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诸葛亮兄弟姊妹一行从水路到达荆州的首府襄阳。

    碧绿的汉水，在船舷边激起欢腾的浪花，笑迎着远道而来的一叶小舟。青青的岘岭，敞开他宽广的胸怀，拥抱着风尘仆仆的他乡游子。

    数年来，辗转流离的诸葛亮，见到的多是刀光剑影、饿殍流民，听到的多是杀声呐喊、呻吟叹息。进入荆州，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这里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荆州治所襄阳被称为“水陆之冲”，“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这里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陆路由襄阳往北，经新野、南阳，可至京都洛阳；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达广、交二州，这是一条贯通南北的主要通道。从水路来说，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的沔水，流经襄阳、樊城，成为陕、鄂间的主要交通动脉。由襄阳沿沔水南下可达夏口，沿长江东下可直达扬州，溯长江西上可通梁、益二州。关于襄阳的水路交通，东汉时的大文学家蔡邕曾写过一篇《汉津赋》，在描写汉水（即沔水）流经襄阳时的情景说：“过曼山以左回，游襄阳而南萦。于是游目骋观，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贸迁有无。”

    这里有富饶的土地。古代地理名着《水经注》中写道：“建安十三年（208），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后人曾对文中的“隐赈”二字作了这样的解释：“隐赈当作殷赈。薛综《西京赋》注云：殷赈谓富饶也。”

    这里没有连年不断的兵燹，没有你争我夺的攻伐，没有断壁残垣的墟邑，没有尸横遍野的惨状。

    平和，安宁，富庶，这是诸葛亮进入荆州所留下的第一印象。

    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家乡。那里也曾有过像这里一样的宁静。然而，残酷的战乱使得他们一家不得不分散流离。如今，远在家乡的哥哥和继母不知怎样了？他又想到了天下苍生。这几年的流离辗转，他看到了许多血和泪，许多拼和杀，许多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人世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战乱？人生啊，为什么要受那么多艰辛？苍生啊，什么时候会有像这里一样的安宁生活？

    诸葛亮对荆州的感受无疑是美好的，他对荆州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

    此时的荆州，正值它历史上一个极度辉煌的时期。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在黄巾起义军的打击下，东汉政权已无力对全国进行有效的控制。朝廷便采纳了刘焉的建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从此，开了州任权重的头。当时，任荆州刺史的是一个名叫王睿的人。这个王睿身为一州的行政长官，但与下属孙坚、曹寅的关系很紧张，又无政治才能，这决定了王睿不可能在荆州刺史任上坐得很久。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一场蕴酿许久的兵变终于在荆州发生了。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曹寅听说王睿要杀掉自己，便先下手为强，以朝廷按行使者的名义写了一个列举王睿罪状的檄文，送到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太守孙坚手里，要求孙坚接到檄文后收斩王睿。这正好给孙坚诛除王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孙坚接到檄文后，立即带领兵马杀奔州治，表面上却装做兵士劳苦，以求“赏资”为名。当王睿发现孙坚也在求赏兵众之中时，立即觉得事情不妙，他惊奇地问：“众兵士前来求赏，孙府君为何也在其中？”孙坚答：“我奉使者檄书前来诛君。”王睿知道自己再无生存的可能，便饮金而死。

    接替王睿任荆州刺史的，是在荆州长达十九年的刘表。

    刘表字景升，是汉朝皇室后裔。东汉末期，他与士人一起纵横谈论，成为党人领袖之一。党锢之祸起，刘表终日东躲西藏，逃避了朝廷的缉拿。直到党锢之禁解除后，他才敢抛头露面，被大将军何进提拔为属官。刘表初到荆州时，这里并不十分安定。当时，袁术已占领南阳，屯兵鲁阳县（治今河南鲁山）。扼守荆州、豫州交通要道的鲁阳关，就在鲁阳的西南。袁术屯兵鲁阳，无异于扼住了荆、豫间的咽喉。在荆州内部，长沙太守苏代、华容（治今湖北监利北）县长贝羽各自“阻兵作乱”。更为严重的是，州内的一些宗族首领也纷纷聚族起事，不服州郡治理。

    与曹操、孙权、刘备等人相比，刘表没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雄才大略，但他安定、治理一方，在当时却是成就斐然。他单人匹马进入宜城县（治今湖北宜城南），立即延请荆州大族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商议大事。他们之间的一次对话，很能体现刘表治理荆州的方针策略。

    刘表问：“如今州内强宗乱贼势力甚盛，不依附州郡者甚多。如果袁术利用这种形势图谋荆州，那么祸患就会立刻来临。我想在州中招集兵马，又怕招集不起来，你们可有良策？”蒯良说：“众人不附，是因为当政者仁政不足。众人虽附而不能治理，则是因为当政者义举不多。如果能实行仁义之道，那么百姓的归附就会像高处下来的流水，谁也无法阻拦，又何必担心百姓不顺从而谋求用兵呢？”刘表没有立即表示赞成或反对，而是把目光移向蒯越，问：“先生之见如何？”

    蒯越回答说：“治理太平之世当以仁义为首，治理乱世则应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于得人与否。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乃一介武夫，不足忧虑。而强宗豪族的首领们贪暴作乱，是我们荆州的大患。这些人中有一些与我素有交往，如果许给他们好处，他们一定会率众前来，对这些人，无道者诛之，可用者抚之。州中之人，多有乐存之心，他们听说您的盛德，必定襁负而至。到那时，您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袁术等人即使前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蒯良、蒯越的一番话，说得刘表愁云顿消，眉开眼笑，他高兴地呼着二人的字说：“子柔（指蒯良）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指蒯越）之计，臼犯之谋也。”

    刘表这句话中，提到了两个历史人物：雍季和臼犯。此二人都是春秋时晋文公手下的谋臣。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曾向二人问计。臼犯主张用诈谋。雍季说，诈谋虽能得逞于一时，但不是取胜的长久之术。后来，晋文公用诈术取胜，但在行赏时，却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晋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从刘表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的战略和政略。

    刘表平定荆州的第一步，就是让蒯越派人招诱桀骜不驯的宗族首领，至者五十五人。刘表将他们全部杀掉，把他们的部众收编。接着又派蒯越、庞季二人前往襄阳，劝说占据那里的张虎、陈生投降。不久，刘表将州治从汉寿（治今湖南常德东北）迁到襄阳。各地闻刘表威名，纷纷归附，江南四郡很快安定。至此，长沙、零陵（治今湖南零陵）、桂阳（治今湖南郴县）、江夏（治今湖北新州西）、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章陵（治今湖北枣阳南）等郡基本平定。

    初平二年（191），袁术果然派孙坚进击荆州。刘表派部将黄祖迎战，双方在樊城（今湖北襄樊）、邓县（治今湖北襄樊西北）一带展开战斗。孙坚击败黄祖，进围襄阳。刘表又派黄祖夜袭孙坚，再次被孙坚打败。黄祖败走岘山，孙坚乘胜追击。夜色中，埋伏在竹林中的黄祖士兵用箭射杀孙坚，结果黄祖军转败为胜。自从这次战斗以后，袁术领教了荆州的厉害，不敢对荆州轻举妄动。荆州的北境得到了巩固。

    荆州形势基本稳定之后，刘表便实行一系列所谓仁义之举，以获取荆州的进一步稳定。

    刘表主要实行了以下几个仁义之举。

    允许桓阶为孙坚发丧。桓阶是长沙临湘人，孙坚任长沙郡太守时，曾举其为孝廉。孙坚死后，桓阶冒险到刘表处请求为孙坚治丧。孙坚是刘表的敌人，为敌人治丧本应不为所容，但刘表认为桓阶不忘旧恩，符合义的道德规范，便慨然应允。

    以仁义降服张绣。张绣是张济的族侄。张济顿兵弘农（治今河南灵宝东北）时，因少粮，带兵南下荆州，在进攻穰城（治今河南邓县）时被流矢射死。属官们纷纷向刘表祝贺胜利，而刘表却说：“张济前来，是因为困顿。而主人待之无礼，致使双方交战。这不是我的本意。所以，我只接受众人的吊唁，不接受祝贺。”统领张济余众的张绣听说后很感动，便依附了刘表，为荆州藩卫北境。

    结好当地的大族名人。汉宣帝末年，襄阳至宜城几十里间，“有卿、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耕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钦叹甚盛，敕号太山庙道为冠盖里”。至东汉时，就豪强势力而言，襄阳仍是仅次于汉开国皇帝刘秀家乡的地方。东汉末，襄阳地区较着名的豪族有庞、黄、蔡、蒯、马、习、杨等多家，刘表任荆州刺史后，便积极与当地的大族名人结好。蒯氏兄弟帮助刘表立足荆州已见前述。此外，他还与蔡家联姻，娶蔡瑁之姊蔡氏为妻。襄阳人庞德公是当地的大名士，一直隐居于岘山之南，刘表多次延请不成，便亲自前去拜请。汉献帝建安三年（198），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反叛刘表，而煽动这次反叛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长沙人桓阶。桓阶的父亲桓胜，“着名南方”，可见桓氏在当地也是名族。刘表在坚决镇压了张羡的反叛后，对桓阶却显得格外宽容。他不但征召桓阶为从事祭洒，还要把妻妹蔡氏嫁给他，与他结成连襟。

    刘表仁义之举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尤其是结好大族名人，还碰了一些人的软钉子。这些人之所以不与刘表合作，是看透了刘表不是力图保全天下，而是自保荆州。在他们看来，刘表的自保并不比他们的自保更安全。然而，不合作并不意味着反对。事实上，襄阳地区的大族名人，除了一些与刘表合作外，多数是持不合作不反对的态度，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荆州地区的稳定，与刘表的拥州自保并未发生冲突。

    自从初平元年任荆州刺史以后，经过短短七八年的努力，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已经是“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了。荆州地区的强盛与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史载“自中平（184-188年）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这时的荆州，已成为一个安定、富庶的地区。

    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安定富庶，有这样一件事可印证：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卫将军董承回洛阳整修被董卓焚坏的宫室，准备迎献帝返京。当时朝廷经济凋弊，财力俱缺，太仆赵岐便对董承说：“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址，年谷独登，兵人差全。岐虽迫大命，犹志报国家，欲自乘牛车，南说刘表，可使其身自将兵来卫朝廷，与将军并心同力，共奖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董承立即派遣赵岐前往荆州。赵岐见到刘表，传达朝廷旨意，刘表立即派兵到洛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从赵岐对荆州的评述，以及刘表在助修宫室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荆州的富足。

    当时中国北方军阀混战，烽火连天，安定富庶的荆州对于欲避战乱之人具有磁石吸铁般的力量。仅关中地区，遭遇荒乱的百姓流入荆州者便有十万余家，其他地区的流民进入荆州者当也不在少数。在大批流民当中，有很多是当世的知名士人和学者。史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对依附的士人“安慰赈赡，皆得资全”。

    刘表任荆州刺史期间，前来荆州客居的知名士人和学者不计其数，这里略举数例，以窥其大概。

    安定（治今甘肃镇原东南）人梁鹄。梁鹄是当时着名的书法家，师承于灵帝时的师宜官。师宜官的书法堪称当世之冠，梁鹄在书法上卓有成就，“魏宫殿题署，皆鹄书也”。

    河内温县（治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司马芝。司马芝是曹魏名臣，以忠亮刚正着称。他在任职于曹魏政权以前，在荆州居十多年，“躬耕守节”。

    京兆（治今陕西西安西北）人隗禧。隗禧自幼好学，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中的着名学者，与同时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苏林、乐详等人并称儒宗。

    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徐庶、石广元。二人到荆州后，与诸葛亮关系一直很密切。徐庶先为刘备谋士，后入魏为御史中丞。石广元后仕魏历任郡太守、典农校尉。

    京兆人杜畿。杜畿是汉朝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后代。他在未客居荆州前，曾任过县令、府丞，政绩颇佳。后来，在曹魏任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太守，治绩“常为天下最”。

    山阳高平（治今山东微山西北）人王粲。王粲是三国曹魏着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着名于当时，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邯郸淳。邯郸淳在当时也以文学着称，史称他“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是一位学问广博之人。

    颍川人司马徽。司马徽字德操，号水镜先生。他是汉末着名的古文经学家，在荆州客居时，与当地学林领袖庞德公关系甚密，并开设学堂，传经讲学。后来在蜀国任丞相府长史的向朗、任劝学从事的尹默及蜀中着名学者李仁，都是他的学生。

    汝南西平（治今河南西平西）人和洽。和洽在汉末，不受征辟，避乱入荆州。后来，和洽仕曹魏，先后任丞相掾属、侍中、光禄勋，历曹操、曹丕、曹叡三世，为曹魏重臣。

    颍川人杜袭。杜袭出身颍川名族，他的曾祖杜安，自幼出名，十三岁人太学，号为神童。杜袭的祖父即大名鼎鼎的党人领袖杜根。杜袭后来仕曹魏，曾与和洽、王粲共任侍中，深受曹操重视。

    颍川人繁钦、赵俨。二人与杜袭同郡，在荆州时与杜袭“通财同计，合为一家”。后来，赵俨仕曹魏，与同郡人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朝廷，号曰“辛、陈、杜、赵”。

    河东闻喜（治今山西闻喜）人裴潜。裴潜家“世为着姓”，其父裴茂，灵帝时历任县令、郡守、尚书。裴潜在荆州时就被善于知人的傅巽所称道，后果为曹魏中书令，名德俱显。

    平原般县（治今山东乐陵西南）人祢衡。祢衡少有辩才，精通音乐，长于词赋，但为人“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他兴平年间（194-195）到荆州避难，往来于刘表与曹操之间。

    如果把荆州比作一个车轮的轴心，今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就都有人在向这个轴心辐辏。人们涌向荆州，无非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避乱求生，第二是暂栖此地以求将来的发展，第三是求得文化方面的学习与进取。荆州地区的富庶与安宁毫无疑问能满足人们前两项需要，而荆州地区良好的教育和学术气氛，又为第三种需要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荆州地区有当时最繁荣兴盛的教育，这首先要得益于荆州刺史刘表的提倡。《刘镇南碑》这样记载刘表的兴办教育：

    武功既亢，广开雍泮，设俎豆，陈罍彝，亲行乡射，跻彼公堂，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诲，訚訚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铲浮词，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机者多。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

    作为一州的最高首领，刘表在荆州基本安定之后，能广开学校，亲自主持仪式，奖励学者，整理古籍，这无疑会大大地促进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除大力提倡教育外，刘表还任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主持文化教育工作。南阳人宋忠，是当时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其名气与郑玄不相上下，刘表任命他为五业从事。零陵人刘先，“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被刘表任用为别驾。义阳人韩嵩，荆楚有名望之人，被刘表任为从事中郎。大音乐家杜夔到荆州后，刘表让他与孟曜一起整理汉朝的雅乐。才华横溢的祢衡，受到刘表的礼待，“文章言议，非衡不定”。

    刘表大力提倡文化教育以及重视文士儒者的做法，使得荆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发展。《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英雄记》载：“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除官立学校之外，荆州的私学也很兴盛，司马徽、庞德公、杨虑、颖容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私学开办者。王粲对刘表在政治上的作为并不是很满意的，然而他在谈到荆州的文化教育时却充满了赞美之情，说刘表重视文化教育，“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闽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于是幼童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觽，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害害如也，竞竞如也。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备矣”。这充分反映了荆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

    诸葛亮到达荆州的时间，正是这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步复兴的时候。

    诸葛亮在荆州居住十多年，正是这里社会安宁、经济富庶、文教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富庶，为他提供了充足的衣食之源；社会安宁，为他提供了读书、思考的优良环境；文教发展，为他提供了接触各类名人，掌握各种信息，以及提高文化素质的良好条件。

    可以说，富庶、安宁、文教发展的荆州，乃是这位千秋名相成长的摇篮。

    二

    襄阳城南约二里的地方，有一所“学业堂”。每天，人们都能在这里听到朗朗的读书声，都能看到莘莘学子们研习探讨的情景。这是一所刘表倡办的官学，来此就读者，或者是鸿生大儒，或者是州郡官吏的子弟。

    这一天，学业堂里来了个新生，这个人“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眉宇间透出一股超凡逸群的灵气，言谈举止则带出少年的英豪风度。

    这个新学生，就是刚人荆州不久的诸葛亮。

    这所学业堂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的，诸葛亮来此学习，是他的叔叔诸葛玄苦心安排的结果。

    自从依附刘表以后，诸葛玄在豫章西城立住了脚跟，为向南发展找到了依托。送子侄们前往荆州，也为他们安排了稳定的栖身之地。但诸葛玄仍为他们能否在荆州长久驻足而牵肠挂肚，最让诸葛玄关心的就是诸葛亮。俗话说，知子莫若父。诸葛亮虽然不是他的儿子，但他从诸葛亮八岁的时候便承担了抚养他的义务，他太了解诸葛亮了。这个孩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志向高远，如果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将来必定会成为经邦纬世之才。然而，偏偏赶上这乱世。流离辗转的生活，几乎使他不能进行正常的学习。现在，他又要离开自己远去荆州，谁来关照他的学业呢？如果因离开自己而使他中断学业，又怎能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呢？一定要让他继续学习！于是，诸葛玄便修书一封交给诸葛亮弟兄，让他们转交给刘表，恳切地请求他关照诸葛亮的学业问题。一则刘表重视教育，喜爱善学饱学之士；二则刘表不忘旧交。所以，他对于故友的恳请慨然应允，将诸葛亮送进了学业堂。

    诸葛亮一行到达荆州以后的头两年，诸葛玄抽空来过襄阳几次，一来拜谒老友，二来看看侄子侄女。在此期间，诸葛玄又对侄子侄女们的生活做了进一步安排，将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襄阳着姓蒯祺，将诸葛亮的二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

    诸葛玄做这样的安排自有他的良苦用心。

    蒯家是襄阳地区最有势力的着姓之一。蒯家居住荆州中庐（治今湖北南漳东北），据说是汉朝辩士蒯通的后裔。蒯氏家族与刘表的政治联系极其紧密，刘表在荆州创局面立稳脚跟，蒯良、蒯越兄弟出了很大力气。特别是蒯越，“深中足智，魁杰有雄姿”。他帮助刘表平定了荆州，做了章陵太守。蒯祺也因对刘表有功，做了房陵太守。

    庞德公是襄阳本地人，家住岘山南，长期隐居躬耕，拒不出山人仕，甚至连襄阳城府也未到过。庞德公虽然隐居不仕，但在当地却很有名气。刘表听说他的名气，便亲自前去迎请，不料遭到拒绝。刘表说：“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能给后世子孙留下什么呢？”庞德公回答：“如今世人都给子孙留下危险，我却给子孙留下安全。我所留者虽然与众不同，但不能说我没给子孙留下什么。”后来，庞德公又携妻率子进入鹿门山采药，使鹿门成为与隆中齐名的隐居代名词。清朝初年，阮函曾作《答鹿门与隆中孰优》，文中说：“隆中之所以为隆中，鹿门有以成之也。”意思是说，诸葛亮之所以成为一代名相，与庞德公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蒯氏是刘表集团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庞德公是在野逸民的领袖人物。诸葛玄与这两种势力结亲，实际上为诸葛亮的进退出处做了周密的安排，使他在荆州进有政治力量支持，退有在野名士的提携。

    优越条件所起的作用总是因人而异。它对于庸人是惰性的温床，对天才却是腾飞的翅膀。毫无疑问，诸葛玄的苦心安排，为诸葛亮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诸葛亮也没有辜负叔父的这番苦心，他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在成长的路上迅跑着。

    二姐是庞德公的儿媳，诸葛亮与庞德公自然也是亲戚。出于亲情，出于对庞德公的尊敬，也出于向庞德公请教学问的需要，诸葛亮常常到庞家拜访。每次进入鹿门，诸葛亮总是独拜于庞德公的床下，恭恭敬敬地施以晚辈进见之礼。晚辈的拜见，晚辈的恭敬，在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的正常现象，所以，开始庞德公对这位年青人的恭敬并不加制止。过了不久，庞德公便很快发现，诸葛亮不仅具有一般青年人的恭敬举止，还具有一般青年人所没有的聪慧素质和深刻思想。他的言谈话语中，还表露出一种高逸超群的志向。这是一块未经锻造的浑金，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庞德公觉得自己很爱与这位年青人交谈，不论谈时势，还是谈学问，不论谈志向，还是谈情趣，他都不觉得与这个后生晚辈有年龄上的隔阂。他们结成了忘年之交。

    在庞德公的家里，诸葛亮认识了司马徽。司马徽字德操，是颍川阳翟（治今河南禹县）人。建安元年（196），庞德公派他十八岁的侄子庞统前往颍川阳翟去见司马徽。经过一番交谈，司马徽叹道：“德公诚知人，实盛德也。”便随同庞统来到荆州襄阳城东居住下来。

    司马徽善于鉴别人物，但他知道刘表心胸狭隘，所以藏锋匿芒，处处谨慎。当有人问他某某人怎样时，司马徽不论其高下，总是回答一个“好”字。后来，他的夫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对他说：“别人有疑前来请教，君应帮其分辨。而你总是用一个好字对付，岂不是辜负了请教者的诚意？”司马徽并不直接回答，只是说：“你的这一番话，也可用一个好字概括。”这位颍川来的名士，还真有名士风度。别人丢了一只猪，前来他家妄认，司马徽当即把猪给他。后来，妄认者找到自己的猪，前来认错还猪，司马徽还对他厚词相谢。司马徽好养蚕，有一次蚕快吐丝时，有人前来向他借蚕吐丝用的蔟箔，司马徽便把自己的蚕丢掉，将蔟箔借给他。别人对司马徽的行为不理解，便问他：“一般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是在别人急需而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而现在你和别人都急需，你为什么还如此呢？”司马徽说：“别人轻易不求我，现在来求我却不答应，会使他难堪。为什么要因小利而使人难堪呢？”

    总之，司马徽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只知读书不谙世事的书生。难怪刘表听说司马徽是个奇士，见到后却大失所望，说：“世间人为妄语，此直小书生耳。”其实，司马徽的谨慎与怪异，有很大成分是出于应付刘表和了解新环境，而对于熟人和老朋友，司马徽则是另一种表现。

    有一次，司马徽前去拜访庞德公，不巧正赶上庞德公过沔水那边去祀扫先人墓地。按照一般情况，主人不在家，客人应打道回府。然而司马徽却像主人一样，径直走进庞德公的客室。

    “大螋。”司马徽这样称呼庞德公的妻子，因为他比庞德公小十岁。

    “哟，是贤弟呀！”庞德公的妻子热情地打招呼。

    “今天多准备两个人的饭，刚才徐元直告诉我说，一会有个人来找我和庞公。”

    只听庞德公的妻子痛快地答了一声，便开始烧火做饭，忙碌起来。不一会，庞德公回来了，司马徽起身相迎，二人就座，开始叙谈起来。这情景，让不知内情的人看了，真要分不清哪个是主，哪个是客了。司马徽与庞德公的关系如此亲密，作为庞家的亲戚、常客，诸葛亮自然很快地与司马徽相识了。

    通过庞德公和司马徽，诸葛亮又认识了庞统。庞统字士元，是庞德公的侄子。从外表看，庞统不像诸葛亮那样英俊聪慧，而是给人一种朴钝的感觉，所以很少有人认识到他内心的灵秀。只有庞德公认为庞统不凡，在他十八岁那年，派他到颍川去见司马徽。经过交谈，司马徽也认为庞统大非常人，将来可以成为南州士人中的一流人物。庞统与庞德公、司马徽关系如此，与诸葛亮相识也是十分自然的。

    能够有个安定的学习环境，能够认识渊博精深的学者，对诸葛亮的学问精进是难能可贵的条件。他知道这一切与叔父的努力有关，他从心里感激叔父。然而他更知道如何才能报答叔父，这就是在这些条件下不断地努力学习。他拼命地吸吮着知识的乳汁，像个如饥似渴的孩子。

    建安二年（197）春正月，料峭的寒风阵阵袭来，令人有刺骨之感。然而，使诸葛亮更加战栗不安的不是这阵阵寒风，而是从豫章西城传来的坏消息：叔父诸葛玄在一次城民反叛中被害了。噩耗传来，诸葛亮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诸葛亮的母亲去世时，诸葛亮的心情是悲痛的。但那时他毕竟是个六岁的小孩，感情世界单纯，易于平复。父亲去世时，八岁的诸葛亮确有天塌地陷之感，但叔父担起了抚养他们姐弟的责任，使诸葛亮感到生活中又有了擎天柱。从那时起，诸葛亮一直在叔父的关怀下成长。他想起了在家乡时叔父对他在学业上的督导，在流离中叔父对他在生活上的关照，在去荆州前叔父对他开辟新生活的鼓励，在到荆州后叔父对他们新生活的苦心安排。

    从八岁到十七岁，九年了。这九年里，叔父与他在家庭关系上是叔侄，在感情世界里却是父子。

    庞德公、司马徽、庞统等人听到了这件事，纷纷来安慰他。师友们的劝慰，使诸葛亮渐渐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此时的诸葛亮毕竟不是只知道悲痛的八岁孩子，而是一个有学识、有阅历、有思想的十七岁的青年。“往者既往矣，来者犹可待”，不知是谁安慰诸葛亮的这句话，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是啊，依靠叔叔关照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后的日子全靠自己了。

    怎样安排今后的日子呢？家乡是不能回去了。诸葛亮不愿意回到家乡，不仅是因为家乡依然战乱不已，也不仅是两个姐姐在荆州已有婆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叔叔的夙愿。他知道叔叔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将来有所作为。而荆州地区环境安宁，消息灵通，交通便利，教育发达，人才济济，显然比乱纷纷的家乡更适合于学习和发展。

    为了能实现叔父的夙愿，诸葛亮决意留在荆州。然而，以何种方式留在荆州呢？凭着叔叔与刘表的关系，凭着大姐婆家蒯氏的势力，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诸葛亮本可在荆州捞个一官半职。然而，诸葛亮不愿意这样，他觉得这样做不符合自己的志向。这一点以后我们还要详述。为了学有所成，诸葛亮要留在荆州；为了自己的志向，他又不愿人仕刘表政权。他想请庞德公给出个主意。一想到庞德公，他突然心头一亮，还用得着找他吗？像他那样躬耕隐居不是很好吗？！

    在襄阳城西二十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山村。这里山峦起伏，山谷幽深。众山峦之中，最高的主峰恰好居中，因此名为隆中山。山村也因山得名，称为隆中。隆中山起伏盘旋，势若蟠龙。另一座大旗山与之隔谷相望，它一头高昂，一头缓缓下垂，像只卧虎。这里林木茂密，修竹叠翠，泉水潺潺，池塘清澈，是修身养性、静心读书的好地方。在当时，隆中虽属南阳邓县管辖，但它远离战乱纷扰的南阳郡治，靠近安定富庶的襄阳，所以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诸葛均在这里隐居下来。

    隆中不仅有清秀的山水，而且有适于耕种的良田。宋代大诗人苏轼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回头望西北，隐隐龟背起；

    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柘美。

    “万树桑柘美”，正是人们辛勤劳作的结果。清幽的环境，给诸葛亮一个轻松、宁谧的心境，他除了平时参加田间的耕作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读书自然是一种学习。伴着草屋稻草的幽香，伴着跳动闪耀的烛火，诸葛亮常常苦读至深夜。诸葛亮在隆中期间都读了些什么书？历史上虽无明文记载，但我们从他日后的一些言行中，可以推想出一些大概情况。

    他读过儒家着作。诸葛亮上表追尊甘夫人为昭烈皇后时说：“臣辄与太常臣赖恭等议：《礼记》曰：‘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不忘其亲所由生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又说：“《诗》曰：‘榖则异室，死则同穴。’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臣请太尉告宗庙，布露天下，具礼仪别奏。”他在《便宜十六策·治人》中说：“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在《便宜十六策·察疑》中说：“《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诗经》、《尚书》、《礼记》、《春秋》都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诸葛亮在许多处加以引用，可见他对儒家着作之熟。

    他读过法家着作。蜀汉建兴元年（223），刘备病危，临终遗诏给刘禅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诏书中所说《申子》、《韩非子》、《管子》均为法家着作。诸葛亮受遗诏辅佐刘禅，为他抄写法家着作，认为从这些书中可汲取治国方略。可见诸葛亮对法家着作是早有研究的。

    他读过兵家着作。上述诸葛亮为刘禅所抄写的《六韬》，便是一部兵家着作，乃后人托名太公吕尚所撰。此外，诸葛亮在军事论述中，多次讲到孙武、孙膑之谋或其着作。诸葛亮于兵家书研习最深，在其军事论着中，有不少重要见解是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转化而来的。至于其着名的八阵图，更是从前代兵家阵图演化而生。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军事思想中详论。

    他读过道家着作。诸葛亮《诫外生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老子曾说过：“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这是老子关于“静”的论述。关于“俭”，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关于“淡泊”，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当然，诸葛亮所说的“静”、“俭”、“淡泊”与老子学说尚有差异，但他熟读过道家着作则是毫无疑问的。

    他读过史学着作。诸葛亮的很多论述中，都引用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其中最典型者是他的《论让夺》：

    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贤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伯，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以趣同而事异也，明者以兴治，暗者以辱乱也。

    范蠡是春秋越国人，他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辞去高位独自经商。虞卿是战国时人，受赵王重用，被拜为卿相，后辞相离开赵国，着书立说。太伯是周古公的长子，但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燕哙是战国燕王，因信用子之，将王位让他，自己为臣，结果酿成燕国大乱。尧、舜是远古时代的氏族领袖，他们禅让王位之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孝哀即西汉哀帝，他宠爱佞臣董贤，封他为大司马，还要把帝位让他，遭到群臣反对。武王即周武王，他率军攻进殷商首都，推翻商朝。王莽是西汉末人，他曾代汉建立新莽王朝。桓公即春秋时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王即秦二世，他信任赵高，最后终被赵高杀死。诸葛亮对于让夺的论述，涉及到了远古、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相对诸葛亮所处的时代，简直是一部古代、近代的历史。不阅读大量的史书，是不会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知识的。

    读书固然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然而对于像诸葛亮这样的心怀远志之人，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读书一种方式。从兴平二年（195）到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生活了整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他始终活动于襄阳、隆中地区，向师友们学习活的知识。

    在诸葛亮的师长辈中，对他帮助最大的要属庞德公和司马徽了。

    庞德公是襄阳地区在野士人的领袖，是德高望重的名士。他多次拒绝刘表让他出来当官的邀请，认为在乱世当中确保自身与子孙安全的方法不是出仕，而是退隐。这种思想对诸葛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诸葛亮和他在一起，思想日益成熟，学问日益精进，久而久之，便从庞德公那里获得了“卧龙”的雅号。

    司至弓徽也并非像刘表所说是个“小书生”，而是一个大学者。庞德公对司马徽的认识与刘表绝然不同，他送司马徽一个雅号“水镜先生”，夸他学问渊博，有知人之鉴。事实上确是如此。

    据说庞统第一次去颍川见司马徽时，正遇上他身背箩筐，准备去采桑。庞统想试试司马徽的学问，便从车中探出头来，问道：“来者可是司马先生？”“正是。”司马徽答道。庞统说：“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先生请教。我听说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怎能够屈洪流之量，却干些织妇之事？”司马徽见问，知道对方也不是凡庸之辈，便说：“你先从车上下来。”待庞统下车之后，司马徽便开始给他上课：“你只知道小路近捷，却不想会有迷路的危险。想当初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伉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

    司马徽这番话，不但阐明了自己关于富贵的观点，而且句句都有历史典故。他说的伯成，是尧舜时的伯成子高，后来禹坐天下，他便辞官回家种田。他说的原宪，是春秋时宋人，孔子的弟子。此人生活十分贫困，但始终学而不辍。他说的许、父、夷、齐，即许由、巢父、伯夷、叔齐，都是古代不求富贵的隐士。他说的“窃秦之爵”，指的是吕不韦。此人曾利用手中的财富，帮助秦太子子楚回国登位，被封官赐爵。他说的“千驷之富”，指的是春秋时的齐景公，据说他有马千匹，但无使民称颂的德政。庞统听了司马徽这番话，对他的学问和见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道：“我生在边野之地，少见大义之人。如果今天不来叩洪钟、擂响鼓，便不能领教其声音的洪亮。”说完，便步行随司马徽来到郊外采桑，二人一个在树上采，一个在树下装，边采边谈，一直聊到深夜。

    司马徽不但有学问，而且还是荆州地区古文经学的领袖人物。司马徽到荆州以后，和刘表的五业从事宋忠一起授经讲学。宋忠是当时与古文经学大师郑玄齐名的学者，他与郑玄虽同是古文经学的宗师，但两人的治学方法和特点又有所差异。宋忠和司马徽教出的学生李仁、尹默、王肃等都“依准贾、马，异于郑玄”。这就反映了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与郑玄确有区别，这种区别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宋忠、司马徽的学问约简，而郑玄的学问深芜。总的说来，东汉时的古文经学要比今文经学约简得多，正因为如此，郑玄的古文经学在东汉末期占了上风。但郑玄学通今、古各经，他的古文经学中吸取了一些今文经的内容及观点。而宋忠等所撰写的《五经章句》，在当时被称为“后定”之学，鲜受今文经学影响，因而与郑玄是不同的。在南北朝时，宋忠、司马徽的学生王肃所注的《周易》在南方流行，郑玄注的《周易》在北方流行，而《隋书·儒林传》所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正概括出宋忠、司马徽所代表的荆州学派与郑玄的古文经学各自的特点和优劣。第二，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前面我们说过，进入荆州的人士有的是为了避难图存，有的是为了待机择主，有的是为了发展学术，不论何种动机，其现实性都是很突出的。宋忠、司马徽学问注重现实的风格自然会受到这些人的青睐，这反过来又会加重荆州学派的学以致用的现实色彩。而且荆州学派注重新解，不囿于成说的学风，对学人们步人仕途，适应政治变革的需要颇为有利。

    司马徽治学约简、学以致用的学风，对诸葛亮是有深刻影响的。历史记载诸葛亮读书，不是“务于精熟”，而是“独观其大略”。这不能理解为诸葛亮读书粗疏，而是说明了他在读书时比一般人多花了分析综合，从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的功夫。这种提纲挈领化繁为简的本事，正是诸葛亮把治学约简的学风用于读书的最好说明。诸葛亮读书注重领会精神实质，正是出于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因为只有最普遍、最抽象的道理，对理解现实具体问题才有理论的指导意义。诸葛亮的《论诸子》，很能体现他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风格：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在这里，诸葛亮对各家理论与经验的评判，完全是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来分其短长的。

    向同辈朋友学习，是诸葛亮获得知识、增进学业的又一途径。诸葛亮在荆州有许多同学好友，最着名者有博陵人崔州平，颍川人徐庶、石韬，汝南人孟建，襄阳人庞统、马良等。崔州平是簪缨官宦子弟。庞统是襄阳名人，史称他“雅好人流，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马良亦以才学显名乡里，是马氏兄弟五人中才学最高者。因其眉间有白毛，所以乡里有一首谚语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孟建、石韬、徐庶都曾与诸葛亮游学于荆州。特别是徐庶，出身贫寒，少好任侠击剑，曾因为人报仇而被捉受辱，此后便决心弃绝刀戟，折节学问，终于“听习经业，义理精熟”，后来在荆州一见到刘备，便受到刘备的器重。可见诸葛亮的朋友，都是些学有所成、才华出众的青年。诸葛亮隆中隐居时，仍和他们经常来往，一起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后来，诸葛亮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

    向书本学习，向师友学习，向社会学习，诸葛亮以极大的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汲取着一切可能学到的知识。

    然而，诸葛亮并不想做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不想当皓首穷经的儒生。他有更加远大的志向。他有更高的人生目标追求。

    三

    月落星稀，东方渐渐发亮，晨曦微露，引来雄鸡长鸣。晶莹的露珠挂在草尖，霭霭晨雾从山中腾起，将这山、这石、这草、这木罩得朦朦胧胧。隆中山村的每个黎明都是这样富有诗意。

    在隆中山的对面，乐山东端的山脚处，有一块突兀而起的岩石，它傍山临涧，面对隆中山口，像一座天然的舞台。人们经常能听见从这里传出来的诸葛亮的歌声：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这首古歌词的内容，大致是讲在春秋时代，齐景公的三个权臣，被齐相国晏婴用计杀死的故事。很长时间以来，这委婉哀伤的曲调，这如泣如诉的歌词，这雄浑深沉的嗓音，日复一日地在这山中重复着。人们渐渐知道，这首歌名叫《梁父吟》，是流传在齐鲁梁父山一带的挽歌。歌是齐鲁的歌，曲是齐鲁的曲，事是齐鲁的事，唱歌者又是齐鲁的人。于是人们纷纷猜测，这个齐鲁来的小伙子，又在怀念他的家乡了。

    人们实在是误解了诸葛亮。诗以言志，这对创作者和歌唱者都是适用的。诸葛亮高唱《梁父吟》，不是在思念家乡，而是在抒发积郁心中的豪情壮志，在以歌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晏子春秋》记载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春秋时候，齐景公养了三个勇士，他们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个人，或率兵征战，开疆扩土，有功于国；或临危不惧，保驾护主，有恩于君。由于受到恩宠，这三人便挟功恃勇，粗暴野蛮，目无礼法。有一次，晏婴从他们身边走过，向他们表示敬意，不料他们既不起身，也不抬头。更有甚者，他们在齐景公面前也以功臣自居，不讲君臣之礼。他们自恃功高，目无君主，破坏朝仪，已成为国家的祸患。

    相国晏婴很忧虑，便对齐景公说：“我听说，明君所蓄养的勇士，对上服从君臣道义，对下讲究长幼伦常，对内可用来禁止强暴，对外可以威慑强敌。国君认为他们于国有用，臣下佩服他们的勇敢，所以才给他们以高官厚禄。如今，我们朝中的三位勇士，是不是这样呢？”齐景公感到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他养的三位勇士并非如此。晏婴见景公不语，便接着说：“如今，国君所蓄养的勇士，上不讲君臣道义，下不讲长幼礼仪，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慑敌。他们是国家的隐患，不如将他们除掉。”这正中景公下怀，他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又心存顾虑，说：“这三个人很厉害，明打打不过，暗杀杀不了，怎么办？”晏子说：“这些人只知道靠勇力击敌，完全可以智取。”

    于是，晏婴请景公派人给三位勇士送去两个桃子，让他们三个人按照功劳大小分吃。

    公孙接首先站出来，说：“我公孙接跟随主公狩猎，见一只猛虎向主公扑来，危急时刻，是我用拳脚将猛虎打死，保护了主公的安全。像我这样的功劳，可以独享一个桃子。”说完，便随手拿起一个。

    田开疆也不示弱，嚷道：“我奉命征讨敌国，用手中的兵器多次打退敌人。像我这样的功劳，也不能与别人同吃一个桃子。”说完，也伸手拿起一个。

    古冶子见桃子全被他们拿走，便高声说道：“我跟随主公渡黄河时，有一只大鼋咬住了驾车的马，将马拖入河中。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会游泳，便潜到水底行走，向上走了一百步，又向下走了九里，才追上那只大鼋，将它杀死。当我左手抓住马尾巴，右手提着大鼋的头从水中一跃而出时，岸上的人都惊呼是河神出现，仔细一看，才知是我提着大鼋的头。像我这样的功劳，怎能没桃可吃？你们还不快把桃放回去！”

    古冶子这一番充满夸张的表功，使公孙接、田开疆自惭形秽，说：“我们勇敢比不上您，功劳没有您高，拿了桃子不相谦让，这是贪的表现。知道己贪而不去死，就是缺乏勇气。”说完，二人将桃子放回，自杀而死。

    古冶子见二人自杀，也非常羞愧，说：“他们俩人都死了，而我却活着，这是不仁；出言使别人感到羞耻，却还夸耀自己的名声，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行为而又不敢去死，这是不勇。我认为他们俩应该分吃一个桃。难道我独吃一桃就应该吗？”说完也没动那两个桃子，自杀身亡。

    对于这件事，一些人说晏婴气量狭小，只因三勇士对其无礼便设计将他们陷害，更有甚者，说晏子阴险残忍，善耍政治手腕。就连流传已久的《梁父吟》，也对三勇士有同情感，说他们是被谗言而死。诸葛亮虽然也时时吟唱此歌，但心中却有另一番理解。在他心目中，晏婴绝不是排斥异己，专会陷害人的政客，而是一位善于治国，品行高尚的贤相。诸葛亮读过司马迁的《史记》，他很熟习其中关于晏婴的记载：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

    对于这样一位生活节俭、责己修行、犯颜直谏、励精图治的贤相，司马迁是心慕已久的。他甚至说：假令晏婴还活在世上，自己当他的仆人，为其执鞭驾车也甘之如饴。诸葛亮的思想感情与司马迁是相同的。在司马迁心中，管仲和晏婴是一类人，所以他把二人列传并列在一卷中。他说管仲相齐，“顺百姓之美，匡救国家之恶，令君臣百姓相亲”。诸葛亮也常常把自己比作齐国的管仲。司马迁说晏婴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贤相，诸葛亮怎能同意把晏婴说成是谗言害人的阴谋家呢？

    诸葛亮是肯定晏婴的。他反复吟唱这首流传已久的，《梁父吟》，就是在缅怀晏婴为国除乱的功绩。对古人的缅怀，出于对今世的感慨。

    从诸葛亮记事起，就不记得朝廷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权威。他记得在他八岁那年，朝廷在郡县之上设置州牧，从此出现许多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地方军阀。他记得大人们曾经讲过宦官张让、赵忠之流是怎样像对待孩子一样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他记得董卓进京后，就像扔掉旧鞋子一样将少帝拉下皇位。他记得董卓在受到各路兵马讨伐时，就像带走洛阳宫中的珍宝一样，将献帝劫持到长安。他记得各路军阀并不是真正想讨贼伐逆，而是打着勤王的旗号，为扩大自己实力而互相吞并。最使他感到震惊的是袁术，这位东汉末党人的领袖，叔叔的好友，自从杀了扬州刺史陈璃自领州牧以来，野心急剧膨胀。他不顾下属的反对，公然在淮南设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建立年号，称起皇帝来了。由于众叛亲离，袁术不得已归帝号于他的堂兄袁绍。袁绍虽未公开称帝，但内心里却十分向往。在诸葛亮看来，这些大大小小的割据者，都是春秋齐国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式的人物，他们倚仗着占有的地盘，自恃手中的实力，目无朝廷君主，致使天下分崩，王纲颓坏。值此天下危难之际，诸葛亮立志做新时期的晏婴，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们一一除掉，使王纲重振，汉室复兴。诸葛亮正是以吟唱《梁父吟》来抒发自己的抱负和宏愿。几百年以后，南朝刘宋人裴松之在读这段历史时曾感慨地说：

    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沉翳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

    显然，裴松之是理解诸葛亮的知音！

    有志者立志长。自从诸葛亮立下兴复汉室的志向以后，就将毕生精力、心血、智慧、努力全部贡献于此。高远之志长存，不渝之志如矢，诸葛亮志向之长、之坚，是由于其根植于文化、历史、现实的土壤之中。

    诸葛亮的家乡是孔孟儒家的发祥地，他的家族诸葛氏是世代传经的书香门第，因此，诸葛亮受儒家思想影响是很深的。儒家讲究大一统，《春秋公羊传》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时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儒家讲仁。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仁的内容很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天下之民归心”。怎样才能达到呢？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从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隆季兴之功”等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儒家思想对其政治理想追求的影响。

    东汉较之前代，在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出现两个变化：一个是崇尚节义蔚然成风，另一个是忠君思想和正统观念日趋加深。东汉社会的崇尚节义之风，首先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清初人顾炎武曾概括当时的风气说：“汉自孝武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而东汉末党人的活动，又把这种崇尚节义之风推向高潮。桓帝、灵帝之时，“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在宦官势力对党人实行镇压，党人处于生死关头之际，却仍“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自以秦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以来，至东汉末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随着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的巩固，忠君思想和封建正统观念不断地在封建士人中间巩固。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曾指出：“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这种情况到东汉末仍是如此，有几件事可以说明。

    一件事是皇甫嵩应诏被征。皇甫嵩是东汉末人，因镇压黄巾起义而显名，被赐爵封侯，威震天下。一个叫阎忠的人对他说：“将军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然而却侍奉不明之庸主，将何以求安？”皇甫嵩说：“我夙夜在公，心不忘忠，有何不安？”阎忠说：“不然，将军难道不知汉朝韩信之事吗？如今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皇甫嵩虽然认为阎忠所说有理，但他最后还是拒绝了。他说：“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后来，皇甫嵩果然受到谗害，受诏入朝险些死于非命。范晔说，皇甫嵩“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

    再一件事是前面已提到的袁术在淮南称帝后，下属阎象坚决反对。袁术召张范，张范称病不往。就连一直追随他的孙策也与他闹翻。袁术众叛亲离，又被曹操攻打，支持不住，投奔部曲陈简，陈简也加以拒绝，最后忧郁而死。

    还有一件事就是曹操不称帝。曹操统一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据有三分之二的天下。部下劝其代汉称帝，他却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当孙权上表劝曹操称帝时，曹操一眼就看出他的用意，说：“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

    从这些事中可以看出，忠君思想和正统观念在封建士人心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东汉盛行的崇尚节义的风气，党人舍生取义的殉道精神，忠君思想的政治准则，正统观念的道德规范，都会对诸葛亮政治思想的确立产生影响。

    如果说诸葛亮政治理想的确立，儒家熏陶是文化基础，忠君思想正统观念是社会历史基础，那么救民于水火则是现实基础。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不要说亲历那些灾难，只要看看史书上的记载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

    初，卓以牛辅子壻，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催、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俊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

    后数月，关东诸州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

    是时关西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司隶校尉钟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讫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兵始进而关右大叛，太祖自亲征，仅乃平之，死者万计。

    不用再多引了，仅此几例，已足见战争中死人之多。诗人们满腔悲愤地描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诗人笔下，美丽的中原大地简直成了阴风潇潇的鬼域。尸横遍野导致瘟疫流行，百姓流亡造成土地荒芜，而这一切又产生了更令人恐怖的饥荒。当人们把一切可吃的东西吃尽而仍不能填饱肚子时，便开始吃人。初平三年（192），吕布杀死董卓，董卓的部将李催又攻打吕布。李催在长安放兵杀掠，长安地区的男女老少被杀悉尽，死者狼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兴平元年（194），“旱蝗少谷，百姓相食”。在长安地区，由于缺粮，“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兴平二年，“太祖军乘氏，大饥，人相食”。曹操手下有一个叫王忠的部将，是扶风（治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投归曹操前当过亭长。他在家乡就因战乱少粮，“饥乏啖人”。军粮紧缺时，曹操部属程昱在供给曹军的军粮中，曾杂以人肉干。

    对于这一幕幕人间悲剧，诸葛亮既曾耳闻，也有目睹。曹操两次洗劫徐州，杀男女数十万，鸡犬无余，泗水尸塞，就发生在诸葛亮的家乡。他自幼离乡背井，同徐州的浩劫不无关系。袁术军在江淮，粮食缺乏，士兵以水草、螺蚌为生。诸葛亮曾和叔叔一起到过袁术处，对此情形当有目睹。军队尚且如此，更何况庶民百姓呢！诸葛亮是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点。那是在他任蜀国丞相北伐曹魏时，率军出祁山，收降了陇西、南安（均治今甘肃陇西东南）二郡。接着又围天水，拔冀城，并收降了大将姜维。人们纷纷祝贺此次大捷，而诸葛亮却面色愀然而忧伤。他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这虽是发生在诸葛亮晚年的事，却能反映出他的仁爱之心。生灵涂炭于水深火热的现实与他那颗仁爱之心相撞，进发出来的必然是拯济苍生，使国富民安的雄心壮志。

    诸葛亮的兴微继绝兴复汉室，不是要让奄奄一息的东汉王朝继续苟延残喘，他对于桓、灵之世的腐朽黑暗是怀有“叹息痛恨”之心的。他要兴复的汉室是一个像“光武中兴”那样的统一、安定、强大的汉朝。他的一篇《论光武》的文章，反映了他对光武中兴的肯定与向往：

    曹子建论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即韩信、周勃），谋臣不敌良、平（即张良、陈平），时人谈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何哉？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所以张、陈特显于前者，乃自高帝动多阔疏，故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此言虽小，有似二祖之时也。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光武称邓禹曰：“孔子有回，而门人益亲。”叹吴汉曰：“将军差强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与诸臣计事，常令马援后言，以为援策每与谐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审也。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

    诸葛亮：在这篇文章里，引用了一个“曲突徙薪”的典故：有一个人，盖了一所新房子，但其炉灶的烟囱建得过直，烟囱边还堆积着干柴。有一个客人见了，便劝主人把烟囱改弯，把柴禾移走，以免发生火灾。主人听了，并没在意。不久，这家果然发生了火灾，邻居齐来相救。火灾之后，主人置酒设宴，款待邻里，并让那些在救火中被烧得焦头烂额者坐上座，而那位建议他曲突徙薪者却未被邀请。有人对主人说：“如果当初听那位客人的建议，就不会失火，也用不着您今日破费。如今论功请客，怎能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呢？”主人大悟，赶紧请了那位具有远见的客人为上宾。在诸葛亮看来，光武帝刘秀手下的文臣武将，并不比刘邦手下的韩信、周勃、张良、陈平等人差。只不过刘邦的才能略逊一筹，所以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就像那些救火的人那样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干，而刘秀处处深谋远虑，就像那个有先见之明的聪明人，所以他的手下的人就没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干了。臣下有忠贞智勇之质，主上有杜渐曲突之明，君臣谋合议同，共济中兴大业，这既是诸葛亮对刘秀集团的评价，也是他的政治理想。

    然而，要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岂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兴复汉室，就得有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才干。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期间，刻苦读书，深入思索，寻访贤才，从书本和社会中培养积累了才干，这一点诸葛亮是具备了。

    要兴复汉室，还要有一群志同道合、才华横溢者的共同努力。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期间，广泛接触荆州地区政界、军界、名族、士人以及各阶层人士。这也不是问题，只要兴汉大旗一举，总会有志同道合者聚于旗下。

    要兴复汉室，还要有一位明主作为旗帜，这是诸葛亮感到最困难的。因为迄今为止，他理想中的明主还未遇到。东汉末期，“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在一般人看来，在其中选择有地盘有势力的人作为投靠对像并不是困难的事，但诸葛亮对人主的选择是慎之又慎的。

    为了保持名节，诸葛亮必须谨慎，因为他无法摆脱社会风气的影响。东汉选官，实行“察举”、“征辟”制，即各级行政长官有权选用自己的僚属，久而久之，长官与下属、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之间，除了上下级关系以外还有一层君臣名分。

    汉桓帝时，太尉杜乔被外戚害死，并暴尸于城北，家属故人无人敢问。杜乔的掾属杨匡听说后，一路哭号，星夜兼程赶到杜乔的死所，守卫尸体，驱赶蝇虫，达二十多天。兖州刺史第五种，因弹劾宦官单超的侄子单匡，深为单超怨恨。后来，单超诬陷第五种，朝廷便将第五种判罪，并准备将他流放到朔方郡（治今内蒙自治区磴口北）。当时任朔方郡太守的正是单超的外孙董援，他对第五种的即将到来早已蓄怒以待之。第五种流徙朔方，注定凶多吉少。有一个叫孙斌的人，此人在第五种任卫相时作过其下属，受过他的善待。当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带领侠客星夜追赶，在太原追上第五种，杀死了押解官吏，与第五种一起逃脱。安定临泾（治今甘肃镇原东南）人李恂少习《韩诗》，在家教授生徒。郡守李鸿征辟他为郡功曹，李恂还未到任，又接到州里举他为从事的征辟。恰在此时李鸿死去，为感李鸿知遇之恩，李恂辞去州里的征召，护送李鸿的灵柩回到乡里，在为他办完丧事后，又为他守孝三年。公孙瓒被涿郡（治翎北涿州）太守举为郡吏，后来太守犯事，被囚车押往京城。当时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属下跟随的，公孙瓒便谎称是侍卒，一直侍奉太守身边。后来，太守被判流放日南（治所在今越南境内），公孙瓒便带着酒肉来到祖宗墓前拜别先人，说：“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

    杨匡为主人守尸，孙斌为主人犯法，李恂为主人守孝，公孙瓒陪主人流放，这些事例说明长官与下属之间多么不一般的关系！这些表现深为当时社会舆论所赞许，相反，如果背叛故主，就会招致世人的指责。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诸葛亮必须谨慎地对待择主问题，因为一旦择主失误，叛之则会毁了名节，从之则会葬送理想。

    尤其是为了实现理想，诸葛亮更必须谨慎。择主不慎，不仅理想不能实现，而且身败名裂之事在他那个时代是常有的，最典型的就是荀彧。荀彧是颍川人，董卓之乱后，他预料家乡必为战火所焚，便离乡投奔冀州牧韩馥。韩馥被袁绍所灭，荀彧又为袁绍所用。不久，他发现袁绍不能成大事，便于初平二年（191）投奔曹操。同是避乱离乡，诸葛亮是流徙隐居，苟或是两易其主，可见二者在择主问题上态度之差异。然而荀彧的悲剧并未止于此，问题是他最后选中的曹操并非他理想的明主。荀彧投奔曹操后，为曹氏集团立下不少功劳。曹操攻打徐州，荀彧在后方为他力抵吕布的进攻。曹操平定吕布之后，荀彧又为他出迎奉献帝定都许昌的谋策。此后又帮曹操败袁绍于官渡，再灭袁绍之余烬，并献进军荆州之计，迫降荆州刺史刘琮。然而后来因反对曹操封魏公、加九锡，说得明白点，反对曹操觊觎汉家帝位，遭到曹操的忌恨。建安十七年（212）曹操征吴，荀彧从行。曹军向濡须，荀彧因病留在寿春（今安徽寿县）。据说当时曹操派人给他送一盒子“馈食”，荀彧打开一看，里面是空的。荀彧明白了曹操的意思，便“饮药而卒”。对于荀彧的评价，后代人众说纷纭，我们姑且不论，仅就魏晋时期而言，对其持批评之词者颇多。陈寿评价荀彧说他“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南朝刘宋裴松之说：“世之论者，多讥或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或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疾焉。”荀彧虽有才干，但择主见识不高，这是魏晋时舆论对他的评价。“世之论者，多讥或协规曹氏。”可见这种评价一直到裴松之时仍占上风。裴松之是不同意这种批评的，他对荀彧所作所为另有评价。然而这种评价，仍是荀彧择主不慎，理想化灰的绝好注脚。我们还是看看裴松之是怎么说的吧：

    （荀）彧岂不知魏武（指曹操）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峻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着，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

    在裴松之看来，荀彧已经看出曹操并非汉室忠贞之臣，只是在汉室衰微之时，为了拯救汉朝，不得已借助曹操的力量。但无论如何，荀彧并未实现拯救汉室的理想，在曹操篡汉之心日明之时只得亡身殉节。

    看看东汉末的社会风气，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诸葛亮择主如此谨慎。对比荀彧的身世经历，我们就会钦佩诸葛亮择主的明智。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桐不栖；

    士伏处于一方兮，非明主不依。

    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诸葛亮期待着他理想中的明主。他知道，理想中的明主出现之日，也就是他大展宏图之时。

    四

    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常常把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的管仲、乐毅。这个比喻像一个哑谜，弄得后来一些人大惑不解。

    管仲何许人也？管仲是春秋时齐人，那时的齐国政治相当混乱。齐襄公是个无道昏君，他为了与鲁桓公的夫人通奸，将鲁桓公杀死。不但如此，他还多次诛杀无辜，欺辱大臣，长期沉溺于女色。一些有识之士看出齐国的政治早晚要出乱子，管仲的好朋友鲍叔牙就说过：“君使民慢，乱将作矣。”为了避乱，鲍叔牙便奉齐国公子小白出奔莒国。管仲也看到了这一点，便和召忽一起辅佐另一个公子纠出奔鲁国。鲍叔牙辅佐的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是一个有见识有作为的君主。而管仲辅佐的纠，才能比不过小白，所以在继承齐国王位这个问题上，小白战胜了纠。西晋人张辅在论二人优劣时说：

    管仲不若鲍叔。鲍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三归反坫，皆鲍不为。

    看了这段议论，人们不能不想，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而诸葛亮择主谨慎明智，所建功业甚多。诸葛亮与管仲之间，有什么可比性呢？

    再看看乐毅。乐毅是战国时中山国人，赵武灵王灭中山，乐毅入赵。赵国发生动乱，乐毅又离开赵国进入魏国。后来，乐毅作为使臣出使燕国，受到燕昭王的礼遇，于是便背魏人燕。燕昭王死，新即位的惠王不信任乐毅，乐毅又离开燕国投奔赵国。乐毅像住店一样轻易去就于几个国家，而诸葛亮则不同，他不轻易择主，一旦选中他理想中的明主，便兢兢业业，始终如一。在有些人看来，诸葛亮与乐毅的区别还不仅于此。西晋人张辅《名士优劣论》比较诸葛亮与乐毅时说：

    乐毅诸葛孔明之优劣，或以毅相弱燕，合五国之兵，以破强齐，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此则仁者之师，莫不谓毅为优。余以为五国之兵，共攻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谘以济世，奇策泉涌，智谋纵横，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登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宁内，武以折冲，然后布其恩泽于中国之民。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谋谟弘远，雅规恢廓，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振于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徙乐毅为伍哉！

    如果说管仲与诸葛亮之间有一些不同，那么乐毅与诸葛亮之间则有着较多的不同。

    诸葛亮与管仲、乐毅之间有着区别，区别越大，可比性越小。既然不可比，还要常常比，这不是很奇怪吗？

    其实，诸葛亮与管仲、乐毅之间是有可比之处的。

    齐襄公死后，国内君位虚以待人，在鲁国的公子纠和在莒国的公子小白都欲回国即位。齐国大夫高侯与公子小白关系甚好，暗地配合小白回国。鲁国为了阻止小白回国，一面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一面令管仲带兵在半路截杀公子小白。管仲带兵在小白回国的必经之路埋伏下来，他见小白一行远远过来，便弯弓搭箭，朝小白射去。只见小白中箭，应声倒在车中。众人见主帅已死，顿时大乱。管仲回师，向公子纠报捷。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管仲这一箭，只射中了小白身上的衣带钩。足智多谋的小白将计就计，假装中箭，制造了身亡的假象。公子纠以为小白已死，顿时放下心来，回国的速度一下放慢了。公子小白趁此间隙，急速回国，在国内高侯等人的配合下，登上王位，控制了齐国，将公子纠御于国门之外。

    小白即位之后，欲用鲍叔牙为宰相，不料鲍叔牙推辞说：“我只是个平庸之臣，在治理国家方面，有许多地方不如管仲。您若想治理好国家，非用管仲不可。”小白问：“你怎么不如管仲呢？”“我有五个方面不如他。”鲍叔牙伸出五个手指，一一数道：“宽惠柔民，我不如他。治国家不失其柄，我不如他。忠信可结于百姓，我不如他。制礼义可使四方效法，我不如他。执袍鼓立于军门，使百姓更加勇敢，我也不如他。”“可是，他射中了我的衣带钩，差点致我于死命。他是我的仇人呀！”小白说。“请您不要这样想。”鲍叔牙劝解道：“人各为其主，他那样做是他忠于主人的表现。如果您能宽宥他，重用他，反过来他也会为您效忠。”

    小白想了想，觉得鲍叔牙的意见很对，便决定依靠管仲治理国家。这年秋天，齐国与鲁国大战，鲁兵大败。齐桓公小白派人给鲁国君主送去一封信，信中说：“公子纠是我的兄弟，我不忍杀他，请你们将他处死。召忽、管仲是我的仇人，我一定要活着得到他们，亲手处置。如果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将进兵鲁国。”鲁国接到这封信，害怕齐国继续进攻，便答应了齐君的要求，将公子纠杀死，把召忽、管仲捆绑着送回齐国。召忽不愿回国受辱，自杀而死。管仲被押回齐国，一人国境，便被除去桎梏，接着便沐浴斋戒，受到小白的厚礼迎接。小白不但不计射钩之仇，而且还重用管仲。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最有名的一个霸主。

    战国时乐毅建功立业，也是由于遇到了礼贤下士的燕昭王。燕昭王未即位以前，燕国的朝政被一个叫子之的宠臣把持着。子之执政期间，国内非常混乱，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互相攻伐，严重地削弱了国家实力。这时齐国乘燕国虚弱之时，出兵伐燕。结果燕国的“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国没有费多大力气便大胜燕国。燕昭王即位时，正值国家破败，国力虚弱之时。燕昭王有强国之志，他知道国家强盛振兴首先要有人才的辅佐，便卑身厚币以招贤者。

    他来到一个叫郭隗的人家里，对他说：“齐国乘我之乱攻破我国。我自知国力弱小，难以报仇。但我想求贤士和我一起共振燕国，以雪国破之耻。怎样才能得到贤士辅助呢？”郭隗回答说：“这要看求贤者的态度了。如果是折节而事之，尊重对方而受之学，就会得胜己百倍之才。如果是开始尊重对方，后来改变态度，则能得胜己十倍之才。如果是见对方尊重自己才去尊重对方，就会得到与自己相当之才。如果是坐在那里傲慢地指手划脚，得到的只是仆役之人。如果是瞪着眼睛怒骂训斥，得到的只是奴隶。大王果真想得到贤才辅助，就要有尊贤重才的表现。天下贤人听到您的重才事迹，就会前来投奔您了。”燕昭王点了点头，又问：“我应向谁表示我的尊重贤才的态度呢？”

    郭隗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个国王，想不惜千金买千里马，但长达三年也没买到。他手下的一个官员自告奋勇为其买马，于是国王便把千金付与此官。没过三个月，果然发现一匹千里马，不过很可惜，这匹马刚刚死掉。那个官员便用了五百金买了死马的头回来交差。国王大怒，说：“我要的是活马，谁让你花那么多钱买死马！”官员自有他的道理：“大王买死马尚且舍得花那么多的钱，更何况活马呢？天下人都知道您买马的诚意，还愁千里马不送上门来吗？”果然，不到一年，就有三个人上门来卖千里马。

    看着燕昭王若有所思的样子，郭隗才进一步把题点破：“大王真想求贤，就先从我郭隗开始。像我这样的人大王都尊重，那天下比我强的贤才听说后一定会前来辅佐。”

    燕昭王听后大喜，便拜郭隗为师，为他修筑华丽的宫室。那些有才干的人听说燕昭王如此求贤若渴爱惜人才，纷纷前来投奔。乐毅就是其中一个。乐毅来到燕国后，受到燕昭王的重用，被拜为亚卿。后来，燕昭王又拜乐毅为上将军，委之以军事大权，让他联合赵、楚、韩、魏等国共击齐国。五年之内，乐毅领兵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并攻破了齐国首都临淄，几乎将齐灭掉。

    了解了管仲、乐毅的事迹，我们就可以理解诸葛亮自比管、乐的苦心了。管仲有治国才能，但其治国才能的充分发挥，是因为他遇到了不计射钩之仇的齐桓公。乐毅有军事才能，但其军事才能的充分表现，是因为他遇到了求贤若渴的燕昭王。诸葛亮自信，自己有管仲之才、乐毅之能，如果遇到像齐桓公、燕昭王那样的明主，也会干出一番事业。然而，这样的明主至今尚未遇、到。知己的明主在当代还有没有？若有，现在在何处？他自信有管、乐之才干，又自叹无管、乐之幸运。

    诸葛亮的这番苦心，在当时也并不是人人都理解的。一些人听了他自比管、乐的事之后，很不以为然。他们说：哈，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怀才不遇，比什么管仲、乐毅。当今州刺史刘表待他不薄，在他流徙时收容了他，为他学习提供条件，为他生活提供接济，听说他们还是亲戚哩！这不是可以投靠的人主吗？如果真有管仲、乐毅之才，为什么不以刘表为主，大大地施展一番呢？

    对于这些世俗的议论，诸葛亮只能一笑置之。不错，凭着叔父与刘表的交情，凭着自己与刘表的亲戚关系，诸葛亮完全可以在刘表手下谋个职位，但他不愿意这样做。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刘表不是他理想中的明主。诸葛亮理想中的明主，必须是汉室后裔中的英杰。诸葛亮对东汉光武帝刘秀评价很高，认为他超过西汉高祖刘邦。这一方面是由于刘秀作为汉家宗室的旁枝后裔使汉朝得以中兴；另一方面也由于刘秀具有神略计谋，生于天心，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的杰出才干。从对刘秀的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择主的标准。

    诸葛亮理想中的明主，必须具有兴复汉室的志向。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期间，曹操已经陆续战胜北方各割据诸侯，统一了黄河流域。而诸葛亮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就是因为曹操阶董卓之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从诸葛亮对曹操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选择明主的又一标准。

    诸葛亮理想中的明主，必须是对他深信不疑、言听计从，使他尽展雄才的知己。从诸葛亮羡慕管仲遇到齐桓公、乐毅遇到燕昭王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标准。还有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诸葛亮在曹操攻克荆州后，赶往江东说服孙权联合刘备抗御曹操。孙权的谋臣张昭想把诸葛亮推荐给孙权，让他留在江东。诸葛亮不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这是诸葛亮依附刘备以后的事，退一万步去假设，即使孙权能尽诸葛亮之才，诸葛亮也未必会背刘依孙。不过这件事说明他择主的又一个标准。

    用这三条标准衡量，刘表哪一条都不符合。

    据当时史书记载，“刘表性缓，不晓军事”。和洽曾到荆州，他对刘表的评价是“无他远志”。裴潜在东汉末曾避乱于荆州，刘表待他甚有礼。然而他却看透了刘表的无能，对好友王粲、司马芝说：“刘牧（指刘表）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贾诩在南阳任张绣谋士时，曾到襄阳见过刘表，他对刘表的评价是：“平世三公之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这些评价说明，刘表虽是刘汉宗室后裔，但不是英杰人物。

    刘表所据荆州，“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然而他只知据地自重，“欲保江汉间，观天下之变”。汉献帝兴平元年（194），赵岐受董承之托，往荆州要刘表“身自将兵来卫朝廷”，刘表只是出资出人助修洛阳宫室，至于亲自带兵保卫朝廷，却始终是赵岐等人的一厢情愿。由此可见，刘表并非有心兴复汉室之人。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这样评价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同样的意思也曾出于刘表的同时代人王粲之口：“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指刘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刘表为人若此，怎能对诸葛亮深信不疑，言听计从呢？

    诸葛亮理想中的明主，岂止刘表不是，北方的曹操、江东的孙权、四川的刘焉父子都不是！诸葛亮深知，理想中的明主可遇而不可求，他决心隐居于隆中，躬耕于垄亩，等待遇到明主的那一天。这一天什么时候来到，能不能来到，他心中也没有底，然而他这样的信念是坚定的：一年不行就等十年，十年不行就等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辈子。

    面对世人的不理解和讥笑，诸葛亮虽然是淡然一笑，但这笑中饱含着苦涩，被人误解毕竟不是一件令人心情舒畅的事。好在诸葛亮有自己的知音。当人们不解他有刘表这样的主人却不去投奔时，当人们借此讥笑他自比管、乐是不自量时，他的朋友如崔州平、徐庶等却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知道诸葛亮的才能决不在管、乐以下，自比管、乐决不是出于年轻人的狂妄。他们深信诸葛亮确是怀才不遇，而不是年少书生的无病呻吟。他们理解诸葛亮为什么不投靠刘表，因为在他们看来，刘表不但不是诸葛亮的明主，也不是他们自己所要投靠的对象。

    对于朋友们的理解，诸葛亮既感动又欣慰。但他也隐隐感到，一些朋友与己同心而不同志，他们有自己的追求。一天诸葛亮与朋友石韬、徐庶、孟建一起闲谈，不免谈到了各自的前途。诸葛亮对他们三个人说：“我看你们三人将来都可以作刺史、郡守之类的官。”朋友们反问说：“那么，贤兄的前途如何呢？”诸葛亮只是笑了一笑，没有回答。然而这一笑却又包含了千言万语。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并不困难，只要有才干，再选择一个实力雄厚在政治上能长久立足的人主便可。在诸葛亮的心目中，这三个朋友都是有才干的，而能满足他们政治进身要求的人主也不少，他们的择主而仕只是早晚的事。至于自己就难说了，如果遇到理想的人主，将会施展所有才干以实现远大的抱负，如果遇不到理想的人主，自己将一生躬耕隐居，默默无闻。

    诸葛亮预料中的事终于发生了。

    一天，好友孟建前来向诸葛亮辞行，说是思念家乡，要回北方去。诸葛亮心里明白，他是看好曹操在北方的作为，要到北方实现自己的追求了。人各有志，诸葛亮没有对其指责，也没有对他深加挽留，只淡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

    孟建走了。诸葛亮深情地望着他的背影，望着那条留在他身后、展延在他面前的蜿蜒小路。诸葛亮知道，还将有其他的人沿着这样的路去实现自己的追求。自己的路在哪里呢？什么时候能告别这隐居的茅屋踏上这样的征途？他不知道。他只有等待。

    对诸葛亮来说，等待，也是一条路。

    这是一条若隐若现的路。

    这是一条追求自己政治理想的路。

    这是一条用焦灼、期盼、寻求去开拓的路。

    与诸葛亮苦寻明主同时，神州大地上还有一个被多次失败所困扰、苦苦寻求辅助贤才的人。他就是刘备。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治今河北涿州）人，是西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由于年代久远，到了刘备这一代，已经远离了皇室正宗主干，成为汉家宗室的旁枝末叶。他很小就死了父亲，不得不跟着母亲以“贩履织席为业”。刘备十五岁时，受母命师事名儒卢植，因而自少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

    东汉灵帝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各地豪强纷纷组织军队，协助政府镇压起义军。刘备喜好交结豪侠，许多侠义之人纷纷依附于他，张飞、关羽大约就是此时成为他的挚友的。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等人也对刘备解囊资助，于是，刘备便拉起一支武装。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刘备率众投入校尉邹靖军中，因立战功被任命为安喜（治今河北定县东南）县尉。像刘备这样仅以武功进入仕途的下层人物在官场是很难站住脚的。不久，朝廷下了一道诏旨，淘汰因军功任县级官吏的下层人物。掌握去留大权的督邮来到安喜县，刘备被列入淘汰者之中。刘备欲拜谒督邮，结果吃了闭门羹。刘备被激怒了，他带人冲进督邮的住所，将他拖出来，绑在树上狠狠地揍了一顿。他知道官是做不成了，便把县尉印绶解下系在督邮的脖子上，然后扬长而去。这是刘备第一次失意。

    不久，都尉母丘毅受大将军何进之命去丹阳募兵，刘备随同前往。在下邳（治今江苏睢宁西北）遇到黄巾军的袭击。刘备力战有功，又被任为下密（治今山东昌邑东）县丞。以后，又任高唐（治今山东禹城西南）县尉、县令。黄巾攻破高唐，刘备落荒而逃，往幽州投奔公孙瓒去了。公孙瓒是辽西人，辽西、涿郡均属幽州，孙公瓒与刘备可谓同乡。不但如此，二人还同时拜在卢植门下，是名符其实的同学。刘备与公孙瓒关系甚好，他比公孙瓒小，常把他当作哥哥对待。此时公孙瓒在幽州地区已经具有很大的势力，历任中郎将、奋勇将军等职，手中握有幽州重兵。他对内排挤幽州刺史刘虞，对外与袁绍争夺地盘。刘备的到来使他很高兴，他任刘备为别部司马，让他和青州刺史田楷一起去对付袁绍。很快，刘备因数有战功，公孙瓒让他试着署理平原县（治今山东平原西南），兼任平原相。在此期间，刘备充分展示了他尊贤下士、仁义待人的品质。当时的山东地区，“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刘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一个叫刘平的人，平素看不起刘备，眼看他在自己之上，心中不服，便雇佣了一个刺客前去刺杀。刘备不知是刺客，待他特别好，终于感动了刺客。他不忍心行刺，便讲出实情，告诉刘备要小心提防，离他而去。

    汉献帝初平四年（193），曹操攻打徐州，这给刘备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徐州刺史陶谦敌不住曹操，便请求刘备帮助。当时，刘备的兵力不算强，“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是一支由亲兵、少数民族骑兵、饥民组成的杂牌军。陶谦之所以请刘备，主要是愿与他互相取长补短。刘备固然无精兵，却有良将。他手下的两个兄弟关羽、张飞“勇冠三军”，“皆万人之敌”，还有“强挚壮猛”的赵云，此时也在刘备身边。陶谦虽无良将，却有精兵。陶谦是丹阳人，他手下有一支从家乡招募而来的“丹阳兵”。丹阳人英勇善战，在当时是有名的，“丹杨（即丹阳）山险，民多果劲”，“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孙策曾向袁术讨还父兵，袁术告诉他，丹阳是“精兵之地，可还依召募”。在陶谦看来，丹阳的精兵与刘备的良将，是当时保卫徐州的最佳军事结合了，所以刘备到徐州以后，陶谦便选出四千丹阳兵归刘备统辖，使刘备的军力大增。但是，刘备的精兵良将仍敌不住曹操的大兵压境。汉献帝兴平元年（194），曹操又发动了对徐州的第二次征伐。此次征伐，曹军连拔五城，打到琅邪（治今山东临沂北）、东海（治今山东郯城）诸郡。刘备与陶谦的部将曹豹奉命屯驻郯城东，以阻曹军的归路。然而曹军很快就冲破了刘备、曹豹的防线，攻拔郯城西北的襄贲。曹军东奔西突，如人无人之境。就在曹操屠戮徐州时，他的后方遭到吕布的袭击，形势非常严重。曹操只得回兵扑救后院之火，徐州才得以保全。

    曹军退出徐州，暂时无再征伐的可能。徐州刺史陶谦也即将退出人生舞台，他已经六十三岁了，而且身患疾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不得不考虑谁来接替他掌管徐州的问题。他心里很明白自己所治理的徐州，虽然是“百姓殷盛，谷米封赡”，但由于“行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政治上已经危机四伏，手下的丹阳兵将领只懂打仗，无治理之才，看来只有刘备能担当此任。刘备继任徐州刺史，不但能使徐州的军事保持精兵良将的最佳结合，更重要的是他深得徐州士人的心，别驾麋竺、典农校尉陈登、北海相孑L融等人都和他关系甚好。所以，陶谦在临死时对麋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陶谦死后，麋竺、陈登、孔融等人拥戴刘备做了徐州刺史。陈登在刘备出任徐州刺史时说：“今欲为使君（指刘备）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刘备的地位也得到当时诸侯盟主袁绍的承认，他说：“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刘备出任徐州刺史，不但使他实力大增，而且也使他跻身于群雄之列。

    刘备本应利用这个地位去干一番大事，但他却很快丢掉了这个地位。刘备失去徐州这件事，《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很简单：

    袁术来攻先主，先主拒之于盱眙、淮阴。曹公表先主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是岁建安元年也。先主与术相持经月，吕布乘虚袭下邳。下邳守将曹豹反，间迎布。布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海西。

    这段记载说明，刘备丢失徐州，不是由于袁术的进攻，而是由于后院的起火。如果说刘备以前的历次失意和失败是由于出身卑微、社会地位不高、实力不强等客观原因，那么这次徐州失败就有着他自己无法推卸的主观责任。

    首先是接纳吕布，引狼入室。吕布乘曹操讨伐徐州，袭击曹操的根据地兖州，兖州除鄄城（治今山东鄄城北）、东阿（治今山东阳谷东北）、范（治今山东梁山西北）三县外，其余尽为吕布所有。曹操回兵，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才击败吕布，收复失地。吕布落荒而逃，前来依附刘备。刘备收留了他，让他屯驻于下邳之西。吕布反复无常在当时是有名的，他先投靠并州刺史丁原，董卓进京后又背叛丁原投靠董卓。后来又对董卓不满，杀董卓而投靠王允。曹操说吕布“狼子野心，诚难久养”，陈寿也评他是个“轻狡反复，唯利是视”之人。刘备不是没听说过吕布的为人，也并非对其品质没有察觉。史书记载吕布投靠刘备时的情况说：

    布（指吕布）见备（指刘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耳。”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说。

    明知道吕布的人品，又察觉到他语言无常，为什么还要收留他呢？

    其次是人事部署安排上有问题。袁术进攻徐州，刘备率军在前方厮杀，却让张飞和曹豹一起守下邳。曹豹是陶谦的部下，丹阳兵的将领。陶谦死后，虽然归刘备统辖，但旧部与新主之间尚需一段磨合，若处理不好，就会出问题。然而与曹豹共守下邳的偏偏却是“暴而无恩”的张飞。史载张飞“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偏巧在张飞眼里曹豹不是个君子。就在刘备在前线与袁术浴血奋战之际，张飞和曹豹却在下邳厮杀起来。这厮杀又给吕布占领下邳提供了机会。《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英雄记》说：

    备（指刘备）留张飞守下邳，引兵与袁术战于淮阴石亭，更有胜负。陶谦故将曹豹在下邳，张飞欲杀之。豹众坚营自守，使人招吕布。布取下邳，张飞败走。备闻之，引兵还，比至下邳，兵溃。收散卒东取广陵，与袁术战，又败。

    对于这件事，《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得更详细：

    布（指吕布）水陆东下，军到下邳西四十里。备（指刘备）中郎将丹杨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杨兵有千人屯西白门城内，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杨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阳兵悉开门内布兵。布于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

    结合两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张飞与曹豹互相攻杀，最后张飞杀死曹豹，激起丹阳兵叛迎吕布。

    刘备失去徐州，军队“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只得向吕布请和。二人再次接触，只不过主人变成了客人，客人成了主人。刘备被允许驻扎在小沛（治今江苏沛县），在这里，又将军队发展到万余人。吕布不愿意刘备发展起来，又一次出兵攻之，刘备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曹操去了。

    在曹操眼里，刘备是个英雄。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劝他把刘备杀掉，曹操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可见刘备当时很得人心。曹操不但没杀刘备，反而表奏他为豫州牧，并与他一起消灭了吕布，救出了他的妻子。以后，又表奏他为左将军，出则同车，坐则同席。有一次，曹操与刘备一起吃饭，在闲聊天时，谈到了当世英雄。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才算得上。”然而曹操根本不知道，此时刘备正和董承密谋着一个推翻曹操的计划。

    董承是汉献帝的岳父，他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操纵朝中大权，心中很不满意，便乘进见献帝之机，从献帝那里取得诛杀曹操的密诏，藏在衣带中带出宫来。董承把密诏宣示给刘备，让刘备见机行事。刘备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便被曹操派往徐州邀击企图北上投奔袁绍的袁术。刘备刚到徐州，董承企图诛曹操之事就败露了，凡是参与此事者皆被诛杀。刘备听说，索性杀掉曹操设置的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反曹。汉献帝建安五年（200），曹操在与袁绍决战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先率兵东征刘备。这一仗刘备败得很惨，妻子和大将关羽都成了曹操的俘虏，刘备只得带着残兵败将北投袁绍。

    魏国的赵戬曾评价刘备，说他“拙于用兵，每战则败”，这当然是过激之论。但是刘备在至荆州以前，在军事斗争中确实是败多胜少。从起兵到投奔袁绍，十多年的时间内，刘备在军事上多次失败，多次受挫，这就促使他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他深切感到，自己事业上的一事无成，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辅弼贤才。特别是徐州的得而复失，最令他痛心疾首。如果当时有人给出高明的谋略，正确处理与陶谦旧部的关系，恐怕没有今天的寄人篱下。

    此刻，他感到自己就像落在干涸的车辙里的鱼，需要水的滋润。这水不是别的，就是人才！他知道荆州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决心找机会到那里去招揽人才，以求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良辅。

    五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全国政治军事局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在江东地区，孙策赶跑扬州刺史刘繇以后，继续向东南发展。他将严白虎、王晟等地方武装逐一消灭，又进一步占领了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吴郡（治今江苏苏州）等江东要地。建安四年（199），孙策开始向西北拓展势力。首当其冲的是庐江郡（治今安徽庐江西南），当时任庐江太守的人名叫刘勋。孙策为了削弱刘勋的势力，极力怂恿他攻打上缭（治今江西修水东南）。他派人给刘勋送去很多珠宝和细布，并对刘勋说：“上缭甚富庶，愿君伐之，请出兵以为援。”刘勋听了大喜，不顾部属的劝阻，倾巢出动攻伐上缭。孙策一面派堂兄孙贲等屯兵彭泽，以阻断刘勋的归路，一面亲自率兵端了他的老窝。刘勋在回军途中战败后，率残兵北投曹操。

    同年十二月，孙策进伐黄祖，在沙羡（治今湖北武昌西）大破黄祖。紧接着，孙策又带兵征豫章。此时，华歆任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太守。孙策率大兵屯驻在离豫章南昌县数十里远的椒丘，派虞翻前去劝降。虞翻见华歆后说：“孙讨逆（指孙策）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刘扬州（指刘繇），君所亲见，南定鄙郡（指会稽），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华歆听罢，立即答道：“久在江表，常欲北归；孙会稽来，吾便去也”。当夜，华歆便命人写下降书，第二天一早便派人送去孙策营中。孙策又兵不血刃占领豫章。

    建安五年夏，孙策再次西击黄祖。此时，原广陵太守陈登乘孙策西征，招诱严白虎余党图谋起事。孙策回军欲进击陈登，兵至丹徒（治今江苏镇江东南），驻兵待粮。一次，孙策外出打猎，恰逢被他杀死的吴郡太守许贡的宾客，这个宾客为主人报仇，用暗箭射中孙策面颊。孙策伤势很重，生命垂危，便把谋士张昭等人叫来，对他们说：“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又把弟弟孙权叫过来，将自己的印绶带在他的身上，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的意思很明显，要孙权继承他的事业，在众臣的辅佐下，保住江东。

    孙策死后，张昭等率领僚属，拥立孙权上表朝廷，下移属城，使中外将校，各奉其职。不久，周瑜也赶回赴丧，以中护军之职与张昭共掌众事。在周瑜的推荐下，孙权接见了鲁肃，与之相谈，甚是投机。当众人退去后，孙权把鲁肃单独留下，与他合榻对饮。孙权问道：“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回答说：

    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鲁肃为孙权在江东建功立业所作的策划分为三步：第一步立足江东；第二步打通长江中上游，全据长江；第三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第二步需要实力，第三步需要时机，只有第一步是当务之急，且符合哥哥的临终嘱咐。

    孙权是个英杰人物，他的即位，意味着孙吴对江东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在北方，曹操与袁绍两大军事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

    袁绍以讨董卓起家，在关东群雄联合讨董时，袁绍被推为盟主。名为盟主，实际上只占勃海一郡，实力并不雄厚。他先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冀州刺史韩馥让出冀州，又用武力打败公孙瓒取得幽州，与此同时又派长子袁谭占据青州，任外甥高于为并州刺史。这样，到官渡之战前夕，袁绍已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

    曹操一开始也参加了讨董联盟，后来，曹操被任命为东郡太守，郡城设在东武阳（治今山东莘县东南）。青州黄巾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人迎接曹操任兖州刺史。曹操据有兖州，又打败并收编了青州黄巾，势力开始壮大。汉献帝兴平二年（195），杨奉、董承、韩暹等人迎献帝东归，经过艰苦跋涉，到达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袁绍的谋士沮授建议把献帝接到邺县（治今河北临漳西南），但缺乏政治远见的袁绍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这无疑给曹操留下了机会。当时曹操正在许县（治今河南许昌东），他听从谋士荀彧的主张，立即派人把汉献帝迎到许县。从此，曹操不但尽有豫州之地，而且还占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建安三年（198），曹操又击杀占领徐州的吕布，从此，徐州也归曹操所有。

    袁绍据有青、冀、幽、并四州，曹操据有兖、豫、徐三州。袁术已在建安四年称帝不成呕血而死。这样，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有实力的割据者只剩下袁绍和曹操了。一山不容二虎。袁、曹各自势力的发展，使他们都成为想吞掉对方的老虎，一场兼并战争在所难免。汉献帝建安五年，袁绍、曹操两个军事集团在官渡（在今河南中牟东北）进行决战。结果，处于劣势的曹操战胜了处于优势的袁绍。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

    身居隆中的诸葛亮，没有一天不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变化。

    心怀远志的诸葛亮，对上述形势的每一个变化，都了如指掌。

    诸葛亮对天下形势的了解，首先得益于荆州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史载：“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这种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使得襄阳成为南来北往人流的交汇所在。当时四面八方的军政情况，必定随着来来往往的过客传到这里。

    诸葛亮对天下形势的了解，还得益于所接触的各种人物。他在隆中所接触的人物，大体上可分为三类：诸葛亲族，在野士人，政界要人。

    兴平元年（194）夏，曹操令荀彧、程昱驻守鄄城，自己率军第二次攻打徐州，“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所过多所残戮”。诸葛亮已随叔父离乡，哥哥诸葛瑾仍奉继母在家。徐州再一次遭难，在“本州倾复，生类殄尽”的大难中，诸葛瑾只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避乱江东”。孙策死后，孙权广揽江东人才，以保江东巩固。由于孙权姊婿的推荐，诸葛瑾被任为长史，转中司马。另外，除诸葛亮兄弟南迁以外，还有许多诸葛族人留在家乡。诸葛亮可以通过与他们的联系知道一些有关江东、中原方面的情况。

    诸葛亮在隆中时，曾和许多在野名士交往，如庞德公、司马徽、庞统、马良、徐庶、石韬、孟建、崔州平等，这些人既有荆州本土的，也有来自北方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文化素养高，具有政治远见，社会联系广泛。例如庞统，善于品评人物，而且常常过分称其才华，意欲“兴风俗，长道业”，“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庞统不但在荆州被称为俊秀人物，而且与江东士人联系密切，影响颇大。会稽余姚（治今浙江余姚）人虞翻，饱学诗书，是江东着名学者。吴郡吴人陆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术无不该览”。顾劭出身于江东名族，少与陆绩齐名。庞统与他们都是好朋友。庞统与江东士人关系如此密切，诸葛亮与之交往，自然可以了解许多江东的情况。

    诸葛亮虽不愿辅佐刘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荆州的政界要人没有接触，相反，这种接触是相当广泛和密切的。

    关于诸葛亮与荆州政界要人的关系，我们还是从一桩被后代人引为美谈的婚姻谈起。

    诸葛亮到达荆州时年龄十五岁，住进隆中时大约十七岁。他身长八尺，聪颖睿智，无论从体态上，还是气质上，都是一个翩翩美少年。当时的社会，普遍实行早婚，男子的结婚年龄，一般都在十五至十六岁左右。早者如徐州刺史陶谦，十四岁就已娶妻成家。诸葛亮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他不免也要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在襄阳沔南地区，住着一位大名士，名叫黄承彦。论年龄，他是诸葛亮的长辈，但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议论时势，早已成了忘年之交。他喜欢这个聪明好学、见识深刻、志向远大、才华过人的年轻人。黄承彦膝下有个女儿，也很聪睿有才。他听说诸葛亮在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有意把女儿嫁给他。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像诸葛亮这样才貌双全之人毕竟不多，而自己的女儿呢？不仅不美丽，甚至还有些丑，黄黄的头发，黑黑的皮肤，怎能配得上诸葛亮呢？如果黄承彦彻底绝望，这段历史姻缘也就不存在了。偏偏黄承彦没有绝望，他实在太喜欢这个年轻人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黄承彦发现诸葛亮在择妇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把相貌看得很重要，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他决心试一试。

    有一天，黄承彦问诸葛亮：“听说你欲择妻？”诸葛亮脸一红，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这一举动，分明是作了肯定的回答。黄承彦又问：“不知你理想中的妻子是什么样？”诸葛亮见黄老先生如此关心自己，便爽快地答道：“后生对婚姻大事不敢有过分奢望。先生知道我平生志愿，我只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贤内助足矣。”黄承彦见诸葛亮这样说，干脆把话挑明：“我有一女，论才干能与你相匹配。只是……”黄承彦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只是她生得黄发黑面，模样丑了点。”

    诸葛亮不止一次去过黄承彦家，对于他的女儿也并不陌生，她谈不上漂亮，但确实聪明而有才干，若与她结为夫妻，无疑会理解支持自己今后的事业。想到这里，诸葛亮对黄承彦说道：“先生之言差矣。亮岂是只重姿色的庸俗之辈？亮自幼失父，如今叔叔又不在了，若蒙先生错爱，亮之婚姻之事愿由先生做主。”

    亲事就这样定下了。不久，黄承彦便选了一个好日子，把女儿送到了诸葛亮家。诸葛亮成了黄承彦的女婿，消息不胫而走，又引起了人们一番议论。更有好事者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不但当时有人不理解诸葛亮择妇之举，就是后人也有偏颇之论。有人把诸葛亮说成爱情至上的典型，夸大他以才而不以貌取人的婚姻观。也有人把诸葛亮贬为借婚姻而抬高自己，扩大自己社会影响的俗人。对这两种观点，我们都不能苟同。

    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的两种婚姻缔结方式时说：“在这两种场合，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这同样适用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诸葛亮的婚姻选择，决不是什么爱情至上的表现，而是一种利害权衡的结果。但诸葛亮权衡利害的标准，不是是否能抬高自己，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而是是否有利于兴复汉室事业的实现。这种利害权衡，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诸葛亮既然选定了兴复汉室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必然要把所有的智慧精力都投入进去。因此，有一位理解自己、支持自己、协助自己的妻子就显得十分必要。在史籍中，关于诸葛亮妻子的记载不多，但我们通过两件事，可以看出他的妻子在这方面是合格的。第一件事：诸葛亮结婚后，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诸葛亮赶忙让妻子磨面做饭。不料妻子很快就把饭做好了。诸葛亮很奇怪，一般人磨面是不能这么快的。于是，诸葛亮悄悄到磨房观看，只见磨房里有几个木头人在“运磨如飞”。诸葛亮当即便向妻子“求传是术”。据说二十年后诸葛亮在北伐曹魏时，用来运输军粮的木牛流马就是受妻子磨面木人的启发而改造的。诸葛亮的妻子如此聪明能干，肯定会对诸葛亮的事业有所帮助。第二件事：诸葛亮从隆中出仕以后，终生“忘身忧国”，把一切都献给蜀汉政权，仅在北伐战场上就长达八年之久，直至积劳成疾而去世。其家中撑持家务，教育子女等事，主要由黄氏承担。她确实没有辜负诸葛亮的希望和托附，这也说明了他的妻子对其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我们在考察诸葛亮与黄氏的婚姻时，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黄家与荆州政界人物有着姻亲关系。史称：

    蔡瑁字德珪，襄阳人……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墙皆以青石结角，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汉末诸蔡最盛，蔡讽姊适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即刘表）后妇，瑁之姊也。

    诸葛亮是黄承彦的女婿，他的岳母是蔡瑁的姐姐，又和刘表的后妇是亲姐妹。这样，蔡瑁便成了诸葛亮的妻舅，刘表除了与诸葛亮世交之情外，又成了诸葛亮的姨丈。前面我们说过，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蒯祺，二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蔡氏、蒯氏、庞氏都与刘表政权有关系，蔡瑁、蒯良、蒯越、蒯祺都是刘表政权中的重要人物。庞氏家族中的庞季，曾与蒯越一道前往襄阳城劝说拥众据城的张虎、陈生投降刘表。可见他也是刘表政权中的人物。显然，通过上述姻亲关系，诸葛亮与荆州的政界人物已经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这可作为诸葛亮与荆州政界人物关系密切的另一证明。当然，这并不是说，诸葛亮的婚姻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但是，说诸葛亮的婚姻是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感情行为，应该是不错的。诸葛亮与黄氏的婚姻，决不是要趋炎附势，但通过自己及家人的婚姻，与荆州政界要人保持密切关系和接触则是客观事实。诸葛亮愿意建立和保持这种关系，不是想在荆州跻身政界，而是想获得更多的有关天下局势的信息。

    身在隆中，心系海内。诸葛亮以他政治家特有的敏锐，通过各种途径、各种人物细心地捕捉天下局势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以他思想家特有的深邃，根据捕捉到的信息，分析预测天下的未来走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量的不断增加，北方和南方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诸葛亮心中思考的未来政略和战略也逐渐成熟。

    对未来政略和战略的思考越是近于成熟，诸葛亮的心境越是难以平静。他的思考无疑是积数年之苦功，极具价值的真知灼见。但真货必须要有识家才能品其珍贵，这个识家如今在哪里呢？每当心绪不宁时，诸葛亮总爱翻翻书籍，因为书能把他领入另一种境界。他拿起老子的《道德经》，无意中一下子翻到了第十六章，立即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不对头，怀着焦躁的心情，急于出手货物，就不会等到真正识货者的到来，其结果与空等一生始终遇不上识货者是一样的。与其如此，不如就平心静气地等下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愿望。焦躁只能半途而废，不宁静就不能致远。想到这里，诸葛亮的心境又慢慢平静下来。

    早在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时，刘备就察觉到不能久附于袁绍。恰巧，被曹操俘虏的关羽打听到了刘备的下落，谢绝了曹操的厚遇和挽留，回到了刘备身边。刘备劝袁绍南结刘表。袁绍便派刘备率兵到汝南，一来骚扰曹操后方，二来与荆州刘表取得联络。就在曹操取得官渡之战胜利的第二年也即建安六年（201），曹操又出兵南击刘备，刘备便乘此机会，放弃汝南，人荆州投靠刘表。

    刘备到达荆州，受到刘表的热情接待。然而，刘表的热情自有他的用意。对于刘备及其手下将领的勇猛善战，刘表早有耳闻。更何况，刘备通过在北方的长期军事斗争，已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凝聚力的军事集团。如今，这个军事集团正好用来加强荆州的防卫力量。刘表接纳刘备后，便给他增加些兵马，让他屯兵于新野（治今河南新野），守卫荆州北大门。对于刘表这种安排，刘备欣然接受，他认为一来应为荆州做点实事，以便争取群众，二来可以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以赢得荆州士人的好感与信赖。不久，刘备便辞别刘表率军到新野去了。

    建安七年（202），也就是刘备到达荆州的第二年，曹军将领夏侯悖、于禁、李典等人率军南下，刘备奉命北上迎敌。在新野北博望这个地方，刘备设好伏兵以后，便烧毁营屯假装惧敌退却。夏侯悖欲率兵追之，李典劝道：“我们不要追了，敌人无故退却，我怀疑必有伏兵。再向南道路狭窄，草木深密，一旦中了埋伏，则悔之晚矣。”夏侯悖不听，便让李典留守，自己和于禁追击。追到博望，刘备伏兵四起，将夏侯悖杀得大败，曹军损失惨重，向北退走。

    博望大捷，使得刘备在荆州的声望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刘备满以为，以自己的声望和为人宽仁的品质，自然会有辅弼之才投入他的旗下。

    事实却让刘备感到失望。

    刘备到荆州以后，荆州人士投到他麾下的人确实不少，甚至连刘表政权中的一些人也前来请托。但刘备感到，自己所急切需要的辅弼之才却一个没有。不但如此，刘备在荆州声望日高，又引起刘表的疑心，处处加以戒备。转眼几年过去了，刘表除了与刘备一起闲谈、宴会以外，什么重要事都不让他参与。有一次，刘备在刘表的宴会上，起身上厕所，猛地发现自己的大腿不如以前那样有力量了，自觉时光荏苒，老之将至，不禁慨然流泪。回到席上，刘表发现刘备神色不对，便问他缘由。刘备说：“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刘备深深感到，如果长此以往，岁月将无情地夺走他的健康、他的雄心、他的事业。

    更使刘备感到失望的是，刘表胸无大志，只知自守荆州，往往错过大好时机。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在基本统一了黄河流域之后，开始北上征伐北方少数民族乌丸。刘备力劝刘表乘曹操北上许县空虚之时，进兵许县。刘备这一招确实击中了曹操的要害。曹操所担心的，也正是怕刘表乘机袭取许县，再加上部下很多人都认为刘表会派刘备前来，就更加举棋不定。这时，谋士郭嘉劝道：“刘表是一个只知坐而论道之人。他自知才能不如刘备，若重用刘备怕不能控制他，不重用刘备则他不为之用力。在这种情况下，您尽可以虚国远征，不用担心。”事实果如郭嘉所预料的那样，刘备的建议没有被刘表所纳。等到曹操得胜凯旋，刘表才对刘备说：“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刘备此刻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安慰刘表，其实是在安慰自己：“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话虽这么说，刘备自己也知道，以后还能有什么机会呢？即使有机会，依靠刘表这样的人能把握得住吗？刘备深深感到，不能再这样蹉跎下去了，时不我待！依靠刘表，不能成就大事。只有靠自己！一想到自己干，刘备又想到自己几起几落的经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少辅弼良才。他本以为，荆州是个人才荟萃之地，只要自己大旗一竖，人才就会声应影从。现在他才知道，要想得到贤才是多么不易。若想得到贤才，不能坐等，得去寻！去访！

    刘备在荆州这几年，闻听过水镜、卧龙、凤雏等大名。他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但就凭这雅号，就知道他们不是一般的人物。后来，他知道了水镜先生就是司马徽，便前去请教他。司马徽知道了刘备的来意，便对他说：“我只是一个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是那些俊杰人物。”刘备说：“先生不必自谦。若您不是俊杰，天下便无俊杰之士了。”司马徽摇摇手，说：“我已老朽，无意于政事。俊杰人物大有人在，伏龙、凤雏就是。”刘备眼睛一亮，他早就想知道这二人是谁，便说：“二位贤士，备早有耳闻，但不知其尊姓大名，望先生明示。”司马徽说：“伏龙者，诸葛孔明；凤雏者，庞士元是也。”

    也许是司马徽有意考验刘备的求贤诚意，并没有告诉他诸葛亮的具体情况，只是要他留意访察。

    刘备求才访贤的诚意终于感动了一个人，这就是诸葛亮的好友徐庶。徐庶去见刘备，刘备见他谈吐不俗，对他很是器重。

    徐庶说：“徐某不才，蒙将军错爱。我的一个朋友，才能远在我之上，不知将军想不想得到。”

    刘备忙问：“谁？”

    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

    刘备听说“诸葛孔明”几个字，兴奋得几乎跳起来。他迫不及待地说：“想见，想见！快带他来见我。”

    徐庶轻轻一笑，说：“将军莫急。此人只能前去拜谒，不可委屈他前来。将军若有意，应该枉驾前往见之。”

    刘备觉得自己失言，便说：“我求见之心急迫，考虑不周。请将卧龙住所告我，我当亲自前往。”

    第二天，刘备便按徐庶所提供的方位前去拜访诸葛亮，不巧，没有碰上。几天后，刘备又一次前往，诸葛亮还是不在。

    诸葛亮到哪里去了呢？

    诸葛亮并未远走，他也急切地想见刘备。刘备在入荆州以前，就被许多人认为是英雄人物，在社会上有较高声望。曹操曾说，天下英雄唯有刘备和他。郭嘉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陈登说：“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程昱说：“刘备有英名。”董昭说：刘备“勇而志大”。当时人的这些评价，对于寻英主心切的诸葛亮应该是有耳闻的。特别是刘备入荆州后，在博望大破曹兵，劝刘表乘虚伐许县等事，诸葛亮更是清楚。他觉得，刘备确是汉家皇室后裔中的英杰人物。不仅如此，诸葛亮通过刘备与董承受汉献帝密诏欲诛曹操之事，知道他是一个乃心汉室的同路人。但刘备是否尊重人才，求贤若渴呢？诸葛亮认为有必要考察一番。

    刘备已经来了两次，诸葛亮认为，如果他真正尊重人才，就必然有第三次。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再扑空了。

    当刘备第三次来到隆中诸葛亮居住的草屋前时，诸葛亮已经把院内屋内打扫得干干净净，衣冠整洁地迎接贵客临门了。

    刘备一见诸葛亮，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值得以事业相托的人。说也奇怪，这种一面之交而产生的信任感，在刘备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所以，他很快就屏退旁人，对诸葛亮掏出积藏多年的心里话：“现在朝纲崩溃，群雄割据，奸臣掌权，使汉朝天子蒙受苦难。我不度德量力，想伸张大义于天下，使天下一统，汉纲复振。然而由于我缺少智术，屡受挫折，时至今日，一无所成。不过，我并不灰心，志亦未减，您能帮我出谋划策吗？”

    诸葛亮被他的赤诚打动了，他将自己多年成竹于胸的思考合盘托了出来：“自从董卓乱政以来，豪杰并起，雄据一方，势力跨州连郡者亦不可胜数。先说北方的曹操，他和袁绍相比，名望低微，兵众寡少。但他最后却能战胜袁绍，由弱变强，这不仅仅是由于客观形势有利于他，也是他主观努力的结果。如今，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兵众，又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此时与他争雄显然是不明智的。”

    他见刘备边听边赞许地点头，又继续说道：“孙权占据江东，已经经历了孙坚、孙策、孙权三世雄主，那里地势险要，民众归附，贤能之人尽展其才，因此，只可与他联合而不能谋取他。”

    刘备听到这里，不禁想道：我们的立足之地在哪儿呢？

    诸葛亮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接着说：“荆州这个地方，北有汉水、沔水，南可达于南海，东可连接吴会，西则通往巴蜀。这是一个战略要地，而它的主人刘表却没有能力将其守住。这恐怕是上天赐予您的宝地，不知将军对它有意没有？还有益州这个地方，四塞险固，沃野千里，被称为天府之国。当初汉高祖刘邦就靠它成就帝业。如今它的主人刘璋昏庸无能，又有张鲁在北边与他分庭抗礼。那里民多地富而刘璋却不知道如何治理，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因此，那里有眼光有才能的人都希望得到一个明主。”

    诸葛亮这段分析，就是告诉刘备，欲求发展，兴复汉室，荆州、益州是必先占领的根据地。最后，诸葛亮又概括总结了平定天下、复兴汉室的任务：“将军是汉朝帝室的后代，信义着于四海，延揽英雄豪杰，思贤如饥似渴。如果跨有荆、益二州，据险守土，西面与诸戎和睦相处，南面安抚夷人越人，对外结好孙权，对内治国理政，等待时局有变，就命一得力将军率荆州之军进攻宛、洛，将军则亲率益州大军出秦川进攻中原，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如果真能那样，那么将军的霸业可成，强盛的汉朝可以再现了。”

    诸葛亮以上这些精辟的论说，就是被后人赞颂不绝的“隆中对”。

    如果说诸葛亮讲这些话以前，刘备对他的信赖还仅从感觉出发，那么，在听了“隆中对”以后，刘备就对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俊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由衷地感到，这个年轻人学识渊博，见解深刻，对天下形势的分析鞭辟入里，令人顿开茅塞。他觉得司马徽、徐庶的推荐丝毫没有虚夸之处，诸葛亮是天下少有的英杰，是他梦寐以求的良辅。

    刘备得到诸葛亮，大有鱼儿得水之感。诸葛亮遇到刘备，平生抱负得以施展。从此，这一对君臣合力，聚集群英，按照诸葛亮的政略和战略意图，将东汉末群雄割据的历史迅速推向前进，天下也就出现了三国鼎立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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