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周恩来贴近张鸿诰的耳边轻声说：“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不要连累了你。”

    张鸿诰说：“将来我要把它送给博物馆。”周恩来谦虚地说：“不，不，我还很不够。”

    周恩来与张鸿诰

    1913年8月，周恩来和张鸿诰一同考入天津南开学校，编入一年级己三班就读。从此，他们在一起读书，整整四年。他们住宿在学校里过集体生活。连假期中也是这样，很少回家。从第二学年开始，周恩来和张鸿诰、常策欧三人，自愿结合，住进新建的西斋35号，一起住了两年。后来周恩来提议：我们一块住了两年，交谊很深，但这样下去我们和别人接触太少，应该分开，同其他同学住在一起，这样可以团结更多的同学。张鸿诰和常策欧都表示同意。这样，最后一年周恩来同蔡凤等住在一起。

    周恩来在南开四年，“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张鸿诰也得到周恩来很多帮助。周恩来在学校里不仅语文成绩名列前茅，而且数学成绩也很好。张鸿诰经常求周恩来讲解数学中的疑难习题，周恩来总是有求必应，不厌其详，使张鸿诰获益良多。入学的第二年，周恩来和张蓬仙、常策欧三人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这个会的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入会的同学很多，张鸿诰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张鸿诰后来回忆说：“由于周恩来同志的组织和领导，敬业乐群会团结了许多进步同学，启发提高了同学们的觉悟。”

    1917年6月，周恩来和张鸿诰都从南开学校毕业。那时日本政府与清政府订立的由日本代培中国留学生15年的协定尚未满期。根据该协定：凡是中国自费留日学生，能考入指定的日本大专院校之一的，就由中国政府给予官费生待遇，直至学成返国为止。周恩来和张鸿诰都准备东渡日本求学。周恩来于1917年9月东渡日本，开始其留日生活。他东渡之前，曾作诗以自勉：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张鸿诰去日本后，于1918年3月考上中国指定的官费待遇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科，并从中国留学生监督处领到了一个月官费。可是，张鸿诰从到日本留学的第一天起，就准备上大学学工科，因而一直打算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然后进大学。只是因该校考期在6月，此时若报考一高就必须先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退学，张鸿诰担心万一第一高等学校考试失败，那就连高等师范学校也上不成了。何去何从，张鸿诰不能确定，于是他请周恩来帮助拿主意。周恩来说：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而应该考虑国家的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决定取舍，你既能考上高师，为什么怕考不上一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张鸿诰退掉高师的学籍，又于6月考入东京一高，后来果然实现了学工的夙愿，解决了一生工作的专业方向。

    周恩来去日本后，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1918年春季，当时的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领土主权的消息广泛流传，中国留日学生以东京神田区中国青年会会馆为据点，不断举行抗议集会，最后由留日同学会发起组织排日救国运动。周恩来因当时时常参加爱国运动而影响了学习，以至入学考试失败。当他得知母校南开学校决定创办大学部时，下决心回国学习。离日本回国前夕，张鸿诰等同窗好友为周恩来饯行，请周恩来书赠留念。周恩来挥毫书赠了《大江歌罢掉头东》诗，并在诗后写有“右诗乃吾十九岁东渡时所作”，“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书此留为再别纪念”等字句，同时还写明书赠此诗也是为了自督。张鸿诰把这首题诗视若珍宝，一直收藏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题诗才得以和广大群众见面。

    周恩来参加革命后，曾于1930年夏在哈尔滨同张鸿诰见过面。周恩来当时已是中共领导人之一，是从苏联返国途中经过哈尔滨的，但在白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处境十分危险。张鸿诰当时和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同在哈尔滨电业局工作。为了周恩来的安全，张鸿诰用电业局汽车送周恩来到哈尔滨车站。张鸿诰本来准备下车送周恩来进站，可是周恩来担心这样会暴露张鸿诰，影响张鸿诰的安全，便坚决地阻止了。周恩来贴近张鸿诰的耳边轻声说：“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不要连累了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总管内政外交，日理万机。百忙之中，周恩来没有忘记老同学张鸿诰。1949年11月，他们又相聚在一起，共叙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回忆学生时代的情景。当张鸿诰提到他们一起在日本留学时，周恩来在1919年3月回国前夕，为了留念给张鸿诰写的那张横幅还珍藏在身边，张鸿诰说：“将来我要把它送给博物馆。”周恩来谦虚地说：“不，不，我还很不够。”在周恩来看来“破壁”（打破现状）不易，“济世”更不易，革命成功，但建设国家的道路仍然是艰辛而漫长的。周恩来担任26年总理期间，不正是在实践着他“济世”的宏愿吗？

    周恩来和任白涛

    1939年5月，重庆遭到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后不久，《新蜀报》广告栏出现一则寻人启事，全文是：“任白涛兄：弟已回渝，仍寓曾家岩渔村，兄现寓何处？请告。翔宇启。”

    当时，从上海辗转来到重庆的任白涛、邓涧云夫妇，暂寓川鄂旅馆，见到这则启事，知道老友周恩来已回到了重庆。“翔宇”是周恩来的别名，1917年任白涛在日本东京与周恩来缔交，颇称莫逆，1919年分手，阔别已20载了。

    为什么会登出这则寻人启事呢？任白涛于是年4月间抵达重庆，即往曾家岩访老友，可是周恩来去第三战区（东南战场）视察去了，没有见着，只好留下“白象街商务印书馆转”的地址，怏怏而去（按：任白涛是商务印书馆特约撰述，写成一部130万字的《综合新闻学》交商务出版，因战事关系，仅印一、二两册，三、四两册排版后未付印）。在5月3、4日大轰炸时，白象街一带竟成一片废墟，周恩来返渝后担心老友遭到不测，一时又无法探询，只能登报寻人了。

    任白涛见到寻人启事的第二天，即往曾家岩看望周恩来，并以别后从事新闻研究工作的情况相告，表示愿为抗战期间国际新闻宣传事业效劳。当时在座的还有陆诒和陈家康两位同志。

    周恩来当时还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乃向郭沫若介绍任白涛到第三厅担任设计委员，因任白涛通晓日文，熟悉新闻工作，正好让他从事对敌宣传。任白涛所撰文稿资料，则存放在曾家岩，由周恩来代为妥善保管。周恩来说：“这是人民的财产啊！”

    解放后，周总理获悉任白涛生活清苦及工作情况，致电邀请赴北京工作。1952年7月，任白涛整装待发，不幸突然中风，抢救不及，竟于8月31日病逝上海，终年62岁。其遗稿、往来函件、日记、资料以及所著《综合新闻学》等遗物，均按周总理指示和任白涛生前愿望，全部交给国家，分别由上海图书馆及上海博物馆保存。

    （肖曼 嘉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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