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二十三日，曹操在洛阳王宫中病逝。

    诸葛亮听到这个消息，凭着他政治家的敏锐，感到天下将有大事变发生，应付这个带全局性的政治形势，比夺回荆州更重要。刘备、诸葛亮只好把夺回荆州的事暂缓一缓，以便集中精力应付可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变。

    诸葛亮所预料的重大政治事变，就是曹魏将要正式取代汉朝。

    诸葛亮的预料绝不是凭空猜测。

    自从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时起，汉献帝就成：为曹操手中的玩偶。二十多年来，曹操打着汉廷旗号，东征西伐，建立了卓着的文治武功，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凭他的权力，他的地位，登上皇帝宝座不成问题，但曹操没有这么做。他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思是说，他要为儿孙们做好一切取代汉朝的准备，至于真正实施，那是后代们的事了。

    曹操临死前，确实为后代们建魏代汉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政治上的、舆论上的、人事安排上的。

    曹操任丞相时，就受着“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殊待遇，以后又任魏公、魏王，享受着皇帝所受的一切待遇。这种地位和待遇，还可以传给他的儿子，这就为他的后人取代汉朝创造了政治上的条件。

    为了让后代实现代汉的目的，曹操在世时又在选定继承人上下了一番功夫。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曹操最喜欢的有三个：一个是曹冲，一个是曹植，一个是曹丕。

    曹冲是曹操的第七子，为环夫人所生。史载他“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曹冲十三岁时得了重病，曹操亲自为他向神灵祈祷，请求延长他的寿命。曹冲因无法医治而死后，曹操非常伤心。曹丕劝慰曹操时，曹操说：“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的幸事。”可见曹操曾打算把王位传给曹冲。

    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与哥哥曹丕一样，同为卞皇后所生。曹植自幼聪明，文学天赋极高。十多岁时，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而且能写出极漂亮的文章。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很聪明，每次受到曹操的问难，都能应声而对，因此很受曹操的宠爱。曹操曾说：“始者谓子建（曹植字），儿中最可定大事。”由于曹植受到宠爱，再加上杨修、丁仪、丁廪等大臣对他的支持，曹操有几次都要决定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

    然而，曹操最终还是选择了长子曹丕做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是因为曹冲死得很早，来不及与曹丕、曹植兄弟比谁优谁劣，而曹植与曹丕比起来，暴露出许多弱点。曹植诗人气质太浓，他任性而行，不刻意美化自己的外部形象，饮酒不加节度。而曹丕不但擅长诗文，也长于骑马射箭、击剑格杀，可谓文武双全。更重要的是曹丕懂政治，有手段，御己有术，矫情自饰，会笼络人心。当曹操选定曹丕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地位，不但疏远了曹植，还找借口杀了曹植的智囊人物杨修，削弱了曹丕竞争对手的力量。

    经过曹操政治上、舆论上、人事上等一系列努力，取代汉朝的形势已经铸成，不可逆转。

    曹氏即将代汉，刘备集团应该怎么办？

    对此毫无反应，显然是不明智的。

    毫：无反应，意味着对曹氏帝位的默认；毫无反应，意味着对曹氏代汉的容忍；毫无反应，意味着放弃了“兴复汉室”的旗帜。

    然而要做什么反应呢？怎样表明自己态度呢？

    兴：兵讨伐最实际有效，但刘备集团远不具备推翻曹魏的实力。对曹魏政权檄文声讨，指出他是“僭伪”政权，但汉朝廷已不存在，“正统”政权已荡然无存，由谁来指出、来证明曹魏政权的“僭伪”呢？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与曹氏针锋相对：你若称天子，我就当皇帝。

    我们不能不佩服诸葛亮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因为他对曹氏代汉是有预见的，并事先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

    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曹操逼汉献帝封自己为魏王。魏王与魏帝，仅一字之差，一步之遥。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诸葛亮尊刘备为汉中王，汉王与汉帝，也只差一个等级。只要曹氏代汉称帝，诸葛亮就拥立刘备即汉帝帝位。

    刘备称帝，有很多有利条件。西汉的开国始祖就是从汉中王起家，如今刘备又一次从汉中王起步；刘备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的后代；刘备的政治纲领一直是“兴复汉室”。所有这些，都是号召人们拥戴其即帝位的优势。

    但是，刘备称帝也不是一件很顺利的事，也存在着种种阻力。

    最大的阻力是当时的天命舆论。

    早在东汉初年，蜀地就流行着一句令人莫名其妙的谶语：“代汉者当涂高。”割据蜀地的公孙述以为自己的名字“述”字有“路途”之意，与谶言中的“涂”字相应，以为天命在己，便建号称帝。为此，东汉光武帝还专门给公孙述写了封信，信中说谶语中所说的当涂高，是指一个姓当涂名叫高的人。

    公孙述手下有一个叫杨春卿的，是广汉新都（治今四川新都西）人，善图谶学。公孙述被刘秀所灭，杨春卿自杀。临死前他对儿子杨统说：“在我的书箱中，有先祖传下来的秘籍，你要好好学。”杨统牢记父言，为父治丧守孝毕，离开家乡到犍为郡（治今四川彭山东）周循处学习图谶之法，又向同郡人郑伯山学《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杨统死后，又将此术传给儿子杨厚。杨厚少习父业，精通图谶，多次为朝廷预言灾异，献消灾之法。晚年回到家中，“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

    在杨厚的学生中，周舒、董扶、任安三人最为知名。周舒字叔布，是巴西阆中（治今四川阆中）人，善图谶，朝廷多次征召他，他都不应。当时有人问他：“《春秋谶》中说，代汉者当涂高，是什么意思？”周舒说：“你们知道皇宫门口两边的平台吧？它们高大巍峨，又正当大路，它们名叫象魏、魏阙。当涂高者，魏也。”周舒对“当涂高”的解释，很快便在当地传开了。杨厚是汉桓帝时人，他生活的时代，远远早于曹操的崛起，更早于刘备集团的人蜀。可见在刘备人蜀以前，魏将取代汉朝的说法就已流传了很久。

    蜀郡成都人杜琼，是任安的学生，比周舒晚一辈。他在刘璋时任益州从事，刘备据益州后，又任议曹从事，他与刘备是同时代人。他精通观象谶纬，但从不谈天象。后辈学生谯周曾问他为什么这样，杜琼说：“用观天象来预言吉凶，这很不容易。必须亲自观察，分辨天象的形状颜色，日夜辛苦劳累。这还不说，还日夜提心吊胆，担心不慎将天机泄露出去招灾惹祸，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就不去观天象了。”

    谯周见杜琼谈兴正浓，便说：“我不想让先生泄露天机，只想就不明白的谶纬问题请教先生。先辈周舒先生认为‘当涂高’指的就是魏，这是为什么呢？”杜琼说：“魏，是宫殿两边阙的名称。阙高而且大，又正当大路之上，所以说当途而高就是魏，这是一种隐喻。”看着谯周仍疑云未释，杜琼问：“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是的。”谯周回答：“我还是没想通为什么会是魏来取代汉朝。”杜琼又进一步解释说：“古时候对官职的称呼不曰曹。自从汉朝以后，对官府机构的称呼都是某某曹。而且，下级的办事官员叫属曹。官府的勤务人员叫侍曹。属曹者，属于曹氏也；侍曹者，侍奉曹氏也。这大概是天意啊！”

    杜琼这番解释，明确地把曹和魏联系起来，当是发生在曹操势力已经崛起，取代汉朝的趋势已经明显之时。显然，这反映了蜀中一些人“天命在魏”的观念。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理论核心，发展到两汉以后，其君权神授思想对各阶层人士影响极深。因而当时凡称王称帝者，都必须以“受天命”为由，大造舆论，笼络人心，从而达到顺天应人的政治目的。“天意”，这在当时是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字眼，人的意志在它面前是那样的弱小，那样的无能为力。

    诸葛亮绝不会相信“天命在曹”的观点，否则，他就不会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去和曹魏抗衡了。但诸葛亮却深知“天意”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他知道，如果不打破一些人的“天命在曹”的观念，如果不让人相信“天命在汉”，想以汉为号召，尊刘备为帝，是困难的。而让人们转变观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周群、杜密这样一些有影响的谶纬观象学者改变观念，改变理论。

    为了争取谶纬观象学者们的支持，诸葛亮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那些主张天命在魏的人，只要他不把这些理论四处宣扬，诸葛亮都主张任用他们。例如周舒的儿子周群，被任为儒林校尉，杜琼被任为议曹校尉。诸葛亮的这番苦心，在对待张裕的问题上更能体现出来。

    张裕是蜀郡人，很懂得观察云气以占卜吉凶的方术。刘璋任益州刺史时，张裕任州从事。刘璋请刘备入川，二人在涪城相会时，张裕也在旁边作陪。张裕和刘备相互在宴会上谐谈取乐，张裕不尊重刘备。当占领益州后，刘备本不想用张裕，但诸葛亮认为张裕在观察云气占卜吉凶方面名气很大，影响也不小，应该启用他，刘备便让他做了后部司马。后来，刘备出兵争夺汉中，张裕说：“不可出兵汉中，如果出兵必定不利。”刘备取得益州后，张裕又私下对别人说：“到了庚子年，天下将要改朝换代，汉朝刘氏的世代传承将要断绝。主公虽然取得益州，但九年之后，在寅年、卯年之间就会丢掉它。”刘备听到这些，便把张裕逮捕下狱，并准备处以死刑。张裕用天象阻挠夺取汉中，又散布刘备要失去益州的言论，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但出人意料的是，诸葛亮却出来为张裕说好话，上表请求刘备宽恕张裕。诸葛亮一向执法严明，不是枉法之人，他主张宽恕张裕，并非他罪不该诛，而是出于团结争取星占谶纬学者的需要。诸葛亮的请求虽未被刘备应允，但此事却反映出他的良苦用心。

    由于诸葛亮做了许多工作，那些主张“天命在魏”的人发生了很大：变化。

    延康元年（220），曹丕代汉称帝。议郎阳泉亭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蓓，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向刘备上言：

    臣闻《河图》、《洛书》，五经谶纬，孔子所甄，验应自远。谨案《洛书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洛书宝号命》曰：“天度帝道备称皇，以统握契，百成不败。”《洛书录运期》曰：“九侯七杰争命为炊骸，道路籍籍履人头，谁使主者玄且来。”《孝经钩命决录》曰：“帝三建九会备。”臣父群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时时有景云祥风，从璇玑下来应之，此为异瑞。又二十二年中，数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荧惑、填星，常从岁星相追。近汉初兴，五星从岁星谋，岁星主义，汉位在西，义之上方，故汉法常以岁星候入主。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时许帝尚存，故群下不敢漏言。顷者荧惑复追岁星，现在胃昴毕，昴毕为天纲，《经》曰“帝星之处，众邪消亡”。圣讳预睹，推揆期验，符合数至，若此非一。臣闻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应际而生，与神合契。愿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

    在这篇众臣给刘备的上言中，通篇都是“天命在刘”的谶语。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表的众人中，杜琼也在其中。我们知道，杜琼曾经是认为“天命在曹”的，现在居然参加到劝刘备应天受命的行列中，可见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上述奏表中，还有一句话也很值得注意，即“臣父群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云云。“臣父群”，即指刘备的儒林校尉周群，显然，周群的儿子周巨也是这个奏表的签署人之一。如前所述，周巨的祖父周舒是主张“天命在魏”的，周群少习其业，以后又在家中设小楼，日夜观察天象星气。他所说的“西南有黄气”，显然与其父“当涂高者，魏也”不同。而到了他的儿子周巨时，干脆就用此话作为刘备称帝的天命根据。

    为了更充分地用天命观点证明刘备称帝的合理性，诸葛亮不但动员谶纬星占学家出来讲话，而且亲自出来讲说谶纬。继杜琼、谯周等人上言之后，诸葛亮和太傅许靖、安汉将军麇竺、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柱、少府王谋等又上了一道奏章。奏章说：

    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今上无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群下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间黄龙现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孝经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黄龙现”，龙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又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伏于渊泉，晖景独耀，灵光彻天。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现，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昔周有乌鱼之瑞，成日休哉。二祖受命，《图》、《书》先着，以为征验。今上天告祥，群儒英俊，并起《河》、《洛》，孔子谶、记，成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祗降祚，圣姿硕茂，神武在躬，仁覆积德，爱人好士，是以四方归心焉。考省《灵图》、启发谶纬，神明之表，名讳昭着。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绍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仅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建立礼仪，择令辰，上尊号。

    这些从天命的角度拥戴刘备称帝的上表者，都是刘备集团中职位比较高的，可以视为诸葛亮为拥刘备称帝所推动的天命舆论，到此时达到了高潮。

    诸葛亮心中十分清楚，“天命在刘”的舆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拥戴刘备称帝这件事上，还有一些天命舆论以外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单靠讲天象、谶纬不能解决，还必须采取其他措施。

    比如，前部司马费诗不赞成刘备称帝。他给刘备上疏说：

    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

    费诗反对刘备称帝，完全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按照他的逻辑，曹氏逼主篡位，是汉之贼臣。刘备应先讨国贼，不应自立为帝，否则，便违背了讨贼的初衷。费诗思考问题的方式实在是失之于僵化。汉帝在位时，尽管他已经是徒有虚名，但毕竟还在形式上存在。此时称帝，显然是政治上的愚蠢之举。但是，曹丕已经把汉帝“请”下帝位，汉廷名实俱亡，在这种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形势下，仍恪守只讨贼、不称帝的原则，把讨贼与称帝对立起来，就不免表现为一种不合时宜的迂腐。晋代史学家习凿齿早就指出了这点，他说：

    夫创本之君，须大定而后正己，纂统之主，俟速建以系众心，是故惠公朝虏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举号，夫岂忘主邀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纠合义兵，将以讨贼。贼强祸大，主没国丧，二祖之庙，绝而不祀，苟非亲贤，孰能绍此？嗣祖配天，非咸阳之譬，杖正讨逆，何推让之有？于此时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杖顺进齐心，附逆者同惧，可谓暗惑矣。其黜降也宜哉！

    裴松之非常赞赏习凿齿对费诗的评论，认为在他所有的评论中，“唯此论最善”。

    费诗此类言论，对刘备这样讲信义观念根深蒂固的人影响是很大的。刘备就怕别人说他称帝是不义之举，所以，当群臣劝他即帝位时，他说什么也不肯答应。

    诸葛亮认为，像费诗这种不识时宜的僵化思想，不仅迂腐，而且对政治斗争有害，如果不严肃处理，便会使反对曹贼、兴复汉室的大业受到损害。所以，诸葛亮坚决地给费诗以降职处分，把他由州前部司马降为部永昌从事。也许有人会说，何以见得贬费诗之职的决定是诸葛亮而不是刘备作出的呢？陈寿在评论这件事时说：“以先主之广济，诸葛之准绳，诗吐直言，犹用陵迟，况庸后乎哉！”从这段话中，贬费诗似乎是刘备、诸葛亮两人的主张，但此时刘备对称帝的态度是犹豫的、暧昧的，而诸葛亮的态度则：是坚定的、明朗的。很明显，费诗的“忤指”，主要是忤了诸葛亮之旨。

    处理完费诗的问题，诸葛亮又找到刘备，对他说：“想当初，光武帝刘秀还未称帝时，他手下大将吴汉、耿弁等人都劝他即皇帝之位，但刘秀多次推辞。后来，大将耿纯对刘秀说：‘天下的英雄对您仰慕企盼，追随于您，就是希望您成就帝业后跟您享受富贵，如果您不听从他们的建议登位，他们就会离开您去另投新主，不再追随您了。’光武帝觉得耿纯的话讲得很深刻，便接受了众人的推举，登上帝位。”说到这里，诸葛亮口锋一转，继续说道：“如今，曹丕已经取代了汉帝，天下无主，而您是汉室后裔，续汉而起，登上帝位，是完全正当的。再说，士大夫们长期追随于您，艰辛劳苦也不畏惧，就是想建功立业，享受富贵。如果您不称帝，一些人也会像耿纯所说的那样，离您而去，另投新主。”

    诸葛亮这一番话，利用历史的经验，指出刘备称帝对于团结众人、完成大业的重要性。刘备恍然大悟，才决定接受群臣的拥立。

    公元221年四月初六，成都武担山之南，一个隆重的登极仪式在这里举行。刘备在百官的陪同下，走上神坛，接受了皇帝的玺绶。坛下，山呼万岁之声，伴随着燃烧玉器、绢帛、牺牲而冒出的滚滚浓烟冲上天际。

    从此，刘备便由汉中王变成了蜀汉皇帝。三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年号：章武。

    诸葛亮被任为蜀汉丞相。

    蜀汉王朝的建立，是与曹魏斗争的需要，是刘备、诸葛亮实现复兴汉室的需要，是诸葛亮一系列艰苦努力的结果。

    刘备是蜀汉政权的开朝皇帝，诸葛亮是蜀汉政权的开国丞相。

    二

    中国封建皇帝登位，大多都要行燔瘗之礼。

    把祭品放到木柴堆上燃烧，使烟气升上天空，就是燔礼；把祭品埋入土中，就是瘗礼。燔瘗之礼，是人祭告天地神祗的一种仪式，但实质上是要昭告天下，让世间的人知道。当刘备行完燔瘗之礼后，蜀汉建国的消息就被天下人知道了。

    刘备称帝以后，第一件大事该做什么？这是当时许多人都关心、猜测的问题。

    魏文帝曹丕把众臣召集起来，让他们讨论一个问题：刘备称帝以后，还会出兵攻打孙吴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蜀不过是个弹丸小国，名将只有关羽。荆州之失，关羽身死军灭，蜀国一片忧惧，绝无再次对吴用兵之理。侍中刘晔却与众不同，他认为蜀国一定要出兵攻打吴国，理由是：“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无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事实的发展证实了曹魏大部分臣子的猜测是错误的。

    但是，假如我们不知道以后的事实，我们在思考刘备是否应该伐吴这个问题上，可能也会同意曹魏群臣的意见。因为刘备伐吴，存在着许多有利于吴而不利于蜀的条件。

    孙吴新得荆州，据有荆、扬、交三州，地广兵众。

    孙吴全歼荆州关羽军队，得胜之兵，士气正盛，斗志正旺。

    孙吴向曹魏称臣，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迁都武昌（治今湖北鄂州），孙权亲自坐镇荆州，显然作出尽全力保卫荆州的架式。

    孙吴人才济济，文武满朝。都尉赵咨出使曹魏，魏文帝问他：“像你这样的人吴国有多少？”赵咨答：“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这虽是外交辞令，但却反映了吴国不乏人才的事实。

    蜀汉方面则不然。

    荆州关羽军的失败，不仅使刘备失去了一名匹敌万人的勇将和数万军队，而且也失去了跨有荆、益的大好局面，只剩下益州一地了。

    荆州的丢失，又引起了孟达叛变、汉水复塞等连锁反应。关羽攻不下襄樊，又得知江陵失守，急忙丢下襄樊，回军援救，他不但自己回军，还招呼刘封、孟达等人同往。刘封、孟达对收复荆州已经失去信心，又担心离开房陵、上庸、西城，会使三地得而复失，因此没有出兵援助关羽。刘封、孟达的行为，并不是违背刘备调度的大罪，所以刘备对他们只是心中不满，并未对他们采取惩治措施。但孟达深知关羽与刘备的关系，当他知道关羽兵败身死后，总担心刘备会怪罪自己。恰在这时，身为副军将军的刘封又与孟达起了矛盾，二人忿争不和，刘封甚至将孟达的仪仗鼓吹夺走。孟达既怨刘备委屈了自己，又恨刘封欺凌自己，一气之下，便投降了曹操。临走之前，孟达还给刘备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趋。臣委质以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已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亡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巨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

    孟达这封信，充满了委屈、怨恨之情。他认为自己是为帮助刘备完成大业而委质追随的，而刘封这样的元功巨勋之人却这样逼凌自己。荆州失败，关羽地失人亡，自己却保住了房陵、上庸。立有这样的大功，不但没有受奖赏，反而被怨恨，因而感到委屈。因此，他要“请命乞身，自放于外”了。

    孟达将自己“自放”于曹魏一边，魏文帝曹丕任他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其为平阳亭侯。魏文帝又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为新城郡，让孟达兼任新城太守，并派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等与孟达一起袭击刘封。西城太守申仪本为魏将，见魏兵已临城下，便背叛蜀汉。刘封经不住内外夹击，弃城退回汉中。至此，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复为曹魏所有，刘备集团打通的汉水复又阻塞。

    荆州失败后，刘备集团不但接连失地，而且也接连失人。

    以奇画策算着称的智囊人物法正，在刘备汉中称王的第二年就去逝了，时年四十五岁。法正是个为刘备集团立下大功的人，刘备入川，他起了劝说推动的作用；夺取汉中，他是第一线的军师。在攻打汉中时，有一次战斗非常激烈，按当时情况，刘备应暂时撤退。但当时刘备正在火头上，说什么也不退，谁也劝说不了。当时敌方矢下如雨，十分危险。法正见状，便站到了刘备的前面。急得刘备叫着法正的字说：“孝直避箭。”法正却说：“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刘备立刻明白了，法正是用这种方法提醒自己所处的险境，批评自己冒险蛮干，于是就说：“孝直，吾与汝俱去！”说完，便与法正一同撤下来。一想到这些，刘备对法正的死去感到更加伤心，一连哭了好几天。

    五虎将之一的黄忠也与法正同一年去逝。黄忠自刘备取荆州南三郡时便开始加入刘备集团，又同刘备一起进入四川。在攻打刘璋的时候，黄忠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夺取汉中之役，黄忠劝率士卒，在定军山力斩曹军大将夏侯渊。刘备汉中称王后，任黄忠为后将军，赐爵关内侯，与关羽等地位相当。刘备料定关羽不肯与黄忠同列，专门派费诗去说服关羽。关羽果然不服，费诗便说：“自古建立帝王大业的人，在用人方面是不拘一格的。古时萧何、曹参与高祖刘邦乃布衣之交，而陈平、韩信归附刘邦是后来的事。但后来排列官位次序时，却以韩信为先，萧、曹二人也无怨言。如今，黄忠因定军山立功，被主公提拔，但在主公内心情义的天平上，黄忠怎能和您相比！况且主公与您，犹如一体，同休等戚，祸福与共，您不该过分计较官号高低、俸禄多少。我只是个使者，如果您实在不愿意，我也只好返回复命，但恐怕您将来会后悔啊！”关羽听了这番话才表示接受。费诗此行，是刘备所派；费诗之言，为刘备之意。他并不因关羽不高兴而改变对黄忠的提拔，可见黄忠对刘备也很重要。黄忠的去世，也是刘备集团的一大损失。

    就在刘备准备起兵伐吴的时候，又传来了张飞被部下暗杀的消息。张飞雄壮威猛，仅次于关羽，曹魏的谋臣程昱等人都说张飞、关羽二人有万夫不当之勇。关羽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张飞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因此，刘备常告诫张飞说：“你使用刑罚杀戮过分，还天天鞭打勇健的随从，却让他们在左右服侍，这可是取祸之道啊！”但张飞仍不改正。后来，张飞的部下张达、范强二人果然杀了张飞，拿了他的首级投奔孙权去了。张飞的死，又使刘备的五虎将减了一员。

    除了地盘缩小、兵损将亡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削弱着刘备伐吴的力量。

    一个因素是内部对于伐吴意见有分歧。在刘备集团内部，很早就存在着与“隆中对”意见有所不同的另一派主张。早在建安十六年（221），庞统就对刘备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法正也主张凭借益州以成大事，他对刘备说：“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庞统、法正等人在替刘备规划总方针时，从不提及荆州，庞统甚至连荆州在经济上的地位也加以否定。他们的主张是“蚕食雍、凉”，占领关中，出潼关以争天下。庞统、法正在刘备欲大举伐吴时虽已故去，但他们的主张并没有消声匿迹，赵云就主张不要东征孙吴。他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益州学士秦宓也劝刘备说，此时征吴，“天时必无其利”。群臣意见不一，就很难做到群策群力，即使勉强跟随伐吴，也很难一心对敌。所以，刘备征吴，并没有让赵云参加，而是把他留在江州（治今重庆市）。刘备的五虎将，赵云是仍然活着的两人中的一个，却被留在后方，未能参加伐吴。

    另一个因素是刘备受到外交政策的牵制。刘备一向是以反曹兴汉为纲领的，这就决定了他在对付孙吴的同时，还要拿出一部分兵力去防备曹魏。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刘备取得益州以后，荆州成为孙权用全力来攻，刘备不能用全力来守的局面。”这是说的荆州未失守时的情况。荆州丢失后，孙吴倾全力防守，蜀汉能不能倾全力来攻呢？同样不能。为了占领雍、凉，确保将来以此地进兵关中，刘备任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把他放在西北。刘备这样安排，就是因为马超“信着北土，威武并昭”，让他在这里“明宣朝化，怀保远迩，肃慎赏罚，以笃汉祜”。五虎上将在世者，赵云留在江州，马超因对付曹魏而远在西北，竟没有一人随军伐吴。还有一名战将魏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早年随刘备人蜀，数有战功。刘备取汉中后，超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魏延向刘备表示：“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这样一名战将，为了防备曹魏进攻，也被留在了汉中。

    荆州丢失，损兵折将，猛将辞世，智臣归天，意见不一，力量分散，这些都对刘备东征伐吴极其不利。然而，这些不利并没有使刘备放弃东征。蜀汉章武元年（221）七月，即登上帝位三个月后，刘备便率军沿江而下，讨伐东吴。

    是什么原因使刘备这样不顾利害，毅然决然率兵东下呢？

    从古至今，许多人都认为是刘备欲为关羽报仇，是忿而伐吴。

    当时人魏国的刘晔说，刘备东征，是为关羽死而兴兵报仇。

    南宋学者陈亮说：“（关）羽既就戮，（刘）备不胜忿，遂大举以求复其仇；而不知魏者国家之深仇，非特一关羽之比，吴者一家之私忿，犹有唇齿之援也。”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说，刘备“即位三月，急举伐吴之师，……而急修关羽之怨，淫兵以逞，岂祖宗百世之仇，不敌一将之私忿乎”？

    现代也有这样的看法：“刘备对于诸葛亮的联吴外交，始终不大重视”，“当荆州失守，关羽被害之后，他忿而伐吴”。

    上述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刘备与关羽，情同手足，恩若兄弟。在稠人广座之中，关羽能在刘备旁侍立终日，他随刘备周旋，“不避艰险”。对于关羽的死，刘备不为之动情是不可能的。

    但说刘备为一将之私忿，动数万大兵，是一个凭意气用事的人，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且不说后人，就是当时的人，对他才略的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曹操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指刘备）与操耳。本初（指袁绍）之徒，不足数也。”

    魏国程昱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

    贾诩说：“刘备有雄才。”

    刘晔说：“刘备，人杰也。”

    吴国鲁肃说：“刘备天下枭雄。”

    蜀国刘巴说：“（刘）备，雄人也。”

    英雄、雄才、人杰、枭雄等评价，说明刘备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像伐吴这样的大事，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仅凭一股怒气是不可能轻易决定的。更何况刘备伐吴时，已是一个六十二岁的政治家，说他一怒而率兵东征，未必可信。再有，刘备大举伐吴时，离关羽丧败已有一年半了，因此不能说是忿兵。

    那么，促使刘备大举伐吴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让我们重温一下诸葛亮的“隆中对”：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是诸葛亮“隆中对”中最为重要的一段话。其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了要达到恢复汉室、实现统一的最终政治目的，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夺取荆、益二州为根据地，改革内政，外结孙吴，积蓄经济和军事实力；第二步待时机到来，一路从荆州向洛阳，一路从汉中出潼关，以钳形攻势争夺中原。可以说，这是刘备集团进行政治、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是刘备集团根本的战略方针。

    荆州的丢失，使刘备集团这个根本战略方针的进一步贯彻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很显然，钳形攻势的一只钳臂被折断了，如果要继续贯彻“隆中对”两路夹攻中原的战略方针，就必须夺回荆州，重新恢复这只被折断的钳臂，否则，就只有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

    刘备从来就没打算过放弃荆州。在某种意义上说，荆州是他事业的转折点，是他事业腾飞的起点。荆州给了他诸葛亮、庞统这样的良辅，荆州给了他与孙吴联合的资本，荆州给了他借以发展力量的第一块基地。

    刘备从来就没打算过放弃荆州。这里有他付出的心血和代价。为了在荆州立足，他曾与孙吴联合对曹兵浴血奋战；为了在荆州立足，他曾冒险只身前去孙吴；为了在荆州立足，他曾花费极大的精力，一次又一次与孙吴平衡双方在荆州的利益与均势；为了在荆州立足，他甚至错过了争夺关陇地区的好时机。

    刘备从来没打算过改变“隆中对”战略方针。自从遇到诸葛亮以后，自从以“隆中对”作为政治、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以来，刘备感到自己的行动自觉性多了，计划性多了，成功的多了。他从未怀疑过“隆中对”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刘备的心情如此，诸葛亮呢？

    史书对诸葛亮是赞成伐吴夺回荆州还是反对没有明确记载，因此，很多人从伐吴失败的后果出发，认为诸葛亮当初是反对伐吴的。

    清人黄恩彤说：“外结孙权，隆中之对早策及此矣，乃荆州之失，伐吴之举，顿与初策相左，当亦武侯所扼腕太息者也。”

    有人说刘备伐吴是“拒绝诸葛亮的劝告”，“是他的独断专行”。

    有一首诗说：“刘备无远识，关张短乾坤，自坏联吴策，统一志难伸。”也责备刘备没有政治远见，不该发动夷陵之战，破坏了诸葛亮的联吴政策。

    还有人认为，诸葛亮是主张把为汉献帝复仇作为第一要务，暂缓伐吴的。但他看到刘备正在盛怒之际，再加上胞兄诸葛瑾在东吴做官，曾给刘备写信劝他勿与吴为敌，为了避嫌，不敢直言极谏，只好缄口不言，始终没有发表过主和或者主战的言论。

    诸葛亮的确主张东联孙吴，而且还是联吴抗曹的实践者。但是，主张联吴就不支持刘备伐吴吗？诸葛亮提出的东联孙吴，是为刘备集团制定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从属于整个政略方针的，而实现统一、兴复汉室是根本政略，联吴不过是实现根本政略的一种手段。从“隆中对”的观点出发，如果不夺回两大战略据点之一的荆州，统一的事业就无法完成，联吴也就失去其应有的意义。这和东征孙吴以前，刘备既要联合孙吴又要同孙吴进行荆州之争是一样的道理。

    东征孙吴对于蜀国来说是件大事。在这件大事面前，蜀国内部有过激烈的争论。做为蜀国主要决策者之一的诸葛亮不表示自己的态度是不可能的。

    诸葛亮是赞成刘备东征孙吴的。我们这样说，主要有以下四点理由。

    第一，诸葛亮是“隆中对”战略方针的制定者，荆州的丢失，使“隆中对”战略方针受挫。这是“隆中对”方针取得重大进展情况下首次遇到的挫折。由于在此以前，“隆中对”的贯彻取得了跨有荆益、打通汉水、兵逼襄樊的辉煌成果，首次受挫并未引起诸葛亮对“隆中对”本身的缺陷做深入思考。诸葛亮对“隆中对”的正确性没有怀疑，按照他的个性，不会因为初次受挫而放弃对“隆中对”战略方针的贯彻。

    第二，从史籍里看不见有诸葛亮反对伐吴或在伐吴失败前修改既定方针的记载。从事实发展角度看，反对伐吴的主张是正确的，赵云、秦宓、黄权三个人，一个从政治角度反对伐吴，一个从天象角度阻止东征，一个从军事角度劝谏刘备，史书都给予明确记载。如果诸葛亮也反对伐吴，史家一定会大书特书的。

    第三，在伐吴战争失败以后，诸葛亮忽然提起了法正。他说：“法孝直（法正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诸葛亮这个感慨，非常值得玩味。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经过夷陵之败的惨痛教训，诸葛亮开始对“隆中对”的错误因素真正醒悟，并承认法正提出的路线是正确的。另一层意思是，他对夷陵之战的失败，荆州彻底丧失，仍带有惋惜的余意，而且还有责怪刘备指挥失当，以致造成败局的味道。

    第四，诸葛亮在蜀汉决定伐吴时，以为是会胜利，至少会像三分荆州那样获得双方的妥协，而完全没有料到会有惨败的结局。他在《后出师表》中曾说：“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其中的“秭归蹉跌”，就是指夷陵惨败。正因为诸葛亮认为伐吴符合“隆中对”的战略方针，对伐吴是赞成的，而且预料伐吴不会失败，所以，在回忆夷陵兵败时，说了内心话：“难可逆见”。

    急于夺回荆州，重新配置进攻中原的双钳，使“隆中对”的战略方针排除阻力，继续贯彻，是诸葛亮与刘备的共同心态。这种共同心态，决定了他们在伐吴问题上的共同态度。

    刘备与诸葛亮，一个是蜀汉帝国的君主，一个是蜀汉帝国的丞相。两个最高决策者的态度如此，其他人的阻拦劝谏能起多大作用呢？看来，蜀汉对于失去的荆州是非要夺回来不可了。

    然而，刘备、诸葛亮在下决心夺回荆州时，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孙吴方面力保荆州不失的决心。

    翻开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荆州的绝大部分版图都在今天湖北、湖南两省境内。荆州的州治江陵，就在今湖北沙市西北的长江边上。而孙吴的首都建邺，即今天的江苏南京，也在长江之滨，地处荆州下游。天时、地利、人和是古代军事家欲求制胜的三大因素，其中地利的因素不可忽视。对于孙权来说，处在上游的刘备既是盟友，也是一柄不知什么时候就劈下来的宝剑。没有荆州，孙权西部虽有门户，但钥匙却不在自己手里，孙吴没有安全感。

    孙吴所占的江东地区，只有江浙一带还算富庶，其他地方在当时尚未开发，经济十分落后。而当时的荆州，土地肥沃，士民殷富，有了它，就可以使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经济角度讲，孙吴也需要得到荆州。

    孙吴所在的江东地区，北有强大的曹魏，就实力对比而言，向北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只有向西发展，占领荆州，才有可能全据长江天险，北拒曹魏。

    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强弱，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安危，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存亡。

    荆州对下游南京的重要，东晋人何充有一段话说得非常精彩。他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

    荆州对孙吴如此重要，所以，争夺荆州是吴国政略和战略的基本方针。

    早在建安五年（200）十月，比“隆中对”还早七年的时候，鲁肃便向孙权进献“鼎足江东”之策。他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唯有“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竞长江所及，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建安十三年，鲁肃又对孙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同年，大将甘宁也向孙权说：“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指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赤壁之战后，周瑜曾向孙权密献计说：“今曹操新折助，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指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碱操，北方可图也。”

    吕蒙接任鲁肃之职后，也主张夺取荆州，“全据长江”，派一支兵驻江陵，一支兵驻白帝，他自己进据襄阳，以争中原。

    直至孙吴后期，名将陆逊及其儿子陆抗，仍然坚持争夺荆州的战略方针。吴凤凰三年（274），陆抗临卒前上疏说：“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

    从上述一系列言论中可知，孙吴军政最高层主要决策人物及有眼光的战略家，如周瑜、鲁肃、甘宁、吕蒙、陆逊、陆抗等人都把荆州看作是吴国生存与发展的命脉。

    蜀汉对荆州是势在必夺，孙吴对荆州则势在必保。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吴、蜀双方对荆州势在必争，然而胜者只能有一个。

    究竟是谁胜谁败呢？

    三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不同的理论。

    “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这是从政治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这是从军事力量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这是从经济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是从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孙、刘夷陵之战，双方都是为了巩固与扩大封建割据地域和进一步实现统一，因而从战争性质考察双方的胜负意义不大。对双方胜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外交政策等因素，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对双方情况做一考察。

    先看政治方面。

    夷陵之战时，孙氏在江东的统治已经经历了三世，如果从孙坚任长沙太守时算起，已有三十二年的历史；从孙策夺取会稽等五郡时算，有二十五年；从孙权开始执政时算也有二十二年了。早在黄巾起义时，孙坚就在淮水、泗水一带招募精兵，“合干许人”，乘镇压黄巾起义之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以后又被任为长沙太守，为孙氏割据江南奠定了基础。

    孙坚死后，他的儿子孙策继承了其父的事业。孙策童年时，便与庐江舒县（治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周瑜有“总角之好”，“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升堂拜母，有无相通”。孙策进兵江东，周瑜带兵加入孙策的队伍。后来，两个人分别娶了乔公两个漂亮女儿，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成了连襟。彭城人张昭，自幼好学，少年时便在当地出名。汉末大乱，张昭避乱渡江，来到江东。当时正值孙策创业，便任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并升堂拜张昭母，与张昭“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全部交给他办。张昭常常接到北方士大夫写来的书信，信中把治理江东的成绩归于张昭身上，对他大加赞美。这使张昭感到很为难：如果保持沉默，不把书信内容报告给孙策，则害怕别人误认为自己与北方有暗中来往；报告给孙策吧，又怕信中内容不合时宜。孙策知道后，笑着说：“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齐国官员请示事情时，齐桓公总是说去问仲父，去问仲父。如此，齐桓公不但威信未减，反而受到霸主们的尊崇。如今张昭贤能，我能使用他，他所建立的功名岂不归我了吗？”东莱黄县（治今山东龙口东南）人太史慈，在扬州刺史刘繇手下为将。孙策进击刘繇，太史慈曾在神亭（今江苏金坛西北）与孙策对战。孙策一枪刺中太史慈坐骑，又顺手摘下他脖子后面的手戟，太史慈也摘下了孙策的头盔。后来，刘繇战败，太史慈被孙策活捉。孙策亲自为他解缚，拉着他的手说：“还记得神亭我俩恶斗之事吗？那时候你捉到我会怎样呢？”太史慈说：“那很难说呀！”孙策哈哈大笑，深爱太史慈的直率，说：“今天我当请你共成大事。”后来，刘繇逃往豫章，他手下还有万余人未有所附，太史慈便要求前去招抚。孙策手下人都认为，太史慈是刘繇旧部，此去一定不会再回来了。孙策却对太史慈深表信任，亲自为他设宴饯行，并拉着他的手腕问道：“何时能还？”太史慈说：“不过六十日。”后来，太史慈果如期而返。

    孙策对周瑜、张昭、太史慈等人的做法，反映了他在团结士人、取得他们的支持方面确有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在他身边聚集了周瑜、张昭、太史慈、程普、韩当、黄盖、蒋钦、周泰、陈武、董袭、凌操等一大批江南江北士人。史载孙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

    孙权继承兄孙策之业，在团结士人方面更超过了他的父兄。

    首先，孙权爱才爱得深切，爱得感人。最突出的就是他对待吕蒙的事例。当吕蒙病重时，孙权派人把他接人自己宫中住下，采用一切方法为他治疗救护。又向全国通告，有能治愈吕蒙之病者，赏金一千。每当医生在吕蒙身上针刺治疗时，孙权便为之惨戚。他想常常看看吕蒙的病情，又怕过多地打扰他使其劳累，便在墙上挖个小洞，从洞中偷偷观看。当他看到吕蒙稍微能吃东西时就感到欢喜，如果看到吕蒙病重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吕蒙的病情曾一度好转，孙权为此专门发布大赦令，当吕蒙病情加重时，孙权亲自到病床前探视，还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吕蒙祈祷。当吕蒙病故时，孙权特别悲伤，为之削减膳食，停止音乐。当然，吕蒙受此待遇，与他所立功劳有关，但孙权的表现，也不能不使其他人感动，从而激励他们为孙吴政权尽忠竭诚。

    第二，孙权在团结士人方面，范围也比其父兄广。孙坚起家长沙，在北方征战，他所依仗者，多为淮、泗地区的人士。孙策依靠淮、泗人士进兵江东，还没来得及对江东人士进行笼络便死去了。孙权即位后，除了一方面坚决依靠父兄所留下的淮、泗人士外，还对江东士人进行了广泛的团结。吴郡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顾雍，被孙权任为大理、奉常，领尚书令。孙权又派人把他的母亲接来，“亲拜其母于庭，公卿大臣毕会”，并把孙策的女儿嫁给顾雍的儿子。吴县陆氏也是江东大族，陆逊年轻时就受孙权重用，并娶孙策的女儿为妻。陆逊有大功于孙吴，孙权对他也非常信任。史书记载，蜀汉刘禅即位后，诸葛亮辅政，与孙吴连合，“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陆氏一族，在孙权时有二人为相，五人封侯，十余人为将军，可见他们在孙吴政权中的位置。吴县人朱桓，在任前将军时，因与督将发生矛盾，滥杀部下，又假托是因狂病发作。孙权明知是假，却以假作真，让其子朱异领其部曲，令医生对他看护诊治，用这种方法让他摆脱罪责。顾、陆、朱、张是江东的着名姓族，孙权对他们的信任和依靠当时人是有目共睹的。孙吴后期，陆凯上书给孙皓说：“先帝（指孙权）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第三，孙权为了进一步获得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的支持，还实行世袭领兵制和给客制。简单地说，领兵制度就是将领对自己的士兵可以世代领有。如陆抗从父亲陆逊那里继承了统帅其数干部曲的权力，陆抗死后，他的数万部曲又由其五个儿子分领。给客制就是把大批佃客分赐给军队将领。例如，孙权赐给吕蒙“寻阳屯田六百户，官属三十人”。又如陈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关于孙吴的领兵制和给客制，着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写过一篇专门研究的论文《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文中说：“孙氏建立了宗族间分配利益的领兵与复客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分封制度。孙氏统治集团以若干大族与将领为代表拥有世袭的军队，占有巨大数字的田客与土地，有的还享有食邑与委任食邑长官的权力；这样就构成南方大族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特权。”

    投桃报李。孙吴政权对南北士族中出类拔萃者所给予的种种恩赏和实惠，自然得到了回报。考察《三国志·吴书》，除孙氏宗室以外，立有专传的共五十九人，其中北方籍二十五人，南方籍三十四人，可见孙吴政权是得到南北大地主阶级的拥护的。孙权手下，“异人辐辏，猛士如林”，这是孙吴统治集团内部团结的时期，是孙吴政治稳定的时期。

    我们再来看看蜀国的情况。

    刘备进入成都后，法正曾对诸葛亮说：“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法正在这里，提出一个“客主”概念。刘备是被刘璋请人益州，后来反客为主的。刘备占领益州前，刘璋及其旧属是益州的主人，刘备占领益州，反客为主，但由于刘璋属下大部分人的加人，刘备集团的主客区分依然存在。为了使两部分人团结协调起来，刘备、诸葛亮做了许多工作。在《互相关联的三步棋》一节中，我们曾讲过诸葛亮在马超、刘巴、董和等人的问题上所做的努力，除此三人外，还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刘备集团为协调客主关系所做的努力。

    第一件事是启用许靖。许靖字文休，是汝南平舆（治今河南平舆西北）人。许靖与堂弟许劭“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因而很多人都希望通过他的品评，来提高自己的身价，可见汉末许靖在北方士人中影响之大。董卓之乱后，许靖避乱于扬州，依附会稽太守王朗。孙策进兵江东，许靖又逃到交州，后又应刘璋之招进入益州，被任为巴郡、广汉太守等职。荆州大学者宋忠听说许靖到了益州，写信给蜀郡太守王商说：“文休倜傥瑰玮，有当世之具，足下当以为指南。”可见许靖在当时的声望之高。建安十九年，刘备围困成都，当时许靖任蜀郡太守，曾谋划出城投降，由于机密泄露，谋划未遂。刘璋因为危亡在即，也宽容了他。刘备占领益州后，因为许靖对主不忠，不想任用他。法正对刘备说：“当然，许靖是那种获得虚名而没有实际才德的人。但是，主公现在刚开始创建大业，不可能挨家挨户地去向天下人说明为什么不启用许靖。而许靖的虚名，早已在各地传播，如果对他不礼貌优待，天下的人会因此认为主公不尊重贤才。所以，您应当对他表示敬重，这就像从前燕昭王善待郭隗而得天下贤人的心一样啊。”刘备认为法正说得很有道理，便让许靖任左将军长史、太傅、司徒等职，诸葛亮等人也“皆为之拜”。许靖不但是名士，又早入益州依附刘璋，显然属于法正所说的“主”的范围。重用许靖，就能在刘璋旧部中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件事是刘备娶吴氏为妻。吴氏是吴壹的妹妹。吴壹是陈留（治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其父与刘焉有旧交，因此，在刘焉入蜀时，吴氏举家跟随。后来，吴壹的妹妹嫁给了刘焉的儿子刘瑁为妻。不料刘瑁早逝，吴氏长期寡居。刘备进入益州后，孙夫人离开他返回东吴，群下多劝刘备聘娶吴氏。刘备娶寡居的吴氏，不但解决了自己的家室问题，更对协调新占益州后的“客主”关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这件事，刘备的心情是复杂的，从政治角度看，刘备显然愿意成就这门亲事，但从礼法角度，刘备又对这门亲事心存顾虑。吴氏是刘焉的儿媳，自己与刘焉又是同宗，娶宗族中的寡妻，别人将会怎么说呢？

    法正看出了刘备的心思，便对他说：“主公知道春秋时的子圉吧？”“是晋文公的侄子子圉吗？”刘备问道。“正是他。”法正说：“他在秦国作人质时娶秦国女人为妻。后来他自己回到晋国，秦国又把他的妻子嫁给晋文公。晋文公与子圉是叔侄，尚且娶了他的妻子，您与刘瑁的关系，近得过晋文公与子圉吗？”一番话说得刘备消除了顾虑，便娶了吴氏为夫人。对于这件事，晋代史学家习凿齿颇有看法，他说：

    夫婚姻，人伦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犹不可以无礼，而况人君乎？晋文废礼行权，以济其业，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从之，将夺其国，何有于妻”，非无故而违礼教者也。今先主无权事之逼，而引前失以为譬，非导其君以尧、舜之道者。先主从之，过矣。

    习凿齿显然忽视了刘备与吴氏婚姻的政治因素，当时刘备为益州新主人，与以前的旧主人搞好关系，协调一致，是关系到刘备集团能否在益州立足生存发展的大问题。联系到吴氏在益州的根基，不难看出刘备与吴氏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协调“客主”关系的政治目的的，怎能说是“无权事之逼呢？”

    由于刘备集团的种种努力，蜀汉政权的政治面貌也有一番新气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

    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竟劝。

    诸葛亮又以“严刑峻法”打击“专权自恣”的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使得刘备集团不仅能初步取得益州士人和外来势力的拥护，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朝气蓬勃的。

    但是，蜀国毕竟立国不久，从刘备取益州算起，到伐吴只有八年；从取汉中算起也只有三年多，与东吴三世三十多年的历史相比，显然相差甚远。由于蜀汉立国短暂，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来不及彻底解决，有些问题甚至还没有开始解决，比如“南中”的少数民族问题等。这样，蜀汉政权的统治根基不如孙吴稳固。

    再看经济方面。

    孙权曾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于心。”这句话反映了孙权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建安八年，陆逊二十一岁时出任孙权海昌县（治今浙江海宁西南）屯田都尉，可见在孙权统治初期，吴国就已有民屯。孙吴前期，颇能注意人民的疾苦。孙策时，“军士奉令，不敢掳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鲁肃“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建安二十四年大疫，孙权下令尽免荆州百姓租税。这些作法都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

    孙吴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手工业也有很大进展。冶铁方面，吴国在有铁的郡县都设置冶令或冶丞，管理冶铁生产。《太平御览》卷四一五引《纪闻》讲了这样一个传说：孙吴宣城郡青阳县（治今安徽青阳）有梅根冶所。那里有个孝女李娥庙，其周围林木秀茂，周围十里，土人不敢樵采，敬而事之。据说李娥的父亲在孙权时为铁官，为吴国铸造兵器。有一次，炉里的铁水怎么也流不出来，“时吴方草创，法令至严，诸耗折官物十万即坐斩，倍又没人其家”，而李娥父所损耗的远远超过这个数量。十五岁的李娥十分痛心，一头扎进炉中。只见铁水沸涌溢出炉口，只有李娥的鞋浮出，而其身却已溶化。铁水流成沟渠，“泉注二十里，人于江水，其所收金几亿万斤，沟渠中铁至今仍存。故吴俗每冶铜铁，必先为娥立祠，享而祈福”。这个传说，反映出宣城一带不仅有冶炼场，还形成了自己的行业神，可见冶铁业之发达。宣城以外，都城建邺、武昌等地也有冶铁场所的记载。孙吴的造船业也很发达，据史书记载，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孙权之所以命名这艘大船为“长安”，可能与另一艘破败的大船有关。孙权曾在武昌造过一艘名为“大舡”的大船，能容战士三千人。孙权曾与群臣一起在江中试乘此船，“值风起，至樊口十里余便败，故名其处为败舶湾也”。吴国能在武昌一地接连造出容纳三千人的大船，可见其造船业的水平。此外，孙吴的制瓷业、制盐业、纺织业也见于史书记载。

    蜀汉方面，刘备、诸葛亮等人也对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刘备占领益州后，有的人提出把成都城中的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给诸将。赵云不同意这样做，他说：“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他认为“益州人民，初罹兵革”，需要休养生息，应将田宅及荒地归还百姓，让他们“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赵云的主张立即得到了刘备的支持和采纳。诸葛亮也主张：“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安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蜀国的赋调是较轻的。诸葛亮出祁山北伐，“祁山万户，出租五百石供军”。万户出租五百石，每户出租五升，这在当时三国中是较轻的。这还是蜀国后期的情况，在蜀国初建草创时，百姓的赋税负担更不会重。

    除注重农业生产外，刘备初占益州时，还采用其他一些措施恢复经济。当时刘备的财政紧张，军用不足，便采用刘巴建议，“铸直百钱，平抑物价，令吏为官市”，“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在手工业方面，刘备集团也设置了专门负责机构。如制盐业，刘备取益州之后，“置盐府较尉，较盐铁之利”。盐府，即专门管理盐业生产和销售的机构，司盐校尉即盐府的长官。刘备曾以刘璋的旧部王连任司盐校尉。王连是盐府长官中颇有成绩者，他任职以后，“利人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若吕、杜祺、刘干等，终皆至大官，自连所拔也”，真是国财、人才双丰收。再如冶铁业，刘备取益州后，还设置了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蜀郡成都人张裔曾任此职。在益州各地，有许多冶铁场所。据陶弘景《刀剑录》记载：“蜀主刘备，章武元年辛丑，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一备自佩，一与太子，一与梁王理，一与鲁王永，一与诸葛亮，二与张飞、关羽，一与赵云。”可见金牛山是蜀汉初期重要的冶铁场所之一。

    以上是吴、蜀两国在经济方面各自进行的努力。就主观努力而言，双方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发展生产的措施，似难分出优劣。但是，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效，总是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的，都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就经济上的客观条件而言，吴国要优于蜀国。吴、蜀夷陵之战前，吴国据有扬、荆、交三州。特别是荆、扬二二州，湖河纵横，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从东汉以来，南方落后的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人口增长很快，扬州从三百二十多万增加到四百三十多万，荆州从三百五十多万增加到六百二十多万。再加上东汉末年的战乱主要在北方，对江南的破坏较小，而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更促进了南方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鲁肃说：“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周瑜说：“（江东六郡）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荆州也：是“沃野万里，士民殷富”，“以田以渔，徐粟红腐，年谷丰夥。江湖之中，无劫掠之寇；沅湘之间，无攘窃之民”。这些说法都反映了荆扬地区的富庶。而刘备所据有的益州，虽有“天府之国”之称，但比起荆、扬来只是一州之富，而且这一州之富在当时也仅限于巴、蜀地区，“南中”还未开发，刘备虽在那里设床降都督，但那里的少数民族并未臣服。汉中虽然富庶，但曹操降服张鲁后就迁汉中数万户居民充实长安及三辅。与刘备争汉中失利后，为防止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曹操又令张既到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这两次徙民，对汉中具有破坏性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恢复。因此，就经济实力说，吴国方面也具有优势。

    吴、蜀两国的军事比较，我们在下一节将要详谈，这里只谈一个问题。兵和武器是战争的两个基本“硬件”，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在古代社会，在冷兵器时代，兵的众寡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军事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而兵和民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密切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兵来自于民，民众的数量制约着兵众的数量。小池塘里长不出吞舟大鲸，因为它的水量是有限的；小国家里不会有百万雄兵，因为它的民众是有限的。在封建割据时代，在封建兼并战争中，小国寡民常常不是万乘大国的对手，道理就在这里。第二，不仅军队的绝对数量受民众数量的制约，军队的相对数量也受民众数量的影响。兵是靠民养活的，所以，兵和民之间要有适当的比例，超过这个比例，就会使百姓负担加重，民怨沸腾，矛盾激化。

    人口的多寡关系到军力的强弱。吴、蜀两国的人口状况如何呢？

    《晋书·地理志序》载：“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其户二十万，男女人口九十万。”章武元年（221）即刘备建汉东征孙吴当年，这是史籍上夷陵之战前关于蜀国人口的明确记载。

    吴国当年人口史无明文，距离夷陵之战时间最近的记载是孙权赤乌五年（242），《晋书·地理志序》记吴有户约五十二万，男女人口约二百三十万。夷陵之战前后，正是孙吴强盛时期，户数和人口数不会少于赤乌五年。

    二百三十万比九十万，优势的天平向孙吴一方倾斜。

    最后看看两国的外交。

    有论者说，孙权的灵活的外交政策，显示了他一流的外交水平。这的确是中肯之论。自从孙权决心武力夺回荆州之时起，就准备着应付刘备的大规模反攻。他一方面进行军事方面的准备，另一方面争取外交上的主动。本来，孙权是与刘备联合抗曹操的盟友，但当他乘机夺回荆州时，却给曹操上书“乞以讨羽自效”。取得荆州后，孙权立即派校尉梁寓向曹操进贡，并送还被俘魏将朱光等人，甚至向曹操上书称臣，劝其代汉。黄初元年（220）七月，孙权又遣使向即将代汉的曹丕进贡。黄初二年八月，他又向魏卑辞奉章，俯首称臣，并送还魏降将于禁等人。

    作为一国之主，向别人俯首称臣是痛苦的，他所要付出的，绝不仅仅是卑词恭顺，有时是尊严，乃至于权力。在这方面，孙权则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和智慧。黄初二年十一月，魏文帝接受孙权为臣，封他为吴王，并派邢贞为使下达策命。孙权必须带众臣到郊外都亭去接。邢贞自以为是上方使节，态度傲慢，孙权的臣下都觉得无法忍受，将军徐盛更是激愤，涕泣横流。他说：“我们不能为国家奋勇献身，并许、洛，吞巴、蜀，而使我们君主与邢贞这样的人结盟，真是耻辱啊！”别的臣下也认为孙权应该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接受魏国的策封，而孙权却坦然地说：“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曹魏又遣使让孙吴贡献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物，群臣都不主张给，孙权却说，我们正与西北的刘备相争，“江表元元，恃主为命，非我爱子邪？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孙权处理与曹操关系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争取外交主动，以对付刘备。事后，孙权在向众臣解释他之所以忍辱负重接受曹魏封号，答应曹丕的要求时说：“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陆逊选众以待之。闻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内嫌其有挟，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促其速发，便当与西俱至，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自抑按，就其封王。”

    正因为如此，孙权对曹魏方面的要求，能忍则忍，能接受就接受，实在不能接受，也不明确拒绝，而是采取软磨的方针。例如，魏国曾向孙权提出，拜孙权的长子孙登为东中郎将，封万户侯，但要叫他入魏为任子。所谓任子，就是人质，如果孙权真的把儿子送走，那么就会处处听任曹魏摆布，这是孙权万万不能答应的。但孙权又清楚，曹魏提出这个要求，是在考察自己是否真心归附，如果直接拒绝，就是向曹丕透露出了自己的真心，就会失去对付刘备的外援。于是，孙权既未答应，也没有直接拒绝，而是找了一个巧妙的借口。他对曹魏使臣浩周说，孙登年纪还小，不宜接受策封，等他稍长一点，又经过一定的礼仪训练之后再入朝受封。这个浩周，曾是于禁的部下，关羽攻打襄樊时，与于禁一起被俘。孙权袭取荆州，得到浩周，对他很好。曹丕称帝后，孙权又让他与于禁同返魏国。这次，浩周又随魏使前来，他对孙权的话自然深信不疑，他对孙权说：“如果陛下（指曹丕）不相信您派子入朝的诚意，我愿用全家百口的性命为您担保！”浩周回朝后，讲了孙权暂缓派子入朝的理由，又把孙权如何流涕沾襟、指天为誓的情形惟妙惟肖地叙述了一遍，说得曹丕果然相信了。为了使曹丕不产生怀疑，孙权又给浩周写信，托他为子孙登在曹魏夏侯氏中选个媳妇，以与曹魏联姻，又表示将派宗室孙长绪和大臣张昭陪同孙登入朝。黄初三年六七月问，吴蜀夷陵之战进入决战阶段，为了稳住曹丕，孙权又向曹丕表示愿派儿子入朝，并把入朝日期具体定为十二月。孙权这一招果然有效，当时曹魏内部有人主张应兴兵伐吴，“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则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然后再灭蜀，但曹丕拒绝了这个建议。孙权利用外交手段，不仅解决了北顾之忧，而且争得了外援以对付蜀国，取得了主动。

    蜀汉方面则不是这样。本来，刘备欲伐孙吴，也需要联魏。曹操死时，刘备也曾派遣韩冉奉书吊唁，“并致赙赠之礼”，可以说是争取外交主动的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最后却失败了。因为刘备一贯是以“兴复汉室”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的，而曹操死后不久，曹丕便正式取代了汉朝，在这种情况下，刘备怎能放弃兴复汉室的目标去联魏攻吴呢？刘备把曹魏视作国贼，就使他不能利用魏、吴之间的矛盾，击吴还得防魏，结果陷于外交上的被动。由于孙吴与曹魏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曹魏曾扬言出兵助吴，这虽然仅仅是个姿态，但却使刘备不得不分散兵力来防魏。当刘备率大军东征时，同时又派黄权“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同时伸出双拳对付两个对手，这就是刘备在夷陵之战前外交上的被动状态。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显然都是吴优蜀劣，这是经过全面比较后的结论。

    当然，这并不是说吴国在决定战争胜利的诸因素占有优势，其胜利就是必然的。此时吴国胜利还只是具有一种可能性。

    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如何一步步地变成现实的呢？

    四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既是名言，也是真理。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到其政治进程受到阻碍时，是不会轻易使用战争手段的。

    占有荆州，确保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孙吴的政治任务。为此，孙吴在用其他方法达不到目的时，不惜采用战争手段。

    据有荆州，确保对中原进行两路夹击的钳形态势，是蜀汉的政治任务。只要能保留荆州这个战略据点，刘备可以向孙吴做出必要的妥协。

    现在，孙吴已全据荆州，蜀汉钳形夹击中原的政治任务已经无法完成，为了将政治任务贯彻到底，刘备最终选择了战争。

    蜀汉章武元年七月，刘备亲统水陆大军浩浩荡荡沿江东下，杀向荆州。

    这支庞大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人们有理由猜想，此次出兵在数量上要大大超过孙吴：刘备这次出兵，志在必夺荆州，因此必然要尽其全力。既然尽其全力，其兵众能少吗？刘备此次征吴，把孙吴“吓”得够呛。孙权先派人给蜀国送信求和，又令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致笺劝刘备息兵罢战，刘备一概予以拒绝。如果不是蜀强吴弱，孙权会有这种表现吗？

    于是，有人就猜想，刘备的征东大军没有数十万人也有十数万。吴蜀夷陵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

    事实上并非如此。

    刘备东征，的确是志在夺回荆州，他动员很大力量不假，倾全国之力却未必。上一节我们曾经说过，由于外交上的被动，刘备需要分出一部分力量防御北方的曹魏，吴蜀夷陵之战，是一场孙吴倾全力来守，蜀汉不能倾全力来攻的战争。退一步讲，即使蜀汉能倾全力来攻，其国力与孙吴相比不能算是强者。

    孙权求和并不是害怕。当时孙吴已经得到荆州，上游的威胁已经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自然想避免战争，希望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与蜀汉的关系。因为战争要死人伤人，要消耗物资，即使是打赢了，也会使实力受到损失。但孙权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两封求和信上，他是认真做好了战争准备的。他把国都从建邺迁到武昌，以便指挥将要发生的战争。他接受了陆逊对荆州人士“普加覆载抽拔之恩”的建议，对荆州士人普加笼络。武陵人潘濬，被刘备任命为管理荆州事的官员。荆州失守后，潘濬不愿投降，“称疾不见”孙权。孙权派人用床把他抬进宫，呼着他的字说：“承明，昔观丁父，都俘也，武王以为军帅；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此二人，卿荆国之先贤也，初虽见囚，后皆擢用，为楚名臣。卿独不然，未肯降意，将以孤异古人之量邪？”感动得潘濬涕泣交横，呜咽不止。孙权见状，又让亲近用手巾为他擦脸，潘濬当即表示愿意归顺。从孙权对待潘濬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为争取荆州人心所做的努力。为了对付蜀汉的兴兵讨伐，孙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大都督、假节陆逊负责，统率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此为前线部队。第二线由诸葛瑾率众屯驻公安，此为第二梯队。第三线是孙权统兵驻守的武昌，此为总指挥部。第二、第三线是一线的后援，总兵力估计也不会少于第一线。这样看来，孙吴所动员的兵力当在十万以上。

    蜀汉方面所动员的兵力有多少？史书上虽无明文记载，但我们仍可以根据有关记载做一较可靠的估计。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亡，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同书《陆逊传》也记载，陆逊率兵攻击刘备军，“破其四十余营”，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这两个记载告诉我们，夷陵之战，刘备全军覆没，数万人全部战死或投降。

    这两个记载虽告诉我们刘备的东征军的大概数字，但仍不能使我们满意：数万究竟是几万？

    《资治通鉴·魏纪·文帝黄初元年》记载：“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这个数字又令人怀疑。刘备志欲夺回荆州，用四万人去攻打陆逊五万守军，是不是少了点？我们知道，《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史实是以当时所能见到的史书为根据的，那么，四万人的数字是根据什么得来的呢？《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记载，刘备伐吴，孙权给曹丕上书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资治通鉴》所说四万，当根据《魏书》而来。但这四万人只是“刘备支党”，即前锋部队，并不是刘备东征军的全部。

    《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说：“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这里说刘备的东征军有八万余人，这个数字比较可信。在建安二十年刘备取得益州后不久，孙权出兵袭取荆州南三郡。那时刘备尚未取得汉中，还能率五万人东下，再加上关羽的荆州军至少也有七八万人。此次东征，刘备虽丧失荆州军，却得到了汉中，因此再拿出七八万人与孙权争夺荆州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吴蜀双方总的军事实力看，是吴强蜀弱，但就双方投入一线的兵力看，蜀军的八万对吴军的五万，不能不说蜀军占有局部优势。

    蜀军旗开得胜。前锋将军吴班、冯习率军沿江东下，进入三峡，在巫县（治今重庆巫山北）大破吴将李异、刘阿。接着，又占领了陆逊防守的秭归，节节取得胜利。

    孙吴占领荆州后，一直把边界向西推到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东，整个长江三峡地区都在孙吴境内。长江三峡，自西向东，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构成，长约数百里，是世界上有名的大峡谷。长江自峡中由西向东贯过，江面最窄处约一百米，两岸高山耸峙，道路崎岖难行。蜀军兵至秭归，在此地临江筑城，深入吴境五六百里。

    章武二年正月，刘备对孙吴发动了总进攻，其部署是：以多路军队置于江北，保护三峡后路，以防受到魏军的攻击。以将军冯习为大督，统率主力大军。以张南为前部，辅匡、赵融、廖淳、傅彤等为别督，将军吴班、陈式率水军，水陆并进，浩浩荡荡东下。

    此时，蜀军正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刘备富有智谋，作战经验丰富，又连战连胜，深入吴境，并将陆逊别军孙桓围困在夷道。

    刘备称帝，封赏将士，又带兵亲征，将士皆思立功报效，加之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士气正在高涨之时。

    蜀军顺流向东，水陆并进，居高临下，利于进攻。

    与蜀军相比，吴军显得有些被动。

    主帅陆逊，是个年仅三十九岁的书生，而他下面的将领，或是孙策时旧将，或是公室贵戚。他们开始时对陆逊并不服气，“各自矜持，不相听从”。

    吴军一退再退，将士们对主帅的战略意图很不理解，士气低落，一些将领甚至公开反对退却，主张趁蜀军立足未稳，迅速反攻。

    然而，蜀军的有利形势中隐含着不利因素；吴军的被动状态中隐含着向主动状态转化的条件。

    蜀军进展顺利，接连获胜，容易产生骄傲情绪，骄兵必败，这是军事斗争中被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顺流而下也有对蜀军不利的一面。大将黄权就看出了这点，他对刘备说：“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但刘备没有接受黄权的建议，他并没有把陆逊放在眼里，他认为吴军的退却是一种胆怯的表现。

    事实并不像刘备想的那样简单。陆逊虽年轻文弱，但却是一位称职的统帅，具有驾驭战争的非凡能力。他在战争开始时坚决主张退却，因为他知道三峡不宜据守，那里陆路鸟道崎岖；水路流急滩险，守御无险可据，且使后勤补给战线拉长，给后勤供应造成困难。而把山地峡谷让给刘备，就会使他陷入“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的被动境地。

    果然，刘备进入峡谷山地后，由于地形狭窄，八万大军只能竖着排列，鱼贯而进，数万人只能排成一条线，而不能集中为一大片，所以发挥不出来八万大军的战斗力。不但如此，随着蜀汉军队的步步深入，其后方运输线也在一步步延长，后勤供应的困难也在一步步增加。

    与蜀军情况相反，吴军的战略退却，却一步步摆脱了被动。特别是让出三峡地区后，吴军的后勤运输大大地改善了，在平地扎营，又有利于部队养精蓄锐。陆逊的退却，不是败兵溃退，而是一种战略退却，何时退却，退到哪里都是有预先安排的。当吴军退到夷陵的猇亭、夷道一线，便停止了退却，而是依据坚固的工事固守夷陵。

    陆逊退守夷陵，体现了他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夷陵位于今鄂西北山地与江汉平原的交界处。古人这样描写这个地方：“自三峡下夷陵，连山叠嶂，江行其中，回旋湍激。至西陵峡口，始漫为平流。夷陵正当峡口，故以为吴之关限。”

    夷陵是荆州的西大门，对于荆州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回过头看看建安十三年周瑜夺取江陵时的情景，就会对夷陵的重要有更深刻的认识。赤壁之战后，周瑜率军西上夺取江陵，但对江陵围而不打，却越过江陵攻打其上游的西陵（即夷陵）。当时，保卫江陵的曹仁也派军支援西陵。双方争夺西陵战争的激烈程度甚至不亚于江陵之战，因为双方都明白西陵得则江陵得、西陵失则江陵失的道理。如今，若让蜀国占据夷陵，那么，蜀军就会利用宽广平缓的江面和两岸平坦的地势迅速集中兵力，其向前推进的形态则会由线形变为面形，若如此，东吴的江陵便岌岌可危，荆州也就岌岌可危了。

    陆逊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因此，陆逊迅速把兵力集中在夷陵，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陆逊手下大将，均为身经百战的老将，如韩当“以便弓马，有膂力，幸于孙坚，从征伐周旋，数犯危难，陷敌擒虏”，徐盛“以勇气闻”，潘璋也骁勇善战，“所领兵马不过数千，而其所在常如万人”，朱然胆识与吕蒙同，吕蒙临死，特向孙权推荐朱然接替自己。这一班虎将扼守夷陵，自然会使蜀军的进攻势头受到遏制。

    其实，刘备曾有机会占据夷陵，那就是黄权要求担任先驱的时候。南宋史家陈亮曾作过这样的设想：“使备能遣黄权率水军以为先驱，顺流而下，掩其未备，而备率步兵分进，疾趋夷陵……”即用少数兵力牵制住陆逊后退的速度，而另出奇兵迅速占领夷陵。这当然是陈亮的一种假设，即便如此，陆逊肯不肯上当还很难说。然而果真如此，就存在着蜀军占领夷陵的可能。刘备开始没有采取措施迅速占领夷陵，而是随着东吴退军向前推进，当吴军从容地退到夷陵，刘备也就失去了占据夷陵的机会。

    刘备的七八万水陆大军，被牢牢地拒之于夷陵以西的狭长谷地中，“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

    富有作战经验的刘备此时已经看出形势开始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而与陆逊主力速战是扭转被动局面的惟一措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刘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方设法使陆逊出来决战。

    首先，刘备派侍中马良到武陵，“以金锦赐五溪诸蛮夷，授以官爵”。结果，“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刘备企图以威胁荆州湘水以西地区的手段来逼迫陆逊出来决战。但由于孙吴早有准备，平戎将军步骘已率交州义士万人驻扎益阳（治今湖南益阳），所以并未对江陵、夷陵的吴军构成威胁。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刘备命令水军将领吴班弃船上岸，在平地上扎营，向吴军进行挑战。同时，又秘密地将八千人马埋伏在山谷中，伺吴军出来好进行夹击。自两军开战以来，吴军不是退却就是防守，众将都感到窝囊，纷纷要求出战。陆逊便对众人说：

    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励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

    陆逊的战略意图很清楚，就是坚守不战，让蜀军待在山区谷地之间，不得展其势，等它成为疲军之后，再行攻击。

    但是，仍有人主张乘蜀军立营未稳时，给予突然袭击，这样可以煞煞蜀军的锐气。况且，前些时候，宋谦出兵击蜀军，一下子破其五屯，斩杀其将，不也得胜而归吗？陆逊对他们说：“现在情况不同于宋谦出兵之时。刘备派吴班挑战，此中必有诡诈，我们且看看再说。”果然，刘备见陆逊坚守不出，“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陆逊对众将说：“我之所以不让诸军出击吴班，就是因为我揣测蜀军必有花招啊！”

    刘备见陆逊不上当，又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他命人把陆逊的别军孙桓围困在夷道，企图引诱陆逊军出来救援。孙桓也向陆逊发出救援的请求，不料陆逊毫不犹豫地给拒绝了。这下惹得众将们怒了，他们认为陆逊太胆小了，说：“孙将军是主公的亲族，被围陷入困境，为什么不去救呢？”陆逊说：“孙将军得士众之心，城坚粮足，不必担心。我自有破敌之计，等到我的计谋得到施展时，不用去救，其围自解。”众将哪里肯信，他们吵吵嚷嚷，非要出兵不可。

    陆逊见状，把脸一沉，手按宝剑，严肃地对众人说：“刘备是天下知名的人物，连曹操都对他畏惧三分。现如今，他带兵犯我疆土，必欲取我荆州。这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诸位深受国恩，应当和睦团结，共同对付刘备，以报答主公恩典。而现在大家却不是这样，不服从主帅的指挥，这样怎能御敌保国！我虽是一介书生，却是受命于主上担当指挥之任。主公之所以委屈诸位，让你们接受我的指挥，是因为我还有那么一点儿可取的才能，能够忍辱负重。大家要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否则，军有恒规，军法无情！”

    众人见陆逊搬出了军法，一个个都不言语了。其实，陆逊心里非常清楚，手下这些人，或是孙策时旧将，或为公室贵戚，总之，“皆是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怎能轻易用军法制裁？他们不再吵也就算了，所以没有把他们违背节度的行为报告给孙权。

    刘备几个战术意图都落了空。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应该水陆并进，疾攻夷陵。这是刘备在万不得已时所应采取的积极方法。因为这样做，虽然会给蜀军带来较大的伤亡，但也会给吴军以重创，只有在千变万化的战斗中才能创造进占夷陵的机会。一句话，蜀军需要速战速决，因为此时蜀军兵尚未疲，气尚未衰，速战速决比旷日持久有利。但是，此时刘备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见陆逊坚守不出，求战不得，便作了与吴军持久战的打算。他认为，吴军习于水战，为避敌之长处，刘备下令“舍船就步”，全部军队一齐上岸，在崎岖狭窄的山道上傍岩依树立四十余屯，连营七百多里。这种结营之法，恰恰犯了兵家之大忌，远在北方的曹丕听说刘备树栅连营七百余里时，都预见到了刘备的败局。他对群臣说：“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

    对刘备之举感到欢欣鼓舞的是陆逊。他最害怕蜀军水路俱进，疾攻夷陵。如今，他所担心的事不但没有发生，反而是刘备依山傍岩树栅结营，正中了自己“以逸待劳”的圈套。他感到自己已经是稳操胜券了。他高兴地给孙权写信说：“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才，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

    陆逊坚壁不出，刘备求战不得，双方对峙于夷陵，转眼之间，就到了六月份。经过半年多的相持，由于吴军指挥得当，蜀军指挥失当，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有利于吴军而不利于蜀军了。

    深入吴境的蜀军，欲进不能，欲退不甘，数万人的军需物资要靠长达七八百里的运输线来补给，这必然会造成重重困难。半年多的时间，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士兵们早已磨灭了往日的锐气，蜀军陷入了师老兵疲、进退维谷的境地。夏季酷热，为避酷暑，蜀军“以树栅连营”，这就给吴军造成了火攻的好机会。

    吴军方面由劣势转向优势，由防御转为反攻的条件已经成熟。

    身在其中的当事人对这个变化应当是敏感的，不论是吴方还是蜀方，都能迟早感到这个变化。谁能最早察觉到这个变化，谁就能捕到战机，从而掌握这场战争的主动权。最早感觉到这个变化的还是吴国军队统帅陆逊。当他感到形势已利于吴军时，莫说蜀国刘备，就是许多吴军将领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陆：逊提出要对蜀军进行反攻时，许多将领都认为：“对蜀军反攻的：最好时机应当是在战争开始时。如今，让蜀军深入五六百里，双方相持七八个月，许多要害地方已被蜀军占领、固守，攻击他们必不能取胜。”而陆逊却说：“刘备是狡猾的敌人，经历的事情多，经验丰富。他的军队刚刚进入吴境，其思虑正在精密专注之时，当时是不能去打击他的。现在，他在此地停留已久，且一直没占到我们的便宜，士兵疲劳，意志沮丧，他也计穷谋尽了，今天正是进击这个大敌的好时机！”

    当陆逊对蜀军一个营进行试探性的攻击而遭到失败时，诸将更是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他们埋怨说：“无益的进攻，白白死了许多人。”而陆逊却从这次试探性的进攻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高兴地说：“我已经找到击破敌人的办法了！”

    决战开始了。

    陆逊命令士兵除必备的兵器外，每人各执一把茅草，在接近蜀营时！一起点火。刹时间，熊熊火起，呼啸的火舌卷着了营帐，营帐的火又燃着了树木，很快便形成了一片火海。一俟火势形成，陆逊便下令全线反攻。朱然接到命令，率五千兵马攻破蜀军前锋，接着向刘备侧后迂回，准备切断蜀军归路。

    刘备急忙下令退军，吴将韩当等率兵紧追。蜀军败退中，大将张南、冯习、胡王沙摩柯等阵亡，杜路、刘宁等无路可走，被迫投降。刘备收集残兵北上马鞍山，在指挥所四周陈兵自卫，准备组织力量反攻。陆逊丝毫不给刘备喘息的机会，督促诸军四面围攻。蜀军土崩瓦解，又损失了几万人马。刘备利用夜色突围逃出，继续沿三峡向后撤。陆逊命令孙桓及原巫县、秭归守将李异、刘阿追击。蜀军将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负责断后拒战的傅肜，一直战斗到部下全都死光，只剩下他一个人。吴军劝他投降，傅肜骂道：“吴狗！哪有汉将军投降的！”遂战死。从事祭酒程畿，随大军败退，溯江而还。眼看追兵越来越近，手下人劝他：“后追已至，解船轻去，乃可以免。”程畿回答：“我在军中，从来没有因敌人进攻而逃跑，更何况现在是随从天子而遇到危险呢？”在吴军船只追上来时，程畿亲自执戟作战，有的敌船被他打翻。这时，吴军的船只大批涌到，一起向程畿进攻，程畿当场战死。

    刘备退至秭归，收集散兵，准备利用这里的防御工事立定脚跟，但吴军的穷追不舍根本不容刘备有立足的机会。在秭归，蜀军再次遭到吴军的重创。秭归之败，蜀军再无还手之力，刘备离开秭归继续西退，为了阻挠追兵，刘备让人在路上焚烧铙铠。这时候，又传来吴安东将军孙桓斩树伐木、直奔夔道的消息。刘备知道，如果孙桓抢先占据夔道，自己的退路将被堵住，急忙翻山越岭，抢先夺路，才幸免于难。想起自己的狼狈之态，刘备不由叹道：“想当初我第一次到京城时，孙桓还是个小孩子，不料今天被他逼到这个地步。”

    就在这时，赵云率兵到达白帝，巴西太守阎芝派马忠率五千人马也随后到达。在他们的接应下，刘备方才脱险，进入白帝城。

    刘备回来了，不过不是凯旋。

    蜀军败了，败得很惨！数百里山道，烟灰翻滚。数百里江面，尸骸漂流。

    刘备又惭又恨，说：“我竟为陆逊所败辱，这不是天意么？”刘备发自内心的这句平淡的感叹，包含着他复杂的心态。

    这是刘备挥军入蜀后指挥许多战争的第一次失败，也是他登上皇帝宝座后不久的一次失败，深感有失天子威严。当然，他隐痛的心灵中会明白，这次战败失掉的比尊严更宝贵的还有无数军资器械，还有七八万蜀国的主力军队，还有梦寐以求的两路夹攻中原的宏图远志。

    五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对失利持豁达态度的人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兵家对战争瞬息万变难于驾驭的一种心态反映。

    然而，要说战争失败是“常事”，这就要看是什么样的失败。

    如果是小的、无关全局的、不伤元气的失败，有那么几次确实不足为怪，因为世界上没有没打过败仗的将军。但如果像夷陵之战那样的失败，不要说常有，就是一次，已使战败者元气大伤，如果再有一二次，蜀国恐怕就无法在三国中立足了。

    夷陵之战不是小战役，不是无关全局的战役，它是三国时期至关重要的三大战役之一：

    官渡之战是决定北方统一的战役；

    赤壁之战是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战役；

    夷陵之战是完成天下三分形势的战役。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夷陵之战的胜负不能以“常事”视之。

    夷陵之战中，刘备错误的战略战术，我们已在《兵败夷陵》一节中分析了。夷陵之战前，对蜀国种种不利的形势，我们已在《优势的天平倾向谁》一节中总结了。

    明明形势对蜀汉不利，蜀汉为什么要发动夷陵之战？

    一般人认为，刘备兴兵东征，是为了给关羽报仇。我们则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蜀汉要夺回荆州，要恢复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态势，要扫清贯彻“隆中对”战略方针的障碍。

    也许有人要问：你们这样说，是要把夷陵之战失败归咎于“隆中对”，归咎于诸葛亮吗？当然不能这么说。

    夷陵之战的失败，刘备作为蜀军统帅、战略战术的决策者、战争的指挥者，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夷陵之战在不利的形势下发动，确与“隆中对”的政略方针有必然的联系。

    看来，我们有必要对“隆中对”作一个全面的、深入的再认识。

    对于诸葛亮及“隆中对”，人们历来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诸葛亮是先知先觉者，“隆中对”是充满天才的构想，只是刘备不听诸葛亮的话，才导致诸葛亮后来“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是“没有任何条件可以支助实现的”“主观愿望”，诸葛亮“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之后”，仍“照旧执行他二十多年前的战略设想，实在是不度时宜强而为之，可以说是聪明人干了糊涂事”，“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我们不同意上述两种说法。

    诸葛亮不是神，他是一个品德出众、智谋过人、治国有方、治军有才的人。正因为如此，“隆中对”作为刘备集团的指导性的政略和战略方针，既体现了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以及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部分正确预见，但同时又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

    “隆中对”是着名的古代策论文章，它飞扬的文采、完美的形式与其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论述一样着名。让我们完整地领略一下它的风采：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篇长三百多字的策论文章有以下四个内容。

    第一，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预见到天下三分的未来。诸葛亮在隆中向刘备讲这番话时，三分的局势并不十分明显。江东地区有孙权，黄河流域有曹操，关中地区有马腾、韩遂，汉中地区有张鲁，益州有刘璋，荆州有刘表。而刘备呢？当时只是一个仅有几千人马的荆州客居者而已。诸葛亮提到孙权、曹操，肯定了他们是当时天下的两极。他也提到了刘璋、刘表，但指出他们少志暗弱，必不能自守其地，荆、益二州必易其主。对于张鲁，诸葛亮只是轻描淡写一提而已，对马腾、韩遂则未提及，显然，在诸葛亮眼里，他们不但够不上天下的第三极，甚至比起刘璋、刘表来也算等而下之了。诸葛亮眼中的第三极在哪呢？从他对刘备的态度，从他为刘备建立霸业出谋划策的“隆中对”来看，显然是认准了刘备是堪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第三极。

    第二，指出了实现三分的途径，用四个字概括就是“避实就虚”。具体地说就是不与曹操争锋，不图谋取孙权。这个策略，是建立在对曹、孙两家力量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是把曹、孙两家作为天下两极看待而作出的合乎逻辑的选择。与谁争锋，图谋谁呢？图谋荆州刘表，并与益州刘璋争锋。只要据有荆州，刘备就有了发展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基础，就有了谋取益州的根据地；只要跨有荆州、益州，天下三分的局面就形成了。避开曹、孙，谋取荆、益，这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选择，是符合客观规律的选择，是明智的选择，是当时惟一有望成功的选择，也是“隆中对”最核心的要点。

    第三，规划了建立霸业的战略和政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了建立霸业的思想。儒家思想认为，尧、舜、禹三代是以王道治天下，这是儒家政治的最高层次。三代以下，霸道渐兴，其特点是注重实力、武力、权力。诸葛亮之所以提出要建立霸业，是因为他十分清楚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央集权瓦解的时代，一个地方实力派争夺地盘的时代，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一个只能谋求局部统一、再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能取得局部统一，在政治上具有权力，军事上具有武力，‘经济上具有实力，就是实现了霸业。曹操起家最早，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经济上兴屯田以实军资，军事上拥有雄兵数十万，可谓早就成就了霸业。孙权已历江东三世，政治上已根深蒂固，经济上“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军事上“兵精粮多，将士用命”，“异人辐辏，猛士如林”，也可谓霸业已成。在这种情况下，刘备要成就霸业，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具体的政略和策略。“隆中对”对此是这样规划的：跨有荆、益，利用荆州、益州的人力、物力建立雄厚的经济军事基础。安抚荆州、益州南方的少数民族，稳定南中，开发南方，同时内修政理，建立稳固的统治。对外与孙权结好，建立孙、刘联盟，共同抗拒曹操。可以说，这是刘备建立霸业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内政、外交的策略。

    第四，提出了“兴复汉室”的长远任务。前面我们曾说过，诸葛亮的“兴复汉室”，不是要兴复桓、灵之世的汉室，而是要兴复光武帝时期那样强大、统一、安定的兴盛之世。兴复汉室最实质的内容是恢复统一，所以，兴复汉室既是号召天下的口号，也是诸葛亮追求的最终目标。正因为它是个长远目标，所以诸葛亮在谈到这点时并未详细规划，他只是说待“天下有变”，从荆州、关中两路出兵夹击中原，灭掉曹魏。天下有变的具体内容是指什么？诸葛亮也不可能说得很具体。况且，即使是真的两路夹击中原成功，也还有与孙吴的关系问题，再下一步如何谋求全国统一，更是难以具体预见。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英明的君主，这些君主手下有更多的谋臣智士，或君主向臣下问策，或臣下主动献计，便产生了数不清的策论文章。在这数不清的策论文章中，像“隆中对”这样的文采飞扬、结构规整、组织严密、内容丰富，具有深刻预见性的佳作，却寥若晨星。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智者。

    “隆中对”是古代政论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预见性。

    关心未来是人们普遍的心理，尤其是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发展前景如何？未来命运如何？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所以，汉末三国时，人们尤喜爱预测未来。官渡之战前，袁绍临出征前，他手下的谋臣沮授就把宗族之人召在一起，把自己的资财积蓄分给他们说：“夫势在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宗人不明白沮授为何如此伤感，有人就说：“曹公兵马不敌，君何惧焉！”沮授却说：“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公孙（指公孙瓒），众实疲弊，而将骄主忲，军之破败，在此举也。”沮授在袁强曹弱的情况下，却预见到了袁绍的破败，比起他的宗人来，可谓有预见性。颍川人荀彧，在董卓之乱时辞官回乡，对家乡父老说：“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里人多恋家怀土，对荀彧的预见半信半疑。正巧，颍川人韩馥作了冀州刺史，急需人才，派人前来请荀彧。而家乡的族人由于怀土，也不相信荀彧的预见，许多人都没随荀彧走，错过了逃离灾祸的机会。后来，董卓派部将李傕等人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颍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荀彧与那些未走的乡人相比，可谓有先见之明。

    毫无疑问，沮授、荀彧都是那个时代的智者，他们预见的准确证明了他们的眼光。但沮授所预见，是官渡之战袁绍的败局；荀彧所预见，是家乡要遭兵乱的前途。比起诸葛亮对天下三分的预见，他们所说之事要小得多。从袁绍出兵到官渡失败，时间不到一年；从董卓进京到董卓身亡，也就三年多。而从诸葛亮“隆中对”的提出，到刘备建立蜀汉，天下三分定局，这中间经历了十多年。也就是说，沮授、荀彧所预见的是一二年之内的事，而“隆中对”所预见的是十多年以后的事。在这十多年的时间中，天下大势的发展基本上按“隆中对”所预见的趋势进行。“隆中对”所预见之事之大，预见时间之长，预见结果之准，在当时的确找不出第二个。

    第二，科学性。

    我们说“隆中对”的科学性，主要也是说它对天下大势预见的科学性。何谓科学？科学就是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就是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也就是实事求是。衡量一个预见是否科学，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预见的结果要与事实发展的结果吻合，即人们通常说的“准”。另一个是提出预见的根据是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是令人信服的。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所预见的事物与事实发展结果不符，即使把预见的依据说得天花乱坠，也谈不上科学性。如果所预见结果虽准，但没有客观依据，或依据不令人信服，就难免有“瞎猫碰死耗子”之嫌。像这样不科学的预见在古籍记载中也很多。

    三国末期，曹魏大将邓艾受命征伐蜀汉。他梦见自己坐在山上，山上还有流水。梦醒之后便把此梦告诉殄虏护军爰邵。爰邵说：“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往必克蜀，殆不还乎！”爰邵的预见是很准的，邓艾征蜀，一直打到成都，刘禅亲率众臣面缚舆榇诣军投降。邓艾果然建立灭蜀大功。但另一将领钟会密告邓艾图谋叛乱，结果魏帝下诏将邓艾逮捕，用囚车押回京城，在半路被杀死。但爰邵预见这个结果的根据是邓艾的一个梦和《周易》卦辞。爰邵的理论是：《周易》中《蹇卦》的卦形是？瘙
椘，下面三爻？瘙
楁是单卦《艮》，代表山，上面三爻？瘙
椾是单卦《坎》，代表水。邓艾梦见山上有水，正合《蹇卦》。而《蹇卦》卦词是利在西南，往而有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邓艾征蜀，是往西南方向走，征蜀毕回军，是向东北方向走，所以爰邵预见邓艾征蜀是往而有功，归不生还。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邓艾之死，因为历史记载得那样明明白白。但我们有理由怀疑爰邵的理论甚至这件事的本身。因为《周易》卦词、邓艾之梦与邓艾之死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爰邵预见邓艾之死这件事，是不是人们根据邓艾之死附会的呢？

    “隆中对”的预见也很“准”。诸葛亮预见天下将要分成三极，预见到刘备要成为三极之一。果然，刘备从一个兵只有几千，地没有一块的客居荆州之人发展起来了，先在赤壁与孙吴联手把曹操打败，使三分具有雏形。接着又据有荆州，向益州发展，最后建立蜀汉，使三分定局。这一切都是按照“隆中对”所预料的那样一步步变为现实的。“隆中对”预见的实现，当然和诸葛亮、刘备等人的努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隆中对”借以预见的依据符合客观规律。我们知道，个人的努力具有主观色彩，个人努力只有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才能取得预期的成功。“隆中对”预见天下三分，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曹操、孙权是当时天下的两强，曹操拥数十万大军，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有天时；孙权立国三世，据江东之险，占有地利。二者一时谁也吃不掉谁。这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毫无疑问，曹操是当时天下的最强者，孙吴想灭掉他是不可能的。当时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是曹操，但统一天下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当曹操一点一点地将黄河流域基本统一，欲向南发展时，孙吴已经历三世而称强于江东了。史书上曾经记载这样一件事：

    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与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撤军还。

    这件事发生在建安十八年，已是“隆中对”提出后的第六年，孙、曹谁也吞并不了谁的形势依然如此。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诸葛亮进一步认为：两强对峙，也有他们一时无法顾及的地方，这就是荆、益二州。两强各占天时、地利，也有他们未占的条件，即人和。而刘备是“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恰恰占了人和。因此，刘备完全有可能成为与曹、孙鼎足而立的第三强。“隆中对”关于天下三分的预见是准确的，其预见所凭的依据，乃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总结出来的，所以“隆中对”的预见性是有科学根据的。

    第三，系统性。

    “隆中对”不是一般的策论文章，它是一个需要实践的、可操作的战略计划。建安十二年，刘备见到诸葛亮后，劈头就提出一个严峻问题：“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力量弱小、屡遭失败的刘备，怎样才能战胜实力雄厚、已握朝廷权柄的曹操？这的确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回答的问题，更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一个系统的、有步骤的战略计划。

    “隆中对”就是回答刘备这个问题的。“隆中对”就是一个系统的、有步骤的战略计划。

    总的看来，申明大义、兴复汉室、实现统一是一个大系统，它包含三个子系统：如何对待曹操，如何对待孙吴，如何对待自己。“隆中对”的一切内容都是围绕这几个系统展开的。

    对曹操，“隆中对”始终将他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隆中对”的提出，一开始就是以反对“奸臣窃命”为前提的，这个“窃命”的“奸臣”，就是指曹操。诸葛亮提出不可与曹操争锋，不是不反对他，而是说在自己力量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时，不要与他硬拼，首先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在“隆中对”的最后，诸葛亮说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让刘备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目标还是指向曹操。

    对孙吴则不可与之为敌，而是要把他作为共同反对曹操的盟友。在这三百多字的策论中，诸葛亮曾两次说到孙吴“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外结好孙权”，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对自己，就是要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使其能与曹操抗衡。如何壮大自己的力量呢？先要据有荆州使自己有立足点，再进一步占领益州以使脚跟稳固，然后与荆、益地区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在统治区内实行开明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发展生产，使自己的势力强大起来。

    总之，“隆中对”是一个既有长远目标，又有近期任务；既有战略规划，又有实施步骤；既有内政外交，又有民族政策的全面系统计划。

    第四，策略性。

    战略和策略是一对分不开的孪生兄弟。战略是目标，策略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隆中对”这个整体战略计划中，处处体现着策略：“兴复汉室”是战略目标，也是号召天下，争取人心的政治策略。暂时不与曹操争锋，不与孙吴为敌，进攻目标指向荆州、益州，体现着避实就虚的策略。外结好孙吴，建立孙刘联盟，体现着联弱抗强的策略。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体现着稳定后方专力对敌的策略。内修政理，体现着自强自立以抗衡强曹的策略。跨有荆、益，体现着钳形夹攻中原的策略。

    第五，思想性。

    “隆中对”有一个熠熠生辉的思想，就是注重“人谋”，积极进取。刘备见到诸葛亮以前，事业上屡受挫折。他初失意于安喜县，又受挤于平原县，复失徐州于吕布，再败兵于曹操，落得个一事无成，寄人篱下。他见到诸葛亮后所说的那番话，既表示自己寻求成功的急切，又流露出几分对至今功业未成的无奈。

    然而诸葛亮却不这么看。他在“隆中对”一开始就以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为例子，说明“人谋”的重要性。曹操出身宦官，袁绍世代公卿；曹操将少粮缺，袁绍兵多粮足。但曹操最终能打败袁绍，以弱胜强，就是因为曹操足智多谋，善于捕捉战机，坚毅果敢，发挥“人谋”的作用。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分析了刘备可以发挥“人谋”作用的有利因素：第一是“帝室之胄”，汉室的后代兴复汉室名正言顺，号召力强。第二是“信义着于四海”，比起“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在人民群众中影响要好得多。第三是“思贤若渴”，这样就会延揽天下英才共成霸业。诸葛亮的这些分析，不仅对逆境中的刘备是个极大的鼓舞，也表现出诸葛亮注重“人谋”，谋求变弱为强，要从失败中崛起，最终战胜强曹的积极进取精神。

    以上五个特点表明，“隆中对”是表现诸葛亮见识、谋略、智慧、毅力、风范的不朽杰作。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隆中对”也有其比较严重的缺陷，这就是“跨有荆、益”的计划。

    自从建安十九年刘备占领成都，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计划后，这个局面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先是孙吴索要荆州，接着发生了孙吴出兵荆州南三郡之事，刘备、孙权剑拔弩张。虽然刘备作出了重大让步，使荆州危机暂时缓解，但到建安二十四年，荆州便落到孙吴之手。蜀汉“跨有荆、益”的局面，仅仅维持了五年便宣告破产。

    正如三分天下的实现证明“隆中对”思想中所包含的科学性一样，“跨有荆、益”的失败也说明了“隆中对”计划中所存在的不合理因素。“跨有荆、益”的不合理因素在什么地方？

    从地理形势上看，荆州和益州的联系远不如荆州和扬州那样紧密。益州处于长江上游，荆州处于长江中游，扬州处于长江下游，表面上看，长江像条玉带，连起了益、荆、扬三颗明珠。但实际上，益州是处在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上，荆州、扬州则处在第三阶梯上。益州四塞险固，山峦屏障，它的西面是邛崃山、大雪山，南面有大娄山、乌蒙山，北面横亘着秦岭、大巴山，东面耸立着巫山。四面的山犹如高耸入云的围墙，把四川盆地环抱起来，在古代交通不便时隔断了它与外界的联系。而荆州与扬州同处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之上，两地之间没有天然屏障相隔，一条长江，把两州天然地联在一起。

    《隋书·地理志》说，荆州的“风俗物产，颇同扬州”。这说明，由于荆州与扬州之间密切的地理关系，二州形成了经济和文化上的紧密联系。

    对两个地区经济文化联系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交通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在荆州与益州之间，交通极为不便。巫山山脉从北至南，横亘于两州之间。长江横切巫山从西向东穿过，成为贯穿益州、荆州的交通孔道。在这崇山峻岭之间，长江所过之处，两岸崖壁峭立，如斧砍刀削，形成“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的大峡谷。这个大峡谷，从益州东部重镇永安，到荆州西部重镇西陵，长达二百多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三峡。三峡江面极窄，水流湍急，险滩栉比，从荆州到益州，逆流而上，有“下水（顺流）五日，上水（逆流）百日”之说。此外还有崖壁崩塌，据史书记载，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巫峡山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造成名为“新崩滩”的险地。此处滩石遍布，“或圆如箪，或方似屋”，给航行带来极大困难。尤其是瞿塘峡西口的滟灏滩，横锁江心，“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使航行者望而却步。

    从荆州到扬州，交通状况则大不一样，江面宽阔，水流平缓，两岸是坦荡的平原。在夏口，有个港湾日“黄军浦”，据说是由孙吴将军黄盖停泊水军而得名，在东晋南朝时，又是商船汇集的地方。孙吴大将吕蒙偷袭荆州时，把兵船改作商船模样，竞能得逞，骗过关羽的荆州守军，可见当时在荆、扬之间商船往来也畅行无阻。

    荆州到益州，交通困难，荆州人把逆水而上视为畏途，而益州由于气候适宜，土地肥沃，资源丰饶，所以经济自给性强。在古代，由于险恶的交通状况的阻隔，益州和荆州的经济文化交流受到一定的影响。

    从荆州到扬州，交通便利，没有自然险阻，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基本上联成一个经济文化区域。

    益州、荆州、扬州三个地区的关系如此，就使“隆中对”“跨有荆、益”的计划建筑在一个十分脆弱的基础之上。如果孙吴对荆州没有要求，蜀汉的跨有荆、益局面尚可勉强维持，一旦孙吴图谋荆州，局面马上就会改观。

    问题是，从孙吴的根本利益看，它不可能对荆州放弃要求。

    打个比方：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之间迟早要进行一场拔河比赛，而荆州就是这根绳子的中点。刘备集团对荆、益二州的占领，并不是这场比赛的终结，而是双方已经各自握住了绳端，只等开始的哨音了。比赛虽未开始，孙吴已占据了低下的有利地势，只要一用力气，就会使中点迅速拉向自己一方。

    荆州与扬州紧密的联系，既是孙吴立国江东的必争之地，又是孙吴争荆州取胜的有利条件，也是孙吴争夺荆州的根本动力。

    正因为荆州与扬州联系紧密，所以孙吴把它视为自己的西面门户，视为关系到自己强弱、安危、存亡所系的命脉。我们在前面曾讲述过，吴国最高统治层主要决策者在规划吴国建国方针时，多次把荆州放在一个特殊重要的位置。

    正因为荆州对吴国如此重要，所以孙吴决不会放弃这扬“拔河比赛”。

    “跨有荆、益”虽然一开始就存着先天的缺陷，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就指责“隆中对”。因为诸葛亮是人，不是神。任何规划都难免有不周全和疏漏之处，“隆中对”也不例外。“隆中对”刚一提出时，孙、刘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并没有发生，“跨有荆、益”的先天缺陷只是一种隐性存在，显然这是不足为怪的。然而随着刘备对益州的占领，孙、刘之间在荆州问题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一天天暴露出来，明显起来。孙吴的主要决策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论说荆州的重要，孙吴采取各种形式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对荆州的欲望，而刘备、诸葛亮却对此置若罔闻。特别是有了关羽丧败的惨痛教训后，刘备、诸葛亮仍然没有及时采取修正原来战略方针的措施，还要继续错下去，把蜀军主力再次投向荆州战场，这就是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了。

    是什么原因使刘备、诸葛亮一错再错呢？

    首先，是“隆中对”的光辉掩盖了它自身的缺陷，就好像太阳本身有黑子，但因为其光芒四射，人们很难用肉眼看见一样。

    我们说过，“隆中对”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策论文章，它的预见性、科学性、系统性、策略性、思想性无不闪着耀眼的光芒。

    刘备失掉荆州以前，十多年的历史都是按着“隆中对”所预见的方向发展着，刘备占荆州、联孙吴、取益州、夺汉中、跨荆益，一切皆如“隆中对”所料。这不免给刘备、诸葛亮等人一个错觉，他们不相信“隆中对”的策略有什么不妥之处，从来没有打算要对它进行修改。

    其次，是“隆中对”提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扫除国贼，兴复汉室。这个窃命国贼就是曹操，“隆中对”所指向的斗争目标也是曹操。三分天下建立霸业是为了对抗曹操，联合孙吴是为了对抗曹操，跨有荆、益也是为了夹击曹操。因此，诸葛亮在考虑荆州问题时，主要是从蜀、魏斗争的角度出发的。当时，刘备集团内部在对待荆州问题上还有另一派意见，这就是庞统、法正、赵云等人主张的“蚕食雍、凉”，占领关中，出潼关以争天下。这些人的意见，显然是借鉴了历史的经验，走的是秦、汉统一天下的老路。诸葛亮也熟读史书，他何尝不知道秦出关中平定六国，汉出关中打败项羽的历史？然而，现在的情况，既不同于秦，也不同于汉。

    秦国在未出关中之前，所面临的对手是山东六国。六国总体力量当然要比秦国强大，但很可惜，六国间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利益，始终形不成一致的力量。

    比如说公元前287年，在苏秦的活动下，东方的韩、赵、魏、燕、齐五国联合起来，共同伐秦。这五国联合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是各怀鬼胎。苏秦主张“合纵”，是为了燕国的利益，借合纵把齐国拉入伐秦行列，以防止齐攻燕。而齐国参加合纵伐秦是为了吞并宋国，因为当时秦是宋的保护者。由于五国各有各的打算，所以进至荥阳、成皋间便驻足不前，无功而散。

    再比如公元前316年，燕国内部发生动乱，齐国却乘乱对燕国用兵，攻进燕国首都，几乎将燕灭掉。后来，燕昭王即位，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发奋图强，于公元前284年派大将乐毅率兵伐齐，攻破齐国首都，占领七十余城。参加乐毅伐齐之战的，还有韩、赵、魏等国。这说明，东方六国互有矛盾，互相攻击，实为一盘散沙。秦国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得以胜利出兵关中，将山东六国各个击破。

    刘邦在未出关中之前，所面临的对手是项羽。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又在全国范围内分封十八个诸侯王，貌似强大，其实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在分封中，项羽厚封亲信，对非亲信者，或改大为小，或远封边地，或不予分封。所以，分封刚刚完毕，未得封王的田荣首先在齐地起兵造反，未得封王的彭越很快也成了田荣部下的将军。不久，陈余又联合田荣，赶走项羽所封的常山王张耳，另立赵王歇。赵王歇又立陈余为代王。燕王臧茶又攻杀燕王韩广，并吞并了其属地。项羽分封的格局很快被打乱了。在关中，项羽所封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任务是监视汉中王刘邦。这三个人原为秦将，欺骗其众投降项羽，结果使二十多万秦军降卒被坑杀，唯此三人得脱，又被封王关中，“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在这种情况下，刘邦才能出陈仓一战而定三秦，占有关中。出关中后，东方诸侯又纷纷降顺，很快使项羽变成孤家寡人。

    刘备、诸葛亮所面临的形势则大不相同。他们的对手，不是各顾其利的山东六国，也不是对所封之地心怀不满的各诸侯王，而是强大的、已经统一北方的曹操。

    这个对手，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上拥兵数十万，经济上据有开发得最早的关东数州，可以说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最具优势的强国。对于这样一个强大对手，仅用关中一路取胜是十分困难的，因而诸葛亮认为从关中、荆州两路夹击取胜的把握要大些。

    仅从蜀、魏斗争角度看，诸葛亮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是高明的，但两路夹击中原所牵扯的不仅仅是蜀、魏双方。要两路夹击，必须占有荆州，而占有荆州必然会与孙吴的立国方针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只要是蜀汉据有荆州，联合孙吴就是一句空话，而联合孙吴恰恰又是“隆中对”整个政略方针中不可分割的外交策略。这样，在“隆中对”整个系统中，政略方针和战略部署之间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当刘备、诸葛亮对荆州与吴国政权的关系认识不深刻，而在“隆中对”方针策略指引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在胜利的鼓舞下，一味前冲，无暇顾及其他。

    鼾睡之人只顾在梦乡遨游，不会顾及旁人是否能够忍受。刘备、诸葛亮在没意识到“隆中对”自身矛盾时，正似这样的鼾睡之人。

    三分荆州，是孙吴对这个睡人的大声疾呼，但他仍深睡不醒；

    袭杀关羽，是孙吴对这个睡人的用力摇动，但他仍昏然不觉；

    夷陵之战，是孙吴对这个睡人的最敏感处狠命一击；

    看来，这个睡人该觉醒了！

    六

    失败对于智者来说，也许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失败可以使他们深刻反思，使他们总结经验，使他们汲取教训。

    刘备、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

    夷陵惨败，刘备退到永安（治今重庆奉节东），他没有继续后退，而是在此地驻下来，作出一副随时再次东出的架式。但刘备自己也清楚，损失这样惨重，再次大规模东征，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经历的最严重的失败。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一个身经百战老谋深算的人，却败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后生手中。虽然想不通，但他确实在想。虽然想不通，但他却未失大将风度。有一点他非常明白，此次失败，责任全在自己。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被任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的黄权，率众投降了曹操。按照法律，叛逃者家属要连坐。执法官员问刘备：“是否将黄权的妻子儿女逮捕法办？”刘备摇了摇头，他知道，在夷陵之战中，是自己让黄权率军在江北防御曹军的。如今打了败仗，自己撤回来了，而黄权的退路已被吴军阻断，后退无路，不降曹魏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刘备说：“是我的失败导致黄将军至此，是我对不起他，他没有对不起朝廷的地方。”

    对于失败，刘备不归咎于别人，不迁怒于部下，不掩饰自己的过错，确实具有一代雄主的风度。与刘备同一个时代的袁绍，气量与刘备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袁绍在同曹操官渡决战前，手下的谋士田丰劝他根据自己的长处，采取“分为奇兵，乘虚迭出”的战术，曹操“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曹操疲于奔命，不要马上与他决战。袁绍不但不听，反而认为田丰动摇军心，将他关押起来。后来，袁绍果然打了败仗，有人对田丰说：“事实证明您的意见是对的，袁将军回来一定会重用您。”田丰却说：“如果袁将军得胜而归，我定能活命，现在他是败军而还，我恐怕活不成了。”果然，袁绍回来之后，对左右说：“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便把田丰杀掉了。

    刘备敢于面对失败，不敷衍战败之责，说明他在认认真真地想，认认真真地寻找打败仗的原因。

    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刘备以前也打过不少败仗，他都以豁达的态度待之，确实把它们视为“常事”。而今，他“豁达”不起来了。数万军队没了，无数军资器械丢失了，马良、张南、冯习、傅肜、程畿、黄权等将领或者战死，或者离开蜀汉，这样重大的损失，他怎能以“常事”视之呢？

    他冥思苦想：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呢？

    巍巍白帝城，座落于三峡西端、夔门之外的高山上。由于驻足高山，人们的视野可以东西眺望，可以仰望无尽的苍穹。望着圆圆苍穹，刘备忽然想到了家乡，想到了起居坐卧的茅舍，想到了茅舍东南角篱笆边上的那棵大桑树。那棵树高高的，在幼年刘备的眼中，它简直要钻到天上去了。那树冠圆圆的，在它的底下，就如同顶着圆圆的绿色苍穹。乡里人都说，这棵大树底下当出贵人。幼年的刘备曾在树下同群童玩戏，并说：“我将坐在这皇帝的宝盖车里。”如今，刘备真的当了皇帝，这是天意呀！天的力量是那么大，天意难违呀！

    想到天意，刘备又想起那惨败的夷陵之战，这恐怕也是天意。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猛地，刘备想起来了，自己当皇帝以来，只顾得与孙吴争夺荆州，竟然没有拜祭过一次天地，难怪天不佑己。于是，刘备立即给留在成都的诸葛亮下了一道诏旨，要他在都城南郊修筑圜丘，在北郊修筑方泽，刘备要依礼进行天地祭祀。

    诸葛亮接到刘备的诏旨，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意。他知道，刘备在寻找夷陵失败的原因，但找来找去，竟找到“天”的头上。

    对夷陵战役的失败，诸葛亮也感到很震惊，也在思考着失败的原因。他想到了法正。

    法正这个人，固然有一些毛病，如心胸不宽广，品德上也不大追求清白高尚，诸葛亮在这些方面与他有些不同看法，但在报效蜀汉、兴复汉室的大义方面，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在规划国家大政方针上，诸葛亮常感到法正有奇谋妙策，与自己合作的非常默契。唯独在对待荆州问题上，诸葛亮每每感到法正与自己意见相左。不但法正，再早些时候，庞统也对自己重视荆州不以为然。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奥妙诸葛亮还没有来得及细琢磨，但他感到，庞统、法正等人的主张是有道理的，而今夷陵之战的结果证明了他们主张的合理性。诸葛亮深深感到，如果法正他们还活着就好了，他定能劝阻主上东征，避免这场失败。

    尽管诸葛亮在思考夷陵之战的失败原因方面与刘备不同，但他还是立即组织施工，在成都的南郊和北郊分别营建祭祀天地的圜丘和方泽。这一方面是因为皇帝下了御旨；另一方面，修建南北郊是一个国家的礼仪制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此，在国家制度上是个严重残缺。

    营建南北郊并未使诸葛亮劳太大的神，最使诸葛亮劳神的事，是与孙吴的关系问题。早在夷陵之战前夕，哥哥诸葛瑾就写信致刘备，让他考虑关羽与被曹丕害死的汉帝谁更亲近？荆州与天下相比谁大谁小？曹丕和吴王谁最可仇恨？可惜蜀汉急于东征，根本不予考虑。孙吴曾写信给刘备求和，可惜刘备欲夺回荆州，坚决予以拒绝。如今，蜀、吴两国已反目成仇，战争虽然结束，敌对关系仍存。长期敌对下去，蜀汉就多了一个敌人，兴复汉室的目标就更难实现。

    改变这种状态，应该从何下手？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诸葛亮心中也没底。

    就在这个时候，孙吴和曹魏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变化，这个变化为刘备、诸葛亮缓和蜀、吴敌对气氛提供了契机。

    孙吴袭杀关羽取得荆州后，为了对付蜀汉可能进行的大举反攻，便卑词厚礼，向曹魏称臣，欲借魏国的力量牵制蜀汉。不料曹魏也不好利用，乘此机会向孙权提出种种要求。对于其他要求，孙权都能忍气吞声接受，唯独向曹魏朝廷送子为质一条，使孙权感到万万难以接受。他知道，一旦将儿子送进洛阳，就等于用一根绳子套住了自己，而将另一端交给曹丕，到那时候，只能由他任意摆布了。所以，孙权对于曹魏的这个要求，只是口头上给予答应，而实际上想尽种种办法，找出种种理由将送儿子人质的事无限期地向后拖延。就在蜀汉大举东征的时刻，孙权为了专力对付蜀国，求得外援，终于答应在这年十二月把太子送到曹魏。但当夷陵之战孙吴取得大胜后，孙权的态度立刻起了变化。

    曹丕得知孙权的态度变化后，勃然大怒，他感到自己受了孙权的愚弄，决心给他点颜色看看。黄初三年（222）九月，曹魏发三路大军伐吴。一路由曹休、张辽、臧霸率领，出洞口（今安徽和县南）；一路由曹仁率领，出濡须（今安徽无为东南）；一路由曹真、夏侯尚、张邰、徐晃率领，围南郡。孙权则针锋相对，派吕范等督五军，以水军抵御曹休一路；命濡须督朱桓整军抵御曹仁；派诸葛瑾、潘璋、杨粲率军救援南郡。曹丕见孙权态度如此强硬，也不愿轻启衅端，便写信向孙权表示，要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如果孙权真的效忠朝廷，早晨送太子入朝，曹魏晚上便撤兵回去。不料孙权不但不应，反而派兵临江拒守。这年冬天十一月，江风大作，孙吴军队船翻，吕范兵士溺水而死者数千。曹休乘机派臧霸出动轻舟五百只，敢死队万人袭攻徐陵（今安徽当涂西南），烧攻城车，杀略吴军数千人。吴将全琮、徐盛反击，追斩魏尹卢，杀获曹兵数百人。

    曹、吴战端又起，对蜀汉与孙吴缓和关系是一个机会。刘备在苦思征吴失败原因时，似乎对征吴之失有所反省，他主动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以示和好之意。

    同年十二月，孙权派太中大夫郑泉到白帝城见刘备，正式表示向蜀国请和。刘备问郑泉：“吴王为什么不给我回信？难道他认为我称帝不合适吗？”郑泉说：“曹操父子凌驾于汉室之上，最终取代了它。您既为汉室后裔，就应担负起藩卫汉室的责任。而您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却先自称帝，这不合天下人之议，所以我们君主没回信。”

    其实，郑泉这番话是出于外交需要而寻找的理由。孙权不回信，决非不满刘备称帝，因为此时他也已经建年立号。孙权在与刘备通使后，仍与曹魏往来不绝，可见他不给刘备回信的真正原因，是对孙、刘联盟的前景仍有疑虑。尽管如此，孙权派人出使蜀汉，毕竟使蜀、吴重归旧好伸出了一只脚，只要这步迈出去，蜀、吴联盟就有可能重新恢复。刘备也遣太中大夫使吴，表示赞同蜀吴两国和好。

    吴、蜀关系刚有缓和，诸葛亮刚刚舒了一口气，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又使他的心变得忐忑不安起来：刘备在永安得了病，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

    夷陵败后，刘备退入永安，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腹内疼痛，泻肚不止。御医诊脉后，说是下痢（即痢疾），要他安心调治。此时，刘备已是六十二岁的人了，抵抗力渐弱，再加上夷陵新败，心情一直郁闷，时间一久，又转成别的病。到了十二月，竟病得在床上起不来了。

    刘备躺在病榻上，尽管有下人来来往往，问寒问暖，送汤送药，但他还是觉得这永安宫太大了，太空了，一种孤独、凄凉的感觉时时袭上心头。六十多年来，他也不知得过多少次病，有时也病得卧床不起，但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他有一种预感：这次重病，自己恐怕是熬不过去了。

    他不怕死。自从立志兴复汉室以来，他经历过许多出生入死的战斗，亲如手足的结盟兄弟，至死不渝的忠臣义士，不是都已一个个死了么？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他在生死线上赴锋蹈刃，对于死，他看惯了。

    他不怕死。人活五十岁，不为夭折，而自己已经六十二岁。不但如此，这六十多年，他感到没有虚度，在天下大乱的时候，他拉起了自己的武装，结识了张飞、关羽；在诸侯纷争中，他脱颖而出，成为天下闻名的英雄；他树起兴复汉室的大旗，获得了天下第一流人才诸葛亮的拥戴；在曹、孙两强的夹缝中，他得荆州、占益州、取汉中，虽然又失荆州，但也在益州立稳脚跟，成为与孙、曹鼎足而立的三国之一，终算是霸业有成。

    对于行将走完生命历程，他并不感到忧伤，然而，却感到遗憾。他虽然成就了霸业，但兴复汉室的目标并没有实现，而他与诸葛亮苦心经营所建立的霸业，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实现最后目的所打下的基础。这最终目的就是兴复汉室，统一天下。任重道远，寿数有限，看来，这个最终目的要靠后人实现了。

    一想到后继之人，刘备更感到有些黯然。

    刘备的后继之人名叫刘禅，字公嗣。刘禅最初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刘斗，字升之，所以，亲近他的人多叫他阿斗。阿斗运气不佳，在建安十二年荆州战云密布之时降生下来，第二年就赶上曹操攻打荆州。刘备在长坂被曹操打败，丢妻弃子，逃出重围，多亏赵云相救，刘禅才未在乱军中丧生。刘禅虽不像《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中所形容的像个白痴，但他在智力上确实较为平庸。

    刘禅的平庸，蜀汉政权内许多人心中都很明白。最敏感的人要数刘备的养子刘封。刘封是荆州人，是长沙刘氏的外甥，原本姓寇。刘备到荆州时，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然而却膝下无子，便收了刘封为自己的养子。但不久，刘备就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刘禅。刘封虽是刘备的养子，但才干要比刘禅强得多。他当时二十多岁，“有武艺，气力过人”。在随诸葛亮援军入蜀中，刘封“将兵俱与诸葛亮、张飞等溯流西上，所在战克”。刘备定益州后，被任为副军中郎将，这是个掌握兵权的重要职位，可见刘备对他的重视。当关羽征襄樊被吕蒙袭夺荆州后，曾招刘封、孟达共同派兵相救。当时任副军将军的刘封及孟达拒不发兵相救。关羽兵败身亡，孟达害怕刘备怪罪，又与刘封不和，便投降了曹魏。而刘封不但没有降魏，还为蜀汉据城抵御曹兵。刘封之所以这样做，一来他与刘备有父子之情，二来也可能对将来取代刘禅抱有一线希望。对于刘封的心思，曾与他共事的孟达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他给刘封写了一封信，这样劝他：

    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有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以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如使申生从子舆之言，必为太伯；卫仅听其弟之谋，无彰父之讥也。且小白出奔，入而为霸；重耳逾垣，卒以克复。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孟达告诉刘封：你与刘备非骨肉之亲，不要对取代刘禅存有幻想，并举了春秋时的四个例子：晋国申生不听子舆逃亡避祸的劝告，终于被害；卫国太子仅不听弟弟躲避灾祸的劝告，也被卫君杀害。而齐桓公因出国避难，终于做了齐国君主；晋文公出国流亡，终于取得君位。但刘封并没有接受。

    对于刘封其人，诸葛亮也是非常了解的。他认为刘封确有将领才干，但人品不好。诸葛亮爱才，但爱有德之才。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品德不好，他的才干只会给蜀国带来灾难。刘封具有才干，但性情刚猛，好侵凌他人。万一刘备去世，刘封和刘禅争起权来，是很难将他制服的。如果是那样，蜀国将陷入内乱内耗之中，兴复汉室便不会有任何希望。所以，当刘封失掉汉中东面三郡逃回成都后，诸葛亮便力劝刘备除掉刘封。刘备便指责刘封侵凌孟达，逼其降魏；不救关羽，使其丧败，将其赐死。

    本来刘封罪不致死，但刘备深深理解诸葛亮主张的意图，他是为了蜀国将来政治的稳定，为了使将来王位的易世能平稳进行。如今，重病中的刘备并不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儿子刘禅能否顺利继位，而是担心这位顺利继位的太子能否担当得起兴复汉室的重任。就在不久前，军议中郎将射援奉诸葛亮之命从成都来，转达诸葛亮对刘备的问候，并对刘备说：“太子的智量受到丞相的夸赞，丞相说太子近来的进步比他预期的还要大。”刘备只是笑了一笑，什么也没说。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诸葛亮这样夸赞太子，其实是在宽慰自己。在刘备看来，刘禅的两个对手孙权和曹丕，才智比他不知要高出多少。孙权已是四十二岁的人，他在建安五年就已经做了吴主，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治国、征战的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曹丕也三十七岁了，他虽统治魏国时间短，但他长期在其父曹操身边，受其父影响教育较深。且他个人资质聪明，“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可算文武双全。不说别的，单说他即其父王位不久就取代了汉家皇位，就足以说明他政治上很成熟。而刘禅刚十七岁，比起孙权、曹丕年幼稚嫩不说，才智平凡，又缺乏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

    人不在具体的特定环境中，不会有那种具体的深切的感受。想当初，刘备在立太子刘禅时，总觉得把基业交给他的日子为期尚远，并未深切感受到儿子的平庸。如今，躺在病榻上的刘备已经感到死亡之神正一步步向他走来，逼着他把基业交给刘禅，他才深切地感到，刘禅不是那种堪承霸业实现复兴汉室的人。

    把基业交给谁呢？刘禅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刘永，一个叫刘理。他们的年龄都很小，更不堪大业。刘备反复思索，既然儿子们都不行，只有烦劳诸葛亮了。

    一想到烦劳诸葛亮，刘备又不免感到有些为难。

    他不是视霸业为己有，不肯将它交与异姓旁人的人。他深深知道，这份霸业的建立，一半属于自己，一半属于诸葛亮。十六年前，是诸葛亮慨然应自己之请，走出隆中，共创大业。十六年来，联东吴于江东，败曹兵于赤壁，经营荆州，进占益州，建立霸业，称王称帝，哪一点没有诸葛亮的心血和功劳！如今，“隆中对”的规划的全部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完成另外的一半，也要靠诸葛亮。

    刘备的为难之处，是怕诸葛亮不答应。他不由联想起与之类似的两件事。

    一件是他亲自经历的。那是建安十二年，刘备还寄居于荆州的时候。当荆州牧刘表病重垂危之际，也把刘备叫来，对他说：“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当时刘备听了这话，一点也不感到为难。他心里非常清楚，刘表这番话完全是虚心假意。谁不知道刘表很爱小儿子刘琮，为了传位给他，不惜把长子刘琦逼到夏口。如今刘表这样说，不过是在试探刘备对荆州有无野心。所以刘备只说了一句“诸子自贤，君其忧病”的话，应付了事。

    另一件是他听别人说的。建安五年孙策遭人暗算，身负重伤。他在临终之际，对臣下张昭说：“若仲谋（指其弟孙权）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其实孙策这番话也是言不由衷。因为他曾亲口对孙权说过：“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既然孙权在保江东方面比孙策还强，怎能“不任事”呢？显然，孙策对张昭说了一句空话，意在激励他为孙吴尽忠，使他一心一意辅佐孙权而已。所以，张昭也是听听而已，并没有想想自己该不该取代孙权。

    而如今刘备要把基业托付给诸葛亮，情况和上边两件事有本质的不同。刘备是真心感到儿子们不成，为了实现复兴汉室的大计，要把基业托付给诸葛亮。从建安十二年起，刘备与诸葛亮已经相识十六年了。十六年来，自己由寄人篱下，而翻然翱翔，建成霸业。十六年，占了刘备全部生命的四分之一还多。可以说，他是用自己生命四分之一以上的时间，用自己艰苦创业的经历，去感受诸葛亮的才华，感受诸葛亮的智慧，感受诸葛亮的忠诚，感受他与诸葛亮情同鱼水的君臣关系。

    他太了解诸葛亮了。

    正因为了解诸葛亮的正直，刘备才没有必要对诸葛亮进行试探。正因为了解诸葛亮的忠诚，刘备才没有必要激励诸葛亮为蜀汉效忠。但也正是因为了解诸葛亮的正直与忠诚，刘备才对把基业托付给诸葛亮感到为难。他相信，凭着他与诸葛亮十六年的赤诚相见，他一定能体会到自己相托的真诚，因此，他决不可能听听而已，他一定要进行认真的、深人的，甚至是痛苦的思考。他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做与他自己做人的原则不符而拒绝。

    然而，刘备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时不我待，应该与诸葛亮好好谈谈了。

    章武三年（223）二月，诸葛亮接到刘备的诏书，带着刘永、刘理从成都来到永安。

    见到诸葛亮，刘备觉得身上轻松了许多。在刘备的病榻前，君臣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倾心交谈。有好几次，刘备要与诸葛亮谈以基业相托的事，但怕诸葛亮为难，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有一次，刘备决心要说了，他故意把话题拉到当前的形势上，谈了孙权，谈了曹丕，又谈了刘禅，最后他说道：“刘禅的才干远比不上孙权、曹丕，我死之后，蜀国必定面临严重的危难。”提到蜀国的危难，诸葛亮不说话了。对于蜀国面临的危难，诸葛亮有着更深切的感受。

    吴、蜀围绕荆州的两次战争，蜀军主力前后至少有十万军队消耗掉了，关羽、马良、张南、冯习、傅肜、程畿、黄权、潘濬、糜芳、傅士仁、杜路、刘宁、庞林等将帅，或因荆州战争而死，或被迫投降吴、魏。这使蜀国元气大伤，要恢复过来远远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到的。不但如此，夷陵之战的失败，意味着蜀国跨有荆、益时代的结束，从此被局限在四周环山的益州一地。荆州的丢失，不仅使蜀国地盘缩小，而且使蜀国减缩了人力、物力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使蜀国的人力、物力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是相当困难的。夷陵之战后，蜀国的人才继续损失。章武二年，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先后病逝，这使蜀国的人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

    人才危机之外，蜀汉国内的稳定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汉嘉（治今四川名山北）太守黄元，听说刘备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举兵反叛。第二年三月，黄元又乘诸葛亮到永安见刘备之机，肆无忌惮，率军进攻临邛县（治今四川邛崃），火烧临邛城。益州治中从事杨洪立即把黄元的动向报告给刘禅。刘禅派将军陈曶、郑绰率兵进讨黄元。在讨论陈留、郑绰二人该向何处进军时，很多人认为黄元没有前来进围成都，一定是想经越嶲（治今四川西昌东南）进据南中。而杨洪认为：“黄元素来性情凶暴，在南中没有什么恩德威信，不会向南中进发。他不过想顺长江东下，观望陛下的龙体康健与否。如果陛下健在，他就会认罪求陛下宽宥，如果陛下有意外，他就会趁乱逃往孙吴。”他当即指示陈留、郑绰二将说：“只要在南安（治今四川乐山）、峡口（在今四川乐山市东南岷江河道上）阻截就可以抓住黄元。”果然不出杨洪所料，陈曶、郑绰二人在南安峡口生擒黄元，将其押回成都正法。黄元反叛虽被平定，但诸葛亮感到动乱危机并没有过去，特别是南中地区，自从蜀汉政权建立以来，一直无暇对那里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南抚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实行。黄元叛乱的影响，会不会波及到南中地区呢？诸葛亮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在黄元之乱的前一年，南中越嶲夷酋高定就曾向新道（治今四川屏山西）进攻，被李严打退了。

    夷陵新败，元气大伤，黄元叛乱，南中不安，这只是蜀国的内忧。此外，蜀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外患，这就是吴、蜀联盟的破裂。

    外结孙吴以抗强曹，可以说在诸葛亮“隆中对”总方针中占有重要位置，只是在荆州丢失后，刘备、诸葛亮认为“隆中对”的总方针有落空的危险，才和孙吴彻底闹翻的。可以说，刘备、诸葛亮既尝过吴、蜀联盟的甜头，也吃过联盟破裂的苦头。特别是夷陵之战，蜀军既要进攻孙吴，又要防备曹魏，真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而狡猾的曹丕却抓住了这个空子，充分地利用了吴、蜀之间的裂痕。他扬言援助孙吴，却对蜀汉采取引而不发的方针。当臣下劝他趁蜀汉进攻孙吴，之机出兵攻吴，他也不予采纳。曹丕心里很明白，此时对吴、蜀任何一方动武，都会促使双方再次联合。因此，他对谁也不真帮真打，而是隔岸观火，坐视双方裂痕越来越大，争斗越来越凶，待双方消耗得差不多后，他好取渔翁之利。

    对于曹丕的险恶用心，诸葛亮何尝不明白！他认为吴、蜀双方的敌对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改善与吴国的关系谈何容易！它一需要时间，二需要诚意。这两个条件又互相纠缠，互相影响。要取得吴国的信任，需要表现出自己的诚意，而这诚意又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诚意的大小又决定着与吴国改善关系所用时间的长短。总之，与吴国改善关系需要一个过程，只要这个过程一天不完结，蜀国就一天不能摆脱外交上的被动与危机。

    望着沉思中的诸葛亮，刘备又一次把到嘴边的话咽回去了。他觉得夷陵之战以后，特别是自己生病以后，蜀汉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压在诸葛亮一人身上。收拾这个残局，也够难为他的，怎么能再给他增加压力呢！

    章武三年四月下旬的一天，诸葛亮接到手下人的报告：“陛下不行了！”他急忙赶到永安宫刘备的病榻前，只见刘备已经奄奄一息了。听到诸葛亮急切的呼唤，刘备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他看见诸葛亮，知道这是自己举国托孤的最后机会了，便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这是刘备心中考虑许久所要说的话，也是他考虑许久所采取的表达方式。他没有直接了当说让诸葛亮继承基业，因为那样会使诸葛亮难以从命。“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就给了诸葛亮更大的选择余地：如果刘禅扶不起来，为了实现“隆中对”的最终目标，诸葛亮可以独揽大权，让刘禅处以虚位；也可以废黜刘禅，另选刘备其他子嗣；甚至可以直接继承基业。

    刘备这番话，把基业和子嗣全都交给诸葛亮了。

    刘备这番话，表明了自己的真诚，同时也表明了对诸葛亮的无限信任。

    刘备这番话，使诸葛亮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隆中初见，诸葛亮就感受到刘备的真诚和信任。这是始终如一的真诚和信任。这是至死不渝的真诚和信任。诸葛亮感到，刘备的托付是不能完全接受的，但他的真诚和信任是无法推辞的。他流着热泪对刘备说：“陛下对我如此信任，为臣怎敢不竭尽全力当好辅佐大臣，怎敢不以忠贞的节操乃至生命来报效陛下的信任！”

    诸葛亮的回答也是真诚的，他仅仅答应了自己以毕生精力做好辅佐大臣，这是他对刘备给予权力的极致选择。他只能答应自己所能办到的事，决不虚应自己不愿做、不想做的事，哪怕是面对一个弥留之际的人的真诚请求！

    刘备不再说什么了，他了解诸葛亮，面对诸葛亮的挚诚，他觉得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他用一生中最后的精力，为太子刘禅写下了这样的遗诏：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写完这段话，刘备感到还不够，又加了一句话：

    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备走了。他走得虽然有些遗憾，但却很坦然，因为他把未竟的事业和希望托付给了自己所信赖的人。

    诸葛亮手捧刘备遗诏，感觉到了别人无法体会到的分量。这是一副担子，一副需要用毕生精力和心血才能承担起来的担子。

    西晋着名史家陈寿论刘备托孤之事说：“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这种对君臣永别之际肝胆相照的高度赞扬，不仅启诲着后来的明君贤相，也感动着普通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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