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玛尔

    然而坏日子总会过去的，官司总算走到了尽头。而毕加索这时的作品也给了他很大的快慰。

    毕加索和许多朋友经常在“杜克·马果”会面，一天晚上他和萨瓦特斯到了那儿，看到一位年轻女士脱下她优雅的刺绣手套，把她的一只手平放在桌上，手指张开，然后用一把尖刀刺两指之间的桌面。她刺得并不太准，因而每一次失误都会有血流出。

    在“杜克·马果”里面，特立独行的人物并不罕见，但像这样的美丽和个性兼具的人并不多。毕加索十分着迷，于是就用西班牙话把这感觉告诉萨瓦特斯。那位年轻女士蓦然抬起头来，她懂西班牙语。毕加索认识多拉·玛尔的许多朋友，奇怪的是他们从前居然没见过面。

    多拉·玛尔幼年生活在阿根廷，父亲是克罗地亚籍建筑师，母亲是法国人。在她的出生地——巴黎，她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并在那儿学习美术。1936年时，她是个职业摄影师。

    从任何标准，尤其是毕加索自己的标准来看，多拉·玛尔都是个出奇好看的女人，黑头发、淡蓝绿的眼睛，椭圆的脸蛋上颧骨相当高，有着高贵、出众的仪态和一双极美丽的手。她所拥有的智慧使她更加光华四射。

    多拉·玛尔当时与父母住在一起，她和毕加索并不常见面。直到盛夏来临时，正当全巴黎人都拥向南方避暑的时候，却从西班牙传来惊人的消息——内战爆发了。

    西班牙内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西班牙种种的社会矛盾，左右翼分子互相攻击、政府改革的失败、旧势力军人和宗教人士的不满，长期下来使得对立走向武装斗争，最后在右翼军人的策划下引发了内战。叛军趁政府犹豫之际，迅速占领西属摩洛哥、加那利群岛、巴利阿里群岛以及西班牙本土北部和西南各省，企图南北夹击马德里，进而夺取全国政权。

    住在巴黎的西班牙人反应非常激烈，连那些在巴黎住了很久、思考问题都用法语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斗志昂扬的西班牙人。毕加索的朋友中持什么立场的都有，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虽然毕加索一度好像表现得与政治绝缘，但是这件事事关重大，他必须有一个响亮、坚定，而且绝不暧昧的立场。他宣布拥护共和政府。

    他的支持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西班牙政府任命他为普拉多博物馆的顾问。但这时候半个西班牙已经落在佛朗哥的手中，他的军队离马德里只有20里，并且在8月轰炸了这个城市。普拉多的半数珍藏都迁到了瓦伦西亚。毕加索能否去就职都很有问题，但他还是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绘画、他的名声，以及整个世界在后面支持他对法西斯主义者所做的不断而坚决的谴责。

    他雕刻了两大幅铜版画，包括九幅大小与明信片相等的小图，作为一册出售，题名为“佛朗哥的梦想与谎言”。他还特意配了一首长诗，并附有英、法两种译文：

    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哭声

    鸟儿的哭声，花儿的哭声

    木料和石头的哭声，砖的哭声，家具的哭声

    还有床、椅子、窗帘、瓶罐、猫、纸的哭声

    互相扰绕的气味的哭声

    烟的哭声混杂在大锅里煮沸的哭声之中

    鸟群似雨，淹没大海

    大海蚀毁的骨头

    不过在1936年的8月，局势稍微稳定了一些，普拉多的作品目前比较安全了，加泰罗尼亚尚未被波及，巴塞罗那的叛变已被平定。毕加索也到南方去度假，地点是莫金斯，有一些朋友也在那儿。到了莫金斯，毕加索就迫不及待地沿着海岸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他的目的地是圣特比兹的一家农舍，多拉·玛尔正住在那里。

    秋天的时候，毕加索和多拉回到了巴黎。

    波提街的画室现在还留有欧嘉的不快乐回忆，不过正好沃拉尔前一阵子在乡下买到一幢有大花园和一个谷仓的老宅，他把谷仓改成一间大画室，在1936年的后半年，沃拉尔把这间画室提供给毕加索使用。毕加索十分高兴，他喜欢那儿的宁静和隐蔽，于是每周都要坐车去上三四次，开始画一系列极令人赞赏的静物。

    1937年里一切似乎都很好，欧嘉已经成为过去，他跟多拉·玛尔在一起非常快乐。多拉·玛尔帮他找了一间很大的画室，让他在巴黎也能工作。而她后来也从家里搬出来，住到沙佛街的一间公寓去，这屋子就在那间画室附近。在多拉·玛尔以及西班牙战争的刺激之下，毕加索又恢复了正常的创作激情。

    此时，西班牙的战局急转直下，虽然对马德里的直接攻击已被击退，但国际上各国的不干预政策越来越像是一场丑恶的闹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与佛朗哥狼狈为奸，使得战争逐渐升级。佛朗哥的军队中已经混入了大约一万名的德国兵和四倍多的意大利军，这些都是严格训练的正规军人，而且其中有不少空军指挥官及飞行员，急着要在活靶上增进自己的技巧，并试验他们的新武器及新战术，以便为即将来临的更大规模的战争作准备。法国和英国可能是出于糊里糊涂的好意，但却在文字的迷阵里被搅得晕头转向。

    当时，毕加索的出生地马拉加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场梦魇。他收到了母亲从巴塞罗那捎来的信，说离她和她女儿住的地方只有几米远的一个修道院被炸毁了，一连几个星期，房间里还充满了臭烟，熏得她泪流不止。

    毕加索难掩心头的愤怒，可是一时也找不到宣泄的途径，等到过了数周，另一个大悲剧发生之后，才全部爆发出来。

    3月或者4月里，毕加索搬到了大奥古斯丁街去，那儿的画室很大，毕加索想要多少空间都有。就是在这儿，他画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幅画。

    《格尔尼卡》

    4月26日，西班牙巴斯克区一个小镇格尔尼卡的居民像往日一样平静而又忙碌地工作、生活着。他们谁也不会想到，下午4点30分，德国空军的43架飞机如鹰隼般直冲而下，向毫无防备的人们疯狂扫射和轰炸，历时3个多钟头，死1654人，伤889人，小镇的70％变成一片废墟。

    较之“二战”时长崎和广岛的死伤率而言，这可能不算什么。但在1937年，它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一次对人民残酷而有计划的毁灭，是不人道野蛮行为的极致，而且是黑暗对光明的胜利。消息在4月28日传到了巴黎。

    面对痛彻心扉的人间惨剧，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反应，格尔尼卡被法西斯空军轰炸，就是给了艺术家们一道无声的考题。有没有慈悲的情怀，就是能不能触动心灵创作的前提。

    毕加索说：“身为艺术家，我的一生只不过是一场抗拒反动势力、抗拒艺术的死亡争战。西班牙的战乱是反动势力对抗人民、对抗自由的争斗……在我现在正在作的这幅画里，我明白地表现出我对那些把西班牙投入战争的人的憎恶。”

    在头几天里，毕加索一口气画了25幅草图，多拉·玛尔生动而真实地拍下了这幅油画的创作过程。虽然他的内心充满愤怒与痛苦，但他的工作却是小心翼翼的。

    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像他其他的伟大作品一样，在开始动笔之前，毕加索已经作过大量的研究，务必要把他的情感、他原先观念中的全部力量，集中到一点。这将是他对邪恶的控诉，而如果他要成功的话，他必须完美无瑕地运用他的武器。

    当毕加索画完最后一笔时，画面已高达349.3厘米，长776.6厘米。但是使人震撼的不是它的尺寸，而是它本身表现出的强烈的感情。人们不会注意到它缺乏色彩，因为黑色、灰色与白色本来就很适合这个死寂的世界，死寂而又充满了哀号——一种属于极度的哀伤，属于灾难、属于炸弹爆发之后片刻的令人窒息的死寂。

    画面里没有飞机，没有炸弹，却聚集了残暴、恐怖、痛苦、绝望、死亡和呐喊。被践踏的鲜花、断裂的肢体、号啕大哭的母亲、仰天狂叫的求救、断臂倒地的男子、濒死长嘶的马匹……这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无声控诉，撕裂长空。画家以半抽象的立体主义手法，以超时空的形象组合，打破了空间界限，蕴涵了愤懑的抗议，成就了史诗的悲壮，在支离破碎的黑白灰色块中，散发着无尽的阴郁、恐惧，折射出画家对人类苦难的大悲悯。

    另外，全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而在第四段，那个双臂伸向天空的惊恐的男子形象，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其绝望的姿态使人过目难忘。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

    许多人把《格尔尼卡》看做是单纯对西班牙国家主义者的控诉，但也有些人诽谤它仅仅是一种宣传。这当然是错误的看法，毕加索的确谴责佛朗哥，但在《格尔尼卡》中，他把他的抗议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使它成为对所有战争、对所有压迫的一种激情呼喊。

    毕加索自己曾解释此画图像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残暴，代表的是凶残的德国和法西斯，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着光明与希望……如果我们相信毕加索的解释，把野牛当做是野蛮与不人道，而把马当成人民，那么《格尔尼卡》的讽喻就涵盖了极广的范围。这罪行不再限于西班牙内战这一单一事件，而是对所有暴力的控诉。这幅画也可以视为一个绝望的断言，交战的两方都注定要失败，最后将只剩下一片荒芜的充满仇恨的战场。

    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他用纸剪了一滴带血的泪，在图上各个角色的脸上移来移去，从一个换到另一个，而在那头野牛的脸上逗留得最久，好像它也应该与其余那些角色受到一样的怜悯。最后他放弃了那滴泪，但还是对诗人何塞·波加明说：“我们可以把它收在箱子里，至少每个礼拜五把它拿出来一次，贴在野牛的脸上。”

    1937年夏末，毕加索到南方旅行时，他并没有把《格尔尼卡》抛在脑后。在此后数月中，他画了或刻了许多的补遗。他在画《亚威农少女》之后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在1907年时，他所考虑的只是美学上的问题，但30年后的今天，他要考虑的却是整个体制。西班牙战争显然是一个更可怕战乱的前奏，就像米歇尔·莱利士所说的，“一个黑白的长方形里……毕加索送来了我们的哀悼信——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即将死亡。”

    这年夏天，他仍在莫金斯度过。这是一次很愉快的假期，不但阳光闪耀，而且有多拉·玛尔陪伴，沿着海岸更可以遇见许多朋友，马蒂斯是其中之一，毕加索常去看他。

    1937年的秋天以后，紧张和焦虑就开始充满了他的作品，西班牙北部整个失陷了，虽然马德里仍未失守，但三分之二的国土都落入了佛朗哥的手中，包括巴斯克的工业城市和阿斯图里亚斯的煤矿。

    慈善家

    1938年的夏天，毕加索仍是在莫金斯度过，同样的海，同样的阳光，同样的友伴，不过太阳蒙上了阴影。9月的时候，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争执忽然演变成一个可怕的危机。所有人都知道，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而且迫在眉睫。整个欧洲都武装了起来，法国开始动员大量的军队。

    毕加索心里很慌，当消息变得更坏时，他收拾了东西，连夜赶回了特伦布雷的居所。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慕尼黑协议签订了，它背叛了1000万的捷克人以及斯拉夫人，把苏台德区送给了纳粹党。张伯伦飞回英国鼓舞人民，说他为他们带回了“光荣的和平”。

    1938年年末，漫长的西班牙内战已接近尾声。马斯特拉斯哥一战使共和国军队丧失了7万名人员，开始节节败退。通往加泰罗尼亚的公路已经完全敞开。在1938年的圣诞节时，主要攻势开始了。共和国军队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几乎完全没有装甲车与飞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赶往北方，撤退变成了溃逃。1939年1月26日，巴塞罗那失陷了，普拉多的珍藏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入巴黎境内。数天之后，佛朗哥的军队就抵达了边界，把50万的难民和败兵驱入中立区，这些人就被拘留在那儿的露天难民营中。在战争结束的同时，毕加索的母亲死了，她一直留在巴塞罗那，享年83岁。

    从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毕加索就一直用他的绘画、他的公开声明，还有他的钱来支持共和政府。1939年早期的一份政府刊物说他一共捐出了30万法郎，另外有一位官员说是40万。毕加索是个十分节俭的人，这样一笔钱至少相当于他两年的生活费用。但这几十万法郎只是捐给公家机构的数目。1938年12月，当时共和国的食物短缺得厉害，他曾设立两个儿童供食中心，一个在巴塞罗那，另一个在马德里，开办的费用是20万法郎。

    虽然在过去20年来他收入丰厚，虽然只要他舍得卖，他的画销路都很好，但他的收入比起当前的支出却是微不足道，他另外还得负担欧嘉的赡养费，并且养活他的子女和一些仆人。他发现钱如流水般花出去后，他被迫卖掉一些自己想保留的画作。

    接着，当难民拥入法国之后，也有很多人来向他求助，从来没有一个空手而返的。有件事是这样的：1939年2月，一群加泰罗尼亚作家从他们的拘留营逃出来，到了波庇南。他们在那儿找到了一家肯让他们赊账的餐馆，晚上他们就睡在候车室里。几天过后，当老板让他们还钱时，除了已成为废纸的共和国的钱币外，他们身上没有别的钱。他们想到了毕加索，他们中有个人只是曾经写过一篇有关毕加索的文章，因此餐馆老板给毕加索发了一封电报，但他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而且也没有身份的证明。第二天，毕加索的回复也用电报送来了，他寄过来的钱足够付清账单、为这六个人买鞋子和衣服，并把他们全送到托洛斯，而且还能剩下一些供这些人花销。

    7月初，毕加索和多拉·玛尔出发到昂蒂布去，萨瓦特斯在几星期后也前去与他们会合。等安顿下来后，毕加索就可以马上开始工作了。但在一天清晨，毕加索急急忙忙跑去敲萨瓦特斯的房门，因为沃拉尔死了。毕加索一直害怕和憎恨死亡，但他还是连夜赶回巴黎，参加了他朋友的葬礼。在波提街逗留数天之后，他又和萨瓦特斯再次南下赶往昂蒂布。

    回到昂蒂布之后，毕加索还是不能马上开始工作，首先他和萨瓦特斯游览当地，再来就是他的两个外甥找到了他，他们是他妹妹洛拉的儿子，在加泰罗尼亚沦陷的时候逃到了法国。他们带给了毕加索家庭的温暖，还有巴塞罗那的消息。他告诉毕加索，他们的家在轰炸中并没有被毁，而他们的父母都安好。

    闲了一段时间后，毕加索实在不能忍受了，他到尼斯买了一整卷画布，然后又和萨瓦特斯一起把这些布钉在画室的墙壁上。一切准备妥当了，他现在可以画任何脑袋里涌现的东西，而不必考虑尺寸的问题。

    他立刻活力十足地开始工作。最初他的想法是画一些想画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切下来分别装裱，现在这主意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因为现在的这一主题重要到必须占尽全部的可用空间。

    这就是他此后数星期创作的《昂蒂布夜钓》。在这幅画里，后面是漆黑的城镇，两个站在码头上的女孩，每人推着一辆单车，手上一支冰淇淋甜筒，天上有月亮，水面上还有那照耀着渔人和游鱼的电石灯火。

    不过，文字上的描述跟毕加索所用的语言当然是两回事，比如说，正舔着冰淇淋的那个女孩，舌头就是蓝色的，而且像针一样尖，月亮也带着绿色斑点、橘色螺旋纹，在方形的光晕中闪耀着。这幅画足足有75平方英尺大。

    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一个炎热的晚上，他和多拉·玛尔以及另一位年轻女子晚饭后在昂蒂布闲逛，他们走到码头，一面吃冰淇淋，一面看着黑黝黝的水面上乘小船的渔人点着电石灯叉捕水中的鱼儿。

    巴黎沦陷

    世界局势日益紧张，德国和意大利也甚嚣尘上。不过毕加索为自己安排了一个有规律的夏日生活，早上海水浴，下午工作到天黑，吃过晚饭后到小酒馆去找朋友。

    虽然这样，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与外面的世界隔绝。消息变得越来越坏。希特勒一旦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下一步显然就会转向波兰，战争已经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了。但就像有些人以为自己可以永远活下去一样，很多人盼望希特勒会因为畏惧苏联而有所迟疑。然而，8月23日，在西方世界的震惊和恐慌之下，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已经无所顾忌了。

    每天晚上，到小酒馆喝酒的人少了很多，很多人都相信对波兰的侵略就是几天以内的事情，到时候还留在海滩上的人们一定会被隔绝在外，火车已经变得很挤了，而巴黎很可能在开战的几个小时内就会遭到可怕的轰炸。

    为此，毕加索极端苦恼，也非常愤怒。“就在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怒气冲冲地跑回去画他那幅大作。

    毕加索大部分的朋友们都已经离去了，他住处的看门人也被征召，因而整个房屋就跟海滩和酒馆一样空旷而死寂。不过那幅画总算是完成了。毕加索和多拉·玛尔以及萨瓦特斯搭上了通往巴黎的火车，车上水泄不通。四天以后德国人攻进了波兰，不久，法国和英国也宣战了。在宣战之前，许多巴黎人已经决定离开。毕加索尽管也跟大家一样张皇失措，他还是试图把散置在布瓦吉鲁、特伦布雷以及各个画室的收藏品全都收集起来，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这不是件容易事。毕加索估计了一下形势，他认为走为上策。他想去洛昂，他在那里有一栋房子。毕加索的估计是对的，但是，他没想到德军的速度那样快。等他们一家人赶到洛昂时，德军已先后吞下了波兰、比利时。

    他们准备好迎接德国排山倒海的攻击，以及巴黎的毁灭。但是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发生。

    法国和英国在打着一场假想的战争，而毕加索在洛昂建立起规律的生活。早上散步，到市场走走，在旧货店和拍卖场看看东西，午饭之后在租来的一间屋子里工作到傍晚。他像是又回到了“洗衣船”时期，没有稳定的收入，到处买不到绘画材料，日子过一天算一天。缺少画架，只好蹲在地板上；没有帆布，就用硬纸板；在木头椅垫上调色，效果还蛮不错。一直到这一年终了。这期间，他曾回过巴黎两次。

    1940年的巴黎充满了焦虑。德国人在波兰的战事已经结束很久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重整兵力，建立装甲部队，并且增强空中力量，冬天刚过他们就入侵了丹麦和挪威，假想战争快要变成真的了。

    4月的时候，毕加索回到巴黎，安置他的收藏品，包括他自己的作品，以及他收集的一些画。他把这些都寄存在银行中，放在两个坚固的小屋里，隔壁就是马蒂斯的小屋。毕加索的小屋里中有马蒂斯的画，马蒂斯的小屋中也有毕加索的。

    马蒂斯当时还在巴黎，两位画家一直留到5月，当德国以闪电战粉碎了中立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防守，把英国军队赶到了海里，突破了马其诺防线，并且把溃不成军的法国军队赶向南方时，马蒂斯逃到了波尔多，而毕加索则乘第一班车赶回洛昂。在他走后，大批的难民离开巴黎。

    6月，德军进入了巴黎，政府已经撤离，城市完全开放。一周之后，法国人民的叛徒贝当签订了停战协定，将法国一分为二：一边由德军占领，巴黎就在这一区；另一个半由马歇尔·贝当统辖。

    毕加索一向害怕无可预知的未来，以及周围环绕着的威胁气氛，但是当这种威胁已成为事实的时候，他却出奇的平静。法国已经被占领了，盖世太保到处搜寻犹太人，而他也被怀疑有部分犹太血统；他曾公开而且坚定地表示反对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朋友佛朗哥十分痛恨他；他认识而且喜欢共产党员，而且他自己也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他的作品在所有纳粹占领区内都被查禁。他最好的选择是逃往美国或墨西哥，或者像马蒂斯一样到巴西去，当然，到未被占领的南部地区也行。此时，美国、墨西哥等国的团体和党派也纷纷致信毕加索，竭诚欢迎他去定居，以摆脱这种不安定的生活。毕加索一一谢绝了，他不想远离欧洲，更不想逃亡在外。

    不过，这都是暂时的，很快，毕加索忽然变得快乐起来。8月15日，他画了一张迷人的、色彩鲜艳的《洛昂酒馆》，这幅画里，有阳光下亮丽的遮阳棚，前方是海洋和灯塔，一种愉悦的蓝色充满了整个画面。接着他开始收拾行李，在8月24日回到巴黎。

    准备去巴西的马蒂斯也有类似的反应，当时他就站在边境上，口袋里放着护照，热那亚的轮船还在冒着烟，等着把他载到里约热内卢。但是，情形就像他写信告诉他儿子的那样：“当我看到源源不断的人离开，我一点也不想走了。我觉得自己像个逃兵……如果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溜走了的话，法国还会剩下什么呢？”

    对马蒂斯和毕加索来说，法国的意义非同寻常：虽然终其一生，毕加索都是彻彻底底的西班牙人，但是法国，尤其是巴黎，仍然意味着光明、自由与活生生的艺术，唯有这一永恒不变的所在，超越一切国家或地理的分界，才是他皈依之处。

    艰难的生活

    冬天到来时，巴黎成了一个寒冷而饥饿的城市，从占领的一开始，燃料、食物以及值钱的东西就源源不绝地往北流入德意志。很少人住在像毕加索住的那种17世纪谷仓一样的大房屋里，他能忍受几乎任何程度的不适与寒冷。

    鉴于巴黎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之都，德国人并不敢怎么放肆，他们的政策是笼络法国艺术家，对艺术家有许多特殊的优惠，如邀请去德国观光，额外补贴食品和煤炭。可毕加索却拒绝接受这些好处。他极需要友谊的照耀。他的朋友们现在散往四方，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回了西班牙。德兰和弗拉曼克留了下来，不过毕加索宁愿他们没有留在这里，因为他们拍德国人的马屁、享受特权，还到德国去访问。

    后来，当战争变得更黑暗、更冷，而且更悲哀的时候，毕加索跟他的许多犹太朋友一样，闭门不出，在家中作自己的画。因此1942年以后，人们很少在酒馆里看到毕加索的影子。

    他的寂寞因为多拉·玛尔和萨瓦特斯的陪伴而减轻不少，此外还有住在圣路易斯岛小寓所的玛丽·泰蕾兹和玛雅，他至少在每星期四——玛雅从学校放假回来的那一天——去探望她们一次，星期天的时候也常常会去。其他的五天，玛丽就把一间房锁起来，告诉到处寻找父亲的玛雅：“爸爸在里面作画，不要打扰他。”

    1941年—1942年之间，毕加索重新拾起了雕刻，与其说是因为内在的需求，还不如说是因为迫不得已。在他那间大画室里，毕加索的那双手因为太僵冷而无法拿起画笔，浴室是唯一稍微暖和的地方。在这窄小但起码有点温度的空间里，他以一贯的坚强工作着。

    1941年年末，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的宣战让欧洲战局出现了转机。然而1942年年初，情况却不容乐观，德国人深入了苏联心脏，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也势如破竹。

    1942年一整年，毕加索的大部分画作显示着一种严肃、暗淡的色调，而且主题常绕着食物在打转——用一条大鱼做成的帽子，上面有刀和叉子、鸡蛋、水果，以及一只鸽子的静物画。

    有一幅画是个例外，那是一幅吉他和斗牛士佩剑的静物，这是在4月画的，画的用色，尤其是剑柄上的鲜红色非常明亮，但是那强烈的蓝色、绿色和紫色把愉快的感觉都吸光了。虽然用了朱红和黄色，这幅画并不快乐。

    那一年的夏天，德国人和法国警方开始了他们在巴黎的大扫荡，在1942年的7月—8月间，他们搜捕了数千名的犹太人。大迁移也开始了，整车的反抗分子、共产党员、犹太人、嫌疑犯被运往各大集中营，其中有不少是被人诬告的。枪杀人质的行动很早就开始了，光是8月和9月两个月里，巴黎郊外就有两百多人被杀。

    这是一段人心惶惶的时期，只要一通匿名电话或者一封黑信，就可以在深夜里把盖世太保引到家门前。毕加索的住处也不断地受到侵扰。德国人总是找到借口来制造麻烦，每隔几天，就有一群身穿制服的人，装模作样，东看西瞧，总想嗅出点异常来。他们来盘问他的犹太朋友是不是待在这儿，还有他自己是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会搜查整个房屋。毕加索一向很小心地把所有文件准备齐全，以免被他们抓到把柄。也许因为无知或顾忌他的盛名，盖世太保并未像对许多别的人那样对他勒索、压榨。

    并不是所有来拜访的德国人都是来搜索的，有些是半官方的中间人，向他暗示种种特权，如煤炭和额外的口粮。另外一些人则自称是艺术的爱好者，他们的奉承对毕加索毫无作用，这些人什么也没得到，除了《格尔尼卡》的明信片。毕加索把这些送到他们手里，嘴里说：“纪念品，纪念品。”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德国的大使阿贝兹的。有一天，阿贝兹来拜访毕加索，为了使自己显得讨人喜欢，他看着那幅伟大画作的复制品。

    他说：“原来这是你的作品，毕加索先生。”

    “不，”毕加索回答，“是你们的。”

    尽管毕加索如此作弄德国人，他却从不曾被德国人或维希政府指控，这显示了他受敬重的程度。也就是在这个阴郁的冬天，毕加索开始为他的一座铸像画草图，这件作品就是《抱着羊的人》，他最初考虑过几种不同的形式，像木刻、石版或是绘画。然而当他进一步沉浸在这主题里，且草图的数量越来越多时，他看出这件物品必须无碍地立在空间中，它必须是一尊雕像。不过一直到年底以前，他都没有着手去找所需的大量黏土，跟所有其他物品一样，这种东西在战时是很难弄到的。

    1943年是有希望的一年，但是对巴黎来说，这种希望十分渺茫。盟军虽然在1942年年末登陆北非，但两天之后德国人就侵入南区，占领了整个法国。随着反抗活动的滋长，镇压行动也日益加强。

    食物供应更为短缺，常常会停电，毕加索只好像年轻时那样靠着烛光来工作。一个多月以来，毕加索都在盯着那座用来支撑黏土的金属骨架，他已经把整个大于真人的架构安排妥当，现在只剩下最后的细节了。他早就准备好黏土，不过他还是让那些金属棒站在那儿，等待他观念的完全成熟。

    《男人与绵羊》

    而后，在这寒冷、黑暗的2月里的一天，毕加索开始工作。他十分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他不需要模特儿，所有的细节，甚至连羊鼻子的弧形他都清清楚楚，毕加索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了作品——一座不像毕加索过去或未来任何作品的伟大塑像。

    一个高而有力、瘦削、秃顶、有胡须的中年男人，他的一双腿又长又直，大脚牢牢地抓紧地面，抱着一只要刈毛的大绵羊向前行进。他在平衡自己体重时的姿态是如此完美、直接、简洁；那只绵羊也是一样，它把头扭向那人的外侧，就跟真的绵羊在人的手臂中的动作一样。他的右手放在它的臀部下方，托着它；他的左手抓住它的脚，像奥尔塔的耕农；他的脸孔肃穆、坚定、实事求是，不知道自己有多么高贵。

    毕加索把这尊塑像做成了石膏模型，可是只要有德国人在，就不可能找到足够的铜来铸它，因此《男人与绵羊》就一直站在他的画室里，直到战争结束。

    当时有很多人去看过这尊塑像，虽然对于它要表达的意思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大家一致同意这座塑像代表了一种希望，一种信心，而在这两者都欠缺的时候，它赋予了那些看到它的人无限的勇气。

    1943年，整个世界局势都改观了。德国人被赶出了北非，他们在苏联也开始全面撤退。盟军已经深入意大利，而墨索里尼的军队濒临瓦解。在法国，反抗组织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他们不断进攻德军，送出军政情报，并且利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保存国家的精神，当然包括了秘密刊物。在巴黎，艺术活动也焕发了生机。

    毕加索的内心也因为一次邂逅而更加欢欣。5月的一个晚上，他和多拉·玛尔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在加泰罗尼亚餐馆吃饭，他注意到另外一张桌上坐着两位好看的年轻女孩，正和他认识的一个演员在一起。毕加索素来对好看的女孩子有兴趣，于是他拿起一碗樱桃走过去，请求那个演员朋友为他介绍。两个女孩说她们是画画的，于是他邀请她们到他的画室来。后来她们果真去了，第一次两个一起去，第二次只有其中一个去，她就是弗朗索瓦丝·吉洛，当时21岁。弗朗索瓦丝比毕加索的儿子保罗还小9个月，她的父亲是农业工程师，酷爱文学，大量的藏书也成了弗朗索瓦丝的精神营养，她在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理解力令人惊讶。不过，她只是他生活中愉快的插曲，并不是特别重要。

    1943年9月，毕加索的精神活泼无比。整个城市都有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意大利投降了，俄国人已经进到了第聂伯河，盟军随时可能出现在法国。

    冬天到来时，毕加索旅行到卢瓦尔河畔的圣伯努瓦去探望麦克斯·雅各布。他从1936年就开始住在离那儿的修道院不远的地方。毕加索发现他的朋友老了，而且十分悲伤，他的哥哥和妹妹被逮捕了，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自己倒是不害怕，因为他的信仰支持着他，给他力量。见到毕加索后，他的精神又振奋起来，他把自己作的胶彩画拿给毕加索看，两人猜测着，如果盟军逼近巴黎的话，德国人肯定会摧残这个城市，并在被赶走之前消灭大部分的人口。

    德国人没有想到巴黎人民有这么大的力量。在坦克抵达郊区之前，整个城市都揭竿而起，一夜之间，防御工事全都筑了起来，一批批隐藏的武器全都冒了出来，远比德国人所预料的要多——他们只有乘着坦克才能移动，而即使坦克也常常在街上被焚毁。成千上万的男女都参加了战斗，警察、铁路工作员、秘书、公务员、反抗组织的全部成员都出动了。

    战事日益激烈，外出是极危险的，毕加索有一次只向窗外张望了一下，一颗子弹就从他头边不到一寸的地方飞了过去。不管怎样，他还是出发前往玛丽·泰蕾兹的寓所去，那儿是战况极惨重的地区。在那儿，他为小女儿仔细画了两幅画，她现在已是个极甜美的小女孩。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战争仍然猛烈有加，他开始临摹普桑的《酒神节的狂欢》。他在这幅画中加入了自己的创作，工具就是手边现有的水彩和胶彩。他用了极为鲜明的色调，画画时用最大的声音唱歌，大概是想掩盖外边重炮的怒吼、坦克的隆隆声、玻璃的碎裂声，以及步枪的射击声。

    普桑的原画是一个森林小神在拥抱一个大笑着的林泽仙女，另一个仙女的鼻子像嗜酒者的那么红，她用力挤着一串葡萄，挤出的汁液像酒般落进两个脚步蹒跚的小天使碗中。普桑画的牧羊神的凯旋庆功起码还有个限度，毕加索的那一场欢宴却是狂放到极点，一大群人，在爱与音乐，以及大量的食物、水果和酒之间彻底地解脱了。

    晚年生活

    1944年8月24日早晨，外面枪炮声大作，还有坦克开动的声音，轰隆轰隆非常刺耳。毕加索警觉地打开窗户，问楼下的人是怎么回事。人们告诉他：德国兵在撤退！巴黎解放了！

    战争结束后不久，毕加索开始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创作中，他为世界和平会议创作了“和平之鸽”海报，还创作了油画《战争》与《和平》。

    1961年，毕加索摹仿了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这组变体画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共170多幅，其中油画27幅，素描138幅。

    毕加索是那个时代最长寿的画家，在他的生命中，他绝大部分时候都处在艺术的巅峰状态，没有超乎常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衰老和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当毕加索发现自己一天天失去力量的时候，他变得像个暴君。他开始创作组画《骑马斗牛士的罗曼采罗》。画中，那位斗牛士被贬成了一个无动于衷的毫无生命力的家伙。这组画反映了毕加索的生活好像干涸了一样。

    他又买了一座叫“维埃圣母院”的别墅。这所房子位于一座小山上，是一所与世隔绝的普罗旺斯式别墅，周围种满了柏树和橄榄树。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这里。房子年久失修，但内部已修葺一新，备有许多现代化的洗澡间，毕加索很喜欢，立刻搬了进去。

    但他毕竟也是一副血肉之躯，他的头发日渐稀疏，面孔上布满了皱纹，手脚开始迟钝，身体也慢慢有一些异样。他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总是抱怨时间太少，恨不得把一切都投入到艺术之中去，但有限的精力却不允许他这样做。这种痛苦折磨着毕加索，他以惊人的毅力坚忍着，作一幅画要花很长的日子，一月、半年、一年……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在毕加索80岁生日时，他所居住的瓦劳利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这次祝寿可以比做“文艺复兴时代的圣筵”。他收到无数的礼物，听了许多赞扬他的伟大和人道主义的演说，他出席了戛纳棕榈滩游乐场为他举行的招待会。

    1966年10月，为了庆祝毕加索85岁大寿，巴黎举办了一次场面宏大的毕加索作品展览会，会上展示了大量的油画、雕塑、陶制品、版画以及其他画种的作品。前来参观展览的人数达80多万。让·雷马在展览图录的导言中写道：“毕加索统辖了本世纪，正如米开朗琪罗统辖了他那个世纪一样。肯定还有更多的东西有待人们去认识，他名字的三个音节回荡在我们的世纪中，而他这颗巨星至今还没有停止使我们震惊，没有停止对我们施以魔法。”

    当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毕加索决定把散存在西班牙各地家属中的作品送给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其中包括82幅油画、681幅版画和21幅其他艺术作品，此外，还有17本素描册，4册附有大量边画的书（毕加索在这些书的空白边页上画了不少插画和草图）和5件有纪念意义的实物。上述素描册共有五百多页，正反两面都画满了素描。

    接着，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馆长还亲自到法国访问毕加索，把毕加索家里的许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都拍摄下来带给毕加索看。毕加索很高兴。

    毕加索站在自家的花园中，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但是，当馆长问毕加索何时会返回西班牙的时候，毕加索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他的祖国还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下，他告诉馆长，只要佛朗哥不下台，他就不回西班牙。

    毕加索越来越孤寂，他不见任何人，包括他的孩子们。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作画。他好像在跟死神争分夺秒，在他还能画的时候，任何人都阻止不了他。每天晚上，他都待在画室，直到深夜。

    在1970年12月31日至1971年2月4日之间，他便画出了57幅画以及其他大量的素描，产量之大令人咂舌。

    直到1973年春天，毕加索仍然在努力地工作。他在起居室隔壁幽暗的画室里，完成了伦勃朗《驯鹰者》一画的变体，毕加索称它为《玩鸟的人》。

    但是，在1973年的4月，毕加索还是病倒了。4月8日，92岁的毕加索逝世于戛纳。

    在他死后，有人写道：“他让人想起了一段传奇，在这段传奇中，有个声音大声地宣布了异教时代的结束，基督教时代由此开始：‘潘，伟大的潘死了！’这究竟是一个世界的结束，还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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