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历史与现实的畸形产儿

    在近代，历史与现实作为军阀的双重父母，各自赋予它不同的秉赋。先祖的基因必须通过时代的律动才能得以表达。近代军阀的发生、发展与消亡是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三种历史进程相始终的，即：中国传统封建秩序走向崩溃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推行殖民化的过程；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作为军阀集团的维系意识，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与上述三种过程有关的思想意识的制约和影响：走向没落但依然盘根错节的传统思想；由于统治秩序紊乱而“合法化”的游民意识；伴随文化冲突而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和要素，军阀集团维系意识在这三股意识干流的撞击中泛起自己的水花。

    1、传统意识的滞留

    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宗法血缘纽带的强固，任何层面的社会群体都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点和归宿，父家长制的模式几乎适用于任何社会控制层次，个人奋斗大都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行进。这一方面使中国人的国家观、社会观带有浓重的家族伦理色彩，另一方面也使各种形式的社会群体的维系意识都成为以宗法制度为归依的封建纲常体系的派生物。

    我们一般称军阀为封建军阀，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就是说在他们整个思想体系中，封建纲常礼教起了主干作用，甚至可以说，这些军阀本身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产物。尽管传统在西学面前碰了壁，他们依然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用祖宗法宝来维系军队。尽管军阀首领中不乏目不识丁的老粗，各集团成员中也没有多少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然而，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底色，纲常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的秘密在于它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文化的心理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对传统的接受，不仅在于正统的经学研读和学校教育这种大渠道灌输，而更为普遍的是旧戏、说唱等小渠道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戏台上，鼓词里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形象，往往较刻板的伦理说教更能动人心魂。因此，肉食者热衷于忠孝节义，糠食者也习惯于节义忠孝。袁世凯祭孔，孙传芳投壶，连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也会大刻《十三经》，其余大大小小的军阀无一例外地张口五常闭嘴八德。使集团成员的头脑在愚忠的题目F僵化固化，是全体军阀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象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一样，在把纲常礼教挂在嘴边的同时，并没有脱掉释道两教的影响，在军阀的维系思想库中，传统所有的法宝均有一席之地，湖南军阀赵恒惕会开“人力已竭求诸佛法”的金光明大法会，唐生智则有一支受戒的“佛教军”

    然而，近代军阀毕竟生活在近代，时代不仅使他们对待传统伦理的态度具有更多的功利实用气味，而且在他们继承的传统思想亡也烙下了自己的印记，由于清亡以后，整个统治阶级已经支离破碎，统治中心呈现出一种物理上所谓的“失重”状态，用吴佩孚的话来说叫做“五伦”缺了“一伦”。所以军阀们的纲常礼教往往缺乏整体色彩，即只强调伦理体系中的忠孝之义而置公私之义于不顾。这一点，就近代而言，曾国藩为始作俑者，湘军的建制，因将设营，将去营裁，每级建制交由负责长官招募忠于自己的官兵。袁世凯对此进行了理论化建树，在小站练兵时即把所谓的“忠国，爱民、亲上、死上”四义混为一谈，用偷换概念的办法使他与“国”合二而一，忠于他就等于忠于国。没有一个军阀肯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他个人的利益，所有人都只强调下属对他个人的效忠，而对他名义或实际上的上司对其手下的越级干预都怀有极大的敌意。对军阀来说，来自敌对营垒的威胁与来自同一阵线别一派系的威胁同样可怕。与护国军作战的袁氏嫡系武力曹锟会拥兵自重，眼看着他主公的事业瓦解。跟红军对峙的国民党地方军阀也能与红军达成默契，互不侵犯。

    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在军阀的传统性格上的最大影响是造成了意识结构上的内在危机，除极少数外，军阀无不希冀一温帝王梦，然而却都把自己装扮成共和制度的誓死捍卫者甚至“再造者”。明明是三纲五常的封建说教，却偏偏要冠以时尚的口号和“主义”，这种意识上表层和内蕴的分裂，标志着军阀心中的传统意识已经无可奈何地出现了时代性扭曲。

    2、游民意识的渗透

    游民是农业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的一大社会赘疣。地主的兼并，封建国家的掠夺与压迫，人口增长的压力，土地的贫瘠化，使周期性震荡的封建社会始终保持着周期性涨落的游民人口。这样一个游民阶层的存在，可以说一直是威胁封建秩序的异己势力。游民虽然是一个不稳定的阶层，迫于官方的压力和生存的需要，也产生了某些与社会主体意识相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宗教上的罗祖崇拜、无生老母崇拜；憎恶现实的“劫变”观念，甚至将所谓的“现在佛”如来斥之为“人面兽心”；强调互助和蔑视纲纪的义气等等。

    明清以来，随着秘密教门的兴盛，地下帮会的发达，和一定数量的失意知识分子的参预，游民队伍的组织化程度渐趋提高，游民意识也渐趋理论化和文字化，清亡前后，随着统治秩序的瓦解，大批游民涌人军队，帮会和绿林“豪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某些著名的惯匪甚至成了执全国政局牛耳的人物，所谓南有干帅（陆荣廷）北有雨帅（张作霖）并为一时之雄。西北的“洪门”，西南的“袍哥”，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江浙一带“青帮”都对军阀有相当的渗透，不少军阀重要成员都是帮会的骨干，有的甚至在军队中公开地大散海底，讲说家法，广收门徒。流行于北方数省的不少民间宗教，也随着军阀的招兵买马而流入了军队。在这种“黑社会”合法化，社会沉渣泛起的情形下，游民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军阀的维系意识之中。

    游民意识最普遍、最常见的是：“忠义”和“侠义”观念，前者是团体（帮会堂口、绿林山头）内部的主要原则，后者是团体对外的主要原则（至少是以此相标榜），两者的中心是个“义”字，洪门忠义堂的堂联就是“非亲有义须当敬” “义”的关键在结盟，即“金兰结义”，帮会特别尊崇关羽，着眼点也在于“桃源结义”，“义气重似海”，这显然是对血缘纽带的某种超脱，不义意味着背叛，对于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的黑社会来说是一种致命的伤害，所以为同人所深恶痛绝。这种“义”显然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义”有别，后者主要强调公私大义，义服从于忠，具有封建理性色彩，而前者主要是私义，掺杂以“情”的成份，“是友无情切莫交”对帮会来说义与忠相联的时候意味着对同伴的忠实、不相欺，失了脚不出卖兄弟；    义与侠相联则意味着行事正当（合于江湖规矩）和抱打不平及对钱财的轻蔑。

    可以说，这种江湖上的“义”意识，已经多少影响到了军阀的行为准则，军阀集团内部重要成员与首领之间除效忠关系而外往往还有结盟（结拜）关系，彼此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所谓的信义与情感，一个比较特别的事实是，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争，胜者往往不对负方作穷寇之追。战场上尽可以打得你死我活，但于对方的家眷和财产却很少触动，战败后片甲不存的军阀，也会得到对方的优礼。可以说，这种貌似绅士风度的作派来自于游民意识的侠义观念，因为毕竟彼此过去同属一个“北洋团体”，彼此的“优容”可以解释为既是做给外部也是做给内部看的一种把戏，以显其仗义和宽厚，如此说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直皖战前小徐（徐树铮，皖系谋主）诱杀了北洋旧将陆建章，会引起北洋军阀的普遍不满，以致成为皖系战败的一个筹码，因为这种行为的本身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显得那么不够“侠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军阀意识中掺杂有不少游民意识的成份，但游民意识在传统社会毕竟是一种非主流意识，对多数军阀而言，游民意识仅仅是一种程度不等的影响因素，少数军阀的游民意识的色调虽然重些，但随着角色身份的变化，也逐渐淡化而最终实现儒化。

    3、欧化意识的波及

    西方文化对军阀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经各种渠道输入中国，其中某些与中国人的民族自省心理契合，成为一时的流行思潮，自然或多或少地会对军阀发生影响。二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层次，基督教随着殖民化的深入在中国传播（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及新教各派）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由于自身“孔子加耶稣”的“本色化”变形，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在许多边远地区出现传教士的踪迹，据统计，到1918年，仅天主教徒就达190万之多。由于基督教本身具有的凝聚人群的功能和浅层文化天然的普遍性特点，基督教从形式到内容都对军阀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西方近代思潮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涌入，对军阀陈腐发霉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而大批学军事的留学生（主要是留日学生）加上更大数量的国内新式军事学校（堂）的学生，则给这些思潮提供了精神载体，军阀部队的干部构成，这些人员占了很大比重。说也奇怪，军阀冥顽不灵的头脑，对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一向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而于某些偏执的极端主义货色，却有灵犀一点，一拍即合，无论是军国主义、国家主义还是后来的法西斯主义，都是军阀热衷引进的对象。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在西方不怎么高明的学说，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在唤起国人自强自救意识方面曾起过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对军阀政治的影响却存在另一面，即对强力的崇拜，对武力的迷信，对弱肉强食正中下怀的称道，由醒狮派宣传的国家主义，也在特定时期成了某些军阀维系军心，对抗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具。孙传芳曾利用国家主义组织“三爱党”（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唐继尧也在云南组织国家主义色彩的“民治党”，开办三月一期的“民治学院”，组织编写《国家主义十讲》，出版宣传国家主义的《滇事旬刊》。一度流行于德日的军国主义思潮及德日奉行的军国主义政策，则为山西王阎锡山奉为至宝，竭力效法日本的村政与警察制度，把山西搞成了一个大兵营。

    鉴于基督教的影响和团体凝聚力，一直在北洋营垒中处于特殊地位的冯玉祥，直接撷取基督教教义的某些利于他的成份，并利用宗教本身联络、聚合人群的形式。让耶稣基督为他维系军心，博得了“基督将军”的美名，蒋介石则更加乖巧，奉信基督教成了他取悦西方国家和联络国内欧化阶层的手段与招牌。

    有时，西方思潮对军阀政治的影响还会表现在这样一些场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学的输入与爱国浪潮的高涨交织在一起，某些较为敏感的军阀总能喊出一些时髦的，口号以争取军心和民心。如阎锡山就一贯认为“新能存在，旧必灭亡”。因此总是随时代风云的变幻，相应地打出一些“主义”和“旗帜”，以示“进步”和趋时，吴佩孚尽管满脑子“仁义道德”，但也曾起劲地高喊“德谟克里特”以至“劳工神圣”，从而在与皖系的斗争中争得若干人心的筹码。

    应该指出的是，军阀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极为有限和相当浅层次的，比起他们的封建根基来，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纵使是“西化”较深满嘴新词的阎锡山，也最多达到中体西用的水平，并没有超出前辈张之洞的窠臼，近代军阀说到底还是封建军阀。

    Ⅱ    “炮灰”的追求

    从社会学角度，如果把军阀集团视作一种社会群体的话，那么士兵（包括下级军官）就是其中一个面目不同和被动的亚群，他们对整个群体的目标麻木不仁，可又身为实现这种目标的主要工具，他们与大群体的联系是松散的，可是将他们束缚在军阀战车上的力量却有他们自身情愿的成份，士兵群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素质不知不觉在制约着军阀上层的维系方式和统治思想，对施政受体的适应，成为军阀政治中教化欺骗的主要表征。

    1、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兵成份

    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入侵与国内封建势力的剥削压榨，造成了中国农村的普遍破产。军阀割据，累年内战，兵匪之祸连结，天人灾相继，更加剧了农村破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社会结构出现了畸形的病变。

    首先，农村的生产与生活结构出现了变化。随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化，中国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解体逐年加剧，农业生产日甚一日地被拖入殖民化的商品经济轨道，农民愈来愈多地从事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原料的棉、麻、丝、桐油，大豆等项产品的生产。农村生活的商品化程度也随之提高，据1921-1925年全国7省17处调查，农村家庭的全部生活资料约有1／3是购买的，全部农产品约有一半是出卖的。中国农民在殖民性的商品经济模式里，身受国际资本与国内中间商及封建势力的多重盘剥，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使他们破产失业，流离失所。

    其次，农村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商品化的结果，不仅没有导致财富的增加，却造成了农村普遍的贫困化，据1934年全国14个地区的调查，农家平均年收入超过最低生活线的只有三个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欠债；农村贫困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自耕农的数量急剧减少，佃农和雇农增加，土地迅速向少数人手中转移，农村中的中等富裕户也大有减少的趋势。农村地主阶级自身结构也有所变化，与军阀有关的带枪地主兴盛起来，取代文人型的“绅士”成为农村的实际统治者，旧文人地主或者开始武化或者没落，四川由军阀、团阀和高利贷者构成的新地主，虽然人数上与旧地主相差无几，但却占有87%以上的耕地，而旧地主所占耕地的比重超不过10%。这些新地主，有的是军阀的代理人和其亲族，有的则是“在地方上办团防，带三、五十条杂色枪只，参加过几回小内战，于是成为军官，到后又在大小兼并情形中被消灭，或被胁襄出去，军队一散，捞一把不义之财回家来纳福，在乡里称支队长、司令官，于同族包庇点小案件，调排调排人事，成为当地土豪的”暴发户。

    最后，作为上两种结构变化的结果，农村的人口构成也产生了变化，带枪地主势力的膨胀，增加了农村的武装化因素，依赖这些武化豪绅为生的浮食人口明显增加，以团丁、保丁、打手、护院等名目存在，借防匪与自卫的名义，行横暴乡里之实。有人曾不无调侃地指出：四川有“四大势力”，破产者与失业者、仰仗军阀鼻息以求一官半职的“知识分子”，团防与军队、最后是瘾君子与算命先生，四川如此，全国农村也类似。农村中流亡半流之人口逐年增加，河南叶县54村的流亡人数，1922年为2301人，1928年为5431人，1929年为6651人，1928年南召、夏邑等县的流亡人数竟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0%-24%。

    农村的社会结构变化与军阀士兵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总体上说，士兵群是由破产农民和过去依附于农村经济的各色非农业人等及游民组成的。象朱执信先生所说的那样：“从前读书的，经商的，做工的，做田工的，抢劫的，拐骗的，走私漏税的，都荟萃在兵的范围”。刚刚离开土地的破产农民、农村中新增加的浮食阶层，和由于农村破产而连带失去生计的手工业者、小商人、教书先生、游方郎中等占了士兵的绝大多数。二十年代末，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对晋军一个旅的946人作了调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士兵中有87.3%是农民和无职业者，几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其余为小手艺人、商人、医生（农村）和教书先生。其中68%的人要寄钱回家以供养家人，来自农村的士兵，其家庭所有耕地平均在27.74亩以下。

    从以上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兵成份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当兵是破产农民被迫无奈的出路。殖民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连年的战祸，造成了大量的破产失业的农村人口的存在，而中国萎缩的工商业又与农村的商品化过程极不协调，无力吸收如此众多的失业劳动力。第二，当兵也是一种可以被社会结构与心理结构所容纳的职业，农村生活商品化的结果，使得军饷可以作为家庭收入的一种，而且当兵作为破产农民最大的出路之一，其牵扯的社会面之广，使人们不得不改变一点清朝实行兵籍制度时那种“准贱业”的看法，第三，脱离土地的农民成为士兵之后，仍然与他们的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作为农民的某些特性并没有象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的同类一般有所改变，甚至可以将士兵群视为农村社会结构的延展部分。

    2、士兵群的目标系统

    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农村特殊的经济结构，即使是佃农也有独立的生产意志，地主只收取固定的租额，而对生产经营并不加干涉，所以农民在未脱离土地之前，是具有相当独立的生活意志的。然而，过去散乱的农民个体一旦聚合成士兵群，过去那一点独立秉赋就丧失殆尽了，表现出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群性”。他们易于接受领导，也易于反叛上司，群体意向的所指带有很大盲目性和随机性，受物质（粮饷）精神（士气）、风习以至各种禁忌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士兵群散乱无序的行为意向中，其目标系统却显现出始终如一的趋向，这就是：活命、养家、发财与发迹，当然也有些是为了报仇或者避祸而投军，这些动机显然不是主流。

    “吃粮当兵”是最基本的动机，失去土地又别无长技的农民，当兵是比较容易找到的饭碗，而作为士兵这种职业，只要没有战死或其他什么原因死掉，吃饭活命倒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军阀要靠士兵来打仗。

    养家是士兵最为关切的核心目标，同样，据陶孟和的涮查，那近千名士兵中有49%双亲俱存，有21.3%是独生子，有27%是结婚有家室的人，就是说，这些士兵中近一半的人是家庭的主要赡养者，其余的人，作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的一员，其家庭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根深蒂固。

    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时期，士兵的待遇是优厚的，月饷号称“大品官俸一般同”。后来随着士兵市场的扩大，兵“劳动力”的价格愈见其廉，从每月十余元降至六、七元，四、五元不等，尽管如此，如果士兵能拿到他们的薪饷，对于平均年收入不到263元的农户（每户平均人口六人）来说，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数字，实际上，军阀部队的欠饷是经常的，层层克扣更是家常便饭，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晨报》记者曾采访过一个奉军士兵，据这位士兵说，他们开拔时曾发双饷十六元，但经七折八扣到士兵手里只剩六元，战时尚且如此，平时则更是苦不堪言，原藏致平部的一个排长说：“余自在闽追随：减致平后，无处不战，至今四年。每战辄弃所有，月饷虽有三十元，四年中抚家仅八十元耳，而濒于危者屡矣。”所以说，士兵养家的目标基本上是实现不了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最热切关注的目的行为受阻，士兵们才不惜用频繁的逃亡（换个军队吃饭）和兵变来对抗，据蒋百里统计，1914年逃兵人数为士兵总数的十分之一，1916年则达士兵总数的十分之三， 1908～1936年共发生三百余次兵变，绝大多数是因为欠饷过多。

    发财与发迹是士兵群目标系统中最高层次的目标，对于绝大多数士兵而言，这是一无法实现的梦幻，然而，处于财神禄神诱惑氛围的社会成员，要想从根本上断绝发财显贵之念是困难的，而且军阀往往鼓励士兵的这种追求，也确有极少数人由当兵而致显贵或得了某种不义之财，从而为希冀发达的士兵树立了某种缥缈的标榜，作为拿枪的人来说，发财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升迁，第二条是抢劫，升迁之路太阻塞了，于是乎军阀部队中的抢劫行为就象瘟疫一般弥漫。在士兵的行伍生涯中，由于游民意识的引导和自身发财欲的萌动，一个本来淳朴的农民会干出许多从前他连想也不敢想的暴行，这种职业性的人性异化，虽然也会引起军阀的某种忧虑，担心纪律的松弛会导致约束力的减弱，但他们更多的是利用这种狂暴性为他们打仗卖命，许诺攻城之后“自由行动三天”，甚至象林虎部将黄业兴那样，以“你睇（瞧）!几多当铺，打入去任你们发财”，作为攻击命令。

    作为下层文化的浅层意识，士兵群的目标系统是原始和粗浅的，但与军阀集团的总目标却是相异甚至是冲突的。从根本上说，士兵对身属的军事集团是隔膜的，对自己所从事的战争是冷漠和厌倦的。卢齐之战。“卢氏（卢永祥）军队预发军饷四个月，但士兵多不明此举用意，且不知目前即将发生战事”。其冷漠麻木可见一斑。

    3、士兵群的价值体系

    与其他的中国人一样，士兵群的价值体系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体系。这一体系由抽象层次和具体层次组成。抽象的道德价值取向是由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转形而来的，特点是忠孝观念的淡化和信义观念的加强。士兵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里、宗族，告别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置身于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出门靠朋友”的信条顺乎自然的发生作用。对平时视他们作牛马的官长，士兵们自然谈不上忠，对双亲的孝也只好体现在省下的薪饷上，只有那近乎本能的互助互依通过信义得以实现。

    当然，信义观念在军队中并不是通行无碍的，往往被割裂成亲缘、地缘、教缘、邦缘等小块，只有在这形形色色的小圈子里，信义标准才能贯彻无违。

    虽然，士兵群的纵向道德意识忠孝准则被横向的道德联系信义观所冲淡，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彻底消失，只要军阀稍假词色，好言抚慰，改善一下军需供应，抑制一点军饷的中间折扣，效忠报恩意识就会重现于士兵群，我们在冯玉祥、吴佩孚的嫡系部队里，都能发现这种已经失落了的道德踪迹。

    具体的道德价值取向表现为实实在在的雇佣道德。士兵们把过去扛长打短时的雇佣道德搬来军中，象为人佣工一样，视待遇的好坏，定出力的大小，如果酬劳足，够多，玩命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军阀每逢攻城夺地的紧要时刻，总要开出赏格，激励士兵向前。

    这种雇佣道德有一种被养感觉相支撑。正象没有觉悟的农民以为地主养活了他们一样，士兵们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不可能意识到军阀恰是造成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悲惨境地的罪恶渊薮，所以对给他们粮吃的军阀，多少有一点“被养”的感觉，这种感觉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战时至少打几枪，平时跟着军阀走，类似郭松龄倒戈时郭部士兵流行的“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的论调（因为郭倒的是张作霖的戈）以及洪琛话剧《赵阎王》中的一个老兵教训另一个想跳槽的十兵的话：“上头化钱养着咱们，为的是有了事，呕气讲打，咱们拼着性命出个力，争这个面子，这才叫忠心，你现吃着他的粮，上别处去干，太不懂得恩典啦！”

    士兵群这种由被养感支撑的雇佣道德，其情感色彩是非常淡薄的，也不象西方现代社会的雇佣意识包括那么多义务和责任感的成份，但是它毕竟是士兵亚群与整个军阀集团的主要道德联系，只要存在这种联系，军阀就能存在下去。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军阀间竞争的加剧，军阀们愈来愈意识到仅仅有这种松散的联系是非常不够了。

    Ⅲ    维系网络：血缘、地缘、业缘

    军阀的军队，是一种首领人格化而非制度化的军队，决定其军队的面目特征的不是制度而是其核心成员的属性以及这些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军阀首领无一不用现成的和自己培植的人际关系来强化集团的凝聚，而较少依赖制度甚至法则的作用。可以说，所有军阀的各级干部，几乎都与其各自的首领存在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父子、兄弟、甥侄、同宗、裙带、同乡、同学、师生等等。这些关系都存在着主从、长幼、尊卑的等级界线，所有关系都是为了在貌似“自家人”的气氛中，建造一座首领高踞塔顶的金字塔。吴佩孚的头号谋士白坚武曾这样评论直系的用人：“新陈代谢之旨，独非曹（指曹锟，引者注）了无所知，即吴在当时亦无有所悟，故所用不偏徇于乡籍，即沾儒于关系，间有论列，收效实难。”直系如此，其他军阀也如此。

    1、血缘意识

    效忠是军阀集团维系的要务。集团对首领的效忠程度是决定战时的胜负，平时的势力大小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也可以是军阀的生存因素之一，在一个封闭的宗法小农社会里，家庭、家族关系以及与家庭相关的亲缘关系是最为人们所看重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血缘（包括亲缘）圈子是他们活动的基本范围，这个圈子里的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关系，有某种信任和无戒备的气氛，社会愈是落后，地区愈是封闭，这种关系就愈为人们所看重，因而也就强固，尽管军阀掌握的是一支以近代热兵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但作为封建王朝的嫡传，其腐朽落后的本性使得他们只能采用宗法式的管理与控制方式，以确保群体的向心力，成员对首领个人的效忠。所谓“打架要靠亲兄弟，上阵需看父子兵”，在他们看来，自家人的保险系数最大。于是张作霖依张学良为干城，曹锟以曹锐、曹瑛为心腹，张敬尧有“舜、禹、汤”三弟，四川军阀杨森干脆把机枪大炮都由侄子杨培元与杨汉忠掌握起来。以上列位“兄弟子侄”还都属于稍有些才干和办事能力之辈，至于军中的闲差如参议、参谋、顾问和军需官之类，则充斥着“姥爷、舅爷、姑爷”三爷式的裙带儿，绝大多数都是典型的酒囊饭袋。以至成为一种风尚，一旦某人在军中混出一点气候，亲朋戚友便蜂涌而至，有时会达到让人受不了的程度，害得象田中玉这样的一省督军也不得不在报上大登启事，恳望“凡我戚友均请暂勿遄临，”血缘和亲缘纽带固化集团的作用是明显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社会法则就决定了军阀有提携自己家族和戚友的义务和责任，而其家族成员和亲戚则以效忠和监视他人的反叛不轨行为作为回报。在这种情境下，任何一个与某军阀有着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一旦背离了该军阀，那么他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谴责的压力，而且如果不是出于什么特殊的目的，他将不为其他军阀所收留，在军界将永无出头之日，因为人们往往是由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来确定这个人的面貌的，个人只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结点，人不可避免地要因本来与自己并不相干的亲属的地位、面目乃至行为和品貌受到赞誉和谴责。这也许就是除去真正的亲缘情感之外，军阀看重血缘关系的奥秘所在。

    2、地缘意识

    在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任人唯亲固然能够较大限度地加大自身的保险系数，然而也使集团陷于腐败和低效率之中，军阀毕竟是一种战争集团，内战压力引入的竞争因素和随战争规模扩大而导致的装备进化，都产生出某种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对近代军事技术人才的需求，军阀间的战争并不象某些海外学者所讥诮的那样是一种“银洋加烟枪”的军事游戏，尽管非军事性的活动象“银弹”乃至“肉弹”的施用屡见不鲜，但战争却愈打愈大，愈打愈认真，从伤亡几十人（直皖战争）到几千人，上万人直至几十万人（蒋、冯、阎中原大战）。飞机、大炮、铁甲车等现代化装备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日益扩大的军事技术人才的需求，显然不是血缘圈所能满足的，这样就出现了人才需要和忠诚需要的矛盾，两者都出于军阀的生存的必需，不能战不能存，内部离散亦不能存。张作霖一向认为军校学生思想复杂，不可靠，只看重“高粱地毕业者”。第一次直奉战争，旧式绿林军队一败涂地，少数新派部队到显出实力，于是开始整军经武，延揽近代军事人才，结果仗虽然打胜了，但新人才附带的新思想又导致军心的离散，来了个郭松龄倒戈。奉系军阀第一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大历史事件，形象地映现出军阀集团维系的危险的两极，军阀唯有在这两极之间踩钢丝，才可苟延残喘，所以说最适军阀口味的人才，是忠诚型的人才，或者说是奴才加人才的混合体。

    地缘意识，同样是军阀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封建的农业社会，落后的小农经济，造成人们生活环境的相对固化。长期共处同一地域同一生活环境的人们，其大体相近的语言习俗及生活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容易达到一种较为初步但也是相当根本的情感沟通。军阀正是利用这种乡土认同感，以凝聚团体，融汇上下。比起血缘关系来，地缘是一种容域宽得多的圈子，能够较好地满足军阀人才的需求。

    对军阀的构成作一点直观的审视就可以知道，奉系军阀，从官到兵多为东北人（据说张作霖一做奉天督军即将所有在奉天任职的南方人解递出境），晋系多为晋人，其余的北方军阀的面虽然要广一些，但也仅限于直、鲁、豫等北方数省，而南方军阀则省界森严，区域性极强，无论官兵，外省人绝少能够立足。至于干部的人选，有些军阀不仅囿于同乡（同省），甚至局限于小同乡（同县）。晋系是“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湘系军阀何键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为湖南醴陵人），奉军里则有“妈拉巴子是护照，后脑勺子是路条”的说法（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妈拉巴子”和“后脑勺子”均为海城方言）。黔系军阀固西成在控制贵州期间，把他家乡桐梓县能识字的人几乎都拉出来作了官，以至乡间连个能写信的人也找不出来。不仅如此，每个军阀对他们的家乡格外地施惠，张作霖于海诚、陆荣廷于武鸣、张勋于奉新、阎锡山于五台都有诸多的建设和实利，除了“富贵不乡”炫耀心态而外，恐怕更多是让家乡人感恩戴德，从而使跟随他的同乡们更加死心塌地。

    3、业缘意识

    业缘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关系，如同学、同事、师生、结拜兄弟等，我们讨论军阀问题所说的业缘，是一种中世纪的业缘，带有很浓重的封建相互依附色彩，在军阀那里，业缘意识是受到地缘乃至亲缘意识制约的。当然，业缘也有自己的特点，它不象血缘那样自然天定，也不象地缘那样随距自己家乡的远近而定亲疏，而是随着彼此情感层次的不同，分出薄厚轻重，其间差距往往很大，同样的师生、同学，那种简单的名份关系和感情融洽，志趣相投的知交，其亲疏自不可同日而语。

    制造师生关系以控制军队是军阀的惯技，其始作俑者为段祺瑞，凡北洋军阀早期各系统的各种陆军学堂，段均为名义或实际上的总办，所以凡各学堂出身的人，在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他的皖系主要是由跟他关系较长的学生构成的松散联盟。如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陈文远、马良、郑士琦等均是他在小站时代随营武备学堂的学生。相形之下，地缘色彩要淡化得多，20个皖系主要成员中，只有8个是安徽人。这一点，袁世凯反倒要跟他学步，在眼看要控制不了局面的时候搞了个类似高级军官培训处的模范团，自任团长，并插手保定军校，可惜为时已晚。此后，这种关系成为一种定式。凡大一点的军阀无不办有军事学校。讲武堂和学兵部队。由首领兼任军事教育部门的主官，一方面满足其军事人才的需求（这一方面作用有限），更重要的是造就一支由门生为骨干的军队。

    亲手培植和提拔的部下也是一种业缘关系，象曹锟与吴佩孚、吴佩孚与张福来、肖耀南等人、冯玉祥和手下的“十三太保”等等均属此类。这是一种准父子式的封建关系，如袁世凯所谓“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禄，遇过必教，有罪必惩，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骨肉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赏罚升迁均用一种家庭式的亲昵方式，张福来贵为督军，见了吴佩孚却象个小媳妇，韩复榘身为方面主帅，犯了错还要罚跪。张作霖对部下讲话，张口就是：“你们都是好小子，是好小子就要好好干”，走到哪儿都带着马桶的王情庆，对部下常无故打骂，视其能否贴然接受，有无怨言，借此考验其是否“忠诚”，然后决定升迁。甘肃军阀陆洪涛说：“我所擢用者，皆随吾多年老人，其性情我所深知，喜怒笑骂由我，将来不至有掣肘，发生尾大不掉之虞。”这种师义相结，父子相待的关系，就是要达到使部属“喜怒笑骂由我”的麻木愚忠的境地，建立起无条件服从的权威。

    换金兰谱的结拜关系，也是军阀业缘关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如奉系军阀旧派的张作相、张景惠、吴俊升之辈与张作霖的关系，鲁军张宗昌与部下主要军官的关系均属此等。所谓结义兄弟，是一种由家族关系仿型的社会关系，军阀利用结拜的形式，为的是人为地制造广泛一些的“自家人”从而强化彼此的联系，或者在诸军阀之间，制造某种结盟气氛，巩固自己的地位，此外，象曹瑛由于爱在妓院鬼混，因此他的二十六师军官半数以上由妓院的杂役充任，虽说人称“茶壶队”，但从对他个人效忠的角度，倒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业缘”。

    事实上，军阀往往采用多重关系重合的方法加强部属与自身的联系，同乡加师生再结以恩义以及联姻和结拜，总之尽量用最多的现存社会关系的绳索，把部属束在自己的战车上。

    对于军阀来说，大费周折编织关系网络的苦心在于解决忠诚和人才需求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前进他们却不能不日益陷在提高素质和当心反叛的自身悖论中无以自拔，从而永远无法迈出封建的门坎，实现自身的资产阶级化。

    Ⅳ    施恩的手段与方式

    “阿堵物”这个金钱戏谑的代称自被西晋的玄学大师王衍发明以来，每每被用在嘲讽那些嗜利如命却又虚情矫饰人物的场合。虽然，军阀不尽是生性贪婪的饕餮，其中某些个别人甚至私人生活相当简朴，但在行为表征上，却无一不在逐利聚敛，对于军阀手中的雇佣军，如果没有利益的赐予，任何亲密的关系都是靠不住的，即使是儿子老子也可能兵刀相向。所以不管军阀们在华丽的四六文中有多少清廉和爱民的表白，以东陵盗宝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却以他地痞式的率直，道出了军阀政治的某些真谛，他认为蒋介石一生所为无非就是两件事，一是怎样把钱搞进来，二是怎样把钱撒出去。这“搞进来”和“撒出去”，形象地道出了军阀维系意识的两个基础的成份：施恩能力意识与施恩手段意识。

    1、施恩能力意识

    军阀出于阶级本能，要满足自己蓄财过穷奢极欲生活的需要，还要适当地填一填手下各级军官性质相同的胃口，对于最下层的士兵，至少要给他们一口饭吃，就是他们要有收入，具备相当的施恩能力。军阀占地愈广，地面愈富庶，收刮的技巧愈多，施恩能力也就愈大，不仅可以维持部下不溃散，还可以引诱敌方的叛归，当然也有象张敬尧那样拥有二千万私财却不肯拿出厘毫维持部队的极端例子，但一般说来，军阀只要是还想存在下去，就必须保持这种施恩能力，所以尽管不少军阀成千上万地把钱存在外国银行，留好到外国租界当寓公的后路，但敛钱维持和扩大施恩能力一直是军阀意识中的主导成份。毕竟军队是军阀的最大的私产，没有了军队，军阀的个人生命也就随之失去了意义，纵然是下野的军阀，真正甘于寂寞的也没有几个。

    保持施恩能力意味着对所属地盘的拼命搜刮，甚至对路过和暂驻的地方也要大捞一笔，好一点是自行收税、摊派，差一些的干脆有计划地纵兵劫掠。南北方的各种客军，可以截留路款乃到截夺盐税和关税。对县以下（包括县）的每级政府组织，多数军阀几乎不作更动，为的是保存这个系统以便于征粮征税。有些军阀即使做了某些改革，也无非是使县级以下的各级政府纯粹成了一架税收的机器，征收局成了县政府的中心部门，“局长往往由县长兼任，县长为地方行政长官，事繁责重，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皆惟催粮是务；降而至于团总、团正、甲长，亦莫不困于催科”。当然说官老爷们“困于催科”，确乎委屈了他们，应该改为“乐于催科”才是。机构改革规模最大的“模范省”山西“以筹谋军实之故，赋税屡增，全省财政，几濒于危……人民未先受其新政之实惠而负此租税之重担”。军阀几乎个个都是“阿堵物”的疯狂欲兽，只要眼前拿到了钱，哪管他身后洪水，地方靡烂。为害甚烈的包税制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直肆虐不已，商旅切齿的厘金制，国民政府嚷了七、八年才姗姗逝去。就连号称“不扰民真爱民”的冯玉祥部，也照样“向民家要粮要草，催税加捐”，打起仗来也“向人民要车要马”。甚至各派军阀争夺对空头的北京政府的控制，也可视之为一种经济行为，因为把持了北京政府不但可以分润到若干帝国主义控制的关余和盐余，更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外国借款，和发行大规模公债。不管怎么说，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悬起施恩的诱饵吊着部下军官们的胃口，也可以维持士兵们的雇佣道德。

    2、施恩手段意识

    单单有了钱，如果撒出去的方式不对，那也同样达不到施恩与感恩的联动效应。军阀一般来说是在“赏”的背后添上一个“罚”字，作成一道正反合题，论起“罚”，或者是让受罚者受些经济损失（降职撤差），或者干脆让他们吃饭的家伙搬家。所谓利的诱惑力的威慑，两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没有利，不成其为恩，去掉罚，人则有恩不知感，袁世凯说得明白，“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所谓恩威并施一拉一打的两手。因个人的情况乃至秉性风格的不同，各有所偏重，袁世凯就对恩赏有偏好。北洋军中，军官虽干犯军纪，只要对他袁官保没有二心，袁世凯就‘阳撤其任，阴仍给以津贴，且得委为听差员，如遇出缺，仍得补还”。在袁身为满清大员的时候，其褒奖折片就特别多，几乎月月皆有，甚至一日几递，有一、二人的单折单片，更有数十人上百人的成批奏奖，随着袁世凯的官升，其褒奖名单也日见其长，1907年7月，他以办理日俄战争“中立”为由，一次奏褒二百八十四人。反正借花献佛，慷他人之慨何乐不为。窃国后，他一个又一个地让他的爱将出任方面重帅，满足他们刮地皮特别嗜好，对于士兵，除了给予优于他军队的饷银外，还在军营饭厅里挂着他的画像，营房里供着他的长生牌位，编出“安分守己把钱剩，养家活口多光荣，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一类的歌谣让士兵熟背，从而在士兵心目中树立起他这个“衣食父母”的形象。

    段祺瑞比他的主公还要过分，在他的字典里，施恩手段只剩下了利诱一项内容，所谓“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余是从耶？”他一手编练的作为皖系主力的参战军，如果说还有一点精神教育的话，也充斥着升官发财的盅惑。他曾手指着靳云鹏（时为北洋政府总理，参战军督练）对士兵们说：“你们看靳督练就是我当年小站练兵时的一个炮兵，如今他都当到了国务总理”。他对士兵的训词也是“小站练兵数只八千，飞黄腾达何止万计”之类。以为这种功名利禄的诱惑再加上物质待遇的优厚，就可以使部下具有他某个部将所说的“军队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那种狗式的忠诚。

    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比较干脆，他给部下描绘的是一幅从排长升连长，从连长升营长、团长的赤裸裸的升官图，还说什么“只要知道努力，不贪生怕死，有功我必赏”，除了“我的太太不能送给你们之外”其他“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什么”。然而对待郭松龄这样的叛将，也会在枪毙之后暴尸三日以示惩诫。

    阎锡山则做得比较巧妙，他在太原为各镇守使，旅团长、道尹大修洋房，既享优礼之名，又有羁縻之实（家眷为质），总的说来，尽管军阀的施恩手段各有特点，但却存在着很明显的姑息倾向，优容者多，惩诫时少，这种倾向在历史上的任何军阀时代都曾存在过，它与骄兵奢将的风尚互为表里，成为军阀现象的一种特色。

    3、施恩的界线

    尽管有人把军阀的军队斥为“兽军”，然而这些军队毕竟是由人组成的，军阀首领面对着并非一群只认得鞭子和肉的马戏团狮子，而是一些具有精神和思想能力的“社会动物”，五代唐明宗父子两代罄库赏赐军士，却连遭背弃的悲惨故事，在历史车轮多转了千把年之后依然会重演。尽管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把肥缺都分给了他的高级部属，任他们大发其财，可多年霸踞债券发行局局长美差的旅长蓝文彬虽说钱多得烧手，但照旧要起兵反叛。直皖战争，皖系各军战前各发四个月的饷，而且段氏以为如此暑天，令人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是非优厚劳军，不足以固其心，因于各营开拔之日，每军十八人，赏酒席一桌，每桌价洋十元，每日每人随站送发汽水一瓶，面包点心亦随时供给。可是这些吃饱喝足的皖军却连一场象样的仗也没有打就稀里哗啦地败了阵。

    对于军官来说，以金钱权位固其心的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施恩者所期待的作用，但这种赤裸裸交易所激起的贪欲心膨胀和道德水准的下降，却在一定时机会使施恩的努力走向反面，由微弱的恩义效果变为欲壑难填的怨望之情。对于士兵来说，单纯的物质利诱并不足以让他们甘心为与自身关系淡漠的军阀卖命拼死。对于这些出身农民的人来说有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待遇的优厚与否，而在于分配方式的均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夫子论道，再恰当不过地道出了这种根深蒂周的农民心态，而军阀军队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无论如何顺应不了这种农民的均平心愿。

    最后，从根上讲，有钱才能养兵，有土地才能有钱，而割据又需有兵。战争的破坏消耗殆竭了财源，而维持下去的办法又只有靠战争以扩大领地，战争的升级使农村的破产加速，进一步破坏了军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奉系军阀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胜了对手，但一向富庶的东北却陷入了经济破产的困境，以至奉系的理财能手王永江不得不呼吁罢兵息战，在所请不遂的情况下辞职不干。这种灾难性的恶性循环是军阀所不能也无法摆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施恩意识无非是一种自杀意识。

    正是鉴于施恩的这种界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阀愈来愈把注意力投放到集团的精神控制方面，竭力建立起一种维系道德体系。这种努力因军阀中各自所处的环境，地位及出身和个人秉赋的差异，导致各自的维系体系呈现出迥异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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