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中西商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大量的花园城市变成了废墟,人们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拉着货车行走,街头到处都是流浪汉。但当焦点落在了中国的上海,这里却是一片“十里洋场,万商云集”的景象,与地球的另一边有着天壤之别。
任何人了解历史的人都清楚,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被贯之“列强”一称,令诸多被蹂躏的国家闻之丧胆,而当时的中国也在数次被欺凌的战争中心惊胆战,国家颓废。但上海却一反常态的繁华,且成了全国商户聚集的重地之一。然而,事实上五十年前的上海仅仅是个靠海边镇而已,在此处还没所谓的沪商现世,更妄谈商帮一说。
沪商跟传统晋商、徽商、潮商这类地域性极强的商帮不一样。若论起传统,可以说沪商是从江苏商人、宁波商人和广东商人那里延续过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古代的上海并非独立的商业地域,而仅仅是长江下游经济中心——苏杭商业系统的一个旁支。加之当时中国的海上贸易并不蓬勃,而上海也并非著名的港口,所以清末以前的上海很难孕育出显赫的沪商来。
真正意义上的沪商,是从晚清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为打开国门强迫中国开放诸多通商口岸。清王朝为了挽回颜面,开展洋务运动试图“救国”。作为重要通商口岸的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西方产品大量涌入,而国人经营的近代商业因受到国内鼓励和国外竞争激发作用,也日渐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主要精力都投注在了欧洲战场,对于殖民和半殖民地区控制稀松。此机遇立刻给上海的大批官僚资本家、买办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发展机会,他们纷纷投资办厂,短短几十年间,江沪等地的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那时的上海人潮涌动,居百国侨民,商户林立,一跃成为集餐饮、娱乐、销售、进出口于一体的国际型都会。而最老一批的沪商至此于沪上诞生,诸如荣氏兄弟(荣宗敬和荣德生)、刘鸿生等人。
不过,如果真要追究老沪商的来历,那时没有一个沪上商人是实在意义上的上海滩大亨。毕竟当时的上海只是江苏省的一部分,所以江苏帮(无锡人为主)的商人在当地必然占了大部分,其次是浙江帮(宁波人为主)和广东帮(粤籍华侨为主)的商人,他们纷纷聚集到上海发展。其他各地商人虽在上海有出入,但却积聚不多。
三大商帮在上海尽情施展拳脚。江苏帮有朝廷官员可以仰仗,垄断了纺织业、面粉业和金融口;浙江帮靠外贸活动,后来商人们基本转战海外,化成了港商和台商;而广东帮的人靠着外贸优势和华侨资本,盯准了上海外滩至跑马场的英大马路,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海最繁华地带南京路,在这里站住了脚。
无论是哪一帮的商人,因为都在上海发展,所以大多都有一种默契,做生意一定要有讲究,大家要遵守共同的规则,绝不不可以恶性竞争。无论商人们是官僚买办,还是民族企业家,都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实业救国,和洋人竞争到底。这种竞争意识激发了从四面八方来上海发展的商人们不断吸纳和创新。
为了与洋人竞争,玩商业大战,九成以上的沪商们积极地去汲取西方的先进技术,这在无形中为沪商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沪商不但吸纳西方的先进经营理念,好为产品拉风,喜做广告营销,还将中国传统地域的经商理念尽数纳入怀中,这种海纳百川之姿,令沪商们自豪地自称“海派”商人。
非但如此,沪商还抛掉了很多由原来地域所产生的、已经不适应上海都市商业运作的经商习气,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沪上经商风格。正像史书记载的那样,今日的上海“商几非昔之商”。而上海也是一片“中外缔交,华夷错处”、“峨舸大舰,捆载百物,贩运往返,万里若咫”的胜景。昔日的“小苏州”成了今日享誉全国甚至世界的“大上海”,这里孕育的沪商与其他传统商帮相比,再非吴下之阿蒙。
从事事占先机到稳打不出头
20世纪20年代,沪商已经成了引领中国近代商业潮流的风向标。沪商的商会组织也有“第一商会”的美称。每每上海商会组织罢工或抵制活动,便能迅速影响全国工商业人口的心理动向和行为举动。翻开近代历史的长卷,在一幕幕硝烟之战中,只要出现了工人罢工、商铺停业,上海几乎都是最先发动此类活动的地方,足可见沪商的影响力之强。
当时的上海《申报》有一篇关于总商会的专评:“无论何种事业,皆当随世界新趋势而进,若不问世界之趋势若何,仍以数十年前之旧脑筋、旧眼光办理数十年后之新事业,未有能立足于世界者也。商业一事,息息与世界大势相关,又况乎上海之商业更与世界商业密接,故为商会领袖者,须有世界之新学识、新经验,又能有热心、毅力之做事,而后才能竞争于商战潮流之中,商业渐有起色之望。”由此言论可以明显看出,全国商会俨然把沪商视为领军人。
沪商之所以被如此高看一眼,皆因其商人大多敢为人先,勇于创新。这一点跟上海是通商口岸和外来移民者聚居有关。据说上海当时的人口非常密集,居住拥挤,有九成以上的居民是外地人和外国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生活习气有所不同,想做这些人的生意,沪商们不可能不玩转脑筋,想尽一切办法改变生产经营方式,以最快的效率做出令顾客最满意的商品和服务。因此他们总是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理念,来改变自己的经商方式,例如最早的新式会计制度和新式股份制公司都是由上海最先产生。
事事都占尽先机的沪商,自然在创业上占得优势,从而引发了他们乐于竞争和追求卓越的特性。在上海大凡做生意的人,不像其他地区的传统商帮一样论资排辈,做哪方面的生意一定要给“老前辈”几分薄面,不能抢了别人的生意。沪商们讲究谁有本事、谁的商品最好、谁的物美价廉,谁就能称霸市场。上海一早就进入了现代商品社会,完全是沪商们通过竞争一手制造出来。
沪商成为有识之士的人格外多,很多商人一开始发迹便立志实业救国,其社会责任感再次刺激了沪商的素质提高。虽然上海滩的商人皆有共识,宁做一介小小商人,不为政界所左右,但每到救国存亡的时候,他们必定第一个做出反应,能出钱的出钱,能出力的出力,修筑铁路,安抚群众,发展公益事业,发动爱国主义运动。
因为沪商种种卓越的表现,以致上海的影响力也遍及全国。上海逐渐成了长江中下游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自建国之后,沪商大多搞了公私合营,老沪商就此销声匿迹,而新沪商是在很久之后才浮现于世。没有了外界的刺激,上海的民营企业本着稳、准的原则,虽然出了不少创造了名牌产品,可是响当当的商业大亨再难出世,而老沪商的品质也逐渐在时光的洗礼下褪去了颜色。
精明难做大,换血才出新沪商
有人说:上海人太精明,锱铢必较,无利不起早,以前那种的“海派”的气概完全没有了。或许是这个原因,很多地方的商人都不喜好与上海人做生意。上海人对此常不以为然,因为唯利是图是商人的本性,精明地做生意是不赔钱的前提。
“计较”其实是精打细算,上海的生意人之所以变得如此精打细算,能叫出三大原因。首先,与上海是旧时国际都会有关。20世纪初,上海涌入了太多的外来人口,直到60年代,人口数量才趋于稳定。由于上海的城建发展较慢,人口居多,所以大量挤在老城区的石库门里,也就是今日所说的弄堂。不管你是来自中国还是外国,只要在上海定居,九成的人都挤在弄堂里。一个弄堂十几户人,跟北京的筒子楼特别像。十户人家一个灶,到处都是乌烟瘴气的煤灰,弄堂里飘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味道。
在这种环境生存,让上海人吃尽了苦头,所以对生活精打细算决定了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被骂“小气”,格外令“大方”的北方人看不惯。例如在上海的市场里,经常看到男人女人在买菜的时候,跟商贩们讨价还价,微毫的斤两差异都要算上半天。吃饭做菜每次只做那么一点点,刚刚好够吃。这样的精打细算,常令其他地区的人咂舌。不过,上海人不是一毛不拔,只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花的钱绝对不花,就连花到自己的身上都不行。他们从不喜欢占便宜,向来好公平一说——自己不占别人便宜,别人也别想占自己的便宜。因为他们的这种性格,外地人与他们相处总显生分,慢慢地也就不愿意与上海人打交道,尽量避免跟他们做生意。
上海人显得“抠”,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变得相对保守了。改革开放前后,上海人对于本地的轻工业产品甚感骄傲,无论是服装、鞋帽、手表、交通工具,哪一样皆在全国市场称雄,所以这种生活环境使得上海人更相信科学实在的东西。因为有了本地优势,他们对于新鲜的事物追求变得不那么明显。上海生意人也一改当年勇于创新、敢做改为的风格,宁可不赚大钱,但绝不要出现失算的窘况。他们会对所要做的生意进行详细调查,把市场行情和竞争对手的底细弄得一清二楚,本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观点,绝不放过任何微毫的差错。这就使很多外来商人在与上海人打交道时,很难从上海人那里占不得半点便宜。
由于长期处于工商业中心,上海人对经济利益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其他地区。北方人做生意讲究人情世故,但上海人赚钱颇图一个“利”字。这倒并不是说上海人见利忘义,相反他们崇尚公平竞争,只不过他们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无利无惠的事情不敢,但只要赚钱,就算不认识的几个上海人也可以合伙做生意,赚了钱大家分道扬镳,互不干涉。这是第三个原因。
自古以来,商人都格外注重生意场上的人情关系,社交广泛,利益来源就广。但当代的上海本地商人对这些并不是特别注重。他们做生意的社交特点非常明显:交情浅,交往时间短,社交圈子小。因为上海商人认为,双方如果合作成功,各得其利,除非还有合作空间,否则没必要纠缠在一块搞“垄断”;如果合作双方不欢而散,就更没必要套交情。
上海人也因为过于精明的商业性情,很少出现叱咤纷纭的商坛奇才。沪商难道就此一蹶不振了吗?当然不是。沪商圈虽曾一度落寞,工商业方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落后于广东沿海地区,再没有了毛纺、钟表、自行车等轻工业优势。不过,随着城建的发展和浦东的开发,上海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进入,许多当年离开上海,如今化为“海归派”的商人和台商重拾对上海的信心,纷纷来到这里发展。这些“回归商人”经过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在外洗礼,吸收了大量西方最新经营理念,将之尽数带到上海。
老沪商那种海纳百川的海派劲儿、大胆创业的风格和乐于竞争的好胜心理被新沪商挖掘出来。虽然很多人都说,新沪商并不是纯正的上海本地商人,但是新沪商却承袭了老沪商的各种品质。他们的高素质的竞争手段和经营手段和最新最有效的生产方式,令人大开眼界。
【商海智慧】
实业大王刘鸿生:细处着眼打天下
有人说刘鸿生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大王”,这种赞许一点也不嫌过分。他虽是浙江定海人,但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卒于上海,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地道的上海商业大亨。一战时经营开滦煤矿起家,后来创办了著名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和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公司,被称为“煤炭大王”、“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他一生涉猎商业种类繁多,为民族企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实业大王”当之无愧。
从民国到建国时期,能被人称道的民族企业家并不多,但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刘鸿生至今为止都被称为“沪上实业奇才”。虽说上海滩在建国后出现了一批有一批的商业奇才,但刘鸿生的名字一直没有被人忘却。
端从刘鸿生的外貌来看,年轻时的他有着南方人典型的面孔。浓密的眉毛,不大却有神的眼睛,圆鼻头、圆脸,哪里生得都不出众,可算是其貌不扬。但刘鸿生的头却与他的长相截然相反。他天性聪敏,才智过人,灵活机变,口才极佳,思维快捷,善于观察,有着年轻人的不逊,也有着成年人的思辨能力。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绝对优等生,但却被老师称为“上帝的叛徒”。他天性中对科学和实业的信服,令他将神学与上帝排出在了生命之外。
愤然离开学校之后,他被推荐做了英商(河北)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经理考尔德的“跑街”,月薪100银元,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现代的推销员和公关干事。因为刘鸿生非常精明能干,对这件工作胜任有余,很快便进入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坐上了开滦矿务总公司(当年英商开平、滦州两矿务局合并)买办的交椅。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西方人无暇东顾,手握开滦实权的刘鸿生趁机增大煤的兜售量,积累了大笔创业基金,身价暴涨,许多沪上的大亨都主动与他结交。此役令刘鸿生再不甘做“洋买办”,干脆与英商开滦总公司打起了长达两年多的官司,并在此期间买下徐州贾伍煤矿的全部债权,成立自主控股的华东煤矿公司。一代令国人感到自豪的“中国煤炭大王”产生了。
实业救国是那个年代大多是民族资本家共同的愿望,刘鸿生也不例外。1919年,河南、苏北大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苏州等地,流离失所,痛苦不堪,而水灾引发的逃荒还会引起灾害性的瘟疫。刘鸿生看到满街凄惶的情景,于心不忍,琢磨着如何帮助安置难民。经过朋友的提醒,终于想起了办火柴厂可以雇佣大批工人,至少能解决一部分灾民的温饱问题。于是在第二年初,他邀请了苏州当地的一些商人集资,创办了他的第一个企业——华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
“鸿生火柴”的创办基于四个考量,首先能安置难民,利用民工;其次火柴是家家户户必用产品,效益可观;再者苏州一带火柴厂稀少,必能成为行业大头;最后,刘鸿生想要做出像洋火一样的安全火柴,因为那时国人自己生产的黄磷火柴特别容易走火,而且不易保存。
刘鸿生的前三个考量没有顾虑,但最后一个考量却成了他办火柴厂最大的难题。因为国内的生产技术落后,和洋人的火柴竞争怎是易于。一开始刘鸿生便因为火柴的质量问题而亏损大笔的钱财,根本无力与瑞典、日本等国的火柴比拼。后来他不惜亲自去日本考察,重金聘请中外专家,购买高级生产设备,终于制出了自己的火柴化学配料秘方,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带起了国内其他火柴厂的生意。此外,刘鸿生还曾用当时的上海明星头像作为火柴盒上的广告图片,也为火柴的卖售大助威风。
瑞典火柴见状不好,竟然开始以倾销的形式以本伤人,日本火柴也紧随其后,势必要搞垮中国火柴业。
面对这种局面,刘鸿生立刻联合荧昌火柴老板朱子谦等人,成立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联合向国民政府上书,要求限制瑞典火柴的进口数量。为了配合上书的效果,联合会组织罢工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降低火柴捐税,保证诸火柴公司有足够的本钱与瑞典抗衡。但瑞典却变本加厉,甚至打算以高额贷款诱惑国民政府,换取中国火柴专利权50年。如果国民政府答应这个协议,那么中国的火柴产业将永难翻身。虽然在民意的要求下,国民政府与瑞典未达成协议,但瑞典火柴的倾销行为令中国火柴业陷入困境,许多大型火柴公司亏损完败。
为了共同抵制瑞典火柴。刘鸿生以“产销联营”方式与瑞典火柴竞争。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他先后兼并了长江沿岸“裕生”、“燮昌”、“大昌”、“耀华”及杭州“光华”等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垄断了长江流域、苏浙地区的火柴业。“大中华”一成立,不但节约了劳动力及生产成本,提高火柴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一次再不拍与瑞典火柴进行竞争。火柴大王凭借着一股不屈不挠的倔劲儿,硬是将洋火挤出了中国。
此后,刘鸿生不但涉足煤业、火柴也,还办起水泥、毛织厂,资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业。开始构筑自己的托拉斯(俄文,翻译为“商业信托”,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的垄断组织)梦想。
1930年,刘氏托拉斯雏形以“刘鸿记账房”名称公开于社会,刘鸿生还在上海的四川路上建造了“企业大楼”。除了涉猎以上所述行业外,刘鸿生还建立了律师事务所、医务所和总账房。
刘氏的天下建立起来,但终究没有抵过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许多大国的经济被拖垮,更何况刘氏的商业帝国。加之抗战打响,又逢内战,刘氏企业被国民党四大家族的金融游戏玩弄得接连损失惨重。
解放之后,刘鸿生在国家的鼓励下回到上海,但那时的刘氏商业帝国已经萎缩,而刘鸿生也追随国家政策搞“公私合营”,遂安度余年,死前捐出了所有的财产。沪上的奇才就这样出奇平静的隐退。
马云说过的一段话似乎更适合形容刘鸿生。马云曾言:“雇主分为三类,一种是生意人,生意人无所不为;一种是商人,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企业家试图改变社会形态。”刘鸿生就是实实在在的企业家。无论他搞煤业、搞火柴公司,还是搞水泥、搞毛织,他的一切托拉斯梦想,都有实业救国的目的在背后支撑。他想用商业来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一直不断的抵制洋货,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抗争。不管刘鸿生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凭借着灵活的头脑、过人的胆气,创造出在那个时代无人企及的商业奇迹,其卓越将永远是沪上商圈的美谈。
【商海大事记】
1.1914年—1918年,刘鸿生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被称为“煤炭大王”。
2.1920年,刘鸿生陆续成立上海水泥厂、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公司、苏州鸿生火柴厂。
3.1924年,刘鸿生收购其岳父叶世恭所创办的苏州燮昌火柴厂,成立鸿生火柴公司。
4.1927年,成立中华码头公司,把周家渡、北栈两处划为煤炭专用码头,南栈码头供杂货装卸,并建有钢筋水泥三层仓库一座,其他仓库11座,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中华码头公司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民族资本在黄浦江畔拥有码头最多的企业。
5.1929年,刘鸿生在浦东周家渡创建章华毛纺织厂,聘请英国黎士毛纺织学院毕业的张训苹任总工程师,同时延聘从日本学成回国的纺织专业留学生担任车间技术指导。
6.1930年7月,鸿生、燮昌、中华三家大型火柴厂宣告正式合并,改名为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由刘鸿生担任总经理。
7.1932年,成立华东煤矿公司。
8.1930年,刘鸿生在四川路6号(今四川中路33号)建造的八层高的企业大楼正式落成。这是我国民族资本家营建的第一幢办公大楼,矗立在四川路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转角处,是刘氏全部企业的大本营。
9.1956年,刘鸿生将资产总值2000万元的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
【商道妙语】
1.我从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2我一生有两个最得意的投资,一个是工矿企业,一个是子女教育。
董竹君:和磨难一起成长
一个是人间最贫穷的佣女,一个是社会上层的富商,二者有着云霓之别,但董竹君却让二者站在了同一条线上。女佣也能成为富商,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式阿信”董竹君就是其中的一例。
由三幢欧美式建筑组成的锦江饭店,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淮海中路、茂名南路上,占地3万余平方米,绿地面积达1万平方米,在两座花园的衬托下尽显高贵典雅之气。从开业至今数十年来,这里已接待了100多个国家的近30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众多的商贾巨富。这座拥有悠久历史的著名花园式饭店,得到了世人广泛的肯定。而锦江饭店的创始人、首任董事长,正是被称为“中国的阿信”的一代商业奇女子董竹君。
董竹君的名字相信已经不在鲜为人知的一列之中,她的人生奋斗历程已经被拍成了电视剧《世纪人生》,而她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也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书籍。她本是江苏海门人,但出生在上海,一生也几乎都在上海度过,可是说是地道的上海人。老上海的繁华注定了这个城市百年来风波不断,屡出传奇。在这里生长的董竹君,一生自然也极富传奇色彩。其实,说董竹君是“中国式阿信”,只肯定了她的辛苦人生和经商之路,却并没有道出董竹君所经历的、并非女性所能承受的磨难。
从小就是佣人家庭出身,董竹君随父母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在她12岁那年,为了给父亲治病,迫于生计沦为堂子(青楼)里的卖唱女,一开始以为仅仅是唱京戏,后来才认清堂子就是火坑。为了跳出火坑,她在两个好心的老鸨帮助下结识了革命党人夏之时,在被逼她破身的前夜逃出虎口,与正被通缉的夏之时结婚,随他一起避走日本。而日本成了董竹君接受文化熏陶的摇篮。
四年之后,她随着夏之时到了成都,风光地成为四川省都督夫人。然而,夏之时却因仕途不顺利而意志消沉,终日沉湎于鸦片与麻将之中,对她经常恶言相向。那时的董竹君早已经受不了夏之时的大男子主义,而丈夫的变本加厉终于使她忍无可忍,最后毅然与夏之时离婚,放弃了华贵、富裕、悠闲的生活,带着四个女儿离开了四川奔赴上海。至此,上海滩不但是许多商人、黑帮、军阀的肆意发展、享尽荣华的地方,也成了董竹君事业发展的平台。
1935年3月15日,锦江川菜馆正式在上海挂牌营业,那时候,董竹君手执借来的两千大元,将自己的一生都堵在了这座饭店上。她之所以在上海开设开川菜,其实事先早有一番考量。一来是她对川菜(特别是成都菜)的做法非常熟悉,二来是她对市场进行调查所得的结果。
当时上海的酒菜业闻名社会,但能得到上海各界人士、旅客和外侨等赞扬的,只有广东菜、福建菜,四川菜次之,其中尤以广东餐馆声誉最好。不过,这些菜馆的经营管理方法保守,陈设、用具陈旧,格调庸俗,缺乏美感,清洁卫生也差。菜肴方面,无论是煮、蒸、炖、烩、焖、烘、烧、卤、烤、熏、腌、糟、炸、煎、炒、熘、拌,以及色、香、味、形、刀法装配也一样是走老规矩,并没有根据上海人和外来人的饮食习惯和审美习惯来改变菜的口味和调配。就连最火的广式菜馆“新雅”和“杏花楼”,也是千篇一律。而当地的四川菜由于麻辣过重,滋味太浓,不符合当地人的口味,很少有人光顾。
这些现状都令董竹君感到经营饭店的人一定要有品味,无论是在饭店的装修、餐具的外观和菜肴的设计上,都要有观念性的转变。她打算将成都菜以全新的方式引进上海,独树一帜,驰名中外。话是这样说,但做起来有困难,有朋友善意地泼她的冷水,说她“店还未开,计划、希望一大堆”。不仅如此,那时的上海,没有政客做靠山,没有流氓做兄弟,干什么都难。困境就在面前,董竹君非常清楚,可还是满怀希望。最后,她从朋友那里借来两千元,开始置店、装修、采购、聘人。
锦江菜馆的刚开门,营业状况就叫人大为满意,不但座无虚席,甚至经常有顾客在外排队。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和政界人士都把锦江当做聚餐、集会的地方,三教九流在此均有出没,就连一些外国人也慕名而来。卓别林到上海的时候,也在锦江川菜馆品尝过香酥鸭子,对之赞不绝口。饭店坐落的法租界华格泉路(今宁海西路)原本冷冷清清,也因为锦江菜馆的开设,整个街道都火了起来,许多饭店纷纷在这里设置起来,为了争得锦江菜馆剩余下来的客人,此处更成了川菜一条街。
由于锦江菜馆生意太火,地方却很小,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也是这里的常客,却总因为排不上位置而发火,最后干脆出手帮忙董竹君。就这样,在杜月笙的“关照”下,锦江菜馆越建越大,还吸收了日式和西洋的建筑风格,终于在华格泉路成了颇具规模建筑小群体。几经周折的董竹君,借着锦江菜馆在上海滩的稳健发展,锦江茶室也随之诞生。
但好日子总是不能尽如人意地继续下去,任何经历过四十年代动荡的商人,在那时都有过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感觉。董竹君先是到菲律宾时被当做日本间谍抓起,流亡海外多时。好不容易回到上海时,锦江两店又被人“霸占”,她费了好写周折才再次将锦江的控制权拿到。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令上海市一直陷入了紧张,人人自危。直到解放之后,董竹君遵照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委的指令,以锦江两店人员为班底创立了锦江饭店,新中国第一个国宾馆至此诞生。另外,董竹君还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和花园住宅捐给了国家。此后,锦江饭店终于能安静地发展下去,而董竹君也随着中国跌宕的几十年而或喜或悲。
1997年,与整个20世纪互相搀扶着走过百年岁月的董竹君在北京辞世,享年97岁。这位“中国式阿信”依靠善良、勇敢和顽强的性格,凭借着勤奋、真诚、坚韧的优良品质,善于学习,一手打造了中国酒店业的经典事迹。董竹君的故事虽然结束,但锦江饭店的故事仍在继续,只要象征着锦江的那末“竹叶”店徽还存在。
【商海大事记】
1.1930年,董竹君办起了小规模的群益纱管厂。
2.1935年3月15日,锦江川菜馆在上海正式挂牌营业。
3.1936年初,继锦江川菜馆之后,董竹君创办了锦江茶室。
4.1940年冬,董竹君被困菲律宾,于1945年初回到上海,重夺锦江菜馆的经营管理权。
5.上海解放后,董竹君遵照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委指令,以锦江两店人员为班底,创立了锦江饭店。新中国第一个国宾馆诞生。
【商道妙语】
1.我从不因被曲解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2.久风要止,久雨要停……当风止雨停,晴空万里,雨后的晴天特别清新。
刘长乐:冒险式创新,专业精神也疯狂
半个山东人、半个上海人的刘长乐,在香港成就了凤凰传奇。他被称为做新闻的疯子,但他自言即便是“疯”,他也是有理智的疯子。他以凤凰卫视打造了中国新闻界的奇迹,他为所有在凤凰卫视工作的人创造了自由发挥的平台,也为国人的舆论制造了一个公平公正的收发环境。刘长乐常说:“我们的特立独行是不可复制的,但不能成为孤芳自赏,更不能成为不可一世……永远要夹着尾巴做人。”
“现在恐怖分子已经向我们冲过来,打伤很多人,我们正在跑。”
“恐怖分子冲过来了。向我们开枪。”
“现在有几个人都躺在地下。”
“我现在看不出来。我现在趴在地上。现在已经打伤了很多人……”
2004年9月1日,凤凰卫视突然中断正在播出的节目,插播一段从遥远的俄罗斯发来的电话新闻。打电话的人是卢宇光,凤凰卫视驻俄罗斯的临时记者。那时,他所处俄罗斯城市北奥塞梯别斯兰,当地的一所学校正被30多名车臣武装分子劫持,1000多名师生生死未卜。俄罗斯特种部队对车臣武装分子发动强攻,双方正当激战,已经导致335人死亡,数百人失踪。而卢宇光就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见证这次激战的人之一。
从他的电话中,可以清晰的听到他急促的喘息声和兵匪双方的枪林弹雨。没说几句话,卢宇光与凤凰台失去联系,电话里传来忙音。此时,凤凰老总刘长乐在新闻编辑室里来回踱步,“卢宇光没事吧?卢宇光没事吧?”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卢宇光在躲避枪林弹雨,向前奔跑时不慎将手机掉在了地上。
每当有人问起刘长乐凤凰卫视最疯狂的一次新闻报道时,刘长乐必然讲卢宇光的事情。卢宇光当时并非凤凰卫视的记者,而是刘长乐的通讯员。在俄罗斯人质事件爆发的当时,卢宇光立刻被招募为凤凰卫视的前线记者,火速冲进交火现场,留下了有关该次事件的精彩新闻报道。
在凤凰卫视,像卢宇光这样的记者还有很多,只要世界各地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前线必然会出现凤凰卫视记者的身影。为了得到最接近事发源的确切讯息,他们甚至连生命都不顾。所以有人说,凤凰卫视的故事根本就是一个“疯子”和500个“疯子”的故事。刘长乐听到这种评价,对此表现出的却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气,他笑着说:现在凤凰卫视的团队做大了,“疯子”的队伍已经扩大到1500人,欢迎大家加入。
说刘长乐“疯”,刘长乐从不否认,但他却一直强调:我们是有理智的疯子。而凤凰所信奉的正是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专业主义精神,以刘长乐的话来说就是四个“独”,即立场独立、资源独家、风格独特、观点独到。“疯”和“独”,成了凤凰卫视代名词,也是刘长乐行事风格给人们的印象。
刘长乐属于执着型。这是人们从学者李敖接受一次采访时,从他的口中得知。多年笃定不离开台湾的李敖,谁也请不动他离岛。刘长乐为了让李敖到大陆和香港走一趟,直接找上了他,对后者说:你要是怕坐飞机,我们搞条船来,然后把你从基隆运到香港,然后坐专列到北京。刘长乐的诚意终于把李敖打动了,最终后者还是坐飞机来到了北京。
无论那是人们所说的“疯子”理论,或是刘长乐自己总结的四个“独”,又或者在面对李敖时刘长乐表现的执着,这三点都可以说明,刘长乐作为新闻人士所具备的专业精神。新闻人应该深深融入骨髓的就是不遗余力、不畏困难,为世人呈现真实世界现状的意识。因此,每当有人质疑刘长乐和他的员工为什么这么玩命,哪里借的胆子就这样玩命时,刘长乐和凤凰卫视用实际行动做了最有力的回答——“当他们离新闻现场越近,他们才和专业精神越近。”
凤凰卫视的成功,背后的助力正是对真实、客观新闻进行报道的执念。拿出最一线的报道,做出最直观犀利的评述,不断挑战官方新闻的底线,凤凰卫视和其旗下记者用举动言论令世人咂舌,同时又令世人对其感到敬佩不已。
然而,每个成功者和成功的企业,其背后都有一段涅槃前的往事,刘长乐实现了凤凰的传奇,一切都要有赖于30年前他的一个梦想。那时刘长乐还是一名记者,每次来到新闻现场,内心就经历一次煎熬,在对抗、矛盾和差异的角力下,天生淳厚的刘长乐就在那时萌生了创办一家以“和”思想为精神积淀的媒体。在他看来,“和”是沟通和包容,是容纳一切可容纳的,它的最与众不同之处,是温和的外表下,有一颗强大且充满激情的心。怀揣着建立创新型媒体的梦想,1996年,刘长乐终于等到了机会。
当时“卫星电视”(即现时的“星空传媒”)其下的“卫视中文台”被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收购,随即进行改组。刘长乐对于“卫视中文台”的改组前景非常看好,于是大胆驻资。该年3月31日,卫视中文台最终一分为二分拆为新成立的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对大陆和香港广播)和之前的卫视中文台(只在台湾地区广播),并于日后陆续开播了电影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自此,刘长乐带着凤凰卫视中文台浴火重生。
凤凰卫视自启播以来,以“拉近全球华人距离”为宗旨,致力于为华人世界提供高质素的华语电视节目。因为有着庞大的全球市场,刘长乐开始大展拳脚,制订了一系列媒体扩展计划。策略上的成功使得凤凰卫视发展成为多频道的平台,其旗下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欧洲台及凤凰卫视美洲台,透过亚洲三号S.EUROBIRD卫星、EUROBIRD卫星及美国DIRECTV和ECHOSTAR卫星直播平台,覆盖了亚、欧、北美、北非等95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也进入了有线电视和NowTV宽频网,成为公认的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华语媒体之一。此外凤凰卫视还拥有凤凰周刊和凤凰网,使集团成为一家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的多媒体跨国机构。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也于2000年在香港挂牌上市。
一路的腾飞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顺利,是凤凰卫视吞血打拼的结果。以刘长乐对凤凰的诠释来说:凤凰本身是一个不死鸟,凤凰本身是经过涅磐以后欲火重生的。这一句话,最好的说明了凤凰卫视如今风光背后的艰辛。
不玩命,就没有最令人震撼的新闻报道;不刁钻独特,就没有最切合时代的言论;不执著,就没有未来的成功。一次《纽约时报》对刘长乐采访的时候,他说道:“我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甚至包括中国的政治家们也希望凤凰带头去冲破一次一次的障碍。凤凰一次一次地挑战官方新闻的底线,使得这种空间变得越来越大。”
刘长乐带着凤凰一次次进行冒险,挑战各种极限,每一次都会蜕一层皮,会受伤,同时也会有新生的势力产出。人人都敬佩刘长乐的管理能力,让所有的人都跟他一起“疯”,但刘长乐却恰恰对所有的人没有任何约束。吴小莉在她的书中曾写道:“是凤凰卫视给了我‘自由’——一个没有呈现方式框架、信任我言论尺度的表演空间。”凤凰卫视是一个让人可以自由发挥能力的地方,其员工在这里所得的不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作为一个铿锵有力的媒体发言人,让世界华人都对自己产生回应。当数以万计的人等待着新闻工作者以发言和书面形式传达新闻时,这种互动和呼应成了对新闻工作者最好的回报。
刘长乐和凤凰人的专业精神促使了凤凰卫视不断冒险创新和多次重生,而凤凰卫视的创新重生不断激增全体凤凰人的使命感。这种互动让世人知道了什么叫做新闻也疯狂,也让人们不断增加对世界的认知和了解。
【商海大事记】
1.1980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高级管理人员。
2.1988年移居海外,在中国本土及海外的投资项目包括石油、道路建设、房地产、贸易及文化事业等。
3.1996年3月31日,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
4.2000年6月30日,凤凰卫视有限公司成功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易名为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刘长乐出任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5.2004年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委任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为太平绅士,成为香港回归祖国后第七次委任太平绅士。
6.2008年1月18日,在由传媒杂志社主办,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传媒领军人物年会上,刘长乐获“2007年度中国十大传媒创新领军人物之特别贡献奖”,成为2007年度唯一获此殊荣的传媒领袖。
7.12月20日,刘长乐获得由《传媒》杂志主办的中国10位传媒领袖2008年度“十大传媒领军人物”大奖。
【商道妙语】
1.新闻理想与媒体追求是激情的根脉,而我们的新闻理想表现在四个“独”:独立、独家、独特和独到。
2.我们的信仰追求就是具有影响力,吴小莉常说,“大事发生我在场”,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3.凤凰卫视努力的方向是做开放的媒体,开放意味着宽容,也意味着多元。
4.如果说凤凰人不优秀,那是妄自菲薄;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卓越,那就是妄自尊大。
5.我们的特立独行是不可复制的,但不能成为孤芳自赏,更不能成为不可一世……永远要夹着尾巴做人。
6.我们是有理智的‘疯子’。现在加上网站、周刊,凤凰卫视“疯子”的队伍已经扩大到1500人。
7.我希望大家都能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战胜自己,超越自己,变成一个欲火重生的凤凰。在强手如云的世界上展现出中国文化的精彩。
8.当他们离新闻现场越近,他们才和专业精神越近。
朱骏:不做探索者,偏做跟随者
朱骏是个太有个性的商人,不管面对媒体还是私下行事,总是喜好剑走偏分,特立独行,这为他引来了无数的争议,也使很多人人对他的成功侧目而视。尽管如此,朱骏却依然走自己的商路,凭借着独到的眼光和睿智的思维,一次次制造商业奇谈。
2007年,上海申花与英超劲旅利物浦队在荷兰的邀请赛中以首发阵容上场时,申花的新老板兼“总教头”朱骏批着16号球衣走上如茵的绿草坪,在无数的镜头与闪光等中,极度拉风地开启了申花的新时代。
说朱骏,除了业内人士,真正了解他的人可能并不多,但是说《魔兽世界》和九城,相信接触网络的人对其已经耳熟能详。朱骏正是九城的老板,垄断了美国暴雪公司网游《魔兽世界》中国代理权整整4年。而一款《魔兽世界》席卷了全球网游市场,在中国也不例外,朱骏凭借着它赚足了腰包,在玩游戏的余兴未减时,又在2007年玩起了足球。
这一年的年初,朱骏将三年前的发愿实现了,以三年增资扩股1.5亿元的方式将中国足球的一个标杆——上海申花SVA俱乐部纳入旗下。那时的申花所表现的成绩并不理想,而朱骏收购申花,完全是因一直以来对足球感兴趣,而申花为他所喜爱,发展的却并不理想。于是,申花与利物浦的一战上,“总教头”朱骏自己摆臂登场,拉风显世。用朱骏自己的话说,当申花没有一个教练、球员是可以捧起来当明星的艰难时期,作为老板的他就只好勉为其难地登场亮相。
这样吸引媒体和世人眼球的做法,其实并不是朱骏的一贯作风。朱骏是个最典型的生意人,务实和低调才是他平时的商场作风,而养成这种做事业风格的,要归功于20年前那些吃尽苦头的日子。
因为家庭背景贫困,刚刚步入青年的朱骏为了贴补家用,骑黄鱼车帮别人运货。大学时期摆地摊卖货、买衣服,甚至去卖车,可是一事无成,最终连老本的赔进去了。残酷的现实让他了解到,如果不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学习新的东西,自己也仅仅只能徘徊在“卖货”的圈子里。于是1994年,朱骏跑到了美国,一边工作,一边考学,一边看有什么好的赚钱方式可以拿到中国来。
他像个哈披头士的摇滚青年,背着包、开着车在美国四处游历,发现美国的网络游戏很受欢迎,而1999年中国互联网正值第一波热潮涌起,对于电脑和网络一窍不通的朱骏却立刻意识到中国网络将是刮起游戏风暴的金矿,此时不引进国外网游进入中国,更待何时呢?
这一年,在美国积累了一些本钱的朱骏回国,以投资人的身份与人合办了一个游戏社区网站——“Gamenow.com”,并投入50万美元,占股60%,后来改名为“第九城市”。
“Gamenow”最初定位为虚拟网络社区,上面有网络结婚、钓鱼、问答等休闲娱乐内容。根据CNNIC的数据测试显示,“Gamenow”网站流量排到第13位,在同类娱乐网站中排到第一位。可是,流量虽然巨大,但“Gamenow”并没有带来任何现金收益。一旦“Gamenow”尝试用支付卡收取拥护费用时,便遭到了网友的冷遇。
2001年,IT业的冬天到来了,中国互联网遭遇到了第一次泡沫,众多网站、网络公司在资金断流之下倒台。朱骏一样承受着沉重的打击。面对投资迟迟没有回报的情况,朱骏再也安奈不住,从幕后走上台前,自己当起了CEO,亲自管理第九城市,自掏腰包给员工发工资,整整挺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在第二年的7月苦尽甘来。当时的第九城市以200万美元代价终于拿下了韩国Webzen公司《奇迹》在中国地区的代理权,经协商之后,双方共同投资150万美元,成立九城娱乐公司,九城占股51%,韩方占股49%。
一款游戏盈利的底线是两万人同时在线,对于中国的网络市场来说,做到这种程度简直是太容易了,《奇迹》又怎么可能不赚钱。“九城在《奇迹》产品上的收入日平均进账200万上下人民币,也可以说,在《奇迹》推出的第一分钟,九城就盈利了。”朱骏曾一度笑着对媒体这样宣称。
第一次借鸡生蛋的成功,让朱骏尝到了甜头,紧接着他又从久游网那里抢下了韩国游戏《劲舞团2》的代理权。2005年,九城以300万美元的价码击败了盛大,赢得了美国游戏商暴雪的《魔兽世界》中国代理权,这款游戏一上市,几乎全中国的游戏迷都开始为之疯狂。九城终于如愿强悍起来,踏上了纳斯达克(上市)之旅。
依靠多次的“借鸡生蛋”、跟风作为,九城虽然赚足了钱财,同时却也惹来别人的侧目,原因就在于九城没有自主研发的游戏,只打有把握的跟随战。2007年,当时中国网游的自主研发进入全新的蓬勃期,国内七八家网游运营商都有重量级的自主研发网游推出,而九城一直以来的敌手盛大在同年更是推出了声势浩大的投资计划。相形之下,九城却毫无动静。
“不创新,只跟随”向来是朱骏的典型经营模式,也一直以来为朱骏所自豪。曾经朱骏还拿Discovery频道有一档动物节目作比喻,“自然界有两种野鸭,一种碰到天敌后会奋起反抗,而另一种会把巢筑在猎鹰的边上,如果狐狸来了,他就很安全。”朱骏把自己比喻成野鸭,他的赚钱之道就是跟随主流趋势发财,这种商场生存方式,是他多年来真枪实弹得到的经验。创新或许会让他一鸣惊人,但也可能让他一无所有,而他只要跟着主流做,就一定不会赔钱。本着这种观点,朱骏成功了,但九城以只做游戏代理、倚重《魔兽世界》的赢利模式却为一些行内人士所不齿。
有人讽刺朱骏是个“纯生意人”,称不上商人,更称不上企业家。因为企业家试图改变社会,商人起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朱骏只为了赚钱。面对这种非议,朱骏不以为然,以他的话来说,玩家不管游戏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管是自主研发的还是引进的,只要游戏有意思,就可以拿来,《魔兽》就是他的摇钱树,而每个游戏开发商也都是有自己的摇钱树,人们何必揪着他不妨。
这话说得虽然尖锐,但却直指现实。对于一个生意人来说,如果把赚钱这个目的都抛弃了,那就大可以不必纵横商圈了。这就是朱骏这么多年领悟到的、有别于他人的“务实”艺术。对此,一些人质疑朱骏“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认为他这种“孤注一掷”不安全。但朱骏并不害怕,“就是输掉了,我们还有现金。我们就是农民,农民就是讲土地和现金,管你是来自哪里的。我们现金多得不得了,够了,可以了,不要老想着收购别人。”
简简单单,只为赚钱,朱骏的“务实”既单纯又真实。在他看来,一个好商人不必非要规划什么企业愿景,建立百年目标,也不必非要搞企业垄断,纵横全球。只要产品卖得好、股票卖得好、外资引进来,做到这三点就是好的商人了。朱骏自问做到了,自然无愧于心。就连别人问到他玩足球、购申花的事情,朱骏也如是回答,他不会说什么振兴中国足球,也相信别人搞足球一样不比他差,他唯独希望在三年内让申花产生一批明星球员和教练,既帮他赚钱,又把中国的足球搞得漂亮些,娱乐大众。
其实现在看来,朱骏也并非世人所说的那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人。如今人们都知道,2009年4月网易公司高调宣布的“6月份获得《魔兽世界》代理权”。作为上市公司的九城来说,其90%的经济收入来源于《魔兽》,失去了这个经济大头,九城股票暴跌近25%,这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朱骏却并没有任何焦躁,而是到上海虹口的球场看申花和深圳队的比赛。
这份淡定令世人惊叹,同时也有人说朱骏是在“硬挺”。不管怎样,朱骏这样冷静还是在于他有足够的本钱令他东山再起,或者开辟其他行业。正像之前朱骏说的那样,他做好了输掉的准备,但是他就是“农民”,他现在有足够的现金,他还是能起来。况且,他一开始玩申花是为了玩足球,而现在申花成了他的金融产品,申花就是他的另一篮子鸡蛋。不仅如此,为了摆脱对《魔兽》的依赖,朱骏早已经开始新部署,改善公司盈利结构,只不过暴雪和网易的合作令九城转变的阵痛提前到来。
种种事由都可以看出,朱骏既是个务实的生意人,也是个聪明的生意人。从送货郎到亿万富翁,他不在乎上没上福布斯,进没进胡润榜,他只在乎自己赚没赚钱。他用跟随式的经营模式,实现了自己财富的梦想,在事业遭受重创时,他也不忘危机,未雨绸缪做好再一次弹起之姿。尽管因为特立独行、屡次剑走偏锋、无视公众道德回应,令朱骏遭受了诸多争议,但《魔兽》的成功和申花的发展,足以让世人承认他的独到慧眼和敢作敢为。或许正是朱骏那令人又爱又恨的特质,令他成了上海商圈中的传奇人物之一。
【商海大事记】
1.1999年,朱骏放弃在国外的工作,回到上海,同年组建了虚拟社区GameNow.net。
2.2000年,创立职于第九城市计算机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
3.2002年,第九城市在朱骏的带领下,开始进军网络游戏行业。
4.2002年7月,第九城市以200万美元代价拿下了韩国Webzen公司《奇迹》在中国地区的代理权。
5.2004年,朱骏带领第九城市研发人员根据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故事背景自主开发了《快乐西游》;同年,第九城市获得世界顶级游戏制作公司“暴雪”的作品《魔兽世界》。
6.2004年,第九城市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募集资金超过1亿美元(NASDAQ:NCTY)。朱骏正式出任第九城市董事长至今,已将九城打造为目前国内最大的网络游戏运营商和开发商之一。
7.2005年,300万美元豪赌《魔兽世界》再次得手。
8.2006年,个人出资3000万人民币买下上海中邦俱乐部90%的资产。
9.2006年,投资中超球队上海联城,同年5月以3500万美元拿下美国旗舰工作室的游戏《地狱之门》代理权。
10.2007年,收购国资背景的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促成申花、联城合并,组建新申花。
【商道妙语】
1.谁赌赢了我就跟在后面,这样我肯定赢。
2.世界上有两种野鸭都可以生存下来,一种野鸭身体比较大,对付天敌时它可以自己战斗;另一种野鸭把巢筑在鹰巢旁边,猎鹰把靠近的狐狸都吃了,野鸭也就没有危险了。你说哪种强,哪种不强,一样都生存下来了。
3.首先我要很专业地去做一个篮子,第二我没必要再做篮子。我会把自主研发的游戏也放在这个篮子里,这个篮子是什么?就是赚钱的篮子。
4.我不会敬佩商人,我最佩服的是哲学家。我的命就是做做生意,我很认命的。到我这把年龄,能赚多一点钱就足够了。
5.我们就是农民,农民就是讲土地和现金,管你是来自哪里的。我们现金多得不得了,够了,可以了,不要老想着收购别人。
6.我还没玩够呢,怎么可能退出?
叶立培:会蛰伏,也会挺起
向来低调的地产大亨叶立培被胡润从数千万人聚集的上海人群中挖了出来。叶立培有些无可奈何,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在地产界制造过一些风云事迹。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依靠冷静的分析、踏实的作风和大胆的施为共同创造的。
90年代以前的上海虹口港,就是一片被农田包围的荒地,放眼望去荒草连天。虽然隔着黄浦江与苏州河与黄浦区和浦东隔水相望,但却什么都没有。而如今虹口成了上海中央商务区组成部分之一,被誉为江沪的“风水宝地”。
也是在90年代以前,叶立培还是个跑纺织品、土特产生意的小商户,如今的叶立培靠着虹口这块风水宝地站住了脚,成为了人人知晓的地产巨人。
很多商人都倍显低调,越是有所作为,越少声张,很少有人愿意暴露在媒体面前。但是要真比起低调,恐怕谁也不及叶立培。他不但低调,甚至可以称得上神秘。这个90年代初就发家的地产商人,直到2002年才通过“胡润榜”出现在公众面前,在此之间,谁也没有留意到上海还有这样一个富豪的存在。
其实,胡润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上海有一神秘地产富商,资产雄厚,却从不上媒体。由于当年的调查已经接近尾声,胡润没有将这位富商收录,直到第二年,他才经过一再的确认,终于将叶立培公布于众。至此,人们算是知道了叶氏的存在。对于如此神秘的叶氏,人们极力想挖掘他致富的秘密,于是有关“名都城”的故事浮出水面。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叶立培还是个老师,为了多挣钱而下海经商,一开始是做火车押送员,后来移居到澳大利亚,穿梭于中澳两国之间跑杂货纺织贸易,一干就是十年。也是在这十年间,他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到了1989年,叶立培看中了中国的地产行业,先是在深圳小试牛刀,尝到些甜头之后,他拿着1000多万人民币进军上海,在这里成立了仲盛房地产公司。仲盛是中国首批私人物业发展商之一,也是第一家在中国开发房地产的外商独资房地产公司。
叶立培进军上海的时候,这里到处都是可开发的地盘,但是很多地产商投地都要看地皮的面相和发展前景。而虹口区古北却是荒芜之地和养猪场,没有商人问津。叶立培来到这里观察了很久,发现这里距离虹桥机场很近,而且马路对面就是市区,虽然此时此刻古北的卖相不好,但是只要开发建设得当,此处必将成为人人趋之若鹜的居住宝地。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竞拍这块地皮,打算在此建设上海最高档的住宅区。
通过大笔融资,仲盛在1990年以1500万美元拍得这块无商问津的地皮,在此处建成了88栋别墅,也就是今日人所共知的“名都城”。这块地皮至今为止都是上海最大的一块。为了建设该地皮,叶氏联合几大银团投资数亿元,在当时号称是上海滩最大手笔的住宅投资项目。
叶氏的这次“疯狂计划”刚一付诸现实,上海地产的低谷期即到来。银行收紧银根,谁也得到不到高额贷款。很多外资楼盘纷纷低价抛售房子套现,防止出现地产“跳楼价”,弄至倾家荡产。对于叶立培来说,这个打击必然是沉重的,许多朋友都劝他也地价套现,以免落得一无所有,但叶立培却坚持不跌价,无论如何都不能落了房子的品质。
做任何生意都是伴随着风险的,有风险才会有机遇,有不测才有对策,这些道理叶立培非常清楚。他并不认为自己斥资巨款建设“名都城”是一个冒失的决定,这块地皮确实有它的发展潜力。于是,他一方面不断加强“名都城”物业建设,同时请明星为楼盘代言,大作广告;另一方面,他仔细留意当下的市场动向,估量如今的地产动荡期,买楼的人不敢轻易掏钱,但是上海由那么多外来人世,不买房也要住房,既然“名都城”有一部分卖不出去,不如就先租出去。于是,叶立培将“名都城”30%的物业拿来出租,果然效果极佳。
虽然“名都城”坚持不降价,其房子的品质却也无形中向世人说明了不降价的理由,加之叶立培正确的营销策略,“名都城”的销售依然很旺。
“名都城”的成功为叶立培和仲盛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此后仲盛先后在南京、上海再创楼盘奇迹。由于叶立培对上海情有独钟,所以他打算携仲盛在上海市打造的现代化多功能“商城航母”。2003年6月3日,叶立培在莘庄地区正式动工兴建“超级商业航母”——仲盛商业中心。这个项目建成后,将被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shopping-mall”之一。
10年前的莘庄还是一片的农田,而如今的莘庄成了上海最重要的一个人口聚集区。叶立培再次重演了当年“名都城”的奇迹,用他的魔法把荒芜之地变成现代化的钢筋之城。
很多人想探求叶立培成功的秘密,为什么他搞地产,搞一个火一个,叶立培只说了一句话:“做地产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主要是三个要素——冷静、踏实和大胆。”
因为有了这三个特点,叶立培搞各种地产形态都有备无患。在他所投资的项目中,住宅、商业中心、写字楼他均做。住宅的回报率最高也最好,但是挑选地盘必须要有长远的目光和冷静的分析,特别是“名都城”的成功,至今都令叶立培引以为傲;其次是写字楼,回报率最稳健,踏实地搞写字楼绝对不会赔钱;而商业中心最富有挑战性,从规模到设计,他都想要做到上海乃至亚洲最棒,所以无论投资和设计理念都要大胆投放和假设,小心求证和落实。而“仲盛商业中心”如今在不断翻新重建,发展前途不可估量,证明了叶立培的眼光和手段的确有独到之处。
其实仔细看来,叶立培总结的三点几乎是所有商人共同拥有的特质。富商不是完人,许多如今叱咤商场的杰出人士都会犯错,叶立培也曾经因为投资南京的“南证大厦”而饱受风险。但就像他说的那样,他从不贪多做大,但只要是他已经投资的项目他就一定要挺下去,因为他有抗风险能力,只要挺住了,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名都城”在最难的时候他都顺利挺过去了,还有什么不能挺。
作为在中国投资的民营企业家,叶立培感叹像他这样的商人总是会受到外界的抨击,一些负面的评价说民营企业的竞争模式不规范。但对上海情有独钟的他相信,以上海土地价格的透明性和地产操作的规范性,会证明他这种民营企业的经营模式是规范的。他也在不断的反思,只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公司经营体制,稳步发展,走他的冷静、踏实、大胆路线,有难处就挺一挺,相信仲盛在上海这块风水宝地上的发展前景必定是不可估量的。
【商海大事记】
1. 在1979年移居澳大利亚,通过做纺织贸易积累了第一桶金。
2. 1989年,投资深圳房地产价。同年,到上海成立了仲盛房地产公司。仲盛是中国首批私人物业发展商之一,也是第一家在中国开发房地产的外商独资房地产公司。
3. 1990年,叶立培以1500万美元拍得虹口区古北地皮,在此处建成“名都城”。
4. 2003年6月,叶立培在上海莘庄地区投资18亿元,动工兴建总建筑面积达28万平方米的“仲盛商业中心”,这个上海迄今为止最大的商城项目也被冠以亚洲地区最大的“Shopping-Mall”。
5. 2006年,胡润百富榜第25名。
【商道妙语】
1.经历了那个困难时期后,就更懂得踏实才能抗风险,做生意的机会天天有,只有先站得稳了才能赚钱。
2.作为民营企业,应该有好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严格要求自己,把发展的步伐放稳健,不要太快,对我们的未来更有好处。
3.做地产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主要是三个要素:冷静、踏实和大胆。
4.公司是属于整个团队的,如果说有一点成就,首先要感谢的也是我的团队。
最年轻总裁卫哲:苦心修炼,细节定成败
从管金生的剪报小秘书到35岁成为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CEO,卫哲被誉为“最年轻的500强公司中国区总裁”。这份殊荣令他享誉商界,而在殊荣的背后,是卫哲付出多于常人数倍的努力。
《金领》出版的时候,卫哲对自己的这本书第一句感言便是“写这本书不是少年得志后自信心极度膨胀的产物”。写这本书,仅仅是他对十几年职场生涯的一种总结。
虽然说卫哲仅仅混迹职场十几年,但是没有人敢否认他的职场经验是片面之谈。大凡了解卫哲的人都知道,他的成功是实实在在的辛苦经营得来,没有半分投机取巧,也没有一点幸运而言。没有那股认真的劲儿、察言观色的能力和利落高干的经营风格,就不会有今日人们所看到“卫哲风光”。
1993年,卫哲刚刚获得上海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务管理学士学位。因为学的是外事管理,所以他曾有过做外交家的梦想。可人算不如天算,他所从事却是与外交家大相径庭且地位相差悬殊的“小秘”。不过,由于在被誉为“中国证券之父”的管金生手下工作,老板的出色令卫哲并没有不平衡,反而是抓紧时间学习。
然而,当秘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容易,它也是一门“技术活”,老板所有工作上的细节,都需要秘书来打点。用卫哲的话来说,就算是给老板端茶送水,也有一定的技巧。要估摸老板一杯水喝了多少时间,然后再倒下一辈;如果老板讲话多就得倒得勤一点;如果在会场外边,什么时候去倒水,又不能打断老板讲话的激情,什么时候光倒水不加茶叶,什么时候该带着茶叶进去,这都是技术。倘若老板还抽烟,什么时候打火机里的油没了该换个打火机,这也必须把握。
刚当上秘书时,老板怕卫哲不熟悉,让他先翻译年报,然后负责剪报工作。剪报看似容易,但那么多报纸,老板要看哪方面的,哪一条比较重要,都需要卫哲费心思摆弄。后来因为他剪报纸有一手,弄得管金生不看他的剪报就吃不下中午饭。有时管金生吃着午饭时就要“小卫剪报”。
做个小小的秘书,卫哲的细心和贴心表现令管金生感受到了他的存在性。现代人都讲“细节决定成败”。卫哲将所有的细节都做到了位,令管金生深感如果再让他做复印、倒水、剪报等工作就是屈才,于是一年多以后,小人物终于成了大人物,年仅24岁的卫哲就被擢升为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资产管理总部的副总经理。
人生有平静也会有风暴。此后的的几年内,先是万国证券被并购,卫哲受不了公司易名而义气用事,决然辞职。不久他到了永道会计事务所,未曾想普华又与永道合并,组成“普华永道”(PWC)。那时卫哲26岁,因为正在英国总部工作,所以看清了“普华永道”在中国不会有太大发展动作的现实,自己继续呆下去,回国也不可能成为一把手,于是再次辞职了。在这之后,卫哲又去了东方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担任董事总经理。
年纪轻轻的卫哲虽然步步高升,却并没有找到事业的归属,直到2000年,卫哲进入百安居(中国区)担任执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才开始大展拳脚。从2002年到2007年,也就是卫哲任百安居(中国区)总裁期间,他率领管理团队快速地实现了百安居在中国的本土化,将公司在中国原有的5家分店、1300名员工,发展到在23个城市拥有55家分店和超过1万名员工的大型建材零售超市,并击败并最终剧性地收购了竞争对手欧倍德,在业内一炮打响,而百安居也一跃成为中国第三大外资零售企业。除此之外,他的经营和管理模式一度被人称道,被纳入百安居全球资源运作销售模式当中。
卫哲的出色太过显而易见,以至于让人们无法忽视他的实力。于是,一向眼界极高的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在2007年底向卫哲伸出了手。
“和卫哲的相识,改变了我对职业经理人的看法。尽管卫哲非常的年轻,但是我发现他敢于作出重大决定并承担责任。他能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使百安居公司在中国的业务获得如此巨大的拓展,充分显示了他的独到的战略眼光和对企业的高度领导力。”
从前的卫哲,用细心和责任心赢得了管金生的信任,用高干的实力征服了他所工作的各企业,如今的卫哲,不禁依靠从前的优势,还用他的独到的战略眼光和高效管理模式彻底征服了一向胃口苛刻的马云。
当时的全球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对卫哲接受马云的邀请加入阿里巴巴,出任阿里巴巴网络公司的CEO给予了高度评价。《福布斯》甚至这样比喻,卫哲加入阿里巴巴真是恰逢其时,他甚至有点像Google的CEO埃瑞克(EricSchmidt),将把一个处于火热发展中的企业带入更加快速的成长中。《福布斯》还替卫哲说出了他的使命:要将阿里巴巴从目前交流商业信息的平台转变为一个全方位的电子商务运作平台;把中国这家最热的上市公司变成世界领先的企业。
《福布斯》的一番话,令卫哲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过卫哲历来稳重的行事作风和强悍商业运作能力,让他游刃有余地驾驭了阿里巴巴网络公司CEO这个职位。事实证明,马云的眼光是正确的,而卫哲的能力更是毋庸置疑。
2009年,全球经济迎来了冬天,中国的企业纷纷遭受重创,中国的中小型制造零售业更是严重受挫。对于阿里巴巴这个专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平台、依靠其赢利而赚钱的电子商务平台来说,等于瘸了一条腿。但作为国内最大电子商务平台的“掌舵人”,卫哲对2010年的中国制造仍然满怀信心。在他看来,一次的经济危机就会令整个行业进行洗牌,机遇的发展总会伴随着阵痛,幸存下来的生产商和制造商将会再掀“中国制造”的浪潮。
卫哲对中国制造业的大胆预测,其实也是建立在他素来细心观察的基础上。他甚至可以预测哪一种制造业在那一个月的时段海外销售最不理想。一个无论是实干还是推理这两种外功内功皆如此精到的人,阿里巴巴想在他的手上落后恐怕都难。
这些年来,卫哲的风光一直被世人所接纳,三十岁出头就成为全球所瞩目的企业家,人们对他一生的稳步上青云羡慕至极。可是,卫哲的事业,完全是他辛辛苦苦经营而来。在做秘书的时候,他对工作中的任何细节从不放过;在做事业的时候,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是别人工作时间的2倍。如果把卫哲称为年轻一辈的武林顶尖高手,那么他的高绝不是像别人那样得到奇遇,又或者得到什么秘籍,卫哲就是凭借着比别人多吃一倍的苦,得到了今日的成就。他能够得到马云的青睐,恰恰也在于此。
有积累才有收获,有细节决定了卫哲的成功。如今的卫哲名利双收,但他最大的愿望竟不是有自己的公司,而是回去学校当一名老师。很多人都认为他舍不得现在的地位,但卫哲却说,谁到了他的这个职位都能干,因为公司早已经有了既定的运作模式,而他只不过是个“物业管理员”而已。对于他来说,不如到大学里教一批未来的商业巨子,听他们叫自己一声“卫老师”。那样的成就感比现在的更吸引他。
也许,对于卫哲来说,能成为老师也可以令他再次平静下来重归自我,在享受生活的安适和淡定时,对人生的事业进行一个新的诠释。
【商海大事记】
1.1992年7月-1993年12月,任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首席执行官助理。
2.1994年1月-1994年12月,任上海国际证券(香港)(香港股票交易所投资银行)总裁助理。
3.1995年3月-1996年3月,任上海水仙电器公司(上交所上市企业)非执行董事。
4.1995年1月-1995年10月,任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现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5.1995年11月-1996年12月,担任永道会计财务咨询公司(现普华永道上海公司)企业融资部经理。
6.1997年1月-1998年6月,任普华永道会计财务咨询公司(英国伦敦)收购及兼并部高级经理。
7.1998年7月-2000年7月,任东方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
8.2000年7月-2002年12月,任百安居(中国区)财务总监兼执行副总裁。
9.2001年10月2003年6月,任百安居(中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2002年6月,朱骏成为百安居(中国区)总裁。
10.2003年6月开始,担任翠丰亚洲采购中心中国区首席代表。
11.2007年底,卫哲加入了阿里巴巴集团,任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总裁,兼阿里巴巴企业(B2B)电子商务总裁。目前为上市公司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CEO。
12.2007年12月20日,汇丰银行委任阿里巴巴CEO卫哲为非执行董事,卫哲现为汇丰银行(中国)及英国IMI集团中国咨询委员会非执行董事。
【商道妙语】
1.个人的股权激励首先获得的是期权,而不是股权。这个价值是由市场价格决定的,如果我们不能创造新的价值,这个股权可以说是一文不值。
2.人生的第一阶段首先要从《水浒传》开始。也就是,人要想成功,第一阶段你首先要走出来。《水浒传》的精神核心就是‘造反有理’,就是颠覆。对于一个新兴企业,循规蹈矩就意味着永远不会分到一片属于你的蛋糕。
3.我的导师也无处不在。我尊敬每一位跟我共事过,或者我服务过的老板,并不断地向他们学习。我可以从家庭和妻子身上学习。学习真的无处不在,你从每一处学到1%,你就会进步非常多。
4.职业规划要不断找短板,但有些短板不能等到发生的那天去弥补。
5.要与时俱进。我总是以发展的眼光去衡量职业、衡量得失。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是减薪减酬,但我很有自信,基本上进去6个月就比原来的要高。我选择的职业在当时都是冷门的,但我对它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事实同样证明,我所投身过的事业都已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6.战略不是难在有所为和抓大,战略恰恰难在有所不为和放小。
7.一个企业,要做正确事情,还是按正确的方式去做,要两者兼备。
8.CEO的O为什么是武官的Officer,而不是文官的Official,因为它强调的是执行,军人军令如山倒的执行。当领导决定做一件事时,如果你不同意,事先可以提意见,要给他提供正确的信息,不过一旦领导决定了,哪怕错了,作为职业经理人还是要去做。
【商圈故事会】
双大祥之战
说起沪商,就不能不提老上海的商业大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经常上演此类商业争斗,其壮观情景常令其他地区的商人为之瞠目。至今为止仍令人记忆犹新的便是上海一代商战传奇——“协大祥”与“宝大祥”之战。
那时的老上海不流行穿“现成”的衣服,人们身上的衣服往往是从布店购买布匹,请裁缝做衣服穿。所以,老上海人对布店有着特殊的情结。“协大祥”和“宝大祥”便是上海最著名的两家布店。
“协大洋”刚开业的时候,其竞争手段颇为不同,它的进货、销货、经营方法上另有一套手段。当时同业们都采取“暗码标价”,人们买布的时候可以讨价还价,而“协大祥”针锋相对提出“真不二价”,实行明码标价、开架售货。一时间一洗同行随意更换价格的陋习,将企业信誉迅速提升上来。
当时“协大祥”的竞争对手数“宝大祥”最强。“协大祥”为了招揽更多的顾客,就实行“薄利多销”以号召顾客,在包布纸上印“足尺加一”。“宝大祥”有样学样,在包装纸上印上“足尺加一”的字样。紧接着,“协大祥”又马上改为“足尺加二”,而“宝大祥”也马上改为“足尺加二”。后来“协大祥”甚至改为“足尺加三”,宝大祥就再也不敢往上抬了。事实上,协大祥的虽然在广告商所写的是足尺再赠寸,但早已经把赠送布匹的价格打进了商品价格里,根本就不是做赔本的买卖。
“宝大祥”为了与“协大祥”竞争,曾一度扩宽门面,招揽了大批生意,严重影响了协大祥的销售额。“协大祥”不甘示弱,在马路中间拉出旗帜,写上“物美价廉”四个大字做广告,吸引路人。“宝大祥”也照做无误。因为两家相邻,风一来时双方的旗子就卷在一块。为了煞对方的威风,双方都在旗杆上绑着尖刀,一旦对方的旗子飘过来,就会一刀割破。不过这样做有时也难免误伤自己的旗子。
“协大祥”和“宝大祥”之所以竞争如此激烈,以致“尖刀相会”,其实是有一定渊源。协大祥的创始人本来是丁丕山和柴宝怀二人,为了做大生意,二人将“协成乾洋货店”账房先生孙琢璋挖了过来。没想到这样做却引狼入室,孙琢璋赚了大钱之后立刻将丁丕山和柴宝怀挤走。丁、柴心中不服,于是便建立了“宝大祥”来与“协大祥”竞争。
“协宝大战”在老上海商圈里上演的这出戏蔚为壮观,也充分凸显了传统沪商好战的竞争风格,丝毫不比今日出现的商战手法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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