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在跳，全世界都能听到

    离别二十三年之后，我这个前中国边防军士兵就要重返白房子了。

    遥远的天空下，有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我曾经在那里度过我那苦难而苍白的青春。它是我的一个梦、一个幻觉。它成为我的创作取一之不竭的源泉。

    我曾经这样写道：

    “你将像耶稣一样永远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时空漫游。不过你背上背的不是十字架，而是白房子--你的一段沉重的过去。你像蜗牛一样背负着白房子，缓慢地在生命的里程中蠕动，一直到它的终结。你的病症是无法彻底治愈的，医生的力量已经用尽。医生可以疏导它向好的方向转化，可以采取强力压制它，让它沉默或以另外的方式表现，但不能根除它。”

    我还在另外一本书中说：

    “我有一件皮大衣。我出了五十块钱复员时将它带回了内地，它现在就在我的箱子底下躺着。大衣有三个纽扣掉了，一个掉在伊犁草原上，一个掉在塔城草原上，一个掉在阿勒泰草原上。现在，每年夏天，我都要把大衣从箱子底下取出，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防止生虫。在阳光下，当我挥动柳条，轻轻拍击大衣的时候，绒毛里不时会有苍耳職出来。这苍耳年年都有。将苍耳放在掌心，我常常感慨地想：它本该是属于草原的，我耽搁了它多少次开花与结果呀！有一天我重返草原，我将带上它，让它重归母体！”

    我还说：“我的大门牙在一次骑马中摔磕掉了。它大约如今已经成为一块砂砾，静静地躺在草原的某一处。当游人以手加额，盛赞那一处辽阔美景时，它也成为被盛赞的一部分！”

    啊哈！我要去了。白发双鬓，牙齿脱落的我将要完成一次远行。我不能再等待了。我得去。那也许会是我的最后的远行。

    我将见到那一切--戈壁、草原，成群的伊犁马，天空飞翔的鹞鹰，天宇下那孤零零的白房子。这一次见到的不是在梦中，而是实地踏勘。

    此一刻，我的心跳得多快呀！

    有一首通俗歌儿唱道：我的心在跳，全世界都能听到。前几天我听到这两句话时，还一边听一边嘲笑这一代人的夸张作态。现在我不敢笑了，因为面对这一次远行，这句话也许正是我此刻的心情。

    28年前河西走廊刻骨铭心的一幕

    二十八年前的那个多雪的冬天，我们也是从西安开拔，乘坐火车进疆的。具体的时间是1972年12月16日。

    那列火车是一列铁闷子车。在此之前，这车大约是拉过马的。铁闷子车厢里有着干草、马粪和刺鼻的臊味。我们简单地把马粪清理了一下，重新铺上一层干草，再把床单一铺，就一个挨一个，在自己的铺边坐下。

    火车哐眶当当地出发了，沿兰新线一直向西。车开得很慢，见到所有的车，它都得让路。车厢像一只铁质的大棺材。只有几个开得很小很高的窗户，如果马扬起脖子来，大约可以够到它。我们得站在被子上，眼睛才能勉强地看到窗外。

    没有厕所，小便的时候，是从大铁门的夹缝里向外尿。大铁门用一根铁棍子插着，露出一条缝。车哐当喔当地响着，一会儿缝儿合死了，一会儿又张开。接兵的警告说，尿尿的时候，不能把那东西塞到缝儿里去，防止夹掉。

    小便的事儿好解决，大便就无法解决了。只好强忍着，等车停下再解。

    好在车常常停。遇一列迎面过来的火车，车便停到岔道上去。车停下以后，值星排长从火车头方向跳下来，戴着红箍，吹着哨子，顺着路基一路跑过去。他号召大家有屎没屎，都下来拉一次，因为下一次停车，又不知会在啥时候。

    “男左女右！男左女右！”值星排长喊着。于是我们看到，车上原来还有许多女兵。以这列火车为界分，男兵在火车左边解手，女兵在火车的右边解手。

    有时候，有的男兵或女兵会闹错方向，于是在哄笑声中，羞红了脸，从火车底下钻过去，回到自己一边。

    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用了五天四夜。

    印象中，河西走廊十分漫长，火车像牛一样喘着气走了一个下午，还在一架山的山坡上转着。印象中，祁连山积雪的山头，一轮落日停驻在嘉略关古老楼头上的情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这样一件事。

    这列火车路经甘肃定西的一个路口时，路口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在飕飕的寒风中，这些人呐喊着，或扬起手臂，或挥动帽子，向我们欢呼。

    开始我以为这是当地政府组织的欢送我们的人群，后来想这不可能吧，我们没有这么伟大，他们也不可能把时间算得那么准，冒着严寒在这里等候。

    这样，我又以为他们大约是送了自己这个地方的新兵，又见我们的车来了，于是顺便欢送一下我们。

    火车徐徐地走动着，每一个路口上都聚着这样的人群。这些人群都大声呐喊着，向我们招手。

    刚刚走出校门的我在那一刻情绪激动极了。用一句书面语言来说吧，就是有一种“崇高感”。尤其是当我们的车厢里唱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时，心情更是激动。

    激动的我也效仿着路口的人们，向他们挥手，呐喊。

    这时候接兵的过来拍了我的肩膀，叫我安静。他说如果口袋里有多余的钱和粮票，或者挎包里有饼干麻花之类，可以扔下去，如果没有，就悄悄地呆着，不要站在那里瞎激动，浪费感情了。

    原来这是庞大的饥民队伍。

    我永远记得这一幕。按时间推算，我看到这一幕的时间应当是1972年12月17日的下午到黄昏。

    我的兵团兄弟

    《绿洲》杂志的朋友们，总是如期将新出的杂志寄我。每一本杂志都会引起我好几天的惆怅。那些普通的字眼，例如条田、转运站、春小麦、油葵、康拜因、斯大林一百号、翻浆地、夏潮地、沼泽地等等这些字眼，别人也许仅仅只将它看做字眼，但是在我的心中，它也许是一阵痉挛，一声哭啼，一种深陷其中久久不能自拔的情绪。

    于是我在某一次收到杂志以后，惆怅了几天，写出了一段一万多字的文字，名字叫《我的兵团兄弟》。我记下在那个非常时期，我眼中看到的兵团人。我说，在那个险恶的时刻，我们曾并肩撑起白房子那555平方公里的阴霾四布的天空。

    我说，好几次中苏战争一触即发，边境一线进人非常时期，拖家带口的兵团人，男人们从大车上卸下了马，背着老式的花筒冲锋枪，在边界游弋，女人们则把家中的一点破烂打成包揪，坐在家门口，准备后撤。

    我说，这期间，我曾经从白房子到185团团部去过一次。我眼睛所见，沿途这些兵团村庄，都好像面临一场大劫难的前夜的景象，如死亡一般的静寂，鸡不叫，狗不咬，孩子们也知趣地闭上了嘴巴，眼睛里露出恐怖的神色。

    男人们打仗去了，骑着劣马挎着老枪，像唐·吉诃德一样去迎接界河对面轰轰发动的坦克装甲车。那情形我不敢用“滑稽”两个字，我只能用“悲壮”二字。那些家庭妇女们将值钱一点儿的东西，包在一个包袱里。人就坐在包袱上，随时准备撤离。家具无法带走，就在门口的沙地上挖一个坑，将它埋起来。在一家门口，我看见一户人家将手摇缝纫机卖给一个游牧过来的牧人，价钱是三十元。

    孩子们仍然在上学。从一所小学校里，传来孩子们歌唱的声音。那声音有些低哑，有些压抑。童声在这块草原上回荡着，这声音叫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在文章的结尾我这样写道：

    我用这篇短文向我认识的每一个兵团兄弟致敬。我献上我对那块土地的热爱和对你们的热爱。时过境迁，那一段日子已经不复存在，并且日渐为历史所尘封，后来的人们已经不会知道那些为共和国承担过巨大责任的那些普通人们的事情了。但是我们有责任让人们知道。

    自离开那块争议地区，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回去过。不过总有一天我要回去的。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请将我一分为三》。我说，假如有一天我死了，请将我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撒人我故乡的渭河，一份撒入我生活和工作过的延河，一份撒人我驻守过五年的额尔齐斯河。

    “是的，我将回到那块土地上。我将乘着马穿过那铺天盖地的葵花地，穿过那一个又一个的兵团村庄，我将向每一个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深深祝福。额尔齐斯河春潮泛滥时期那喧嚣之声，里面会有我年年的歌唱。”

    文章写成以后，《解放军文艺》的朋友们打来电话约稿。这样，征得他们同意，《我的兵团兄弟》一文，在《绿洲》和《解放军文艺》同时发表。

    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我们有责任让人们知道”这句话，令读过文章的兵团人感动。

    我服役地方的兵团人是农十师。这样，我收到了农十师文联主席杜元锋先生的邀请信。他请我到他们那里去，为文学作者讲一次课，还说他和我原来的部队联系过，还和阿勒泰军分区联系过，他们也知道我，并欢迎我重返老部队去看一看。

    老杜的话叫我激情难掠。

    离开新疆已经二十三年了。这些年，随着老境渐来，我年年说去新疆，但是总是说说了事。也许这样延捱下去，我此生是再也没有机会踏上那魂牵梦萦的白房子了。我如果聪明的话，我应当当机立断才对。

    于是我向遥远的位于北屯的老杜打去了电话，告诉他我一定去。

    2000年7月14日，在这个炎热的日子里，我乘坐火车，踏上前往新疆的旅途。

    和我一起去的是一家杂志的记者陈旭，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的能干而有才华的年轻人。

    这一次的路途

    那一次坐的是拉牲口的铁闷子车，这一次坐的是设有空调的客车。

    那一次用了五天四夜的时间，这一次按照列车表推算，只用不到两天两夜的时间。而据说今年10月1口火车提速后，还要更快些。

    那一次车上坐着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孱弱青年，他脸色茫然地望着世界，他混迹于一群不着标志的草绿色人群中，他的体重是102市斤。这一次车上坐着的，是一个大胖子，体重165市斤，是一个牙齿脱落，两鬓斑白的老者。

    那一次车上坐着的，是一个有无限前途的人，是一个有无数充裕时间可供挥霍的人。这一次车上坐着的，是一个油即将干灯即将熄的人，是一个时时躲进回忆中的人。

    从西安出发，经宝鸡、天水、定西、兰州、武威、张掖、玉门、嘉峪关、敦煌、哈密、吐鲁番，即达乌鲁木齐。

    线串起这些地名，简直像用一板儿串起一串儿麵芦。

    列车还要继续开，它的终点站是奎屯。而据说铁路线到奎屯以后，还要经博乐抵达阿拉山口。这就是那条著名的欧亚大陆桥，它的终点是荷兰的鹿特丹。

    但是我们是在乌鲁木齐下车的。兵团农十师的老杜三天之后来这里接我们。

    沿途所见的山，形态各异。我们的行走，简直是一次对山的检阅。

    兰州以东的山，属黄土高原。山体支离破碎，平庸、单调、一色的蜡黄。今年是中国中西部百年一遇的大旱，这里也沾了个大旱的边儿。川道里的麦子只有一尺多高，恐怕连籽种也收不回来了吧！川道两边的大山不见一丝的绿色。

    兰州以西的山，是石头山。山势变得险峻起来，裸露的岩石，是赭红色的，像被火烧过了一样。至乌鞘岭，山更高更险，山顶像一束束乌黑的花朵，凶险、浄狞。

    过了张掖以后，川道变得宽阔起来，山势也变得平缓起来。山坡上能见到绿色的草。漫平的山坡上，有斑斑点点的马群牛群在吃草。人们说那里正是匈奴古歌里唱到的“失我祁连山，令我女儿无颜色”的地方。现在这里是山丹军马场。

    敦煌往西，山变得又矮小了。山只剩下了一个骨架。亿万年的日晒雨淋风吹，将山石一层一层地剥离，这是山变得低矮的原因。

    过了火焰山，进入东天山以后，两边的山峰又变得高大、雄伟、庄严。高大的山脉分列左右，一直陪伴我们到乌鲁木齐。

    祁连山也是天山，“祁连”据说是蒙语“天”的意思。

    晚上/点半，车到乌鲁木齐，新疆经济报的朱又可和一心书店的李志民来接站。用饭以后，我们歇息在西北饭店。一心书店就在西北饭店的地下室里。我答应我从阿勒泰回来以后，在这里讲一次课，题目叫《热爱新疆》。

    烤肉摊前老段的一句话

    晚上通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给北屯的老杜打的，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

    第二个电话，是给新疆军区创作组的周涛打的，告诉他我明天上午去看他。

    第三个电话，是给当年边防站的指导员张吉林打的，告诉他我明天下午去看他。

    张吉林是陕西安康人，1963年的兵。原来在新疆军区警卫团。1969年铁列克提事件后，警卫团充实到中苏边界各边防站去，他去了北湾。我在北湾边防站当兵那五年中，他正是我的指导员。

    我离开后，他调到阿勒泰军分区维护连当指导员。后来转业，到八钢家属单位。先在八钢经警中队当教导员，后来在八一铁厂当党委书记，再后来，担任八钢的组织部长。几个月前，年龄到线，离休。

    长期以来，我一直和指导员保持着通信联系。可以说，这是我和白房子的最后一点联系了。

    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几个居家西安的前白房子士兵聚会。聚会的地点是一家烤羊肉摊。我们中的一个战友是下岗职工，眼下夫妇俩开了个烤肉摊。

    虽然同时居住在一个城市里，但是我们彼此并不知道。只是经过许多年的寻找，才一个串一个，在今年的春节聚在了一起。

    烤肉摊前轻烟缭绕。我们张开肺叶，张开全身的毛孔，贪婪地呼吸着烤肉焦糊的味道，呼吸着孜然味和膻味。我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我们永远的话题是那遥远的白房子。

    在吃烤肉、喝啤酒的过程中，一位年纪最大的战友突然端起酒杯说：“当年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几个现在肯定是在一座烈士陵园里的！”这话说得大家好一阵子不说话。

    最后，我们抓起电话，给远在乌鲁木齐的指导员打电话。

    我这次来，还带来我们几个的合影，送给指导员。

    除了见指导员以外，我还想见见指导员的女儿。

    走近白房子的第一步

    按照约定，下午我去八钢看望当年的指导员。

    我感到白房子越来越近。感到自己正向一团巨大的沼泽地走去，向我的青春的年代走去。我听到了远方的呼晡声。我有一种惊悸的心情。我有一种一步一惊的感觉。我的心里直打颤，手直哆嗦，眼睛也有些潮湿。

    远方的朦胧的白房子哪！

    我曾经无数次地走近它，但那只是在二十三年的每一次的梦境中。而这一次，是真真正正地向它走近。我得硬着头皮向它走去，别无办法。

    我努力地要求自己平静。

    我对自己说：你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你应当有成年人的感情，应当懂得约束自己。

    早在西安，当行程决定下来之后，我就明白该给指导员打个电话了，而且最好是能够约他同行。那一整天，我都在家里烦躁不安，寻找各种借口，来推迟打电话的时间。后来到晚上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0991”那边的电话。

    电话那边没有人接。指导员一家可能是周末外出了。这叫我像死刑犯遇到特赦一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不是我没有打，是那边没有人接！”我对自己说。

    到了乌市住下以后，我又鼓起勇气给指导员家里打。

    这依然是晚上。电话里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说她爸爸到楼下散步去了。听这样说，于是我松了一口气。我留下了房间的电话，请指导员回来后给我打。

    半个小时以后，电话打来了。电话里传来一个新疆男人所特有的那雄性的、磁性的声音。我对着电话说，一个白房子的老兵，来向他报到。

    八钢距乌市太远，指导员的家我又从来没有去过，所以指导员请当年边防站的副连长、如今在乌市工作的张良兴来接我。车上还有张连长漂亮的女儿。这女孩子曾经是乌市的200米跑冠军，现在在新疆大学上学。

    张良兴告诉了我许多故人的消息。他说一排长找了个兵团的姑娘，如今在北屯，二排长找了个地方上的姑娘，如今在阿勒泰。他还说，连长的儿子现在也是军人了，在吉木乃边防检查站。

    每一个故人的消息都令人想起一堆事情。

    最叫我惊讶的还是连长的儿子的消息。我的一篇叫《马镫革》的中篇里曾经出现过这个当时一岁的男孩。这篇小说记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一支骑兵作战部队，位于盐池的骑二团撤销时的情景。骑二团是我的那个部队的前身之一。

    记忆中，或者说在我的小说中，连长从内地叫来妹妹为他带小孩。那姑娘是个农村姑娘，穿一件粉红色的确良上衣。姑娘嫌一个人寂寞，于是老领着孩子往户外跑。中亚细亚中午的毒太阳将孩子晒得乌黑发亮。为此，连长夫人常常站在门口，一手插腰，训斥这姑娘。

    记忆中，或者在我的小说中，我称连长夫人为“大洋马”，称连长的妹妹为“小洋马”。

    这个当年剃成一个光脑袋，晒得乌黑发亮的一岁男孩，如今也已经长大成人了。生活变化得多快呀！

    一个排是如何变成两个排，甚至一个连的

    见到了指导员。

    见到了和平环境下的指导员。

    他从一幢白色楼房的四楼向我们招手，这样我们走进了他家。三室一厅，住得还算宽敞，屋子里十分整洁。他和老伴已经在几个月前退休。我见到了嫂夫人，见到了他们的两个女儿。不知道是哪个女儿，当年看了我的那个白房子小说后，向指导员提问的。我没有问。

    我打量着指导员，他也打量着我。偶然的时候，他的左腮帮的肌肉会猛烈地抽搐几下。这叫神经官能症，当年他站在队列前训话的时候，一谈到加强戒备，左聰帮的肌肉就会抽搐。

    最初的时候双方都有些隔膜，有些害羞，都在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对方，试探着对方。

    我原来设想一见面的时候，也许会有热烈的拥抱，然后有拼命压抑住的一声男人的痛哭。但是没有，一切都很平静，平静得甚至有些异样。大家都在努力地从现在这个角色走人白房子角色，这需要时间。

    我是1977年4月10日离开白房子的。算起来，我和指导员已经二十三年没有见面了。

    记得临离开白房子的那一夜，我去上了最后的一班夜哨。下哨后，见连部里还亮着灯光，原来是指导员和我的几个就要复员的老乡在一起拉话。

    如豆的煤油灯火苗照着指导员的脸，左半边脸上的肌肉在猛烈地抖动。他一改往日的出语谨慎，凄然地说：“你们走了，好！离开这地方了！我还不能离开，打了几次报告上面都没有批。”

    离开连部后，那一夜我们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一夜无眠。看到那些傻乎乎的新兵们，就要顶替我们的岗位，看到指导员那张蜡黄色的时时抽搐的脸，我们的心里又一阵阵难受。

    第二天早晨临离开时，白房子笼罩在一片惊天动地的哭声中，我们哭得爬不上卡车，于是，新兵们在后边托着屁股，将我们推进车里。

    当卡车扬起灰尘，在戈壁滩上走了很远以后，我还看见指导员领着又一茬的新兵，站在沙包子上向我们挥帽告别。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说，指导员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直接领导。

    而指导员也在此刻说，我是他带过的最好的兵。

    二十三年的时间形成的那种陌生感，是在酒桌上，在“伊力王”的帮助下打破的。

    三杯烧酒下肚，借助酒力，我说了一句调侃的话。

    我说，嫂夫人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八钢的一枝花，瞧现在已经徐娘半老了，那身段，那长相儿，还是经看。

    八钢的办公室主任接过了我的话头。这顿饭是他请的。主任说，指导员当年来八钢支左，带来的是一个排，带走的是两个排，如果再迟走几天，就变成一个连了。

    主任还年轻，他说的这话，是看了我在《中国转业军官》杂志上写的文章。我在那里一期一章，写过一组白房子人物，有指导员、连长、副指导员、副连长、储医生等等。主任说的那件事，就是我文章中说的。

    那事不是我的创造，而是白房子时期这些大兵们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这话题一茬一茬的兵都要说。在那孤寂的边防站生活中，这个话题曾带给我们多少快乐呀！

    指导员听了这话，脸色一红，赶快否认。他说他当年带一个排来，是严格执行政策的，只是后来到了边防站，找不下对象，才重新跑回八钢来找。

    我追问道，那你是在支左时认识嫂夫人的，还是离开后经人介绍认识的。

    指导员承认在八钢时就认识。

    听了这话，我鼓掌一笑说，那这就对了，就等于承认这是事实了。

    指导员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话匣子就是这样打开的。我们就是这样走向那遥远的年代的。

    孤岛，或者绿茵草地

    随后我们敞开心扉，拉了许多的话。当然主要拉的是白房子。一件一件的事情从我们的眼前掠过。每一件往事都是以“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开始，然后再用这句话结束，并且在结束时伴以长长的一声叹息。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憋在我心中已经整整二十多年了。

    这就是界河在流人额尔齐斯河时，河口地面形成的那一块绿茵草地问题我艰难地比划着，询问他知道这件事吗？

    我话还没有说完，他脱口而出：你说的是那座孤岛吗？

    是的，我说的正是那块类似珍宝岛一样的小小孤岛。不过在我的记忆中，习惯上称它为绿茵草地。

    看来指导员知道这事。而且像我一样牢牢地记住了这事。

    绿茵草地的事情是这样的。

    那时我已经是老兵了。夏天的一个星期一，我替换马倌放马。当我在半夜时分将马放出，随着马游牧到比利斯河附近时，天色已亮。这时我折身回来，去照看边防站的牛。

    牛不需要人放，也不太需要人管。它们早上出去，晚上乘着暮色回来。马倌惟一要做的工作，一是每天晚上到牛棚里清点一下，二是防止牛群越界。

    我在哈萨克牧工的毡房里多喝了几杯奶茶，乘马出来时，茫茫草原上不见一头牛的踪影。我找了一阵，找不到，于是打马到了望台底下去问。了望台上的哨兵说，牛群已经全部进一号口去了，进去已经有几个小时了。

    一号口就是河口，即大河与界河的交汇处。那一块地面，被参天的大树，茂密的灌木，和一片一片的芦苇丛所覆盖。那是一个凶险的地方，除了晚上有时候潜伏，平时我们谁也不到那里去。

    我策马前行，钻进树林子，顺着野猪踩出的道路，约摸着方向，走向河口。

    好一阵子之后，一条蓝汪汪的大河出现在我的马蹄下。这河仿佛冥界之水，那么静，那么神秘。这就是那条著名的额尔齐斯河。

    另有一条浅浅的细流，成九十度的直角注人额尔齐斯河。我想这就是界河了。

    接着我发现，这浅浅的水流不是一条，而是两条。在界河注入额尔齐斯河之前，水流分成了两股，两股水流中间圈起足球场大的一块绿茵草地，或者用指导员的话说，叫“孤岛”。

    白房子的那些该死的牛，正安安静静地在孤岛上吃草。

    我无法断定这孤岛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

    双方的国境线以界河为界。按照国际法，以界河为界的国界，如果能够舟航，国境线就以河流的主航道为界，如果不能够舟航，它则以河流中心线为界。

    但是河口这分岔的两个小河，都一模一样地宽，因此我不能决定哪一条是界河。也就是说，我不能判定这块足球场大小的绿茵草地，到底是我们的还是苏联的。

    这块绿茵草地是某一年额尔齐斯河春潮泛滥时期形成的。大水漫灌到岸上很远的地方，大水过后，便形成了这块馗尬地面。

    我决定过河去赶那群牛。

    河水很浅，马蹄在水中溅起水花。我一阵大颠(1)就过去了。然后，我在绿茵草地上转了一个半圆，拦住那最前头的牛。

    可是牛不听使唤。我赶得满头大汗，牛们还是兜着圈子不忍离去，后来，有一头母牛冲着额尔齐斯河下游，苏方的纵深，“哞哞”地叫着，扬起头来向我示意。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还有另外的一些牛，跨过另一个二分之一界河，跑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那天我骑了一匹好马，这使我胆壮。而那些牛们将要面临的命运，又使我心疼。前一段时间草原上出现了一批不明来历的高头大马，苏方否认这些马是他们的。于是，中方用班用机枪，将这些马集体枪杀在一个沙窝子里，站得住的原因是担心这些马有口蹄疫。再早一些还有一件事，中方发现了两只不明来历的羊，从原路送回，结果，苏方就在界河边上，用汽油将它们活活烧死了。

    当越过那另一个二分之一界河的时候，我有些胆怯。

    此一刻这块地面上静悄悄的，如同鬼域，只有蓝汪汪的一河春水伴着我。中亚细亚的毒太阳在天空炙烤着，让我的脑门有些发昏。我在我的白房子传奇中，曾经提到过边境线上这样的中午，虽然那个中午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事了。

    我在小说中说：此一刻，沙皇尼古拉二世正在搂着自己的老婆或别人的老婆睡觉，慈禧太后正在西逃的途中，天高皇帝远，有谁会注意到边界上此一刻发生的事情呢！

    我的马挖起了蹦子顺额尔齐斯河直下。记得我说过我骑的是一匹好马。

    一边是河水，一边是茂密的森林。灌木丛里有着许多的明堡暗堡，明堡暗堡里有着许多的窗口，这些窗口随时有理由射出子弹，因为这是在苏联领土上。

    头顶上则是一座黄土山。黄土山上并排排列着八个雷达，这些雷达据说可以监测到中国内地兰州军用机场的飞机起落。雷达发出“咔咔咔咔”的声音，令人心悸。

    我飞奔过去，拦住跑在最前面的那头牛，并且用马靴照它的大肚子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这是一头大驮牛。牛是一种聪明的动物。这头大驮牛早就知道自己闯祸了，正在等待着这一脚，现在这一脚踢下来，牛立即折回头了。

    所有的牛都折回头了。现在我赶着这些牛往回走。

    后来我突然看见我的左手，树林子遮掩处，有五个打马草的人。他们挥动着大刈镰，一下一下地打着。他们把外衣脱掉了，挂在树骑兵术语。马的高速运动姿势。前蹄悬空，猛往前纵，像蚂蚱一样，一点一点地飞跃。

    上，那外衣是苏军的军装。他们现在穿着的，是一种斜开领的恤衫，这种衣服，我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肖洛霍夫的小说中都见过。

    这五个打草人是苏联兵。

    他们也在我发现他们的同一刻发现了我。

    那天我穿着衬衣，光着头。瞅见我骑着马走来，他们最初以为我是苏方的阿拉克别克边防站为他们送午饭的，于是停止割草，拄着镰刀，向我喊叫。

    接着他们看清了我的眉目。

    他们一个就地卧倒，卧倒之后，见我只是一人，又没有武器，于是又爬起来，到树下去取他们的枪。

    我吓坏了。

    我再也顾忌不了这些该死的牛了。我一叩马刺，马飞奔起来。而那些该死的牛，也像受了惊吓，争先恐后地跑开了。

    我的耳后传来拉动枪栓的声音，但是没有开枪。

    我的马是一匹好马。它载着我越过二分之一界河，越过绿茵草地，越过另一个二分之一界河，越过一号口的密林，一直冲进白房子边防站的黑色碱土围墙，才停下。

    牛也一个不剩地跟着我回来了。

    气喘吁吁的我走进连部，指导员正在值班。看见我惊魂未定的样子，他左半边脸的肌肉嘟嘟地抖动起来。

    我叙述了我越境的经过。在叙述中不停地看着门口，生怕那五个打马草的苏联兵再闯进来。

    在叙述完以后，也许是鬼迷心窍了，我说，要不要将那块绿茵草点。我说，按照边防政策，边界上地形地貌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要向上级报告，何况现在，是界河在这里分岔，形成一块绿茵草地。

    后来我停止了说话，因为指导员一直沉默不语。

    他显然在紧张地思考着。能听见他急促的呼吸声，能看见他的半边脸在猛烈地抖动。

    后来是他打破了沉默。他装着漫不经心地问：“真的有这么一块--孤岛一样的地方吗？珍宝岛战役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说确实有这么一块地方，这是我的目击！

    “那么，有必要将它向上级汇报吗？”他有些鄙夷地问我。

    我说按照边防政策，咱们得汇报的。

    指导员沉吟了半晌，显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做出决定的他，半边脸不再抖动，而是显得异样的平静。而他对我，也显得突然地亲昵起来。他说，这事他知道了，报不报是他的事，这你就不用问了，以后这孤岛的事，也就不要再去说它了。

    指导员后来大约并没有向上汇报，因为白房子依然相安无事。

    白房子边防站没有向上汇报，而对方的阿拉克别克边防站，大约也并没有向上汇报。包括这块孤岛，包括我的越境，便成为一桩永久的秘密。

    这真是一种伟大的默契。

    我常常想方边防站的管事的，也一定是一老谋深算的家伙。

    直到我离开白房子的那一刻，摸摸自己的头还在脖子上长着，我才明白了指导员那个决定的重要的意义。他令这白房子的几十名可怜的士兵免去了一场杀戮之灾。

    如果汇报上去的话，那么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之后，中苏边界冲突也许会出现第三个地名：白房子！

    我在后边将要讲铁列克提事件。铁列克提事件就是由于决策部门懵懂无知形成的。当边防站将电话打到新疆军区，询问能不能到那块争议地区巡逻时，接电话的是一个参谋。他问：“那块领土是我们的吗？”边防站回答说：“是我们的。在中国版图之中，况且，我们的牧民祖祖辈辈都在那里放牧。”参谋一听勃然大怒，说道：“那还请示什么！既然是我们的领土，那么，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利去那里巡逻！”这样，铁列克提三十一名官兵踏上死亡的征途。

    铁列克提的故事放在以后再说。

    在告别指导员的时候，我说我到白房子以后，一定要到河口去看看那个孤岛。

    兵团人

    18日下午我去了兵团。《兵团日报》和《绿洲》的朋友们约我吃饭。

    他们告诉我19日出发。老杜已经给我把日程排满，到北屯呆两天，到哈纳斯湖呆两天，到185团呆两天，到186团呆两天。

    我同意他们的安排。但是我说，一定要我到边防站呆两天，看看碉堡，看看战壕，看看了望台，看看一号口、二号口、三号口，看看我当年扛过的那个六九四〇火箭筒，现在是谁在扛着，看看我当年骑的那个额上有一点白的马，现在是谁在骑着。

    饭局上，看着兵团人那一张张热情洋溢的脸，我想，我也许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克服障碍，将今天的兵团人和二十几年前的兵团人联系起来。

    正如我费了许多的努力，才将今天的指导员和二十几年前的指导员联系起来一样。

    我记得他们穿着各式各样颜色的军装，破烂不堪。这军装有土黄色的，像电影上的国民党溃兵穿的道具服装。有绿色的将校呢，那服饰的肩头还有挂肩章的两条带儿，记得185团五连的连长，一个山东老兵就穿这样的服装，不过这服装已经十分的陈旧，满是尘土，太阳又晒得它发灰发白，那连长穿在身上，一副怪模怪样的样子。还有人字呢的军装，人字呢如果洗得发白，会很好看的，但是，服饰的主人根本没有心情洗它，于是这人字呢又黑又脏，像挂在人身上的一堆活动的抹布。

    在那个险恶的年代里，兵团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漫长的边界上堆起一座肉体的长城。

    我永远忘不了1974年3月14日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入我境那一次，我看到的兵团人的情景。

    胡子拉碴的男人扛着老式的步枪，骑着从马车上卸下来的老马（光背马），纷纷地走向边界。女人们将家里的一点破烂，用床单打成一个包揪，然后坐在包揪上，手里拖着孩子，准备撤退两厢。

    勇敢而苦难的人们哪！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炎热的中午，中亚细亚的太阳猛烈地炙烤着，我扛着铁锨，到兵团的条田里去为边防站的菜地要水。

    一个面孔黝黑的女人站在春小麦地里，扛着圆锹，穿着长统雨靴。她那件褪了色的花格子衬衣才叫我看出她是一个女人。我告诉她我是边防站种菜班的班长，想给菜地里要一点水。她听了，默默地用铁锹戳了一阵，于是，水汩汩地流向了菜地她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是陕西兵。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她的家在遥远的天津，她是1965年来支边的，邢燕子那一拨。“你们知道邢燕子吗？”她问。

    我现在记起来了，在我的白房子传奇中曾经写过有一次边防站放电影，兵团用马车拉来一些人来看。我将一位大嫂让进班里，让她坐在铺边喝水，大嫂的孩子，则在床上乱滚。突然，孩子望着白色床单上那一团一团的东西，问妈妈这是什么。孩子说：“这一个像中国地图，那一个像世界地图。”妈妈脸红了，她训斥了孩子一顿，恰好这时电影开演了，这个尴尬的话题才算结束，女人领着孩子看电影去了。

    我小说中的那个女人，就是她。

    我这里说的是185团的兵团人。我那时候只能看到他们。

    在兵团司令部，我还得到一个惊人的史料。

    这史料是，我居住过的那遥远的白房子，竟是兵团人在1962年修的。

    哦，我的白房子！哦，我的兵团人！我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我对兵团人有着如此深沉的一种情愫。我们是一根线上拴着的两个妈蚱，我们是难兄难弟，我们共同支撑了那一块白房子天空。而这白房子竟是兵团人建起来的！

    兵团农十师从各连中抽调了出身好，身体强壮，打过仗的农工，组成三个连队，给每人发了一枝枪，五十发子弹，四颗手榴弹，一条干粮袋，然后说，要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得半个月时间，结果，将三个连队拉到了这里，占领和驻守在这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

    这三个连队后来又带来家属，组成185团。

    185团在给自己盖房子的同时，给这块争议地区盖起两座边防站，它就是克孜乌营科边防站和白房子边防站。

    这是1962年伊塔事件以后的事。1963年5月，两个边防站开始驻军。

    在兵团，接待我的兵团文联的曹主席感慨万端地说，这些事情总有一天要有人将它写出的。我说，这一天已经到了，而写出的人就是我。

    随着我的向白房子的走近，我还将要写许多的事情。而185团进驻白房子争议地区的事情，我也许还将要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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