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张自忠-慷慨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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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〇年五月,张将军奉命截击敌人,满怀必胜的信念,抱定“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亲自率部渡襄河,腰断敌军,往返追击,鏖兵苦战,终以众寡悬殊,在南瓜店身陷重围。将军屹立在十里长山,浴血督战,威震敌胆,直至以身殉国。他那“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殉国之战

    张宗衡的回忆

    〔这里记述的是一九四〇年五月枣宜前线的战场形势和张自忠殉国的经过。〕

    一九四〇年四月中旬,日军集中了六七个师团的兵力,再次从随枣地区进犯第五战区。

    五战区的部署:(一)第十一集团军黄琪翔部之八十四军守襄花公路;(二)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许绍宗代司令)守襄河以东大洪山地区;(三)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守襄河西岸;(四)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守北线桐柏山以北地区。

    敌军分三路于五月一日开始西进,正面佯攻,以吸引我主力;另以重兵配备坦克百余辆、飞机七八十架,自襄河东岸北进,猛攻川军许绍宗部。许部不支,退入大洪山核心。敌遂长驱直入,直捣双满,拟与北路会师枣阳,企图包围我军主力而歼灭之。五战区即令黄琪翔部北撤,以免被围。敌于五月八日冲入枣阳,与我掩护部队发生激战。我军节节抵抗,掩护主力撤出了包围圈,使敌人扑了一个空。我军由外线反包围,战斗激烈;敌军不支,向东南撤退。

    战区长官部命右翼兵团司令张自忠截击敌人。三十三集团军以副总司令冯治安部七十七军负责汉水西岸防务。张自忠亲率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于五月七日由宜城县渡过襄河截击敌人。襄河东岸原有五十九军三个师的兵力。张自忠率部到达方家集后,原拟向北进攻,接五战区电令:“截击枣阳南下之日军。”部队乃连夜出发,先头部队为三十八师,十日到达枣阳,并未发现敌踪。五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张自忠部在枣阳、襄阳一带地区,与敌激战多次。十五日复接战区电示:“日军大部已由襄阳沿汉水南下。”令“即回截击”。张自忠遂决定兵分两路:令三十八师由枣阳,经吴庄、平林、板桥截击;他亲率总部直属队及七十四师,经黄龙垱向张家集截击。张到方家集时,日军正由北向南前进,其先头部队已越过方家集,正遇敌师团司令部。张亲自指挥部队,予以腰击;敌人溃逃,我军奋勇追击,将敌腰斩两段。敌乃密集重兵万人,从南北两路潮涌而来,向方家集包围夹攻。三十八师距总部约四十华里,正向总部靠拢。一八〇师、骑兵第九师在襄阳以东附近村庄与敌战斗。张所带部队仅两个团之兵力,激战竟日,苦撑待援。黄昏后,敌停止攻击,退到附近村庄休整。张自忠虽被包围,但他的主力部队仍在外线作战,对敌形成反包围。在这种形势下,如内外夹击,完全有转为主动战败敌军之可能。不意五战区又来电:“敌人大军由钟祥方面渡河西进。”竟命张自忠“放弃当面之敌,向钟祥敌后攻击。”

    张自忠是绝对服从的军人,接令后当夜出发。沿途村庄都有日军,每经过一村庄都得战斗。天明到达宜城洪山山区的罐子口。日军跟踪追击而至,占领了罐子口两侧山头,以炮火集中轰击我军。形势万分险恶。

    张将军曾严令三十八师、一八〇师迅速驰援,企图争取最后之胜利。

    五月十六日,激战正烈之时,张自忠将军退守南瓜店山坡中间的高冈上。他看到前方伤亡惨重,把保护他的卫队都派去增援。在最危急的时候,只剩张敬高参等几个人坚决不肯走。此时,张总司令已多处负伤,正在包扎伤口时,敌弹又洞穿了他的前胸。他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马副官仍坚持给他包扎。这时,有数名日本兵搜索而来。张敬高参用左轮手枪击毙了三四名敌兵而后牺牲。这时候,两名日本兵又向张自忠将军刺来,张将军就势抓住敌枪,一跃而起……此情此景,为马副官亲目所睹。后来,马孝堂副官满身是血滚到山沟里。待援军三十八师赶到,张自忠将军已战死沙场,为中华民族之生存,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张将军之殉国,绝非偶然。每当战况紧急,他便抱着必死的决心,身先士卒,沉着勇敢,英明果决地指挥部队,英勇杀伤敌军,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他敢于率部与敌死拼,所向披靡。这次奉命东渡截敌之前,于五月一日,他曾书告所部,矢以必死国事。书曰:“看最近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他决心以死报国。五月六日,将军贻书副总司令冯治安,已将身后公私诸事作了嘱托。书曰:“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此次会战,张自忠将军虽然牺牲了,但终将日寇进攻襄樊威胁河口之企图彻底粉碎,使战局转危为安。

    将军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不苟求生,但求一死,以英雄之碧血,浇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花蕾;以殉国之举,唤醒东亚之睡狮;以悲壮的死,求得民族之生存。其忠心义胆,昭若日月。张将军堪称中国军人之楷模,虽死犹生,他的英名使敌寇闻而生畏,他卓著的战功和事迹鼓舞着全国各战区浴血苦战之将士奋勇拼战,夺取抗日战争伟大的胜利!

    李致远的回忆

    〔李致远时为张自忠总部少将参军,曾亲随张将军渡河。五月十六日当天,他奉命带领总部非战斗人员撤离战场。撤退途中,亲见张将军裹伤督战。这里记录了当时的战况和此后寻找张将军的过程,以及护送将军灵榇至重庆的情景。〕

    一九四〇年,右翼兵团沿襄河防守,总部驻宜昌快活铺。七十七军军长兼右翼兵团副司令冯治安驻南漳县。五月初,日军集中湘、豫、鄂、赣四处兵力,由湖北信阳、随县、钟祥三路会攻襄阳。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命令张自忠率所部迅速渡过襄河,向枣阳方向截击日军。张自忠奉命后,即令副司令冯治安来总部坐镇,并留下遗书一封,于五月七日,率总部一部分,五十九军军部及直属部队,手枪营、工兵营,及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七十四师(师长马贯一)、骑兵师(师长张德顺,是新兵,尚无马),由宜城北垭口于夜间渡过襄河。其余部队仍留襄河西岸,沿河防守。

    渡河后,总部驻方家集,旋接战区电称:日军经枣阳南下,你部速向枣阳方向截击。他当即于九日夜间出发。十日,三十八师到达枣阳附近,尚未发现南下日军。五月十一日至十四日,敌军涌至,张自忠率所部在枣阳、襄阳一带地区与敌多次激战。因骑兵师战斗力不强,命其停止在王集地区,总部、七十四师、三十八师进出于枣阳附近。这时又接战区电称:日军已由襄阳以东沿河南下,令即返回截击。张自忠当时决定兵分两路截击日军,三十八师担任南路,由吴庄、平林、板桥之线截击;总部及七十四师在北路,由张家集、黄龙垱一路截击,并指定我带领总部人员。当总部到达方家集时,先头部队已与日军遭遇。日军是一个师团,由北向南行进,先头部队已经过去,我七十四师正遇到日军师团部,当即向敌猛烈袭击。因日军师团部多数系非战斗人员,无力抵御,被打得漫山遍野狼狈逃窜。我军奋力追杀。这时总司令张自忠在方家集西头一高土台上,用望远镜瞭望,并命总部司号官吹响冲锋号。敌师团部被我袭击后,其先头部队当即停止前进,后续部队亦迅速向前集结,齐向我军反击,同时总部所在地也遭到敌军围攻。这时三十八师距总部约四十里,正向总部靠拢,一八〇师被日军隔在襄阳以东,骑兵师停留在王集。随总部一路的仅有七十四师,这个师是曹福林部的新兵师,战斗力虽不甚强,但师长马贯一和团长郑万良,都是张自忠任学兵团长时的学兵,所以能够听从指挥。自上午九时战至天黑,日军攻击迄无进展。

    此时又接到战区电报称:钟祥方面日军大部队有企图渡过襄河向我攻击模样,命我军摆脱当前敌人,即向钟祥方面敌人攻击,阻止敌军渡河。部队随即于夜间出发,因沿途各村庄均驻有日军,七十四师在前头,边走边打,天明时已迫近宜城县大洪山区罐子口。当总部进入罐子口时,后面日军也追上来了,在罐子口两侧山头用枪炮向我密集部队轰击。此刻七十四师已越过了南瓜店以南的一座山,距我们所在的南瓜店南山约五华里。总司令命我带着总部无线电台和通讯连、爆破连等非战斗人员,立即越过南山,离开战场。在我执行这个命令前,对在总部临时住闲的洪心田团长说:“我走后,总司令由你和手枪营杜兰哲营长带领手枪营负责保卫,要劝说总司令转移到南山上去。”我遂命令总部人员每人拉开距离,由司号官在前带领,顺河沟向南山根隐蔽前进,我走在最后。正当我们陆续出动时,总司令所在地小竹林后一个干水坑内,落了一发炮弹,距我们约二百五十步左右。烟尘散后,我遥遥看见总司令出坑向南走,背部包扎着绷带,他已经负伤,谁知那竟是我看到他的最后一面。这时参谋长李文田和顾问徐维烈各带两个手枪兵,向西方襄河岸走去,不知用什么法子过了襄河。我带领总部人员到了南山根南瓜店东头一个洼地里。这时东南山顶上仍有日军打枪,我想到保护电台最要紧,就命司号官在头里领着,先走上南山腰,如不能停留,再过山顶。此时日本兵从罐子口两侧山上冲杀过来,我手枪营官兵与之展开白刃战,杀声、枪声混成一片。此时马师长已到南瓜店以南山坡上,用望远镜看见在东山口的日军正向西进。该师郑团已过了南山,李团正在山上,马师长即令李团长带领该团赴东山口,截击日军。我这时也到了山腰,即叫马师长速派一个营去援助手枪营。因手枪营都是短枪,除以一连保卫总司令外,还有三个连,一个连用手提式,两个连用盒子枪,抵不住日军一个旅团的攻击。据后来了解,当时总司令看到支援手枪营的这个营中途被日军截击,即令在身边的手枪连长带一个排去支援。后又看到东山口李团的兵乱跑,知李团不敌,又令身边仅有的一个手枪排去支援。这时总司令身边就只有副官马孝堂和高参张敬了。

    我叫马师长派出一个营后,即到山腰查看,遇到手枪营一个士兵说总司令找我,他现在西山头那边。我忙带一随从兵去西山头,一看没有人,我又回来,传话的那个士兵也不见了。另遇到一个排长带着十几个手枪兵来到了山腰,我即命令该排长在此处抵抗东山头上的日军。见日军在东山头并未下来,我知道日军人数不多,就带着这一排人,又零星收容了几个手枪兵,一齐向东山头发起攻击,以掩护总司令和总部的行动。谁知这时总司令已过了南瓜店南山,就在南瓜店东山脚下牺牲了。高参张敬也阵亡了。

    那时我看到东北山头以北,日本兵要攻上来了,我就命这个排长带队跟着我陆续下山,再过南山去追赶总部。当我到第二个山头时,见到七十四师师长马贯一,我问他:“见到总司令了吗?”他说:“没有。”我叫他询问左右部队有没有见到总司令过来。这时在山头上只有一个团了,传回话来说都未见到。这山的南边山脚下有个小村庄,我和马师长商量先到这村内再想办法。到村里已经天黑,又下起了小雨,我俩决定召集七十四师营长以上、总部连长以上军官共同研究寻找总司令的办法。此时总部手枪营只剩下五十来人,我命一连长编成为一个连,当即决定派三十余人各带短枪,并令军需发给每人十元现洋带着,到罐子口以南地带去找总司令。我和马师长商议,认为此地不可久留,随即一同出村,当即找向导由东出山绕到日军后方,由平原转向襄樊过河,因襄阳当时还在我军控制之下。这时雨下大了,在大雨中向导迷失了方向,带着我们向西山窝走去。我看到半山腰的麦垅,发觉方向错了,赶紧停下问向导,这才又掉回头来往东走。总部在前面,来到山边再向前即是平原。因为日军行进方向是向南,因此就叫马师长向北走,结果他们也走错了,他的师走向东南去了。

    出山后,我们考虑向哪里去。当总部被围时,曾电令三十八师向总部靠拢,现在不知已到达何地。一八〇师在襄阳以东与日军对抗,也失去联系,这时总部电台已损坏不能发报。我们拟在襄樊过河,试图向襄樊方向寻找一八〇师。我们在行经方家集以北约三十里的枣林村时,侦察人员报告说三十八师仅距我约十里之地。我即带一随从骑马来到三十八师,见到了黄维纲师长,得知该师便衣队已找到马孝堂副官。经过是这样:三十八师两个便衣在路上遇到两个农民抬着一副担架,问他们抬的是谁,抬担架的说是一位副官。便衣过去一看,那人头上包扎着绷带认不出来。躺在担架上的马孝堂就问他们是哪个师的,便衣告诉他是三十八师的,马即说他是总司令的副官,叫他们将他抬到师部。在师部,我们看到他虽然伤势很重,但头脑还清醒,说话很清楚,他将总司令殉国的情况对我们作了详尽的叙述。可惜后来他在向后方送的汽车上,因受震动,无法抢救而死。

    我们得知总司令遗体下落的消息后,当即与三十八师黄维纲师长决定,马上派便衣队将总司令遗体找回,抬到师部。便衣队有五十多人,带的是短枪,以免引起敌人注意。两个多小时后,总司令遗体抬来了,大家悲恸万分。我和黄师长商议,总司令殉国之事,暂不声张,以免影响士气。除一八〇师仍与敌人作战外,当即找七十四师马贯一师长、骑兵师张德顺师长来到三十八师师部,共同研究如何将总司令遗体安全运过襄河。当即决定当天夜里出发,到流水沟过河。三十八师负责先头开路并掩护左翼,七十四师为后卫,骑兵师在右翼,总部人员和总司令遗体在中央。夜间出发后,沿途与日军打了几仗,天明抵达河岸。过河后,我随运总司令遗体的汽车来到快活铺三十三集团军总部。马孝堂副官也很快被送到总部,我俩向冯治安副总司令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总司令遗体由前方医疗队用酒精洗擦干净,冯治安副总司令看了伤势。张将军遗体着马裤呢军服,佩上将领章,殓入上好棺木(棺木由宜昌购来,尺寸较小勉强殓入)。入殓后,由前方军队祭悼三天。

    此时传来日军将渡过襄河向我进攻的消息,冯治安命徐惟烈和我负责将总司令灵榇护送到重庆。徐负责外交,我负责保护灵榇。共用六部卡车,一部装运灵榇,四部乘护卫的手枪队,另一部乘办事人员。办事人员汽车在前,手枪队汽车在灵榇汽车前后各两部。灵榇经过的集镇,群众都在路旁设有祭桌。车过荆门、当阳都停一段时间,由各界进行祭奠。到宜昌后,停灵东山公园,各界祭了三天。第四天江轮准备妥当,早八时灵榇由公园运到江岸上船,市民要求不要用汽车运,由人力抬至码头。由公园到码头有七华里,沿途摆满祭桌,鞭炮声不断。这段时间内,遇到了三次空袭警报,敌机临空盘旋,但送灵队伍和街道两旁的群众无一撤离。我在灵前走着,看见头上敌机盘旋,沿街群众满腔怒火,以不断燃放鞭炮来发泄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烈士的景仰。在敌机威胁下,送灵队伍一丝不乱,沉着无畏向前行走。

    轮船由宜昌到重庆,沿江各县都在江边遥祭。在万县停船过夜,各界人士登船祭奠。船到重庆停靠朝天门码头,蒋介石率领军、政官员到码头致祭,并登船围灵榇绕行一周,随后将灵榇送至北碚。停灵期间,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孙科、宋子文均到场祭奠。

    不久国民党政府将张自忠将军正式安葬,墓地选择在北碚梅花山。又购买了阴沉木料,由我负责做了宽大的棺材,将原来较小的棺材装进去,才安葬的。安葬时,国民政府各院、部首脑都去了,蒋介石步行在灵榇的后面。

    许文庆的回忆

    〔许文庆时任五十五军七十四师参谋主任,这里记录了他亲自见到的张自忠将军在十里长山督战的情景。〕

    一九四〇年五月上旬末,盘踞在信阳、应山、孝感、应城等地区之敌第三师团,纠集了大部兵力,附山炮多门,发动了所谓春季攻势,分数路向襄樊进犯,企图以速战战术,打击设在老河口的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扰乱五战区的军队部署。敌军出动迅猛,沿途经过的村庄均被放火焚烧。我五战区各集团军在前线对敌军防守监视的部队,纷纷撤退,战火迅速逼近襄樊,威胁长官部驻地老河口。

    此际,驻在荆门的张自忠为了确保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安全,决心亲率部队急速东渡襄河,侧击进犯襄樊之敌。但他直辖的五十九军、七十七军均在襄河西岸驻守,难以全部集中,只能调动五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二旅。其时暂归三十三集团军指挥的五十五军七十四师(代师长马贯一),适在荆门以东的冷水铺地区集结整编,张自忠即令该师(欠一团)火速在宜城以南东渡襄河,由他亲自率领向北疾进,以策应襄樊作战。当七十四师按指定地点渡过襄河后,张自忠已于先一日率其总部作战人员渡过襄河在等待部队。

    大约在五月十三日,张自忠率上述各部在襄河东岸长山地区战备集结,并以总部及其警卫团(七十四师四四〇团,团长郑万良)为前队,先行出发,以七十四师的主力为本队,在后跟进。我军行动被敌探侦知。因此部队刚从襄河东岸北进到达新集西南附近地区,即遭西犯敌军的左翼部队阻击,我前队警卫团就地占领有利地形,仓促应战,随后七十四师主力也赶到参加战斗。至午后五时许,渐趋沉寂,双方形成相持局面。

    这天夜晚,张自忠接到李宗仁电报,告诫他既为数军指挥官,不可轻临第一线,要他速返原地,统率所属各军,张自忠未予采纳。夜间十一时许,发现当面对峙之敌大部撤离,向襄樊北去,仅留少数兵力与我周旋。张自忠立即率领总部及警卫团摆脱当面小部敌军,在北去敌军左后侧尾追,并令七十四师主力酌留一小部牵制当面小部敌人,把大部兵力迅速跟随总部前进。

    追击行军到第二天上午十时许,到达双沟镇以南四五十华里地区。敌军乘我立足未稳之际,用猛烈炮火向我先头部队射击,以掩护其步兵进攻。张自忠率总部迅速就近占据一个村庄(此村庄在敌军北去经过时,已被放火焚毁,仅有村缘一间独立小屋幸存),并令后续部队七十四师主力,快速前进,参加战斗。战至日没后停止,双方对峙。

    当晚七时许,张自忠在所占的独立小屋内,召集七十四师代师长马贯一和我等,商讨作战部署。当时他的主要随从人员都聚集在这一小屋内,地上铺着稻草,大家席地而坐。他风趣地问苏联顾问:“你对今天的作战有什么感想?”顾问回答说:“今天战斗中,敌人的炮兵使用在步兵线上,可惜我们没有炮兵!”张说:“请你向总顾问建议,要求给我们拨配炮兵呀!”接着他郑重地对大家说,近两年来敌人总是在他们的天长节前后发动一次攻势,起初我们对这个情况不清楚,现在我们有了经验,今后要早作准备。目前敌人的先头部队已到达双沟,没有再向襄樊前进,有的没走原路向南回撤,我们也要回转头来紧追敌人狠打。最后他决定以一部分兵力监视当面少数敌人,其余各部先休息一下,在第二天凌晨二时左右,总部及警卫团先行出发,南返尾追敌军主力,马代师长率七十四师主力摆脱当面敌人后,在总部后跟进,追击南撤敌军。

    五月十五日下午四时许,总部到达南瓜店。张自忠即令在此地及附近地区宿营,由警卫团就山冈下的一个小村庄布置警戒。近日没时刻,七十四师主力也到达南瓜店。张令该部在南瓜店南侧占领山冈阵地,向东对敌布防,宿营休息。这次行军,因出发匆忙,携带的粮弹均不充足。部队在夜行军及战斗间隙中,多以农田里的蚕豆充饥,张自忠因此腹泻,官兵均疲惫不堪。当七十四师代师长马贯一通过南瓜店时,同警卫团长郑万良会面,当时我也在场。郑说:“看情况我们要吃包子了(意即被包围)!”马说:“你怎么不赶快向司令报告呀?”郑说:“谁敢向他说呀!”事后听说,对被敌包围张自忠已有判断,曾电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黄琪翔请援,未得答复,但事实上即使派队增援,时间也来不及了。

    在南瓜店宿营的第二天(五月十六日)拂晓,东面敌军用山炮四门在山冈上向我阵地猛烈射击。此时,敌军已对我形成弧形包围,重点集中在南瓜店。炮击约一时许,敌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发起进攻。战斗愈战愈烈,至九时许七十四师代师长所指挥的两个团长接连告急,要求补充弹药。此时各部弹药殆尽,代师长立即向张自忠电话告急(我当时在电话旁)。张令其参谋长李文田接电话,转告该代师长说,现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正是军人杀敌报国之时,子弹打完了,要用刺刀杀,刺刀断了,要拿拳头打,用牙齿咬。随后张自忠又派其随从副官给马代师长送去一亲笔便笺,上面写着“马贯一,你当兵就跟着我,我绝不会辜负你。现在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正是我们军人杀敌报国之时。这次对敌作战,你只管拼命打,打好了完全是你的功,打不好我完全负责”等语(大意如此)。

    到上午十一时许,保卫总部的警卫团阵地被敌突破。该团向后撤退,敌人紧跟,冲进总部宿营的南瓜店小村庄,连张自忠住的小院内也冲进了敌人。张本人中弹负伤(据说是臂部),苏联顾问也负伤,被抢救下来送至后方,战况突然恶化。张自忠及其随从人员由总部的数十名警卫官兵掩护,急速撤至南瓜店后面的一个小山冈上。张坐在小山冈上,由医务人员给他包扎,低头沉思,一言不发。这时他的随行顾问、多年老友徐维烈向他小声建议说:“司令可以移动移动位置吧?”张极严肃地说:“在这千钧一发时刻,说话要慎重!”其他随从人员就更无一人再敢建议。

    担任总部警卫的四四〇团被击溃后,敌人对我已形成了三面包围,包围圈越缩越小了。激战近中午时,马代师长指挥的两个团也相继被击溃,官兵纷纷向后退却。这时师部的直属部队及非战斗人员也参加了战斗,工兵营长赵立志督战阵亡,伤亡官兵也无力救护。又激战未久,师部直属部队也全部溃退,师部指挥人员被冲散,我同代师长也失去联络,只身退至后面约三百公尺的山上。这时,我们远远看见张自忠在几十名警卫官兵掩护下,徐徐向后面的高山(锥子山或长山)移动,而敌人对他的包围越来越紧。由于张平时对官兵宽厚,因此,在这危难时刻,这数十名警卫官兵都不肯离开他。他们一面不顾牺牲地对包围之敌作决死抵抗,一面高喊“司令快走,司令快走!”这更加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加紧了围攻。约到下午一时许,张在十数名官兵(其余大部牺牲)掩护下,登上了高山半腰,如继续上去,完全可以安全脱险。但不知为何,在到半山腰后,张又转身向山坡下走去,没走几步,就中敌弹倒下,壮烈牺牲!此地名罐子口,无人家,距南瓜店约三四百米。剩余的十数名警卫官兵战至最后,也都牺牲,仅有一随从副官在敌军清扫战场撤走后,苏醒过来,为当地老百姓救护送到后方。当敌军清扫战场时,发现了张总司令的尸体,在附近村庄找到一口棺材收殓掩埋,并立一木牌,上书张自忠将军之名。

    (原载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一九八〇年第六辑)

    过家芳的回忆

    〔过家芳是七十七军一七九师五三七团团长。一九四〇年五月,该师调归三十八师师长指挥,编入三十三集团军左追击纵队。他的回忆,反映了张将军殉国前后的战场情况。〕

    一九四〇年五月,日军集中兵力,配属了飞机、坦克再到随枣地区“扫荡”我第五战区。

    我第五战区以驻在南阳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为左翼兵团司令官,以驻在荆门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为右翼兵团司令官。张总司令的指挥部在荆门县属的快活铺。

    日军从武汉至确山沿平汉线以东地区向宛南,鄂北地区窜犯。从五月二日到五月八日,敌“北方兵团”先后攻占确山、竹沟、泌阳、唐河、明港、平昌关、桐柏县及随县、枣阳等地。敌“南方兵团”沿京(山)钟(祥)公路向北进犯。其第十三师团从五月初向北进攻。五月三日,我五十九军的一八〇师由长寿店北撤,转到张家集继续阻击敌人。七十七军的一七九师在钟祥北直河口以北与敌对峙。

    五月五日,敌攻占张家集、丰乐河、流水沟,一八〇师后退入襄阳以东。

    五月六日,我一七九师五三七团奉命进击敌后,由长寿店以西向敌后方袭扰,并向田家集方向与三十八师会合北进,追击敌人。

    五三七团于五月六日从寇家林子附近出发,进出防线后向北经左家堰、毡帽店、官桥扫荡前进。

    五月十三日午,我团先头部队第一营进到欧家集西端,发现敌之运输队从枣阳方向南进。激战一小时许,将敌击溃。

    战斗结束后,当日下午接到师部命令,一七九师师部由副师长吴振声及参谋长徐廷瑞率领五三六团进抵田家集附近。令我团肃清敌人后继续向新街前进,并与三十八师会合。我师归三十八师师长指挥,编为集团军的左追击纵队。

    我团即向新街前进,于晚进抵新街附近即遭敌之抵抗,我团当即以一部与敌对峙监视之,主力在新街以南集结休息。

    此时北侵之敌正在抽调第十三师团、第三十九师团和池田支队迅速反转南下,集中力量对张自忠集团军捕捉攻击,其第三十九师团先头已抵达新街。

    五月十四日拂晓前,敌增援部队向我反攻,战况猛烈。天亮后,南面也发现敌人向我进攻,我团占领南面高地的有利地形,已陷入被围形势。至午前,发现我团第一营左方有三十八师的部队也在与敌激战。此时,听到西方枪炮声激烈,距我约二十余华里。

    五月十四日这一天,我团和三十八师,及方家集张总司令指挥的部队分别受到敌人包围攻击,但我部占据有利地形,敌多次攻击,均被击退。

    五月十五日拂晓,敌即开始用炮火掩护步兵向我团南面第一营阵地猛攻,西面为第二营防守,第三营居中并向北面占领警戒阵地,三十八师的右翼已与我第一营左翼衔接。也在受敌攻击中。

    当天有敌三架飞机在我们上空侦察掩护,其炮火和步兵之攻击更加猛烈,我们坚持抵抗,终日连饭也顾不得吃,只吃点儿干粮,喝点儿凉水。当时我的指挥位置在山之前半坡几块大岩石后。山上无树,草稀,用望远镜看到第一营阵地前田地上的“麦个子”(捆好已收的小麦)缓缓向前移动,明显看出是敌人的伪装。当即电话告诉张兴让营长,令部队向前方的麦个子瞄准齐射,予敌大量杀伤,将敌人击退。

    又看到左翼三十八师阵地前有敌两个连队进至前沿展开(尔后隐蔽前进)。半小时后,只听三十八师守备部队的轻重机枪及步枪如暴风雨般向敌猛射,经两度激烈战斗,将敌击溃。十五日整天均在激烈对战中。

    在西方张总司令方面枪炮声尤为激烈,当时通讯断绝,各自为战,情况不明。

    五月十六日,拂晓前即有断续枪声。天明后,左方三十八师及我团三面的敌人和西方张总司令方面均有激烈的枪炮声。我部阵地虽被敌多次突入,但被守备山脚的交叉火网击退,我部官兵伤亡较大,第一营已牺牲连长三人。

    至中午我方敌人炮火沉寂;在西方,张总司令方面炮声也已减弱。午后即发现我团西面有敌人向我后方移动。此时,我考虑敌人有重点向我右侧背攻击的企图。我与副团长张兆芙、团附王自新、三营营长贾宗周研究,为避免敌之重点围攻,要向东北方向突围。当即通知第一营和第二营作好突围准备,于下午五时许(黄昏前),除前方留少数掩护部队外,主力逐步集中,向东北方向突围。

    我撤出阵地约六七华里,从后面有三十八师黄师长派高参冯午天率一个骑兵排赶来。冯一见面即问我们的情况和意图。我将当面情况告知并说我准备移动避敌包围,再观察敌人动态。冯说:“黄师长的意见,张总司令率七十四师在南瓜店与敌激战几日,现在情况不明,西北方面有骑九师,距此约二十余里,黄师长希望我们两部和骑九师都向西进袭,找总司令,向他靠拢。”我说:“这样很好,等我团在此就地集结,继续观察敌情,明早的行动当向黄师长报告。”冯表示满意,即回三十八师。

    是日夜,我团就地集结,并派便衣向敌侦察,当夜得到报告,敌人没有向我部进攻,并已向北(枣阳)方向移动。

    五月十七日拂晓,我团即先行西进,并报告三十八师,一路未遇敌人。下午经方家集到达吴河营附近。在此,有团的便衣向我报告:“张总司令牺牲啦,敌人将他的遗体用白布包裹已装进棺材。”

    我当即令他带人(从团直派人)速将总司令灵柩抬回,待三十八师到达,即送师部。不久,三十八师先头部队已到达方家集,在我团已全部到达吴河营、焦孟岩、霸王山时,天已薄暮。便衣向我回报说总司令的灵柩已抬回并送到三十八师师部。

    三十八师已全部到达方家集、罐子口、南瓜店地区。

    一七九师师部及五三六团,由副师长吴振声、参谋长徐廷瑞率领在敌人向南瓜店围攻时,在田家集一带也遭敌人阻击,此时也赶到焦孟岩、王家湾附近,我团即与师会合归建。

    五月十七日黄昏,得前方哨兵报告,在陈家集吴河营以北有敌人活动。随向师部及三十八师报告,当晚黄师长即作抗击敌人的统一部署。一七九师在左,守备霸王山、吴河营、排山之线;三十八师在右,守备左接排山至罐子口以南之线。骑兵第九师亦到达,为预备队。张总司令的灵柩由三十八师连夜护送过襄河候运,当时因敌情紧张顾不得瞻仰遗容。官兵得知张总司令为国捐躯、壮烈牺牲,所率总部及警卫营、七十四师的官兵效命疆场,奋勇杀敌,横尸遍野以及战况之惨烈,极表哀悼,誓为先总司令和牺牲将士报仇,情绪异常激昂。

    五月十八日,敌人从晨开始沿我阵地前沿逐步向我全线阵地进攻,均被击退。

    五月十九日,当日敌集中兵力,向我全线猛攻,我部形成三面被围,背水而战,但由于我们三个师的力量集中,加之官兵之报仇心切,坚决与敌决以死战,前仆后继,在霸王山、排山、罐子口等阵地曾多次被敌突破,但均被击退,是日之苦战,敌我双方伤亡较重,敌人终未得逞。

    五月二十日,敌人从早开始仍继续进攻,至午后敌攻势稍弱,但我部及三十八师官兵伤亡较重,困守三日,兵力也极疲惫。下午经三十八师报告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得到冯治安副总司令电示,令我部撤过河西向快活铺以南转移。我师于是日黄昏即组织掩护从王家湾附近渡过河西,随即向快活铺以南前进。

    此后听说敌人已从襄阳以南及宜城方面渡过河西并分头向荆门、武镇方向袭扰。

    我团经快活铺后,即奉上级指示经盐池庙、栗溪向巡检司方向进入山区。在栗溪与从武镇、仙居方面南侵之敌遭遇。经半日战斗,敌人向当阳方向窜逃,我团随经巡检司向远安峡口方面与师部集中。以后得知当阳、宜昌也被敌占领。此次枣宜会战遂告结束。

    刘家鸾的回忆

    〔刘家鸾,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这里记述的是他在集团军总部了解到的张将军殉国前后的情况。〕

    一九四〇年春,张自忠奉委右翼兵团总司令后。表面上看,他指挥的部队似极庞大,实际上,客军分散布防,各自为战,联络阻隔,命令很难彻底贯彻。在一九三九年冬季攻势至一九四〇年春季攻势,以及大洪山战役中,他能直接指挥的仍只是三十三集团军本部,右翼兵团总司令不过是个空头衔。

    鄂西是山区,襄河两岸山峰重叠,悬崖峭壁。在狭窄的羊肠道上,行军非常困难。

    一九四〇年五月间,日寇攻我随枣,旋又南窜。敌部队为第三师团、第三十九师团,另附两个联队,共约三个师团的兵力。有飞机数十架、大炮多门。

    我三十三集团军在这一带不屈不挠地浴血杀敌,由夹河对峙,转入渡河追击。

    当时,三十三集团军总部设于荆门快活铺,抽调四个师为追击纵队,张自忠自兼追击纵队司令。追击纵队分为左右两纵队:左纵队,纵队指挥黄维纲,下辖: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右纵队,纵队指挥张自忠兼,下辖七十四师、K九师。(因七十四师、K九师战斗力均弱,且七十四师系客军。故张自忠亲自直接掌握。)

    其余一八〇师分驻于快活铺、肖市一带待命。三十七师、一三二师由冯治安指挥,分防于河西直河口以北、快活铺以东地区,沿襄河西岸布防。

    右纵队由肖市渡河,经南瓜店向北扫荡前进。

    左纵队三十八师由现驻地钟祥向北扫荡;其一七九师由现驻地寇家林子,经左家偃向官桥以北扫荡前进。

    张自忠在奉委右翼兵团总司令后,曾忧郁地对我说:“责任加重,兵员减少,械弹不整,战斗力薄弱,将来非丢人不可!”他表示决心,亲笔写信给各部队长。

    前方战况呢?由张自忠任纵队指挥的右纵队K九师先行渡河,七十四师续进,连续报告,伤亡甚重,战况不利。左纵队黄维纲也报告不好。张自忠接到这一连串的不好情报,焦灼万分。当晚在总部召集会议。适值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周岩、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因奉令归张自忠指挥,前来会晤,是晚亦参加会议。

    开会时,张自忠首先简要地介绍了前方战况,然后接着就说:“我明天过河去督战!”大家都说:“总司令应该坐镇,不要去!可请冯副总司令去。”当时,大家就催参谋长李文田即时给冯通话。冯当时正在七十七军军部,他在电话中说:“情况随时变化,我离不开身。张总司令也不要去了,应顾全面,以免有失。”张自忠乃决计过河,亲带七十四师,指挥右纵队,联络左纵队与敌一拼。大家再三劝阻,张坚执不听。他对周岩、刘和鼎说:“咱们有什么事,以后再谈吧!”并对我说,“我明早过河,所有总部之事,均归你负责办理。”我说:“如有重大事情,我随时向总司令请示。”张自忠说:“不必!万一有特别重大事情,就同仰之[3]商量吧!”张自忠当晚又写信一封,派人送交冯治安。

    张自忠当晚决定明早(五月七日)由总部动身。参谋长李文田、高参张敬自报奋勇随往;顾问徐维烈、俄籍顾问、高参吴光辽、上校洪进田等也愿随去。

    五月七日晨,张自忠率部离开总部,经肖市渡河,前往指挥前方部队。

    五月八日总部接到肖市电话,张自忠已然渡河。

    五月九日到十三日,每日由电话得知,张自忠亲率七十四师和K九师向北突进与敌激战战况。左纵队亦甚顺利,一七九师并获有战利品。

    五月十四日接电话,张自忠已回师转移于方家集,截击南窜之敌,正激战中。

    五月十五日接肖市联络站电话:前方联络断绝。南瓜店方向,敌机大炮轰隆不绝。入夜后,战火冲耀云空,真况不明。

    五月十六日,前方联络断绝。但隔河遥望方家集、新街等处,战火弥漫,敌人机群的轰炸声和大炮轰击声,震撼屋瓦。

    夜半后,前方枪炮声时断时续。五月十七日早,趋于沉寂。唯三五成群的敌机盘旋空际,似在侦寻我军行踪。

    我接肖市电话,只听段长贵副官长说:“有一特务营士兵,由方家集逃出来。他说张总司令受伤很重,叫跟他的人都快走。”我当即请段派人将那特务营士兵送来总部。同时电话告知冯治安,并面告各处处长。

    特务营士兵到总部后,我问他,他说:“张总司令在方家集附近。”再追问,他就哭了。最后他只说:“张总司令受伤很重,催着大家快逃。”我当即电知冯治安,请来主持;冯说下午来,并说速报战区长官。我即打电话给老河口第五战区长官部,向王参谋长报告张自忠情况和自己的处置。王参谋长听后,叫我候一候。稍顷,王参谋长在电话中说:“我已报告长官,张自忠消息不要发表。”

    接着肖市又打来电话,段长贵请派车往接参谋长李文田。我一面派车,一面请冯治安来主持。冯说等李文田到后再说。车接李文田回来后,冯才来部。

    李文田说他逃出重围时,攀山越岭,连滚带爬,全身都是伤。他一边掉泪,一边说:“我和张总司令在方家集被敌包围,包围圈越来越小,部队伤亡溃窜。我在前边,张在后边,往外跑。我爬山逃出重围,张就落在后面,他是凶多吉少。”

    冯治安当即报告战区长官,同时命令各部努力杀敌,搜寻张自忠遗体。

    是日下午,又接肖市段长贵电话:张自忠遗体已由左纵队黄师找回,请派车来接。

    派车运回张自忠遗体,经医生检查,枪伤七处。据徐维烈说,五月十六日上午督战时,张头部受伤,绑扎后,劝他下来,他不听。他说:“你们谁都可以走,我是不走!”接着敌弹如雨般地注射过来,左右纷纷仆倒。张喊:“大家快走!”他连负重伤,胸部洞穿,乃气绝。当时牺牲的,还有张敬、洪进田,随从副官二人,(马孝堂,后来也因伤重而死)以及卫士、枪兵(手枪队)三百多人。徐维烈系因陪送受伤高参吴光辽先下来而成为幸存者。

    徐维烈的回忆

    〔徐维烈,张自忠将军的随行顾问。本文写作于一九四一年,是最早记述张将军殉国经过的文字之一。当时,战争正在进行,我国军队番号不便公开,所以作者用“×××”来表示。〕

    张自忠将军渡河是五月七日的晚上。这时候敌人正大部地汹汹北窜;我们河东的部队,本来防线太长,兵力太薄,又因为伤亡过重的关系,已经联络不上;而河防部队兵力也本不厚,无法再行抽调,不得已勉强从第××师抽调了两个团,还带了一点手枪队。这样我们就在一个星月无光的夜间,从宜城的附近,乘一叶扁舟渡过彼岸了。渡过河的第一站,就是宜城的南瓜店。这就是将军后来殉难的地方!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仅仅吃了一顿早饭,就接到报告,说前面已发现敌情。将军立刻就下命令攻击前进。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进击北窜之敌。这时候敌人的主力已窜到枣阳以西、枣阳以东的地道,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敌人后续的小部队,以及敌人为保持联络而固守的小据点。除掉能很快地将他们消灭以外,也不愿和他们久战,而被他们牵制。我们一直就是攻击着前进。这样我们打到十日,就打到峪山、黄龙垱一带。

    在峪山这天,我们的第××师和敌人打得非常激烈。因为这时北窜的敌人,已经感受到我们极大的威胁,非消灭我们不可,所以调回大部北进的兵力,分三路来反攻我们;而将军同时也奉到长官部电报,说敌人已经退却,务必猛力截击,勿令窜回。将军认为这是歼灭敌人的好机会,就一再激励第××师的将领,说敌人既已回窜,北面的友军,就一定向南进击,这样我们已成为对敌夹攻之势。虽然我们的兵力较小,但是我们原在襄河的三个师不久即可赶到。只要我们肯牺牲,这次一定可以将敌人消灭了。××师的将领,原来都是将军以往当营长时代的干部,所以也非常服从。一个个都亲自跑到火线,在一昼夜的时间,与敌人肉搏争夺了十余次。将军也不断地亲自上前督战。结果终于把敌人打败了。敌人伤亡好几千,其余大部的敌军,只好向东退窜了。

    十一日的下午,将军奉到长官部的命令,说敌人已经东窜,务即率部向东截击。将军这时已经两昼夜未曾睡眠,但奉到命令,立刻就叫出发,并说兵贵神速,敌人稍纵即逝。因为××师已经赶到,所以就令××师在前,××师在后,自己带着手枪队居中,星夜向枣阳方面进击。我记得这天晚上,还下着小雨,满天漆黑,路很烂,走起来很困难。将军一面和我们步行着,一面老是嫌部队的行进速度不够。他说要赶到枣阳敌人还没有跑掉,这个仗就一定打好了。我们就这样边说边走,走了一夜。到了天亮,果然黄师长来报告说,前面已经截住敌人了。一部敌人约有七八千,正由北向南退窜。我们的部队,却正由西向东前进。敌人走的时候,没有看见我们,而我们却早已发现敌人了。所以我们的部队,当时就展成南北之线,正好打着敌人的侧面。这一下,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那时候我们本来已经疲困极了,可是一听见这个消息,都异常兴奋,将军更是急速地往前走着。他一面走着,一面陆续地下命令,催调后面的部队。并且不时地说:“歼灭了他!歼灭了他!”

    这个地方是在枣阳县的附近,地名我记得是叫梅东高庙。这也是一个使我们不容易忘记的日子。因为那天敌人固然吃了不小苦头,但我们也受了不少的罪。当黄师长派人来报告的时候,天上的雨已经越下越大。张将军一直往前走,我和几个高级幕僚,还有一个××顾问[4]都一齐跟着,一直走到我们第一线后面,我们才停止。这时候的敌人已经知道走不脱身,所以都转来散开,和我们对峙着,并且不断地向我们反攻。自然我们也不断向他们攻击。双方激烈冲杀。张将军不断地在散兵线后来回怒吼着:“我们要消灭当面的敌人!弟兄们不要让敌人跑了!”雨越下越大,枪声越来越密,他的吼声也越来越有力,敌人也就越发死的多,不过我们这天也疲劳极了,一天也没有吃到饭。因为那一带的老百姓,由于敌人的烧杀,全都跑光了。一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找到一点儿豆子,我们每人吃了一把。枪声渐渐地沉寂了。我们十几个人连张将军及××顾问也在内,才找到一间牛棚,大家背靠背地休息了几个小时。

    我们把当面的敌人解决了之后,本来是要继续向枣阳进击的,可是十三日就又接到命令,说“敌第十三师团企图南窜,该总司令应即速率部向南截击。”于是我们不得不放弃东窜的敌人,又折回头来截击南下之敌。那时候××师也赶到了,就分成两个纵队,由黄师长率领××师为左纵队,往田家集新街一带截击;张将军自己带着××师还有一部骑兵为右纵队,往方家集南瓜店一带截击。这时候,我们感到最艰难的,就是粮秣和弹药的缺乏。因为自从我们东进之后,北边的敌人除了一部(我××师所截击的是此部中之一部)向东又转向南以外,还有不少的陆续南窜。这南窜的敌人,已经将我们背后几个据点,如方家集、新街等地方全占据了。我们襄河东岸的渡口,也全被敌人占据了。那一片周围百余里的地方,真是烽烟四起(敌人到处放火),鸡犬不留。所以既无从采买,也无法输送,供给成了问题。我们的目的是截击敌人,其实敌人的目的也是截击我们。不过我们的士气,还是异常振奋。张将军不住地说:“截住他们!消灭了他们!”他的斗志永远是旺盛的。

    十四日的拂晓,我们赶到方家集,老远的就听见前面发生了激烈的枪声。张将军是照例的一听开火就往前赶,我们也一同跟着走。果然走不多远,就接到报告,说方家集仍有一部敌人盘踞着,不过有大部的敌人似图向西南窜。将军就边走边下命令,叫××师立刻攻下方家集,叫骑兵绕至西南山口去截击敌人。于是方家集的争夺战就开始了。敌人起初是有一两门炮,大约他的炮兵已经开走了,所以在上午十一点以前,炮声很稀。可是因为这个地方至关重要,敌人必须守住这个据点,才能掩护他们西边的进出,所以他们就不断拿着机关枪冲锋,企图以攻为守。我们的机关枪并不弱于敌人,我们的迫击炮也很能发挥威力。张将军站在一个高坡上亲自督战,所以士气百倍,杀声震天,冲锋号不断地吹着。官兵都冒着枪林弹雨往前进。虽然敌人顽强地抵抗,但也经不住我们官兵的奋勇冲杀。在几次肉搏之后,我们终于将方家集占领了。

    战斗在上午一直顺利地进行着,我们的官兵不住地往前进。敌人一批一批倒在我们的脚下。敌人方面只有机关枪声像新年爆竹一般地放着,并没有什么炮声,上面也没有飞机。可是一到正午以后,战况就不同了。因为大部敌人本来是向西南窜扰的(事后有人说,敌人在那时就是想渡河攻荆门和宜昌的),想不到我们的队伍蓦然由东边又折了回来。起初敌人是没有把我们这三千人(这时候××师还有千多人,骑兵有五六百人,连总部的手枪队,一共是三千人)看在眼里的。所以一部分和我们对敌着,大部还是向西南行进。我们在高坡上用望远镜曾望见约有七八千敌人的行列。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大炮,打不着他。后来我们冲杀得太厉害,大概敌人感觉着这部分队伍非同小可了,所以他大部队才折回来增援,并且又增加了二十几架飞机,十几门大炮。飞机是不断地在上空投弹,并且不住用机关枪扫射;大炮是不停地轰着,敌人方面登时增了不少的威力。而我们这边除了枪和大刀、手榴弹以外,统靠着官兵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不怕牺牲的血肉,与敌人一来一往地在战场争夺着。所以在正午以后,就变成苦战的状态。张将军好几次亲自带着手枪队增加到第一线。官兵看见了他,就好像我们也添了无数飞机大炮一样,无不精神百倍。几次敌人猛烈的反攻,都被我们杀退了。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左右,敌人没有办法,只好拼命地用密集炮火来轰击。张将军的周围落了好几百发炮弹。特务营的杜营长跑来,请将军换一个地方(这时候我们正在吃豆子,这是我们这一天唯一的大餐),将军也没加可否,但对他笑了一笑:“你来吃些豆子!”又说,“这豆子真好吃!”杜营长也不好再往下说,只好抓了一把豆子走了。

    薄暮之后,战况稍缓。××师黄师长来报告:敌人的左翼仍有向西南撤退模样。将军当时与几个高级幕僚商议,认为任务是截击敌人,决不能让敌人跑脱,所以就决定连夜向西南去截击,并派小部队夜间去袭击敌人。这天晚上,还有一件险事:就是我们往西南走的时候,我们的领路人领错了路。本来应当靠东走一点儿,却往西边去了。所以竟误走到一个敌人占据的村庄附近。敌人以为我们去袭击他们,一时步枪、机关枪、手榴弹一齐乱放。这时我们距离最多不过二百公尺,幸而张将军平日就一再地训练过部队,夜间行进遇敌,立时卧倒,不许乱跑,不许随便放枪。所以这时我们和手枪队全都就地卧倒,一声也不响,一枪也不放。敌人浪费了无数子弹,而我们未伤一人一马,仍然从容不迫地到了我们的目的地——罐子口。

    敌人在五月十五日这天,果然除以一部在罐子口附近与我们对战之外,大部还是向西南窜,有沿着襄河东岸南窜之势。因为我们的部队把住了许多山头,敌人通过很困难。所以他必须向我们部队攻击。而我们的部队因奉了将军的严令:“要截击敌人,决不许他们逃脱!”所以也拼命向他们攻击。这样就在罐子口附近的山地,又继续恶战了一天。大约敌人是知道逃窜不易了吧,所以一面顽抗,一面就由各方抽调部队来增援。而我们呢,本来也是想调××师或××师过来增援的,但因为他们正在新街附近与敌人打得很激烈,张将军不愿那一面的敌人逃脱了,所以不肯调他们过来。因此就演成了第二天(五月十六日)众寡过于悬殊的劣势,空前的惨剧就发生了。

    这是一个阴霾笼罩的早晨,我们头一天晚上才从罐子口移到南瓜店附近一个小村子里。这村子一共不过两家人家。我们因为几夜未能睡眠,所以就在露天场地上睡着了。黎明时突然为剧烈的枪炮声惊醒。一会儿就有人来报告说:“我们右翼一个山头被敌人攻陷了。”这个山头我记得好像叫鸡鸣山,距我们所在的地方还隔两个山头,张将军就叫××师赶紧派一部分人去增援第二个山头;一面说:“我们到外面去看看!”我们就一同走到村子外面的山坡上。这时候敌人的大批飞机就来了,到处在投炸弹,打机关枪。敌人的炮火也密集地向我们这里轰击。在我们西边第二个山头,敌我争夺异常激烈。可是敌人始终未曾得手,几次冲到山顶上,都被我××师的邓团长亲自用机关枪打退了。不过敌人数目太多,从这一方面攻不上,他就从那一方面攻。到了十点左右,敌人在我们的西南已经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包围。张将军一面叫骑兵从我们的左翼出去绕击敌人的侧背;一面亲自跑上一个小山头去督战。这个山叫杏儿山,除了南面有一点接着别的山峰以外,其余都是平地。我们上这山的时候,敌人的炮火已经不断地打到山腰里。所以我们只能疏散开来,一个一个地上。本来南边敌人攻得最凶,而我们这面的部队,又是××师一个补充团,多是新兵,子弹又缺乏,所以眼看就要维持不住。幸而张将军亲自上了山顶督战,又派了一连手枪队去增援,这才把南面的山头稳住了。可是敌人依然不断地向两翼延伸,我们的右翼不久也受到敌人的包围。所以张将军只好下山又赶到北边。这时敌人已攻到我们面前一个山头,距离我们最多不过八百公尺。我们身旁,子弹已经是飕飕地响着了。张将军派杜营长带了一连手枪队,舍死忘生地冲杀了好几次,才将这山头保住。就在这个时候,大约是正午十二时左右,将军的左臂就中了步枪伤了。他不肯裹扎,只时时地用右手按了几按,意思是不让它多流血;同时还在大声疾呼地督战。这时候,我们的部队已经伤亡的很多很多,战况更加惨烈了。

    到了午后一点钟左右,敌人把山炮排列在距我们不到一千五百公尺的山上,向我们疯狂地发射。有一个炮弹在我们的身旁四五步的地方爆炸;当时,张将军的一个随从副官阵亡了,代理参谋处长吴光辽两条腿也受了伤。以后炮弹就更像雨点一般地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枪弹更是不住地在头上飞。我们都劝张将军往东北的山脚下移一移(因为这时敌人的包围已渐渐成为马蹄形,唯有东北方还未含着,不过是个高山),但他坚决不肯。他说:“我奉命追截敌人,决不能自己退却!”所以他只命令左右的人们全散开,而他仍是带着高级参谋张敬,来回着督战。张敬矫捷得像游龙一样,一面走着,一面高呼:“总司令在此地,谁也不许退!”将军则神色比平时更严肃,目光炯炯,凛然不可侵犯。他的神威确是增加了全线官兵不少的勇气,任凭敌人攻击得多么凶猛,我们这边很少有人退下来。除非这个山头上的官兵伤亡尽了,否则敌人是不能占据这个山的。所以在那个短短的时间中,敌人支付了空前的代价。不过到两点半钟以后,我们南面的一个最近山头,因为守兵全数牺牲,而终于被敌人攻陷了。张将军听到这个消息,怒吼了一声,就跃过我们所在的一个土坡,冲上前去,谁也拉他不住。这时东西两面山头的敌人,距离我们不过五百公尺,机关枪不停地向我们射击。南面的敌人,在山脚下,与我仅余的一部手枪队肉搏着。就在这十分钟以后,张将军全身中了六处机关枪伤,最致命的伤,是右胸洞穿。据后来他的随从副官马孝堂告诉我说,张将军临死之前,知道自己的伤已不治,就要拔短剑自裁,随从副官朱增源急忙抱住了他。张将军还声嘶着说:“我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都平安!”后来就气绝了。张高级参谋身上被敌砍伤好几处,还用手枪打死好几个敌人才死。这个马副官也受了三处重伤,在抬回来不多的时候也就死了。还有上校副官洪进田、少校副官贾玉彬等,也都一同殉难。总计随同殉难的官长卫士共三百多人。这是何等壮烈而值得纪念与崇拜的民族英雄啊!

    节选自《张上将自忠纪念集》(一九四八年九月出版)

    马孝堂口述张自忠将军殉国经过

    〔马孝堂,上尉副官,河南省淮阳县人,张自忠将军随从副官,精明而有气节。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在十里长山战斗中,他受伤被俘,惨遭杀戮,脑的外膜薄已经暴露数日而未死。他是跟到张自忠将军最后一刻的人。〕

    这天是五月十六日,总司令已有几天没有睡,也没吃好,昨天只吃了些煮豆子,夜晚才从罐子口到这里(南瓜店附近一个只有几间草房的小村)。总司令刚睡一小会儿,附近枪炮声震耳欲聋。有一报告说:“鸡鸣山丢了!”因为这个山离这里最近,总司令马上起来,到一个小山坡上去指挥。这时敌人飞机有几十架,到处俯冲投弹和扫射,硝烟弥漫,情形非常紧张。争夺那个小山头时,敌人的尸体纵横,死的非常多。我们还捉住了几十个俘虏。总司令在这紧张形势下,还亲自颁发受伤官兵赏金,并以温语慰问。形势越来越紧,敌人越来越多,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总司令指挥附近残余部队反攻,叫那仅有的骑兵向敌后抄袭,他自己上到一个小山头上去督战。这时候已成混战,眼看敌人如潮水往上涌。敌人将炮架上山头,向我们直接瞄准。我们受到了严重威胁,有二三人在一处,即遭敌人炮击。总司令为减少死伤,命一般幕僚及随员都向各处分散开,只剩我和贾副官两个人跟着总司令。总司令的黄色军装在没有遮蔽的情况下,在向敌方斜向的山坡上暴露着。于是,我们这里形成了一个被弹巢。在我们附近爆炸的火光,很快地吞去了我们几个同伴。总司令猛然前仆,旋又立起,右肩后流血了!显然是被炮弹碎片炸伤了。与此同时,参谋处吴处长也受了伤。到了十里长山,还在指挥,接着左臂也在流血!但是总司令仍然站在那里,怒目圆睁,大声地呼喊着,指挥着。他的腿上也流了血,血湿透了袜脚。我见总司令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就往外喷血。总司令脱了上衣军装,让我给他裹伤。血如泉涌,溅上了我的脸和全身。我刚包扎完伤口,敌人就一窝蜂上来了!总司令命我快走开,还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这时总司令面已苍白,但还有些笑容,接着眼睛就闭上了。此时,敌人步兵已到我跟前,即向我刺来。总司令眼睛一瞪,怒吼一声起来,一只手握住敌人枪身。一颗子弹忽由他小腹穿过,总司令向后一坐,又有一颗子弹从他右腮下射入……此时我已昏迷了。是死,是活,自己也不知道了。待神智清醒时,我已与同伴等候宰杀了!我只觉脖子一凉,就栽到沟里去了。敌人知道我未死,又重向我腹上连剁四刀,头上砍了两三刀。敌兵又向我肚子戳了两刺刀。我全身失去了知觉,脑子尚清醒,心里很清楚地记着总司令的殉难地……

    (董升堂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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