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备集团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计划，并不是说荆州、益州完全被刘备所占。无论是荆州还是益州，都有不属于刘备的地方。

    在荆州，江夏郡是属于孙吴的。第三次重分荆州，刘备又向孙权让出了长沙、桂阳二郡。

    在益州，汉中郡也不是刘备的，它先被张鲁所据，后来又归了曹操。

    大凡古代用兵伐国者，开基创业者，总希望地越广越好。地广则兵多，地广则粮足。然而，有时因客观条件所限，一个人不可能占尽全部地盘。因此，不同的地盘就具有不同的意义，而因其意义不同，人们对它就有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古代兵家把地分为九种，并提出九种对待原则：

    散地，即无关隘可据，兵易散走之地。居此地者不可数战。

    轻地，即“始入敌境，未背险要，士卒思还，难进易退”之地。轻地则不可居止。

    争地，即有山水隘口，有险固之利，两敌所争之地。对争地要抢先占领，避免陷入与敌争夺的被动。

    交地，即“我可以往，彼亦可以来”之地。对于这种地方，不可使交通断绝。

    衢地，即“先至而得天下之众”的地方。据此地当与邻国交好。

    重地，即人敌很深，不易撤军返回的地方。居于这种地方应有足够的军资储备。

    圮地，即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方。这种地方不可久留。

    围地，即入则隘险，归则迂回，进退无所从之地。对这种地方，当以奇谋制胜。

    死地，即力战则存，不力战则亡之地。居此地者要殊死而战。

    对于刘备来说，荆州既是争地，又是衢地。说它是争地，即刘备一定要有荆州，哪怕不是全部占有。否则，他既不能进兵益州，更无法实现两路夹攻中原的计划。说它是衢地，即刘备要让出一些利益给孙权，以与他搞好关系。

    然而，汉中郡就不同了，它是益州北面的门户，对于刘备来说，它只是争地。不管是张鲁是汉中的主人，还是曹操据有汉中，刘备都要力争！即使是刘备陷入了与对手夺争地的被动，他也要非争不可！

    汉中对整个益州来说，的确是太重要了。《华阳国志·汉中志》这样记载汉中：

    汉中郡，本附庸国，属。周赧王三年，秦惠文王置郡，因水名也。汉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贡》“〔导漾东流〕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西县〕蟠冢山，会白水，经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故曰“汉沔”。在《诗》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其应上昭于天。又曰：“惟天有汉。”其分野与巴、蜀同占。其地东接南郡，南接广汉，西接陇西、阴平，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

    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汉中的历史：它从战国时期变为秦国的一个郡。我们还可以知道汉中的地理概况：汉水从汉中流过，它东与湖北相接，西与甘肃相接，北面是八百里秦川，南面是富饶的四川盆地。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产物品与蜀中差不多。

    汉中与东西南北四面的关系，仅用一个“接”字还不足以说明它的重要。让我们再看看它是如何与四方相接的。

    汉中是个四面是山的盆地。它北至关中要翻过横亘的秦岭；南至蜀中要翻过连绵的大巴山；东至湖北要穿越广袤的鄂豫山区；西至甘肃要越过那里的祁山。从汉中到秦川，有褒斜、傥骆、子午三条谷道。从汉中到蜀中，“自勉县向西，出阳平关（古阳安关），由山道抵白水关（今四川青川白水镇），然后沿白龙江河谷至广元老昭化（古葭萌），再溯清江河西至沙溪坝，转而向南，经剑阁道人剑门。此即秦汉至南北朝间由关中入蜀的主道”。无论从关中到蜀中还是从蜀中到关中，汉中都是必经之路。

    汉中地理位置如此重要，所以它自战国时起即为争地。

    秦厉共公二年（前475），蜀人开始与秦国往来。秦为了入蜀方便，于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派左庶长在汉中南郑建城。秦惠公十三年（前387），蜀取南郑。秦惠文王执政时，蜀王把自己的弟弟封于汉中。秦惠文王九年（前316），秦利用蜀国内部矛盾出兵灭蜀，南郑复归秦。秦惠文王十三年，秦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匀，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秦昭襄王三年（前304），与楚王会黄棘，又把汉中的上庸县（治今湖北竹山西南）还给楚国。从秦国与蜀国、秦国与楚国围绕汉中地区的争夺，可见这个地区的重要。

    秦汉时期，天下一统，汉中、蜀中，均为统一的中央政权的行政区域，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东汉末期，天下分崩，刘焉据蜀中，张鲁占汉中，蜀中与汉中的唇齿关系立即显露出来。

    据史书记载，刘焉与张鲁两家的关系是很好的。初平中，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谷道”。

    刘焉为什么与张鲁家关系密切？为什么派他驻守汉中？这得从张鲁的家世谈起。

    张鲁字公祺，据史书记载，他是沛国丰县（治今江苏丰县）人。但从他的祖父起，张鲁家就迁往益州居住。因此应该说，张鲁祖籍沛国，长于益州。

    张鲁家三代传道，是个道教世家。张鲁的祖父名叫张陵，是天师道的创始人。因当时习惯把道教人物的名字中加“道”字，所以又称张道陵。张陵本是太学书生，博览儒家经典，熟读儒家五经。后来他丢下经书，开始修炼长生之道。据说在学道的过程中，他得到了黄帝九鼎丹法。他听说蜀地富饶，民风淳厚，容易教化，而且那里名山很多，是修炼的好地方，便率领子弟们进入蜀中，在鹄鸣山（在今四川大邑西北）修道。在这里，张陵精思炼志，着作道书二十四篇。张陵通晓医术，又用符水治病，他借道行医，借医传道，很快就在当地出了名。

    随着教徒的不断加入，张陵所创道教不断扩大。为了便于控制教徒，张陵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建设。他在教徒中设“祭酒”、“鬼令”之职，分掌道徒众事。张陵还为教徒制定了一系列教规，如让教徒随事轮流捐出米、绢、纸、笔、樵薪等物品。教徒有病者，皆将自己所犯过失亲手记录下来扔进水中，并向神灵发誓不再重犯，若再犯便不愈身死。他又让教徒做一些架桥修路的善事，说不这样也会有灾祸降临。还宣扬道行高者，可“白日升天”成仙。道教利用炼丹成仙，做善事消灾灭祸，虽为封建迷信妄说，但它对于当时灾难深重的下层群众却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因此，张陵在蜀地宣传组织的宗教势力，其影响越来越大。

    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任为教主，张衡死后，张鲁又接替张衡之职。张氏一家三代经营天师道，其势力的强大可想而知。刘焉与张氏关系很好，一来出于对天师道的信奉。张鲁的母亲“有少容”，即年老而有少妇的容貌，这使刘焉看重道家导气养生之术。二来刘焉初入蜀中，需要寻求蜀中各种势力的支持。张氏天师道经三代经营，在蜀中既有影响，也有势力，刘焉交好于张鲁，也是为了利用张鲁的力量。

    刘焉任益州刺史以后，以张鲁为督义司马，以张修为别部司马，让他们率兵进入汉中驻守。这支进入汉中的部队，应该说是一支道教武装。它的首领张鲁、张修都是道教首领。关于张修，有关史籍是这样记载的：

    熹平（汉灵帝年号，172-177）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汉灵帝年号，178-183）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

    张修所传之道，与张陵、张衡、张鲁同出一系。在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七月，张修之道便开始造反，“寇郡县”，较早地具有道教武装的性质。

    张鲁、张修进入汉中以后，不久就产生了矛盾。张鲁袭杀张修，尽有其众。不过，二张之间发生的这场火并，并未失去张鲁进入汉中的意义。

    张鲁进入汉中，首先遵照刘焉的旨意，“断绝谷阁，杀害汉使”。这里所说的谷阁，即指褒斜谷中的栈道。前面我们讲过，从关中进入汉中，要越过秦岭。当时有三条穿越秦岭的谷道可到达汉中，一条是褒斜谷道，一条是傥骆谷道，一条是子午谷道。自古山道皆因水而成，而汉中的谷道崖陡水急，几乎无行人落脚之处，这里的交通主要靠栈道。那时的栈道主要是木结构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水中立柱，然后把横梁一头搭在柱子上，一头插入峭壁中，再在梁上铺板。山中河流水量常随季节变化，汛期到来，山洪常冲坏立柱，或淹没栈道。另一种形式是在岸边峭壁上离水面比较高的地方凿上下两排方孔，上一排方孔插横梁，下一排方孔斜插立木与横梁呈三角斜立支撑，然后再在横梁上铺板。从关中进入汉中的三条谷道中，大部分栈道集中在褒斜谷道，张鲁破坏了这里的栈道，增加了从北面穿秦岭入汉中的难度。这就为益州的安全加了第一道保险。

    张鲁进入汉中后，大力发展道教，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张鲁的道教组织，有师君，有治头祭酒，有治头大祭酒。每个祭酒都领有部众，都有让部众悔过和对部众施以刑罚的权力。这个组织显然不是单纯的宗教组织，而是兼有行政职能。特别是到后来，张鲁又任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成为汉中的地方长官和宗教领袖，使汉中张鲁政权政教合一的性质更为显着。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权，为益州的安全又增加了一道保险。

    刘璋继任益州刺史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张鲁因在汉中势力增强，便对刘璋骄恣不顺，刘璋一怒之下，把张鲁留在益州的母亲及家室全部杀死。刘璋与张鲁闹翻，显然对益州安全不利，使汉中由益州的门户变成了益州的威胁。但刘璋、张鲁各自有其弱点。刘璋暗弱无能，他并不打算占有汉中，驱逐张鲁，而是派大将杨怀、高沛驻关头，防止张鲁南下。张鲁也是个自守之辈，他也只想守住汉中。而且，就张鲁的力量，想占领益州，取代刘璋也是困难的。刘璋的暗弱，张鲁的自守，使得益州与汉中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

    尽管张鲁恨透了刘璋，但从客观形势讲，汉中有张鲁这样一个割据政权更不利于关中。因为刘璋弱而曹操强，对于张鲁来讲，来自北边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南方。为了自身生存计，张鲁的防御重点也要放在对付北面，这在客观上也起了藩屏益州的作用。

    张鲁破坏了褒斜谷栈道，确实给曹操南入汉中带来困难。曹操一面修路一面进军，当时的艰苦虽无明文记载，但我们从曹魏另一次对汉中用兵的记载可以看出来。太和四年（230），曹魏大司曹真率军从子午谷人汉中，散骑常侍王肃说：

    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此谓平途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悬而难继，实行军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才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而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

    曹真率军边修路边前进，劳苦程度超过常规行军一百倍。他出发了一个月，才走了子午谷的一半，使得战士们把精力体力都用在修路上，搞得疲惫不堪。曹操虽没走子午谷，但他当时走褒斜的情形，不会比曹真好多少。

    曹操南征汉中张鲁，不但在谷道上行军困难，当他走出谷道，攻打汉中的阳平关（在今陕西勉县西南）时，也不像他预想的那么容易。他临人汉中前，听凉州从事和武都降人说，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隔很远，难以守住。及到了阳平关下，与听说的情况相去甚远，不由长叹一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

    当然，曹操的这次出兵，最终还是攻下了阳平关，占领了汉中。但曹操是怎样攻下阳平关的呢？

    历史上有三种记载。

    魏臣董昭说，曹操至阳平关下，挥军攻打阳平山上张鲁军的据点，但迟迟攻不下来，士兵伤亡很重。曹操十分泄气，想把军队撤下来退回关中，便派大将军夏侯悖、将军许褚招呼山上的曹兵撤回。但前军还没来得及撤下来，天就大黑了。夜色中，曹军迷路，误入张鲁营中。张鲁军以为曹军偷袭得手，四散逃走。侍中辛毗、刘晔等人告诉夏侯悖、许褚说：“官军已占据敌人要塞，张鲁军败退。”夏、许二将还不相信。他们亲自看过，才知果然如此。于是报告曹操，“进兵定之，幸而克获”。

    曹操另一个大臣杨暨说，曹操征张鲁时，带领十万大军，亲临前线，指授方略，用民间之麦以为军粮。张鲁的弟弟张卫镇守阳平关，地险守易，虽然曹军有精兵虎将，也无计可施。曹操与之对军三日，无法取胜，决定退军。不想天助大魏，张鲁守军自己溃退，因此曹操取得汉中。

    还有记载说，张鲁的弟弟张卫镇守阳平关，曹兵进军不成，军粮已尽。曹操打算撤兵，西曹掾东郡人郭谌说：“不可。张鲁已决定投降，张卫虽负险顽抗，但可以攻破。现在我们悬军深入，前进必克敌，后退必不可免灾。”曹操仍未下定决心。当天夜里，忽有野麇数千头受惊奔突，冲坏张卫军营，而曹将高祚等人又误与张卫军遭遇。高祚等赶快呜鼓角招集众人，而张卫等以为曹操大军掩杀过来，于是便缴械投降。

    三种记载，虽然在某些细节上略有不同，但都反映了汉中难攻，曹操几乎失去了再打下去的信心。只是由于偶然的情况，曹操才取得胜利。这次进兵之难，甚至在十多年以后，在曹魏政权内还有人记忆犹新，引为教训。魏明帝太和年中，曹真上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进入汉中。司空陈群说：“太祖（即曹操）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抄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

    曹操从关中南下攻打汉中之难，正说明汉中对益州的藩屏意义。刘焉父子据有益州将近三十年，张鲁占据汉中也近三十年。对于刘焉父子来说，把汉中张鲁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是益州安全的最好保障。但汉中作为一个与己对立的独立政权，只要双方保持平衡，也会在客观上起到藩屏益州的作用。

    张鲁占据汉中近三十年，益州、汉中的平衡也保持了近三十年。

    尽管近三十年是个不短的时间，但这个维持了长时间的平衡却十分脆弱，一旦外界有些变化，这个平衡就会失重。

    实际上，益州、汉中的平衡在建安十六年（211）就已经开始变化。这一年三月，曹操派钟繇讨伐汉中。然而，这只是曹操征关中的一种策略，征汉中仅是一种姿态，一个扬言而已。

    正是这种姿态和扬言，首先引起了益州刘璋的恐慌。他担心曹操攻下汉中后，益州就会步汉中的后尘，所以，他为了益州的安全，把刘备从荆州请进益州，让他帮助自己征服张鲁，重建益州北门。

    刘备进入益州后，没有征讨张鲁，而是反客为主，代替了刘璋。刘备占领了益州，益州与汉中的平衡被彻底打破。

    刘备雄姿杰出，张鲁平庸凡劣；刘备有天下之志，张鲁为自守之人；刘备兵多将广，张鲁兵弱将微；刘备横跨荆益，张鲁独守汉中。

    益重汉轻局面的形成，不仅仅由于刘备与张鲁的个人品质不同，也不仅仅由于刘备集团与张鲁集团力量强弱的不同，还在于从南面益州进攻汉中，要比从北面进攻关中容易。第一，蜀中通往汉中的交通道路是通畅的。马超被曹操打败后，从凉州逃往汉中。刘备派李恢与马超联络，马超又率兵投降刘备。李恢、马超等人这样顺利地往返于蜀中和汉中之间，可见两地的交通畅达。第二，蜀中与汉中来往的险关要隘被刘备掌握着。那时候，白水关是陕、甘入蜀的孔道，而这个关口被益州刘备所据有。刘备早在从葭萌南下攻成都前，就先杀掉刘璋驻白水关的两员大将，占据了关头。刘备南下后，留下中郎将霍峻守葭萌，控制白水关。张鲁派其手下杨帛招诱霍峻，要与他共守葭萌，霍峻坚决拒绝，说：“小人头可得，城不可得！”杨帛只好退去。

    刘备占领益州，也促使曹操加快了占领汉中的步伐。曹操知道，刘璋据有益州，不会吃掉汉中，而刘备据有益州，汉中就危险了，因为刘备毕竟不同于刘璋。早在刘备还未成事时，曹操就认为，天下英雄唯有刘备与自己，如今这个英雄不仅在赤壁占了上风，而且跨有荆益，紧逼汉中了。所以，在建安二十年（215）即刘备占有益州的第二年，曹操就匆匆忙忙地对汉中进行征伐。

    曹操此次出兵，虽然遇到不少困难，最终还是降服了张鲁，抢在刘备前面占有了汉中。杨暨说，曹操占有汉中是“天祚大魏”，这种天命观虽不足信，但曹操出兵汉中也确实占了有利时机。第一，曹操已经解决了关中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第二，刘备虽占有益州，孙权却在其东面挑起了荆州争端，刘备不得不回兵东下解决荆州问题，没有时间顾及汉中。

    在曹操征伐汉中时，最有意思的是张鲁的态度。这位汉宁太守闻听曹操到来，便留下弟弟张卫镇守阳平关，自己逃往巴中。当阳平关失守后，他的功曹阎圃问他怎么打算时，张鲁说：“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此时，张鲁心中恨透了刘备。在他看来，若不是刘备占有益州，曹操也不会前来夺汉中，他的汉宁太守就可以继续做下去。现在这种局面，完全是刘备据有益州所致。张鲁的这种心态，也正说明了刘备占有益州，益汉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益重汉轻的局面。

    益州人杨洪对汉中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汉中是益州的咽喉。

    对于刘备来说，张鲁占有汉中，不过是卡在咽喉中的一小根鱼刺，他只要用力一咳，就可以把他去掉。现在，曹操据有了汉中，就如同一个巨人用一双有力的手扼住了益州的喉咙。

    这种政治军事形势表明，刘备与曹操之间势必要有一场殊死的汉中争夺战。

    二

    就汉中对益州的重要性来说，刘备本来应该在占领成都后立即占领汉中。

    然而，应该做的事却没有做。这倒不是因为刘备、诸葛亮等人没有想到，而是因为他们当时还无力顾及。

    建安二十年（215），也就是刘备占有成都的第二年，孙权便派人前来讨还荆州。对于刘备集团来说，荆州是关系到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地，当然不能拱手相让。但如果要就“荆州到底该属于谁”的问题弄个明白，显然于时不宜，弄不好还会使得联盟破裂。于是，刘备便含混地答道：“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刘备说“当以荆州相与”，意即“把荆州给您”，刘备用“与”而不用“还”，显然不承认荆州是从孙权那里“借”得的。而且这个“与”是有条件的，即取得凉州，而凉州究竟什么时候取得，当然谁也说不清楚。

    孙权见刘备借口推托，便出兵武力争夺。刘备也不示弱，急忙率兵回到荆州。看来，荆州到底该归谁所有，必须要弄个清楚了。

    鲁肃曾邀关羽相见。双方各驻兵马百步之外，只带佩刀单独相会。鲁肃对关羽说：“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关羽说：“乌林之役（即赤壁之战），左将军（即刘备）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邪？”

    双方各说各的理，看来只有武力解决问题了。

    也就是在孙权、刘备为荆州的归属问题箭拔弩张之时，曹操却乘机出兵汉中。为了尽快解决荆州问题，回兵保卫益州，刘备不得不对孙权做出较大的让步，以湘水为界，将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划给孙吴。当刘备解决了荆州问题，赶回益州时，曹操已经打败张鲁，占有了汉中。

    在争汉中这个问题上，曹操比刘备快了一步。刘备晚一步的原因，是荆州问题的掣肘。刘备占领成都后的形势，是张鲁北据汉中，孙权东攻荆州。刘备一向认为张鲁是个“自守之贼”，在荆州火烧眉毛的危急时刻，自然要东保荆州。诸葛亮是赞成刘备回救荆州的，因为荆州一旦有失，两路夹攻中原的计划就将成为泡影。当汉中形势吃紧时，诸葛亮又是赞成以湘水为界与东吴中分荆州的。因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做出较大的让步，可以降低荆州再起争端的可能性，使荆州基本上获得稳定。第二，虽然又让出了荆州两郡，但却保存了南郡这个北争襄樊的重要基地。第三，可以腾出手来专力解决汉中问题。

    假如没有孙、刘之间的第三次荆州之争，诸葛亮会不会建议刘备尽快对汉中张鲁动手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第一，在诸葛亮“隆中对”中，就规划了这样一个战略：在跨有荆益之后，一旦天下有变，派一上将军率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刘备则率主力出秦川，两路合击中原。而要出秦川，汉中是必经之路，必得之地。

    第二，诸葛亮在规划天下三分时，就对刘备分析益州说，“刘璋暗弱，张鲁在北”，看到了张鲁对蜀中的威胁。

    第三，在取得益州之后，诸葛亮选中了法正作为辅佐刘备取汉中的人选。法正早为刘璋属下，因助刘备取益州有功，被任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成都在蜀郡之内，法正担任这两个职务，是“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任蜀郡太守后，对于以前曾给自己点滴好处的人无不报恩，对于与自己有很小仇怨的人无不报复，甚至还擅自诛杀了几个中伤诋毁他的人。有人不满法正的过分行为，找到诸葛亮，对他说：“法正在蜀郡太骄纵，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诸葛亮回答：“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诸葛亮为什么不肯抑制法正？人们历来有各种猜测。

    有人说，诸葛亮对法正的态度，是“失政刑矣”。

    有人说，诸葛亮不抑止法正，是借鉴袁绍手下审配与许攸不和致使许攸背袁投曹的教训。

    也有人说，诸葛亮是以褒中有贬的方式委婉地转达对法正的警告信息。

    上述猜测均没有触到诸葛亮不抑制法正的根本原因。诸葛亮不抑制法正，不仅由于法正功大过小，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法正是个对攻占汉中有重要作用的人。诸葛亮与法正虽然在喜好和崇尚方面有所不同，但却能从大局出发与他亲善相处。诸葛亮认为法正有奇谋妙智，又对益州和汉中情况很熟悉，是对收复汉中巩固益州能起重要作用的人才。事实证明，法正在后来协助刘备取汉中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当时诸葛亮对法正不能容其小过而对其进行抑制，就不会有后来法正的积极表现。

    根据以上三点理由，我们认为，在取得益州以后，诸葛亮不是没想到汉中，只是荆州问题的纠缠，使他腾不出手去实施计划。

    无论如何，孙、刘的第三次重分荆州，使得刘备在争夺汉中问题上比曹操晚了一步。当刘备率兵赶回益州时，曹操已经攻下汉中，张鲁放弃了郡治南郑（治今陕西南郑东），退到了賨人的聚集地巴中（今嘉陵江、渠江上游一带）。曹操继续向三巴地区进军，賨人部落酋长朴胡、杜濩、任约纷纷降曹。曹操任命朴胡为巴东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任约为巴郡太守。

    偏将军黄权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刘备认为黄权说得很对，便以黄权为护军，率众到巴中迎接张鲁。然而刘备并不知道，张鲁早就恨透了他，明确表示宁降曹，不降刘。早在阳平失陷时，张鲁就欲降曹操，他的功曹阎圃劝他说：“您这时投降是由于被逼无法，肯定不为曹操所重，不如随从杜濩退到朴胡那里抵抗一阵，这样可被重视。”正是由于阎圃的劝说，张鲁才没有立即投降。当黄权领兵来到巴中时，张鲁早已成了曹操的座上宾了。

    黄权虽未迎到张鲁，却攻破了杜濩、朴胡诸军，收复了三巴地区。曹操听说三巴又失，派大将张邰率军复人巴中，开至宕渠蒙头、荡石（均在今四川渠县东北）。刘备派出张飞前去抵御。双方在宕渠对峙了五十多天，谁也吃不掉谁。后来张飞采取出奇制胜的策略，让手下和张邰继续对峙，自己却率领一万多精兵从另外一条路去截击敌军，一下子把张邰军截成两段。巴中多山，山道险峻狭窄，张邰军首尾不得相救，被打得七零八落。张邰丢掉马匹，进入山中，与手下十多人走小路才得以逃生，然后收拾残部退回南郑。

    经过宕渠之战，曹军势力退回汉中，三巴地区复归刘备所有。

    曹操虽占据了汉中，但却无意对益州大举用兵，他只是在三巴地区作一些尝试性的军事行动，稍有不利，便立即停止。在曹操看来，占领汉中的目的，不是为了进一步灭蜀，而是为了防止刘备抢先占有汉中，威逼关中。因此，曹操出兵汉中，是带有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但曹操内部有些人不明白曹操的心思，他们主张不仅要占领汉中，还要进而进兵益州。曹操的司空仓曹掾刘晔就说：

    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怊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

    曹操的丞相主簿司马懿也劝曹操说：

    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

    刘晔、司马懿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据说当曹军占领汉中后，严重威胁到益州，民众曾惊恐不安。

    但是，作为一国之主的曹操，不能不想得更深更细一些。吃过赤壁之战苦头的曹操，是从曹、刘、孙三家的关系来看待征蜀问题的。刘备虽与孙权为荆州问题兵戎相向，但刘备能很快挥军回蜀，说明荆州问题已经解决，孙刘联盟并未破裂。如果出兵伐蜀，刘备毕竟不是刘璋。他不但有益州之险，而且有天府之富，荆益之众，关张之勇，诸葛法正之智。万一与刘备胶着于西线的战斗，而孙吴在东面发动大规模进攻怎么办呢？

    曹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就在曹操占领汉中的这年八月，孙权与刘备解决完荆州问题后，孙权便配合刘备在东线对曹操发起了一次攻势，目标是合肥（治今安徽合肥西北）。曹将张辽、李典据城抵抗，将孙权击退。张辽率军追击，双方在逍遥津北发生一场恶战。东吴将凌统拼死抵住曹兵，掩护孙权乘马上渡口津桥。当时，桥南已被破坏，一丈多宽的地方没有桥板，孙权的部下让孙权在马上持鞍缓控，又在马后狠狠抽了几鞭子，那马一跃过桥，孙权才得以脱险。合肥之战曹军虽取胜，曹操的心情却不能轻松，因为孙权随时有可能再次发动攻势。他下决心占据汉中，暂缓取蜀。就在这年十二月，曹操把镇守汉中的任务交给了夏侯渊、张邰二人，自己回到了邺城。

    刘备夺回了三巴地区，也没有立即进攻汉中。刘备、诸葛亮深知，他们在汉中的对手已经不是张鲁，而是曹操。夺取汉中决非轻而易举的事，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

    巴山的草经历了两度枯荣，蜀中的水经历了两个春秋。岁月的流逝可以冲刷掉人的某些记忆，岁月的磨砺可以使人的某些欲望渐渐淡化。

    然而诸葛亮却时时记挂着占据汉中，他占领益州北大门的欲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淡化，而且越来越强烈。他经常和刘备、法正等人商议进取汉中的大事，做着各种必要的准备。

    建安二二十二年（217），孙吴将军鲁肃去世。消息传来，诸葛亮心中非常悲痛。他和鲁肃的交往，早在赤壁之战前就开始了。他认为，鲁肃是孙吴政权中有远见、识大体的政治家，他以独有的敏锐、热诚、执着，维护着孙刘联盟。诸葛亮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友而悲伤，在遥远的成都亲自为他举哀。悲痛之余，他的心中又掠过一丝忧虑：接替鲁肃屯兵陆口的吕蒙，会不会像鲁肃那样顾全大局，与关羽和好相处呢？如果东面荆州万一出事，曹操又在北面扼住益州的咽喉，益州的安全将如何保证呢？他深深地感到了夺取汉中、巩固巴蜀之事的紧迫。

    法正也有同感。他找到刘备劝道：“曹操一举攻下汉中降服张鲁，不能乘机进兵益州，而是留下夏侯渊、张邰镇守汉中，自己急忙回到北方，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曹操智慧不足力量不够吗？不是！是由于他内部忧患的逼迫使然。我认为，夏侯渊与张邰的才干谋略，不能胜任独当一面的需要，我们如果出动全军前去讨伐，必定可以攻克汉中。攻占汉中之后，广兴农业，积聚粮食，观察形势等待时机，最好的结果是可以推翻曹操，尊奉汉室；其次可以蚕食雍、凉二州，开疆扩土；最次也可以固守要害，作持久的打算。这是天赐良机，我们不可失掉啊！”

    法正的建议与“隆中对”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自然得到了诸葛亮的赞同，也自然会被刘备采纳。刘备立即做了如下部署：诸葛亮镇守成都，刘备亲率大众征汉中，法正随从参谋军机，赵云、黄忠、魏延、张飞、马超、吴兰等主要将领全部从征。

    曹操、刘备争夺汉中的战役开始了。

    刘备将军队分作两路，一路由张飞、马超、吴兰率领，直抵武都，进屯下辨（武都郡治所，治今甘肃成县西北）。这一路军进入陇右，起着牵制曹军、配合汉中主力的作用。特别是马超，自幼生长在凉州，有羌人血统，甚得羌胡之心，威震陇右之地，由他出任主将，有利于策动武都、陇右氐羌及旧部反曹。果然，马超等至武都以后，氐人酋长雷定等率七部万余落反曹响应马超。

    曹操闻听刘备军至陇右，急派曹洪、曹休率军攻取下辨。曹洪是曹操的堂弟，曹休是曹操的族侄，二人均为“亲旧肺腑，贵重于时”。特别是曹休，备受曹操宠爱，曹操称他为“吾家千里驹”。此次出兵陇右，曹休虽为骑都尉，参曹洪军事，但曹操却对他说：“汝虽参军，其实帅也。”因此，曹洪虽为主帅，曹休却居于出谋划策的重要地位。当时，刘备将吴兰屯驻下辨，当曹军准备进攻时，在他们的后面固山，却出现了张飞的队伍，看样子是像要切断他们的后路。曹兵立即慌乱起来。曹休对众人说：“张飞要真的打算断我后路，就应该伏兵潜行，不让我们知道。如今他这样大张旗鼓，虚张声势，说明他不能断我后路。我们应乘他们还未集中，迅速进击吴兰。吴兰一破，张飞必然退走。”于是，曹洪下令进攻吴兰。吴兰将任夔被杀，吴兰败走，被阳平氐人强端斩杀。张飞、马超见下辨失守，只好向后撤退。

    刘备一路直攻汉中，在阳平关与曹军对峙。为了保证道路的畅通，刘备派大将陈式率十余营兵士驻扎在马鸣阁道。马鸣阁道是蜀中古栈道，在今四川广元北朝天镇附近，沿嘉陵江河谷修建。刘备派兵驻扎于此，一方面保证后方供应，一方面保证退路安全。曹将夏侯渊派大将徐晃率兵袭击陈式，陈式军被打败，士兵纷纷跳入山谷，伤亡惨重。曹操听说后，非常高兴，下令赐徐晃节杖，并说：“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刘备欲断绝外内，以取汉中。将军一举，克夺贼计，善之善者也。”

    刘、曹两军经过激战之后，相持于巴、汉之间。刘备“急书发益州兵”，诸葛亮与从事杨洪商议对策。杨洪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诸葛亮非常看重杨洪的见识，当即发兵，支援汉中前线。

    从建安二十二年刘备出兵汉中到二十三年，双方在汉中僵持了一年多。

    建安二十四年春，刘备听从法正的计策，从阳平南渡沔水，沿山路慢慢向前推进，并依定军山势恃险安营。又乘曹军不备，采用夜袭战术，火烧曹营外围鹿角。夏侯渊决定让张邰护东围，自将轻兵护南围。刘备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南围，张邰军失利，夏侯渊又分出一半兵力助张邰。夏侯渊是曹操部下一员虎将，他败昌稀、破雷绪、征氐人、平屠各，屡战屡胜，被曹操誉为“虎步关右，所向无前”的猛将。但曹操也看出了他的致命弱点，即恃勇无谋。他常告诫夏侯渊说：“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只依仗勇敢啊！作为一个将领固当以勇为本，但还要有智计。只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夏侯渊并未把曹操的告诫当回事，在与刘备的对峙中，又犯了只知任勇的老毛病。他带了少部兵力，想争夺定军山营地。法正见此情景，对刘备说：“可击矣！”刘备便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金鼓振天，欢声动谷”。黄忠居高临下，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夏侯渊措手不及，被黄忠杀死。这一仗，曹兵大败，不但失了主将夏侯渊，连曹操所署的益州刺史赵颙也送了命。

    定军山一仗，曹军损失主帅，又恐刘备乘胜进攻，众人慌作一团。夏侯渊的司马郭淮对众人说：“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于是，众人便推张邰为军主。张邰出任主帅之后，勒兵安阵，诸将皆听其号令，众心才安定下来。

    虽然有张邰出来收拾残局，但定军山一仗，对刘备争夺汉中之役毕竟是个重要转折。从此，形势开始向有利于刘备的方面转化。

    远在邺城的曹操，也无时无刻不对汉中的战况魂牵梦绕。建安二十三年，当他听说刘备已经亲率大军进入汉中时，就要赶往汉中前线亲自坐镇指挥。他深知当初拿下汉中是多么不易，占领汉中的意义是多么重要。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曹操据有汉中，是一种握着拳头准备打人的姿态；而失掉汉中，则是撅着屁股准备挨打的态势。无论从曹操的个性、志向、抱负哪个方面看，他都不允许汉中得而复失。然而当他正准备离开邺城时，即建安二十三年正月，却发生了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造反的事件。

    吉本、耿纪、韦晃都是被曹操所看重的人，特别是耿纪，自少年便有美名，任丞相掾，曹操“甚敬异之，迁侍中，守少府”。但吉本、耿纪等人不满曹操的篡汉野心，秘密联合了金神、韦晃、吉邈、吉穆等人反叛曹操。这次叛乱虽被留许昌的丞相长史王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联合镇压下去，但对曹操震动很大，他将汉朝的百官召到邺城，问吉邈烧城门时他们在干什么？并让当时救火者站左面，不救火者站在右面。众不不知曹操何意，都以为救火者一定有功，便都站到左边。不料曹操却说：“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下令将救火者全部诛杀。吉本等人的反叛，说明曹操内部并不稳定，而他失去理智的滥杀，更无益于缓和内部矛盾。因此，他对这个事件的善后处理要花更多的精力与时间。

    吉本造反事件虽然延缓了曹操西人汉中的时间，但并未动摇他再次进入汉中的决心。这年七月，曹操自认为内部已稳，便准备西征刘备。九月，他到达长安。

    就在曹操准备西进时，这年十月，又发生了宛县（治今河南南阳）守将侯音反叛的事件。侯音拘捕了南阳太守，劫掠吏民，占据宛县。由于宛县接近襄阳，那里若出事，则荆州难保，荆州出事，等于向刘备洞开了南门。但是，即使这件大事，也没能动摇曹操人汉中的决心，他只是暂驻长安，静观宛县局势的发展。建安二十四年正月，曹仁平定了宛县侯音之乱，曹操又把西进汉中提上日程。

    在曹操内部，一些人也主张先处理好内部事务，力图劝阻曹操人汉中。黄门侍郎刘廙就是其中之一。他给曹操上了一封很长的奏书，书中说：“自从您起兵以来，三十年间，无敌不破，无强不服。如今，您拥有海内之强兵，百胜之军威，但是，孙权仍敢据险而守，刘备也敢与您公开对抗。想想他们的实力，怎能比得上当初袁绍在冀州的精兵，他们的人口，怎比得上袁绍当时的基业？然而，您能灭掉袁绍却不能降服孙、刘，其原因不是我们的智慧和实力不如从前了，而是我们已从计谋周密之人变成了自己搞垮自己的人了。……天下之事有双得，也有双失：形势对我有利而我又能尽力去做，这就是双得；形势对我不利而我还要去做，这就是双失。考虑当前的形势，我们不如根据周边的险要地形，选择要害之地据守，再选天下精兵，布置在各地驻扎，年年对他们进行轮换。这样，您就可以高枕于广厦之内，潜心思考治国大计，广农桑，事节俭，十年之后，定会国富民安。”

    然而，刘廙的苦口婆心并没说动曹操，他还是进了汉中，并给刘廙写了一封回信，婉言谢绝了他的意见。

    国内局势的不安，臣下的苦苦劝阻，都没挡住曹操的进兵汉中，可见汉中在他心中的位置。看来，曹操是决心在汉中与刘备一争高下了。

    建安二十四年三月，曹操自长安率兵经褒斜谷赶往汉中。刘备听说曹操到来，信心十足地说：“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

    曹操人汉中，是想反击刘备，保住汉中。然而刘备却敛众据险，不与曹操硬拼。曹操进入汉中，带来数千万囊军粮，储于北山之下。刘备大将黄忠认为可袭取曹操北山军粮，曹军无粮必败退。赵云赞成黄忠之计，并将自己所统之兵拨出一部分随黄忠去北山。按照正常时间，黄忠该事毕归营了，可是仍不见其归来。赵云放心不下，便率数十骑兵轻行出营，接应黄忠。不料没有接到黄忠，却碰到了曹操的前锋部队，两军厮杀起来。赵云寡不敌众，率众且战且退，一直退回自己大营。这时，赵云的副将张翼主张紧闭营门坚守，而赵云人营后，却令大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军追到营前，见到这种情形，怀疑赵云有埋伏，便退军回去。赵云见曹兵退却，令士兵擂鼓震天，并让士兵用劲弩猛射曹军。曹军惊骇，自相践踏，有很多人落入汉水而死。第二天，刘备来到赵云大营，见他昨日与曹军作战之处，高兴得称着赵云的字说：“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一个多月过去了。曹操在汉中欲守无险，欲战不能，除了军粮一天天减少，士兵伤亡逐渐增加外，其他一无所获。

    时值五月，盛夏的汉中酷热难耐。这里本是个盆地，盆底平坦、宽阔，然而不知为什么，曹操觉得这土地忽然变小了，四面的大山增高了，他有一种被装进盆里的感觉，压抑，憋闷，他甚至对这个地方有些厌恶。

    他想起了那些劝他莫入汉中的臣下，想起了刘廙，想起了那封奏书。他重新展开刘廙的奏书，细细地品着书中的两句话：“您能灭掉袁绍却不能降服孙、刘，其原因不是我们的智慧和实力不如从前了，而是我们已从计谋周密之人变成了自己搞垮自己的人了。”“形势对我不利而我还要去做，这就是双失。”几个月前，他曾看过这两句话，却熟视无睹，如今，他好像刚看到似的，觉得新鲜，有理，耐人寻味。

    他回忆着近五年来自己所发生的变化：建安十八年五月初十日，被策封为魏公。建安十九年正月，开始“亲耕籍田”，这是天子才可有的行为。十二月，被特许比照天子的规格在仪仗队伍中设置旄头，在宫殿内摆放钟虞。建安二十年九月，被特许可以秉承皇帝旨意封立诸侯，任命郡太守和国相。建安二十一年五月，进爵为魏王。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被特许设置天子的旌旗，出入也像天子一样专称“警跸”。十月，又特许可以像天子那样在冠帽上悬挂十二条玉珠串，乘坐金根车，并配置五时副车。儿子曹丕也被立为魏王太子。

    皇帝所有的一切权力自己都具有了。皇帝所享受的一切特权自己都享受了。所缺者，唯有皇帝的名号而已。

    这一切变化，必然要招致一些人的愤恨，这愤恨又不是杀几个人能镇压得住的。想维护汉室、搞垮自己的人大有人在，吉本、耿纪等不就是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谁能保证今后不会再有了呢？有人想搞垮自己，而自己却跑到远离政治军事斗争中心的汉中，这不真成了“自己搞垮自己的人”了吗？

    他又开始琢磨刘廙关于“双失”的理论，越琢磨也觉得有道理。与刘备争夺汉中对自己是不利的。汉中对于关中，地远道险，许多谷道又被张鲁人为破坏，全部修复极难。这就给人力物力的补充带来很大的困难。而刘备方面则不同，由益州入汉中有通畅的道路，他的谋臣诸葛亮亲坐益州，将人力物力及时地补充到刘备军中。想到这里，曹操不禁又想起一件事：

    那是曹操还没进入汉中时的事。有一次，他命令赵俨征调一千二百名士兵前往汉中协助戍守。赵俨接受任务后，马上如数征调，并派一个叫殷署的人负责监送。那些被征调的士兵在与家人分别时，个个愁容满面。赵俨越想越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为了防止士兵哗变，他在殷署出发一天之后，又亲自追赶到斜谷口，逐个对士兵进行慰劳，又再三叮嘱殷署小心，然后才离开，借住在雍州刺史张既家里。

    然而，赵俨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殷署所带的一千多名士兵在进入斜谷口约四十多里的地方便发生了动乱，殷署生死不知。赵俨率手下的一百五十名随从火速追上动乱部队，费尽心思，妥善处置，才勉强将部队安定下来。

    那次兵乱虽然由于赵俨的努力被平息了，但曹操想起这件事，就联想到镇守汉中军队的士气。汉中远离中原，远离关中，进入汉中的谷道险恶异常，士兵们把进入汉中视为畏途，他们逃亡，动乱，这种士气的部队与刘备争夺汉中，这不是明知不利而为之吗？

    正当曹操思量着要不要放弃与刘备的争夺时，又传来一件令他心惊肉跳的事：钟繇所亲信的属下魏讽又在邺城谋反。魏讽字子京，沛人，极具号召力和煽动性，在邺城是一个有名的人物。钟繇对他很欣赏，将他提拔起来。魏讽不满曹操专权，早就暗地结党拉帮。他趁曹操远在汉中之机，又与长乐尉陈祎图谋袭取邺城。起事的日期还没到，陈祎背叛了魏讽，告发了此事。魏太子曹丕捕杀了魏讽，“坐死者数十人”。

    魏讽的谋反，使曹操深感有必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不能让别人搞垮自己，更不能自己搞垮自己。

    他决心放弃汉中了。而他这不可撼动的决心，却用了一种十分简单地形式加以表达。他只对部下说了两个字：“鸡肋”。众人十分疑惑，不知曹操所指何意。曹操的主簿杨修是个极聪明的人，他见此，便急忙收拾行装，准备撤退。众人都问杨修：“何以知之主公欲撤？”杨修说：“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

    建安二十四年夏五月，曹操引兵撤出汉中。汉中归刘备所有。

    刘备据有汉中和曹操撤出汉中，都有其内部的必然原因。刘备集团上下一心，必欲据汉中以保蜀中安全，又有法正的奇谋妙术，有诸葛亮的后方支援。而曹操争汉中，地理条件对其极为不利，内部不稳，接二连三地发生叛乱，加上他正加紧完成代汉的准备工作，这项最中心的政治任务，不容许他在汉中拖延时日。

    对于刘备集团来说，汉中得到了，益州安全了。为了进一步实现“隆中对”提出的战略计划，诸葛亮又策划着新的战略方案。

    三

    占有巴蜀，是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跨有荆、益”的基本实现，而兵定汉中，是对“跨有荆、益”的局部完善。

    兵定汉中以后，刘备集团的形势一片大好。在东面，与孙权的荆州争端已暂时解决。在北面，益州门户的钥匙挂在了刘备集团的腰间，被人扼住咽喉的危局已经彻底改观。

    当人们还沉浸在夺取汉中胜利的喜悦中时，诸葛亮又开始考虑新的行动步骤了。他认为，“跨有荆、益”是关系到将来北伐两路夹攻中原的大事，是“隆中对”战略计划最后实现的关键。因此，兵定汉中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跨有荆、益”的局面，诸葛亮又接连采取了三个措施。

    第一个措施：拥戴刘备为汉中王。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刘备手下的大臣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左将军长史领镇军将军许靖、营司马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射援、军师将军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张飞、征西将军黄忠、镇远将军赖恭、扬武将军法正、兴业将军李严等一百二十人，向名存实亡的汉朝廷上了一道表章，全文如下：

    昔唐尧至圣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贤而四国作难，高后称制而诸吕窃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谋，皆凭世宠，藉履国权，穷凶极乱，社稷几危。非大舜、周公、朱虚、博陆，则不能流放擒讨，安危定倾。伏惟陛下诞姿圣德，统理万邦，而遭厄运不造之艰。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尘忧厄，幽处虚邑。入神无主，遏绝王命，厌昧皇极，欲盗神器。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亭侯备，受朝爵秩，念在输力，以殉国难。睹其机兆，赫然愤发，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宁克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臣等每惧王室大有阎乐之祸，小有定安之变，夙夜惴惴，战栗累息。昔在《虞书》，敦序九族，周监二代，封建同姓，《诗》着其义，历载长久。汉兴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诸吕之难，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备肺腑枝叶，宗子藩翰，心存国家，念在弭乱。自操破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奉辞在外，礼命断绝。昔河西太守梁统等值汉中行，限于山河，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咸推窦融以为元帅，卒立效绩，摧破隗嚣。今社稷之难，急于陇、蜀，操外吞天下，内残群僚，朝廷有萧墙之危，而御未建，可为寒心。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

    这道长长的表文，是蜀汉政权建立的宣言书，是讨伐曹操的檄文，是公开树立的兴复汉室的旗帜。

    这道表文是广汉县人李朝的手笔，但其策划及立意却是诸葛亮。实际上，整个拥刘备为汉中王的事件都是诸葛亮的大手笔，它体现着诸葛亮的智慧，体现着诸葛亮的谋略，体现着诸葛亮对时机的准确把握，体现着诸葛亮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体现着诸葛亮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时寄托着诸葛亮的政治理想。而这道表文，是这篇大文章中的一个精彩段落。

    按当时的形势，献帝形同虚设，汉廷名存实亡，有实力者称王称霸，无实力者成为强者之食。在这种情况下，刘备称王汉中是件简单的事。而刘备称王的过程也确实简单，奏表写完，无需批准，便在沔阳设坛场，陈兵列众，群臣陪位，将奏表一读，把王冠往头上一戴，便就是汉中王了。

    然而，就是这件极其简单的事情，却被搞得相当复杂。刘备称王前，不但群臣写了上奏表文，刘备称王后，又亲笔上书汉帝，除表明自己为群僚所迫正式即汉中王位的态度外，再次揭发曹操谋权篡位的罪行，以及自己决心重振汉室的宏愿。刘备这封上书，与他的群下的奏书没什么两样，甚至有些措词都是一样的。

    同样的内容，为什么要反复说呢？汉献帝既然形同虚设，为什么诸葛亮发动这么多人向他上封刘备为汉中王的奏章呢？我们知道，此时的皇帝不过是曹操手中的政治玩偶，朝廷就是曹操，曹操就是朝廷。诸葛亮把奏书上给朝廷，实际上就是交给曹操。奏书中把刘备说成汉朝宗室的肺腑枝叶，说成是兴复汉室的中坚力量，公开、鲜明地打出灭汉贼、兴汉室的旗帜。这在当时是很：具有号召力的。刘备称汉中王之时，正是曹操代汉的准备工作接近完成之际。曹操的代汉趋势，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拥护曹操的人积极劝进，陈群、桓阶就认为曹操应天命之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应该“畏天知命，无所与让”。夏侯悖也对曹操说：“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着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也有许多人不赞成曹操代汉，建安十七年，曹操准备进爵为魏公，行九锡之礼，派董昭去探察荀彧对此事的态度。荀彧认为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听了，心中很不高兴，将他逼死。张绣的儿子张泉、刘廙的弟弟刘伟、王粲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魏讽反对曹操的活动。图谋推翻曹操的除了魏讽等人之外，还有金祎等人。史载：“时有京兆金祎字德祎，自以世为汉臣，自日碑讨莽何罗，忠诚显着，名节累叶。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这说明，尊奉汉室的正统观念在一部分人当中还是有市场的，在这种情况下，灭汉贼、兴汉室的旗帜就不会失去其号召力。

    曹操代汉与朝中一些人保汉必然要发生尖锐矛盾，曹操在处理这个矛盾时是坚决的，不留情面的。琅邪王刘熙谋欲渡江投孙吴，曹操将其杀死。议郎赵彦曾为献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献帝的皇后伏寿，亲眼见曹操因董承之事杀其女董贵人的过程。当时董贵人正怀有身孕，多次请求曹操留其性命，但终被杀死。伏后见状，便给父亲屯骑校尉伏完写信，尽言曹操残忍地将董贵人逼死之状，令其父密图曹操。后来，此信被曹操发现，曹操大怒，逼汉献帝废掉伏后，并派华歆、郗虑率兵进入后宫逮捕伏后。当时，伏后闭户藏壁中，华歆将她从屋中强拽出来。伏后披头散发，徒步跣行，哭着对献帝说：“你身为天子，不能救我一命吗？”献帝无可奈何地说：“我的命都不知什么时候就没了，怎能保你？”后来，伏后被杀，她生的两个皇子全被用毒药毒死，伏后的兄弟及宗族死者达百余人。诸葛亮在请求封刘备为汉中王的奏书中，列数了曹操的不轨行为，对曹操操纵汉帝、杀戮皇后、鸩害皇子的行为进行声讨，用以激起更多人对曹操的义愤，这是奏书的又一目的。

    关于诸葛亮拥刘备为王，还有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从时间先后顺序看，刘备是先取得成都，后取得汉中的。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早点拥刘备为蜀中王，而要等以后拥他为汉中王呢？这样做主要出于两点考虑。第一，在历史上，蜀王是被秦国所灭的亡国：之君，而汉王是最终战胜霸王取得天下的开国之主。据史书记载，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王巴蜀三十一县。刘邦怒，欲攻项羽，萧何劝他说：“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且语日‘天汉’，其称甚美。夫能屈于一人之下，则伸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愿大王王汉中，抚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刘邦听了萧何的劝告，最后终于利用汉中及巴蜀的人力物力，收复关中，进而打败项羽。诸葛亮不尊刘备为蜀中王而尊其为汉中王，就是不希望他像蜀王那样被人所灭，而是像汉王那样打出关中，统一天下。第二，诸葛亮拥立刘备为汉中王，是针对曹操的。如前所述，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五月进爵为魏王，名为魏王，但实际上的权力早已远远超出“王”的范围。他可以戴天子的十二旒冠冕，坐天子规格的马车，用天子规格的仪仗，像天子那样出警入跸。诸葛亮对曹氏代汉的趋势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拥立刘备为汉中王，就是告诉曹操，不要以为天下唯你独尊，在你的西南方，还有一个具有和你同样权力的、与你分庭抗礼的汉中王。你若敢代汉为帝，汉中王就可承继汉统，伐逆复汉。

    诸葛亮向汉帝上呈奉刘备为汉中王的奏章，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向世人表明，刘备是受益州各类人拥戴的合法的汉中王。上汉帝表中，署名者有马超、许靖、庞羲、射援、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赖恭、法正、李严等。马超是新降附刘备的关陇人，许靖、庞羲、射援、法正、李严是刘璋的旧部，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赖恭是刘备的旧部。这三部分人非常具有代表性，这表明无论是新降附的外州人，还是过去刘璋的老部下，都已经和刘备的旧部合为一体，共同拥戴刘备。

    这不是诸葛亮在虚张声势，他确实为了三种人的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让我们看下面几件事。

    马超在刘备攻克成都中起了重要作用，受到刘备的重用。关羽听说马超归降刘备，便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的才能可与谁相比。关羽有个毛病，不喜欢别人比自己强。对此，诸葛亮特别了解。怎样回答他呢？把马超说得太好，关羽会很不服气；说马超不行，既不符合事实，也会伤害马超的自尊。于是，诸葛亮便给关羽回了一封分寸把握得十分得体的信。信中说：“马超文武兼备，气概雄烈，过于常人，可称得上一世的豪杰，是黥布、彭越一流的人物，可以与张飞相提并论，但是赶不上美髯公您超逸绝群。”因为关羽胡须很美，所以诸葛亮称他为美髯公。关羽见信后果然很高兴，没有与马超发生什么不快。为了维护新人与旧部的团结，诸葛亮在点滴小事上都是这样谨慎。

    零陵熏阳人刘巴，在刘备占荆州后就不顾诸葛亮的挽留，南下交耻。又因与交陆太守士燮不合，辗转来到益州，被刘璋重用。后来，刘璋想迎刘备人蜀，刘巴闻听，劝阻说：“备，雄人也，人必为害，不可纳也。”当他听说法正已经带着刘备进入益州，又劝道：“若使备讨张鲁，是放虎于山林也。”因此，刘备对刘巴怀恨在心。而诸葛亮则多次向刘备称赞刘巴的见识与才干，建议刘备重用他。在诸葛亮的称举下，刘备在攻成都时下令不许伤害刘巴，“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刘备占领成都后，任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但刘巴为人清高孤傲，张飞曾到刘巴那里，刘巴却连话都懒得跟他说，惹得张飞心中愤恨不已。诸葛亮听说后，便找到刘巴，对他说：“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不料刘巴却说：“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仍我行我素。刘巴对张飞的态度使刘备非常生气，说：“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刘巴字）专乱之。其欲北还，假道于此，岂欲成孤事邪？”诸葛亮便对刘备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袍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运筹帷幄，诸葛亮决不会不如刘巴，诸葛亮这样说，意在让刘备注重刘巴的长处，不要计较刘巴的傲慢。

    南郡枝江人董和，在刘璋任益州牧时任过牛鞞（治今四川简阳）县长、江原（治今四川崇庆东南）县长、成都令等职。他所治理过的地方，“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后来，他又任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北）太守，“清约如前。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对于这样一个有治理才干的人，诸葛亮建议刘备加以重用，刘备便任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替可否，共为欢交”。

    上述三件事，第一件是处理刘备旧部与新降者的关系；第二件是对待刘璋旧部有小毛病却有大才干的人；第三件是对待刘璋旧部的人才。这三件事都得到妥善的处理，都浸透了诸葛亮的心血。

    第二个措施：打通汉水。

    广阔的汉中平原，有一条着名的河流从西向东穿过，这就是汉水。关于汉水的源头，据较早的古代地理书记载为甘肃天水南的蟠冢山，传说大禹治水，自蟠冢山导漾水东流为汉水。以后，由于地理的变化，至汉末三国时，汉水的源头出于武都沮县（治今陕西略阳东）的东狼谷。汉水从东狼谷发源，南流至阳平关（在今陕西勉县西）折头向东，一直穿过汉中地区，流入今湖北境内。再经襄阳（治今湖北襄樊）一直向南到竟陵（治今湖北潜江西北）又折向东方，一直流入长江。汉水的上游又称沔水，它像一条绸带，蜿蜒曲折在鄂西山地中，把汉中和襄樊联系起来。

    刘备取得汉中之后，立即派孟达北上进攻襄阳西面的房陵（治今湖北房县）。孟达自从随法正人荆州迎刘备以后，就被留在荆州。刘备占领益州以后，孟达就被任为宜都（治今湖北宜都）太守。孟达接到命令，立即率兵溯江西上，从秭归（治今湖北秭归）弃舟北上，直逼房陵。很快，孟达便将房陵攻下，并杀死了曹操的房陵太守蒯祺。占领房陵后，孟达又奉命西进攻打上庸（治今湖北竹山西南）。与孟达西进的同时，刘备又派他的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沿汉水东下，与孟达会攻上庸。刘封迅速攻下汉水边上的西城（治今陕西安康西北），然后直扑上庸。在刘封、孟达的东西夹攻下，曹操的上庸太守申耽抵挡不住，率众投降。至此，被称为汉中“东三郡”的西城、上庸、房陵全部落入刘备集团手中。刘备任降将申耽为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任申耽的弟弟申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任刘封为副军将军，总管“东三郡”。

    占领“东三郡”，是为了打通汉水，因为“东三郡”都与汉水有紧密的地理联系。西城县是西城郡治，故城就座落在汉水北岸。上庸县是上庸郡治，上古时为庸国。“昔武王伐纣，庸人往焉，故《牧誓》云‘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注云‘庸、濮在江、汉之南’。”庸县在汉水之南，一条由西南流向东北的堵水把庸县和汉水连结起来。《水经注》记载：“堵水又东北经上庸郡，故庸国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庸小国，附楚，楚有灾不救，举群蛮以叛，故灭之以为县，属汉中郡，汉末又分为上庸郡，城三面际水。房陵县是房陵郡治，它的东面是流人汉水的粉水，而出于房陵县西北叶山的筑水，又从房陵县流过，注入粉水，因此，粉、筑二水，又把房陵县与汉水连结起来。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地处襄阳之西，均有水系与汉水相联。占领了三郡，就打通了从汉中到襄阳这段的汉水。打通汉水，正是为了贯彻“隆中对”的战略意图。诸葛亮的“隆中对”指出，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若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刘备则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实行对中原的两路夹击。占领汉中，使北进秦川有了可靠的根据地，而要实现率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攻占襄阳则是必要的前提。襄阳在刘表时曾是荆州的州治，曹操退出荆州后，留下重兵把守襄阳，对刘备集团来说，占领襄阳绝非易事。刘备集团占领三郡，打通汉水，一个重要战略意图，就是从西部策应由江陵北上攻打襄阳的关羽军。

    第三个措施：派关羽北攻襄阳、樊城。

    继打通汉水计划实施之后，关羽也率军从江陵北上，发动了襄樊战役。

    应当注意，从刘备夺取汉中以后一系列军事行动看，攻打襄阳、樊城很可能不是关羽的擅自行动，而是刘备、诸葛亮进一步完善“跨有荆益”待机夹攻中原战略行动的一部分。

    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推断。

    第一点，刘备汉中称王后，以汉中王的名义，“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假节钺”，是当时帝王给臣下的一种权位极重的待遇，假节钺者拥有代行帝王旨意、掌握生杀的特权。当时关羽正积极准备北上攻打襄阳，此时给他这种待遇，显然是为了让他在此战役中，更大限度地发挥指挥和统帅作用。

    第二点，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刘备占有汉中，大约六月底打通汉水的战役胜利结束，七月初关羽率荆州军北上襄阳、樊城一线。这三次战役如此紧密相连，一环扣一环，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实行完整地跨有荆益的整体战略的统一安排。

    上述两件事表明，关羽进攻襄樊一线，是得到刘备的命令而发动的，是诸葛亮整个战略计划中的一部分。

    诸葛亮发动攻打襄樊战役，从军事角度看，是抓住了战机。当时，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已经攻下，从汉中直抵襄阳的汉水已经打通，从西、南两路进攻襄阳的军事态势已经形成。在曹操政权内部，拥汉势力反对曹操代汉的斗争也驱于白热化。曹操统治地区的百姓也对沉重的徭役深怀不满。就在襄樊战役发生头一年的十月，南阳郡治宛城发生了兵变，守将侯音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据城自守。史书记载：“是时南阳间苦徭役，音于是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南阳功曹宗子卿对侯音说：“足下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然执郡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吾与子共戮力，比曹公军来，关羽兵亦至矣。”宗子卿这番话，虽然意在骗侯音释放南阳太守东里衮，但说侯音反叛是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可见南阳民众对沉重徭役是何等不满。这次兵变虽然在关羽攻打襄阳、樊城前就被平定，但它说明了曹操内部的不安定。这正是关羽进攻的大好时机。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关羽进军襄樊一线。襄阳、樊城若失，曹操的许都就会直接暴露在关羽的兵锋之下。有鉴于此，守将曹仁一面布置兵力坚守，一面将军情急报曹操。当时曹操已经撤出汉中，正在长安，他听说此讯后，立即布置增援：令汝南（治今河南平舆北）太守满宠率兵助曹仁守樊城；令随行的于禁率七军火速增援曹仁；令随行的大将徐晃向南阳进发，做为襄樊守军的预备队，同时令足智多谋的赵俨随徐晃南下，以议郎参曹仁军事。曹军在襄樊的阵势，满宠入樊城，与曹仁共守；于禁率七军驻扎樊城北，与城内相互呼应；徐晃屯宛城，如箭在弦上，随时都可引发。

    面对曹军的严阵以待，关羽深感兵力不足。在这时候，他得知东吴的陆口守将吕蒙因病回建业休养，新换的守将陆逊，年轻资浅，不足为虑，便决定抽调江陵的部分守军，开赴襄樊前线增援。

    一切准备就绪，关羽在包围襄樊的同时，首先对樊城外的于禁部发动了进攻。“禁与张辽、乐进、张邰、徐晃俱为名将，太祖每征伐，咸递行为军锋，还为后拒；而禁持军严整，得贼财物，无所私人，由是赏赐特重。”关羽与于禁交锋，一时难分胜负。时至八月，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汉水骤涨。大水漫过河床，一股脑地向樊城北低洼之处倾泻。于禁驻军之处，平地水深数丈，顿时变成一片汪洋，七军皆被淹没。曹兵纷纷登至高处避水。关羽利用水军优势，率众登上大船，对被洪水包围的曹军发动猛攻。

    于禁抵挡不住，束手就擒。而于禁的属将庞德，却进行了殊死抵抗。当驻地被大水所淹，于禁投降关羽时，庞德却在水堤高处拒守不降。关羽挥水军包围高地，双方以弓箭对射。庞德披甲持弓，箭不虚发。手下将领董衡、董超欲降，被庞德斩首示众。双方从早晨一直打到太阳过午，庞德部箭用完了，就与关羽军短兵相接。大水越来越猛，关羽攻势越来越急，部下几乎全部投降，庞德无奈，只得同麾下乘小船往樊城退却。不料途中翻船，被关羽军活捉。庞德宁死不降，最后被关羽所杀。

    樊城外围之战，关羽大获全胜，紧接着对樊城展开了进攻。樊城之外，大水茫茫，关羽乘船临城，对曹军进行数重包围。樊城与外界联系全被割断，城内粮食也快用完，情况十分危急。大水继续上涨，城头离水面只有数板来高（城高二尺为一板），有的城墙出现崩坏现象。有人对曹仁说：“今日我们面临的险境，决非人力可以支持得住。我们应该趁关羽的包围圈尚未收缩，赶快趁夜色乘小船逃走。这样做虽然会失去樊城，却可以使性命得到保全。”汝南太守满宠不同意弃城逃走，他认为襄樊是重要的战略要点，失之后果严重。他对曹仁说：“听说关羽已经另外派遣一支部队挺进到郏城（今河南郏县，距许昌不到二百里）一带，自许昌以南，百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但是，关羽为什么不敢绕过我们向北大举推进呢？”他见这个问题引起了曹仁的深思，便进一步说道：“他是怕我们在后面攻击他呀！如果我们弃城逃跑，关羽北进便无后顾之忧，黄河以南的土地便不再为朝廷所有了。再说，山洪虽然来势凶猛，退得也快，希望您再坚持一下。”曹仁认为满宠说得对，便放弃了弃城的打算。

    曹军虽在满宠的鼓动下情绪稳定下来，但形势却越来越不利。关羽紧围樊城的同时，又派将领围困襄阳守将吕常。曹操所设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都投降了关羽。在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县民孙狼等起兵杀害县主簿，依附关羽。关羽给孙狼官印，给他增加兵众，让他回到陆浑南长乐亭，与自己遥相呼应。

    关羽节节胜利，步步紧逼。

    曹操惊慌失措，甚至打算迁都。

    关羽名声“威震华夏”。

    汉中尊王，打通汉水，挺进襄樊，是刘备集团占领汉中后诸葛亮进一步采取的三个措施。三个措施互相联系，同指一个敌对目标——曹操。汉中尊王是在对曹斗争中的政治攻势，打通汉水和挺进襄樊是对曹操的军事攻势。这三个措施要达到的目标，不是“隆中对”的最终目标——收复中原，刘备汉中称王后回到成都，而没有出兵秦川就是明证。三个措施所要达到的目的，仍是“隆中对”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即完整地跨有荆、益，以便进一步待机夹攻中原，最后恢复汉室。

    汉中尊王，使刘备集团在益州的地位坚如磐石。

    打通汉水，使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势力向北推进到房陵、上庸一线，并给关羽的进攻襄樊造成西部呼应的声势。

    攻打襄樊则是跨有荆、益的最后一次战役行动，而且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胜利。如果能攻下襄樊，刘备集团在荆州、益州的地位不但会进一步巩固，而且会真正形成出击曹操的两个拳头，给“隆中对”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创造良好条件。

    从“隆中对”的角度看，“跨有荆、益”并不是诸葛亮的最高目标。

    从事实发展的角度看，关羽在襄樊的初战告捷却是“隆中对”计划实践的顶峰。这个顶峰的到达，是通过汉中尊王、打通汉水、挺进襄樊实现的。

    日中则侧，月满则亏。刘备集团荆州军北进襄樊的胜利，成为其事业的顶点，而同时又成为蜀国国势走下坡路的起点。

    四

    中国有句成语，叫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正当关羽在襄樊前线节节取胜之时，作为盟友的孙吴却暗暗拨出了捅向关羽后背的利刃。

    孙吴占有荆州全部的欲望由来已久，并不以与刘备最后一次划分荆州取得荆州三郡为满足。看着刘备跨有荆、益二州，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孙权对当初让刘备驻进南郡懊悔不已：如果不让他驻进南郡，刘备集团始终被堵在长江以南，没有长江通道，刘备便无由西进益州，关羽也无法北进襄樊。如今可倒好，不但北有强大的曹操，西部又崛起一个势力越来越大的刘备。想到这里，孙权不禁心中埋怨起死去的鲁肃来，让刘备进驻南郡，正是鲁肃的主张，这毕竟是他的一个短处。

    这时，接替鲁肃镇守陆口的是大将吕蒙。原来鲁肃的一万多人马转归吕蒙所领，此外，鲁肃的奉邑下隽、刘阳、汉昌、州陵四县也归吕蒙享有。吕蒙这个人不同于鲁肃，很早就对刘备集团怀有戒心，特别是刘备进驻南郡后，他一直在琢磨怎样对付刘备。鲁肃代周瑜屯住陆口，曾路过吕蒙的驻地。当时吕蒙是个武将，鲁肃意尚轻之，不打算去拜访他。有人劝鲁肃说：“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他，君宜顾之。”于是，鲁肃便前往拜访。席间，吕蒙问鲁肃：“您现在身负重任，与关羽为邻，有什么策略以防不测呢？”鲁肃没有准备，应付说：“到时根据情况再采取适当的办法。”吕蒙说：“那怎么行。如今我们和刘备虽然结成同盟，但关羽实为熊虎之人，怎能不事先想好对付的办法呢？”于是“为鲁画五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吕蒙一直对刘备集团心怀警戒。

    吕蒙代鲁肃以后，便开始改变鲁肃的方针。鲁肃认为：曹操尚存，祸难始构，应与刘备互相辅助，同心协力对付仇敌，不能与之失去和气。而吕蒙一上任，便向孙权献秘策说：“让征虏将军孙皎据守南郡，让潘璋进驻白帝，再派蒋钦率流动军队万人，沿长江上下游动，哪里有敌情就支援哪里，而我则率军为主公占据襄阳。如果是这样，曹操何忧？关羽何赖？再说关羽君臣，依仗其狡诈和实力，事事反复无常，不能把他们当作心腹好友对待。现在，关羽之所以没有立即侵犯我辖境，就是因为主公圣明和我们一班强将尚在。如今，不趁我们在时图谋他们，一旦我们死去，再想陈力进取就不可能了。”

    当时孙权正准备从东面进攻曹操的徐州，他认为吕蒙的建议很好，就问他徐州方面怎么办。吕蒙说：“而今曹操远在河北，又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正忙着幽州、冀州方面的事，无暇东顾徐州。那里的守备不堪一击，进攻那里自然容易得手。但是徐州地形平坦通畅，无险可依，正是曹操骁勇骑兵的用武之地。您今天取得徐州，曹操后天就会前来争夺，即使您用七八万人去防守，仍不能高枕无忧。不如西取关羽，完全据有长江，可以张我国势啊！”

    孙权认为吕蒙的分析太好了，又问他有何良策西取关羽。吕蒙认为，关羽勇猛无敌，只能先麻痹他，趁其不备而袭取之。所以，吕蒙上任后，表面上似乎比鲁肃对关羽还要热情友好，与关羽的关系非常融洽。

    尽管如此，关羽在北征襄樊之时，也没有忘记必要的防御部署。当时，关羽只带了一部分兵马北上，留在南郡、公安等地的兵力不在少数。吕蒙见此情况，便秘密上奏孙权说：“关羽进攻樊城而留下许多兵将在后方防守，是害怕我乘虚攻取他的后方。我现在身体不好，请允许我以治疗修养为名，带一部分兵力回建业。关羽听说后，就会对后方特别放心了，必会抽调后方防御兵力加强襄樊前线。到那时我们再派大军乘船溯江西上，对关羽空虚的后方发动袭击，一定会夺取南郡，擒获关羽。”

    一场意在麻痹关羽的假戏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一封不加密封的“露檄”，从首都建业传至陆口吕蒙的军营。文书的大意是，鉴于吕蒙的病情加重，主公决定让他带人回建业调养医治，陆口守备俟另派人。由于文书不加密封，消息很快传遍陆口大营，然后又不胫而走，传到了公安、南郡的关羽守军营中。吕蒙还真的回到了京城，不过不是为了养身治病，而是为了袭击关羽而进行“韬晦”。

    吕蒙回京的消息，惊动了一位有见识的人，这就是陆逊。

    陆逊出身江东大族，二十一岁时始仕孙权幕府，历任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治今浙江海宁西南）屯田都尉，并兼管海昌县事。由于他将地方治理得非常好，被孙权看重，以他为帐下右部督，多次向他咨访政治事务，并把侄女嫁给他。丹阳人费栈接受曹操委派，鼓动山越人起兵反叛，为曹操作内应，陆逊受命讨伐，以少数兵力平定了这次叛乱，然后屯驻于芜湖（治今安徽芜湖东）。会稽太守淳于式上表弹劾陆逊，说他枉取民人，使当地人愁扰不安。后来，陆逊人京面见孙权，谈到淳于式时，称赞他是个好官。孙权奇怪地问：“淳于式弹劾你，你却称赞他，这是为什么？”陆逊答：“淳于式意在养民，所以控告我。如果我出于私愤去诋毁他，就会扰乱了主公的思想。此风决不可长。”这件事就可看出陆逊的风度和见识。

    吕蒙回京，路过芜湖。陆逊前去看他，并说：“关羽与您的防区相接，您为什么要离开驻地返回京城，如此，防区的状况不是很令人担忧么？”

    吕蒙闻听心中一惊，暗想：听陆逊的话音，他是不愿意我回京城，难道他看出了我没病不成？此韬晦之计需要极密，若透露出去被关羽识破，取荆之事则休矣！想到这里，他作出一付很难受的样子，对陆逊说：“你说的确实很对，不过我的病情实在沉重，没有办法啊！”陆逊听吕蒙这么说，便把话进一步挑明，说：“关羽自矜于他的骁勇胆气，处处凌驾于人。如今他北征襄樊，进军顺利，一门心思向北推进，却没顾忌我们。如果让他知道您得了重病，必然更不会防备我们。那时我们出其不意发起进攻，就可以将其一举制服。您到京师见了主公，要和他好好谋划此事。”

    听了陆逊这番话，吕蒙不禁心中对他暗暗称赞：好一个聪明小伙，把我回京的意图看得如此明白透彻。让这个小伙子接替我驻守陆口，一定会把麻痹关羽的戏演得更好。然而这毕竟是他个人的想法，还不能最后决定，“病”还得继续装下去。于是便说：“关羽一向以勇猛着称，难以和他对敌争锋。现在，他又据有荆州，在此施恩舍德，威信颇高，又加上北伐顺利，胆气更盛，谋取他谈何容易？”

    话虽这样说，吕蒙心中却早已相中了陆逊。回到京城，当孙权问起谁可担当驻守陆口重任时，吕蒙便说：“陆逊具有深谋远虑，才能出众，堪当重任。而且他是个年轻后生，名气不大，关羽也不会顾忌他。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如果任用他，再让他外表韬隐，内察形便，可成大功也。”孙权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征召陆逊，任他为偏将军、右部督，代替吕蒙镇守陆口。

    陆逊果然不负孙权所望，对麻痹关羽的韬隐之计执行得相当出色。他一到陆口，立即给关羽写了一封信，说：“将军您伺曹操的破绽而动，挥纪律严整之师，小动刀兵即获大胜，功劳何等巍然不凡！曹军连遭惨败，于我同盟甚为有利，作为盟友，我们高兴得闻庆击节，真希望您实现席卷北方、共扶汉室的目的。我是个办事能力不强的人，蒙受委任，忝居陆口，非常仰慕将军的风采，渴望得到您的指教。”当他听到关羽乘大水歼灭了于禁七军的消息后，又写信给关羽说：“曹将于禁等被将军所擒，远近之人莫不为之惊喜赞叹。将军之功勋足以长驻人间，即使是古时晋文公的城濮大捷、韩信的井陉大捷都不能过于此胜。我听说曹将徐晃等人又率领步骑之军前来，对您进行窥视。曹操是个狡猾之徒，会不计后果去泄其愤恨，恐怕会潜增其众，以逞其心。虽说曹军现已疲乏，但却依旧骁勇强悍。大捷之后，常生轻敌之心，古人有鉴于此，在大捷之后更加警惕。但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取得全胜。我本一介书生，生性缓钝，忝居不堪之职，然而却喜慕盟友之威德，所以乐于倾吐心中欲语之言。虽然这些话不一定合乎您的策略，但不妨听一听。倘若您能明白我对您的景仰之情，就会认为我所说的是为您好了。”

    陆逊这两封信，语词谦卑，对关羽仰慕之意溢于言表，使关羽对后方大为放心，不再有什么顾忌，对襄樊的曹兵展开了更加强大的攻势。这年十月，曹操赶到洛阳，令徐晃军从宛城南下，援救樊城。为了更有效地为樊城解围，曹操又向东线征调兵力。他密召兖州刺史裴潜、豫州刺史吕贡、合肥守将张辽等人，令他们速领兵前来。

    关羽的襄樊得胜，刘备集团势力的增长，更加重了孙权对盟友强大的忧虑。他下定决心遏制关羽势力的发展，同时，曹操在东线调兵，使他明显感觉到东线压力的减轻，从而更加有利于他对付西线的关羽。为了不使自己在进攻关羽时受到曹操的威胁，孙权便给曹操写了封密信，声称愿意为曹操效力，打击关羽。

    脆弱的孙刘联盟破裂了。

    孙权给曹操的密信，帮了曹操的大忙。

    本来，在关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曹操有些手忙脚乱，他甚至打算迁都以避关羽兵锋。司马懿、蒋济等人劝他说：“于禁七军复灭，乃被大水所淹，并非战攻之失，此败对国家大计未有大损。依臣等愚见，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意。我们可以派人劝孙权偷袭关羽的后方，答应事成之后以江南之地相封。孙权若在关羽后面动手，襄樊之围自解。”正在此时，孙权派人送来密信，信中说：“我欲遣兵西上，掩袭关羽。江陵、公安，荆州重地，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乞密勿漏，令羽有备。”曹操把孙权的信给臣下看，大臣董昭说：“军事斗争注重权变，以利于己为目的。我们应该利用这封信，口头上答应孙权保密的要求，实际上把它泄露出去。”

    “噢？”曹操异常兴奋，他对违反众议的见解一向很感兴趣：“你说说这样做的用意！”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董昭说：“第一，关羽听说孙权西上，如果回军自护，襄樊之围自解，我们可立即得到好处，又可使孙、关二人互相对峙攻击，而我坐收渔翁之利。如果我们照孙权说的去做，使孙权得志，决非上策。”

    “嗯，第二呢？”

    “第二，若我樊城围中将士不知有救，看着城中粮食越来越少，必然越发恐惧，万一生出变故，危害巨大。还是将此信泄露为好。第三，关羽为人刚愎强硬，自恃江陵、公安守备坚固，必不速退。泄露密信，不会影响孙权偷袭江陵的计划。”

    听完董昭的一番议论，曹操当即决定令徐晃部自宛城南下，援救樊城，并将孙权密信设法泄露给城中的曹仁和围城的关羽。

    徐晃所统之兵，多为新征募而来，战斗力不如关羽军，一时难以与之争锋，所以进至阳陵陂（在今湖北襄樊西北约八里）便暂时停下来。为了对付徐晃援兵，关羽抽出一部人马驻扎在位于樊城西北三里的偃城。徐晃生出一计，派人在偃城外挖掘一条大堑壕，作出一付欲切断偃城关羽军后路的样子。屯驻偃城的关羽兵害怕被隔断，慌忙退走，徐晃占领了偃城，离关羽的围城主力更近了。

    为了加强徐晃军的力量，曹操又令殷署、朱盖等所统的十二营归徐晃节制，但上述救兵一时不能到齐，所以还不能进军与关羽交锋。而徐晃手下众将见主帅迟迟不下令交战，害怕承担襄樊失陷、援助不力的责任，大家坚持要徐晃下令发兵。徐晃问赵俨该怎么办，赵俨说：“我来为将军处理此事。”他把众将召集起来，对他们说道：“敌人对樊城的包围异常坚固，城外的洪水又仍不断上涨。我军兵力单薄，曹仁又被围在城里不能同我们会合。这种情况下出兵对城里城外都不利。我们不如派先头部队逼进关羽外围，暗地里派人通报曹仁，让他知道救兵已到的消息，使城内将士受到鼓舞和激励。十天之内，北面赶来救援的大军就会到达，在此期间，关羽还不会攻下樊城。等到大部队到达后，我们内外一起发动攻击，一定会成功。如果因为救援迟缓而致使樊城陷落，主公追究责任，我愿为诸公担当。”

    众人听了赵俨这番话，个个斗志昂扬。他们立即挖掘地道，接近樊城，用箭把信件射入城中，与城内曹仁沟通消息。与此同时，徐晃又命人用箭把孙权的密信射人关羽营中。关羽得到消息，果然犹豫不决。不撤军吧，孙权已经决定在自己后方动手；但若撤军，北征襄樊的成果前功尽弃，他又不甘心。

    就在关羽举棋不定之际，曹操已率大军进驻南距樊城约三百里处的摩陂。曹操在此屯驻，并非不能到达樊城前线，而是听从尚书桓阶的意见有意如此。按照众将的意见，如果大军不赶快救援，樊城之败便无可挽回。只有桓阶不这样认为。他问曹操：“主公认为曹仁和徐晃等会不会对军情做出判断？”曹操说：“他们当然会。”桓阶又问：“主公莫不是怕他们不尽心尽力？”曹操说：“也不是。”“那您为什么还要亲自率兵前往呢？”“我是怕关羽人马众多，对徐晃等人不利呀！”“主公大可不必如此担心。”桓阶进一步为曹操分析说：“眼下曹仁等身处关羽重围之中，却能拼死守城，毫无二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您在远处为他们作声援。人居万死之地，必有拼死求生之心。如今樊城，内怀死争的决心，外有强大的援兵，大王只需按兵不动，向敌人显示我们有极大的余力，何必担心失败而要亲自前往呢？”

    曹操认为桓阶的分析有道理，便接受了他的建议。

    殷署、吕建、朱盖、徐商等十二营陆续会齐在徐晃麾下，曹操率主力在麾陂遥相呼应，曹军与关羽军的力量比顿时改观。徐晃便下令攻击关羽的围城军队。他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声称进攻关羽军北面正对曹军的部分，实际上却兵锋一转，袭击四冢（今湖北襄樊附近）屯。关羽急忙援助四冢，徐晃早就对士兵们定下赏格：有得关羽头者，赏千金。曹军越战越勇，连破关羽围堑十重。关羽军损失严重，再加上孙权的密信搞得他心烦意乱，终于撤掉樊城之围。关羽虽然撤围，但并没有马上向江陵撤退，他的水军仍占据沔水，襄阳的水路仍隔绝不通。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江陵、公安已被孙吴占领的消息。

    关羽虽然知道了孙权的阴谋，但他没想到形势变化来得这么快。

    孙权之所以给关羽来个措手不及，是因为夺取荆州的计划及行动，全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夺取荆州的计划只有孙权、吕蒙等少数人知道，在决定任用陆逊前，吕蒙都不对他透露一点消息。孙权的偏将军全琮，在关羽北征襄樊时也提出乘机袭取荆州，但孙权恐怕搞得风声太大，泄露秘密，便对全琮的奏章寝而不答。可见其保密程度之高。

    不但袭取荆州的计划极其保密，袭取荆州的行动也不公开。本来，孙权打算派孙皎和吕蒙任左、右部大督，共同袭夺江陵。吕蒙说：“如果主公认为孙皎将军合适，就用孙皎将军；如果认为我合适，就用我。想当初，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然周瑜是主帅，但程普自以为是老将，并且都是部督，所以与周瑜不和，差点坏了国家大事。我们应当引以为戒。”吕蒙不愿意让孙皎与他共进江陵，除了怕指挥不统一外，恐怕还有防止兴师动众丧失保密性的原因。

    听了吕蒙的话，孙权也恍然大悟，便改变了主意。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吕蒙任征荆州大督，率兵西上。到寻阳（治今湖北黄梅西南）之后，吕蒙便令精兵全部隐藏在大货船里，让摇船的士兵穿上平民的服装，打扮成商人的模样。人陆口，过巴丘，进入了南郡境内。关羽设在江边的哨所都以为是一支商船队，没有丝毫戒备。当他们知道真相时，已经来不及进行反抗，被捆绑起来作了俘虏。就这样，吕蒙率军一直开到公安城下。关羽部将士仁依城拒守。吕蒙派虞翻前去劝降，虞翻便给士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知得知失，可与为人；知存知亡，足别吉凶。大军之行，斥候（哨兵）不及施，烽火不及举，此非天命，必有内应。将军不先见时，时至又不应之，独守萦带之城而不降，死战则毁宗灭祀，为天下讥笑。吕虎威（即吕蒙）欲径到南郡，断绝陆道，生路一塞，按其地形，将军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则失义，窃为将军不安，幸熟思焉。

    士仁接到虞翻的信以后，知道大势已去，开城投降。

    士仁投降后，虞翻又对吕蒙说：“我们虽然取得公安，但使用的一直是谲诈之兵。如今欲取江陵，应当带上士仁，于取胜有利。”果然，吕蒙带上士仁到达江陵城下，守城的麋芳见士仁已降，便开城投降。吕蒙偷袭荆州取得成功，高兴得还没人江陵城就在城外的沙滩上奏起了军乐。虞翻赶紧对吕蒙说：“如今死心塌地投降我们的只是麋芳一人，城里的人不见得全部愿降，您为何不赶快进城控制城门呢？”吕蒙这才从胜利的陶醉中清醒过来。果然，麋芳的部下有一部分人谋划着伏击吕蒙入城人马，多亏虞翻提醒得及时，使欲伏击者未能得逞。

    通过这件事，吕蒙明白了占领城池不见得就能巩固成果，还有人心里不服，因此征服人心很重要。吕蒙进城后，下令不许军人骚扰民户，不许向老百姓索要东西。有一个士兵，是汝南人，与吕蒙是同乡。他为了保护铠甲，从老百姓家中取了一顶斗笠来遮盖铠甲。按理说，铠甲是公家之物，为护公物而取民物情有可原。但吕蒙依然认为他违犯了军令，不能因为他是自己的同乡，不能因为他是护公物就不执行军令，便流着眼泪忍痛将其斩首。这件事在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士兵们谁也不敢违犯军纪，江陵城中出现了“路不拾遗”的现象。除了约束士兵外，吕蒙还对关羽及其将士的家属进行慰问。对待城里的老年人也进行慰问救济，询问他们缺什么，有病者给医供药，饥寒者送食送衣。吕蒙的一系列举措，使得他占领南郡的成果大大地巩固了。

    江陵、公安的失守，使关羽不得不放弃攻占襄樊的打算，回兵去救大本营。曹仁手下众将纷纷要求利用关羽退兵的危急和恐慌，派兵追杀他。赵俨却说：“孙权乘关羽与我们杀得难解难分的困难时机，想出兵掩袭关羽的后方。他考虑到关羽一定会回兵救援，怕我们乘他们双方激战之时取利，因此才对我们言词卑顺。孙权这样做，是想利用机会和变故为自己取利。如今关羽已经败退，我们不应替孙权消灭关羽，而应留下他作为孙权的祸害。如果我们对关羽穷追不舍，孙权就会发生变化，反过来给我们制造麻烦。我想，主公也会这样考虑问题的。”果然，曹操听说关羽败退，恐怕曹仁追赶，急忙派人传令曹仁勿追，和赵俨所想的一样。

    关羽回军江陵途中，多次派人到江陵城中打探消息。吕蒙对待来人，总是给予优厚待遇，让他们周游城中，亲眼看看关羽将士的家属所受的优待。有些家属还给关羽军中的家人写信，证明使者所说之事可信。使者回到军中，将所见所闻告诉同伴们，士兵们听到后，为了保持家人在吕蒙处的优厚待遇，便无心与孙吴为敌。关羽军队战斗力大减。

    吕蒙占领江陵后，吴军迅速向南向西推进。南面零陵、武陵二郡守将投降孙吴，武陵部从事樊伷还想率众夷人反抗，被潘濬诛杀。陆逊率兵向西推进，刘备所置的宜都（治今湖北枝城）太守樊友弃郡逃走，各城长吏和蛮夷首领向陆逊投降。接着陆逊又向长江三峡地区进发，击破刘备将詹晏等人，打败了秭归地区拥兵自重的大姓文布、邓凯等人，“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陆逊任右护军、镇西将军，屯驻夷陵，吕蒙任南郡太守，驻江陵。荆州已无关羽的立足之地。

    关羽本来还有其他路可走。如果他知道公安、江陵失守后，不是向南试图收复失地，而是沿汉水向西会合刘封、孟达等人退入汉中，放弃荆州，起码还会保存一部实力。但是，关羽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走这条路的。作为刘备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作为一方统帅，他深知荆州对于蜀汉政权多么重要，深知诸葛亮在荆州花费了多么大的心血，深知刘备、诸葛亮对自己寄予了多么厚重的希望。荆州若在，即使打不下襄樊，但跨有荆益的格局还在，再攻襄樊的阵地还在。荆州若失，就使夹击中原的两臂断掉一只，使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计划受到极大挫折。这样，有什么脸面去见刘备、诸葛亮呢？关羽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从建安六年随刘备进入荆州时起，到现在已经有十九年了。为了刘备集团的事业，为了不辜负刘备的信任，十九年来，他在荆州投入了全部精力和心血，怎能一下子割舍得掉呢？

    关羽没有西人汉中，反而要求刘封、孟达出兵与他一起收复荆州。史书记载：“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即刘封）、达（即孟达），令发兵自助。”从字面上看，似乎关羽呼刘封、孟达是为了攻打襄樊，但从“令发兵自助”这几个字看，关羽叫刘封、孟达的目的不是打襄樊。关羽围攻樊城，扫灭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兵势正盛，不会呼刘封、孟达帮助自己。关羽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在四冢失利之后，也是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公安、江陵陷落的消息。所以，关羽呼刘封、孟达帮助，不是帮其下襄樊，而是助其复荆州。关羽的要求遭到了拒绝，拒绝的理由是：“山郡初附，未可动摇”。客观地说，刘封、孟达拒绝关羽也是事出有因：第一，西城、上庸、房陵三郡确实是刚刚取得，根基尚未巩固，此时出动，会削弱三郡的防守力量。第二，刘封、孟达占三郡的战略目的是打通汉水，必要时从上游协助攻打襄樊，而让他们南下荆州，有悖于所定战略目的。第三，刘、孟二人不像关羽那样用强烈的感情对待荆州问题，他们对关羽收复荆州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但当关羽处在危急关头，惟一能救关羽的刘、孟二人却无动于衷，不派一兵一卒支援，显然也是不妥的。

    关羽孤军南下，一路上士兵军心动摇，陆续溃散。而孙权因释去了曹操的压力，全力以赴防守荆州，严阵以待。因此，关羽至当阳时便无法再前进了，于是西保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孙权派人诱降，关羽假装答应，在城头树立幡旗和假人以迷惑孙权，然后退走。士兵继续逃散，关羽身边只剩十余骑。这年十二月，关羽被孙权大将潘璋部将马忠捕杀，孙权将其首级送至洛阳曹操处。

    荆州丢失了，跨有荆、益的局面瞬间起了变化，“隆中对”的战略计划受到巨大的挫折。

    人们通常把丢失荆州的责任归到关羽头上，指责他对孙吴态度蛮横、粗暴，致使孙刘联盟破裂。这并不是无端指责，而是有历史根据的。比如关羽与鲁肃为邻时，不能与之搞好关系，反而“数生狐疑”，制造瘴擦。再如吴主孙权曾派人到关羽处说媒，想让关羽的女儿为自己的儿媳，不料关羽却“骂辱其使，不许婚”。又如关羽北征襄樊，俘获于禁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孙吴湘关之米。

    毫无疑问，关羽如此处理上述问题显然是缺乏谋略思想。但是，如果关羽对孙吴态度好，孙吴会不会就放弃取荆州的打算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夺取荆州是孙吴的立国之策。道理我们后面还要进一步分析，这里只说几个现象：吕蒙建议袭取荆州，是在关羽擅取湘关米之前；甘宁建议取荆州，是在关羽拒绝孙权求婚之前；鲁肃建议取荆州，是在关羽与之为邻之前。怎能说孙吴谋取荆州是由于关羽的态度傲慢粗暴呢？

    荆州的丧失，从根本上说，是刘备集团对孙吴必夺荆州的方针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认为，通过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对孙吴进行了较大的让步，荆州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从此以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孙吴的防范一天比一天松懈，而把绝大部分力量用以对付北方的曹操。如果刘备取得汉中后，重新部署一下防务，让张飞或赵云带一部分兵力回师江陵，充实关羽的力量，再让法正或黄权这样的智囊人物为关羽谋主，则荆州或可暂保无虞。然而，刘备不但没有给关羽增加一兵一卒，反而却从荆州调走孟达去北攻房陵、上庸。在没给关羽增加兵力的情况下，又让他分兵北上攻打襄樊。这种行为只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一个是刘备、诸葛亮不打算要荆州了；一个是刘备、诸葛亮认为孙吴对荆州已无任何威胁，轻视荆州的防务。第一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据有荆州是诸葛亮“隆中对”中的重要内容。理由只有后一个。

    事实上，自从孙、刘双方以湘水为界划分荆州后，诸葛亮的一系列部署都是针对曹操的：夺取汉中为了北进关陇，汉中尊王为了与曹操政治对抗，打通汉水是为了从西侧呼应攻打襄樊，北征襄樊是为了进一步完善跨有荆、益的战略，以便两路夹攻中原。对孙吴争夺荆州的可能性，刘备、诸葛亮几乎没有作任何考虑和应付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孙吴又采取了极其秘密的偷袭手段。孙吴和蜀汉争夺荆州的最后一战，一个神不知鬼不晓，突然发动袭击；一个却毫无察觉，对盟友全然不备。这就好像一个眼明手快之大汉攻击一个什么也看不见的盲者，孙吴焉有不胜之理！当孙吴已经实现了对荆州全面占有之后，刘备集团才如梦初醒，然而欲救荆州为时已晚。一是调整部署根本来不及。二是孙吴已经没有了曹兵的压力，倾其全力据守荆州，刘备欲夺回荆州也非倾其全力不可，而刘备集团一时难以做到。因此，从刘、孙双方当时整体战略部署看，从关羽、吕蒙两军攻守谋略看，蜀国痛失荆州就存在着必然性了。

    关羽的阵亡，荆州军的全部被歼，对刘备集团是个巨大的损失。荆州重地的丢失，对刘备、诸葛亮是个极其巨大的打击。面对这样的损失和打击，刘备、诸葛亮要么修改“隆中对”的战略计划，要么夺回荆州，重建那只被折断的手臂。

    刘备、诸葛亮将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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