年轻的童话城
北屯这一块地面，古为游牧地。原名多尔布尔津，蒙语意为毡子一样的平地。
桀骜不驯的额尔齐斯河，在其北；一座奇异的平顶山，置其南。
在兵团人在北屯屯垦戍边之前，这一块空旷地面上没有一户人家定居。偶尔，游牧的哈萨克会在前往高山牧场转场期间，在河边搭起帐篷，但是，一旦额尔齐斯河河谷的蚊虫一起，牧人们便连夜拔起帐篷上路。
公元1199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在这里集结六十万铁骑，西征花刺子模，并继而拉开他的建立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的序幕。
成吉思汗的六十万大军，沿着额尔齐斯河河谷、阿尔泰山脚下，扎下遮天蔽日的营帐。他们在这里做了长时间的休整，为西征准备。而今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哈纳斯湖，当年就是成吉思汗隐蔽在友谊峰下的一个军马场。
当时此处通往西域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翻越高大险峻终年积雪的友谊峰。成吉思汗兵分两支，一支在友谊峰集结，作佯攻的姿态，另一支则去打通伊犁河谷通道。伊犁河谷那时还没有道路，河谷为原始森林所覆盖。
道路打通以后，两支队伍一支从伊犁河谷，一支从友谊峰，成钳形直扑西域，直扑欧非大陆，铁骑到处所向披靡，横扫千军如卷席。
嗣后我返程中在乌鲁木齐，曾经在一心书店见过八个台湾人，这些人组织了一个追寻成吉思汗西征足迹远征队，由一个蒙古人带领，徒步跋涉，他们已经在蒙古地面走了六个月，计划这次到阿尔泰山去，尔后从那里到哈萨克斯坦。他们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个壮举。
北屯市有三万多城镇人口，有一条老街道，一条新街道。白色的楼房一幢挨着一幢，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我们走时，城里最高的一幢楼房，十一层的农行大楼正在封顶。
北屯人说，这座城市的房屋建设，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地窝子，第二阶段是土坯房，第三阶段是一砖到顶的红瓦房，第四阶段是现在的楼房。
推而广之，可以说，兵团人建在荒原上的所有的无中生有的城市，大约也都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漫步在平坦而宽阔的北屯大街上，想到这里四十二年前竟是一片戈壁和沼泽，这事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这座城市的出现像一个美丽的童话。
她多么的年轻和美丽啊。
正午，中亚细亚的阳光热烈地照耀着这座童话城。四围金黄色的葵花地将小城簇拥在怀中。额尔齐斯河、克郎河、乌伦古河将小城缠绕。
小城的上方，天多么的高多么的远。高高的天空像海一样深蓝，几朵浮云安详地停驻在天边。道旁的林阴树是白杨。一株一株高大挺拔的白杨箭一般指向天空。白杨叶子墨绿，墨绿的叶子上洒满斑斑点点的阳光。这种阳光下的白杨只有在印象派画家莫奈的笔下才能见到。
许多年后，不论世事怎么变迁，朝代怎么转换，当人们在追溯这座城市的来历的时候，追溯这一支人类之群因何原因在这里麇集的时候，他们会记得这块不知镰锄为何物的亘古荒原上，翻动第一锨泥土的人，打出第一块土坯的人。
抛弃所有的政治因素，仅此一点，就足以令这些光荣的创业者们流芳百世，足以令每一个路经此处的旅人，脱帽以礼。
在老杜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兵团的《农十师志》，这更坚定了我以上的看法。我曾经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许多的县志、州志、府志，它们那悠久的历史曾引起我无限的遐想。
但是我要把我的最高的赞美，留给这座年轻的童话城！
在阿勒泰城
从北屯市往北，跨过额尔齐斯河，直走60公里，就是阿勒泰市。
阿勒泰与北屯的关系，很有趣，仿佛楼兰城与米兰市的关系一样。两千多年前汉文帝派刺客傅介子，刺杀投靠匈奴的楼兰王，扶楼兰王的弟弟耆即位。耆说，请汉室派一支部队，长驻伊遁城（今米兰），以为佑护，于是乎汉室派出一支三十六人的部队，屯垦伊遁。这应该说是新疆境内最早的屯垦之举了。
阿勒泰是地区公署所在地，亦是阿勒泰军分区所在地。
这是被阿尔泰山搁在臂腕上的一座美丽城池。一条清冽碧绿、一年四季丁当作响的克郎河，从城里穿肠而过，一座矮矮的叫“将军山”的小山，背倚其后。
阿勒泰是中国纬度最北的一座城市。
阿勒泰也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城市。
我可怜的足迹从来没有抵达这里。在我白房子的五年中，我像一个检在检马桩上的马一样，一寸不离地守在那里。我没有因什么公干到过军分区，也没有因为生一病住一次十六医院。但是，阿勒泰这座要塞几乎每一天都要被我们这些大头兵提起。
我是一个昨日的士兵，我像一匹老马一样恋着旧枥。我对老杜说，我得到阿勒泰军分区去报一次到。
在军分区的大门口，老杜给值班室打了好长时间的电话，值班室这情景激怒了我。我抢过电话，对电话的另一头说：“我叫高建群，我是一个退伍的老兵，我现在回老部队来看一看。扯鸡巴蛋，你是谁？你现在给老子开门！”
为了加重语气，在说完上面的话后，我又重复了一句“扯鸡巴蛋”。
门就这样开了。
开门的原因大约正是因为“扯鸡巴蛋”这句话。这是一个老兵油子才能说出来的话。这句话让值班室确信这真的是一个老兵。
我步履蹒跚地走了进去。确实是步履蹒跚。五年骑马生涯曾使我变成了罗圈腿。这罗圈腿又在城市的街道上走了十年之后，才重新变直。现在，不知为什么，走在平坦的路面上，我的膝盖弯曲、臀部后坠，脖子向前勾，又变成了罗圈腿。
政委是1971年的兵，河南兵。政治部主任是1969年的兵，陕西兵。参谋长是1972年的兵，山西兵。
我当兵那阵子，1969年兵是我的排长，1971年兵是我的班长，而1972年冬天这一茬兵，是和我一起人伍的战友。因此，见到他们时，我感到亲切。我说多穿一双解放鞋就是老兵，在你们面前我是新兵蛋子。
政委看过我的书，并且能背诵其中的段落。能有这样一个读者我感到高兴。创作的全部和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读者，能叫读者说你的书不错，还可以读，这就是对你的劳动的最高的褒奖。
政治部主任叫张连枢，1993年从塔城边防那边过来的，是老边防了。听说他是1969年的兵，又在塔城，我说那时候铁列克提事件刚刚发生，铁列克提就在塔城境内，因此他当兵的那地方更紧张更危险。
张主任同意我的话。我的话引起他的共鸣和自豪感，也触发他许多的感触。他说那一在兵很难接，眼看就要打仗了，但是陕西的汉中地区还是一次就给这里送出了三千子弟兵。
那一拨的三千汉中兵中，如今风云流散，就剩张主任一个人了。他说他也年过五十，该回家了。回家也不准备再参加工作，离休算了，当了一辈子职业军人，地方上他也不适应。
我问起我们那一巷兵的情况。
在问的时候，我想起当年那一列长长的铁闷子火车，想起“男左女右”的哨子声，想起几十辆大卡车顶着风雪，向阿勒泰奔驰的情景，想起我的皮手套。
我们那一茬兵中，现在好像留下的也没有了。
最后一个人干到边防四团的副团长，又转到吉木乃县武装部当部长，然后在半年前转业回内地，在家乡的那个县里当一名副局长。
这人叫张向前，我认识的，他的小名叫“凯儿”。高高的个子，红脸膛，留着个寸头。他当兵那阵子在克孜乌营科边防站。
张主任说，好像还有几个老乡，是搞技术的，现在还在。他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我摇摇头，表示不认识，因此就不能肯定这是不是我们的那一茬兵。
张主任执意要我在阿勒泰住几天。我说我现在是身不由己，我是兵团文联请来的，我现在得听杜主席的安排。
老杜说，行程已经安排好了，给农十师各团的宣传科长们讲两天课，尔后去布伦托海一天，去哈纳斯湖两天，然后去185团，在团部呆一天，在北湾边防站呆一天，最后去186团呆两天。
张主任掐着指头算了一算说，忙完这些以后，恰好到“八一”了。到时，他们从186团接我到阿勒泰来，在这里过个节，尔后部队把我送到乌鲁木齐，送上飞机。
我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我说到时候再说吧。
张主任真是一个好人，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后来我的“八一”是在哈巴河四团团部过的，张主任则专程赶到了这里。
那一夜这位老军人给我拉了许多的事情，他无意中告诉我了我的战友“华侨老梁”的故事，那个凄楚的故事我将在最后谈，“华侨老梁”大约是那一火车皮新兵中经历最坎坷和命运最悲惨的人物。这位老军人还向我详细地叙述了当年铁列克提事件的整个经过，我后面专门要辟出一节来谈铁列克提事件。
如果没有张主任与我那一夜谈话，这本书将是不完整的，将会逊色许多的。我因此而感谢张主任，并有些后怕--他如果不来哈巴河的话？
我此生注定将遇到一些重要人物，张连枢就是其中一个。
肖飞将军与422高地
这就是那著名的阿山要塞吗？走在阿勒泰的大街上，我反复地问自己。
在我的想像中，我一直把它与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中的白山要塞联系在一起。那里应当有着险峻凄凉的高山，有高高的了望塔，有骑马荷枪的夜哨兵，有威严的城堡，有要塞司令美丽的苍白女儿，有快马斥候不断送来的战斗警报。
但是我们的阿勒泰城多么的安宁啊！像一个傭懒的贵妇人那样斜斜地卧在那里。只有“将军山”这个地名有时还能让人悚然一惊。
阿勒泰军分区建国初期曾短暂地沿袭旧称，叫“阿山军分区”。军分区的第一任司令员叫肖飞，听老兵们讲，这个肖飞曾是王恩茂的老班长。
我没有见过这位有着许多传奇的江西老兵。我到白房子时候他已经告老还乡，在家乡的那个村子里当一名普通农民。记得在1975年的《解放军报》第一版右下角，我见到一篇《将军当农民》的报导，说的正是他。
肖飞司令离开部队是有原因的。他是犯错误回去的。他将苏方树立在422高地上的那根界桩，挥动斧子砍断，从而违抗了上级的命令，按当时的情况来说“违犯的边防政策”。
422高地正属我服役的北湾边防站管辖。它在额尔齐斯河南湾，跨大河大约20公里。
过了大河，穿过白杨和白桦相杂的一大片林子，穿过一段约十公里的开阔地，便进人拥拥挤挤的沙丘地带。最高的一座沙丘，军事地图上叫它422高地。从这里再往前走20公里，便与吉木乃边防站的管辖区接壤。
我第一次巡逻时候掉马，就是在422高地。我的掉马的故事曾传到遥远的内地，传到渭河边我那小小的村子，传到我的心惊胆战的母亲耳朵里。
那个被肖飞司令员砍掉的界粧，斜斜地躺在这个制高点上。它是西伯利亚红松做的，一搂粗，两米多长，已经有些斑驳。半截被沙子掩盖着，半截露出地面。
1962年伊塔事件之前的这一段中苏边界，由于地形地貌的变化，已经模糊不清。那时候的中苏两国忙着举杯交盏，互诉兄弟情谊，也没有对这一点予以足够的注意。
这条国境线叫1883条约线，是左宗棠主持签订的。
左宗棠带着他的三千湘军子弟兵，抬着棺材进人新疆，先平定南疆准噶尔部叛乱，接着收回北疆伊犁，继而与沙俄签订1883条约线。
左宗棠是有功于这个国家的。1883条约线的签订，遏制了沙俄向中亚的领土扩张。前不久我写罗布泊一书时，查阅资料，发现那时的沙俄间谍已经深人到敦煌以西的广大地区，沙俄总参谋部也已经绘制好军事地图，地图将这块偌大地面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处山岗、每一处小小的村落都绘制进去了。（甚至乎1876年进人罗布泊探险，从而成为近代罗布泊探险第一人的沙俄退役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他的罗布泊之行正是应邀为沙俄总参谋部绘制地图。）看到这里我捏了一把汗，这时怀着敬意想起左宗棠。
422高地这一块地面，原来是以一条季节河为界的。河水从西面的沙山方向流来，注入额尔齐斯河。后来这条季节河完全干涸，接着河道为流沙填满，变成戈壁滩地貌。因此，这一段的国界线究竟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其实，国界线在422高地苏方一侧约十公里的地方。因为在后来哈巴河县武装部组成军民联防指挥部，强行进入这一块地方冬牧时，我曾扮成哈萨克牧民，蒙古式皮大衣口袋里揣着两颗手榴弹，到这一带保护牧民们放牧。我们在距422高地正北十公里处发现了一根1883条约线界碑。
伊塔事件以后，苏方一夜之间，迅速地在边界上犁出松土带，拉上铁丝网，并在422高地上树起一根松木界桩。
肖飞司令员在一天夜里坐着吉普车赶到了这里。面对这一边界异常情况，他十分愤怒。他认为这是他的失职。边民们哭诉道，他们祖祖辈辈都在那一带放牧，那块地面还有着他们祖先的坟墓。战士们则告诉他，他们巡逻的路线也是在那远处的地方。
司令员用报话机请示了上级。上级告诉他边境无小事，事事有政策，这事须请示了总参再说。
但是愤怒的肖飞已经不能忍耐。是夜，422高地上灯火通明，灯笼火把照耀着这一块地面如同白昼，肖飞司令员借来哈萨克人的斧子，要砍掉这根界桩。斧子借来了，无人敢砍，于是他亲自挥动斧子，向界桩砍去。
“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与你们没有关系！”他对随从人员说。
此后不久，他即卸职回乡。
这就是阿勒泰军分区第一位司令员肖飞将军在422高地上的故事。
我们每一次巡逻路经这里，都要勒住马嚼子，在高地上停立良久，说一说这位昨日英雄。落日西沉，黄羊飘飘忽忽地从眼前的旷野上一剪而过，远处的大杨树下，有苏联集体农庄的庄员在一挥一挥地打着马草。我们面无表情地目睹这一幕，然后顺原路返回。
肖飞司令员当年砍那根木桩时，那个沙丘的高度是海拔422米，
所以称422高地。后来由于沙土的流失，在我离开白房子的前夕，高度已经降下5米，因此军事地图上曾一度将它叫成“417高地”。大约是出于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和对故人的尊重吧，现在的阿勒泰军分区的-参谋长告诉我，这块高地重新被叫成422高地。
作为这个故事的尾事，参谋长还告诉我，那一块边界现在已经重新划定，哈萨克斯坦主动地从422高地向后退让了100米。现在双方在那里树立了新的界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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