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
（一）
经过长达几十年一如既往的辛勤工作，弗洛伊德终于在其晚年时逐渐赢得了世界的承认和种种殊荣，这既是指他所获得的诸多荣誉，更是指他赢得了世界各地许多着名学者、科学家、艺术家、诗人和作家的衷心赞许和诚挚的友情。
1919年，令弗洛伊德倍感欣慰的一件事是他酝酿已久的维也纳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终于问世了。长期以来，许多出版社对于出版精神分析方面的着作都一直心存顾虑，这就给精神分析学者们开展学术交流、宣传科研成果、扩大自身影响等造成了障碍。因此，拥有一家自己的、专门出版精神分析专业书籍的机构便成为弗洛伊德及其同仁们多年的夙愿。
其实，当时要成立一家出版社并不难，只是一个资金问题而已，但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养家糊口常觉艰难，何况投资办出版社了。因此，弗洛伊德对此虽然筹划许久，却苦于没有资金而令这一愿望一直难以实现。
然而，这件事最终却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弗洛伊德的一位患者安东·弗罗因德伸出了慷慨之手，让弗洛伊德的这个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安东·弗罗因德是布达佩斯的一位啤酒商，不幸患病，多年都没有治愈。后来听说弗洛伊德的大名后，便慕名前来求诊，竟然一举康复。患者感动之余，便想对弗洛伊德有所答谢。
后来，他听说弗洛伊德正在为筹措出版社的资金发愁，便慷慨解囊，斥资50万美元为弗洛伊德兴办了专业出版社。
出版社成立后，开始陆续出版弗洛伊德的作品以及相关的书刊等。20多年来，共出版数百种专业学术性书刊。《弗洛伊德全集》的第一版，也是从这家出版社从1924年开始出版发行的。
自从20世纪20年代起，弗洛伊德所首创的精神分析学说在文学艺术界的影响日渐广泛和深入，弗洛伊德本人也愈来愈得到世界各国文学艺术家们的推崇。
1929年，英国杰出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托马斯·曼发表的文章《弗洛伊德在近代精神科学史上的地位》，对弗洛伊德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称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由于弗洛伊德的文学艺术理论对各种文学创作的作用及重大影响力，1930年7月，德国歌德协会为弗洛伊德颁发了“歌德文学奖”。这是弗洛伊德非常重视的一项荣誉，他在《自传》中说：
在我荣获1930年歌德奖之际，我的女儿安娜代表我去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参加了该市市政厅举行的授奖大会。这是我公民生活的最高峰。
之所以未能亲自前往领奖，是因为此时的弗洛伊德已经重病缠身，故而未能参加盛典，由女儿安娜代为出席。
时隔5年后，弗洛伊德又获得了一项殊荣--英国皇家学会接纳弗洛伊德作为该学会的名誉会员。
这一时期，弗洛伊德也赢得了世界许多科学家的友谊和尊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弗洛伊德与着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交往。
1926年12月，弗洛伊德与夫人玛莎一起前往德国柏林探望儿子。在此期间，弗洛伊德拜访了爱因斯坦。
两位大师首次会面，便热烈地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两位大师有所区别的是：一个人冥思苦想的是物理世界，另一个人孜孜追求的是心理世界；而两位大师共有并相映生辉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犹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二）
就在弗洛伊德用他的成就征服世界，一步一步步入生命的辉煌之际，病魔也正一步一步地向他悄然袭来。
1923年初，弗洛伊德在一次吃面包的时候，发现面包上有血迹，当时他并没有在意。几天后，弗洛伊德再次发现了血迹。
作为一个医生，弗洛伊德想起了一句行话--“留心毫无疼痛的出血”，他开始重视起来。
起初，弗洛伊德以为只是牙龈发炎，牙根肿大，但几个星期后，他发现肿块并没有消失，反而还增大了。弗洛伊德决定找专科医生检查一下。
弗洛伊德找到了维也纳总医院喉鼻科的诊室主任、教授马尔库斯·哈耶克博士。哈耶克检查后说：
“不用太担心，不过是长在硬腭粘膜上的白斑病而已。”
同时，他建议弗洛伊德做手术切掉这个东西。
几天后，内科医生菲利克斯·德斯来到弗洛伊德家中，弗洛伊德又请他为自己检查口腔中疼痛的部位。
检查完毕后，德斯的态度不是很明朗。他用平缓的语气说：
“哈耶克博士的诊断是正确的，您最好趁早切掉它。”
德斯脸上那种细微的表情，反而让弗洛伊德不安起来。但是，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没有将病情告诉家人，而是自己在当年4月独自一个人到医院做了切除手术。
在给弗洛伊德做手术时，当哈耶克快要将整个肿块摘下时，突然碰到了一根大血管，结果血一下子就喷了出来。弗洛伊德一下就陷入到呼吸困难的状态，连连咳嗽，如注的血顺着椅子不断向下淌。哈耶克沉着老练地切下肿块的最后一刀，取出肿块，然后赶紧为弗洛伊德止血。
手术一个月后，弗洛伊德又开始工作了，但精神很不好。这时，聪明可爱的外孙海因茨从汉堡来到维也纳治病。他当时只有4岁半，弗洛伊德每天与外孙一起玩积木、外出散步、喝咖啡等。外孙的天真活泼给弗洛伊德的生活带来了快乐。
然而不幸的是，不久后，海因茨因患粟粒疹的肺结核而去世了。这对弗洛伊德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痛苦地哭了起来。
“……这种无尽的悲伤已经深深地潜入我的内心深处，分秒不离地伴随着我的工作。在我的思想中已经激不起智慧的火花，我很久都没有写出一行字。”弗洛伊德后来在描述自己当时在听到这个悲痛的消息时说。
在这之后不久，弗洛伊德又说，海因茨之死“给我一次不可言状的打击。”“在这之后，我再也不对任何新鲜的事物感兴趣。”
但一段时间后，他又说，他将海因茨之死给他的沉重打击转化成为一种巨大的动力，促使他除了发展科学的雄心以外再也不对其他事物感兴趣--他说自己已经对其他的一切事物都麻木了，心中唯有一个信念：努力啊，努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才行！
过了4个月后，弗洛伊德手术后的伤口不仅没有愈合，反而开始向下腭扩展。德斯医生将弗洛伊德介绍给欧洲最着名的口腔外科医生汉斯·皮席勒教授。
8月初，皮席勒教授为弗洛伊德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后，不太乐观地说：
“弗洛伊德教授，您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科学家，您应该知道一切真相。”
“是的，皮席勒教授。”弗洛伊德平静地回答说。
“那么，我要说的是，您患上了严重的口腔癌，唯一能阻止它的只有手术。不过，这会给您带来残疾，您的上腭会出现一个洞。幸运的是，我们能够用修复术对其加以弥补。”皮席勒教授对弗洛伊德说。
弗洛伊德静静地听着皮席勒教授的分析。皮席勒教授接着说：
“对于您的手术，我打算分两个步骤进行，为的是能够控制这类手术中常见的大出血现象。”
弗洛伊德的心中一沉，但他还是冷静地听着皮席勒的治疗步骤；第一步，拔掉右边的牙齿，几天后在右上颈部进行外科手术，结扎外部的颈动脉，再切除颈部的淋巴瘤；第二步，切除在硬腭区域内侧的癌细胞痕迹，为此，可能需要切除一部分右软腭、舌头和右脸颊内的表面，以及牙齿一下的颌骨，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同时皮席勒医生建议弗洛伊德应该尽快接受手术，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
可是再过几天，精神分析的核心小组就会聚集在圣克里斯多佛举行会议。而弗洛伊德早先还计划要在8月份去罗马，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核心小组的成员还不知道弗洛伊德的病情有多严重，他们会不会劝他接受手术？因为弗洛伊德看起来自己也不太希望动手术；第二，弗洛伊德是按原计划去罗马，还是马上做手术？
最终，弗洛伊德没有接受皮席勒教授的建议马上进行手术，而是去了罗马。等他从罗马回到维也纳后，才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三）
1923年9月底，弗洛伊德住进了医院，准备接受手术。
而事实上，这次手术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外科医生发现，必须先在一个尸体上进行实验，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进行手术。而且，还需要动两次较大的手术，预定的第一次较小的手术在10月4日进行，一周后再进行第二次较大的。
第一次手术后一周，皮席勒教授按照预定计划开始为弗洛伊德进行第二次关键性的手术。手术中，皮席勒小心翼翼地一刀一刀地将弗洛伊德的上唇切开，接着又沿着鼻子右边快速地一刀切刀眼睛处，从口腔后部取出恶性肿瘤，再用凿子和木槌敲打带有癌细胞的骨头，最后用切骨器取下有癌细胞的骨骼组织。
整个手术进行了7个多小时，随后，皮席勒认真地检查了伤口，然后从弗洛伊德的左臂上取下一块皮肤，将脸颊缝回原处。
手术做完的头几天，弗洛伊德只能用鼻腔进食流食。上腭部的洞里面塞满了纱布，痛苦万分。
晚上，需要靠打吗啡针止痛后，弗洛伊德才能入睡。几天后，疼痛感渐渐消失了，但弗洛伊德感觉他的右脸颊麻痹了。平时他也只能吃一点流食，每天几乎没有力气看书，注意力也只能集中一会儿。但是，他仍然记得皮席勒教授说的10月底他就可以出院的话，决定从11月1日开始工作。
10月底，弗洛伊德出院回到家中，准备集中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然而，弗洛伊德的愿望不过是幻想罢了，因为他的口腔仍然疼痛难忍，上腭洞里的堵塞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往往吃一两顿饭后就会发臭，而且每天都要到皮席勒医生那里做检查。
回家不到两个星期，11月12日，皮席勒将先前手术割下的组织拿去化验，结果显示：疾病仍旧在继续恶化中。皮席勒建议弗洛伊德再动一次手术，弗洛伊德无奈也只好答应。当天下午，皮席勒医生又为弗洛伊德进行了一次小型手术。这一切，给弗洛伊德带来的打击和痛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对于弗洛伊德这样一个意志非凡的人来说，病魔的打击和折磨似乎没有动摇他献身科学、继续工作的信念。他一边与癌症病魔进行完全的搏斗，一边抓紧生命有限的时间继续他的研究工作。
幸运的是，这次手术比较顺利，12月底，弗洛伊德回到家中，病情也开始有所控制，身体在快速地恢复。
1924年新年刚过，弗洛伊德就开始工作了。白天，他要诊治6个病人，晚上继续写作。在这期间，他写了《精神分析学：探索大脑的隐匿部分》、《精神病中的现实丧失》、《受虐狂的经济学问题》、《神经病与精神病》等。
同时从这一年开始，精神分析学会继续在欧美各国获得快速发展。“精神分析训练研究中心”也纷纷在柏林、维也纳、伦敦和纽约等地建立起来。
1925年，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在普鲁士召开了第九次会议，由安娜代表她的父亲宣读了论文--《论两性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
在这一年的年底，亚伯拉罕因患肺癌去世了。虽然在最后的几年内，亚伯拉罕与弗洛伊德之间的观点出现了分歧，但弗洛伊德仍然很尊重他，也很珍惜与亚伯拉罕的友谊。他在为亚伯拉罕所写的悼文中引用了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诗文：
“一位终生昂然挺立而又纯洁的人。”
这是对亚伯拉罕最高的评价了。
随后，弗洛伊德写信给琼斯说：
“夸大一个人的死是我所不肯做的事，我尽力避免这样做。但我认为，上述引文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很切实的。”
亚伯拉罕去世后，艾丁根继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长，安娜担任学会秘书。
这一年，弗洛伊德的病情又开始加重，而亚伯拉罕的去世也让弗洛伊德感到了生命的不测。他担心自己的生命也不会长久了，因此开始抓紧时间写他的《自传》。
在《自传》中，弗洛伊德系统、概括地总结了精神分析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突出了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因此，该书在学术上和理论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同一年，弗洛伊德还为法国的《犹太人评论》杂志写了一篇论文--《对精神分析学的抵制》，并发表了两篇医疗方面的论文--《否定》和《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其中后一篇文章就是安娜在普鲁士大会上宣读的论文。
（四）
从经过三次手术之后，弗洛伊德便不再去计算自己还要进行多少次手术和X光治疗了，因为皮席勒教授还要给他切除肿瘤、植皮，并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还将有更多的手术和植皮术等着弗洛伊德。
1926年，弗洛伊德70岁生日时，尽管他竭力避免庆祝活动，但前来祝贺的人还是很多，屋子里摆满了鲜花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电报，还有埃及和希腊的雕塑像礼品等。
尽管如此，病魔还是在无情地发展着。而且由于精神上的忧虑和身体上的痛苦，弗洛伊德又出现了心脏病。为了避免在写作时大脑不清醒，弗洛伊德拒绝服用阿司匹林等药物减轻病痛。每天早晨，他都坚持拖着病体外出散步，以增强身体抵抗力。
这一年，弗洛伊德在病痛的折磨下写了《行外心理分析治疗问题》一文。
由于癌细胞的不断扩散，弗洛伊德口腔中的肉不断被切除，加上X光的大量照射，自然会导致身体其他部位出现毛病。因此除了心脏病外，弗洛伊德还经常感冒发烧。
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为弗洛伊德请一位私人医生来照顾他。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位名叫麦克斯·舒尔的医生，负责对弗洛伊德进行日常的治疗和护理。
舒尔比弗洛伊德小41岁，他给弗洛伊德一家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每天，他会陪弗洛伊德去皮席勒大夫那里做检查。他与弗洛伊德两个人互相信任，最终发展成为忘年交。
从这时起，一直到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为止，期间都是麦克森·舒尔负责弗洛伊德病情的治疗和护理，这无疑对延长弗洛伊德的生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病魔夺去了弗洛伊德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依然用坚毅的精神和不屈的毅力，写下了许多新的着作。
1927年，社会危机笼罩着整个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物价再次出现飞涨。这一切让弗洛伊德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而且这一年，他的病情也在不断恶化，身心都痛苦不堪，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幻想的未来》、《拜物教》等作品。
在《幻想的未来》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认为，宗教本身是虚幻的，是人们的幻觉。弗洛伊德知道，这一观点肯定会让他再次受到攻击。
同时，弗洛伊德在这篇论文中还主张，他并没有增加什么反对宗教的声势，而要表达的只是“在那些伟大的前人的批评基础上，加了一些心理学的基础”。
《幻想的未来》的观念并不是新的，它受弗洛伊德30年来所发现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支持。这篇论文所引起的反应也正如弗洛伊德预想的那样。在纽约，犹太人牧师纳桑·克里斯道出了一般人的观念：
“我们习惯于听一个人谈所有的主题，只因为他在某一方面做了一些令人注意的事。因为爱迪生知道电学，于是人们就要听他的神学意见；因为一个人在航空学上的成就，就有人要求他谈宇宙万物的事。同样，大家都赞美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学家，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也去尊敬他的宗教哲学！”
弗洛伊德以前的一个病人林拉夫很热心地将这篇评论写信告诉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邀请林拉夫一聚。林拉夫后来对这次见面的情景写道：
话刚一进入主题，弗洛伊德就承认任何人的赞美都会带给创作者快乐。但是，紧接着他就在我的热心上泼了冷水。他说：“这是我最坏的一本书！它不是弗洛伊德的书。”你们绝对想象不到我当时的诧异，我当即否定了他的说法。
但他仍继续说：“那是一本老头子写的书。”那时我惊讶得差点昏倒！他一字一句地加强语气说道：“此外，弗洛伊德现在已经死了！相信我，真正的弗洛伊德的确是个伟人。我特别为你感到难过，因为你过去并不了解他！”
弗洛伊德的这种不稳定的情绪可能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因为他总是不断地有身体上的麻烦，而且需要不停地进行治疗。
1929年六七月份，弗洛伊德又带着病痛完成了《文明及其不满》一书。9月，他不得不到柏林继续接受治疗。在柏林，有女儿安娜照顾他，弗洛伊德还能尽情地享受与他的两个儿子恩斯特和奥利弗家人共度的时光。
1930年9月，弗洛伊德的老母亲安美妮去世了，让他再次受到打击。但同时，这一事件也成为弗洛伊德继续抓紧时间奋力着述的新的动力。
这年的10月份，弗洛伊德又进行了一次手术。这次手术不久，他又不幸患上了支气管肺炎。
就在弗洛伊德打算争取一切时间，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他所开创的事业进行最后的冲刺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令他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恶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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